第一篇：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關鍵詞：市場經濟；高等教育；財政體制

高等教育財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我國財政體制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與此相適應，我國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探討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系，對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及其弊端

計劃經濟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擔負著為社會經濟發展培養高層次人才的職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是政府的整個計劃體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運行機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然后計劃部門據此來確定人才需求計劃，制定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計劃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計劃，財政部門再根據招生計劃的定額確定高等教育的撥款計劃。高等學校必須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計劃要求來確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用人計劃、課程設置計劃和教學計劃。經過按計劃培養過程，國家再制定高等院校畢業生分配計劃，用人單位根據國家計劃接受統一分配的學生。[1]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包攬高等教育辦學。財政撥款是高等教育經費的唯一來源，這種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實行“統一列支、分級管理”的體制。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的財政體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被稱為“統收統支”，各級地方政府都沒有自己的獨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財政收入并制定一個包括全部下級政府的統一預算。這種財政安排也將教育部門包括進來。教育經費列入國家預算，由國家財政統一列支，實行統一領導，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縣分級管理的體制。財政部根據教育部和國家計委提供的教育事業發展計劃，按照“定員定額”的核算辦法分別給各部門、各地區核定教育經費。中央各部委所屬院校的經費由財政部撥到有關部委，然后再經過各部委下達到學校。地方所屬院校的經費由地方財政部門根據中央財政部下達的經費指標，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經費的使用實行“專款專用、結余上繳”的原則。財政部在按照“定員定額”法核定高等教育經費的同時，對經費的使用范圍實行嚴格的限制，即“專款專用、結余上繳”。“定員定額”法核算教育經費，包括兩個部分：（1）教職工人員經費開支，其中有標準工資、補助工資以及職工福利費三項；（2）學生經費開支，其中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修繕費、助（獎）學金。此外，還設有一些專項撥款。[2]這種撥款方法保證了人員經費的開支，但在制定各項經費開支標準的同時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圍。例如，教學業務費不能用于教學設備購置，行政公務費不能用于教學業務，造成了學校有限資金的分散、割裂。學校對此無統籌安排，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經費使用效率的積極性。加上在年終決算后將全部結余款項交回國家財政，高等學校本身缺乏經費使用方面的自主權。許多學校往往是年終決算前“突擊花錢”，力求把分到手的錢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費使用不當，降低了學校的辦學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采用“基數加發展”的撥款方式。所謂“基數加發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經費份額為基數，考慮當年度各項發展的需要和國家財力的可能，確定當年的經費分配額度。這是一種漸進式的經費分配方式。這種經費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預算時，決策機構參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數，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經費就越多，助長了高校花錢不顧效益，形成學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現象。同時，這種經費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競爭機制，基數的確定主觀性因素極大。一些高校對決策部門的影響往往起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在“基數加發展”的經費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學生人均經費差別較大。

這種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曾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帶來一些弊端。

第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受到國家財政及指令性計劃的嚴格約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動必須以按計劃分配的資源為條件。學校缺乏主動籌集經費的自主權和積極性。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在這種體制下只能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進入高等院校學習的機會，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日益增長的對各種專門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不利于發揮地方投資辦教育的積極性，影響了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據行業的發展計劃和相應的人才需求計劃設置為本行業服務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門所管轄的高等教育機構自成體系，搞小而全，院校和專業重復設置，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條塊分割”和“部門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門經濟、產品經濟的附屬物。同時也造成了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高級專門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類、專業分布不合理狀況。重視人才培養的部門給所屬高等院校的投資就多，反之，投資就少。這樣逐漸形成的人才擁有和培養狀況不平衡，導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銳化，造成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浪費。

第三，部門投資和部門辦學導致專業設置過窄，培養的學生理論基礎薄弱，知識面不寬，適應性不強。此外，人才的培養與分配為投資部門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動，所帶來的人才積壓、用非所學、高才低用、近親繁殖等消極后果也很嚴重，使國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資得到的宏觀效益不高。

二、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和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區別就在于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嚴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對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等進行配置，后者則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按照市場的供求規律對社會經濟資源進行配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應符合三項基本的原則：（1）透明性原則，即資源配置的標準和機制應確定且公開；

（3）公平性原則，即資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會群體得到公平的對待；（3）效益性原則，即資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勵高等教育系統在資源籌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我國原有的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勢在必行。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財政體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撥款體制的改革。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轉軌客觀上要求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以便各地能夠更好地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這種客觀要求反映到財政體制改革上，即由過去中央政府“統收統支”、全國“吃大鍋飯”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改變成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分灶吃飯”新體制。按照這種安排，財政收入按來源被分為中央固定財政收入、地方固定財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財政收入。與之相適應，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進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撥款也相應地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切塊安排，從而改變了原來的由中央財政部門與教育部門聯合下達教育事業費支出指標的管理體制。這種高等教育經費撥款的改革，實質是中央財政只負責中央各部委所屬高校的經費，地方高等院校的經費需求完全由地方財政供給。[3]在新體制下，中央財政的任務更多是宏觀調控和規劃。這樣就把對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資和管理的自主權賦予了地方政府，從而調動了地方政府舉辦高等教育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根據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適當調整本地區的高等教育投資，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地方高等院校的數目有了明顯增長，就是這種擴大地方自主權的改革所帶來的成果。

