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學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現狀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基本構成一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由勞動群眾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種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國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用益物權除地役權外分三個部分:農用地;宅基地;集體企業建設用地以及農村集體公益事業用地。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現狀
截至末,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覆蓋率66%,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登記發證覆蓋率46%,宅基地登記發證覆蓋率80%。
(三)我國集體土地征收和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現狀
目前,我國集體土地的收益主要產生于征收和流轉過程中。國家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給予四種補償費用,即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設定的收益分配和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收益分配。
1、農戶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兩項主要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個人承包經營戶在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卻不能直接作為受償主體,而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基層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那里受償。
2、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政府-集體分享型、集體獨享型、限制性集體獨享型、政府-集體-農戶分享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型。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增值收益由集體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權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權利人包括集體和集體建設用地原使用權人、再轉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現狀
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以第一輪或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地或劃地人口為依據;以現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在冊人口為依據;以第二輪土地承包日期起為時限的年齡段為依據,包括死亡人員、新生嬰兒、遷出、遷入人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集體成員資格界定越來越困難,一是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使戶籍的遷移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使原來單純以戶籍作為判斷集體成員資格的標準難以適用;二是身份變化所引起的農民集體成員資格取得和喪失界定難。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主體的虛位
“農民集體”只具有抽象的意義,很難成為實踐層面上的所有者主體。而事實上的“集體所
有”則表現為無實際內容的集體“空殼”,集體所有使所有者處于“虛位”狀態;同時,農民集體常隨行政村組的存廢、變更而存廢、變更的狀態,產權主體的地位極不確定。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殘缺
國家只是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承認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而事實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體土地,作為集體的農民和“農民集體”實質上都沒有對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三)征地補償標準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規范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低,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所獲收益比重過大。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補償收益使用、分配不規范。四是集體土地流轉中國家與集體、集體與農民利益分配關系不確定、不規范。
(四)產權的激勵功能不明顯
由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沒有長期化保證,政府可以對已經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隨意調整、限制土地使用權的繼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經營,使農民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積極性,沒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勵機制,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框架
(一)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一是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二是村民委員會與農村經濟組織的關系。三是政府管理權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二)確保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的實現
以法定的形式賦予農民集體真正的所有權和農民個人真正的使用權,要保證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以充分體現,維護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在服從國家或集體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體土地所有者對其所擁有的土地的處置權。
(三)逐步建立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
首先要明確集體所有制中“集體”的內涵,創新保障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其次要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設計解決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問題,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的同地、同權、同價,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國家宏觀調控權
農村集體土地產權除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及他項權利外,還包括規劃權、管理權、發展權等。國家應強化對農村集體土地的管理權、規劃權、發展權。
四、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
(一)明確界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
一是應對集體成員的資格予以確認。二是明確界定土地所有權主體,三是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穩定農村土地關系。四是明確村民小組與村委會的關系,保障土地所有權的行使。
