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王朝都邑探尋中華文明源頭

從王朝都邑探尋中華文明源頭

自殷墟發掘開始，有關商代的遺址不斷被發現，比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等，這些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獲。學術界對于商代文明的認識不斷更新。那么，如何看待這些遺址間相互的關系？它們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參與主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工作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距離殷墟的科學發掘已經接近90年了，距離鄭州商城的發現也已有60年。這兩個遺址的發掘歷史悠久，我國有很多考古學家都為其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這兩個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學科的貢獻？

李伯謙：殷墟的發掘和鄭州商城發掘的意義應當放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中來看，我說的考古學就是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近代考古學。

殷墟的發掘自1928年開始，在此之前，學界興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馬遷構建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這樣的古史觀破壞了。這就涉及一個如何重建的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覺得只有走考古學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濟發現山西夏縣的西陰村，1928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組，開始了殷墟的發掘。經由殷墟的發掘與研究，大家認識到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個國都所在地。這樣，就把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歷史從傳說變成了信史。

1955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發現鄭州商城并進行了發掘。明確的地層關系證明，鄭州商城屬于二里崗時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鄒衡先生認為它可能就是商湯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發現了偃師商城，我們認為其年代可能要比鄭州商城稍晚一點。

這些遺址的發現，把商前期的歷史由傳說變成了信史。這非常重要，因為根據《史記》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獻的記載，在商之前還有夏，如果我們找到并確定了商朝最早的國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們就能找到一個定點，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遺跡是怎樣的。

這樣就可以與1959年開始的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聯系起來，如果它是夏文化，這些遺址的發現就共同把夏商以來的歷史串聯起來了，這為我們國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國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實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顧鄭州商城的發現以及偃師商城的發現、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它們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發現，我們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還是很渺茫的。現在我們可以說，夏商周的歷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過去認為的都是傳說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殷墟的發掘歷史最為悠久，也最為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未來還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謙：殷墟的發掘到現在已經快90年了，取得的成績非常巨大，但對殷墟的認識，我認為還有繼續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為商代最后一個國都，有273年的歷史，沒有再遷徙。城里居民的構成如何？來源如何？這些都是問題。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區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銅器，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這些族人如何分布？為何來到國都？這些都是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另外，對整個殷墟布局的認識也有繼續深化的必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學者提出，最近幾年關于商代考古沒有什么特別重大的、有突破性的發現，商代考古處于比較沉寂的狀態，您怎么認識商代考古的現狀呢？

李伯謙：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學術熱點的問題都取決于兩點。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緒提到的：一是有沒有新的考古發現；二是有沒有提出一種新的觀點。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關夏商考古的討論很活躍呢？那是因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相繼被發現，兩者誰早誰晚，究竟誰是最早的國都，這個問題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學術界一致的關注，討論非常多。

目前，我覺得無論是對鄭州商城還是偃師商城，都還有繼續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進入了一個沉寂的時期，這其實也是消化材料、思考問題的必經階段，未來伴隨新的考古發現，還會有新的熱點問題出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發現，是不是對二里頭遺址的研究也有幫助？

李伯謙：當然有幫助，鄭州商城宮城城墻的發現以及處于宮城內的大型建筑基址的發現很重要，它的年代應該是比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根據文獻記載，商滅夏的過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掃清夏的外圍以后，才滅掉夏，然后又回到亳這個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這個過程，就可以進一步確立夏商分界的標準，這一點還需要細致的工作。現在關于夏商分界問題意見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頭四期和二里崗下層之間，還是在二里頭三、四期之間是有爭論的。這一問題的解決既取決于鄭州商城的進一步發掘，也取決于偃師商城和二里頭遺址的進一步發掘。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在鄭州周邊有很多小的遺址被發現，比如東趙遺址、望京樓遺址等，其規模可能并沒有殷墟那么大，但是這種小的發現對整個夏商研究的意義何在？

李伯謙：東趙遺址確實是很重要的發現。比如現在在那里發現了二里崗時期的大型宮殿建筑基址，但是沒有發現相應的城墻，這就是個問題。為什么在距離鄭州商城有相當距離的東趙會出現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質是什么？這很值得思考，未來也會引起很多討論。

