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我國稅權劃分的基本思路

完善我國稅權劃分的基本思路

一、制定“稅收基本法”，將稅權劃分納入法律框架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政府間財稅關系的正常有效運轉必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證。長期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稅權劃分一直在法律框架以外由中央政府單方面以行政命令、行政法規決定。改革開放以來，《憲法》雖然幾經修改，但稅權的劃分一直未被列入修憲日程，這說明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遠未到位和成熟。為了實現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的規范化和法制化，應該借鑒國際經驗，改變稅權劃分行政化的狀況，由法律對稅收立法權問題作出統一、明確的規定。

我國財稅法學界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應制定一部“稅收基本法”(或“稅收通則”)，作為稅收法律體系的母法。其法律地位介于<憲法》與法律之間，是規范國家稅收問題的憲法性文件，在國家的稅收法律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部稅收立法的來源和依據。“稅收基本法”將對稅收的基本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如稅法體系框架，征稅機關與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稅收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在不同機關、不同層級間的分配，稅務機構的設置，等等。“稅收基本法”的制定，將結束我國稅權劃分行政化的局面，把我國稅權劃分納入法律框架。

二、以《立法法》為依據，切實規范稅收授權立法

一般認為，稅收法定主義原則要求稅收立法只能由立法機關進行，以便于稅收立法權完全保留在直接對選民負責的立法者手中。其實，這是西方代議制民主制度形成初期，民選代表依常識判斷即可對內容簡單的稅收立法進行表決的情形。

隨著19.20世紀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稅收立法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提高，僅靠立法機關進行稅收立法已不能適應社會需要。因此各國往往將一定的稅收立法權授予行政機關行使，稅收授權立法應運而生。正如西方學者韋德在《行政法》中所言，“委任立法所提出的真正的憲法性難題，已經不再是其存在是否合理，而是由于委任立法的激增，已經使議會難以對其進行監督”。顯而易見，授權立法雖然在立法的級次、效力、權威性等方面不如立法機關立法，但在立法程序相對簡化、立法周期較短、對形勢變化的適應性較強等方面又具有優勢。就我國稅收立法的現狀和前景來看，不是要否定稅收授權立法，而是要加以完善，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學者認為我國稅收立法行政化主導的重要原因是稅收立法無法可依。但筆者認為，我國稅收立法有法可依，其法律依據便是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我國第一部《立法法》。

例如《立法法》第九條規定：稅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做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第十條規定：“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范圍。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目的和范圍行使該項權力。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該項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等等。

上述舉例表明，《立法法》對我國的立法問題，包括稅收授權立法問題作出了法律規定。現在的問題是，《立法法》實施已近十年，仍然是行政法規在主導稅收立法，這與我國的法制進程相悖。因此，完善我國稅收立法，必須從切實貫徹《立法法》開始。

一是限定授權立法范圍，確立稅收法律保留制度。《立法法》的規定已經非常明確，稅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僅限于尚未制定法律的稅收基本制度中的“部分事項”。當前改變我國稅收授權立法范圍過寬、沒有授權時間限定的“空白授權”狀態的關鍵，是在法律上明確界定稅收基本制度、基本事項與“部分事項”。

如稅法的基本原則、稅收管轄權的范圍、稅法基本要素的定義、稅收立法權的劃分、稅收管理權的劃分、稅收征收管理規范、稅務機關與納稅人的權利義務，等等，應當屬于“稅收基本制度及其基本事項”的范疇，應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決定。除此之外就屬于“部分事項”的范疇，可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以實現授權立法明確性的原則要求。

二是限定授權立法時間，適時地將稅收行政法規上升為法律。我國的《稅收征管法》、《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的立法實踐充分證明，以法律的形式制定稅收規范對完善我國稅收授權立法和稅收法制建設意義重大。今后，應按照《立法法》的要求，有計劃地將經實踐檢驗比較成熟的、對經濟社會生活有重要影響的如《增值稅暫行條例》等稅收法規依立法程序使之上升為法律，提升稅法級次，改變目前我國稅收行政法規施行二三十年仍未完成立法程序的狀況。

三是健全授權立法的備案制度，加強授權立法監控。根據《立法法》重申的備案制度，應在全國人大內部設立“立法監督委員會”，專司包括授權立法在內的規范性法規文件的審查與監控。立法監督委員會應從程序和實體兩個方面著重審查稅收授權立法的合法性。

如，授權決定是否將禁止授權事項的立法權授出;授權決定是否具有明確性，即授權目的、范圍等要素是否明確：國務院根據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是否違憲：法規是否與授權決定或授權母法相抵觸，該法規是否與其他法律相抵觸;該法規是否溯及既往;該法規是否有再授權;該法規是否有程序瑕疵;等等。

三、堅持中央立法為主，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立法權

我國稅收立法權的劃分，應該立足于我國是實行單一制政體、處于經濟社會轉軌時期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稅權的劃分，必須保證中央宏觀調控的權威，以實現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應充分考慮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適當分權建立地方稅體系，以利于地方政府合理配置當地資源，協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我國應建立中央立法為主、地方立法為輔的稅收立法格局。

