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98年《人權法案》及其對英國憲法的影響

1998年《人權法案》于2000年10月2日在英國正式生效，至此，關于英國是否采納權利和自由法案的長期的憲法爭論終于有了明確的答案。該法案的生效對英國憲法將會產生毋庸置疑的重大影響。通過將《歐洲人權公約》中的大量實質性條款引入英國的國內法，《人權法案》在使個人權利在英國法律中概念化方面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轉折。

一、《人權法案》生效前的英國憲法和個人權利

英國是沒有成文憲法的民主政治的杰出范例。英國憲法是“不成文的”，沒有被列入一部“特別重要的”、統一的文件中，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習慣和實踐中，它的許多部分由不記錄于任何莊嚴文件中的“慣例”所組成。但這并不是說憲法原則沒有成文淵源，許多憲法原則來自于立法機關的法令或者法院的意見。但是這些法定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沒有特殊的地位，不優越于其他法律，可以如同其他法律一樣以相同的方式被修改或者廢除。英國缺乏關于憲法基本原則的權威和全面的陳述，沒有必須通過修改以實現憲法變革的法律文件，英國人更典型地偏愛逐漸發展的憲法實踐。另一方面，英國是君主立憲政體，有一個所有的政府行為均以其名義進行的世襲的國家首腦———英王。理論上，英王、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議會，英王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英王只是一種象征，真正的權力在下議院，即由民主選舉的議院。戴雪（A.V.Dicey）主張議會主權，議會在其有權制定或者廢除任何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這一意義上是至高無上的。議會制定的法律具有絕對的權威，不被任何人或機構變更或廢除。議會的一項法案可能會違反道德或者社會規范，甚至可能被認為是“違憲的”，但是必須得到執行。〔1〕雖然戴雪的議會主權的主張被多次爭論，但英國憲法學者中的大多數仍然認為戴雪的立場基本上是合理的。

不管與憲法其他方面有關的優點是什么，英國憲法的彈性特征〔2〕會使公民對他們所擁有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制以及他們與國家公共機構的關系產生不確定感，因為權利沒有被以任何全面或者易于理解的方式闡明，而且議會主權學說意味著個人權利只有在大多數人容許的情況下才能享有。在《人權法案》通過之前，英國憲法不包含一個“權利和自由法案”，即一個全面列舉個人權利的法律文件，也沒有一個對國家施以尊重個人權利的絕對義務的憲法的普遍原理。正如賴特（Wright）勛爵在二戰期間的著作中所言，在英國憲法下“沒有被保證的或者絕對的權利”，“對英國人自由的保護是在民眾的較強的判斷力和發展了的有代表性的和負責任的政府體制下實現的。”〔3〕

（一）政治責任與人權保護

由于個人權利的保護受行政責任和議會審查的政治機制的影響，英國的人權保護主要依賴于自我糾正的民主政治這一觀念。通過每隔一段時間定期的選舉要求政治決策者去尋求和獲得全體選民的同意，選民體制發揮著檢查和監督濫用權力的作用。這種對政治責任的強調被英國憲法的兩個基本支柱———三權分立和法治所補充，二者被認為是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任意行使權力侵犯的關鍵。如同英國憲法的大部分內容一樣，三權分立學說的出現也是漸進的。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紀愛德華一世統治時期。〔4〕4個世紀之后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子爵強調了自由與安全保護思想的重要性：“在像我們這樣的憲法里，整個安全倚賴于各部分的平衡。”〔5〕在英國發展的內部權力制衡體制比孟德斯鳩所建議的嚴格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要復雜得多。立法權被大眾選舉的下議院（平民院）和非選舉的上議院（貴族院）共同行使。行政權不是由獨立于立法機關的個人行使，而是由被稱為內閣的全體大臣們行使。內閣由首相（按照憲法慣例其必須是下議院的議員）領導，閣員主要來自于下議院議員（他們來自于控制下議院的政黨或者政黨聯盟）。19世紀，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他的著作中寫到，這種“行政和立法權的緊密結合（幾乎是完全融合）是英國憲法有效的秘訣”。〔6〕司法獨立于議會和內閣，法官不能因國王的意愿而被免職。就司法權而言，也有一些與其他部門相交迭的部分。[!--empirenews.page--] 最明顯的，上議院是英格蘭、威爾士或者北愛爾蘭的民事和刑事上訴案件以及蘇格蘭的民事上訴案件的終審法院。上議院的大法官（其是內閣成員，在上議院的辯論中代表內閣；當其在立法職位上發揮作用時負責主持上議院）也是司法領袖，有時候在上議院的上訴案件中充任法官。簡而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在英國是分散和混合的，而不是嚴格的分離。除了這種權力分散的復雜體制外，保護權利的另外一個憲法原則是法治。該觀念的核心是堅決主張沒有人能夠超越于法律之上，“政府權力受到法律和民主進程的限制。”〔7〕正如格里菲斯（J.A.G.Griffith）教授所言，“通過‘法治’，我們的意思是我們承認依照已確定的程序而制定和解釋的法律的權威性和合理性，我們否認以其他方式制定的‘專斷’的法律，以及那種約束法律制定者的法律。”〔8〕另外，法律應當是確定的，任何人的行為在法律沒有明確定義為非法時不得受到懲罰。從社會個人的角度來講，“聲明法律的權威高于人類是為了保護公民免于君主和政府的權力濫用。”〔9〕

（二）《歐洲人權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國內法的影響受到二元論憲法學說的限制，該學說將國內法與國際法相分離。內閣首相代表英國簽訂條約，但根據議會主權的要求條約本身不能改變英國的國內法，條約不是自我執行的。為了使公約權利在英國法院能夠實施，公約條款必須具體體現在議會的某個法案中。雖然《歐洲人權公約》（作為國家政府間的一個協議）在國際法范圍內對英國施以義務，但是在英國國內法范圍內其并沒有對議會或者內閣施以義務。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公民是毫無意義的。該公約并不僅僅在國家間創造義務，它還創造與其簽字國相反對的可實施的個人權利。該公約提供了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與簽字國相反對的）那些權利能夠被個人主張：可以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ECHR）提起反對某簽字國的訴訟。然而，訴訟得到解決的程序是復雜、緩慢和昂貴的。即使請求者堅持通過這種程序并獲得了有利的裁決，但是裁決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因為它只適用于個人請求者，并不約束英國法院的判例。而且，英國沒有法律義務去修改或者廢除任何被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與《歐洲人權公約》不一致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歐洲人權公約》又的確對英國的國內法有些影響。例如，該公約被用作幫助解釋模棱兩可的法規；該公約規定了行政職能的行使；在特殊時候，該公約被用在新的普通法規則的發展上。然而這些作用又是有限的。立法過程允許參考公約這一規則并非是指以公約取代立法，該規則常常屈從于其他較久確定的法律解釋的規則，它并不影響該公約簽訂之前頒布的法規，而僅僅影響后來法案的解釋；沒有議會意圖使其法案符合公約的一般假定。雖然在與公約一致的意義上公共機構可以行使它們的判斷力，但是它們在法律上沒有義務這樣做，它們在做出決定時在法律上也沒有被要求考慮公約所列舉的權利。

此外，法院盡管偶爾會參考該公約，但更多的是以粗略的方式而很少檢查公約權利的實質，法官在發展法律時對人權給予的重視也是很少的。總之，該公約———不管其在英國形式上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顯然沒有獲得憲法地位，甚至連一個非法律的憲法公約都不是。議會和法院很少使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審判規程，在英國法學院中對公約權利的研究在極大程度上也是被忽視的。[!--empirenews.page--]

