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我國構建陪審團制度的需求分析與價值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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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構建陪審團制度的需求分析與價值性研究
作者:劉書涵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10期
【關鍵詞】陪審團制度;需求分析;價值性研究
近年,民眾對于法院的判決總是心存不滿與疑惑,這其中不排除確實有錯誤的裁判,但更多的是民眾情感與司法理性的疏離時,如何與民眾保持基本一致的價值判斷或者能夠說服民眾接受這種判斷,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最高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接受《瞭望》采訪時說:“司法與人民漸行漸遠,雖然我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為及其結果卻往往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認同。這一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深刻反思。這也就是我們關注和研究司法大眾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眾化的本質就是司法民主。①隨著我國推動司法民主化進程加快,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以及司法隊伍日益專業化、精英化,廣泛地讓民眾參與到司法審判活動中,是司法大眾化的必然需求,而構建陪審團制度一條非常有效的路徑。
一、兩種陪審模式之比較
陪審制度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的“無分工式陪審制度”,另一種是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分工式陪審制度”。②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屬于前者,普通公民被挑選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國家司法裁判活動,與法官共同行使權力的一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司法制度③。與法官的職能基本相同,不僅要認定事實問題,也要參與法律問題。而“分工式陪審制度”主要是指陪審團制度:陪審團對于法律訴訟中的若干事實問題做出裁決,由一定數量的公民組成的團體。④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陪審團制度有不同的形式,但運作理念基本相似。
表面上,兩種制度在事實認定部分陪審員都發揮了作用,但在實際審判活動中,“無分工式陪審制度”中陪審員的判斷會受到法官更多的影響,而不能充分發揮其民間智慧的力量,恰恰就是這種民間智慧對事實的判斷更能得到大眾的認可;而“分工式陪審制度”中為了避免陪審團太業余化,法官會給予一定程序上的指引,但案件事實的判斷不產生影響。相比較而言,大眾更能接受由“分工式陪審制度”的陪審團做出的事實判斷。
就法律部分的參與來說,陪審員畢竟是缺少法律專業訓練的民眾,其具有的民間智慧與法律理性之間還有一定的差異,將法律的價值判斷交給陪審員并非特別適當。司法實踐中,非法律專業的陪審員在進行專業性的法律判斷時,必然要參考或者尊重法官的意見,這樣,陪審員參與法律判斷的功能設計就形同虛設。
總體而言,在“無分工式陪審制度”的設計中,陪審員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作用,而在“分工式陪審制度”中法律判斷由法官負責,陪審團認定事實部分,這種專業與非專業的分工非常明確,能夠各盡其長,避其所短。盡管諸多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對于該制度的價值存在爭議,但在已經采用陪審制度的國家中,二戰之后沒有一個國家廢除過陪審團,英國和美國也都各自開展了陪審團制度改造運動,而俄羅斯和西班牙這樣的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又重新組建了陪審團,日本、南非等國家也在考慮陪審團的重新引入。這也足見陪審團制度的價值所在。⑤
二、我國構建陪審團制度的需求分析暨其價值所在(一)司法民主化進程的需要——民主在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中的結合點
也許陪審團制度的首要意義并不在于它對于司法審判做出的貢獻,而是在于它是政治民主的一種代表。在托克維爾看來:“陪審制度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應當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權的一種形式。⑥他認為“陪審制度賦予每個公民以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對社會負有責
⑦ 任和參加了自己的政府。陪審制度以迫使人們去做與己無關的其他事情的辦法去克服個人的自私自利,而這種自私自利則是社會的積垢。
陪審團制度的精神與我們現在提倡的司法的大眾化的理念是相符合的,所以,司法的大眾化是建立在讓人民群眾通過標準的程序化的設計理性地參與司法活動的基礎之上的,而人民陪審團制度恰好為這種參與提供了一個理性的程序化的模式,不僅可以實現司法的大眾化,也可以實現司法的民主化與政治的民主化。
(二)創建和諧司法環境、重建司法公信力的需要——群眾與司法機關之間對立情緒的吸收器
我國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有一開始的懷疑到信任再到懷疑,當下司法公信力已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越來越多涉訴信訪案件的產生,不斷的上訪、鬧訪、越級訪,人民群眾對于法院、法官的裁判開始質疑和挑戰,專業司法人員的判斷偏離民眾的感受,這是一種專業的偏見還是權力意識的異位?
不吸收群眾意見的司法判斷容易變成專橫,會漸漸失去民眾的信任和尊重,他們質疑的不是某一個案件,某一份判決,而是整個司法系統的態度和意識,如果在一種敵對的情緒之下,即便裁判公正、合法,當事人也總是覺得不滿意,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判斷里面沒有自己的意見,本質上是我們的裁判里缺少民意表達和民眾意識。陪審團的存在以及有陪審團做出的判斷將消除民眾對于司法裁判的疑慮,促進司法公信力的重建。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必須要保證陪審團成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排除資格上不必要的限制,盡力讓陪審團成員成為民意的代表。同時陪審團可以使嚴格、缺乏靈活性的法律不至于變得僵化,在解決社會矛盾糾紛、釋放社會內部壓力,維護整體秩序穩定的時候,相比依照法律進行純粹性的技術判斷,公眾良知的感性認識更具有潤滑作用,是社會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道保護線。
(三)民間智慧與精英意識融合的需要——連接司法大眾化與司法專業化的紐帶
社會分工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動因,經歷幾次社會大分工后,現代文明得以飛速發展。司法領域也同樣走向細分與專業化。審判專業化是人類社會職能分工不斷細化的體現,它要求由職業法官來承擔審判任務;司法民主化是人類文明進步和維護社會和諧的需要,它要求民眾參與司法的過程。這兩種要求是沖突的,但是陪審制度能使二者達到較好的平衡。⑧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防止法官產生專業性的偏見,用大眾理性來彌補專業理性所產生的偏頗,陪審團應該是社會的影子和鏡子,他們能夠反應普通民眾的意見。
