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金柱案公訴演講詞

張金柱案公訴演講詞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我們受鄭

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并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現對本案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如下意見：

一、被告人張金柱所犯罪行事實清楚，證據

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本院起訴書指揮，被告人張金柱于1997年

8月24日晚在鄭州市金水路違章駕駛，將被害人蘇磊撞傷，致蘇磊因急性失血性休克于次日死亡。該事實有 被害人蘇東海陳述，有張寶澤等6位證人的證言，有現場勘查筆錄，有從肇事車前擋風玻璃上端提取的蘇磊的頭發及檢驗、鑒定結論所證實。起訴還指控，被告人張金柱駕車拖掛著被害人蘇東海行駛距離達1500米，致蘇東海重傷，該事實有被害人蘇東海陳述，有張寶澤等12位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佐證，上述大量證據收集程序合法，合證據相互印證，已形成證據體系。雖然被告人張金柱對起訴書指控的罪行拒不供認，但經過法庭當庭質證和認證，充分說明起訴書指控張金柱犯有交通肇事罪和故意傷害罪。

二、被告人張金柱所犯罪行，情節惡劣應予

嚴懲。

張金柱一案發生后，社會反應極為強烈。上

至領導，下至百姨，人們無不為之義憤，為在眾目睽睽之下的繁華街道上發生這樣的惡性案件感到震驚。張金柱肇事后沒有設法挽救被害人的生命，以減輕誤事后果，而是為了逃避罪責全然不顧車下拖有一個活生生的人駕車逃逸。自行車與地面摩擦出的串串火星在夜色中格外醒目，正在遭受傷害的生命令人慘不忍睹。盡管沿途有人大呼“停車”，還有車人追截，更有蘇東海出于求生的本能奮力拍打車門，但都沒有喚回張金柱的良知。當張金柱被迫停車時，一條鮮活的生命已經在窄窄的空隙里，在生與死之間被拖了1500米！在鐵的事實面前，被告人張金柱至今仍避重就輕百般抵賴，還不時地翻供，可見其主觀惡性之深。

三、張金柱的犯罪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張金柱故意傷害交通肇事一案最直接的受

害方是被害人的家庭。

蘇磊（死者），年僅11歲，他不僅是一名成績優秀的小學四年級學生，還是一名小足球運動員，正處在學文化、長身體、享受快樂童年的黃金年齡。可一場飛來的橫禍剎那間泯滅了童顏的天真爛漫，無情地打碎了他對生活的幻想與渴望。蘇磊被撞飛摔落在地之后，曾對一名在場的女同志說：“阿姨，救救我。”然而慘遭飛來之禍的小蘇磊，雖然被在場同志及時送到醫院，醫生竭盡全力，也沒有挽留住他幼小的生命。“阿姨，救救我！”短短五個字的一句話，是孩子對生命的依戀，對人生的企盼。我們辦案人員在看到這一情節時，也禁不住潸然淚下，而誰又能不對孩子的這句話感到靈魂的撞擊和心靈的震顫呢？（公訴人哽咽，全場人哽咽。停頓1分鐘。）

蘇東海在經歷了那難以描述的1500米的拖

拉折磨之后，至今仍躺在醫院的病榻上。身體上的劇烈疼痛他能夠忍受，失去愛子的悲傷卻讓痛不欲生。蘇磊的母親張菊花對自己的孩子傾注了滿腔的母愛，十余年的含辛茹苦，十余年的疼愛教育，終于使蘇磊成長為一個父母為之驕傲的好孩子、好學生。可昨日還天真爛漫、歡場笑語的兒子，剎那間卻成了張金柱車輪下的冤魂。張菊花多次哭昏在蘇磊的遺體旁，她整日整夜撫摸著兒子的照片，發淚洗面，無法自制。巨大的心靈創傷恐怕要伴隨著這位母親走完一生。

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張金柱不是一名

普通的群眾，他是一名懂法的執法者，是一名在公安戰線工作了幾十年、曾以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公安干警，他的犯罪行為，給我市的公安隊伍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眾所周知，近年來，我市的公安機關通過一系列為人民服務的具體措施，已經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嶄新的形象，人們遇到困難，首先想到的是去找警察，而人民警察也用青春甚至生命，譜寫了一曲曲的愛民之歌。“警民關系魚水情”已不單單是一句空洞的話語。與此同時，人民警察在為民排憂解難中，也培養了高度的責任心、使命感和職業榮譽感。可身為公安人員的張金柱，不僅不能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反而為了逃避法律追究，掩蓋自己的罪行，不惜傷害他人的身體，公然做出與人民利益、與公安干警的職業道德相悖的事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本案一出，群眾為之義憤，輿論為之嘩然。有的市民到外地出差時，常常會被當地人問及：“你們鄭州是不是出了個張金柱？”毫無疑問，張金柱的所作所為給我市政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的形象濃濃地抹上一筆黑。當然，張金柱的犯罪行為只是其個人行為，并不能代表公安機關的形象，人民的公安隊伍也決不能允許這種敗類的存在。