(二)集體成員享有平等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可以考慮把集體土地所有權細分為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權以及農民個體成員權益,兩者產生連帶法律關系,成員人的權益依附于所有權,所有
權由各成員人的權益組成。
(三)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權能
一是承認農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權,以便有效抵制對土地的侵權行為。二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物權化。三是強化權利主體對集體土地的收益權能。四是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處分權能。
(四)依法保障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
一是配套改革國家土地征用制度。二是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制度。三是放開并規范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顯化農民財產權價值。四是合理分配集體土地流轉收益,保護國家、集體、農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農村土地權屬管理應逐步由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向具有物權公示意義的土地登記管理轉變,由多部門管理向統一管理轉變,由部門行業管理向專業化、規范化的屬地管理轉變,最終建立起一整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第二篇:論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學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現狀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基本構成一
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由勞動群眾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種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國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用益物權除地役權外分三個部分:農用地;宅基地;集體企業建設用地以及農村集體公益事業用地。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現狀
截至末,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覆蓋率66%,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登記發證覆蓋率46%,宅基地登記發證覆蓋率80%。
(三)我國集體土地征收和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現狀
目前,我國集體土地的收益主要產生于征收和流轉過程中。國家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給予四種補償費用,即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設定的收益分配和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收益分配。
1、農戶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兩項主要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個人承包經營戶在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卻不能直接作為受償主體,而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基層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那里受償。
2、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政府-集體分享型、集體獨享型、限制性集體獨享型、政府-集體-農戶分享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型。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增值收益由集體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權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權利人包括集體和集體建設用地原使用權人、再轉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現狀
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以第一輪或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地或劃地人口為依據;以現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在冊人口為依據;以第二輪土地承包日期起為時限的年齡段為依據,包括死亡人員、新生嬰兒、遷出、遷入人口。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集體成員資格界定越來越困難,一是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使戶籍的遷移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使原來單純以戶籍作為判斷集體成員資格的標準難以適用;二是身份變化所引起的農民集體成員資格取得和喪失界定難。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主體的虛位
“農民集體”只具有抽象的意義,很難成為實踐層面上的所有者主體。而事實上的“集體所有”則表現為無實際內容的集體“空殼”,集體所有使所有者處于“虛位”狀態;同時,農民集體常隨行政村組的存廢、變更而存廢、變更的狀態,產權主體的地位極不確定。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殘缺
國家只是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承認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而事實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體土地。實踐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因此,作為集體的農民和“農民集體”實質上都沒有對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三)征地補償標準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規范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低,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所獲收益比重過大。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補償收益使用、分配不規范。四是集體土地流轉中國家與集體、集體與農民利益分配關系不確定、不規范。
(四)產權的激勵功能不明顯
由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沒有長期化保證,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對已經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隨意調整、限制土地使用權的繼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經營,使農民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積極性,限制了經營預期,結果對農民而言沒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勵機制,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應當從我國實際出發,根據我國農地資源及人地關系的特點,在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建立以新型的產權關系為特征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構建和明確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主體,顯化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使農民擁有有效的土地產權。