二、1998年《人權法案》

政府白皮書《帶回家的權利[1][2][3][4][5]下一頁 ：人權法案》對1998年《人權法案》的規定進行了描述并說明了該法案的目的。其意圖是為所有立法的司法解釋提供一個新的基礎，而不是著眼于廢除其中的任何部分。該法案沒有像1972年引入《歐洲共同體法》那樣直接將《歐洲人權公約》引入英國的國內法律體系。相反，1998年《人權法案》確定了《歐洲人權公約》中特定的條款和規約，稱為“公約權利”，并將其作為原則滲透入英國的法律。公約權利包括生存權和不得加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或懲罰；不得被蓄為奴或受到奴役；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公正審判的權利；尊重個人隱私和家庭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結社與和平集會的自由權利；結婚和組成家庭的權利；享受公約權利，不得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宗教、政治的或其他見解、民族或社會的出身、同少數民族的聯系、財產、出生或其他地位而有所歧視；財產權；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自由選舉的權利。盡管這些權利中的一些是絕對的，但是大多數（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必須與諸如國家安全、公眾安全、犯罪預防、健康或者道德的保護，或者其他方面的保護之類的社會利益相平衡。在決定特定的公約權利的范圍與含義上，英國法院應當考慮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法，但是該判例法不具有約束力。相反，英國法院可以自由發展一個獨立的人權法學，甚至比斯特拉斯堡法院給公約權利一個更為擴大的解釋。然而，盡管《人權法案》規定公約權利應當有效（就在英國憲政體制內是可能的來講），但是它對人權法的司法發展施加了一些限制，主要體現在違反權利的主張如何提出以及解決的方式等方面。適用公約權利的方式有所不同，這取決于立法、公共機構的行為或者普通法的規則是否與公約權利不一致。

（一）公約權利與立法

《人權法案》以三種重要的方式影響立法和立法程序。首先，當提出新的立法建議時它給內閣施加義務。該法案規定，當內閣提出一個新的議案時，負責該議案的內閣成員必須宣布該議案與列于該法案中的公約權利是否一致。如果內閣大臣不能確定該議案是否與公約權利相一致，那么他必須予以聲明，并且確認“內閣仍然希望議院繼續進行該議案”。盡管這可能會僅僅成為一種形式。

《人權法案》影響立法的第二種方式與司法對立法的解釋與適用有關。該法案的第3條確立了一條解釋規則，用于解釋任何時候頒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屬立法———“只要有可能，無論對基本立法還是附屬立法的解釋和給予效力均應與公約權利保持一致。”〔10〕在這個規定生效之前，法院只有在立法中發現了模糊之處時才會假設“議會想要使其立法符合《歐洲人權公約》”，即使此時，該假設也常常次于其他的法律解釋規則。《人權法案》不僅提升了這種假設，使其優于其他的解釋規則，而且它排除了在解釋立法時必需在參考公約之前找到模糊之處的要求。根據該法案，法院被要求適用這個新的解釋規則來對立法進行解釋，并給予效力，以便實施公約權利，除非議會法案的條款明顯與公約不一致，以至于這樣做是不可能的。[!--empirenews.page--] 該法案影響立法的第三種方式體現在第4條。〔11〕《人權法案》第4條授權某些指定的法院在運用第3條的法律解釋規則解釋立法時，在立法不能與公約權利相調和的情況下，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不一致的宣告的效果是不同的，取決于被質疑的立法的來源。如果“從屬立法”———該法案所做的一種分類，包括蘇格蘭議會、北愛爾蘭議會以及威爾士議會的法案，以及按照議會所授予的權力由內閣各部門發布的命令、規則和規章———被發現違反了某項公約權利，那么法院可以宣告該立法無效和不能執行，除非該從屬立法在起草時議會法案已有效防止了不一致部分被去除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議會的某個立法被發現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法院可以宣告被質疑的法案與公約權利“不一致”，但是這一宣告不影響被質疑法案的有效性或者可執行性，也不約束訴訟當事人。對于被宣告“不一致”的法案，由行政部門決定是否以及如何修改。內閣大臣可以做出修改立法使其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補救命令，但該補救命令必須通過該法案中的“快速途徑”（fast track）程序而由議會兩院批準。這樣，《人權法案》所預期的司法審查就與傳統的議會主權觀念相和諧了。是否修改或者廢除一項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立法的最終決定權屬于議會自身。

（二）公約權利與公共機構的行為

《人權法案》第6條確定，當公共機構以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方式行為時為非法。〔12〕所謂“公共機構”，廣義上是指其功能具有公共屬性的“任何人”。這一概念囊括了中央、地區以及地方政府官員，包括行政機構。該法案明確規定法院與法庭應當被認為是公共機構。政府白皮書指出，第6條義務應當擴大至警察、入境檢查員和監獄官以及對以前屬于公共部門的行為負責的團體（如私有化的公用事業在它們發揮公共職能的范圍內）。第7條規定，任何人發現某個公共機構的行為違反了或者意圖違反某項公約權利時，可以直接根據該法案提出主張。〔13〕如果法院發現某個公共機構的行為（或者預期的行為）違反了某項公約權利，那么它可以準予這種救濟或者補救或者做出命令（在其認為是正當和適當的權力范圍內）。在替代性的補救不足以補償該公共機構行為的受害者時，該公共機構可能會被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本質上，該法案創造了一個違反公約權利的侵權行為的新公法。但是，當司法部門執行新公法，按該規定調整立法解釋時，《人權法案》對該項權力施以謹慎限制，以便保持傳統的議會主權概念。首先，盡管該法案將“公共機構”進行廣義的定義以便包括公共和私有團體的廣闊范圍，但是議會或正在履行議會職責的人被明顯排除在這個定義之外。其次，如果受質疑的公共機構的行為被議會的某項法案有效授權的話，那么基于該法案第6條的某個訴訟或者辯護將會失敗。

（三）公約權利與普通法

《人權法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公約權利與普通法之間產生爭議時確保其間的協調性。這通過明確規定法院和法庭是“公共機構”，有義務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動而實現。為了遵守該義務，在將普通法原則運用于純粹的私人間糾紛時，司法必需給予公約權利以效力。該法案沒有明確這樣說，但顯見的一點是，該法案全部的目的與第6條施于法院和法庭的義務要求當闡釋判決的普通法理由時須運用公約權利。當然，這一觀點并非無可置疑。理查德·巴克斯頓（Richard Buxton）爵士認為《人權法案》確定的公約權利的內容與《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的內容是相同的，而且是同源的。〔14〕既然《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僅僅是對抗政府的公法上的權利，而不是對抗其他公民的權利，《人權法案》中的公約權利只有在與公共機構的行為相關而不反對私人行為時才可以被實施。該論點在那些提倡對基本權利采取“垂直”保護方法的人中得到支持：《人權法案》應當僅僅與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有關，私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必須保持在該法律的范圍之外，以使私人領域免受國家干涉。〔15〕相反，威廉·韋德（William Wade）爵士主張《人權法案》應當被給予完全的、直接的“水平”作用，即在由普通法規則所定義的私人權利的范圍內完全實施。〔16〕其立論的基點在于，國家是由所有的法律關系構成的，法律自身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因而國家行為無處不在，即使對于該法律是普通法時也是如此。法律規范個人之間和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威廉爵士將這種理解歸于對法案第6條的“字面”解釋，法案將法院定義為公共機構，認為公共機構與公約權利不一致[!--empirenews.page--]上一頁[1][2][3][4][5]下一頁 的行為為非法。那么不管訴訟包括國家還是私人個人，如果某個公約點出現的話，法院的判斷必須與該權利一致。大多數英國憲法學者對于《人權法案》對普通法的影響所明確表達的觀點趨向于處在理查德爵士和威廉爵士所采取的立場之間。〔17〕大多數人對于該法案“要求法院和法庭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行動（不管是在解釋法律還是在宣告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原則上）表示同意。”〔18〕正如默里·亨特（Murray Hunt）的解釋所言，“在私人關系不被法律調整的范圍內，私人關系不受干擾，但是一旦法律調整這些關系，那么它們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私人性質。”國家（包括司法）必定要“以支持和保護基本權利的方式”來制定、執行、解釋和適用調控這些關系的法律。〔19〕然而，由于公約權利自身并沒有設定起因于私人參與者的關系的訴訟新理由，只是可能被法院在解釋和適用以前的法律時所依賴，因此《人權法案》的水平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相當間接。

三、《人權法案》與英國憲法

《人權法案》生效后立即被賦予了憲法意義，它對議會主權傳統與權利憲章所需要的現代觀念的調和被很多人贊譽為“顯示智慧的美好的東西”“、議會立法者藝術的精巧的展覽會”。但同時，主權概念的通融也意味著法案不能按照許多現代憲法的式樣保護基本權利，這一獨特特征成為評判《人權法案》對英國憲法影響的良好開端。