隨著我國司法系統近年來在司法專業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吸收了大量高學歷法律專業人才,使得我國司法人員在專業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不可避免的在認知領域產生了與普通群眾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的專業性偏見。為了避免這種偏見影響到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引人陪審團制度的群體性民間智慧是必須的。而陪審團制度的設計在于,雖有法官引導,但對需要他們做出事實判斷的部分有獨立的意見和看法,這個判斷部分是不受法官的影響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種民眾意識。
(四)對司法權監督與保護的需要——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雙面盾
有權利的地方就應該有監督。目前審判工作中存在的一個難以監督的問題就是自由裁量權的部分。一些案件之所以誤判或者當事人不服,不是適用法律錯誤,而是對事實認定的不同理解。將有爭議的事實認定交給陪審團來完成這個任務,對于當事人來說,他獲得的是一種廣泛的大眾的認知、判斷和決定,更容易讓當事人信服。而對于法官來說,陪審團對于事實的認定將給他在這一部分增強合理性判斷,這實際是一種隱形的監督,來自權力外部的“知情人”陪審團的監督要比內部監督更有效,而這種監督也是一種保護。另外,現階段法官辦案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也很復雜,我們無法強求每個法官都能夠超然世外,但對于陪審團來說,很多影響就不是那么明顯和有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審判法官不受來自于系統內部的干擾。
三、反對的聲音
沒有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即便是在陪審團制度已經適用很久的國家,也還是有很多質疑的聲音:比如成本高昂、審理遲緩、審判質量不高等。但是由于這些原因而廢除陪審團制度,與為了醫治流感病人而將其截肢如出一轍。因為在沒有陪審團的地方,即每年數以千計的法官審判中,這些問題也同樣存在。⑨
首屈一指的是對于陪審團專業性的質疑,把那些及重大又專業的問題交給這些門外漢來做決定,他們是否有足夠的智慧來解決?實際上,陪審團制度的寶貴就在于這種門外漢的感受,用這種民間的感受來彌補專業司法人員與現實生活的脫節,用這種軟性的大眾體會去柔化相對教條的死板的法律規定。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與民眾情感相疏離的時候,法律所做的價值判斷也許并不是公眾的意愿,這個時候需要陪審團來表達公眾意愿和天性良知,否則法
律制度就會變得死板,缺乏靈活性。如果我們要求陪審團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的話,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并且從實踐上看,陪審團的決定基本沒有讓人們失望過。
其次,是對于采用陪審團制度的司法成本過高產生的質疑。相比較單獨由法官審理案件來說,有陪審團參與的案件勢必會增加司法成本。但是不能忘記,發現真相所花費的成本要比錯判誤判造成損失后的彌補更有意義。而且,這種司法成本也并非不能通過制度設計來盡量降低。也許我們可以就重大疑難案件來聽取陪審團意見,并不必要所有的案件都有陪審團參與。我們還可以把是否引進陪審團交由當事人選擇,如果選擇的一方敗訴,既要承擔這種司法成本,這些都可以在制度設計中進行嘗試。
第三,采用陪審團制度會將本就效率低下的司法程序變的更為拖沓冗長。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因為如前所述,我們并非對所有的案件都引入陪審團,而是針對部分疑難復雜的案件,對于這種案件,即使法官獨立地去發現真相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陪審團的參與并沒有使審判程序額外增添很多步驟,只是在法官了解案情的時候,陪審團也在聽審。有人擔心人數眾多的陪審團意見難以統一,這一點確實可能,但是在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發現,通常陪審團成員們會很快的做出決定,中國有句古話叫“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眾人的智慧在發現真相的過程中通常還是要強于少數人的力量。另外我們也要看到,我們需要陪審團做出的只是事實上的判斷,這對于他們來說并不是陌生的,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他們所要做的只是憑借對生活的體驗和主觀的認識來進行判斷。所以,陪審團的參與應有助于審判效率提高,而非相反。
四、小結
在實行陪審團制度的美國,即使那些最初對陪審團持懷疑態度的陪審員,他們本身絕大多數也肯定了陪審團的生命力,一項研究發現,他們之中有75%在離開法院時會比剛到時對司法更有信心。因為這一緣故,運作良好的法庭會獲得一致尊敬。⑩我想,在中國也一樣會如此。我國從建國之初就開始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雖然中間有過波折和間斷,但至今這種制度仍然在非常廣泛的范圍內運行,對我國民主政治的構建貢獻力量。雖然存在諸多問題,陪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也是必須的,并且陪審員制度將會給我國構建陪審團制度夯實牢固的基礎,包括陪審團成員的選任、管理、報酬等都可以借鑒、吸收已有經驗。目前我國少部分地區開始試行陪審團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雖然也有質疑,但陪審團在促進司法的公開性和民主性,建立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客觀評價機制,緩解社會公眾對司法的壓力等方面均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一項成功的改革欲想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成為一種普適性經驗,乃至最終被立法所接受,尚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度去豐富完善,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注釋:
①陳寶成.“新一輪法院改革首倡司法民主化”,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3月31日:AA15版.我們不能因為一項制度的不完善就把它扼殺在搖籃里,而忽視社會民眾及司法環境對這種制度的強烈需求,我們要做的是從理論及實踐的各個角
②何家弘主編.《中國的陪審制度向何處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③劉晴輝.《中國陪審制度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④【美】彼得·G·倫斯特洛姆編,賀衛方等譯.《美國法律辭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頁.⑤郭建.“從許霆案看陪審制度之必要”,《廣東法學》,第2008-2期:第39頁.⑥【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出版:第314-315頁.⑦【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出版:第316頁.⑧何家弘主編.《中國的陪審制度向何處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頁.⑨【美】威廉·L·德威爾著.《美國的陪審團》,王凱譯,華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第7頁.⑩【美】威廉·L·德威爾著.《美國的陪審團》,王凱譯,華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第169頁.