此外，在東趙還發現了一個二里頭時期的城，最近幾年發現了好幾處類似的遺址，比如大師姑遺址、望京樓遺址，為什么在二里頭晚期的時候這個地方有這些城？它和鄭州商城的興起有什么關系？和二里頭遺址又是什么關系？這都值得思考。當然，早于二里頭的新砦期城址的發現也非常值得關注。根據我們的研究，新砦期遺存是“夷羿代夏”時期的遺存，它在這里發現就與鞏義的花地嘴遺址聯系了起來，這正是來自東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頭進軍路線上留下的遺跡證據。還有，二里頭一期遺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層關系的發現，這一發現，證明了新砦期確實早于二里頭。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幾年來，關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問題亟待解決？包括前幾年討論比較多的夏商分界問題，您如何看待其后續的研究？

李伯謙：夏商分界的問題，我想還是要繼續討論下去。最近，由于二里頭遺址不斷有新發現，特別是發現了一些二里頭四期的宮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頭四期沒有衰落。如果是這樣，就牽涉到二里頭四期和鄭州商城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需要討論的。

另外，鄭州商城和小雙橋遺址的關系問題也有爭論。過去安金槐先生認為鄭州商城是隞都，現在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旭提出，小雙橋遺址才是隞都，鄭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這就需要依靠小雙橋遺址和鄭州商城的進一步發掘。

由此引出另一問題，商朝建國之后到盤庚遷殷之間，經過了九世之亂，其間頻繁遷都，包括仲丁遷隞、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南庚遷奄等。這些都城究竟在哪兒也需要繼續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現在沒有找到。文獻記載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沒有發現和它相對應的同時期的遺存，這是一個問題。所以商朝幾個都城的遷徙過程還需要繼續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圍不同的族群都發生過復雜的聯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軍對外征伐。這些材料既要取決于商系統的考古繼續進行，也涉及同時期周邊文化的發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黃陂的盤龍城，山東大辛莊遺址的發現，以及山西、陜西的相關發現，都為研究商王朝和周邊的關系，商人和商勢力的發展，以及文化之間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發現能夠不斷補充這些材料，我們就能進一步弄清楚華夏文化是如何交匯、融合并發展壯大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商代考古在整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樣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謙：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一直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它都是一個重中之重的課題。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對中國文明發展的過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這個時期，特別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華文明是怎樣的面貌，就必須拿出具體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當然最重要。所以，我們覺得對殷墟的認識和了解，對研究中國國家的結構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它這個工作可能難以深入下去。

第二篇：孫妙凝：中華文明起源系列獨家報道《從王朝都邑探尋中華文明源頭》

從王朝都邑探尋中華文明源頭

——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

2015年08月14日 14: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妙凝

自殷墟發掘開始，有關商代的遺址不斷被發現，比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等，這些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獲。學術界對于商代文明的認識不斷更新。那么，如何看待這些遺址間相互的關系？它們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參與主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工作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距離殷墟的科學發掘已經接近90年了，距離鄭州商城的發現也已有60年。這兩個遺址的發掘歷史悠久，我國有很多考古學家都為其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這兩個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學科的貢獻？

李伯謙：殷墟的發掘和鄭州商城發掘的意義應當放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中來看，我說的考古學就是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近代考古學。

殷墟的發掘自1928年開始，在此之前，學界興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馬遷構建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這樣的古史觀破壞了。這就涉及一個如何重建的問題。經過討論，大家覺得只有走考古學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濟發現山西夏縣的西陰村，1928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組，開始了殷墟的發掘。經由殷墟的發掘與研究，大家認識到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個國都所在地。這樣，就把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歷史從傳說變成了信史。

1955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安金槐先生發現鄭州商城并進行了發掘。明確的地層關系證明，鄭州商城屬于二里崗時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鄒衡先生認為它可能就是商湯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發現了偃師商城，我們認為其年代可能要比鄭州商城稍晚一點。這些遺址的發現，把商前期的歷史由傳說變成了信史。這非常重要，因為根據《史記》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獻的記載，在商之前還有夏，如果我們找到并確定了商朝最早的國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們就能找到一個定點，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遺跡是怎樣的。

這樣就可以與1959年開始的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聯系起來，如果它是夏文化，這些遺址的發現就共同把夏商以來的歷史串聯起來了，這為我們國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國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實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顧鄭州商城的發現以及偃師商城的發現、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它們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些發現，我們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識還是很渺茫的。現在我們可以說，夏商周的歷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過去認為的都是傳說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殷墟的發掘歷史最為悠久，也最為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未來還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謙：殷墟的發掘到現在已經快90年了，取得的成績非常巨大，但對殷墟的認識，我認為還有繼續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為商代最后一個國都，有273年的歷史，沒有再遷徙。城里居民的構成如何？來源如何？這些都是問題。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區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銅器，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這些族人如何分布？為何來到國都？這些都是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另外，對整個殷墟布局的認識也有繼續深化的必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學者提出，最近幾年關于商代考古沒有什么特別重大的、有突破性的發現，商代考古處于比較沉寂的狀態，您怎么認識商代考古的現狀呢？