按照以上思路，可對我國稅收立法權作如下劃分：對宏觀經濟影響較大的稅種，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等，由中央統一立法和解釋，同時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減免稅政策調整權：對區域性特征比較明顯的稅種，如資源稅、房產稅、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基本的稅收法規由中央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可由地方制定：對稅源零星分散的稅種，如車船稅、車輛購置稅、印花稅和契

稅等，其立法權、征收權和管理權全部劃歸地方。同時賦予省級政府根據本地區經濟資源和稅源情況，在報請中央批準之后，開征某些具有地方特色稅種的權力。

同時必須明確，當前的稅權只能下放到省級政府。而且省級政府稅收立法權的行使，不得與法律法規相抵觸，也不得損害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區的利益。對于損害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區利益的地方稅收立法，中央有權予以廢止。

四、合理設置稅務機關，合理配置稅收管理權限 994年稅制改革以后，國家稅務總局報請國務院批準，全國稅務工作重心實行“兩個轉移”(即轉移到基層、轉移到征管)。也就是說，省級以下稅務機關的工作重心是稅收管理。而實施稅收管理的首要問題是稅務機關的設置。

在我國當前稅權高度集中的背景下，稅務機關的設立有兩種思路可供選擇

一是國稅、地稅合并，建立全國統一的稅務機構，在統一的稅務機構內部實行國稅、地稅業務分別管理。這樣既便于貫徹中央統一的稅收政策，也使前述的國稅、地稅兩個征稅主體交叉征收的矛盾迎刃而解。

二是維持國稅、地稅分設的現狀，合理調整稅收征管范圍。將社會保障費等地方政府收費項目納入地方稅務局的征管范圍。在國稅、地稅征管范圍的劃分上，按照中央稅和共享稅由國家稅務局管理，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管理的原則劃分稅收管理權限，將新老企業所得稅統一納入國家稅務局管理。并將國稅、地稅的稅收管理權限劃分納入法律框架。與此同時，可進行稅務司法機構設立的試點，以加強稅收執法的司法保障。

五、明確地方政府稅收收益權主體地位，規范中央與地方稅收權益劃分

在稅收收益權的劃分上，中央稅與地方稅以及共享稅的劃分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國中央與地方稅收收益權劃分沒有納入法律框架。現行中央與地方稅收權益劃分的依據是國務院1 993年發布的《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和2001年底頒布的《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方案》。顯然，現行稅收權益劃分是中央政府單方面制定的，地方政府并未成為權益主體，也并沒有地方法定的稅收收益權。因此，完善稅權劃分的方向是將中央與地方的稅權劃分納入法律框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稅收基本法”，明確地方稅收收益權的權利主體地位，限定中央政府隨意調整稅收收入歸屬的自由裁量權，使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收入歸屬問題上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收益權才能走向規范化、法治化、科學化的軌道。

第二篇：完善我國公共財政的基本思路

完善我國公共財政的基本思路 公共財政是指國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為市場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動或經濟行為。以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為口徑界定財政職能范圍，并以此構建政府的財政收支體系。這種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構建的政府收支活動模式或財政運行機制模式，在理論上被稱為“公共財政”。

我國公共財政現狀及問題

（一）在財政收入方面。1993年的分稅制改革，雖著眼于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仍保留了內外兩套不同的稅制。外商直接投資在稅收、用地、用工方面享有大量的政策優惠。我國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熱情。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地區、城鄉以及收入的差距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在平抑收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人多地少，資源相對貧乏是我國的基本國情。

（二）在政府間的關系方面。1993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側重于調節中央政府與省級地方政府的關系，對于省級以下的各級地方政府職能的界定、收入來源卻沒有明確規定。在實際操作中，各級政府參照分稅制模式，形成了財力層層集中，事權逐級下放，財權與事權嚴重失衡的局面。

（三）改革、發展、穩定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一是改革。個人所得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會繼續提升。當市場體系已經完善，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時，該稅種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稅種；在支出方面，包括救濟、增加就業技能培訓的社會救助支出比重會繼續提升。二是發展。為降低商務成本，各種經營性收費和規費將繼續降低，；隨著外貿依存度的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重也將提升，改善資本投入環境的支出，如路、橋、電等的支出可能會進一步增加。三是穩定。由于改革的深化與經濟的發展會引起各個層面的利益再分配，導致各階層的收入差距擴大，這種擴大容易引起社會的不穩定，為使社會穩定而引起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將是持久的、深刻的。