第二，高等學校經費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不僅要求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而且要求賦予高等院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使得高等院校能夠主動適應千變萬化的人才市場需求，調整辦學方向和專業設置，主動面向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與此相適應，高等學校的經費使用制度由“專款專用、結余上繳”改為“預算包干，結余留用”。即高等學校按照國家下達的年度預算經費，包干使用，年終結余全部留歸高等學校結轉下年度使用。這項改革賦予了高等學校在資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權，形成促進學校提高經費使用效益的激勵機制，使得學校能夠把提高辦學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機地集合起來，充分調動其主觀能動性。

第三，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的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資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過去“基數加發展”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競爭機制，與市場經濟的原則不相適應。因此，教育財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經費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數加發展”改為“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新方式。這一經費分配方法由“綜合定額撥款”和“專項撥款”兩個部分組成。“綜合定額”指由財務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根據培養成本確定教育經費的定額標準，區別各類層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專業，定額標準有所不同。“綜合定額”部分包括：教職工人員經費、學生獎貸學金、行政公務費、教學業務費、設備費、修繕費、其他費用等幾個項目。“專項撥款”部分是對綜合定額的補充，是根據各個高等學校的特殊發展需要，由財政部門和教育主管部門另行單獨安排給高校使用的專項經費，包括：專業設備補充費、長期外籍專家經費、離退休人員經費、世界銀行貸款設備維護費和特殊項目補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工程中央撥款即為專項撥款中的一項。該專項的內容為：從1999年起3年中央財政共安排60多億元，分別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和已經接近并有條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學科的重點建設。該項資金主要用于項目實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員經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和其他費用。該計劃的實施程序為項目單位按有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項目預算，報財政部、教育部審批，然后按批準的預算和現行財政渠道請領、使用資金，最后按照有關規定編制項目資金決算。專項資金的管理實行“按項核算、專款專用”的原則。專項資金一經審定，必須嚴格執行。但是考慮到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工程作為特殊專項，有關學校在報請教育部批準后。可在不改變項目總預算的前提下，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部分內部調整，所做調整報財政部、教育部備案。由此可

見，為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資金的分配方面給予學校更大的自主權。

總之，“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撥款方式基于對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為規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顯進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盡管這種撥款方式仍然存在著不少的缺陷，畢竟這一改革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第四，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結構的變革。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撥款是高等學校經費的唯一來源。個人和企事業單位從高等教育中獲得的收益是統合在整個國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對獨立的經濟收益并未顯露出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個人和企事業單位成了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國家的分配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由原來的藏富于國轉變為藏富于民。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相對下降，從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雖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國民生產總值分配到個人的比例從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再單純依靠國家財政撥款統包高等院校的全部辦學經費是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現實的。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場經濟的“受益者應根據其支付能力分組成本”的原則，改革過去那種單純依賴國家撥款的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結構，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辦學經費，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選擇。通過十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國已經形成了“財、費、稅、產、社、基、科、貸、息”等九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財”是指國家財政撥款。高等教育投資不僅可以為受教育者個人帶來收益，而且可以為全社會帶來很高的社會收益。政府是全社會的代表，其撥款應該成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主渠道。“費”是指高等學校向學生收取的合理學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的市場化，高等教育的個人收益率明顯提高。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擔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稅”是指企事業單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據《教育法》規定交納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稅費或稅收性質的資金。“產”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從校辦企業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會各界向高等學校提供的捐贈。“基”是指各種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學校通過承接科研課題，或與企事業單位進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開發、科技咨詢、科技成果轉讓等服務所取得的收入。“貸”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政策通過金融機構獲得的用于學校發展的貸款。“息”是指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政策對臨時沉淀的資金進行合理的管理運作，從資本市場上取得的利息收入。這些經費來源渠道以及各個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變化著。

第五，與高等教育撥款渠道相關的管理體制改革。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長期形成的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導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門分割、條塊分割”，部門之間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難以流動的現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調整”的方針進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學校、化轉為地方管理、合作辦學等多種方式對公辦高等院校進行調整。截至2000年8月，全國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組建為200多所。原國務院50多個部委直屬的400多所高校除極少數改為教育部管理，多數院校下放地方或實行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為主，絕大多數中央部門不再辦學。[5]條塊分割的辦學體制被徹底打破。與此相適應，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學校的經費來源仍由中央財政支付，地方政府則給予相應資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戰