第二篇: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價值研究
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價值研究
摘要:財務報表分析是以企業基本活動為對象,以財務報表為主要信息來源,以分析和綜合為主要方法來系統認識企業的過程,其目的是幫助報表使用者了解過去、評價現在和預測未來,從而改善決策。財務報表分析的內容依據分析主體不同而不同。財務報表分析的主體是指“誰”進行財務報表分析,財務報表的使用者有多種。財務報表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比較分析法。
通過對企業財務報表所提供的會計數據的分析,可以評估企業價值,對企業的發展前景進行預測,從而做出合理決策,最終達到市場有效。本文探討了如何利用財務報表來揭示企業價值的問題。
關鍵詞:財務報表分析價值研究
財務報表是反映企業價值的載體 分析企業的財務報表是人們評估企業價值、預測企業未來發展前景和識別企業優劣的主要手段。因此,正確理解和利用企業對外提供的財務報表信息.以了解企業真實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是十分必要的。
一、財務報表是否反映企業價值
(一)財務報告——反映企業價值的載體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上市公司公開披露財務報告己成為聯絡社會經濟生活的一根重要紐帶。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對外財務報告把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信息互相傳遞.從而把市場組織和運作起來。財務報告始終是企業價值評估的重要信息來源.通過財務報告給企業價值評估提供各種資產的價值、企業整體資產的收益能力等重要數據。可以說.財務報告的生成過程實質上就是企
業價值的反映過程。
(二)財務報表分析——分析企業價值的工具
財務報表分析有助于在所提供的歷史財務會計數據和使用者所關注的未來的盈利及現金流量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財務報表分析技巧使得使用者能夠深入分析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歷史數據,來了解企業過去、現在以及持續獲得盈利和產生現金流量的能力 要了解這些需要運用各種評價管理者經營和財務業績的技巧和標準,識別過去的現金收付,評價公司收益質量.估計經營及財務風險水平,衡量其潛在貸款能力.以及證實或否定早期的預測和評價。
(三)影響財務報表分析質量的因素:財務報表分析方法
通過財務報表的會計數據.可以初步了解企業的經營業績.識別企業的優劣。預測企業的未來。但是企業財務報表數據所反映的內容是高度概括、濃縮的.許多報表項目是獨立地反映某項經濟內容的 為了使財務報表表達和傳遞的經濟內容更加明確和清晰.需要使用一些科學的分析方法對財務報表數據進行適當的解讀 科學的財務報表分析方法可以高效、準確地反映企業的真實情況。使報表使用者能夠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以及對企業的未來前景進行預期,為報表使用者進行企業價值評估提供了方法保障.是報表使用者認識企業、分析企業和對企業進行價值評估的方法、工具、手段。
二、傳統財務報表分析方法與企業價值相關性分析
(一)財務報表自身的局限
1.歷史成本法。資產負債表的左方反映了企業投資的結果,右方是企業以往融資的結果.左右兩方共同反映了企業的財務和資本結構.可以看出企業擁有資產的原始投資。但是這些資產能給企業帶來多少經濟利益是看不出來的 而能夠給
企業帶來多少經濟利益是企業擁有資產的本質所在.也是企業價值評估的關鍵所在.顯然現有的資產負債表不能提供這一重要信息
2.權責發生制。權責發生制強調收入按照實現原則確認其實現、收入與費用的配比。致使收入、費用的確認與現金流入、流出產生一定的時間間隔.而利潤表不能提供利潤與現金流量之間關系的信息
3.貨幣計量
貨幣計量在強調其會計信息貨幣性的同時. 喪失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非財務信息。而非財務信息對企業價值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但現行財務會計報告所采用的貨幣計量卻忽略了非財務信息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二)分析理論、分析方法和分析指標的局限
1.在我國.財務報表分析理論研究較缺乏。尤其是現在大跨國公司的出現.財務報表分析理論和分析體系與實踐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2.分析工作不能專業化。我國專業的財務報表分析師出現較晚.財務報表的分析工作沒有專業化。
3.比率分析法作為主要的財務報表分析方法.除了要看到它的適應性強外.還要充分認識其局限性的一面:比率分析屬于靜態分析.對于預測未來并非絕對合理可靠,但預測未來卻是評估企業價值的決定性因素:各項指標缺乏統一評判的標準.財務指標很容易被人為操縱,從而使報表使用者得出錯誤結論.做出錯誤決策。
(三)分析過程的局限
1.分析過程重“量”不重“質”,大量單純數量指標,忽視問題性質分析
2.目前使用得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比率分析法,其使用的各種數據都是過去資
料.雖然對預測未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遠遠不能作為判斷的絕對標準。這是先有經濟業務發生、后編制財務報表、再對報表進行分析這樣一個過程所造成的.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對評估企業價值意義不大。
3.在實踐應用中.對現金流量只重視編制,不重視分析。由于現金流量表出現得較晚 人們對它的分析重視程度還不夠。但由于現金流量表的計量基礎是收付實現制,計量基礎的不同決定了對它的分析意義非常重大.對現金流量表進行分析和預測是評估企業價值的重要手段。
(四)指標體系的缺陷
在財務報表分析體系中.財務指標是分析和決策的主要依據.報表分析者主要依據一系列關鍵的財務指標來判斷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但財務指標有“酌定性”行為.可導致財務指標“監控”作用弱化。
三、現行流行財務報表分析方法比較分析
(一)對現行財務核算模式的改進我們對財務會計報告改進的思路是在現行財務會計報告體系的基礎上增加披露的信息,以滿足企業價值評估的需要。首先,在計算企業收益時將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結
合起來計量收入的實現與費用的發生 收付實現制雖然不能準確反映各期的損益.但它確認的收益排除了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所以按收付實現制確認的收益是實實在在的。如果能夠將二者較好地結合起來.可以揭示當前利潤與未來現金流量的關系,可以準確地為計算企業價值提供依據。其次。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非財務信息。通過對非財務信息的披露,可以分析企業可能存在的經營和財務風險.以便根據企業的經營和財務風險對折現率進行調整. 使折現率包括風險因 素.使企業價值更現實
(二)充分利用和分析現金流量表
一個企業若要維持長期穩定的發展.應當既保持足夠多的收益.又保持足夠多的現金流量。在某些特定時期.現金流量甚至比收益的重要性更大 現在人們對現金流量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現金流量分析是確定公司真實財務狀況的有力工具 在評估企業價值的過程中.現金流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金流量是預測企業未來前景的重要工具 正是由于現金流量分析的重要性,自從現金流量表問世以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有關現金流量的財務指標也不斷出現。但概括起 來說,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混亂的,缺乏整體性、系統性。這在客觀上給財務分析帶來了一定困難
(三)補充增設對非財務指標的分析評價
財務指標主要是以價值的形式來反映企業財務狀況與經營成果的.而許多不能以貨幣計量的重要資源如優秀的人力資源、完善的銷售渠道、顧客的滿意程度等在報表中無法得到反映。雖然在目前階段財務指標應占重要地位,但隨著經濟業務的發展.報表分析者需要非財務指標的趨向越來越強烈。因此。我們需要增加對非財務指標的披露,如人力資源、新產品開發率、產品質量、產品合格率、客戶滿意率、市場占有率等等.這些非財務指標在幫助財務報表分析者做出決策時非常重要