此時此刻，面對著站在被告席上的張金柱，我們不禁要問，由于你的行為，一朵生命之花過早地凋謝，你就不感到痛心疾首嗎？由于你的行為，一個家庭失去歡樂，你就不感到內疚和不安嗎？由于你的行為，鮮紅的黨旗受到玷污，你就不感到羞愧和可恥嗎？被告人張金柱在今天的法庭上，面對莊嚴的國微，你要如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真正悔過自新，不要執迷不悟，在罪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了。悲劇的發生，能引起人們的震驚；血的教訓，能使人痛悔終生。但所有這些都不能彌合人們心靈的創作，更不能喚回蒙難者的生命。我們只希望，人們能從活生生的案例、血淋淋的事實中，得到一些警醒和啟示。

第二篇：楊金柱小河案楊金柱第一輪辯護詞

小河案楊金柱第一輪辯護詞

楊金柱律師在發表辯論意見之前，向法庭提出了兩點建議，一，請公訴人、審判長審判員注意，根據刑訴法59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辯護人，雙方質證之后，查證屬實的，才能作為定案依據，但是本案沒有對出庭的證人證言進行質證，雙方均沒有發表過質證意見，建議恢復法庭調查。二，鑒于多名出庭證人都提出他們受到了刑訊逼供，楊金柱也提出了排除非法證據申請，但是沒有看到審判長答復，啟動還是不啟動，請明示。

審判長的回復是：現在是法庭辯論階段，請發表辯論意見。

16時59分，楊金柱律師起立，楊氏大刀正式上場。

“真相已經彰顯，事實已經清楚，罪惡已經揭露。本庭審理的涉黑犯罪，是一起典型的公安機關違反刑事訴訟法規定，違法辦案，故意構陷的一起案件。

“第一，從公訴詞，看，本案的構陷。本案庭審經法庭調查幾天之后，楊金柱即首先對本案定性，這是一個被構陷的案件。為什么被構陷，我先不講自己的判斷，也不講本案的具體事實，我就從昨天上午公訴人宣讀的40分鐘的公訴詞來說這是一個構陷的案件。

“我用數據說話。第一組數據，公訴詞改變了起訴書的指控，有三名原來的被告人已經全案不予指控，而這三名被告人在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和起訴書里面，都分別是黑社會組織的積極參加者，公訴詞全無指控了。

“第二個數據，本案的起訴書里面，指控的涉黑成員，是54名，在今天上午的公訴詞中，涉黑成員只有42名，也就是說有12名被告人涉黑罪不指控了，這是一組數據。

“第三組數據，是對黎家三父子的指控罪名，首先，對黎慶洪的指控罪名，在起訴意見書中，有13個，在起訴書中，有7個，昨天的公訴詞里面，5個，也就是說公安機關的13個罪名，到今天被指控的只有5個了，13減5等于多少？8，也就是說公安機關的8個罪名，是構陷的。再看看黎崇剛，在起訴意見書里，是9個，在起訴書是5個，昨天公訴人的公訴詞里面，只剩下一個罪名非法采礦，這難道不是構陷嗎？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黎崇剛在原來的貴陽中院的一審判決書里面，只有兩個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非法采礦，兩罪合并，執行5年，因為公訴詞里指控只有一個罪名，這是發回重審案件，上訴不加刑，即使非法采礦罪構成，也只能判三年。黎猛，在起訴意見書中是5個，起訴書中是3個，公訴詞里是2個。

“從黎家三父子的罪名來看，特別是從黎崇剛的9個罪名到1個罪名，這難道不是構陷嗎？我現在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于公訴人的公訴詞，我要強調一點，本案從舉證以來，公訴人，放棄了對黎慶洪等被告人涉黑犯罪的45項指控舉證，也放棄了黑社會犯罪的四個特征中的第四個特征的舉證，第一、第二個特征里面，只舉了33項，但是昨天的公訴詞里，還在義正詞嚴，我不知道公訴人的這種義正詞嚴，這種勇氣，這種膽量，從何而來？對于法定四個特征只舉了三個，四條腿了一條腿的舉證，而公訴人在公訴詞中康慨激昂，我不知道公訴人的這種康慨激昂底氣從何而來？我本來很能奇怪，但是現在我已經不再奇怪了，他們的底氣來源于他們的無知。如果法律人，在莊嚴的國徽下，不尊重基本的事實，違背法律人的基本操守，我這話可能講得有點重，但是面對42名指控涉黑犯罪的被告人，楊金柱有責任講出來。這是我的開頭語。

“我首先進行程序之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違法偵查，第二部分，違法起訴，第三部分，違法審判。審判長可能不高興我說違法審判，但是我會把事實擺給你看。

我先講違法偵查。為什么我要講程序違法，因為沒有程序正義，何來實體正義？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基礎。本案，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它的程序違法之處太多，甚至可以說本案是刑事訴訟違法標本大全。

“我的普通話還可以吧？

“為什么說偵查違法，我們公安的違法偵查，它體現在哪幾點？第一方面，辦案模式違法，我們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辦案模式是什么？刑訴法第七條，公檢法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刑訴法的正確實施，本案是什么樣的辦案模式？本案是2010年7月12日發回重審的一個案件，但是，現有案卷材料證實，在貴州省高院2010年7月12日發回重審之前，在2010年6月7日貴州省公安廳打黑辦，召集貴州省公檢法司，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 審判長：“楊金柱律師請面對法庭講話。”

楊金柱：“我要面對公訴人，因為我是跟公訴人辯論。”