我國加入WTO在客觀上對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將加快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為應對WTO對高等教育的挑戰，我們要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不斷克服原有計劃經濟條件下遺留的問題以及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使高等教育財政體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不斷完善。

第一，加大國家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市場的對外開放，國外的教育機構和跨國公司將會進入中國這一巨大的教育市場。這就要求我國高等教育樹立市場意識，提高競爭力。首先，政府要繼續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國家財政撥款仍然是我國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主渠道。由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業和個人傾斜，導致教育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間。與國際平均水平相差甚遠。為了保證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增強高等學校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政府應積極調整財政政策，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和預算內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要確保實現“三個增長”，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撥款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逐步增長，以及教師工資和生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其次，我們要善于利用國際合作辦學的方式，利用國際的高等教育資源，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二，進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高等教育的辦學主體、辦學形式、辦學層次會進一步多樣化。不同層次的學校、同一層次不同類型的學校，他們的成本行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層次、同一類型的學校，由于辦學主體不同。國際間的聯系不同，成本行為不同。我們要認真研究我國高等教育的成本行為規律、進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使我國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國目前的“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較過去的“基數加發展”的“漸進式”分配方式有較大進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但“綜合定額”是一種以學生數為單一政策參數的撥款公式，過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間的差別。以學生人數作為唯一的政策參數，學生多則意味著得到的經費多，致使一些高校為獲得較多經費不切實際地增加招生人數，擴大辦學規模，然而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配置跟不上，結果教學質量大幅度下降。為此，我們要改革按學生人數撥款的辦法，把教員及其結構、行政管理人員和后勤服務人員、學生數、以及建筑面積等納入到撥款公式中來建立多政策參數的撥款公式。這將是今后高教財政體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制度化。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多元化要進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調整國家財政政策、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外，還應該通過立法，通過一定程度的減稅和免稅政策，鼓勵社會各界捐資助學，推動高教事業的發展。高等學校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充分利用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在全面完成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廣泛開展各種社會服務，拓寬經費來源渠道，使學校創收收入穩步增長。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制度，使高等學校的收費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時學費的制定應考慮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人民群眾的經濟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區、不同學科、不同層次，高等學校收費比例有所不同，實施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屬地化原則。[6]隨著我國加入WTO，中國

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主流。中國的高等教育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應積極地組織和利用國際優質資源。與此同時，銀行、金融、保險等行業將逐步對外開放，我國的資本市場將更加成熟、規范，在新的條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資本市場籌集教育基金，比如發行教育債券、建立與發展教育投資基金。以及更加積極地開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資活動是我們需進一步認真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閔維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運行機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邁，周為。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撥款體制[J].教育與研究，1991，（4）。

[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5]左春明，一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J].神州學人，2000，（10）。

[6]鄧婭，閔維方。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與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屬地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2，（6）。

第二篇：我國財政體制改革

課程名稱

論文題目

授課教師

姓名

學號

系別

日期

成績

我國財政體制改革

摘要：綜觀我國近十年來的財政體制改革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的改革進程：第一

階段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目的是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和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第二階段是1998年開始推行的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轉變財政職能，優化支出結構，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目前我國的財政層次過多，是影響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和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建議取消鄉鎮財政，實行鄉財縣管；取消市級（地級市）財政對縣級財政的管理，實行省級財政直接管理縣級財政。這樣一來，全國的財政級次變為三級，即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縣（地級市、縣級市）三級，增強各級財政的調控能力。

關鍵詞：改革；財政體制；趨勢分析

正文：

1994年以來，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國積極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在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和公共財政基本框架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基本構建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框架，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與此同時，由于改革的漸進性和不完善性，以及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形勢的變化，財政體制運行中的不適應、不配套、不協調等矛盾開始激化和暴露出來，需要繼續深化財政體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以適應當前財經形勢發展的需要。

1．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回顧

綜觀我國近十年來的財政體制改革脈絡，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的改革進程：第一階段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目的是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和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第二階段是1998年開始推行的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轉變財政職能，優化支出結構，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這兩個階段的改革都獲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積極成效。

1.1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其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和簡化稅制的原則，改革工商稅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財政包干制改革為能夠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分稅制，建立中央和地方兩個稅收體系。

在中央和地方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首先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國的稅收制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稅種較多、稅率難定、重復征稅、隨意減免等問題十分突出，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

經過實踐的檢驗，我國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一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了國家與企業、個人的分配關系，建立了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這一改革的成功實施，結束了我國長期實行的以減稅讓利和財政退讓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支持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增強了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資源的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均快速增長的雙贏的財政體制，調動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近年來，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對稅制和分稅制財政體制又進行了一些改革。一是農村稅費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鄉鎮統籌費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先期試點的地方改革表明，這項改革規范了農村的分配關系，減輕了農民負擔，農民人均減負率一般在30％左右，農村“三亂”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對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進一步調整稅制。