（四）縣鄉財政體制現狀及存在問題。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隨著縣鄉經濟的發展，財政收支總量不斷擴大，各地在制定縣鄉財政體制時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央和省的要求，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現行縣鄉財政體制對維護縣鄉政權穩定、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開展和深化，取消了一些向農民征收的稅費，但由于改革不配套，原來靠收費解決的一些支出轉為財政負擔，加之財政供養人員增長過快，縣鄉財政收支矛盾尖銳。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多年來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逐步暴露，這些矛盾和問題都在財政上反映出來，使縣鄉財政困難更加突出。一是鄉財政運行困難，收支缺口大。二是虛收因素多，收入水份大，部分地區組織收入不合法。三是財政體制不盡合理，鄉鎮教育體制上劃不到位。四是縣鄉債務包袱重，消化困難，財政風險越來越重。造成縣鄉財政困難的原因客觀上講是這些地區經濟基礎薄弱、發展相對較慢等因素，但同時還存在財權事權劃分不清、體制不合理、財政供養人員多等原因。

三、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的主要思路

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就是要通過發揮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從而提高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統治能力；通過運用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手段，發揮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進一步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保持社會安定團結，促進政府實現社會平衡職能。

（一）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收支體系。在財政收入方面：由于非公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財政收入的增長點會體現在個私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稅收以及個人收入所得稅方面，因此應通過強化征收引導稅收結構的持續優化。在財政支出方面，要持續擴大以下幾個方面的支出：一是三農支出。我省近幾年已從多方面增加了三農支出，進一步在力度和支出結構上改進。增加三農支出對農民來講有增收（如種稻直補，改造危房等）和減支（如農村公共設施的建設、農村義務教育、農村衛生體系的建設）兩個方面。增收的作用是有限的、定向的，減支的作用是非定向的、無限的，因而今后要著重于減支。二是持續增加對困難群眾和的扶助。目前相當多的失地失業農民、農村的五保戶、城市中的下崗職工等人群沒有得到和或保障標準偏低。這些人群是社會不和諧的源泉。要通過調整財政支出逐步解決這部分群眾的生活保障。三是支持落后地區的支出要注意效率。地區差距過大是我省全面實現小康目標的障礙。上世紀90年代初省委省政府通過資金、項目、人才的安排來推動蘇中、蘇北的發展，但收效并不明顯，差距還在繼續擴大。而真正意

1義上支持落后地區應是使落后地區獲得公平的公共產品份額，即獲得公平的教育、衛生、醫療以及有形的公共設施等。

（二）進一步完善縣鄉財政體制。一是要堅持分稅制和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科學劃分縣鄉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制定體制調整政策，促進縣域經濟協調發展；有效解決當前鄉鎮財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保證鄉鎮政權正常運轉，發揮鄉鎮財政職能作用。二是要完善轉移支付增收節支激勵機制，使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相對均等化。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幫助這些地區減輕包袱加快發展。三是加快縣鄉機構改革，加大人員分流力度，控制財政供養人員增長。

三、我國公共財政今后的發展方向

(一)明確各級政府在建設公共財政方面的責任和權利

責任不清是我國公共財政建設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增強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必須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和權利。一是進一步規范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在憲法和1994年稅制改革的基礎上，將政府間事權，特別特別是涉及公共服務的職責進一步細化，將各項服務的支出責任、管理責任和監督責任明確給特定的政府層級和部門，并在此基礎上調整政府間財力分配比例。二是加快完善我國地方稅務體系，提升財產稅在我國稅制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適時制定出臺我國不動產產稅，為基層財政提供穩定良好的收入來源。三是進一步規范轉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分配辦法，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加強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監管；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模式，探索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支付和補充制度。四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全面、公正、及時地反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情況，以發揮其監督導向的作用。

(二)堅持城鄉統籌，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投入機制

這是今后我國公共財政制度完善的關鍵所在。徹底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導向，逐步將公共財政支持的重點向農村傾斜，最終達到向城鄉均衡提供公共服務的目的。當前的重點：一是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的力度。如對道路、大型水利工程、農田防護林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投入等。二是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在基本實現義務教育的基礎上，重點支持提高農村學校的教學條件，增加對農村職業教育的財政支持。三是加大對農業科技及其成果扶持和推廣的力度。四是加大對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信息網絡系統的支持力度。五是加大建立農村全覆蓋的基本醫療、養老、救助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力度。

(三)大力增加對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的投入

公共衛生體系、環境保護體系建設滯后已經成為我國公共服務的最薄弱環節。同時，工業化、全球化對公共衛生和環境保護的壓力增大。面對巨大的需求，公共衛生和環境保護的供給就顯得更加不足。因此，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將成為我國公共財政建設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大教育事業投入，盡快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左右。二是在全國城鄉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加強教師隊伍特別是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完善和落實教師工資、津補貼制度。支持落后地區、農村地區的職業教育。三是推進城鄉醫療服務體系建設。重點健全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大全科醫護人員和鄉村醫生培養的力度，抓好重大疾病防治，擴大國家傳染病免疫的范圍。