“這是一個鐵的事實，2010年6月7日，貴州省公安廳打黑辦，召集，公檢法司，這種公檢法聯合辦案的模式，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嗎？公安廳有這個權力嗎？沒有，只有貴州省政法委才有可能有這種權力，把公檢法司召集起來，2010年，是什么時候？是重慶打黑的高潮時期，這就是重慶模式，是重慶模式嗎？請貴州省的大腦殼回答一下。專案組什么時候成立的？7月1日成立的，什么時候發重審的？7月12日，誰有這個權力，只有貴州省政法委有這個權力。我要說的是，權貴們，你們為什么不把法律放在眼里？難道真的以為自己的權力比天大？比法律大？

“然后，我們再來看一看，在偵查當中，七一專案組是個什么東東？本案，是由貴陽市公安局2008年偵查的一個案件，一審判了，上訴，上訴在高院沒有做出判決，之后，6月7日開一個大三長會議，7月1日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一提到專案組，中國只有文革時，有很多專案組，重慶有很多專案組，堂而皇之的，明目張膽的把這個專案組的名稱放在案卷的封面，堂而皇之的寫在偵查人員的工作單位欄里，這是貴州省公安廳公然挑戰國家法律的表現！居然把七一專案公然放到卷宗的封面。你們要立案，要補充偵查，也是要由貴陽市公安局進行，你貴州省公安廳，是通過什么程序來立這個案，你通過什么程序來組成七一專案組？你陷晦一點嘛，你就像我們的公訴人，雖然都是貴陽市檢察院的，但是你也以小河區檢察院的名義來出庭嘛，你這樣弄也好的嘛，你不能公然對抗國家法律！

“七一專案組，這是一個非法機構，這個專案組取得的所有證據，都不能做為本案的證據使用。

“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們用了什么樣的辦案方式？我非常遺憾的是，盡管法庭啟動了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是卻沒有依法排除。貴州省公安廳，包括貴陽市公安局，你們在辦案過程中，是不是使用了刑訊逼供啊？貴陽市公安局還出具了一個證明，第一點證明他們的所有的公安干警，都是依法辦案，無刑訊逼供。第二點說是要保護警察，不讓他們出庭作證。第一點，他們是依法辦案的嗎？我在這里第一次公開宣布，貴州省公安廳七一專案組他們的辦案是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的。他們是怎么講的？在他們的自己的法律文書里面，他們講“要全面開展審訊，要不達審訊目的決不收兵”，同志們，我看到這樣的話，我毛骨聳然啊，我毛骨聳然啊，我真的是毛骨聳然，如果，那天晚上，我把這個偵查終結報告發了，我公布報告之后，如果貴陽的公安把我抓了，如果對我也“不達審計目的決不罷休”，我怎么辦？“不達審訊目的決不罷休”！這簡直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審判長：楊金柱律師請注意你的發言方式。

楊：我對我自己的全部語言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辦案要講事實，怎么能“不達審訊目的決不收兵？”，這是什么意思啊審判長？“不達目的，決不收兵”，就像被告人說的，熬都要熬到你是黑社會。而且，還要“和被告人比耐力”，什么是“比耐力”？就是輪翻審訊，他們可以休息，可是被告人不行。我們的公安部，是怎么要求公安干警辦案的？是“不達目的決不收兵”嗎？本案，對證人田維斌，都是刑訊逼供，他們對被告人，會是什么手段？當梅蕓瑜，四年之后，腳背上的傷都還在，為什么不排除啊？我們也是人啊，你只要要命，你就熬不住，你就會向他投降，除非像楊金柱一樣不要命了。

“公安機關違法把兩個案件合并，七一專案組2010年9月8日，把正在審查的譚小龍等人撤回并案偵查，這是什么做法？這難道不是故意構陷？為什么會出現這兩個集團之間的人互不認識，你打架我不來，我打架你不來，為什么？就是因為人為的構陷，故意要把這兩個案件弄到一起來。

“公安機關對律師和記者的偵查，居心險惡，要不是當時李莊案轟轟烈烈，我們的周澤律師今天還能坐在庭上嗎？

“違法起訴，為什么是違法起訴，對比一下起訴意見書，再對比一下起訴書，起訴書用心險惡啊，審判長：律師在法庭上發言不得攻擊、侮辱他人。

楊：我講的是起訴書，不是公訴人。

“起訴意見書中，說黎慶洪等17人，是補充起訴，但是起訴書對補充起訴，完全不提，不提發回重審，不提補充偵查，誤導公眾以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案件，審判長也受其誤導了，說這是個新案子，這是一個新案子嗎？如果是個新案子的話？為什么要把原來的偵查卷都做為證據提供？你只能一邊有理，你不能兩邊都有道理，舊案是發回重審的案件，撤銷起訴就不能把08年的案卷再拿來，你不能兩邊都走了，讓人家無路可走，你總得留一條路給我們走一走，給被告人走一走，不然，你不是把這些被告人都推向絕路？

“這份起訴書我要做一個評價，我曾說這份起訴書是漏洞百出的起訴書，我本來要搞一百個實體漏洞，我客觀的講，瑕疵50，漏洞100。瑕疵可補，漏洞無救。當初你們把它七拼八湊搞到一起，現在你們不舉證了，這不是構陷嗎？但是我看，公訴人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還看到公訴人的法律的良知，但是對你們不足的地方還是要提出來的。