1.2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進展分析

1998年以后，財政改革的重點轉向財政支出體制，目標是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在推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方面，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門預算；二是

實行國庫集中支付；三是推進政府采購改革；四是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實行部門預算，增強了預算的完整性、統一性，部門的各種財政性資金（包括預算內外資金）全部在一本預算中編制，所有收支項目都在預算中反映出來。

實行國庫集中收付，是將所有的財政資金納入國庫單一賬戶，所有的財政支出由國庫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門和單位在銀行設立的收支賬戶。

實行政府集中采購，克服了過去分散采購的許多弊端，如采購資金的分配和使用脫節，無法有效進行監督；采購效益不高，采購的產品和服務往往價高質次；采購過程不透明、不公開，容易滋生腐敗，等等。

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從收入方面，防止了部門和單位亂收、濫罰及坐收坐支；從支出方面，執收單位上繳收入不再與其支出安排掛鉤，有利于執收單位公正執法。

與此同時，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我國各級財政逐步減少了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支出，加大了教、科、文、衛、社保等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方面的重點支出，財政支出結構逐步向公共支出轉變。總之，經過近五年的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優化了支出結構，增加了財政支出管理的科學性，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

2．今后我國財政改革的側重點和趨勢分析

過去的財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但由于改革的漸進性，新的財政制度、機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協調、不適應、不規范等問題。結合當前經濟發展的形勢，今后必須在以下方面繼續深化財政改革：

2.1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繼續深化財政預算管理改革

經過1998年以來的財政支出體制改革，我國雖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離建立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仍有較大距離。公共財政體制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進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財政的主要職能和基本定位。二是財政的運行機制。三是科學的方法和有效的監督。在這三個層次中，預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財政的職能要通過預算的安排體現出來，即通過預算得以實現；其次，科學、細化、規范的預算管理，是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購正常運行的基礎；再次，預算是財政監督的依據，具有法律效力。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必須要不斷深化預算管理改革。我國在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購等方面已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這使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進入了核心和攻堅的階段，即深化預算改革階段。

財政支出預算是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購以及加強財政監督的依據，也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益的關鍵，因此，必須要細化預算的編制。目前的預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員工資和共用經費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專項經費部分；三是轉移支付部分，即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

2.2按照財權、事權對等的原則，繼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

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以來，逐漸暴露出來的不協調、不匹配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基層財政越來越困難。

近年來的情況顯示，現在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的結果是，財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權仍在基層，甚至呈擴大的趨勢。尤其是許多該財政承擔的支出，農民負擔過重已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的稅費改革，這部分支出開始回歸財政，基層財政的事權反而在擴大。因此，在這兩個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縣、鄉財政困難的矛盾開始激化。

分稅制財政體制能夠成功運行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各級政府有自己的主體收入，用自己的財力辦自己的事情。依賴不斷增強和上移的必然結果，分稅制財政體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轉化為“跑上”的積極性。因此，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解決基層財政的實

際困難，核心是確立一級財政，就要使這級財政有能夠基本滿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財力，在輔之少量的轉移支付財力的情況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建議取消鄉鎮財政，實行鄉財縣管；取消市級（地級市）財政對縣級財政的管理，實行省級財政直接管理縣級財政。這樣一來，全國的財政級次變為三級，即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縣（地級市、縣級市）三級，增強各級財政的調控能力。

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相對稱，是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的又一基本要求。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一是中央財政的職責重大,另一個是縣級財政的職責重大。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要增加縣級財政的主體稅種，擴大稅收分享中縣級財政分享的比例，同時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強縣級財政的實力。

2.3按照公共財政和城鄉一體原則，繼續改革農村財稅制度

目前，我國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其主要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分配關系，遏制農村“三亂”現象的發生。從試點情況看，農村稅費改革確實實現了上述目標，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現在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并沒有根本改變我國1958年左右形成的農村稅收體系，農村仍然實行有別于城市的稅收制度。

從稅收負擔看，目前農村居民普遍相對高于城市居民。許多工商稅都有起征點和免征額，如增值稅、營業稅等，但農業稅沒有，無論農業生產的成本多大，也無論農業生產的凈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繳納固定比例的農業稅。目前，許多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還不如城市居民的“低保”水平，尤其在很多貧困地區，但在城市享受照顧，而在農村確要納稅。因此，相對城市居民來說，農民的稅收負擔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稅制上設置了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待遇。從實現我國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出發，必須繼續深化我國的農村稅收制度改革。長遠的目標，應是逐步建立城鄉基本協調的稅收制度，將農業稅改為體現農民純收益的具有和城市個人所得稅有大致相同的起征點和免征額的新型收益稅。當前，“三農”問題已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市場恢復乏力，已嚴重影響了國內有效需求的擴張。目前，增加農民收入，已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為此，在農村新的稅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議目前免除一切農業稅。