(四)進一步完善預算制度，強化外部監督

從1999年起，我國政府開始進行公共預算制度的改革，建立以部門為基礎進行編制的部門預算。2007年，又推出了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和細化預算編制的改革。今后，將在加強對預算的行政內部控制的基礎上，按照科學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開化的方向，強化外部力量對預算的監督。一是促進預算的規范化。明確各預算部門的職責，建立口徑一致、統一科學的預算科目體系，以及合理的部門預算分配定額和標準。二是建立起人大、財政部門、審計部門、主管部門和各單位內部多層次的監督制度。實現由傳統的行政型監督變為法律監督為主的現代化、多環節的財政預算監督機制，加強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各級政府預算的編制、執行、調整以及決算編制工作的監管和質詢。三是擴大公眾對預算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建立與預算管理相適應的、透明的政府財務信息呈報體系，及時向公眾提供預算執行情況的相關信息。

(五)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提高供給效率

政府供給不等于政府生產。國內外研究和實踐表明，在一定條件下，由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可以更有效率。今后，我國將改變由政府包攬的方式，除國防、義務教育等純公共性服務之外，在其它公共服務領域靈活采取多種供給方式，更加重視社會組織的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建立起政府、市場和社會充分參與，協同治理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一是靈活采取授權、特許、外包、購買服務、公私協作（PPP）等多種模式提供公共服務。二是根據不同供給模式的選擇，明確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不同作用，增強政府采購的導向性，加強政府對公共服務市場的監督。三是大力培育社會合作組織，支持社團、慈善基金會、志愿者協會等社會組織發育，提高特定人群自我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第三篇：發達國家地方稅體系稅種配置與稅權劃分經驗

2、發達國家地方稅體系稅種配置與稅權劃分經驗

1）稅收立法權、稅收執法權和稅收司法權分別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行使，稅權的橫向劃分明確，形成了稅收立法、稅收執法與稅收司法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并且地方擁有一定的稅權。上述三種國外典型稅權劃分模式，無論是分權型、適度分權型還是高度集權型，都不同程度地賦予了地方一定的稅權。稅權的劃分都以法律為準繩，減少因稅權劃分規定不明晰導致的稅權劃分扭曲的問題，這種稅權劃分的法制化和規范化既保障了地方稅權的有效行使又起到了約束中央政府行為的目的。

2）強調中央稅權的主體地位，同時約束地方稅權。為了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威、保證中央政府目標的實現，無論是聯邦制國家還是單一制國家，在稅權劃分上都強調中央稅權的主體和控制地位、約束地方稅權。即使是實行分權型稅權劃分的聯邦制國家美國，聯邦對州和地方以及州對地方的稅權制約也相當嚴格，對單一制的日本和法國來說，對地方稅權的約束更大。

3）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較為完善。為彌補地方稅權弱勢導致的稅收收益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分配的不均衡，有效解決地方收入不足的問題，上述三國都通過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來增強地方財力。如美國實行有條件補助和無條件補助相結合的轉移支付制度；日本以地方交付稅、地方讓與稅及國庫支出金等形式將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地方。

4）各層級政府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主體稅種，特別是地方稅系相對較為完善。比如美國聯邦政府以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為主體、州以銷售稅為主體、地方則以財產稅為主體；法國中央政府以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為主體，地方的主體稅種主要有房地產稅、專利稅等。

第四篇：我國的行政區域劃分

我國的行政區域劃分

國家為便于行政管理，對領土進行分級分區域劃分，進行有效的分級管理，把國家疆域劃分為不同層次的行政區域。古往今來，我國各個朝代都有不同層次，不同區域范圍和不同行政區劃的名稱。秦始皇實行郡縣制，把全國分為36郡（后增至46郡），郡下設縣。漢時設13州，唐時初設州、縣，后又在州上加設道，全國分10道（后增至15道）。宋時改道為路，全國分15路（后增至18路）。元朝是建省的開始，直隸中央的一級政區稱中書省，其他地區稱行中書省，（簡稱行省）。省以下設路、府、州、縣。明時行省又稱布政使司。清時沿用了省級行政區劃，并簡稱為省，1884年新設新疆省，1885年將福建省的臺灣府改設為臺灣省。民國時期沿襲清代省制，區劃數量多次調整，并增設直轄市建制。1945年抗戰勝利后，臺灣省回歸祖國版圖，東北三省改劃9省。至民國末期，全國共35個省，12個院轄市，1地方。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曾按不同方位，設立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大行政區，代表中央管轄所屬的省級行政單位。1954年撤銷大行政區。50多年來，在沿襲民國時期省級行政單位基礎上，也有不少調整變化。先后成立了內蒙古、新疆、寧夏、廣西、西藏等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1988年設立海南省，1997年設立重慶直轄市，1997年和1999年分別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國現有23省、5自治區、4直轄市、2特別行政區。目前我國行政區劃分為省級、地級、縣級、鄉級四級，地級行政區包括地級市、地區、自治州和盟。