“違法審判，審判長請原諒我要當庭講你們違法審判，你不要老火，你們貴州人愛講老火

審判長：請繼續發表辯論意見。

楊：謝謝審判長。首先，管轄，已經寫過很多材料了，也已經寄了材料給最高院，不展開說了。級別案件，地域管轄，都不符合，你們管轄從何而來？

“審理過程當中，有哪一些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情形呢？排除非法程序當中，對于公安機關沒有出示錄音錄像，只憑他們自己書寫的說明，居然沒讓一名警察出庭作證，本辯護人知道這不是由審判長合議庭所能決定的，但是在法庭上審判長你是最權威的，這種模式，如果新刑訴法實施之后，全國都是這樣搞，那就太危險了。審判長：楊金柱律師，請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緒，律師在法庭上的發言，應當遵守律師法的規定，不得使人產生有合理懷疑有可能損害司法公正的言論。

楊：我對自己的法庭言論，承擔全部法律責任。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對于潘某某的包庇黑社會組織的犯罪，是秘密審理的，國家秘密是非常清楚的，偵查階段的秘密，在審判階段也早就不是秘密了嘛。

“特別是舉證階段，偵查終結報告是不是國家秘密的問題，我不講內容，只講形式，這個報告是國家秘密嗎？這個講到天上去，這不是全世界的笑話？這有什么不能公開的？公開了要承擔法律責任？楊金柱公開了，我要承擔什么法律責任？我就等著你貴陽警察來抓我，看我要承擔什么法律責任。當然我知道這不是你合議庭決定的，但是你是審判長，你坐在法庭上你是至高無上的，你法律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國家秘密的嘛。

“這次審判，還是有一點進步的，我表揚一下，謝謝法庭。

“下面我講證據之辯，十六個字，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二，非法證據，必須排除。我一直沒有聽到公訴人發表的質證意見，我期待在第二輪辯論中，聽到公訴人你們的質證意見，我根據公訴人的意見進行我的證據之辯，到時我有可能會強烈要求恢復法庭調查，看我的身體和心情再說。

“最后，是黑白之辯。十六個字，四個特征，均不構成，如此構陷，天理不容。

“組織特征，完全不構成。同心會，與本案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沒有任何法律關系。2008年的偵查卷的封面上就是一個花梨幫，沒有同心會，2010年的材料當中，既無花梨幫，也無同心會，但是起訴書無一字花梨幫，只有同心會。同心會就是一個大貨車司機互助會，不黑。隨后加入，純粹是無稽之談，無證據支撐。花梨幫，一種是黎猛花梨人在開陽縣讀書，另一些可能是有一些花梨人，參與打架，但是他們沒有錢，所以七一專案組要把它合并到一起去，合并到黎慶洪那里去。

“經濟特征。起訴書指控了49個事項，但是舉證只有第1、2、4、7四項，你這個經濟特征怎么具備？首先我要講黎慶洪的經濟來源的，第一桶金，公訴詞矛盾，一方面把黎崇剛不起黑社會了，把黑老二，不指控了，黎崇剛的錢，以黑奪礦，還能夠成立嗎？隨著公訴人放棄了對黎崇剛的指控，但是涉黑又不放棄，如果你要保留這個證據基礎，就必須要保持對黎崇剛的指控，不然你就不能再指控他是黑社會的經濟基礎。

“?先吃飯（范）?，通過庭審，已經查得非常清楚了，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那么，礦不黑，后面，你怎么還具備黑社會的經濟特征？

“不審不知道，一審嚇一跳，原來，黎崇剛是個大好人啊，16年開礦，與老百姓只發生了三起礦群糾紛，指控三起都帶了人去護礦，但是兩起根本沒有帶人去，是黎崇剛自己解決的，另外一起是公司里的人一起解決的。就按起訴書的指控，黎崇剛推了一下盧碧先，打了兩巴掌王代倫，罵了一句小疤九，就算這指控都是真的，就能說他是黑社會？礦群有糾紛，在全中國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何況你們關于這三個事情的證據，都還是相互矛盾的。黎崇剛的事情沒有了，本案還有嗎？根本就沒有了嘛。

“暴力特征。黎慶洪打了誰？其他人的打架，和黎慶洪沒有一毛錢的關系。盧碧先一個人就敢去堵礦山，她不怕黑社會？黎崇剛當街被人打一頓。如果這是黑社會，那將是中國最窩囊的黑社會。

“我的辯護詞的結尾是，我們是在為國家法治而辯，審判長，審判員，本庭開庭時間一個多月，是中國現代刑事審判制度建立以來，一個具有多項歷史記錄的案件，歷史將會證明，本案一定會載入中國審判歷史，也一定會載入中國法治的歷史，因為，我們，面臨的時代，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是一個開創新時代的時代，國家是一定要實現法治的！明年新刑訴法實施，這個案件就是一個標致性案件。本辯護人有理由相信，本庭，以及在觀察本案的，在觀摩本案的，在督戰本案的各路神仙，一定會注意到本案涉及的國家法治層面的問題，這不單是一個小河的案件，不只是黎慶洪等被告人的案件，這是事關國家法治的案件。本案的真相已經彰顯，本案的罪惡已經暴露，末案已經在接受歷史的審判，本案的結果將決定著合議庭、和合議庭背后的神仙們將來是否會接受歷史的審判！