（一）非確定的權利

憲法至上是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的特色，在最低程度上，這種憲法理論昭示著憲法是區別于并且高于其他法律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并且憲法的修改也必須經由較普通法律更為復雜和嚴格的程序。如果按照憲法至上的理念衡量，《人權法案》無疑是失敗的———其在保護個人權利上僅僅是開了空頭支票。該法案沒有確定地保護所列舉的公約權利：這些權利可以被修改而且該法案自身也可以被下議院的簡單多數票廢除；該法案沒有被賦予特殊的法律地位，不能自動撤銷以前與之不一致的法案。盡管《人權法案》要求法院運用法案中所列舉的公約權利來調和以前存在和后來頒布的立法，但是法院不能使議會的不一致立法無效，它們只能做出“不一致”的宣告，且不影響其有效性。該法案清楚地允許議會在特定的情況下不考慮公約權利。當某項議案置于議會面前時，負責的內閣大臣可以清楚地聲明內閣想要推進該議案，即使其與公約相抵觸；并且，當法院宣告某項立法與某項公約權利不一致時，內閣可以拒絕修改或者廢除它。總之，正如某位學者所言，“受《人權法案》保護的權利是受議會主權支配的。”〔20〕

但是，如果將其置于憲法至上理念之外，《人權法案》還是有其樂觀之處的。雖然《人權法案》僅僅是議會的一個普通法案，但是從政治上講，廢除是不可能的。在英國立憲主義的背景下，宣告立法無效的權力和宣告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權力之間的區別或許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正如霍夫曼（Hoffmann）勛爵所言，“如果法院做出不一致的宣告，那么內閣和議會所承受的使法律一致的政治壓力將會是很難抵抗的。”〔21〕或許法院會謹慎地解釋公約權利，尤其是在最初之時，并且會通過創造性的解釋（而不是不一致的宣告）給予公約權利以效力，以盡量避免與行政部門發生直接沖突。英國立憲主義的穩定性與保守性將會有效地使公約權利免于被廢除并且使對這些權利的違反（通過法律可獲得允許）在政治上不可行。盡管英國體制因應貴族政治傾向而備受指責，但是議會已經表明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對保護它們的責任感。《人權法案》通過要求議會在建議和頒布立法時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特別考慮人權問題加強了這一特征。[!--empirenews.page--] 另外，《人權法案》可以被認為是在美國權利和自由法案基礎上的另一種方式的改進，但該法案的范圍可能更加廣泛。在美國，“國家行為”學說意味著僅僅在對抗政府機構或者私人團體（必須是其行為與政府緊密相連甚至有效地充任了政府角色）之時，權利才可以被主張。而根據《人權法案》，所有“公共機構”的行為均被包括在內，包括范圍廣闊的非政府組織，如公用事業企業以及法院和法庭。大多數學者相信，公約權利將會促進調整私人行為的制定法的解釋和普通法自身的發展。《人權法案》的間接的水平作用與美國（只有很少的例外）的權利和自由法案僅僅是垂直的適用形成對照。

（二）《人權法案》與司法

格里菲斯教授認為，憲法“通過主要機構之間的工作關系而形成”，這些機構“可能很大程度上在它們的構成上保持不變（如果不是它們的成員人數的話），但是這些關系卻在不斷地改變”。〔22〕議會與 司法之間的關系便極其深刻地受到《人權法案》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講，法院一直尋求貫徹議會的意愿，但是在人權領域，議會將會貫徹法院的意愿。”〔23〕雖然議會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做出由“不一致”宣告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任何改變，但作為“政治事實”，議會會做出明智的反應。《人權法案》體現了基于憲法的從行政部門到法院的潛在和重大的權力再分配。首先，法院在解釋角色上發生重大改變。法律解釋的目的解釋方法將會在適用《人權法案》時被追求，包括“鑄造法律至法院認為法律所應當能夠達到的程度”。這是對傳統的原義分析方法的重大違背。《人權法案》指引法院“只要有可能”則要以與公約權利相一致的方式去解釋所有的立法，而不必考慮在按照公約解釋立法之前首先找到模糊之處。“作為與公約相一致，法院必須解釋的不僅是那些在所使用的語言可以有兩種含義時這一意義上產生的含糊的規定，而且還包括那些在上述情況下沒有含糊之處，除非對公約權利進行了明確限定。”〔24〕

傳統上，英國的司法審查被限定于公共機構的行為而沒有擴大至議會，且針對的問題也較為狹窄，即某個行為是否是不合理的、違法的或者程序上是不適當的。《人權法案》不僅通過使議會法案服從法院審查而擴張了法院的角色，而且通過均衡性審查（proportional-ityreview）深化了法院角色。歐洲人權法院在根據《歐洲人權公約》審查立法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時長期使用均衡性原則，其要求審查：某項立法或行政行為對某個公約權利的限制是否與公約所追求的目標相適應。〔25〕該原則要求對政府行為的目的和方法進行廣泛的檢查，這與美國法院使用的“中度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26〕和“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27〕相類似。盡管均衡性審查從未被英國法院完全排斥，但是它因政治上過于敏感而受到抵制（因為它要求法院用自己的判斷來代替根據議會命令做出的政府部門的判斷）。隨著《人權法案》的到來，均衡性審查事實上成為強制性的，而且上議院已經在適用該法案的早期判決中使用了該原則。[!--empirenews.page--]

（三）《人權法案》與人權文化

在布萊爾（Blair）政府的一個主要目標———創造一個新的“人權意識文化”———得到實現的過程中，《人權法案》起著辭舊迎新的分水嶺作用，人權關注將持續地成為英國全部社會信仰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對于社會信仰體制的創建，法律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但是《人權法案》對英國憲法真正的最偉大的貢獻就在于其將人權語言引進了普遍的公眾討論中。新的“人權文化”不僅影響了大眾輿論，而且塑造了制度行為的模式。

在英國，憲法原則如同法律原則一樣，在本質上不被認為是全部或者是根本的。黑萊爾·巴奈特（Hilaire Barnett）曾經強調：不管一個國家是否有成文憲法或者權利和自由法案，對個人權利的實際保護并非僅靠參考成文規則來解釋。不管保護權利的形式怎樣，在任何社會，民主政治進程、政治實踐和可上一頁[1][2][3][4][5]下一頁 接受的政府行為準則都是至關重要的。〔28〕《人權法案》對制度行為和制度心理的影響或許比其對大量的法律學說的影響更為重要。為使公共機構有時間審查他們的政策，也為使法官能夠適應迅速推進該法案和《歐洲人權公約》的要求，《人權法案》遲延兩年才予以實施。這兩年經歷了一個在政治家、媒體、律師以及整個社會的關于人權問題的史無前例的大討論。這種討論直到今天還在延續。人們相信，這種討論將會有助于改變對公民權利在制度和通俗意義上的理解。由該法案引進到英國憲法中的價值如果能夠“被行政人員和立法者適當地主觀化”，這些價值將會“為政治和憲法決策貢獻一個合理的道德基礎”。而且，該法案所創造的權利意識環境將會使議會以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方式行使主權時，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將更加困難。

四、結語

《人權法案》所采取的保護權利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傳統英國人對民主政治的倚賴與美國和德國對司法典型倚賴之間的妥協。盡管該法案保留了戴雪所闡述的議會主權的理論模式，但是它明顯擴張了司法角色。20世紀70年代中期，工黨內閣在爭論是否制定《權利和自由法案》時，主張者強調，一部權利憲章“將會有助于對基本價值的更加系統的關注以及關于它們的更有見識的公眾討論；將會從總體上引起制定、適用和解釋法律的相應改變”。〔29〕通過使法官和政府官員對人權問題敏感起來，通過要求他們在行動時顧及公約權利，以及通過將人權概念引入公眾日常討論中，《人權法案》將會達到這些目的。然而，正如黑萊爾·巴奈特所言，該法案的效力將取決于法官堅定地保護和解釋公約權利以反對政府侵犯的意愿；取決于政府做出補救命令以確保服從與公約權利不一致的宣告的意愿；取決于公民個人以怎樣的精神在法庭上主張他們的權利。〔30〕最終，人權法案的成功將取決于個人權利在英國的憲法文化中是否處于核心地位。