我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是1947年設立的內蒙古自治區；1955年設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劃單位，也是與鄰國陸地邊界最長的我國省級行政區劃單位；1958年設立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廣西僮族自治區（1965年僮更名為壯）；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區，西藏通往尼泊爾的樟木口岸是我國著名的一級邊境口岸。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對原英國占領的香港和葡萄牙占領的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后，設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但仍然是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一級行政區，是國家版圖的一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位于珠江口東側，與廣東省深圳市相鄰。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新界及200多個島嶼和附近海域，陸地總面積1103平方千米，人口680多萬。使用漢語和英語，通行廣東話和客家話。香港在秦朝時已納入中國版圖。1840年鴉片戰爭后，英國以五個不平等條約逐步占領香港。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并設立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于珠江口西岸，北與廣東省珠海市接壤，東與香港隔海相望。澳門由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及附近海域組成。陸地面積27.3平方千米，人口47萬，使用漢語和葡萄牙語。1553年在澳門海域活動的葡萄牙人以貨

物受潮需要晾曬為由，賄賂當地官員，登陸取得居住權。1887年葡萄牙人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占領了澳門地區。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并設立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來源：中國廣播網）－－－－－－－－－－－－－－－－－－－－－－－－－－－－－－－－－－ 華東地區：山東省、江蘇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上海市

華北地區: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

東北地區：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

華中地區：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華南地區：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

西南地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

西北地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省

我國4個直轄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

15個副省級城市：哈爾濱市、長春市、沈陽市、大連市、濟南市、青島市、南京市、杭州市、寧波市、廈門市、武漢市、廣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

其中大連市、青島市、寧波市、廈門市、深圳市為計劃單列市！

華是代表什么？以哪里為界線稱華東南西北。

華應該是傳統上黃河流域的外延

華東六省一市（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

華北（北京，河北，河南）

華中（湖廣）

華南（廣東，廣西）

西北（新疆，陜西，山西，甘肅，寧夏等）

西南（西藏，四川，重慶，云南，貴州）

天氣預報中經常有關于地區的說法,如華北地區,華東地區,江淮,黃淮地區!有好多跟咱們中學地理上的地區劃分不同,不知道他們具體指那些地區,山東到底是屬于華北還是華東啊??

劃分標準是什么,還是說僅僅是為了細劃區域,預報員臨時用直觀的表述來加以區分和說明??

黃淮地區是指黃河以南、淮河以北

華中在自然地理上指中國秦嶺、淮河以南，南嶺以北，巫山、雪峰山以東長江流域。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上海市和河南省、安徽省、江蘇省的部分地區。

在自然地理上廣義的華南地區指中國南嶺以南及武夷山以東地區，包括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臺灣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習慣僅指廣東省、海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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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地區:湖北、湖南、河南、；

華南地區:廣東、廣西、海南、；

華東地區：福建、江蘇、安徽、浙江、江西、上海

華北地區：河北、內蒙、山東、山西、北京、天津

東北地區：黑龍江、吉林、遼寧

西北地區：新疆、西藏、青海、甘肅、陜西、寧夏

西南地區：云南、貴州、四川、重慶

華北 華中 華南的界限是什么？

華北 華中 華南的界限

第一層，將全國分為北方（東北和華北）、南方和西部等三大片（或四大片）；其中，西部地區是將北方的西北地區、南方的西南地區集合在一起。

第二層，將北方分為三個區域：東北地區、華北沿海和黃河中游地區；將南方分為三個區域：華東沿海、華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將西部分成兩個區域：西北和西南地區。

第二層次的劃分，也是參考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帶的劃分進行的。其中，將中國東部地區分為四大區域：東北地區（包括東部的遼寧、中部的吉林和黑龍江）、華北沿海、華東沿海和華南沿海地區；將中國中部地區分為兩大區域：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地區；將中國西部分為兩大區域：西南和西北地區。華北與華中:秦嶺-淮河一線.華中與華南:南嶺

我國大體上分為幾大區域？

域劃分以地理和經濟特征為基礎。關于中國自然和經濟地理特征的分析有大量論著。例如，北京大學胡兆量教授在《中國區域發展導論》中就有比較系統的分析。他認為：

南北差異是我國最重要的地區差異。南北凝聚是我國最重要的凝聚方向。秦嶺淮河是我國劃分南北的主要界線。秦嶺淮河以北和秦嶺淮河以南，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有顯著差別。

我國地貌西高東低，形成三大階梯。在我國東西差異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東部比較發達，西部相對欠發達。我國是世界上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程度最大的國家。東西之間差幅大，反差強。我國東西部社會經濟的巨大差異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疊加的結果。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和學術界在不斷探索和提出中國區域劃分的方法和方案。例如，建國初期的沿海和內地兩分法、出于國防考慮的“三線”劃分、以自然地理為主要基礎的東部、中部和西部的三大地帶劃分、以經濟地理為主要基礎的六大經濟區（東北、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東南、西南和西北）、七大經濟區（東北、西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八大經濟區（東北、環渤海、黃河中游、長三角、長江中游、東南、西南和西北）劃分等。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善同和侯永志研究員等完成的“中國（大陸）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特征分析”報告，提出東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南部沿海、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的八大社會經濟區域劃分。