“謝謝合議庭，謝謝審判長，我的第一輪辯護意見到此結束。”

時，18時19分。

2012年7月13日，貴陽，小河

第三篇：張熙懷 公訴精神

公訴精神

作者張熙懷

簡歷：

1982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律組畢業，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國際檢察官協會（IAP）會員。曾擔任基隆、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因其承辦“國務機要費”案而聲名遠揚，有著“公訴之神”的美譽。近年來在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法院學設臵張熙懷獎學金。

主要著作：

《公訴精神》（2000年）、《公訴入門》（上、下冊）（2001年）、《公訴檢察官法庭論告實用手冊》（2001年）、《公訴檢察官如何應戰》（2002年）、《傳聞法則——理論與實踐》（2003年）等。

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起獻身公訴，到現在擔任公訴組主任檢察官前后已二年多了。在實行公訴之前，我沒有做過律師、沒讀過一天的英美法。有的只是接受多場美籍華裔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新加坡籍大律師之教育訓練。到現在自己也傳承本土化改良式的公訴經驗。臺北地區檢察署檢察官專責到庭實行公訴之初，多少人不看好，在案件質重量多全臺灣第一的法院[1]要做公訴，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時間證明一切，熬過了，做好了，創造“臺北公訴經驗”，完成不可能任務。可是沒有自滿之心，有的只是持續突破、創新、提升的自我要求而已。值此臺北地區檢察署實施檢察官專責到庭實行公訴一周年，而各地區檢察署又將因修法而次第實行公訴之際，謹為文傳承“公訴檢察官如何應戰”之經驗供參考。

一、“放下你的身段”

擔任公訴人首重心態之轉換，由偵查庭之主導者，變為公訴法庭之一員，或可稱為配角，若心態未能隨之轉換，那將無法適應公訴活動。尤其以從事偵查業務多年之檢察官，面對較資淺之法官，較不易轉換。何時開庭非自己所能決定；每半天庭期要開幾件案件又無從臵問；法官進入法庭，法警喊起立，在庭之公訴人也須隨之起立[2]；想請假尚須先知會對應之法官，盡量少開庭；調查或審理庭雖依規定程序進行，但法官還是有絕對之指揮權，不是公訴人想如何即可徑行為之；公訴人在法庭行交互詰問，如問題有誘導、假設性等不當之情事，還會遭對造當事人即被告或辯護人異議；凡此種種，都不曾在偵查庭發生過。雖說要放下身段，但絕非謂檢察官不顧應有之立場，反而應本不卑不亢之態度，發揮公益人角色[3]，從容有禮面對法庭活動。

二、“吸收你的新知”

“交互詰問”為檢察官專責到庭實行公訴活動之重要一環。可是何謂“主詰問”、“反詰問”、“復主詰問”、“復反詰問”？程序為何？有何規范？目的何在？有何技巧？等等問題。學校沒教過、老師沒講過、書本沒寫過，了不起看過《洛城法網》、《律師本色》、《軍官與魔鬼》、《紐倫堡大審》等影集，獲得一些粗淺印象，時間一久，只記得男女主角是帥哥美女，有一段精彩的“床戲”等點滴而已，其它一概不記得了。沒實際操作過，任誰也不會。要做好公訴，就必須由吸收這些新知著手，不管是審、檢、辯任何一方都必須要學。可以這幺說，不管已經在司法實務部門工作多少年，就“交互詰問”而言，大家都是“新鮮人”，一切從基礎學起，努力吸收新知，貴在實踐，方能迅即進入狀況，以減少在法庭被異議，那種被“電”的窘狀。

三、“做好你的準備”

“準備、準備、再準備”，是每一位來華擔任交互詰問課程講座的美籍華裔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新加坡籍大律師、主任檢察官所再三叮嚀。大陸出版的《哈佛辯護》一書，對準備重要性寫的更傳神：“事實不會從法庭的窗口飛進來”、“充分準備的過程是不斷探索的過程，它是出庭辯護最重要的部分。所有其它特征——如即席演說、奔放的熱情、豐富的想象、巧妙的措辭、靈活的表情，所有這些都是衛星，它們圍繞著同一個太陽旋轉，而這個太陽即是充分準備。”聽多了，讓人覺得彷佛“準備為成功之本”。沒錯，每位公訴人應都有相同的經驗，再簡單的案件，如開庭前沒有準備，那案件在開庭的過程中都會變得復雜，公訴人手忙腳亂，不知證據在何處？證人何時說過何話？若有充分之準備則不然，再復雜之案件，依“信箱法則”將書證、物證、人之供述證據一一歸類，另以縱橫坐標之方式，將歷次人之供述證據依序整理，一切胸有成竹，日夜期盼早日開拓，一展身手，縱使對方是高知名度的大律師甚或律師團，亦不畏懼[4]。

四、“拿出你的信心”