(一)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首先是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農村集體應當是為一定物質、經濟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體的意志應當是其成員的共同的意愿指向,農
第三篇: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討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討
2007-12-27 00:00:00
[摘要]產權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由于我國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土地產權問題,所有權主體虛置,使用權缺乏自主性、穩定性,收益權被分割,缺乏獨享性,轉讓權不自由,由此引發了困擾“三農”的一系列問題。為解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文章提出,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多元化,即國家土地的終極所有權、農民土地實際所有權即農村土地私有、農村公共領地的集體所有權。而要實施農村土地產權多元化改革,則必須在明晰農村土地產權的同時賦予產權主體相應的權能,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使法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協調,建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機制。
(中經評論·北京)
一、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引發的問題
產權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新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進一步穩定與完善土地承包關系等前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時至今日,農村土地產權模糊狀態還沒有根本轉變過來。國家賦予的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或曰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或曰法律規定的占有、使用、收益、處置、轉讓、抵押、繼承等權利屢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農村土地產權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表現為所有權主體虛置,使用權缺乏自主性、穩定性,收益權被分割,缺乏獨享性,轉讓權不自由,并由此引發了困擾“三農”的諸多問題。
(一)農民難以真正獲得土地所帶來的收益。
有關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集體”是哪一級,法律規定得較為含糊。如《憲法》籠統界定為集體所有;《民法通則》中界定為鄉(鎮)、村兩級;而《農業法》、《土地管理法》界定為鄉(鎮)、村或村內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七由于土地所有權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復存在,農村縣、鄉(鎮)、村的基層政權組織成了事實上的土地產權所有者。所有權主體虛置,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被層層分解,國家作為超經濟主體對土地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控制、處置農村土地,如國家或公共權力機關隨意征用或過度使用土地,資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體行使土地實際所有權的基層政府主管部門及領導也時常侵占農民的利益。農民僅憑使用權很難有話語權,土地收益幾乎被各利益部門掠去,農民所獲補償甚微。
(二)農村土地流轉受限,土地市場被割裂、扭曲。
國家以壟斷身份處置農村土地,規定農村土地不準買賣,土地的唯一買者只有國家,農村土地市場的微觀主體難以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統一的農村土地市場無法形成。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不確定,其所有權被分割,為眾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組、社區、城鄉)之間的壁壘,土地產權市場被割裂、扭曲。與實際市場行為相背離,使二元經濟結構難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農民)又缺位,被剝奪以土地要素進入市場交易的權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轉和土地市場運作的權力,僅有土地使用權(以契約方式訂立的土地承包權,其內容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土地的流轉受到極大限制,因而造成農村土地資源浪費或低效配置。
(三)農業規模效應和可持續發展難以保證。
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不確定性和農戶土地使用權的頻繁調整,土地租賃市場無法正常發育,種地農民的利益很難得到保證,種地能手無法擴大經營規模,即使有些地方搞了規模經營,也往往受政府部門主導或強制,這種非市場行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交易成本很高,農業效率令人質疑。又因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農村土地增收的空間有限,農業變得無利可圖,農民只好棄耕或離開農村淪為被雇用的“農民工”。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土地增值、獲利減少”的效應會不斷加劇,農村日漸失去內在的發展沖動。另外,使用權不穩定也影響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盡管政府一直強調不準隨意改變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使用權“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的現象十分普遍,影響了農民對農村土地長期投資的積極性,同時極大地刺激了農業生產者的短期行為,進行掠奪性經營。
(四)農民的經濟預期具有不確定性。
政府承諾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是不爭的事實,因而均分土地(增人增地,減人減地)獲取保障是農民群體的不斷要求。然而農民土地使用權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不可能獲得土地要素收入,農民無法以土地作抵押,農村金融資本不能發揮作用,僅靠農民漫長痛苦的自身積累發展(規模)農業、調整農業結構或轉為其他行業,對于目前處于窘境的一般農民群體來說很難有現實的可能性。農民心態表現為,“既想離開土地,又要守住土地,既小愿種田,又不能不種田,受這種心態支配,自然會出現一些短期行為,有的粗放耕作,只保口糧和地稅,不愿在改良土壤方面下本錢。有的農民雖另有職業,但不能不留后路,準備歸田還農。大批農民工進城就業,但很難落下常住戶口,隨時有被遣返風險。所以,農民對農村、農業發展的預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二、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針對上述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學術界提出了大致五種改革思路和主張:(1)土地國有制;(2)土地集體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強化承包權或承包權永久化、集體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農所有制、有限私有制、農村土地家庭財產權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兩級或復合土地產權制,包括國有與集體所有制、集體與私人所有制、國家與個人所有制;(5)多級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側重,論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從解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存的問題考慮,本文認為,必須明確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第一個層次