注釋：

〔1〕戴雪：《英憲精義》（A.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E.C.S.Wadeed.，1959，10thed.，p.39.[!--empirenews.page--] 〔2〕英國憲法的彈性特征可歸因于英國憲法的“不成文”性和議會主權。因為憲法中的許多內容是不成文的，憲法的界線常常模糊不清，這使得因應社會或者政治發展需要修改憲法時會很便利。議會主權意味著議會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權，議會可以制定、頒布新法律，也可以廢除過去的制定法，還有權修改或廢除判例法，也有權改變自己的決定，即所謂“沒有一個議會能夠約束未來的議會行動”。

〔3〕Liversidgev.Anderson [1942]A.C.206，261（H.L.）。

〔4〕參見[英]梅特蘭：《英國憲法史》（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lsted.，p.20-21.〔5〕參見[英]巴奈特：《憲法與行政法》（Hilaire Barnett，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Cavenedish Publishing Ltd.，2000，3ded.，p.124.〔6〕參見[英]白芝浩：《英國憲法》（Walter Bagehot，The English Constitution），Ed.R.H.S.Crossman.London： C.A.Watts.1872，2ded.，p.10.〔7〕同注[5]引書，第723頁

〔8〕參見[英]格里菲斯：《普通法與憲法》（J.A.G.Griffith，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Law Q.Rev.117，2001，p.46.〔9〕同注[5]引書，第723頁。

〔10〕《人權法案》第3條規定：“（1）只要有可能，無論對基本立法還是附屬立法的解釋和給予效力均應與公約權利保持一致。（2）本條———（a）適用于任何時候頒布的基本立法和附屬立法；（b）不影響任何不一致的基本立法之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c）如果（不慮及任何廢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對不一致的廢除，則不影響任何附屬立法的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

〔11〕《人權法案》第4條規定：“（1）第（2）款適用于法院在任何訴訟中確定一項基本立法的規定是否與公約權利一致。（2）如果法院確定該規定與公約權利不一致，它可以作出不一致的宣告。（3）第（4）款適用于法院在任何訴訟中確定一項根據基本立法所授權制定的附屬立法的規定是否與公約權利一致。（4）如果法院確認以下情形，可以發表不一致的宣告：（a）某項規定與公約權利不一致，和（b）某項（不慮及任何廢除的可能）基本立法禁止對不一致的廢除。（5）本條所稱”法院“意指：（a）上議院；（b）樞密院司法委員會；（c）軍事法院的上訴法院；（d）蘇格蘭高等刑事法院（并非初級法院），或高等民事法院；（e）在英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高等法院或上訴法院；（6）本條中的宣告（”不一致宣告“）：（a）不影響法律規定的效力，得繼續適用或執行；和（b）不拘束訴訟當事人。

〔12〕《人權法案》第6條規定：“（1）公共機構實施了違反公約權利的行為是違法的行為。（2）第（1）款不適用的行為有：如果（a）該機構的行為符合基本立法的某項或者多項規定；或（b）基本立法或者根據基本立法作出的某項或多項規定不能以與公約權利一致的方式解釋或生效的情況下，該機構正實施那些規定或者使其生效的行為。（3）本條中”公共機構“包括：（a）法院或法庭，和（b）任何其職責具有公共性質的人，但是不包括議會或正在履行議會職責的人。（4）第（3）款中的議會不包括行使司法職能的大法官法院。（5）依第（3）款（b）項，在某具體行為中，如一個人的行為屬私人行為，其就不是公共機構。（6）”行為“包括不作為，但不包括未實施的下列行為：（a）向議會提出法案的建議；或（b）制定基本立法或補救命令。[!--empirenews.page--] 〔13〕《人權法案》第7條規定：“（1）如果主張某公共機構在某方面實施（或意圖實施）違法行為可以通過第6條（1）款：（a）依據本法案到適當的法院或法庭對該機構提起訴訟，或（b）依據公約權利或與任何法律訴訟有關的權利，但只有他是（或可能是）該非法行為的受害人時才可以進行上述訴訟。??”

〔14〕參見[英]巴克斯頓：《人權法案與私法》（Richard Buxton，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Private Law），LawQ.Rev.116，2000，p.50.〔15〕參見[英]亨特：《人權法案的“水平影響”》（Murray Hunt，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Pub.L.1998，p.424.〔16〕參見[英]韋德：《水平狀態的視野》（Sir William Wade，Horizons of Horizontality），LawQ.Rev.116，2000，pp.219-221 〔17〕參見[英]格萊伯，丘伯那：《藝術與金錢：私人領域的憲法權利？》（Christoph Beat Graber Gunther Teubner，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Oxford J.LegalStud.18，1998，p.61；馬克斯尼斯：《隱私、言論自由與人權法案的水平影響：德國的教訓》（Basil Markesinis，Privacy，Freedom of Expression，and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the Human Rights Bill： Lessons from Germany），LawQ.Rev.115，1999，p.47.〔18〕參見[英]萊斯特，派內克：《人權法案對私法的影響：爵士的動議》（Anthony Lester David Pannick，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Act on Private Law： The Knight‘s Move），116LawQ.Rev.116，2000，p.383.〔19〕亨特，同前注[15]引書，第434-435頁。

〔20〕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118頁。

〔21〕參見[英]霍夫曼：《人權法案與上議院》（Lord Hoffmann，Human Rights and the House of Lords），Mod.L.Rev.62上一頁[1][2][3][4][5]下一頁，1999，p.160.〔22〕格里菲斯，同前注[8]引書，第42頁。

〔23〕582Parl.Deb.，H.L.（5thser.）（1997）1275.〔24〕參見[英]埃文：《人權公約一體化下的人權發展》（Lord Irvine of Lairg，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Under an In-corporated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Pub.L.1998，pp.228-229.〔25〕例如，國家對公約第8-11條所列的權利（隱私權、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的干涉只有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情況下才能被認為是適當的：嚴格符合法律的規定，促進實現合法的目的，并且“在民主社會中是必要的”。最后這一要求意味著干涉必須符合迫切的社會需求，特別是要與所追求的合法目標相適應。為達到目標所使用的手段的精確性必須取決于有分歧的權利的性質和國家干涉該權利的性質。See Olssonv.Sweden，130 Eur.Ct.H.R.（ser.A）at 31，11Eur.H.R.Rep.259，285（1988）。

〔26〕“中度審查”是審查的中等水平，政府必須表明它的行為與促進一個重要目的（有重大意義的目標）有實質性聯系（或有很強的聯系）。[!--empirenews.page--] 〔27〕“嚴格審查”是審查的最高標準，政府必須表明它的行為對于促進切身利益（或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完全適合的（或幾乎完全必須的）。

〔28〕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10頁。

〔29〕參見[英]萊斯特：《歐洲人權與英國憲法，變化中的憲法》（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European Human Rights and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Jeffrey Jowell Dawn Olivereds.，1994，3rded.p.40.〔30〕巴奈特，同前注[5]引書，第938頁。

第二篇：歐盟憲法草案對歐盟人權保護機制的影響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n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aspect of the human rightsshort review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European Union the new points in aspec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3.1 common values

3.2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3.3 other changes could affect the human rights arisen questions

4.1 the protection different from under the Convention

4.2 the two courts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conclusions in a historical view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aspect of the human rights

“Conscious that Europe is a continent that has brought forth civilization;That its inhabitants, arriving in successive waves from earliest tim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values underlying humanism: equality of persons, freedom, respect for reason” Extract from the preamble to the draft Constitution

In past 16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EU hereafter)has marked itself through a series of changes.From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in which the Union committed itself to create a single market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 on its territory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services as well as capital, to Maastricht Treaty, which brought the Union into reality and led to common foreign polic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justice and internal affairs as a higher level cooper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Then the following Amsterdam(1997)and Nice(2001)Treaties,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placed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matters and established the frame for the Union as a legitimate institution, in which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integrated in a large region would have common historical direction and splendid future before them.Just before the door of enlargement of the Union, it was argued that the Union has to improve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efficiency, in order to outlines the EU’s purpose and competence clearly and streamline structures so as to prevent paralysis, therefore a new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on is determined to replace the EU's series of key treaties in passed over the last 50 years as a single document.Under leading of former French president and master draftsman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set about its work of drafting the Eu