如果考慮南北差異，中國地區可以分為南方和北方地區；如果考慮東西差異，中國地區可以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如果同時考慮南北和東西差異，中國地區可以分為北方、南方和西部地區。如果考慮管理要素，中國地區的區域劃分要尊重行政區域的完整性。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本報告采用“三大片、八大區”的兩層次區劃方案（圖3-2）：

第一層，將全國分為北方（東北和華北）、南方和西部等三大片（或四大片）；其中，西部地區是將北方的西北地區、南方的西南地區集合在一起。

第二層，將北方分為三個區域：東北地區、華北沿海和黃河中游地區；將南方分為三個區域：華東沿海、華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將西部分成兩個區域：西北和西南地區。

第二層次的劃分，也是參考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帶的劃分進行的。其中，將中國東部地區分為四大區域：東北地區（包括東部的遼寧、中部的吉林和黑龍江）、華北沿海、華東沿海和華南沿海地區；將中國中部地區分為兩大區域：黃河中游和長江中游地區；將中國西部分為兩大區域：西南和西北地區。

第五篇：“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基本思路研究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基本思路研究

商務部 研究院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要圍繞著如何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提高質量、效益、水平。改革要實現的基本目標應該是：

對外貿易機制進一步市場化。即全部外貿活動都要建立在以市場為軸心的基礎上，讓市場的作用最大程度地涵蓋對外貿易領域，進一步取消地方政府在對外貿易發展中的行政指令行為和指標考核。條件成熟時取消地方外貿行政管理部門，由中央政府直接實施宏觀管理，直接調控外貿市場，由市場引導企業，完全實現以橫向的市場經濟聯系取代縱向的行政推動關系。對外貿易促進的體制、方式、政策要符合市場化取向和國際慣例。

對外貿易運行進一步自由化。要完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方向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對外貿易自主經營制度和自由競爭制度。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對外貿的行政調控和促進退居非主導地位，而主要是通過市場經濟制度化、法律化的規則來實現，從根本上保障對外貿易運行長期有序的自由化運作。

對外貿易管理進一步法制化。要強化外貿立法，建立健全規范市場運行及其市場活動的各種規則，形成依靠法律推動對外貿易發展的運行機制。外貿管理要繼續向以法律、法規形式為主轉變，進一步解決政策規定透明度不足的老問題。非經授權，地方政府無權自行制定有關外貿發展，包括促進政策在內的政策與法規，以實現全國外貿管理規定與政策的統一性。

一、改革對外貿易管理體制

（一）強化宏觀管理職能，弱化行政性管理手段

隨著對外貿易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商務部門對外貿的管理主要是宏觀方面的管理，主要用調控稅率、利率和資金供求等宏觀經濟杠桿的手段來調整對外貿易。實施手段要更多地應用法律的手段，進一步完善企業準入與退出制度、外匯便利化制度、出口退稅機制、通關物流體系和人員出入境制度。審批、配額等行政性手段主要是在市場機制失靈的領域和個別情況下應用。

與此同時，要弱化地方政府的外貿行政管理職能，強化其綜合服務與促進服務功能。參照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外貿行政管理模式，地方政府的外貿行政管理應進一步弱化，機構大大精簡，主要職能是規范、保障、促進各類企業的外貿經營活動，條件成熟時由國家商務部統一實行“條條”管理。目前地主外經貿管理部代國家商務部行政的配額、許可證管理、分配等權限應交由商務部駐各地特派員辦事處。要把職能轉變到主要引導、幫助企業開拓市場，協調企業與其他政府部門關系，為企業經營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上。

（二）加強出口產業政策管理，形成出口產業政策管理機制

我國多年來的出口產業政策基本上是“大而全”、“兼顧各方”的政策，產業重點一直不突出，以增強國際競爭力、占領國際市場為基點的出口產業政策從未形成。雖然有鼓勵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政策，但對增強我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作用非常有限：一是政策范圍過于寬泛，有限的資金和資源難于集中發揮效力；二是促進措施主要集中在出口經營環節上，易授人以柄；三是受體制制約，國有企業未能因此壯大，而民營企業又基本得不到有力支持。這與長期以來國家對外貿的宏觀管理與政策調控主要集中在流通和出口環節上的傳統管理體制有關。

因此，“十一五”期間，在外貿宏觀管理上，應該從宏觀政策與管理機制上構造有利于及時調整出口產業政策，有利于從科研、生產等環節加大對具有潛在國際競爭優勢行業的扶持力度，盡快培育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的出口產品，推動我國形成優勢出口產業的宏觀管理體制。其核心的內容是應由國家商務部與相關產業部門或行業協會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出口產業政策研究、制定與調控機制，并賦予國家商務部更大的出口產業政策決策

權與相關宏觀控調控手段。

（三）完善與外貿活動相關的市場中介服務體系和社會中介服務體系

建立健全完善、規范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市場、勞務人才市場、資金市場、信息市場、證券市場、技術市場、運輸市場、房地產市場、企業產權交易市場、舊貨市場等市場體系。構造以提供社會福利、社會保險服務為主的社會保障機構和從事會計、審計、律師職業介紹、資產評估、勞動就業培訓、信息咨詢業務的社會中介服務。完善法律規定，扶持建立由企業組成的地方外貿企業行會組織，如進出口同業公會或商會，開展貿易促進與行業自律。