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問題:
(1)農村土地產權到底歸誰合理?從產權經濟理論看,產權是一組權利,由法律明確界定,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不同的產權安排會有不同的經濟效率,而私有產權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產權明確界定為私有,無論采取哪一種合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都會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同樣,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回歸農民,使農民能夠成為真正
完整獨立的經濟主體,在法律的保護下自主決策、權衡利弊,放心大膽地行使土地財產的“三權”(使用權、收入的獨享權和轉讓權),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從歷史角度來看,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盡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實上二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具體的土地財產權私有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中國共產黨以“耕者有其田”號召進行民主革命,認大量流離失所的農民獲得二地,并在建國后得以實現,然而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前蘇聯“集體農序”模式的影響,土地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導致農村土地產權長期處于模糊狀態,這不僅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而且有悖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從現實看,1979年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權力,但僅有使用權的土地在其績效最大限度發揮之后,隨著社會轉型、斷裂與分化,原訂的制度效應逐漸弱化,“三農”問題日益突顯。意政府雖識到了產權問題,卻只在使用權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長,到目前承諾永久不變,其本意也是土地回歸農民,然而沒有最終所有權的實現,結果必然是農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農民的利益屢遭侵害。從國外實踐看,除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實行土地公有制之外,其他國家部實行土地私有化,而相比之下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卻很低。同外實踐證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便于流轉,土地必然向耕種能手集中,土地的集約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業效率也不斷提升。所以,實現土地產權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就是土地回歸農民。
(2)產權歸屬清晰能否有效解決存在的問題?許多人認為,產權回歸農民不可能解決因產權模糊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我們不否認產權回歸會產生問題,但相比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產權回歸農民至少有以下好處:其一,提高農業效率。上地產權私有是土地市場化的基礎,能使土地和農村勞動力流動起來,不但有利于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鄉二元體制的破解、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其二,減少政府干預。土地產權回歸能增強農民與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減少國家、集體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害農民土地,如“在轉讓過程中擁有地權的農民至少還有點發言權,是交易的主體方,在許多情況下農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現在這樣少”;其三,保障農民利益。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會自發維護自己的權益,土地不會被輕易出賣;土地補償費會給每一戶村民,鄉村官員失去了一大人塊腐敗的機會,這對于村民權益,對于廉政建設都足有好處的”。
(二)第二個層次
如果農村土地產權農民所有是一種理性回歸,那么必然要理清學術界爭論最為激烈的幾個問題:
(1)產權回歸是否會造成土地兼并,出現社會危機?許多人認為,農民一量有了私有權就會失去土地,就會發生土地兼并,出現社會危機。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如果國家允許土地私有化,必然會帶來頻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會成為大地主,很多農民會因天災人禍而失去土地,成為佃民;土地的自由買賣將徹底完成國際資本與新興資本對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資本兼并士地。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小會出現土地兼并和大量無地農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勢力的介入,例如封賜、圈地、投獻豪門等。若非政治勢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會導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會**”;舊中國的農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現的‘土地集中兼并’或‘農民兩極分化’的現象,根源不在于土地買賣與產權流轉,而是政治強權造成的”。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出賣土地是非常謹慎的,如果“農民賣地完全是自愿的選擇,就像城市居民不會為了變現把私有住房賣掉向露宿街頭一樣”,各國經驗證明,在民主與法治條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惡性兼并現象發生,“土地的適度集中,小僅不會導致社會沖突,反而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
(2)產權回歸是否會導致農民失去保障?許多學者認為,農村土地私有化后農民將失去社會保障。其理由是,中國農村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條件,基國國情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農民的就業保障和絕人多數農民的謀生手段;如果賦予農民土地私有權,貧困的農民面對孩子上大學、病人住院或家里有何人賭博、喝酒時,別無選擇,只有賣地,沒有了土地,其生存會失去保障。僅就這些問題而否定農村土地私有,“在邏輯上完全不能成立,二者沒有必然聯系,歷史上土地并沒有起到保障作用,土地也不應該成為農民的生活保障(應由國家或社會提供)”。如今農民已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土地作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貧困地區或西部地區,對絕人多數地區的農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為生活保障,農業通常是弱質產業,許多地方種地反而虧本,農民收入主要來自第二、三產業,農民看病、孩子上學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就許多發達同家來說,農民的保障小是靠土地,而是靠政府的再次分配即政府的補貼。