本署實行公訴，“黃埔一期”之公訴檢察官以司法官訓練所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期資淺者居多，而“黃埔二期”又以三十九期為主力，絕大部分都擔心法庭上表現不如人，原因何在？就是信心不足。其實是否檢察官真不如律師？我可以大膽的說絕對不會。試想法律系畢業的人，律師高考及格，哪一位不是興高采烈的掛起“××律師事務所”市招或到大型律師事務所，開始執行律師業務，與當事人言談間展現十足自信。那不管你是司法官訓練所第幾期結業，好歹都經過為期一年半的嚴格訓練，其間還至各院、檢實習，也擬作 過起訴書、判決書，隨同指導老師開過庭，大、小場面不是沒見過，死人、活人不是沒辯過，大、小考試不是沒考過，都已身經百戰，那還有什幺好擔心，更遑論法務部現也舉辦為期三周的公訴檢察官儲備班，律師哪有這些養成教育？不要再自己嚇自己了，信心何處來？只要有準備就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人見人怕。

五、“培養你的體力”

單有信心尚不足以因應公訴活動，還需要有過人的體力。那又為什幺會如此呢？因為以往檢察官系形式走庭，法庭活動干卿何事？但現在不同，專責、全程、始終在庭，是對一位“專業”、“敬業”公訴檢察官的基本要求，若辯護人又認真負責，有所準備，待檢、辯雙方交互詰問完畢，法官為寫判決書，對不明了之處，作補充性之訊問，再加上書記官電腦制作筆錄如牛步般的緩慢，完全跟不上問答之速度，左等右待，開庭時間之冗長，超乎想象。依實證經驗估算，簡單易查之案件，對一位證人行交互詰問，所花費時間最少要一小時。但如“臺開案”調查庭，蔡佳玲檢察官由下午二時開始詰問二位證人，至晚間十二時許才結束，另有證人一直在庭外等待，還未開始問，已人仰馬翻，法官不得不就此打住；“璩美鳳女性愛光盤案”從上午九時三十分許，我陪蔡立文檢察官開庭，證人問完已次日凌晨三時，前后開庭長達十七小時許，我印象中，當天法官原來是戴隱形眼鏡，后來大概是受不了，取下隱形眼鏡換戴鏡框眼鏡。些許休息，是日上午九時三十分，繼續開庭，又先后詰問十位左右證人，至晚間六時許結束。這種開庭方式，沒有過人體力，又如何能因應。依個人經驗，要有良好體力，就須多喝水，新陳代謝，消除疲勞。但相對的也要培養“忍”功夫，否則常想上廁所，再好的思維都會打亂。

六、“擺出你的架勢”

現在每天上午八時五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左右，下午一時五十分至二時二十分左右，都可見九人座交通車由公訴組辦公室駛抵本署大門口，公訴檢察官下車，手拉著長桿的行李箱，內裝著卷宗，昂首、闊步、自信、魚貫的穿過長廊、走進法庭。一手抱大捆卷宗，一手拿著保溫杯，腋下再夾著六法全書，時而東西掉落地上，彎腰拾取，那種赴庭窘態情境，已不在臺北地區檢察署出庭活動中出現。據傳聞現在有律師事務所，也購臵類似本署出庭用之行李箱。發生過法警誤以為出庭律師是本署公訴檢察官，拉錯箱子之事。至于遇有重大復雜案件，為陳述便捷利于說明，在法庭上熟練迅速的開啟手提電腦、連結單槍投影機，利用Power Point陳述起訴要旨[5]、出示證據、論告等，擺出這種架勢，展現“創新”、“效率”、“品質”之新風貌法庭活動，Ｅ時代就是充分利用電腦工具及信息，是身為現代專業公訴人所必須具備。

七、“挺直你的腰桿”

卷宗擺桌上，彎著腰桿子，整個人不斷趨近檢察官席位的桌面，雙手撐在桌邊，兩肩聳起，低頭看著卷證，像鷺鷥在覓食般，述說案情或詰問、論告時，雙眼呆滯般，專注地面喃喃自語，那種彎腰駝背的樣子，我想任何人看到，都會不由自主的說，檢察官的表現，簡直像“敗戰之軍”，未戰先敗。公訴檢察官就是檢察機關的門面，在公訴法庭上，公訴檢察官的言行舉止，就是該檢察署之代表，也是百姓心中檢察官之表征。不在乎你是男性或女性公訴人，更不在乎你的期別，當然你的身高、相貌也不成問題，惟有挺直你的腰桿，變眼炯炯有神直視，口語清晰有力，才能充分展現出你的自信，被害人相信你的能力，被告凜于你的威嚴，辯護人欽佩你的風范，檢察官的精神油 然而生，同事間也將會以你為榮。

八、“開啟你的尊口”

“如起訴書”、“依法判決”[6]八字箴言，是輪值式走庭之作法。檢察官既已走進法庭，全心投入專責全程實行公訴，自當有一番新作為，發揮法庭監督之角色。“口語訓練”是成為公訴檢察官的必修課程，不是說檢察官不會說話，而是訓練一位公訴檢察官知悉“說話之場合”、具有“說話之膽識”、良好“說話之品質”、善用“說話之輔助”、兼具“說話之機智”、豐富“說話之內容”。從被告在押經提起公訴移審時、是否解除限制出境、院方通緝案件第一次開庭時、調查期日審前會議[7]、交互詰問、對被告之詢問、履勘現場、論告[8]等等程序，公訴檢察官都應適時表達控方之看法，意見表達之機會稍縱即逝，不容再以“沒意見”或微笑點頭回應。

九、“問出你的證據”