[1][2][3][4][5][6][7][8][9][10]...下一頁 >>

ionally come to lif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1948(UDHR)with reorganization of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respect for inherent dignity as well as the equal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This declaration states explicitly that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humans have to be guaranteed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destruction by any group, state or person.These principles were broadly accept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considering the origin of the EU(EC)and the historical separation in Europe after WWII, we denote only the contracting countries of European Community.For the Member States of EC, 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been up to now the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 which established in 1949 as a result of the Congress of Europe in The Hague , and took for the basic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he Council accepted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grated it in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the Convention hereafter), which and its 12 protocols turned out to b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Europe.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vention, the other two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ag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e.OEEC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didn’t include relevant clause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to their founding treaties.Since it was agreed at that time, the Council of Europe would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values, whereas the OECD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ere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economic restoration of Europe.The reason of separate organizations was based on a view to avoiding economic excuses for future inhumanity.Another reason came from the thought, which believed tha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et forth in the Community Treaties could not lead to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Furthermore, the original Member States in the Treaty of Rome feared, that the inclusion of a “bill of rights” in the Treaty might have brought about an undesirable expansion of Community powers, since it could lead Community institutions to interpret their powers as extending to anything not explicitly prohibited by the enumerated guarantees.Under the regime of Council of Europe, a lots of achievement of human rights improvement has been reached , yet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EU, another mechanism o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which does not totally rely on 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derived out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lack of provisions rul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EC did not prevent the EC and the later European Union from providing care for th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iolations on human rights.Naturally, how could a swelling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EC, which has been continually strengthening its power in all social aspects, does not involve in human rights issues especially w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rights nowadays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both i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tages? Regarding to EU, The protection system has been formed in three aspects.First of all, the legislation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EU.Since there were no Member States of EU(EC)which accedes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being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it impose obligations on the Member States that they should ensure that the internal laws and practices comply with the human rights standards set out in the instruments.Very member states in EU have recognize the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Convention and incorporated them somehow into national laws, most importantly, provided constitutive protection as the basic legal resource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For example in Germany, Basic Law(Grundgesetz)Art 1 to 19 deliver explicit provisions even beyond the Convention;the same case as part VIII(§71-85)in Constitution of Denmark;in Britain the Act of Human Rights came into force on 2 October 2000 steers extending a ways, in which the Convention can be used before domestic courts.Certainl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 human rights lessons, the basic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could only be afford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rough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excise of authoritative power.Secondly, the institutions and legislation at the EU level acts also with high respect to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The EU has showed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has explicitly confirmed the EU's attachment to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The Amsterdam Treaty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ntended to secure their protection.It was ascertained, as a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 resp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upon which the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

Union is founded.For the first time a procedure is introduced, according to which severe and continuing violations of Fundamental Rights can lead to suspension of voting and other rights of a member state, if the Union determined the existence of a serious and persistent breach of these principles by that Member State.As to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they should also respect these principles to join the Union.Furthermore, It has also give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the power to ensure resp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by the European institutions.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ner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perations, in order to reach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and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EU also need its rule respecting for human rights.Such cases we have are for instance the EU Council’s regulation o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gulation(EC)No 975/199 and Council Regulation(EC)No 976/1999 for example, are aimed at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aid for operation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s well a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tc.Likewise, at their meeting in Cologne in June 1999, EU leaders declared that in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progres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applicable at Union level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namely be consolidated in a Charter and thereby made more evident.They argued, that the legal resource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come from not onl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 but also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rawn up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 as well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y also include EU treaties themselves and from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As a result, a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the Charter hereinafter)was sketch out, which highlighted the EU’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for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for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through listing more rights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comparing the early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Convention.We will continue to concentrate on the Charter in point 3 since it has been integrated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s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Finally, the opinion and case-law of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 hereafter)also have immens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rumen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ithin EU.Al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

3.1 the content of the Charter

The Charter was designed as a political and legal objective of EU while the EU has entered a more resolutely political phase of integration.A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d in its Communication of September 2000: “The Charter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Europe as a political force, which is evolving into an integrated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simply as a consequence of citizenship.It is an indispensable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 both for the citizens of Europe in relation to politicians, administr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s a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operators.” Besides,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list of rights contained in the Charter offers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the common values that must be respected in a wider environmental entity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a common language on fundamental rights in EU.The Charter presents better practical protection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EU.Most of these rights are indicated in both the case law of the ECJ and Article 6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However,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Charter, it is anticipated, the EU citizens need neither to consult the case law of the ECJ nor to read the articles of the complex treaties, in which the provisions refer to yet again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ECHR and the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s of Member States, in order to get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 their rights.Indeed, the articles in the Charter are grouped explicitly around six fundamental values: dignity, freedoms, equality, solidarity, citizenship and justice.While most of the rights listed are granted to everyone, some certain rights are granted to specific groups of people: i.e.children, workers Union citizens , Citizens of the Union and nationals of non-member countries residing in the Union

As we have mentioned in point 2, the Charter could be regard as a syncretism by means of absorbing rights from broader recourses besides the ECHR.Thus the content of the Charter is broader than ECHR provides, while the ECHR is restricted only to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For example the Article II 8 in the Chart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s derived from Article 286 EC Treaty;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Article 8 ECHR;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of 28 January 1981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Article II 10 2.paragraph 2 rig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

ghts.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as also acted on the Charter.In a significant judgment of 3 May 2002 the Court even changed the rules governing individual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urts, making reference to Article 47 of the Charter, which guarantees individuals whose rights are violated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before a tribunal.In any case it is obvious from above discuss, though the declaratory character of the Charter does not have legal binding as far as the legislative status of the Charter is concerned, it has already unchallengeable impact.S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i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and method.Now as the Charter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it become directly binding i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come into force after ratified by member states.3.3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Convention

The Union had currently no competence to adhere to the ECHR, while this competence is explicitly provided for i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which stipulates that the Union will endeavor to adhere to the ECHR.It was declared, that as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in the Constitution, adhesion to the ECHR does not mean any change to the Union's powers as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The full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 and adhesion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alternative steps, because the Charter does not func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ECHR.In this context Article II 52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makes clear, that the Charter respects the Convention, its protocols, and the case law develop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he rule seems simple: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shared by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harter have the same meaning in both texts, even if the wording of the Charter is different, either in an attempt to update the Conventions text written in 1950 or to create a shorter and more readily comprehensible version.However, it is all what the Charter and the draft Constitution seek? Most importantly, what highlights in the Charter such as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s not a new pledge, but they why the Charter reaffirms explicitly and makes them perfectly, then upgrade them to constitutive rights? According to my view, the adhesion to ECHR seeks the minimum security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there is no reason to allege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respecting the Convention must be accurate for the EU, especially along with the growth o

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

f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at many countries of East Europe attended including Russia.After all, the status of Council of Europe becoming more pan-European after a astonish increase of the members after collapse of the socialism block after 1990.The criteria of being a member of Council of Europe i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join the EU.I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uld reach common understanding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through its mechanism such as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and achieve the Convention’s aims as provide remedies suitable for all the members under ECHR, then, such situation may be not the case today.Since it is likely undue that one can claim fair and working condition easily in large eastern European area wher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 up to almost 15%;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enforce some new set-up democratic countries to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good administration as in the Charter states, on the contrary, too.So accordingly, the Charter avoids imposing limitations on rights that are unlimited in the Convention, as this would seriously lower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e Charter.Actually, as it states in the final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52 § 3 of the Charter serves to clarify that this article does not prevent more extensive protection already achieved or which may subsequently be provided for(i)in Union legislation and(ii)in some articles of the Charter which, although based on the ECHR, go beyond the ECHR because Union law acquis had already reached a higher level of protection(e.g., Article 47 on effective judicial protection, or Article 50 on the right not to be punished twice for the same offence).Thus, the guaranteed rights in the Charter reflect higher levels of protection in existing Union law.Then the Charter further includes a standstill clause: Article II 53.It sets out to preserv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lready afforded by Un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application, as well as Member States’ co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is clause also makes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Convention, stresses that the Charter cannot undermine rights already guaranteed by that agreement.Clearly, that means it is the Convention which supplies the minimum protection as the lowest standard but the aim of the Charter of EU is to provide fundamental rights protect