(3)產權回歸是否會使規模經營難以進行?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沒有條件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營,因為農村土地私有會使農民惜售心理增強從而阻礙土地的轉讓與集中,即使人部分收入來自非農產業,一些農民也寧可粗放經營甚至撂荒而不愿出讓土地,造成農村土地小規模經營的凝固化,阻礙農業規模化的發展;即使規模經營,其追求規模擴張的具體過程必然是大農場擊垮小農。這里要弄清兩個問題:其一,哪種產權更有利于規模經營,足政府(公有)主導好,還是私人(個體)主導好?其二,規模經營足“大”好,還是“小”好?眾所周知,政府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規模經營,但其效益卻不樂觀。實踐證明,許多政府主導的規模經營都失敗了。至于規模“大”好,還是“小”好,要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時而宜,二者是相對和可變的,有的地方適宜“大”,有的地方適宜“小”,“規模的‘大’不是通過主觀改造或行政賜予,而是通過競爭由‘小’發展而米,‘小’是‘大’的基礎,‘大’是‘小’的發展”。所以,農村土地私有與規模經營并不矛盾,農村土地私有可以使農民成為自主決策的市場主體,在市場運行機制完善的基礎上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使農民不斷成熟起來,逐步實現適宜的農業規模經營,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通過分析,各種改革思路和主張孰優孰劣,不言而明。純粹的農村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已經被證明足發展的死胡同;純粹的私有化在中國又不具有現實性,強烈的路徑依賴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國有或集體主導下的實現形式難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強化農民私權的兩極或多極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應是最優的方案,應成為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筆者主張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國家土地的終極所有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其二,強調農民土地實際所有權即農村土地私有,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其三,農村公共領地的集體所有權(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庫、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試驗田等),這是出于對改革的路徑依賴、村莊公共治理、基層公共服務的考慮。實施農村土地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明晰農村土地產權并賦予產權主體相應的權能。
明晰農村土地產權主體并確定產權主體對土地的權利、義務、利益和責任的限度,使產權主體行使相應的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1)國家土地終極所有者的權能。國家擁有土地的宏觀調控權,通過決策、計劃、指導、協調、審批、監控來規范農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轉及征地行為,特別對地方政府的土地決策及執行活動予以監督、規劃、約束,即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和農村社會的穩定,保障農民土地私權的享有。(2)集體(鄉、鎮、村或村小組)享有對農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權,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履行對自己產權領域的職責,對農村的土地由過去的產權土體和直接參與者轉變為農民權力行使的維護者、監管者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3)農民個人或家庭對自己的土地擁有絕對所有權。國家要明確農民土地私權的范圍、國家公共利益的邊界,依照國家法律、法規讓農戶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繼承權、收益權、流轉權,即包括所有權在內的所有權能,使農民擁有獨立的經濟主體地位和權利。
(二)轉變政府職能與干部政績觀,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
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改變農民絕對弱勢地位,必須在明確農村土地產權的基礎上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把土地資源市場化作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實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國家對土地履行規劃、管理、調控和監督職責;轉變地方政府職能,使地方政府從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規劃的制定和執行上,充當純粹的服務者、監管者和仲裁者;創新政府官員的考評機制,轉變政府政績觀。只有這樣,政府職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錯位,才能有效擺正領導干部的政績觀,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強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協調。
中國擁有最嚴格的立法,但土地違法卻令人觸目驚心。其原要在于,只有嚴格的土地審批法,卻沒有約束政府行為失范的法;只有保護公共利益如何實現的法,卻沒有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的法;現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線條的,彈性大,沒有更為細致和專門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沖突的地方,對土地關系的處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統性、可操作性的政策來調整,而不足靠具體的法律來嚴格規范、界定、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利。所以,一要通過立法來確定各產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規范其土地使用、流轉和補償等行為,依靠法律規范、界定國家土地管理部門的權限、義務及行政行為。二要完善現有農村土地法律法規。如解決《農村土地承包法》表述過于寬泛、缺乏實施條例的問題,統一《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關規定,解決中國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現象;優化土地征用的審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貸款的法律等。三要進行司法制度改革,為農民提供法律服務。當農民土地權益遭受侵害時,要有能為農民提供救濟的制度與機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擁有獨立審判權,能相對公平地裁判農民與地方政府間的土地糾紛。
(四)建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機制。
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效益,還必須考慮其他約束條件:第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防止短期內出現“大土地所有制”,即所謂的“土地兼并”,或防止農民因天災病禍出賣土地,出現“貧民窟”;第二,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制度,讓所謂“盲流”的農民工真正城市化并成為“穩定流”;第三,建立真正的村民自治,讓農民成為發展主體,改變過去壟斷農民話語權和代民作主的行為,讓農民組織成為農民的代言人,以增強農民集體或農民合作組織與政府談判的能力,使土地產權改革與國家治理、鄉村民主自治糅合起來;第四,完善市場機制,確保農民能自由地在市場上支配土地,進行合法的土地交易和買賣,并適時推進土地證券化和建立土地銀行的改革。
第四篇: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研究