二、改革對外貿易促進體制

（一）建立促進主體網絡

從世界主要貿易大國的對外貿易促進體制情況看，其主要特點有二：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實施貿易促進，但側重點和分工各有側重，具體面向企業的促進服務更多的是由地方承擔，地方政府普遍設立有官方或半官方對外貿易促進機構或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服務機構，為本地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促進服務。由于WTO要求各成員國對外貿易政策和管理要全國統一制定并統一實施，因此無論美國還是日本、歐盟國家，基本上其地方政府都沒有設立外貿行政管理部門，外貿管理事務采取由中央政府在主要地區設立直屬派駐機構的體制。二是中央政府外貿主管部門負責制定促進政策，但不直接承擔促進事務，而是由其直屬的“外設機構”（如美國貿易開發署、英國國際投資與貿易署）或相對獨立的“獨立機構”（如美國進出口銀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或“半官方機構”（如日本貿易振興會、大韓貿易振興公社、香港貿發局）等促進機構組織實施。

顯然，下一步外貿促進體制改革應主要解決與貿易促進相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可考慮的思路是：商務部負責制定貿易促進政策，但不承擔具體貿易促進事務。按照我國對WTO的承諾，要進一步嚴格對外貿易政策的統一制定及對外貿易管理的統一實施，地方各級政府外經貿部門無權制定涉及外貿管理包括鼓勵本地外貿發展的政策。商務部不再從事辦展、辦會、提供信息等具體的、直接面向企業或中介服務機構的促進服務。商務部貿易發展局及中國貿促會、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信用保險公司等機構承擔需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貿易促進服務。

（二）各類貿易促進主體合理分工，共同形成高效的對外貿易服務體系網絡

一是要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貿易促進分工，盡量避免重復與浪費。全國性的貿易促進服務重點是外經貿公共信息、國外市場調查以及我國商品的對外整體推介。展覽、培訓、貿易咨詢、企業輔導、與出口相關的技術服務及其他促進服務，應主要由地方各類貿易促進機構承擔。

二是既要健全官方機構的貿易促進功能，又要充分發揮半官方和民間貿易促進機構的作用。商務部及各級外經貿行政管理部門都有責任強化對外貿易促進工作，但是，凡是適合半官方和民間貿易促進機構開展的貿易促進工作，官方機構一般不再介入。提倡有條件的地方將地方外經貿部門與國際貿易促進機構進行必要的整合。

三是既要注重國內的服務網絡建設，也要加快發展派駐國外的貿易促進代表機構，形成信息更加快捷、服務更加高效、國內外有機一體的服務網絡。“十一五”期間，由商務部統一規劃，在整合各地外經貿部門和國際貿易促進機構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陸續在全國建立100個 “出口輔導中心”，在國外建立30個的貿易促進代表機構。在我國外貿經營權完全放開后，數以萬計的新企業（甚至個人）新加入外貿經營領域，成立“出口輔導中心”向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是完全必要的。

（三）改革促進方式，建立促進績效評估機制

這方面我們需要改革、完善的內容還很多，改革的方向是要學習世界各國實施對外貿易促進的成功經驗，由“直接促進”為主的體制轉為“間接促進”為主的體制，更多地發揮市場機

制的作用。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無論是最早實施政府對外貿易促進服務的日本，還是美國或歐盟國家，政府對出口的支持促進都盡可能與市場化的運作方式相結合。普遍的方式是：政府外貿政策決策部門[1][1]的職能主要集中在促進服務體系的規劃、資金的支持和政策的引導等方面，主要的運營、操作則交由指定的執行機構、半官方機構或民間機構辦理。政府外貿政策決策機構一般既不參與促進性經營活動，也不直接辦理面向企業或中介服務機構的財政資助事宜。面向中小企業提供的信息咨詢、市場調查、貿易展覽、專業培訓、技術輔導等許多服務項目，由政府直接推薦有良好經營資質的各類中介服務機構進行商業化服務（如服務市場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薦，由企業直接面市場即可），服務項目完成后再由政府貿易促進機構對相關企業予以認定資助。政府貿易促進機構所直接提供的無償服務或帶有資助性質的服務采取市場化運作，以政府采購的方式委托國內外信息服務機構、研究機構、教育培訓機構等各類中介機構進行。

此外，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貿易促進績效評估辦法，對各類貿易促進服務的政府投入績效情況加以評估。評估機制要達到以下目的：一是促進高效地落實政府的有關政策，二是減少促進機構“尋租”等體制弊端，三是大大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三、改革對外貿易經營體制—把進一步推行外貿代理制作為主攻方向