李伯謙：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學術熱點的問題都取決于兩點。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緒提到的：一是有沒有新的考古發現；二是有沒有提出一種新的觀點。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關夏商考古的討論很活躍呢？那是因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相繼被發現，兩者誰早誰晚，究竟誰是最早的國都，這個問題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學術界一致的關注，討論非常多。

目前，我覺得無論是對鄭州商城還是偃師商城，都還有繼續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進入了一個沉寂的時期，這其實也是消化材料、思考問題的必經階段，未來伴隨新的考古發現，還會有新的熱點問題出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發現，是不是對二里頭遺址的研究也有幫助？

李伯謙：當然有幫助，鄭州商城宮城城墻的發現以及處于宮城內的大型建筑基址的發現很重要，它的年代應該是比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根據文獻記載，商滅夏的過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掃清夏的外圍以后，才滅掉夏，然后又回到亳這個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這個過程，就可以進一步確立夏商分界的標準，這一點還需要細致的工作。現在關于夏商分界問題意見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頭四期和二里崗下層之間，還是在二里頭三、四期之間是有爭論的。這一問題的解決既取決于鄭州商城的進一步發掘，也取決于偃師商城和二里頭遺址的進一步發掘。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在鄭州周邊有很多小的遺址被發現，比如東趙遺址、望京樓遺址等，其規模可能并沒有殷墟那么大，但是這種小的發現對整個夏商研究的意義何在？

李伯謙：東趙遺址確實是很重要的發現。比如現在在那里發現了二里崗時期的大型宮殿建筑基址，但是沒有發現相應的城墻，這就是個問題。為什么在距離鄭州商城有相當距離的東趙會出現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質是什么？這很值得思考，未來也會引起很多討論。

此外，在東趙還發現了一個二里頭時期的城，最近幾年發現了好幾處類似的遺址，比如大師姑遺址、望京樓遺址，為什么在二里頭晚期的時候這個地方有這些城？它和鄭州商城的興起有什么關系？和二里頭遺址又是什么關系？這都值得思考。當然，早于二里頭的新砦期城址的發現也非常值得關注。根據我們的研究，新砦期遺存是“夷羿代夏”時期的遺存，它在這里發現就與鞏義的花地嘴遺址聯系了起來，這正是來自東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頭進軍路線上留下的遺跡證據。還有，二里頭一期遺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層關系的發現，這一發現，證明了新砦期確實早于二里頭。《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幾年來，關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問題亟待解決？包括前幾年討論比較多的夏商分界問題，您如何看待其后續的研究？

李伯謙：夏商分界的問題，我想還是要繼續討論下去。最近，由于二里頭遺址不斷有新發現，特別是發現了一些二里頭四期的宮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頭四期沒有衰落。如果是這樣，就牽涉到二里頭四期和鄭州商城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需要討論的。

另外，鄭州商城和小雙橋遺址的關系問題也有爭論。過去安金槐先生認為鄭州商城是隞都，現在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旭提出，小雙橋遺址才是隞都，鄭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這就需要依靠小雙橋遺址和鄭州商城的進一步發掘。

由此引出另一問題，商朝建國之后到盤庚遷殷之間，經過了九世之亂，其間頻繁遷都，包括仲丁遷隞、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南庚遷奄等。這些都城究竟在哪兒也需要繼續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現在沒有找到。文獻記載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沒有發現和它相對應的同時期的遺存，這是一個問題。所以商朝幾個都城的遷徙過程還需要繼續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圍不同的族群都發生過復雜的聯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軍對外征伐。這些材料既要取決于商系統的考古繼續進行，也涉及同時期周邊文化的發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黃陂的盤龍城，山東大辛莊遺址的發現，以及山西、陜西的相關發現，都為研究商王朝和周邊的關系，商人和商勢力的發展，以及文化之間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發現能夠不斷補充這些材料，我們就能進一步弄清楚華夏文化是如何交匯、融合并發展壯大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商代考古在整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樣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謙：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一直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它都是一個重中之重的課題。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對中國文明發展的過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這個時期，特別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華文明是怎樣的面貌，就必須拿出具體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當然最重要。所以，我們覺得對殷墟的認識和了解，對研究中國國家的結構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它這個工作可能難以深入下去。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孫妙凝