在我國現行的財政支出政策體系中，財政與農民的關系，主導的觀念是財政支農。這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時期特征的觀念，是改革開放20多年后的今天仍能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早已過時的觀念。

財政支農的觀念，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很不一致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國有經濟，還是集體經濟、個體經濟或者私營經濟，都是市場經濟中的活動主體，都有義務按照國家統一稅法的規定，積極主動地向國家納稅，同時也有權利享受國家一視同仁地向社會成員提供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其實，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財政政策已逐步從區別性的政策走向共同性的政策。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今后我國農民應該和城市居民一樣同等地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由國家財政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就必然要求徹底拋棄帶有區別性和歧視性的財政支農觀念。

3．結語

農村的許多公共產品，如基礎設施、教育、社會保障等，不僅在屬性上與城市公共產品是一樣的，而且許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也不局限于農村居民，甚至城市居民的受益還要大于農村居民的受益。因此，在供給的方式上也應該采取相同的政策，但現在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存在較大區別，農村的公共產品主要由農民自己負擔。這種厚此薄彼的公共產品供給政策，必然造成城鄉居民發展機會的不均等，進一步拉大城鄉的差別。所以，今后的財政政策調整，要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尤其是目前農村的九年義務教育、飲用水、醫療衛生、養老救濟等農村急迫需要的公共產品，要逐步納入全國統一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社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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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振寧：《分稅制財政體制“缺陷性”研究》，載于《財政研究》2006年第8期

第三篇：中國財政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

財政體制的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各級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經歷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別是1994年的財政分稅體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間財力分配格局調整的同時,著眼于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規范化、科學化與公正化,力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財政運行機制。本報告擬從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角度,對1978年以來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進行概括的回顧,對其現狀進行粗線條的描述,并簡要涉及可能進行的進一步的改革。

本報告的第一部分回顧中國財政體制的沿革,著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制度的演變;第二部分描述中國財政體制的現狀,分析當前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縱向財力分配,以及地區間橫向財力分布方面存在的問題;第三部分是對中國財政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建議。

改革以來中國財政體制改革回顧

1978年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經歷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實行對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財政包干體制;后一次則是適應市場經濟機制的財政分稅體制改革,盡管其中還存在很多缺陷。1.財政包干體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國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以財政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率先進行。為了改革過去中央政府統收統支的集中財政管理體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方面,對大多數省份實行了“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預算管理體制,建立了財政包干體制的基礎。從1982年開始逐步改為“總額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辦法。

(2)1985年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預算管理體制,以適應1984年兩步利改稅改革的需要。

(3)1988年為了配合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的承包經營責任制,開始實行6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包括“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遞增包干”、“定額上解”和“定額補助”。

2.對財政包干體制評價

(1)財政包干體制的歷史作用

首先,實行財政包干體制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的過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職能部門不再下達指標,地方政府由原來被動安排財政收支轉變為主動參與經濟管理,體現了“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

其次,歷次的財政體制改革都是對原有體制某種程度的完善,在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方面顯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財力的不斷增強使其有能力增加對本地區的重點建設項目,以及教育、科學、衛生等各項事業的投入,促進了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的發展。

再次,財政體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領域的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激發出地方政府的經濟活力,帶動財政收入增長,為其他改革提供了財力支持。(2)財政包干體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體制注重政府間收入在所有制關系下的劃分,缺乏合理依據,是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對一討價還價的財政包干體制缺乏必要的公開性。1980-1993年間,中央與省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同時并存多種體制形式。不同體制形式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彈性不一致,體制形式的選擇也存在機會不均等,以及信息不對稱和決策不透明等因素,都導致財力分配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財政體制的決策程序采用一對一談判方式,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財政收支行為也缺乏監督和控制手段。

第二,基數核定方法不科學。基數核定指每一次體制調整都用地方政府以往的既得財力為基數。由于不同的財政體制形式對既得利益的形成作用程度存在差別,因此既得利益并非公正。同時,在稅法相對統一,稅收征管權力相對集中的背景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決定著各地方政府的稅基規模,因此,既得利益中含有非主觀努力的成分。保既得利益的做法將這些因素固定化、合法化了。

第三,注重既得利益導致財政包干體制缺乏橫向公平性。保證既得利益一直是貫穿財政體制改革的主線,使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始終圍繞財力的切割、財權的集散而展開,較少考慮橫向財政分配關系,沒有完整的橫向財政調節機制,調節地區間不平等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功能沒有成為體制設計的政策目標。

第四,財力分散,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宏觀調節能力。財政包干體制包死了上交中央的數額,導致中央財政在新增收入中的份額逐步下降,宏觀調控能力弱化。同時財政包干體制還對產業政策產生逆向調節,地方政府受利益驅動支持高稅率產業發展,導致長線更長、短線瓶頸制約更明顯、地區間產業結構趨同。3.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