<<上一頁[11][12][13][14][15][16][17]下一頁

第三篇：讀《民主憲法人權》有感

讀《民主憲法人權》有感

無名小子

近幾天讀了費孝通1946年出版的《民主憲法人權》，此書歷經70年，僅五萬來字，其內容簡單樸實、通俗易懂，既無說教式的高談闊論，也無高大上的專業術語，反而以聊家常的方式娓娓道來，讓讀者倍感親切。作者對民主、憲法、人權做了自己的理解，既聯系美國、英國、德國的事例，同時又對70年前的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思考。

民主、憲法、人權雖短短六個字，但其中的內涵恐怕非三言兩語所能講的明白。一個社會的情態，是由民族、民情、制度等相互作用而得到的結果，而不是高深的理論或者某個政治人物的一句口號所能決定，他們的復雜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對此書的理解，既是一篇讀后感，也算一篇導讀吧。

第一節是《人民、政黨、民主》。對人民的權力、政黨的作用做出了分析。民主國家的政黨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整理民意，使政黨實行的綱領能反映大多數人民的意見；其二是推舉人才，讓有才之人到政治機構做官。確保政黨達到這兩個目的，需要兩個基礎。其一是人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其二是用選票來決定政策和官員的任免。可見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條件，而不是民主帶來的結果。自由才是社會所必須的，正如托克維爾所說：“與其要平等，不如要自由”.平等看似美好，卻是外部權力強制介入的結果，讓本不平等的個體平等起來，這其實是違背人心意愿的，而自由才能確保人們不做違背意愿的事。但自由如何得到，這既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或許如哈耶克的觀點：“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和條件”.只有深刻認識到經濟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前提，才談得上如何去追求自由，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一道路徑。

第二節是《言論、自由、信用》。作者通過自己與朋友的一場辯論展開，以自己看到的壁報，以及在倫敦海德公園關于自由的演講作為線索，談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言論自由從表面上反映意見的紛雜，但其目的力求達到行動上的一致。若沒有言論自由，我們看到的表面雖是一致，但行動上恐怕相互掣肘，充滿各種各樣的明爭暗斗，這種情況反而對社會是有害的。言論自由的基本準則是尊重別人、尊重自己，從言論的辯論中達成共識。他需要我們相信別人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允許他人發表意見，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欺騙的言論橫行無忌，卻無人敢于站出來戳穿。

第三節是《協商、爭執、智慧》。講述美國1787年起草第一部憲法的故事。他們如何拋棄成見，在自由的辯論中，歷經重重困難而達成共識。在達成共識之后，所有代表為這個共識努力的說服各自所在州，從而共同推動聯邦政府的成立。這不僅讓人感慨，我不知是美國因偉大人物而幸運，還是偉大人物因生于美國而偉大？這些我們不得而知，政治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宮墻內的刀光劍影，爾虞我詐。我記得看完《資治通鑒》的時候，不僅感慨萬千，這部堪稱史學的經典，影響眾多歷史人物，他們從中學到的是智慧還是權謀呢？當然我不否定我們民族的偉大人物，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我們也不例外，我們也需要善待我們的英雄。但在歷史的關鍵節點，更希望英雄帶給我們的是智慧。

第四節是《憲章、歷史、教訓》。通過學習美國制憲會議的故事，引起作者與學生們的討論，指出中國與美國情形的不同（這些需要美分們多多學習，不能逢美必唱贊歌，必須認清其中的不同）。接下來作者引出英國制憲會議的歷程，從約翰王和大憲章，到1688年《人權法案》的簽訂，其間既有流血的革命，也有不流血的革命，終于將王權限制在法律之下，人民的自由得到保障。英國的憲政束縛了王權，將權力控制在籠子里面，同時還人民自由，從此奠定未來二百年“日不落帝國”的政治基礎，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反觀1688年的中國，清朝入主中原，成為最后一個王朝，不僅限制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還將皇權制度推向鼎峰，何其可悲。

第五節是《波茨坦、磨坊、憲法》。本節以無愁宮后風車的故事為線索，討論權力與法律的關系。雖然有人已經論證，這個風車的故事極有可能是虛構的，但從側面說明，人們對于將權力限制在法律之下是多么的向往。在君主制的時代，雖君主開明如堯舜禹湯，但又能如何？明君仍把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更有甚者，進一步的架空法律，攫取人民更大的權力。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明君總是少數，我們怎能寄希望于這個少數可以給予人民幸福呢？

作者還討論現代國家若非法治，而是警察國家，那么人民的權力誰來保障呢？警察將成為國家的統治工具，比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時代。如果只有憲法，形式上的憲法，而立法機關不向人民負責，那么法律怎能保護人民的自由呢？可見憲法的精神需要深入人心，所有人都自覺遵守憲法精神，才能確保憲法維護人民的自由。

第六節是《人權、逮捕、提審》。講了一個當時國民政府濫用權力的例子，三嫂一家被無緣無故的逮捕，從而被迫賣掉產業，花錢才得以避免這場無妄之禍。這既是三嫂的不幸，也是當時所有人民的不幸，其悲劇產生的根源就在于權力大于法。面對權力大于法的情形，只有權力才能保護人，法律根本無力為之。但我們都知道，權力只能保護擁有權力之人，而法律才能保護所有人。若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不能得到保障，人權被肆意踐踏，那不僅是三嫂的悲劇，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法律不能限制權力，反被權力肆意踐踏，那么留給人民的還有什么呢？

第七節是《特務、暴力、法律》。其中講到暴力是法律的天敵，在暴力之下，誰能指望法律還有一席之地。執政者與人民之間，本是一種契約關系，而不是主仆關系。一旦暴力游離于法律之外，特務成為統治的工具，誰來保障契約的履行呢？所以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要堅守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的契約，而法律代表的必是全體人民的意志。

第八節是《住宅、警管、送灶》。指出人民的權力被損害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那么剩下的必定是人民的反抗。警管也好，隨意搜查他人住宅也罷，誰破壞了人民的權利，人民只會加倍的還給他，這就是作者“送灶”的意思，但這種方式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出現的。只有全體人民遵守契約，在法律的框架之內進行有效的協商，從而達到平衡。只有如此，即不會出現警管，也沒有送灶，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作者雖是寫給當時的國人，為如何理解民主、憲法、人權提供了一面鏡子，但作為一本床頭燈讀物，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其中的道理仍然振聾發聵。1946年的國民政府時代早已過去，三嫂的悲劇已成為歷史。時至今日，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當年滿目瘡痍的中國，變成而今蓬勃向上的英姿，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十八大以來，總書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國將會變得更好，更有自信站在世界的舞臺上，以開放的眼光和心態走向世界，融入國際。

第四篇：英國憲法慣例

英國憲法慣例

國王統而不治

這是在確立議會權力至上、議會的權力高于國王的權力的《權利法案》（1689年）實施后逐步形成的一項關于英王權力地位的憲法慣例。

在《權利法案》通過之前，議會本身的存廢以及議會通過的法律，往往是以國王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國王可以隨時解散議會，可以決定召集議會來為其征稅，可以很容易否決議會通過的法案；而作為內閣前身的樞密院，只是協助處理政務的咨議機關，國家的實際政務由國王個人決斷。

在《權利法案》確立了議會權力至上的憲法原則后，議會享有最高立法權，國王既不能隨時解散議會，也不能不經議會同意而立法和征稅。樞密院演變而內閣后，內閣全權處理政務，這樣，國王昔日在立法和行政方面享有的實際權力，已經所剩無幾。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對直接參加議會、內閣活動的興趣減退。

1714年，德國人喬治一世被加冕為英王，喬治一世本來就是一個庸俗之人，即位時年級又較大（54歲），加上他不懂英語，因而即位后的前幾年，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自己的德國漢諾威領地，很少來倫敦出席內閣召開的會議。有時即使出席了了內閣會議，也因聽不懂議員和大臣的發言內容，不能直接在內閣會議上對內閣的議事活動做出實際影響。鑒于這種情況，1717年議會做出決定，國王無需出席內閣議會。

以后，關于國王不出席內閣會議的問題，曾出現反復，在1760年至1820年間，喬治三世曾力圖重振王權，但是由于眾議院的強烈反對，只得作罷。這樣國王就成為脫離實際政務的統而不治的虛君。“國王統而不治”的憲法慣例由此形成。