第三篇：從《一代宗師》探尋八卦掌

從《一代宗師》探尋八卦掌

雖然已經上映一年有余，王家衛歷時八年拍攝的功夫片《一代宗師》依然風光無限。在金馬獎、金雞獎、華表獎、亞洲電影大獎、亞太影展等眾多電影節屢獲佳績后，前不久第33屆香港電影節上，《一代宗師》又成為了創紀錄的大贏家，包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編劇、最佳攝影等12個獎項，超過了《甜蜜蜜》《寒戰》在金像獎上創下的9項大獎紀錄。

“八年籌備，三年拍攝”，王家衛以一部《一代宗師》表達了他對民國武林的敬意。從最初拍攝“葉問傳”的想法，經過三年走訪全國各地百余位武林門派傳人后，他的創作思路不再局限于葉問的“詠春”一門，而是由“一條街”擴展成了“一個時代”。并從“精武會”、“中華武士會”，到“中央國術館”、“兩廣國術館”，一路探訪下來，將“五虎下江南”、“北拳南傳”設置為故事背景，由此確立了影片“南北武林、四大拳派”的基本格局：即以詠春、八極、八卦、形意為基本脈絡，構建起民國武林的全貌。

八卦掌的起源

影片中所描述的民國武林，盡管確有其人，確有其事，但與真實情況相比仍有很大區別。章子怡飾演的宮二，原名宮若梅，是來自北方的八卦掌宗師宮羽田的獨生女。據編劇徐皓峰介紹：“八卦掌里，專有宮家一門，是八卦掌中尹氏八卦的一支。但影片中的宮家并沒有采用這一支的史實，而是借用了中華武士會的一些典故，比如奉獨行道的不是宮家，恰恰是影片中宮老爺子所說‘我接了大師兄李存義的班’的李存義。”

八卦掌的來源由于資料缺乏已無從考證，一般都把它歸之于清朝咸豐年間的武術家董海川。徐皓峰所說的“宮家”，應該是指董海川大弟子尹福的徒弟宮寶田，山東乳山縣人。而他所說的“尹氏”，則是指尹福傳下來的一支。

董海川生于清嘉慶三年（1798年），卒于1882年，河北文安縣人。相傳，他26歲時家中變故，離家出走，遠游吳越巴蜀，以武訪友。后來跟隨九華山的道人修道，在修道的過程中，系統全面地參研易理，創立了八卦掌。

董海川下山后，途經河南，路見不平，出手誤傷了人而遭官府通緝。為了避難，董海川來到北京，經過尹福父親的朋友舉薦，董海川得以進入肅王府，而后進入皇宮。從此，董海川名聲大震，授徒日多。據《萬安公墓董海川墓志銘》所載的傳人有69人，著名的有尹福、程廷華、馬維祺、史紀棟、宋長榮、宋永祥、魏吉祥、樊志涌、谷步云、劉寶真、梁振蒲、劉鳳春、司元功等。

由于他的弟子多為帶藝投師，所以傳承下來，各支系的區別很大。如尹福從小就學習“彈腿”、“羅漢拳”等，練就了良好的武術功底。此后他拜在董海川門下，將此前所學融入了八卦掌，致使他的拳法特點是四指并攏扣拇指，直腕沉肘，后人稱為牛舌掌、一氣貫通掌；步法自然，不大掰大扣，腿法多，以推、托、帶、領、搬、扣、批、進八個字而概括；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相濟；講究手、眼、身、步、氣力合一，崩彈力多，其敏捷如打閃紉針，講借勁使勁，以巧破千斤；每個勁都出自于腰，手到步到，圓直相合，直圓換用，勁力以干冷勁為主，被后人稱之為尹氏八卦掌。

流傳更廣的程氏八卦掌，是由程廷華所傳。程廷華自幼愛好武術，精通摔跤，因生計入京為學徒，后在北京崇文門外花市四條開設眼鏡鋪，綽號“眼鏡程”。當時董海川在肅王府當差，以武藝聞名北京，在尹福的引薦下，程廷華上門挑戰，大敗，心悅誠服求其收為弟子，在師兄弟中排行第三。因此，程氏八卦掌是屈腿趟泥，橫開直入，擰翻走轉，舒展穩健，勁力沉實，剛柔相濟，善擺扣步，掌式的運轉曲線圓活，弧度較大，千回百折，螺旋力層出不窮，擰裹勁變化萬千。