(1)分稅體制的改革目標(略)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成為分稅財政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

實現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的規范化是分稅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目標。

通過調節地區間分配格局,促進地區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實現橫向財政公平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也是分稅體制的預想目標之一,但這一目標未能實現。

(2)1994年分稅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首先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入劃分。結合1994年的稅制改革,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作了較大調整: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

其次,在政府支出方面,由于政府間事權劃分沒有新的實質性變化,因此,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維持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劃分格局。

第三,建立稅收返還制度。為保證舊體制的地方既得利益格局,中央對地方凈上劃收入以1993年為基數給予地方政府稅收返還;在此之后,稅收返還在1993年的基數上逐年遞增。如果1994年以后地方凈上劃收入達不到1993年的基數,則相應扣減稅收返還。

第四,保留原體制的上解與補助辦法,并在1995年建立了過渡期轉移支付制度。(3)分稅體制改革的成效評價

與以往歷次財政體制改革不同,1994年的財政分稅體制改革,是建國以來調整利益格局最為明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

首先,分稅體制改革使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相對規范化。分稅體制改變了原來的財政包干下多種體制形式并存的格局,使得中央和省級政府間的財政分配關系相對規范化。

其次,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比重明顯提高。新體制對各級政府組織財政收入的激勵作用較為明顯。全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特別是中央收入比重,以及中央在新增收入中所得份額都有明顯提高,形成了較為合理的縱向財力分配機制。

再次,形成了普遍補助格局,初步建立了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為建立較為規范的橫向財力均衡制度打下了基礎。

中國財政體制的現狀和問題 1.政府角色的轉變

政府的財政收支反映了政府職能的履行,公開的政府需要透明的財政。

經濟快速發展中,在政府行為和管理觀念轉變的同時,必須建立透明的,高效率的稅收體制,預算制度和財政政策體系。2.現行財政體制中的支出結構 中國目前預算內支出總量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發達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60和70年代的總體水平。更為重要的是,1980年以來的歷次財政改革,都是針對政府收入的劃分,而政府支出結構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改革后各項政府支出的比重雖然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如經濟建設費和國防費比重有所下降,行政事業費和社會文教費比重上升(見表1),但仍只是數量的變化,而沒有發生質的改變。

這種非市場經濟型的政府支出框架,是改革以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忽視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的總體經濟思維方式在財政部門的具體體現。有限的政府應該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應該做什么,仍然是模糊的。整個90年代政府預算內支出的總量規模按當年價格增長了4倍以上,但各項支出仍然處于短缺狀態。原因是政府支出中包括了一些應該由市場做,并且市場也可以做好的事項。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那些應該完全由政府承擔,或主要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反而資金投入不足,被稱為政府支出中的越位和缺位。特別是在政府重點公共支出上,存在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和管理級次偏下的問題。見專欄1.3.政府間財政關系中的問題

財政分稅體制已經實行了9年,除了當時設計時即已存在的缺陷外,在運行中也不斷產生一些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外部環境尚待完善,需要配套改革才能加以解決。

(1)分稅體制改革沒有涉及政府間支出劃分,現行的政府間支出劃分格局與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還存在差距。既有中央事務要求地方政府負擔或部分負擔支出的現象,又有地方事務中央安排支出的情況。中央政府在為委托性事務或共同負擔事務提供資金方面沒有形成規范、統一的辦法,撥款的確定存在隨意性,對其使用效果沒有監督機制,資金使用效益低下。(2)收入劃分仍不盡合理。地區[1][2][3]下一頁

第四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

結合中國實際，論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職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財政職能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及經濟穩定職能。

資源配置職能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即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由于存在著公共品、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活動的外在性等情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還需要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財政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的主要杠桿，是政府配置資源的主體。因為，在經濟體系中，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數量有時是過度的，有時是不足的，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缺乏效率。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就表現在對市場提供過度的商品和勞務數量進行校正，而對市場提供不足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補充，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資源配置職能的主要內容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財政可通過采取轉移支付制度和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完善基礎設施、提供信息服務等方法，促進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推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二是財政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實現優化產業結構的目標。如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項目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高，政府就可通過產業政策指導和集中性資金支持，防止規模不經濟的產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資外，還可利用財政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方向，以及補貼等方式調節資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三是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政府一般以稅收等形式籌措資金，以不損害市場機制和秩序為原則，提供公共商品。

財政配置職能的基本要求包括：1.比例確定，實現資源配置總體效率：

；2.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源配置的結構效率；3.合理安排政府投資規模、結構，保證國家重點建設；4.市場效率損失最小化；5.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本身的效率。