經過多年改革，我國對外貿易經營體制的市場化和開放程度已經很高。當前除了要繼續清除針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各種歧視性待遇，為各類企業創造便捷和公平的運行環境，充分釋放各類市場主體參與對外貿易的潛力外，關鍵是要進一步推行外貿代理制作為主攻方向。“十一五”期間推行外貿代理制改革應該主要抓好以下三件事：第一，完善法律、法規，為推行出口代理制提供制度保障。第二，逐步實行統一的出口貨物“免抵退”稅政策，創造條件使各類出口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平等競爭。第三，采取綜合配套措施，加強公共服務。采取上述第一條措施的原因是明擺著的，只要下決心，不會有什么難度和阻力。采取第三條措施的原因是，現在客觀上方方面面有許多不利于推行代理制的政策措施。如，資金問題。實行代理制后 ,主要資金壓力將落在生產企業身上,但目前生產企業的流動資金狀況普遍不如外貿企業。再如，所得稅征抵等財務管理問題。目前對營業收入的所得稅征抵辦法 ,就不利于代理。由于代理出口只體現手續費收入為營業收入統計,與收購制相比營業收入大大減少。按現行辦法，一個年出口 400 萬美元的企業 ,如果是收購制 ,營業收入約3000多萬元；如果是代理制 ,按3% 的代理手續費，營業收入僅90萬元。在招待費的稅前列支上,前者可以列支12萬元,后者只能列支4500元,超出部分要征所得稅；港雜費、海運費,商檢費、短途運輸費等其他費用的列支上同樣有此問題。此外，外匯、海關、檢驗檢疫等方面的許多配套問題都需要一并研究解決。從總體上看，只要下決心，這些方面的措施是不難落實的。但是，要真正推進外貿代理制，最關鍵的是必須采取第二個方面的措施，也就是必須對現行外貿經營體制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創造使外貿企業和生產都愿意選擇的外貿代理制的政策措施。對出口退稅辦法進一步加以改革、完善，逐步實行統一的出口貨物“免抵退”稅政策，創造條件使各類出口企業發揮各自優勢，平等競爭，是一個推進外貿代理制的可行的“切入點”。這一改革措施的基本思路是：

（一）建立適用所有各類出口企業的出口貨物“免抵退”稅共同機制

換言之，今后不論何種類型的企業，不論外貿企業、內貿企業、生產企業、外資企業還是其他綜合性企業，只要發生出口，其出口的退稅政策一律采取“先免、后抵、再退”的同一退稅辦法，而不是現在的兩套辦法。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許多國家目前采取的就是類似的辦法。他們對所有貿易企業的出口貨物直接免征增值稅，出口貨物的進項稅用于抵扣國內銷售發生的增值稅或進口環節的稅收，企業因內銷或進口少抵扣不足時，允許出口企業先暫緩交稅；或采取出口企業在購進貨物時即予徹底免稅，不征稅也不退稅。

（二）建立“出口自營與代理從寬，收購出口從嚴”的退稅新機制

實行這一機制的核心內容是，不論何種類型的企業，原則上都允許其存在自營、收購和代理三種形式的出口，但在具體的退稅管理手續上，要朝“促進自營與代理，控制收購”的方向傾斜。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普遍做法。如法國對收購制采取的是“免稅收購額度管理”和“逐筆免稅額度審定”兩種申報制，前者適用于經常出口、信譽好的大貿易公司，后者則是一些新的或小的企業，并且還要求擔保。意大利則規定進出口商年出口銷售額達到總銷售額10% 以上的，才可以收購出口并按免、抵、退方式退稅。西班牙還規定了出口商申報出口退稅的資格條件，規定年出口額在2000萬比塔（折合15萬美元）以上的出口商方可申報辦理退稅。

（三）國家不再專設出口退稅機關，而是將出口退稅納入常規稅收征管機制中

也就是說，今后各類出口企業只要面向其屬地的國稅征管機構即可，不必像現在這樣同時面對兩個國稅機關。盡管采取上述改革措施可能對地方財政利益格局帶來調整，但總體上看對推進外貿代理制，進而促進外貿增長方式加快轉變是有利的。

一是既推動了代理制，又體現了公平競爭原則。這一辦法比之原來財稅部門所提辦法的最大進步，就在于使各類出口企業都保留了三種經營模式的選擇權。推進代理制并不是針對外貿公司而來，而是“就事論事”，僅針對代理制而來。不僅外貿公司合理的收購制（當然這種收購制企業的比重今后將大大減少）仍將存在和發展，其他類型的企業同樣可能實行收購制或代理制。

二是既簡化了退稅手續，降低了企業成本，又利于提高稅務征管與監管效率。實行這一辦法后，企業的退稅可以不受退稅計劃指標約束，手續大大簡便，成本相應降低；另一方面，困擾稅務部門多年的征退稅脫節問題將得以解決，有利于防止大規模騙稅的發生。

三是利益格局未做過大調整，與中央、地方出口退稅分擔機制能夠更加有效銜接。采取這一措施后，可能使相當大一部分傳統外貿企業放棄一部分收購制出口而改為代理制。與此同時，由于收購制比重過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象大量存在而使出口退稅分擔不合理的情況將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