此外，八卦掌還有史紀棟傳下的史氏八卦掌、梁振蒲傳梁氏八卦掌等。不過，雖然第二代八卦掌的傳承各不相同，但八卦掌從來沒有人獨立門戶，即使是尹福、程廷華在世時，也只稱為“支”，如尹福被稱為“東城支”，程廷華被稱為“南城支”。現在這種“氏”的叫法，據說是從太極拳學來的。

形意、八卦不分家的淵源

編劇徐皓峰所說的“宮家”，即尹福的弟子之一宮寶田。據說，尹福藝成之后，曾任崇外稅務司巡檢、善撲營教習，后經滿人佛音尼布（漢名葉潛）舉薦，供職皇宮，擔任侍衛，宮女、太監皆稱其為老師。傳說他曾擔任光緒皇帝的武術教師，但缺少直接證據，有待考證。因為他身形瘦長，外表斯文，而有“瘦尹”的綽號。他身處皇宮之中，行事低調，弟子多為皇宮侍衛，他也負責教導許多皇族成員武功。清帝退位后，尹福也隱居民間，故此尹氏八卦掌傳世不多，其中有馬貴、居慶元、崔振東、何金奎、楊俊峰、曹鐘升、門寶珍、曾增啟、宮寶田、劉慶福、尹玉章等。

宮寶田是威海乳山縣人，因家境貧寒，經遠親介紹在北京元亨利米行當學徒，搗米、送銷。因常去王府送米，遇到尹福為府兵操練，便駐足觀看，久而久之，被尹福收為徒弟。

1892年，宮寶田應召入宮，任護衛首領，誥封四品帶刀侍衛。1905年，經過庚子之亂的宮寶田，稱病告假還鄉，先后到過東北三省、山東各地。1922年，軍閥張作霖仰慕宮寶田之名，派人到乳山，恭請宮寶田前往，委任他擔任東三省武術裁判總長、東三省巡閱使、三軍總教練兼大帥貼身保鏢。1928年張作霖死后，宮寶田執意辭職還鄉，面向乳山、煙臺、黃縣、牟平、海陽等地收徒傳藝。

影片上映之前，曾公布了一部記述影片拍攝過程的紀錄片，片中梁朝偉、章子怡、張震等幾位主演一直在苦練武功，而陪同章子怡練武的著名武打演員戈春艷，所練卻是程氏八卦掌。章子怡在影片中的招式、架勢，也都是程氏八卦掌的動作。所以，將影片原型說成是尹氏八卦傳人宮寶田，顯得有點兒張冠李戴。

影片剛開場時，宮羽田在金樓曾有一段自白：“我這輩子就成了三件事：合并了形意門和八卦門；接了我大師兄（李存義）的班主事中華武士會，聯合了通背、炮錘、太極、燕青等十幾個門派加入；最后促成北方拳師南下傳藝，民國十八年，兩廣國術館成立，五虎下江南就是我和李任潮先生在金樓談定的。”其中“形意、八卦不分家”的說法，倒是確有此事，且也是程氏八卦掌的傳承。

據說，程廷華家住南城，且開設眼鏡鋪，常與街面上的人往來。他與北京城內外的江湖人士來往密切，其中天津形意拳名家李存義與他交情甚好。以至于二人經常切磋，李存義甚至讓門下弟子向他習藝，其中還有他的同門師弟張占魁。

張占魁，河北河間縣人，早年曾學習少林拳。光緒三年，家鄉大旱，為求生計至天津以販賣瓜果為生，結識李存義，并結為異姓兄弟，在李存義的介紹下，拜劉奇蘭為師，習形意拳。1881年，因李存義介紹而結識程廷華，隔年，董海川逝世，張占魁在董海川墳前遞帖，具弟子禮，由程廷華代收，并代師傳藝，張占魁于是得以列名在八卦掌門下。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京城，程廷華遭槍擊身亡。張占魁回到天津，被特聘為天津營武處出班首領，懲惡揚善。1919年，中華武士會由于傳統武行的宗派惡習而人心渙散。加上大弟子韓慕俠自稱在九華山尋到董海川的師弟應天文，學的“反八卦”技巧，引起張占魁的不滿。在一次拳術的切磋中，師徒二人各不相讓。韓憑借年輕步步進逼，張占魁突發一掌擊中韓的胸側，使韓嘔出一口鮮血。此后，韓慕俠脫離武士會另設韓慕俠拳術專館。雖然張、韓師徒后來和好，可“中華武士會”這塊牌匾卻已名存實亡了。