在公訴法庭上，不是演講比賽，當然也不是“講古”方式的長篇述說，證據是一點一滴慢慢堆砌起來。負舉證責任之一方，透過一問一答的主詰問或復主詰問方式，將待證事項如拼圖般的，或依時序、或由因至果、或由淺至深、或由外而內，將事實逐步呈現，也就是“建立場景”、“建構事實”，讓待證事項彷佛影片倒帶重現。質疑待證事項存在之一方，則以一問一答的反詰問或復反詰問方式，有計劃、依技巧、講謀略、不留情、針針刺的“見縫插針”，制造拉大矛盾、挖掘被隱真相、打擊削弱憑信性，經雙方多輪次交戰，證辯再證辯，真相定將呈現。訴訟“成”或“敗”，只靠“問”這一檔事，方能搞定。事前扎實準備，詳細設計問題，逐步問出成果，是訴訟成功不二法門。

十、“激蕩你的大腦”

腦筋急轉彎的思維方式，是我對公訴法庭如何動腦的最佳詮釋。不管是書證之朗讀或告以要旨、物證之提示、人之供述證據筆錄之朗讀或告以要旨，被告或辯護人會提出什幺質疑？法官會對公訴人有何問題提出？事先無從知悉，但都會被要求當庭立即回答，不同于偵查庭發現問題還可帶回研究。如不隨時激活大腦，有時還真會被考倒。或是對從未到庭之證人要行交互詰問，因缺乏警、偵卷證資料，不易準備。只有在交互詰問過程中，專心聽、仔細想、動動腦、小心問、查其言、觀其色，咬不放、追到底、不松手，才能有所斬獲。如心不想、腦不轉、眼不看、耳不聽、手不記，此種木偶式的出庭方式，時有愧于心，則新、舊制又有何差異可言。為便于公訴法庭攻防，將經常出現或有爭議之點，本著歸集實務見解或判例，匯整編訂“公訴檢察官法庭論告實用手冊”[9]，已增修至第三版，內容有“被告前后供述不一”、“傳聞法則”、“測謊”、“如何判斷證人證言之真實性”、“采證瑕疵，證據能力被質疑之處臵”等等，應戰時隨手翻閱，可節省動腦之時間，且語出有所依據，較易被采信。

十一、“堅持你的斗志”

一位公訴檢察官在法庭攻防過程中，必須兼具“專心”、“分心”、“細心”、“耐心”、“決心”、“愛心”。“專心”即專注本案案情于交互詰問過程中之發展，必須心無旁騖。“分心”即非但專注案情，仍必須分心注意被告、辯護人之發問，目的何在及有無不當之處；證人、鑒定人之神情表態、回答為何及有無不當；電腦筆錄記載是否翔實，記載與問答內容不許有歧義之處；法官補充訊問內容，與案情之關聯性，目的又何在。“細心”即待證事項之建立及摧毀，是點滴所累積而成。不論立于主、反詰問位，發問者所提出逐漸建構的問題、安全 無暇的問題、投石問路的問題等，都必須經過精雕細琢設計，記住交互詰問是非常技術性的訴訟技巧。“耐心”案情復雜、牽扯甚廣、卷證凌亂、被告眾多、辯護狡詐、證人頑抗、處處留白、時空久遠、境外犯罪等等之案件，實行公訴不易，可說是“公訴夢靨”，每次開庭時間甚為漫長，惟賴定心養性，十足耐心，才能真相大白。“決心”公訴人常立于舉證之一方，壓力大、困難高，待證事項相關之人、事、時、地、物、構成要件等要素，于開庭前須詳列出來，待開庭時，透過一問一答之主詰問，巨細無遺問出，要有不的達目的絕不終止的決心。若待證事項尚未問出，就停止詰問，那定是失敗的交互詰問，對造也不須費勁行反詰問。“愛心”即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于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換言之，公訴檢察官有公益人之色彩，被課以注意義務。說得白話一點，就是公訴檢察官要有愛心，在法庭上，不論問題之設計或攻防技巧，不是以痛擊被告或辯護人為唯一目的，以打倒敵性證人憑信性為單一訴求，而是要時時關懷。依我的經驗這點是“知易行難”，會造成雙重人格，只能共勉之。

十二、“強忍你的憤怒”

案件在偵查中，被告、辯護人、證人言語行動如有不當，檢察官常當庭予以斥責。可是在公訴法庭上，公訴人非主導者，實不宜見不當即動氣動怒，拍桌摔卷、吹胡子瞪眼、大動干戈。法庭是說理之堂，并非比武之處。有此狀況處臵之道，見辯護人在法庭執行職務時；被告、證人、鑒定人在法庭或接受詰問、詢問時，言語行動如有不當，請勿動氣或動怒，展現風度，靜待言語行動完畢；接著請審判長將辯護人、被告、證人、鑒定人先前不當之言語或行動，詳細記載筆錄；如行為人系辯護人，則起立朗讀法院組織法第九十二條，視情節輕重，請審判長對辯護人加以警告（情節輕微）、或禁止辯護人當日開庭之辯護（情節重大），并表明會將（或不排除）辯護人當日開庭之不當言語或動作，送請懲戒。在臺北法院公訴法庭實證經驗，當公訴人為前述處臵，辯護人當場臉色大變，有馬上鞠躬哈腰，向公訴人致歉，也有退庭后頻頻向公訴人道歉賠不是。至于被告等人部分亦同，等不當過程被詳細記載于筆錄后，朗讀相關之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九、九十、九十一條規定，請審判長為妥當之處理，以維法庭秩序及尊嚴。