【摘要】: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內在潛能的進一步釋放,被改革初期農村經濟迅速增長所掩蓋的農地產權制度缺陷也逐步顯現,從而影響了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本文認為,現有農地產權制度是影響農民增收、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強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研究,分析目前我國農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下一步我國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建議與對策,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農地產權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在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的理論基礎上,采用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當前我國農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闡述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現實依據,并提出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建議和對策。通過對現有農地產權制度的研究,本文認為,我國現行農地產權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農地所有權主體模糊;二是農地承包經營權缺乏排他性;三是農地征用制度不合理,農民的土地收益得不到保證;四是農地流轉制度存在缺陷,導致土地分割細碎分散,規模不經濟。問題固然存在,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演化出有利于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條件:首先,農民收入多樣化緩解了農地產權改革壓力;其次,農村人口轉移為農地產權改革創造了條件;最后,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變化也迫使我國必須進行農地產權改革,以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從而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我們應以此為契機,從
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我國農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第一,立足于現階段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第二,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第三,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第四,通過完善農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實現農地規模經營;最后,通過承包經營權股份化改革,轉變農地經營方式,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本文的創新之處是提出了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具體措施:一是主張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通過農地承包經營權股份化改革成立農業公司,轉變現有分散、零碎的農地經營方式;通過完善農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實現農地規模經營;二是在實現農地規模經營的基礎上,建立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的建立一方面能夠提供就業機會,解決部分農民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能夠拉伸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從整體上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業的發展及農村的繁榮可以最終有效的緩解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從而轉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關鍵詞】: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規模經營農民收入 【學位授予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9 【分類號】:F321.1 【目錄】:摘要6-8ABSTRACT8-12第1章導論12-211.1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12-141.1.1選題背景12-131.1.2研究意義13-141.2國內相關研究綜述14-181.2.1關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現狀研究綜述141.2.2關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綜述14-151.2.3關
于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的現實依據研究綜述15-161.2.4關于農地產權改革方向研究綜述16-171.2.5關于農村土地產權改革建議研究綜述17-181.3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18-191.4研究思路及結構安排19-201.5論文的創新與不足20-21第2章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現狀分析21-272.1產權、農地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21-222.2現行農地產權制度的確立22-242.3現行農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24-272.3.1農地所有權主體模糊、邊界不清和缺乏產權穩定性24-252.3.2土地承包經營權缺乏排他性,農地承包經營權、責、利缺乏對稱性252.3.3農地征用制度不合理,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得不到保證25-262.3.4農地流轉制度存在缺陷,土地分割細碎分散,規模不經濟26-27第3章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現實依據27-383.1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分析27-323.1.1農地征用制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27-283.1.2農地承包經營制度對農業發展的影響28-303.1.3農地產權制度影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30-323.2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現實依據32-383.2.1農民收入多樣化緩解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壓力32-343.2.2農村人口轉移為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創造條件34-363.2.3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加速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36-38第4章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政策依據及其思路38-454.1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38-424.1.1馬克思土地所有權理論38-404.1.2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交易費用及制度變遷理論40-424.2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依據42-434.3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43-45第5章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建議與對策45-545.1立足于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水平455.2明確農地產權主體