如此看來，雖然影片中講述的是宮家一脈，但張占魁、韓慕俠師徒的恩怨更像是故事原型。

其實，早在1894年，程廷華就與形意拳家劉偉祥、耿繼書和太極拳家劉德寬等在北京共議，希望能“合太極、八卦、形意三門為一家，從此時起，這三門拳術，即不分地域的界限。練此拳者，也可兼練他種拳術，并且可以互相授受”。

曾隨程廷華研習過八卦掌的著名武術家孫祿堂為“三家合一”做出過極大貢獻。孫祿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師從李魁元，復從郭云深。后從程廷華研習八卦掌，多有心得。1912年，孫祿堂在北京遇太極名家郝為真。郝也將自己所習太極拳之心得傳于孫祿堂。此時的孫祿堂，武功卓絕，德高望重，譽滿京城。1918年孫祿堂終于將三家合冶一爐，融會貫通，革故鼎新，創立了孫氏太極拳，卓然自成一家。他曾著有《形意拳學》、《八卦拳學》、《太極拳學》、《拳意述真》、《八卦劍學》等流傳于世。

民間習慣將太極、形意、八卦稱為中國三大內家拳。然而，關于內家拳，在民間仍存在著誤讀。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內家拳”這個說法的是黃宗羲。他在《王征南墓志銘》中，第一次用到“內家拳”這個詞：“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撲，故別少林為外家。”有人發現，我們今天所稱為內家拳的太極、形意、八卦，似乎都不符合黃宗羲關于內家拳特點的描述。因此有人認為，內家拳指的是本土產生的武術，是相對于少林這種源于佛教的武術而言。太極、形意、八卦均源于道家，是土生土長的拳術，故稱之為“內家”。

而《王征南墓志銘》中所說的“內家”，即專指浙東、寧波一帶流傳拳術，名為鵝頭頸拳，也稱作南兵拳。看來，現在人們所稱“內家拳”，是被人們大而化之了。

拳術在熱兵器時代的衰落

近年來我們看到許多影視作品，熱衷于表現民國時期的武林神話，塑造無敵于天下的武林英雄，影片《一代宗師》只是一例。很多香港功夫片都喜歡在此用力，包括黃飛鴻、霍元甲、葉問在內的功夫大師，都寄托著國人無盡的心理期待和想象。就像武術在民國時期得到政府的重視而加以弘揚一樣，影視作品所造就的民國武林的“輝煌”，主要還是滿足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的需要，長期處于心理弱勢的民族，似乎特別需要在熒屏上把他的敵人打個落花流水。

事實上，熱兵器時代的到來，自然伴隨著冷兵器的沒落，武術不能也不必再承擔戰場上較量的使命，它在這方面的使命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是習武健身的功能。記得馮驥才在小說《神鞭》中曾讓主人公說過，你出手再快，還能比槍子兒快嗎？被稱為“神鞭”的那條大辮子，最后也是被槍子兒打斷的。這里已經預示了拳術、功夫在新時代的處境和命運。很顯然，當下無論武俠小說，還是功夫片，都喜歡對武術、俠客做各種幻想，其實只是百余年來以“國術救國”的自我安慰罷了。這些并不能改變武術的真實命運，“刀槍不入”終將在面對“洋槍洋炮”時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其實，并非所有寫到武術家的作品都是這種意淫式的創作。老舍先生的《斷魂槍》，可能是最早對武術家生存困境進行反思的作品。他的這篇小說表達了民國時期一代武術家孤獨與沒落的情懷。老舍筆下的沙子龍曾擁有威震西北的“五虎斷魂槍”絕技和“神槍沙子龍”的英名，有過輝煌的走鏢事業，但這些作為古老文化的組成部分，已經隨著西方現代文明的侵入而成為過去，成為老舍的向往和回憶：“棗紅色多穗的鏢旗，綠鯊皮鞘的鋼刀，響著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車、快槍、通商與恐怖。”這個時代“走鏢已沒有飯吃”，于是，沙子龍只得順應潮流，將鏢局改成客棧，白天不練武，但其內心深處卻仍視武藝為最愛，常在夜間關好小院門，獨自拿起槍來熟習、欣賞、嘆息，并固守絕技不傳，用精神自衛來與時代較勁，以平衡內心對往昔的留戀和現實的失落。

第四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追尋中華文明的源頭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追尋中華文明的源頭