近年來.許多企業已經在重新考慮該如何評估本企業的業績 他們認識到新的企業戰略和競爭環境需要新的業績評估系統 目前他們正致力于為自己的企業制定和發展這些新的業績評估系統。其核心旨在確定企業戰略.評價經營業績時,同等對待或更為重視市場份額、質量和其他非財務性評估標準.而不是當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產生矛盾時.總以財務指標為準。一些企業決定把產品質量、市
場占有率、人力資源、客戶滿意程度納入企業的正式評估系統。
第三篇:課題的創新性、研究的可行性及成果的價值性分析
課題創新性
隨著商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迅猛來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畢業后甚至未畢業就已經投入到了創業的浪潮之中?,F在的大學生不清楚過早的就業和創業的利與弊就盲目跟風創業。目前網絡上各種大學生創業指導的文章有許許多多,可是分析利弊的文章卻寥寥無幾。我們小組為與時俱進,選擇此課題進行研究。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分析各種情況下是否應該進行創業就業。本組研究方法除了問卷調查、網絡調查以外還會采取對不同專業畢業的學長學姐進行訪談,對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對學生供給的不同社會類型的工作崗位進行對比分析,為我校各位學生提供最有力的就業建議。這是本課題的創新所在。
研究的可行性
課題組員所在學校的專業繁多,收集的數據更加的廣泛。學校經常會有各種企業訪談會和各位大型企業招聘會,對各種企業所需人才的標準會有更加具體的資料。通過問卷調查和對學長訪談可以收集未就業同學對就業創業的看法和已就業同學對就業創業的看法。課題組員的參與熱情很高,有較高的調查熱情,團隊意識很強,都具有一定吃苦的能力可以保證課題能順利完成。
成果的價值性
通過各種渠道的研究和討論,我們不僅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創業就業的好壞,更能從中感受到各種企業對不同類型的人才的選取標準,通過大量的相關數據,我們不僅可以為本校學生就業選擇提供建議參考,而且能夠補充網絡上此課題研究不足的問題具有較大的價值。
第四篇: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研究20
摘要:行政權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但在其運行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難免會發生權力的異化,表現為行政行
為侵犯個人權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國,當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時候,公民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獲得救
濟,但當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公共利益時,誰來追究責任呢?對于這些行政行為的監督形式雖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卻很少。
只有訴訟才是最后一道維護法律及公正的防線,而對這類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我國法律沒有規定可以啟動司法程序加以規制。
因此,必須在我國構建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以遏制行政機關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
中國是一個有特殊歷史的國家,在經歷了人治的千年 滄桑之后,正步履艱難地向法治國家邁進。法治要求行政機 關依法行政,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職權,對于自己的違法 行為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檢 察機關對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以國家公權力介入行 政訴訟,相對于已經非常強大的行政權力而言,目的是實現 行政訴訟中真正意義上的對峙和平衡。通過對行政權的制 衡,保證各方平等地參與訴訟,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的實現,監督和保障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監督行政機 關依法行政。
[1] 構筑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其 一,立足本國國情與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相結合,以期與國際 接軌并適應我國建立法治國家的要求。其二,立足當前現實 與預見未來發展需要相結合。在上述兩個原則的指導下,就 有可能使我國的公益訴訟制度達到一個較為先進的水平,并 能適應將來社會經濟的發展。具體如何建立我國的公益訴 訟制度,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突破傳統的訴的利益理論
[2] 傳統理論認為“無利益無訴權”,作為訴權要件的訴 的利益是法院進行裁判的前提。所謂訴的利益,是指當事人 所提起的訴中應具有的,法院對該訴訟請求作出判決的必要 性和實效性。必要性是指法院有無必要通過判決來解決當 事人之間的糾紛;實效性是指法院能否通過判決實際解決 糾紛。即原告必須是與侵害后果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關 系”,否則就不享有起訴權,這樣的限制性規定使公眾接近公 益訴訟、享受司法保護的機會十分微小,不利于建立完備的 公益訴訟制度。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現之前,權益之糾紛主要發生
于平等主體之間,按照傳統的“無利益無訴權”理論,是否 具有訴的利益是容易識別的。而隨著新型糾紛(環境訴訟、公害訴訟、消費者訴訟等)的出現,由于侵害公共利益行政行 為的根本特征是侵犯不特定多數的利益,往往無從將這些糾 紛的事實納入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權利體制或框架之中,其權 利義務的內容及權利主體的外延也未必清楚。然而,事實上 又必須對這些糾紛予以解決。對起訴者來說,他所受到的權 益損害中的影響只是眾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從法律上講,沒有任何影響,純粹是為了公共利益,若依 傳統的訴的利益的觀念和標準進行審查,可能會不承認其具 有訴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國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訴訟的機 會或途徑,擴大訴訟手段解決紛爭和保護權益的功能,以及 實現判決形成政策的機能,應當盡量擴大訴的利益的范圍。在美國,由于以前狹義、嚴格的原告資格概念不能充分適應 當今保護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逐步擺脫了法 定權利損害標準,發展和確定了“事實不利”影響標準,即只要相對人的利益受到了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其就具有 了原告資格,而不論這種利益是否由特定法律直接規定。這 樣,一般納稅人、管理決定直接涉及對象的競爭者、一般消費 者、環境利益人都可以成為司法審查訴訟的原告。甚至任何 人都可以提起司法審查。在美國的影響下,許多國家在原告 資格方面不斷放寬。筆者雖不贊同無限制擴大原告資格的 做法,但是為最大限度的保護公益,就要突破傳統的訴的利 益理論,對“利害關系”作寬泛的理解,放棄“無利益無訴 權”的傳統理論,只要出現糾紛或爭議,即可訴訟。
二、確定行政公訴人
行政公訴人是指在行政公訴案件中提起行政訴訟的主