45-465.3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46-485.4完善農地使用權流轉機制,實現農地規模經營48-505.5農地承包經營權股份化,轉變農地經營方式50-54第6章本文的研究結論及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54-556.1本文的研究結論546.2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54-55參考文獻55-57致謝57-58攻讀碩士期間寫作的文章及發表的論文58-59 請聯系頁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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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林業產權制度改革的調查與研究(精)
關于林業產權制度改革的調查與研究
關于林業產權制度改革的調查與研究 孫彪
近幾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黨中央、國務院和省政府制定了鼓勵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促進了我市集體林產權制度的改革。一些地區取得了顯著成效,積累了好的經驗和做法。
一、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現狀
1998年以來,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及省政府《關于加快發展商品林和非公有制林業的通知》下發以后,我市集體林產權和經營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商品林建設的多元化投入、多形式經營、多層次發展的形勢已見雛形。至201X年底,全市集體林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和經營權已經明晰到戶的面積為340.98萬畝,占全市集體林業用地總面積665.96萬畝的51.2%,并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中,近幾年通過改革分權到戶的集體林面積為268.58萬畝,具體是:管護承包面積96.1萬畝,經營承包面積72.76萬畝,招標、拍賣、協商 1 出讓面積99.72萬畝;1983年林業“三定”工作中分包到戶的自留山和責任山面積72.4萬畝。
二、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評價
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解決的是制約林業快速發展的生產關系問題,改革后的利與弊,是顯而易見的。
(一)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突出成效
通過改革,將山林所有權明晰到戶,調動了林權所有者投資營造林和保護森林資源的積極性,推動了林業發展。
1、改革充分調動了社會各界投資營林生產的積極性 過去山林歸集體所有,在村民誰都有誰都沒有的情況下,營林生產與群眾利益結合不緊密,造林靠政府發動,村民則是出工不出力,致使造林成活率、保存率普遍偏低,年年造林不見林,林地資源利用率、收益率極低。通過林權改革,將集體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和經營權明晰到戶,建立起合法穩定的承包、租賃關系,增強了村民及社會各界投資林業生產的信心。
在造林綠化方面,我市近三年來完成造林96.27萬畝中,非公有制投資造林就達45.8萬畝,占全市完成造林面積的 47.6%。僅201X,我市非公有制造林就達201X5戶,完成造林面積27.28萬畝,占我市造林面積的88%,超百畝的有141戶,超500畝的有5戶,超千畝的有2戶。昌圖縣林業局職工韓慶華,通過林地承包方式在朝陽、大興鄉承包宜林荒溝1100畝,投資155萬元,營造新品種楊樹80萬株,現平均胸徑已達12cm;鐵嶺縣造林大戶劉德信,在完成自有自留山、責任山造林的基礎上,于1998年起,又通過承包或轉包的方式承包林地550畝,營造楊樹10萬株,目前平均胸徑已達18cm,價值500萬元以上。寬松的林業政策,調動了群眾造林的積極性,造林大戶的涌現又帶動了周邊的群眾。通過林權改革,非公有制造林已逐步成為造林的主體。
2、林業產業長足發展,地方經濟又增新亮點
首先,非公有制造林進程的加快,為苗木花卉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我市以靠山鄉為核心的苗木花卉基地面積已增至9.5萬畝,年產商品苗3.7億株,人均增加收入2200元,占人均收入的60%。其次是逐年遞增的森林資源為木材精深加工業提供了原材料保障。繼香港獨資浩遠木業落戶鐵嶺后,沈陽文成木業也看準鐵嶺的原材料優勢,來鐵嶺落戶。目前,全市650家木材經營加工企業,年產值達 3.5億立方米。三是閑棄的經濟林資源再現生機,為鐵嶺創造出了獨特的經濟發展優勢。自明清以來,鐵嶺榛子一直被視為榛子中的精品,但由于過去體制上的制約,野生榛林呈棄管狀態。通過承包、拍賣改革,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看準了野生榛林開發的潛力和經濟優勢,積極通過承包經營等方式投資野生榛林復墾,使野生榛林再度發揮了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優勢。我市榛林墾復目前已達到18.7萬畝,年產成品榛子280萬公斤,并已成功地申報了榛子原產地保護標識,鐵嶺榛子被列入國家原產地保護,創出了“春園”、“鐵榛”等名牌榛子產品。鐵嶺縣榛園墾復大戶佟寶華,承包榛林0.7萬畝,年產榛2萬公斤,年收益達到50萬元。四是林業立體開發成效顯著,林地利用率明顯提高。山林處處有黃金,溝塘處處都是寶。溝塘養林蛙,林下育山參在我市已蔚然成風。我市人工、半人工養殖林蛙戶已達500多戶,開發林蛙養殖溝1100條,林蛙儲量達1.9億只,年產商品蛙1000萬只;我市以開原市黃旗寨鄉和鐵嶺縣白旗寨鄉為代表的林下參開發面積猛增,目前已開發林下參、細辛3萬畝,香菇、木耳等食用菌1萬畝,刺龍芽,大葉芹等山野菜12萬畝,年產值6600萬元。
3、林業兩濫案件明顯減少,森林資源管理得到加強 山林改革實現了產權明晰,權責分明,山林權屬和群眾利益緊密結合,保護森林資源的安全已經成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森林資產成為公民的自有財產。目前,我市凡是已經開展林權改革、分包到戶的森林資源,都形成了山山有人管,林林有人護,人人都是護林員的可喜局面。盜砍濫伐林木、濫征亂占林地案件明顯減少,幼林地內砍柴、放牧現象也有所收斂。
4、科技興林有了新進展,林分質量得到明顯提高 通過二次漸伐、林下更新紅松等耐蔭樹種,尤其對于油松等天然更新效果較好的樹種,通過二次漸伐實現天然更新更是理想的經營模式,這樣不僅不影響林地的經濟產出,而且還可以縮短林業的生產周期,對實現森林資源面積、蓄積的“雙增長”起到積極作用。但多年來,這種經營方式始終得不到廣泛推廣,集體林經營單位從少投入多產出的目的出發,一直看中剔光頭的皆伐方式,原因就是產權不明晰,林木資產與群眾利益結合不緊密。通過改革,密切了群眾與森林資源資產的關系,林權所有者從真正意義上將森林資源當作自己的長遠利益來謀劃,不僅在營林采伐中杜絕了“拔大毛”現象,而且二次漸伐、冠下更新的有利于森林資源長期利用的經營模式也得到推廣。
(二)存在的問題
我市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客觀地講,也存在許多不容樂觀的問題。
1、個別地區存在無序轉讓、假招標的現象,低價出售集體山林,造成集體資產的流失。
2、個別地方未經村民代表大會集體討論,少數人將山林低價出售;還有個別村民委員會未經小組同意,擅自將小組的山林轉讓出售,導致村民不滿。
3、個別地區轉讓沒有經過評估,程序不規范。
4、林木采伐制度不配套,林權所有者收益權落不實,導致個別地方對林權制度改革不感興趣。
5、個別村民存在短期行為,急功近利,重眼前輕長遠。
三、總結經驗,推陳出新,堅定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正確發展方向
林權制度是林業建設與發展的核心和基礎。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流轉規范、保護嚴格的現代林業產權制度,是林權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內在要 6 求,是林業發展的制度保障,對加快全市林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我市土地利用現狀是“四山一水四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林地與耕地面積持平。但對國民經濟貢獻率,林業產值不足農業的十分之一,其原由就是林業所有制關系成為制約林業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為消除制約林業發展的瓶頸,加快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一)推進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條件業已成熟 國家、省政府為全面開展集體林產權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林地是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通過承包、拍賣等方式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要對“兩權合一、統一經營”的林業產權制度實施改革為承包經營制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明確指出,對目前仍由集體統一經營管理的山林,要區別對待,積極探索有效的經營形式,將產權逐步明晰到個人。