2009-11-16

簡要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負責人王巍說,一個又一個的重大發現,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的確存在著比二里頭文化更為遙遠卻更為發達的文明形態。探源工程第二階段從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研究的空間范圍擴大到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及遼河流域,研究的時間擴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們就接受了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一樣,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這樣的事實,并為能夠生于這樣的國度而驕傲。長大后才知道,我們實際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中華文明從何時開始,從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國”又是什么樣子?這些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竟成為一代代學者兀兀窮年的追問。

于是有了上世紀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了從本世紀初持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國《科學》周刊以此為封面專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的工作已經結束,第三階段的工作即將開始,世界和中國都想知道,經過8年的探尋,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進了多少。

二里頭:最早“中國”的雛形

在古代中國,“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銅器銘文中,國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聲符,有執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從字形上可以看出,一個邦國是以都城為中心而與四域的農村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師的二里頭,一個地處中原腹地洛陽平原的普通村莊的名字,在麥田覆蓋的地下,掩藏著最早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許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國》中如是說。

二里頭遺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時發現的。1928年起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認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從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歷史,殷墟精湛的青銅器制作工藝也不會從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頭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從1999年起在二里頭從事十余次挖掘的許宏說,文明形成的標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質形態的標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銅器以及禮器,社會形態的層面包括社會分工、階級分化以及國家、王朝。二里頭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展現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個“之最”:迄今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和青銅作坊,還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經形成。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所熟知的各種儒家禮制,都可以在二里頭找到源頭。二里頭出土的三足酒爵,與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貴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銅器、樂器、玉禮器,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樂文明。而這正是華夏早期文明的特質。”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在二里頭被認為可能與文字有關的刻劃符號,僅見于陶器和骨器。對于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由于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是待解之謎。”許宏說:“二里頭無論是夏晚期還是商早期,都不妨礙它是最早的中國的雛形。”

滿天星斗:最早“中國”之前的狀態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認,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國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但二里頭所呈現的也是相當成熟的文明,應該也是經過一個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可以抵達的。那么,在這個最早的中國之前又處于怎樣的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負責人王巍說,一個又一個的重大發現,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的確存在著比二里頭文化更為遙遠卻更為發達的文明形態。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動工。這也是一個讓中國考古人振奮的名字。上世紀80年代,在遼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縣交界處,發現了距今約5000多年的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質與北京的天壇、太廟相似。隨葬種類豐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貴族墓葬,表明當時社會已經出現了貴賤貧富的分化。這一重大發現幾乎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為觸摸到“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考古人員對有著8000多年歷史的敖漢旗興隆洼遺址進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們在這里發現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發現為世界上懸而未決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線索,而玉器的發現也拉近了該地區與文明的距離。

在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鎮西南,有一泓靜謐的水域叫賈湖。載入史冊的賈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員在對遺址進行第七次發掘時發現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黃色,兩端刻有規則的菱形花紋,花紋細如發絲。經測定,這支骨笛被認定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為止世界考古界發現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證明了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這里就已經創造了發達的音樂文明。

還有山西陶寺遺址,已經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現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結構,階級社會的特征十分明顯,比如約90%的墓葬里只有一個人,沒有任何隨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幾十件隨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隨葬品多達上百件,其中還有像龍紋盤、鼉鼓、石磬等貴重物品。這里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觀象建筑。據記載,堯測定了一年的天數、二十四節令和四季。《尚書·堯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歷法的記載。這些歷法不會憑空而來,陶寺觀象臺的發現印證了文獻所記載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這表明該區域可能率先出現了早期國家。

還有2007年在長江流域下游發現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這個古城被認為是新石器時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間)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認為,這個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國的首都。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僅僅是史前文化,它將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一個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認同已故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滿天星斗”說,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從遼西到良渚,中華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滿天星斗一樣璀璨。在甘青地區有齊家文化系統,在遼西地區有紅山文化系統,在海岱地區有龍山文化系統,在長江中游地區有石家河文化系統,在長江下游地區有良渚文化系統,在中原地區有仰韶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各有其根源,都創造出了燦爛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階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為研究的起點,王巍說,就是考慮到那個時段中原地區已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社會復雜化傾向,同時,在淮河流域、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