體。其特點是:它不是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 沒有直接利害關系;提起訴訟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不承 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 簡稱《行政訴訟法》)修改建議稿對行政公訴人的設計有 三類主體:第一類是檢察機關;第二種類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第三種類是自然人。對法人和其他組織充當行政公訴人,本人不敢茍同,理由有二:一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職責是維 護其成員的合法權益,其成員是一個特定的范圍。當其成員 的權益遭受行政行為侵犯時,他們可以支持成員提起自訴,而沒有必要以自己的名義提起公訴;二是法人和其他組織具 有“私”的性質,且不能令人確信其能代表公共利益。而行 政公訴人代表的是國家和公共利益,具有“公”的性質。參 照各國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在我國提起行政 公益訴訟的主體應實行二元制模式,即應當建立以檢察機關 提起行政公訴為主,以普通公民提起自訴為輔的公益訴訟模 式。確立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為主的依據有: 首先,是由檢察機關的憲定職能決定的。我國憲法將檢
察機關定位為法律監督機關,表明檢察機關有權對一切法律 活動進行監督,而且其監督的出發點和目的均是為了國家利 益、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將檢察機關引入對政府的監督機 制,是檢察機關的憲定職能及其憲定組織地位的要求,在實 施法律監督的特定范圍內,法律監督權與相應的訴權之間可 以說是一種相輔相承的關系。因此,檢察機關對損害公益的 違法行政行為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監督是相對適宜 的監督模式。雖然檢察機關是法律的監督機關,但是并沒有 對被監督行為進行裁決的權力,這種監督最終是通過訴訟行 為獲得司法裁決實現的。在行政訴訟中,當檢察機關發現行 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時,并沒有直接處置的權力,但可以通過 把案件提交法院判決,實現監督。這一過程實際上是監督權 轉化為起訴權的過程。這種轉化的根據,就是監督和訴訟兩 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都具有維護法制的作用,訴訟是 監督的主要手段,而監督又可以通過訴訟來實現。其次,是完善行政檢察監督方式,強化檢察監督職能的
需要。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0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 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痹摋l作為總則性條款,基 本精神應是檢察機關對行政訴訟全過程、全方位進行監督,包括事前監督、事中和事后監督。而《行政訴訟法》第64 條卻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
決、裁定,發現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 序提出抗訴”。這說明檢察機關目前對行政訴訟領域進行監 督的唯一方式就是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即所謂的“事后監 督”。這種“事后監督”排除了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和參與訴 訟及對整個訴訟過程進行監督的可能性,在實踐中暴露出許 [3] 多弊端。比如,監督方式單一,監督面狹小,監督手段軟弱 無力,監督時間滯后、被動等,使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得不到正常和完整的發揮,制約了行政檢察監督工作向縱深 發展。而且抗訴監督也步履維艱,全國檢察機關每年的行政 抗訴案件不過100多件,改判的則更微乎其微,遠遠未達到 行政訴訟立法的預期目的。既然檢察機關是專門的法律監 督機關,就應該按照憲法和行政訴訟法總則的規定對行政訴 訟全過程實施全面監督。這種全面監督不僅包括審判監督 程序的抗訴,而且還包括對行政訴訟之前,行政訴訟之中及 執行過程的監督,即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訴訟,參與訴訟等權 利。這樣的監督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監督,才能使檢察機 關真正擔負起維護公共利益,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法律 職責。為了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提高檢察監督效 果,近幾年來,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下,各級檢察機關積極 主動地代表國家參與行政公益訴訟,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國家 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在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強化法律監督 職能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有益的嘗試。
再次,檢察機關有能力勝任提起行政公訴職責。各級檢 察機關擁有一支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隊伍,具有較強的 政治業務素質,有提起公訴的長期實踐經驗,有能力審查行 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并根據是否對公益造成損害,決 定提起或不提起訴訟。因此,與其他部門相比,更能勝任公 訴的職責。而且國際上許多國家對檢察機關提起行政訴訟也 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已積累一些經驗。我們不妨借鑒這些 國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即擴展檢察機關的職能,由檢察機關 充當行政公益訴訟的公訴人,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作為例外,在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訴時,輔之普通公民 [4] 提起行政公益自訴的主體資格。主要原因有 :第一,權力說 到底也是一種資源,它也存在追求資源交換,以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可能,無論這種利益的獲得者是執法機關還是執 法者個人。因此,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往往還會與檢察權 聯袂,導致最終利益真正的受害者還是公眾,從而導致監督 體系形同虛設。第二,在我國,司法權力難以有效地制約行 政權,需要以公民訴權補充。在我國現行權力體制下,權力 結構上的隸屬和依附關系,使地方司法機關無力抗衡地方行 政機關。因此,在受檢舉的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與檢察機關 有利害關系,檢察機關不能秉公執法時,以及檢察機關無理 拒絕告發及合理請求或在合理時間不予答復時,為防止檢察 權濫用,實現權利對權力制約,作為最后的手段,法律有必要 賦予普通公民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受行政行為侵害 時,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
三、界定行政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
筆者認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應該充分考慮以 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行政訴訟法》中對行政訴訟受案 范圍的規定,這是行政公訴人提起行政公訴范圍大的方面的 限制;二是對公益性行政行為的界定,這是行政公益訴訟的 本質問題,也是行政公益訴訟與相對人提起的普通行政訴訟 區別所在。
(一)確定行政公益訴訟受案范圍的總體要求
行政公訴受案范圍應從直接維護公共利益的訴訟目的
出發,限于行政行為直接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而對于行政 行為直接侵犯私人利益的案件,即使受害人不知、不愿意或 不敢起訴也不應納入行政公訴的范疇,以利于高效、節約使 用公共資源。我們可以大致從以下兩個方面把握公共利益 的界限:其一,利益主體的廣泛性。在一定意義上,公共利益 可視為個人利益的積累,這種積累應達到一定的數量,如在 全社會和一定的領域內占有多數。如果僅僅是某個或某一