今年初省政府《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遼政發〔201X〕13號)對深化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也提出明 7 確要求。最近省政府又下發了《關于深化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省內、外及我市既往的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實踐證明:一是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有較好的群眾基礎,群眾熱情高。二是改革后盡管個別地區由于操作不當而出現了不利于林業快速發展的問題,但如果考慮細致、組織周密、陽光操作,對盤活林業資產、加快林業發展的效果是十分明顯的。三是福建、江西兩省和我省的本溪市開展的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已經說明,通過改革,明晰林業產權關系,落實經營權、處置權和收益權,解放了林業生產力,調動了群眾營林生產積極性,不僅林業對國民經濟貢獻率明顯提升,而且也加快了森林資源的快速增長,生態環境明顯改善。
綜上所述,加快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快速推進林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周密安排,將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切實抓出成效
1、將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納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
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項事關千家萬戶利益的大事,社會牽扯面廣、利益關系復雜、工作難度大。為保證此項工作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我們將積極爭取市委、市政府對此項工作的支持和重視,建立起以市委牽頭、市政府操作、各部門參與的領導機制,以切實加強對改革工作的組織領導。建立獎懲并重的責任監督機制,由各級紀檢、監察和林業部門組成巡回監督組,隨時掌握林權改革的動態。各級黨委、政府要正確面對和處理好改革中的“兩大”關系,第一,正確處理好森林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的關系。要從切實保護好資源和環境,充分發揮我省森林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的實際出發,以這次“林改”為契機,繼續搞好森林分類經營管理。一是嚴格保護公益林,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需求。公益林承擔著維護生態的重要功能,在林業產權制度改革后,公益林的保護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更不允許遭到破壞。二是放活商品林,加快林業產業發展。要完善林木采伐管理政策。今后對于自留山的林木、定向培育的工業原料用材林、速生豐產林、新造商品林的采伐,在執行國家相關政策和標準的同時,要給林木所有者更多的自主權。第二,正確處理好改革與穩定的關系。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直接關系到廣大林農的切身利 益,總體上有利于社會穩定。始終注意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堅持把穩定放在第一位,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妥善處理好歷史遺留問題,認真處理好山林糾紛,嚴格執行改革方案,充分尊重多數群眾的意愿。對借改革之名,進行亂砍濫伐、破壞森林資源的違法犯罪行為要認真查處,嚴厲打擊。對改革的程序、方法、內容要做到公開、公平、公正,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須堅持民主原則,廣泛聽取村民的意見。要把林改政策和決策權交給群眾。
2、方案先行,分區施策,依法操作
在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上,我們定位為:以“三個代表”為指導,以實現林業快速發展、有利于森林資源總量遞增為目標,堅持“明晰所有權,放活使用權和經營權,落實處置權,保障收益權”的原則,在保持集體林地所有權的前提下,明確林木所有權和林地使用權,落實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的集體林經營體制;將林地使用權、林木所有權和經營權落實到戶,落實到聯戶或其他經營實體,鼓勵森林資源依法合理流轉,保護非公有林權所有者的合法財產權,真正實現“林有其主、主有其權、權有其利”。改革中,我們要謹防“四種傾向”。一是防 止簡單化傾向。就是把林改簡單地理解為“一分了之”、“一賣了之”、“一包了之”,這種做法是對改革的一種誤解、甚至是一種損害。二是防止絕對化傾向。“絕對化”就是思維上的一種僵化,表現在工作上“千篇一律”,方法上“一刀切”、“一種模式”或照抄照搬。必須堅持因地制宜、科學地區分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做到“改而有序,分而有為”。三是防止淺表化傾向。“淺表化”就是經驗化,經驗是珍貴的、有價值的,但只憑經驗,不講理性和科學就可能流于形式,達不到預期效果。四是防止短期化傾向。就是既要全力抓好當前的改革,注重針對性、突破性、操作性,又要有戰略眼光和思維,突出前瞻性、戰略性、政策性。不搞急功近利,不留任何改革的“后遺癥”。
在分區施策、方案制定上,我們要充分考慮到村民意愿和森林資源自然條件兩大因素,宜分則分、宜管則管、宜包則包,不搞“一刀切”。首先要尊重當地群眾意愿,充分聽取群眾對改革的呼聲,改革方式可以因村而異,多種多樣,如分林到戶,承包、租賃、轉讓、拍賣、協商、劃拔等,只要改革后有利于發展森林資源,不造成森林資源的破壞,群眾滿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哪種方式,就采取哪種方式。其次為避免在改革中造成集體林資產的流 失,要抽調專業技術人員組建森林資源資產評估機構,作為改革中森林資源資產流轉的必備環節,凡未經評估而作價流轉的一律無效。第三要充分考慮到森林資源自然條件的差異和改革后林業的發展前景,嚴格依法依規操作。一是對在以往林權改革成果重新把關,凡是公平、合理、符合政策規定、經過村民或村民代表表決、合同齊全的,均予以維護;凡程序不健全、合同不完備的,要經村民或村民代表大會重新表決,予以補正或廢止。廢止的要列入本次改革。二是分區施策,依法守規。從林業區劃上看,我市現有公益林347.7萬畝,商品林429.6萬畝,這次改革中,對公益林主要采伐管護承包的方式,經營者依法享有公益林補償,并可以在不破壞森林資源的前提下開展林下資源開發,如林蛙養殖和種植林下參;商品林則力求分權到戶。從森林資源分布區位上看,我市分為東部山區和中西部平原區,東部山區以用材林和水源涵養林為主,中西部以防風固沙林和農田防護林為主。東部山區采取均山、均利的方式分片到戶、分包到人;因中西部農田林網無法分條、分段,則采取整帶、整網眼地公開招標拍賣等方式落實到人。三是保證改革后實現森林資源的面積和蓄積的“雙增長”。從今年起,今后農田防護林更新采伐均簽訂限期 更新責任狀,預收造林更新保證金(按每畝700元收取,其中:整地保證金每畝500元,造林保證金每畝200元),造林更新保證金建立專戶,統一支付。
3、未雨綢繆,與時俱進,創建適應森林資源資產流轉的交易平臺
這次集體林產權制度改革是實現林業由傳統的集體所有的封閉經營模式向社會化辦林業的開放式經營模式轉變的開端。改革后,在社會多主體的普遍參與下,森林資源資產的轉讓、轉包、繼承、抵押、擔保、入股、信貸等業務將大量增加,林業生產經營模式、理念也將發生重大變革,林業管理的任務將更為繁重。為適應這一重大變革,我們要切實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要強化宣傳,讓林業的社會參與者普遍知曉林業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切實提高林業生產各主體的法律意識和政策意識,做到嚴格依法經營、依法辦事。二是建立起完善的與集體林改革相適應的森林資源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森林資源資產的流轉程序、流轉范圍,嚴格森林經營中林木的采伐設計、審批、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核發、伐中監督、伐后驗收、運輸證的發放、跡地更新等環節的行政管理,以保證森林資源的持續增長、永續利用。第三為滿足社會涉林各主體的服 務需求,林業主管部門要建立起以有利于森林資源資產流轉的林權登記發證、資產評估、林業投資咨詢、營造林技術服務等在內的森林資源資產交易平臺,采取“一條龍”的服務方式,進一步盤活森林資源資產。鐵嶺市林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