域也都開始了這個進程,出現了等級或階級分化,早期中國文明在這時已經初露端倪。但這滿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閃爍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階段的主要任務。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歡“匯聚”和“輻射”這兩個動詞。他認為這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時期的龍山時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的匯聚為主,從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來自各地的影響。到了二里頭文化,情況有了明顯變化,表現為以中原地區的文化向四周強烈輻射為主。二里頭文化風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內蒙古東南部赤峰地區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現這樣的交匯通道,可見當時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陳星燦介紹說,在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上,先后存在過四種觀點,從最初的“西來說”發展到“東西對立說”,上世紀50年代“中原中心說”成為主流,而現在更多的人認同“多元一體說”。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黃河是中華文明惟一的搖籃,但滿天星斗的說法宣告了這一觀念的終結,中華文明的起源呈現出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的發展態勢。

在文明探源的過程中,東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遺存也不斷被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對早期中國各地區文化多樣性的認識,也為探討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寶貴資料。

王巍說,文明探源不是為了重現當年的輝煌,而是要發現細節,要關注幾大區域的文化是如何匯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樣輻射到其它區域,以中原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格局是怎樣形成的?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僅靠一己之力顯然難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許可以搭起一個框架,但多學科的參與尤其是科技考古卻可以填充細節,讓文明史豐滿起來,有血有肉。

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為“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釋,文明社會的誕生,必須具備物質、精神、社會等方面的條件,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有穩定并且能夠持續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設立了技術與經濟、環境兩個課題。研究發現,農業及自然環境的變化對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響。

在中原地區,公元前2500年之后,發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在內的“五谷農業”,家畜種類包括豬、牛、羊等。這種多元化的經濟模式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人類活動的區域集中在黃土臺地,受洪水的影響不大。

遼西地區,其緯度位置較高,氣候變冷極易對農業產生致命性的打擊。長江中游和下游兩個地區比較相似,農業以單純的水稻為主,對水分條件要求苛刻。在氣候波動和水患頻繁的雙重沖擊下,人類活動極易受到影響。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黃河和長江流域發生了較大范圍的氣候波動,對各地的文化發展和社會演進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盛轉衰,位于黃河中游的文化強勢崛起。

王巍說,一個區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兩個階段之間的過渡中主因是什么?文明的衰落與信仰有沒有關系?這些研究對于當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互動是中華文明發展動力

記者問王巍,在整個探源工程中,一個考古工作者的貢獻有多大?他認為,考古學家對于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像對陶寺、二里頭、紅山、良渚等重要遺址的再發現、再研究,如果沒有新的發現,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會有大的進展的。

在研究過程中,王巍發現,經濟技術的發展對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地區如果沒有經濟技術的發展,沒有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就沒有出現剩余產品的可能性,也就沒有一部分人脫離勞動而成為專職管理人員的可能。那么,這個地區就肯定不

會出現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較早的區域,該地區的史前經濟發展都是較快的。反之,史前時期經濟發展較為遲緩的地區,文明化進程也較為遲緩。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過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也確認了小麥、綿羊、山羊等并非本土的產物,而是來自中亞或東亞。王巍說,這說明中華文明雖然是獨立起源的文明,但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剛開始形成時就存在。各區域之間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動是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進、學習、吸收、競爭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中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類的背景中來研究,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目前,在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還有很多的斷裂之處和未解之謎,今后的工作就是試圖接上這些斷了的鏈條。歷史書上一行字的改寫都需要科學家付出千倍的努力。

王巍最后強調,我們目前所套用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在歷史研究特別是關于社會進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無可比擬的長處。但中國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比如邦、城、國、氏、姓等等,在文明起源的討論和表述上也許更有優勢。文明探源工程也許會促使中國學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關于文明的話語表達體系,真能如此將是對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貢獻。

第五篇：從源頭預防腐敗

嘎拉牙林場黨總支從源頭上預防腐敗

為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不廉潔行為。日前，金河林業局森調大隊讓每名黨員干部都簽定一份《廉潔自律承諾書》，承諾做一名崇尚廉潔的黨員干部。

嘎拉牙林場黨總支通過召開全隊黨員動員大會，舉辦政治理論學習班，認真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黨章》，《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政若干準則》、《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等有關廉政文件，并組織收看警示教育片，采取分組討論的方法，立足本職查找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們還要求黨員干部和家庭成員簽訂《廉潔自律承諾書》、《家庭助廉承諾書》。認真貫徹林業局紀委及大隊黨總支關于黨風廉政建設的部署要求和各項制度，貫徹落實“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要求，依法從業，嚴格自律，規范言行，堅決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政治紀律，經濟工作紀律和群眾工作紀律，真正做到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勵。

嘎拉牙林場黨總支

201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