提供公共產品是財政配置資源的首要內容。主要包括：國家防務，公共管理，建造公共工程，干預外溢性行為，自然壟斷領域。

收入分配職能

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是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分配的目標，對市場經濟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調整的職責和功能。公平分配的兩個層次：

經濟公平：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強調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對稱，它是在平等競爭的環境下由等價交換來實現的。

社會公平：指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應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以社會能接受為限度。社會分配不公的原因:1.個人所擁有的資本和私人財富的不同；2.個人天賦和勞動能力的差異以及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不同；3.市場經濟中存在著非競爭性。

在各種不同的財政手段中，實現再分配的最直接的手段有：

一、稅收轉移支付，即對高收入家庭課征累進所得稅并對低收入家庭給予補助二者相結合的方法；

二、用累進所得稅的收入，為使低收入家庭獲益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三、對主要由高收入消費者購買的產品進行課稅，并同時對主要為低收入消費者使用的其他產品給予補貼二者相結合的方法；

四、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實際收入增加，個人收入差距縮小；

五、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人口的合理流動，這是調動勞動者勞動積極性，遏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有效途徑。

經濟穩定職能

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是財政的經濟穩定職能的三個方面。要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就必須采取相機抉擇政策，即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即時變動財政收入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消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擴張的財政政策。同時采用“自動”穩定裝置，以不變應萬變，減緩經濟的波動。在政府稅收方面，主要體現在累進的所得稅上。當經濟處于高峰期時，可抑制需求；當經濟處于低谷時，刺激需求，促使經濟復蘇。在政府支出方面，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支出上，用以控制在不同經濟發展時期失業人口的數量。同時還有政府的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這些都是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公共財政的三大職能之間，存在的是既一致又矛盾的關系。

三者之間首先是一致的。

財政的公平與穩定職能的實現，其前提條件是效率職能的實現。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公平問題。也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宏觀經濟的穩定問題。一個沒有效率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是走向沒落的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是效率問題，缺乏效率，經濟增長乏力，更多的將是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是談不上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的。

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政策目標之間，也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

公平與效率始終是一對矛盾，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譬如，希望促進公平，卻損害了效率；而為了提高效率，則必須以公平為代價。我國通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經濟有了迅速的增長，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公平問題也尖銳起來，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穩定。這使得政府在抉擇上陷于兩難困境，需要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作出抉擇和痛苦的取舍。

因此，政府在開展收支活動時，三大職能是應綜合考慮的。

第五篇：淺談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

淺談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

一、教育體制改革的內涵

1．教育體制

教育體制包含教育機構和教育規范兩部分。其中，教育機構包括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實施機構。教育管理機構主要指各級以及各類的教育行政機構以及內部的管理機構；而教育實施機構則主要包括各級別及各類別進行教育實施的學校。而教育規范則指建立起來并且整個教育機構得以正常運轉的制度、措施及方案等。各類教育管理機構與各類別的規范結合因此形成各級各類教育管理體制。

2．教育體制改革

教育體制改革指的是教育機構和教育規范的改革，也就是是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機構職責權限制度的改革。如果對教育體制改革進行進一步延伸，其外延是指各級別各類別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各級別各類別的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而該改革則包括教育行政體制及管理體制的改革。

二、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變遷

(一)建國初期高等教育管理體制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徹底改造舊高等教育體制的任務，實現了國家對高等教育的主權及全國高等教育的統一領導。1958年，教育部著手進行高等學校管理權限下放工作，提出根據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原則，加強地方對教育事業的領導管理。由于在“大躍進”時期，國家對高等教育在宏觀上缺乏統籌規劃和控制指導，高等教育出現了盲目性的發展，呈現出了教育“大躍進”。1961年國家調整了對高等教育的領導和管理，形成了中央統一領導，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的格局。然而1966年到1976年，國家再次將高等教育的領導權、管理權下放給地方，致使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出現無序發展的狀態。為此，自1977年，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以強調集權為主，逐步恢復了中央統一領導、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的體制。

(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始動期

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頒布和實施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進入了新的時期。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發

展，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縱觀高等教育的改革歷程，可大致 1

劃分為以下幾個階

1．啟動階段(1985--1991年)。

《決定》的出臺是我國第一次突破了把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僅僅局限在政府之間的管理權限劃分的框架內，將政府與學校的關系置于改革的中心，高校辦學的主體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突出了高教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由此啟動了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

2．總結、調整、局部推進階段(1992--1997年)。

1993年2月，黨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進一步明確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內容、步驟，并就高等學校招生就業制度、財政撥款制度、學校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總體要求。1995年，黨和政府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并在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會議上將其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3．加大力度、加快發展、全面推進的新階段(1998年至今)。

黨的“十五大”使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進入了加大力度、加快進程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新階段。自1999年開始，高等學校連續三年擴招，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奠定了基礎。2008年，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第十八次全體會議發出了“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時代強音，提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使我國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上。