小部分人的利益,一般不構成公共利益。其二,利益主體的 不確定性和開放性,公共利益不能只為某些個人所特有或保 留,利益主體的增加不會減少原有受益人的利益。(二)行政公訴的受案范圍
按照以上要求,參考其他國家有關規定,以下幾類情況 應當明確地列入行政公訴的范圍: 第一,侵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國有
資產流失案件。國有資產流失通常披著合法的外衣,如當事 人通過合同形式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轉讓給予他 人,或者暗箱操作采取招投標的方式把一些重大工程發包給 不具有相應資質的單位等。還有一種情況是政府的違法審 批行為。在我國,一些行政重復建設就是經由各級政府審批 出來的,一些“豆腐渣”工程也是審批出來的,個別行政機 關為追求一時的轟動效應,或所謂的面子工程,往往未經具 體細致的調查研究就決定對某片土地進行開發,之后又基于 一些非正常因素拖延對該片土地的開發甚至不開發,造成土 地的閑置和資源浪費。
第二,公害案件,其中首推環境污染案件。環境資源就
其自然屬性和作為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要素來說,是全體公民 的共享資源和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對其任意支配、占有和 損害?!吨腥A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16條的規定:“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采取措施 改善環境質量”,國家是基于全體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 權的,因而不能濫用權力,公民有權借助于包括司法程序在 內的一切必要手段來監督受托人的環境管理行為,如果政府 部門在防止污染方面不履行職責,執法不嚴,就應該依法承 擔責任。其中違法性的行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違法不作 為,如對污染環境和破壞資源的行為不依法處理;二是違法 的作為,如違法發放排污許可證、采礦許可證、采伐許可證等。第三,稅務機關對偷逃稅款的行為不予追究的不作為
案件。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稅收是一個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 基礎,沒有了稅收,從大的方面講,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職能 無法實現;從小的方面說,沒有了稅收的支持,政府所能提供 的公益設施和公共資源便受到直接的影響,而每一個體所享 受到的服務也相應地受到影響,所以才會有人說,偷稅實際 上是偷人家的錢。從這一意義上說,稅收關系到每一個公民 的切身利益,對偷逃稅款這一侵害全體國民利益的行為,稅 務機關理應依職權主動追究,如果其不作為,則應提起行政 公訴,利用司法的力量促使行政機關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第四,行政機關某些違法的行政許可或決定。例如地方 政府為發展本地區的旅游經濟,違法批準或決定在重點林區 建造游樂場等行為。現實的例子就有諸如某地政府不顧民 間輿論和專家意見,執意在五岳之首安裝索道,使其雄偉的 氣勢和渾然天成的風景破壞無遺,但這些民眾和專家在當時 除向政府機關呼吁外,全無一點更有力的阻卻措施,在政府 機關為了經濟利益置傳統歷史文化資源于不顧時,這些“國 家所有者、資源的主人”只能徒呼奈何。對這些類似的問題 的解決,如若通過行政公訴的程序進行,則要有效和順利得多。第五,嚴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例如電信、鐵路行業的
政策性價格壟斷行為。我國的電信、鐵路等壟斷性行業雖幾 經改革,但并未真正做到政企分開,為獲取巨額壟斷利潤而 居高不下的服務價格,混亂、隨意的收費機制,嚴重損害了消 費者的利益。以鐵路系統為例,雖然形式上鐵路的經營管理 體制已實行企業化,但行業價格的形式卻是政策性的,作為 行政硬骨頭的鐵道部是事實上的價格審批者和制定者。春 運期間,火車票價動輒漲價20%-30%,這種政策性漲價合理 嗎?現在已經出現了諸如河北律師喬占祥狀告鐵路部門的 案例。
第六,部分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機關部分的違法行為都 以其內部的規范性文件為依據,正是這些本身不合法的規范 性文件給了違法行政行為以理由,使其表面上看去完全是在 依法行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幾年前的農村基金會事件。由于行政機關非法許可農村基金會從事存貸款業務,不僅給 眾多儲戶造成了極大經濟損失,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秩序,而 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的隱患。又如一些地方的行政機
關擅自制定一些規范性文件,對公民、法人實行亂收費、亂罰 款、亂攤派。因此從法律上否定抽象行政行為的效力,勢在 必行,而抽象行政行為涉及對象的不確定性決定了客觀存在 的公共利益性,因此,對抽象行政行為違法審查的訴訟也可 提起。鑒于我國國情,目前可僅限于行政規章及其他行政規 范性文件。
第七,行政機關其他不作為或違法行政侵害公共利益 的案件。至于何種情況可以認定為行政機關侵害公共利益 行為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比如日本規定的選舉無 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等,美國規定的反傾銷、反壟斷、反不 正當競爭案等應當由行政機關依職權處理,而行政機關不予 處理的行為等。
四、確立行政公益訴訟中的特別制度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可以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確立 以下幾項特別的制度:(一)公訴優先制度
在行政公訴案件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公訴與自訴的
重合情況,如某一行政行為既侵犯了某一特定相對人的權 益,同時又侵犯了公共利益,若該相對人為維護自身權益提 起行政自訴,而行政公訴人為維護公共利益又提起行政公 訴。在這種情況下,采“公權優于私權”的原則,由檢察機 關提起公訴,但允許行政相對人作為當事人出庭,提出自己 的主張和請求,并賦予其相應的權利。
(二)法院庭前審查制度
法院在正式收到公訴人提出的行政公訴書后,應對起
訴的內容進行審查,以保證所控違法行為有事實和法律依 據,排除沒有事實根據的起訴。必要時也可由人民法院和 人民檢察院聯合舉行聽證會,召集公民、法人及社會有關人 士,并在被告參加的情況下,在質證和辯論的基礎上做出判 斷,以決定是否進入實質審理程序。(三)舉證責任的分配制度
在一般的行政訴訟中,被告負舉證責任。行政公訴在訴
訟過程中,也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公訴人對行政行為己造 成的損害事實或可能造成的損害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和充 足的理由,這樣才能更加體現出行政公益訴訟的特點,即行 政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糾正行政違法行為。行政機關對自己 的行為沒有造成公共利益的侵害負舉證責任,體現了對行政 行為進行監督和依法行政的憲政思想。
(四)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時機的限制
為避免司法權過度干預行政,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提起 行政公益訴訟的前置程序,主要目的是給行政機關在訴前主 動糾正違法行為的機會,以減少不必要的司法干預。這種情 況稱為對起訴時機的限制。如在日本的監察請求前置和美 國的窮盡行政救濟實際上都是要限制提起訴訟的時機。(五)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訴的時效制度
由于行政行為高效性的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具體行