國王不能為非

這是指國王永遠沒有是非錯誤，國家政策中出現的一切錯誤，都不能歸咎于國王，國王永遠不對國家的任何政治決策負政治責任。

這一憲法慣例之所以形成，主要原因是：在責任內閣制度形成以后，國王的一切政務活動都是根據內閣的安排進行的，以國王的名義公布的法律和決議，凡不經內閣副署都是無效的。而一經內閣首相或有關大臣副署，國王便不負任何政治責任，其責任由內閣承當，內閣不能將其執政活動中出現的錯誤責任推諉于國王。

從表面上看，這一憲法慣例似乎是為過往的行為解脫責任，然而在實質上，它是對國王行使權力的限制。因為根據這一憲法慣例，要使國王永遠保持沒有政治錯誤的形象，國王就不能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如果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就難免有錯誤）。這樣，資產階級巧妙地將國王排斥在政治決策之外，由資產階級控制的議會和內閣決策和行使國家權力。

首相主持內閣政務

由于喬治一世經常不出席內閣會議，議會便于1717年做出決定，國王無需出席內閣會議并主持內閣會議。在國王脫離了內閣政務后，由誰來主持內閣會議、領導內閣工作的問題，便被提了出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721年，喬治一世決定由當時擔任財政大臣的羅伯特·沃波爾主持內閣會議，領導內閣行使職權。羅伯特·沃波爾通過掌握內閣會議的主持權，成為內閣諸大臣中權力地位最顯赫的首席大臣，此后人們逐漸稱其為首相，首相主持內閣政務、領導內閣的憲法慣例便由此形成。今天，人們習慣于把1721年看作歷史上第一個正式內閣形成的歷史年代，把羅伯特·沃波爾看作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內閣首相，并且根據羅伯特·沃波爾當時擔任財政大臣職務的情況，形成了內閣首相總是兼任財政大臣的憲法慣例。此外，英國把200多年前羅伯特·沃波爾任首相時在倫敦唐寧街10辦公的地點，至今仍作為英國內閣首相主持政務的辦公官邸。

首相自行組閣

首相主持內閣政務的憲法慣例形成之后的100多年內，首相只是有主持內閣議會、領導內閣工作的權力。1834年英國內閣首相更迭頻繁，先后有4位首相上臺。在羅伯特·皮爾就任首相后，感到內閣的穩定，就要組織一個能與首相合作的內閣班底。對羅伯特·皮爾首相便自行挑選政府大臣，進入內閣成為內閣成員，國王則按照首相意見任命。從此，首相自行挑選政府大臣以及內閣（報請英王批準）的憲法慣例由此形成。

內閣失去信任應辭職

議會取得最高權力以后，為使議會通過的法律和決議與能夠被內閣在實際中給予貫徹執行，實現議會立法與內閣施政的一致，就需要由被議會信任者來組織內閣，實行內閣對議會負責的制度。為此，安妮女王在位期間（1702－1714），總是選擇任命議會眾議院信任者擔任內閣大臣，而議會眾議院所信任的內閣大臣，又都屬于議會眾議院多數黨一派，這樣便形成了內閣由議會眾議院多數黨組成的憲法慣例。

1742年，長期以來一直控制著議會眾議院多數議席的輝格黨發生內訌，不少議員對內閣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的執政方式不滿。在野黨議員，借此機會，提出了要求羅伯特·沃波爾首相以及內閣集體辭職的議案。在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前后夾擊下，羅伯特·沃波爾首相被迫與全體內閣大臣集體辭職，從此創立了內閣的施政方針若得不到議會眾議院的支持和信任時，內閣全體成員應該集體辭職的憲法慣例。

首相解散議會眾議院

1742年形成的議會對內閣的不信任可以迫使內閣集體辭職下臺的憲法慣例，使議會在與內閣的關系中占了上風。這種議會較內閣處于優勢地位，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為了平衡議會與內閣的關系，在議會與內閣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制約制衡的格局，42年后即1784年又形成了內閣首相可提請英王解散議會眾議院的憲法慣例。

1783年12月，年僅24歲的小威廉·皮特出任內閣首相，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但是第二年，議會眾議院對小威廉·皮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首相下臺。在這種情況下，小威廉·皮特要求英王喬治三世提前解散未到期的議會眾議院，重新選舉議會眾議員。為了使內閣保持相對穩定，喬治三世批準了小威廉·皮特要求解散議會眾議院的要求，下令將未到期的議會眾議院予以解散。在隨后進行的新一屆議會眾議院選舉中，小威廉·皮特領導的托利黨獲得議會眾議院的多數席位，這樣新選出的眾議院投票支持小威廉·皮特首相繼續執政。從此，便創立了議會眾議院若不支持內閣時，內閣首相可以提請英王解散議會眾議院，重新選舉出新一屆議會眾議院，然后由新選出的議會眾議院決定原內閣去留的憲法慣例。

司法對行政權的控制

三百年前，英國有個法官柯克（Lord Edward Coke），他勇敢地抵制了國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的干涉，保證了司法對行政權的控制。有一次國王把法官都召集到跟前，揚言他要選擇幾件訴訟案自己來審判。但是首席法官柯克告訴國王，國王無權這么做；根據英國的法律，所有案件都必須在法院里作出判決。國王說：“我一直以為而且時常聽說你們自稱：英國法是建立在說理的基礎上的。那么我和別人為什么不能象你們法官一樣以理審案呢？”

“陛下，您說得不錯啊！上帝賦予陛下的才學是無與倫比的，但是請皇上允許我恭恭敬敬地向您這么說：處理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貨物或其他財物，僅靠人的天賦理性是不夠的，而是要按特定的推理和法律判決的。您沒有學過您的王國的法律，而審判是只有經過長期學習、長期實踐才能對它取得認識的一種技能。法律是金子打成的指揮棒，是審理陛下屬民的尺度。正是法律而不是別的，保衛著您的安全與和平。”

“豈有此理”，這為信奉“君權神授”的國王發火了，嚷道：“難道連我也須受法律統治么！莫非要造反啦！”

法官平靜地解釋道：“陛下，英國最早著名法學家布來克斯通（Blackstone)就曾這樣說過：‘國王在萬人之上，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這句話后來成了英國司法界的名言。

英王不能與結過婚的人結婚

1936年1月，英王喬治五世死后，根據王位繼承法（1701年制定），愛德華八世繼任英王。但是，他繼位不久，提出要與辛普森夫人結婚。辛普森夫人是一個有過兩次婚姻的女人。當時任英國首相的鮑爾溫提出，國王不能與結過婚的女人結婚，如果國王要與之結婚，就應該退出王位。議會通過了鮑爾溫提出的議案。結果，愛德華八世因堅持要與辛普森夫人結婚，最后以其退出王位結束這場**。

第五篇：淺論英國對冷戰形成的影響

淺談英國對冷戰形成的影響

摘要：國際國內上，冷戰史的相關研究碩果累累。當然關于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冷戰起源的問題，各位學者均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但一般認為其具有復雜性。筆者在這里則將英國作為切入點，即考察英國在冷戰形成中的重大影響。其中，將主要選取英國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的對冷戰形成的影響和英國在美國制定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前后的動向這兩方面進行比較詳細的論述。

關鍵詞：英國 冷戰 反共思想 亞太集體安全保障體制

一、溫斯頓·丘吉爾的對冷戰形成的影響

領導人的作用對國家政策制定和國家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特定制度下領導者的行為選擇、面對各種偶發事件對領導者的決策取向等問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著們的重視。因此，在新的歷史研究資料中我們更應該把當事人的作為和事件結合起來考察。顯然，丘吉爾作為冷戰序幕“鐵幕演說”的發起者，對冷戰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丘吉爾早期的反共思想

丘吉爾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領導者，同時又是二戰結束后挑起美蘇冷戰的始作俑者。丘吉爾的反共思想在很早就已形成，“在其1906年擔任內政大臣時，他就明確表現出敵視和排斥社會主義思想的政治傾向。”①而在之后的1918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社會主義政權建立起來時，丘吉爾則把布爾什維克看做“殘暴的黑猩猩”，蘇維埃也被其視為西方國家的死敵，他積極鼓動西方國家對蘇維埃進行武裝干涉，這一切都表明其仇視社會主義的右翼思想進一步升級。