三、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取得的進展

(一)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不斷推進

隨著高校辦學體制改革的推進、辦學渠道的拓寬、新教育資源的增加，我國進行了多種模式、多種機制的高等教育辦學試驗。經過多年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突破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況，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公辦、民辦高等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高等教育經費籌措體制改革成效顯著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學校的經費僅僅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1993年后，高等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改革進展非常順利，特別是高等教育收費改革與建立對家庭貧困大學生“獎、貸、助、補、免”為主體的助學保障體系同步進行，使改革平穩推進。至2004年，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總額約1800億元，其中，政府財政

撥款約占49％，其他來源約占51％，形成了多方位的資金籌措渠道，使高校教育經費短缺的局面有所改善。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就業制度改革平穩推進

高校招生考試科目實行的“3+X”模式，突出了對考生能力和素質的考查。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徹底擺脫了“統一分配”的模式，試行“雙向選擇”的畢業生就業制度，形成了在國家宏觀政策指導下，政府和學校推薦，學生和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新格局。

四、我國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

雖然目前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然而與建設教育強國的要求相比，教育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問題。

1．教育運行機制尚不成熟

現階段，我國各類別的教育運行機制并未完全成熟。以高等職業教育為例，我國還沒有較為成熟的經驗，而相關的師資隊伍尚待建立，相關的教材、實習實訓基地還不健全，并且培養模式以及教學計劃與社會需求有一定的脫節。因此，雖然高等職業教育連續幾年進行擴招并達到了大眾化的教育水平，卻并沒有為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作好準備，因而高等職業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2．教育經費籌措仍面臨困境

雖然近年來我國不斷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水平與力度，但是財政的教育投入占全國GDP總值的比例一直很低。并且，隨著教育規模急劇擴大的情況下，財政性投入卻并未實現同步增長。從總體上說，對一些地方院校來說，提高收費成為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這卻造成了部分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同時，教育經費問題更成為學校發展的瓶頸。

3．教育教學與社會需求相偏離

整個教育體制以理論教學為主，并未與整個社會的需要緊密地聯系起來。以高等院校為例，有些以學科分類為線索設置專業和課程，而相關的課程與社會實踐脫節嚴重，偏離實用性以及社會對人才素質整體需要。近幾年來，縱使很多高校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但實際上卻是單純地進行教育灌輸知識卻忽視了能力培養，這導致了很多學生高分低能問題的出現。

五、十二五期間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

我國教育發展已經經歷了十一五發展的階段，“十一五”規劃綱要表明，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是三大主要任務。然而，鑒于我國目前十一五期間教育發展的問題，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階段，進一步的教育改革勢必要進一步加強。“十二五”階段，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

1．科學規劃教育發展體系

“十二五”期間，我國應該科學規劃國家教育發展，遵循分類清晰、布局均衡、結構合理的原則，從而形成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協調的教育體系。目前，我國逐步從農業大國向新型工作大國轉變，并且逐步向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階段邁進。因此，對于我國教育體制改革而言，人才培養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也就是說，國家應該在力發展應用型、自主創新型人才，從而建立擁有自主技術與創新能力，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的強有力的支撐體系。

2．建立教育的有效競爭機制

政府必須打破教育獨家壟斷格局，從而保證教育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因此，必須建立公平競爭的教育供給機制。該做法的意義在于：1）強化教育與科研院所、企事業機構的聯系；2）增加非政府部門與個人對教育的投資比例；3）加強私立或民辦學校的作用，從而形成多元化辦學格局。

3．繼續加強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

教育的財政性投入是保證其發展的基礎與手段。因此，我國還應繼續增加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使教育事權與財政權相匹配，從而實現教育公平。為實現該目標，我國必須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從而使每個公民都能夠享受教育的權利。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原則，我國應進一步協調教育的管理體制與公共財政體制。也就是說，中英政府承擔義務教育投資的責任，并實現相對集中的公共財政機制，然而，教育的管理工作由地方負責。與此同時，針對二元經濟結構導致的教育投入問題，國家必須建立經費轉移的制度。

4．更新高考制度與學位管理模式

我國應該更新高考制度與學位管理的模式，可初步采取一年多次高考的制度以及學分制的學位管理機制。教育人才的培養應該兼顧應用型人才與學術型人

才，而在實踐中以應用型人才為主。因此，相應的人才選拔制度也應該適應人才培養的目標，即擁有兩種培養潛質的人才都有機會被高等教育錄取，而不能局限于參加高考的高中生。

5．建立間接的教育管理體制

我國將將教育權、行政權與學術權力分離，從而建立間接的教育管理體制。政府教育行政的職責主要應體現為：確立國家教育的資源布局，制定國家公共教育發展規劃，調整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建立教育市場規范化管理體系。而對于教育行政機構與辦學主體間的關系，不能夠為行政上的隸屬關系，而應為服務與被服務、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