政行為時依法又應同時告知相對人訴權,因此行政訴訟時效 一般都相對較短。但對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因不直接 涉及個體利益,行政機關又無告知的義務,并且許多行政行 為對公共利益產生危害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 來,如我們常常私下討論到的某些抽象行政行為的規定只有 在和具體事件相結合時才能反映出其違法的一面,如果有時 效的限制則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護。
(六)給予控告者獎勵的制度
可參考我國臺灣地區的規定,讓敗訴的被告支付控告 ①
者一定的費用,以促進公眾關心公共利益。
五、結論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在我國的建立不僅是必要的,而且
是可行的。由于現代行政的多元化及復雜化,各國行政訴訟 中原告資格日益擴大,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我國的公益訴訟 代表人有公民和檢察機關。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應當界定 為“行政公益訴訟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個人認為行政機 關或法律授權組織所實施的行政行為侵害了公共利益,以維 護公共利益為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依法進 行審理和判決的活動。”公益訴訟制度實際上是對違法行政 行為的一種司法彈劾,是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 利益,規范一切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防止違法行為逃脫法律 制裁,從而促進人們自覺守法,依法辦事,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和權威性。公益訴訟中的原告主要出于對正義的追求,對完 美、和諧社會生活的需要,要求司法機關懲惡揚善,維護社會 正常秩序或保護國家利益不受侵犯,這種愛國精神、追求正 義的勇氣和膽量及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當然應受到支持和 鼓勵。為社會公益立法,讓每一位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公 民能夠勇于在法律的旗幟下,為社會公益陳述和辯護,應當 成為我們推進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放寬公益訴訟原 告資格,開放公民訴訟,規定公民可以納稅人身份就政府機 關的行政權行使行為及公務員與行政權行使有關的行為,向 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將行政權行使內容納入司法審查,設立“公益訴訟”基金,建立“援助公益訴訟”制度,對勝 訴后的公益訴訟原告予以重獎等等。總之,對于行政公益訴 訟的法律設計,首先要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對行政公益訴訟做原則性規定,可以 這樣說,行政公益訴訟的確立,將在制度層面上為憲政的確 立打下堅實的基礎。然后以憲法規定為指導,對行政公益訴 訟在行政訴訟法中作出全面系統的規定,從而構建我國的行 政公益訴訟法律制度。參考文獻: [1] 黃海華.檢察權與行政權的碰撞——論我國行政公訴制度的建立 及其理由[J].研究生法學,2002(1):97.[2] 趙許明.公益訴訟模式比較與選擇[J].比較法研究,2003,(2):113.[3] 李艷芳.美國公民訴訟制度及其啟示[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2):68 [4] 王彥.論公益行政訴訟制度的構建[J].法學論壇,2002 ,(5): 66.責任編輯:郜爾彬
第五篇:我國與世界天然橡膠供需同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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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世界天然橡膠供需同步性分析
作者:魏宏杰 莫業勇
來源:《新農村》2011年第02期
摘 要:我國天然橡膠對外依賴度高,國際市場能否穩定供給是人們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本文利用我國與世界主要天然橡膠進出口國的1985-2008年間的產量與消費量數據,分析了我國與相關國家的天然橡膠產銷波動的關系,認為國際市場的供給是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但存在潛在供給風險。
關鍵詞:天然橡膠 生產 消費 同步性
一、引言
隨著橡膠工業的快速發展,國內對天然橡膠的需求與日俱增。2001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天然橡膠消費國,消費量(含復合膠,下同)為136.1萬噸,占到世界天然橡膠總消費量的18.6 %,到2008年我國的消費量達到274萬噸,相當于美國、日本和印度三國消費量之和,占世界總消費量的比例上升到了28.7%。而國內產量僅從2001年的47.8萬噸增到2008年的54.8萬噸,需求缺口不斷拉大。天然橡膠已成為繼石油、鐵礦石以及有色金屬之后又一大宗緊缺性資源。
圖1 1995-2008年我國天然橡膠產量與進口量變動圖
數據說明:天然橡膠進口量數據中包含復合膠數量,復合膠中天然橡膠量含量按95%計,數據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海關統計,產量數據來源于農業部南亞辦統計資料。從圖1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我國天然橡膠進口量基本上與國內產量持平,2000年以后,進口擴張加速,每三年上升一個臺階,2008年達到了國內產量的4.3倍,自給率僅為19%。
面對天然橡膠的大量進口,農業部及我國學者提出了天然橡膠安全和預警問題。2002年起,農業部委托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橡膠研究所開展天然橡膠產業預警預報工作,以系統動力學理論為基礎,研制了產業預警模型。柯佑鵬、過建春從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角度來探討天然橡膠安全的涵義和內容、影響因素與指標體系,提出自給率的警戒線為30%[1,2],并選擇進口數量影響指數、進口價格影響指數和產地庫存影響指數三個指標嘗試建立產業預警預報系統
[3]。許海平,傅國華對天然橡膠安全問題的內涵基本上與柯佑鵬、過建春一致,指標體系由柯文[1]中的庫存安全系數、自給率(對外依存度)、消耗增長系數三個指標擴展到七個指標,加入了產量波動系數、需求量波動系數、價格波動系數、消費彈性系數四個指標。曹旭平、沈杰等人選取了許海平、傅國華文中的五個指標,并賦予了不同權重,用其加權和作為安全度的綜合度量值。他們的研究結果認為,大量進口損害國內天然橡膠安全,自給率降低,遠
低于30%的安全警戒線,為提高安全系數,一要提高國內產量,二要控制適當的天然橡膠消費增長率。另一種意見從橡膠工業的角度出發,認為天然橡膠進口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中的一種正常現象,過高的關稅保護導致復合膠的大量進口和天然橡膠走私,實際按20%關稅進口的天然橡膠比重越來越低(莫業勇,黃華孫,2009),應降低稅率。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及,為適應橡膠工業的發展,應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但是國際市場能否提供穩定的供應,這是我們所關心的,即研究我國天然橡膠生產和消費與世界的同步性問題,尤其是我國的天然橡膠消費波動與世界生產波動的同步性。如在國內消費處于波峰年份時世界天然橡膠也增產,而當國內消費處于波谷年份時世界天然橡膠也減產,這樣來看,我國從世界市場獲得天然橡膠的風險較小,反之,則風險較大。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國天然橡膠消費波動與世界生產波動呈較強的負相關性,是我們最需要擔心的問題。我國天然橡膠需求上升時,而世界天然橡膠供給在減少,那么,我國從世界市場獲取天然橡膠將面臨較大的價格風險。因此,研究我國天然橡膠生產和消費與世界的同步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數據來源和波動的度量