（二）二戰爆發后丘吉爾反共思想的表現

二戰爆發后，丘吉爾被英國國王喬治五世任命為英國戰時聯合內閣領導人，帶領英國抗擊德國法西斯勢力。雖然蘇聯也是反法西斯聯盟的成員，是英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友，然而作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重要領袖，丘吉爾卻非常在意美英等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差異，甚至有意地在兩方之間制造“新的不和諧”。丘吉爾的這種反共思想一直貫穿了二戰的全程，也為二戰勝利后美蘇兩國的冷戰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最終直接導致世界冷戰的兩極格局的形成。

1、開辟歐洲第二戰場與丘吉爾的“鱷魚下腹部”理論

二戰中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向英國提出了在歐洲西部開辟第二戰場的要求，為的是打亂德國的戰爭部署，使其東西兩線均受打壓，不能兼顧，從而盡早取勝。然而，丘吉爾卻對蘇聯的要求消極應付，并且在1941至1942的兩年中，一直拒絕蘇聯的一再要求，以英國無力開辟戰場的借口企圖使蘇德兩國在戰爭中兩敗俱傷，從而由英國來收拾殘局，掌握歐洲主導權。

拒絕了蘇聯的合理要求的丘吉爾反而拿出了在北非開辟第二戰場的計劃，并且竭力得到了美國的支持。為了使蘇聯方面同意這一計劃，丘吉爾親自奔赴莫斯科，并提出了著名的“鱷魚下腹部”理論來支持該計劃。他聲稱地中海區域就像鱷魚的下腹部一樣易于攻擊，而不應攻擊如鱷魚堅硬的口鼻部的法國北部。然而，鱷魚下腹部理論明顯是丘吉爾放思想的一貫反應，斯大林很快就清楚了丘吉爾的真實意圖，他強烈指責英國該計劃的實質，使英國不得不承諾在1943年正式開辟第二戰場。

但是，在此后的多次關于第二戰場開辟事宜的談判中，英國仍然遲遲不給予真正行動。① 許海云：《他們制造了冷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第3頁。

而且，1943年后，戰爭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反法西斯盟國在世界各大戰場都陸續轉入戰略進攻，但是丘吉爾卻仍按兵不動，其之前得到美國支持的“北非登陸計劃”也在實施中遇到了不少問題，這種避實就虛的戰略嚴重限制了整個歐洲戰局。

1943年底，蘇德戰場的戰爭情況出現了根本性轉變，蘇聯在艱難努力之后終于取得了戰爭主動權，對德國發起戰略反攻指日可待。戰略態勢的改變使丘吉爾開始改變其對拖延許久的第二戰場開辟計劃的態度，1943年11月，美英蘇三國在德黑蘭召開首腦會議，關于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問題終于告一段落。但是，丘吉爾在歐洲第二戰場開辟問題中所顯露無疑的反共思想不可避免地為美英蘇三國今后的戰略合作留下了陰影，嚴重削弱了盟國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和實施軍事合作的基礎，最終加速了反法西斯聯盟的破裂。

2、“百分比協定”

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美英蘇三國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1944年，蘇軍大規模進攻德國法西斯勢力，并且迅速躍出國境，對中歐與東歐地區開始產生影響。丘吉爾為此形勢開始感到擔憂，他明白美英盟軍的西線進攻勢力是無法搶在蘇聯之前占領東歐地區的，蘇聯勢必會取得對中歐等地的控制權。為此，丘吉爾想要通過外交談判的方式達成與蘇聯方面的政治協定，幫助改變蘇聯將一手掌握中歐的情況。

1944年，丘吉爾親自飛赴蘇聯莫斯科，他事先擬定了一份戰后美英蘇等國在中歐、東歐等地區的勢力范圍分配比例的方案。這份方案得到了斯大林的基本認可，英國于是與蘇聯達成了著名的“百分比協定”。

然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丘吉爾的意圖卻是再清楚不過，他無視“百分比協定”簽訂的事實，公開宣稱戰后東歐的勢力劃分應實行誰占領誰決定的原則。在蘇聯奉行的實力原則面前，“百分比協定”形同一紙空文。

3、發表“鐵幕演說”拉開冷戰序幕

1945年，英國正逢大選。丘吉爾對其所領導的保守黨充滿信心，期間他一心就戰后世界格局的問題奔波操勞，卻沒想到極度渴望和平、肯定蘇聯對戰爭勝利做出巨大貢獻的英國人民竟然拋棄了他，工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丘吉爾因此被迫遞交辭呈離職，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短暫的在野時期。

1946年，丘吉爾應美國威斯敏斯特學院的邀請到該院發表演講。3月5日，在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他發表了名為“中流砥柱”的演說，其中，“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得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了下來。在這條線的背后，坐落著所有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首都??”這段話最廣為人知。在演說的最后，他更是提出美國將成為未來世界的“中流砥柱”，呼吁美英兩國聯合起來集體抵制蘇聯的不斷“擴張”。

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稱得上是其反共思想的一個總結，其反應了戰后西方國家統治階層內部對蘇聯的普遍態度。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對其表示強烈認同。鐵幕演說實際上正式拉開了美蘇冷戰的序幕。

二、英國在美國制定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前后的影響

顯然，英國在歐洲冷戰形成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提到東南亞冷戰的形成，我們總是想起作為美國遏制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政策，而忽視了英國在此過程中也發揮這著不可忽視的力量。

二戰結束后，美國政府在一段時間內原本是以美英蘇中為基礎，加上聯合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機制來維護世界各地區的安全的，但從1949年北約成立和轉變對戰敗國日本的占領政策后，美國開始重新考慮自己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集體安全保障政策。

在美國尚未明確制定出其亞洲政策前，英國就開始活動了。英聯邦國家們也紛紛活躍起來，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陸續提出自己關于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的構想，其中英國對于澳大利亞提出的由美英澳新菲五國組成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組織的構想十分支持，主張將這一構想作為在此地區合作的基礎。英聯邦國家的這一系列行動，都表明了他們想要排除日本，對美國改變對日政策和害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態度。

然而美國政府則有著自己的考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48/2文件認為，美國應重視其在日本、沖繩、菲律賓等地的地位，逐漸建立起自己的亞洲沿海島嶼防衛鏈。雖然該文件也提出了“要促進英聯邦各成員國與美國在亞洲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是美國將重點明顯放在了亞洲太平洋沿岸的國家。美國意圖在其主導下建立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體系，而拒絕英國在此地區爭取特殊利益。

而在之后的關于該體系問題的具體研究過程中，美國更是堅決地把英國排除在外。1951年，美國國防部原則上通過了國務院提交的由美菲澳新四國組成，盡力吸收印尼與加拿大參加的“太平洋協定”方案，并在此方案上特別強調其成員國應嚴格限定在沿海島嶼鏈國家。至此，英國徹底被排除在了亞太集體安全保障體系之外。

面對美國強硬的態度，英國表示出激烈反對。英國原本想要借英美特殊關系在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其之前的大國地位，維護自己在該區域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強國地位。英國的反對態度充分體現了其“帝國意識”與“冷戰意識”。在英國的激烈反對下，美國不得不放棄《太平洋協定》的構想，重新組織其對亞太地區的政策。

這次，美國選擇了分別與亞洲太平洋沿海島嶼國家締結雙邊、三邊安全保障條約的路線。1951年，美國政府與相關國家計劃后初步簽署了《美日安保條約》與《澳新美條約》，英國得知后反應相當復雜，原本其認為美國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澳新菲之外。但是以英國的實力卻無法再強制要求英聯邦國家按其命令而動，英國只好接受這一事實。而對于菲律賓，英國則提出了不允許其加入的要求，最后美國則采取了單獨與菲律賓簽署《美菲共同防衛條約》，并于9月正式簽署了《澳新美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

通過以上關于英國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的對冷戰形成的影響和英國在美國制定亞洲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前后的動向這兩方面進行的論述，不難看出，在歐洲冷戰與東南亞冷戰形成的過程中，英國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可以說，英國的影響是美蘇冷戰起源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李丹慧：《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許海云：《他們制造了冷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張曉晴，30220122200863，國際關系學院2012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