目前,天然橡膠生產國主要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越南和中國六個國家,1985-2008年間,它們的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重約為90%。天然橡膠消費國主要包括中國、美國、日本、印度、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韓國,占世界總消費量的比重由1985年的50%上升到2008年的75%,其中印度的產量和消費量基本保持平衡,國際貿易量較少,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考慮。中國的產量數據來自農業部南亞辦統計資料,消費數據包含天然橡膠和復合膠,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海關統計,其它國家及世界的生產與消費數據均來自IRSG公布的《Rubber statistical bulletin》。
常用的波動測定方法有速度法和剩余法兩種。速度法是直接采用變量增長率作為其波動的指標,該方法直觀易于理解,但不能有效剔除長期趨勢,測定結果易受到相鄰年份數值波動影響。剩余法要先選用某種方法將長期趨勢分量提取出來,剩余部分即為波動分量,常用的分離方法有移動平均法、線性回歸法等。濾波法也是一類重要的分離方法,計算方法較為復雜?,F有文獻較常用的濾波法有HP濾波法,它是長期趨勢的擬合效果與平滑程度的折中,擬合效果要優于線性回歸法。
從圖1中可以看到1985~2008年世界及各國天然橡膠產量與消費量的長期趨勢呈現出非線性特征,故本文選用HP濾波來測定波動的大小。在計算時先取產量(消費量)的對數值,在對其進行HP濾波,則所得到的剩余量即為波動率,它表示實際產量(消費量)和趨勢產量的差值與趨勢產量的比值。
圖1 世界及主要國家天然橡膠產量和消費量(1985~2008)
三、波動的同步性分析
可以通過計算波動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來考察生產波動、消費波動以及它們之間的同步性。在考察生產波動時,如果各天然橡膠主產國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較大,且為正向相關,即存在同步性,那么利用國際市場的風險相對較大;反之,利用國際市場的風險就比較安全。根據計算,我國天然橡膠產量波動與除中國外的其它國家天然橡膠總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為0.13,這表明我國天然橡膠生產波動與除我國外的世界天然橡膠產量波動不相關,即不存在同步性,意味著我國天然橡膠減產時,其它國家天然橡膠的總產量未必減產,而國內產量增加時,其它產膠國的總產量也未必增加。但是我國與世界其它國家這種生產波動的總體相關性,不能代表與各主要產膠國之間的相關性,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則是我國天然橡膠進口的主要來源地,其它國家的進口比重還不足1%。因此,需要進一步分析我國天然橡膠產量波動與四大進口來源國產量波動的相關關系,見表1。
表1 我國與主要進口來源國天然橡膠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
從表1中的計算結果來看,我國天然橡膠產量的波動與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10、-0.04和0.12,其絕對值均小于0.3,認為是不相關的;而與越南的相關系數為-0.4,呈低度負相關關系,產量波動有一定的互補關系。從表1還可以看出我國天然橡膠的主要進口國之間產量波動的相關性,除馬來西亞與泰國、印尼的產量波動呈現中度正向相關外,其它幾個進口來源國之間均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這就意味著主要進口國之間的生產區域互補性較強。總體上看,雖然我國天然橡膠的進口來源區域分布比較集中,但是產量波動的同步性較低,主要進口來源國的產量波動呈現不同的特征,有利于國際市場的動態平衡,我國橡膠工業用膠需求的對外依賴比較安全。
用同樣方法來考察天然橡膠消費大國消費量波動的相關性。如果我國與其它消費大國的相關性高,說明我國需要進口天然橡膠時,其它消費大國消費量也增加,依賴國際市場解決國內供需缺口的風險加大,反之,風險較小。測算得出,我國與除我國外的其它國家天然橡膠消費量波動的相關系數為-0.01,即不存在相關性,這意味著我國進口天然橡膠并未與其它消費大國形成競爭。表2給出了天然橡膠消費大國之間消費量波動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我國天然橡膠消費量的波動與其它消費大國的相關程度存在差異。我國與韓國天然橡膠消費波動呈低度正相關關系,但與馬來西亞呈低度負相關,而與美國、日本、泰國和印尼等4個國家的相關系數較小,認為不存在相關關系。這表明韓國與我國在天然橡膠國際市場上競爭性較大,馬來西亞則與我國存在互補關系,而其它四個消費大國與我國沒有表現出競爭性。從表2還可以看出其它消費大國消費波動的相關性,最值得關注的是世界第二大消費國的美國,它與別國的相關系數均為負值,其中與馬來西亞、印尼的消費波動相關程度為低度負相關,而與日本、韓國、泰國為不相關,這表明美國的消費波動與主要進口國的消費波動存在著互補性。日本作為第三大天然橡膠消費國,與泰國、韓國的消費波動相關程度均為中度相關,與印尼也達到了低度相關,說明日本的消費量出現波峰時,它們也將隨之增加,存在著競爭性關系。中國、美國和日本相互之間的天然橡膠消費波動相關系數絕對值均小于0.3,這表明它們在國際市場上既不存在競爭性,也不存在互補性。
表2天然橡膠消費大國消費量波動的相關系數
最后考察主要消費國的消費波動與主產國的生產波動的同步性。若相關系數較高,表示消費國出現消費高峰(低谷)時,生產國正好處在產量波峰(波谷),依賴國際市場滿足國內需求風險較??;反之,則風險較大。我國天然橡膠消費量波動與除我國外的世界天然橡膠總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為0.43,呈現出同步性,這意味著我國利用國際市場的風險較小。表3給出了天然橡膠主要消費國消費量波動與生產國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中國的消費量波動與主要進口來源國馬來西亞、泰國的產量波動的相關程度分別達到了中度相關和低度相關,與進口比重相對較低的印尼和越南分別是不相關和低度,與本國的產量波動也不相關,這表明我國天然橡膠消費與馬來西亞產量波動存在較高的同步性,與泰國有一定的同步性,而與進口比重較低的印尼和越南不存在同步性,略顯錯位現象。美國的消費量波動則與主要進口來源國的產量波動均不相關;日本的消費量波動與主要進口來源之間達到了中度相關;韓國的消費量波動與馬來西亞呈低度關聯。當今天然橡膠生產大國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也正在步入消費大國的行列,其中泰國的消費量與產量波動達到了中度相關,印尼為低度相關,它們因國內消費量增加而加強出口限制的可能性較小。而馬來西亞雖然國內產量與消費量波動不同步,但與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消費量波動呈現出中度或低度相關,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天然橡膠遇到豐年時,中日韓三國增加進口,滿足需求的情況較多,國際市場的需求可以減少因產量增加使價格下滑的風險。
表3 世界天然橡膠主要消費國消費量與生產國產量波動的相關系數
四、結論
從以上對我國及有關國家的歷史數據分析來看,整體上講,我國天然橡膠產量波動與除我國外的世界其它國家天然橡膠總產量的波動沒有同步性,消費量波動與除我國外的世界其它國家天然橡膠總消費量波動也無同步性,而與除我國外的世界其它國家天然橡膠總產量的波動具有同步性。具體來看,我國產量波動除與越南產量具有互補性外,與其它國家無相關性,區域獨立性較強;我國消費與韓國消費具有競爭關系,而與馬來西亞生產呈中度同步性,與泰國呈低度同步性。
由此可見,我國消費與馬來西亞、泰國主要進口來源國生產的同步性,不會使我國因國際貨源短缺而加大價格風險與進口不足,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國天然橡膠的總供給風險不大。但是我國的進口策略應適當改進,不能過分集中于國際天然橡膠聯盟,特別是馬來西亞,其消費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國天然橡膠受土地和環境限制,供給量難于快速增加,因盡快落實“走出去”戰略,從而更好地維持國際市場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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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魏宏杰.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天然橡膠產業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