十三、“說出你的心證”

證據清單雖詳列待證事項及證據方法，但表格化或條列式之呈現，無從知悉證據彼此間之關聯性何在以及得心證之理由。交互詰問過程完畢，僅見檢、辯雙方，有人面帶微笑，有人面有難色，輸贏分明，但理由尚待發揮。因此在調查證據完畢，開始論告的過程中，公訴人當應就有利、不利證據之證明力詳加闡述，并本于“程序在先、實體在后”原則，逐項論告或駁斥。最好是先將被告、辯護人可能之辯護題材予以點明，先拿出來講，不容被告等于結辯時盡情發揮。或可稱為“境外作戰”，不戰而先屈人之兵，不要閃躲或視而不見。當然法條之適用、彼此間關系，也須說清楚講明白。另外不忘具體求刑，所審酌非是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對于不接受認罪協商之案件，建議具體求處所犯法條之最高法定刑。因為證據明確的案件，才會為認罪協商之提出，既不被接受，又經煩瑣之調查審理、交互詰問程序，最后論告仍認罪證明確，走了那幺一大圈，被告、辯護人浪費司法資源莫此為甚，不為重求，不足以收警惕之效。此外，不只是公訴人說出心證，也請被害人、告訴代理人說說他們的心聲及期待，方為圓滿。

十四、“面對你的孤獨”

公訴是司改的成果，“面”的變法起點，震蕩訴訟程序運作、嚴謹證據法則、實質舉證責任、強化辯護功能等。既稱改革，當系去舊從新。舊思維、舊觀念、舊習性、舊作法要全然改變，談何容易。更難的是，不是單單自我有所變遷即可，實行公訴尚牽連審、檢、辯三方協商取得共識、偵查公訴之共榮共存、警察辦案智能之提升、司法資源合理之分配、法學教育之改弦更張等等，百事待興。走在前面，當火車頭，曲高和寡，時時須面對孤獨。實際開庭應戰，又有三種孤獨須面對，首先為求準時到庭，下午二時三十分的庭，必然提早約五至十分鐘到庭，可是此時連法警、庭務員都還沒來，更別提書記官、法官、當事人了，整個法庭空蕩蕩的，此時你面對孤獨，趕緊把握些許時間，再一次詳閱卷證，坐好萬全準備。遇到重大經濟犯罪或復雜貪瀆案件，被告數十人，每位被告又可選任任三位辯護人，單單被告及辯護人，就差不多把法庭塞爆了。惟公訴人孤單奮戰，環顧四周，沒人能幫你解憂除惑、攜手共戰，想吐苦水都少了個對象，只有再次面對孤獨。開完庭，夜已深了，或許東方即將大白，拉著手提箱，走過院、檢間長廊，除了沉重腳步聲外，就只有孤燈照著你形成的身影，孤獨的伴隨著你，緩緩的離開，此時才覺得公訴組辦公室就像方舟般，漂浮在遙遠的他方，公訴人你又再一次面對孤獨。[10]

十五、“接受你的勝利”

傳統開庭事不關己，開庭結束拍拍屁股走人，誰去理會輸贏；總使自己起訴自己出庭案件，輸贏也不會看得太重。但專責到庭實行公訴之后，全心投入，充分準備，排除萬難、堅持到底，你已打好完美一戰。訴訟過程中，點點滴滴值得你回味，每一次庭期都是閃亮的 日子，不管甘或苦，你都有所得，你有也成長。經此瀟灑走一回，有付出必想有成，公訴人此刻你心所想，應是期盼案件大獲全勝，通通有罪。“三十四街的奇跡”法庭影片，最后法官宣判，勝利的一方，彼此擁抱，握手賀喜，相互擊掌“Give Me Five”，那情境深深烙印在我腦中。勝代表付出有成，失敗代表有待改進。可是臺北檢察署公訴檢察官不以第一審獲勝自滿，仍持續追蹤案件到第二審審理情形，唯恐案情大翻轉，結果變天，由勝轉敗，他們對案情之專注，創造了“臺北公訴經驗”。

十六、“模糊你的建議”

公訴檢察官或多或少都有偵查經驗，然實際從事過公訴活動的檢察官，都有“移送證據不等同起訴證據”、“起訴證據不等同審判證據”之深切體認。所謂見多識廣，不論你是一對一、一對二或曾是一對三的公訴檢察官，看過一至三位法官之證據尺度、采證方式、推理過程、心證理由，發現檢審間對證據看法確有極大落差。公訴檢察官不是起訴書之審核者，證據遭受質疑、案件被判無罪，也非偵查故意留白。當你要對偵查組同仁提供有關證據方面的建議時，切記當你在擔任偵查檢察官時是否也曾有過同樣之疏失，將心比心，誰吃燒餅不掉芝麻的，也不要見樹不見林。你的建議還是要提出來，那將會檢察機關及檢察官有益，但試著模糊你的建議，不提具體個案、不點出案號、不指何人偵辦，以通案方式提供建言。如柯維大師系列《與成功有約》一書所說“雙贏思維”，大家都是贏家，利人利己，彼此都有所獲，謀求兩全其美之策，偵查公訴才能緊密團結，持續發揮統合戰力。

十七、“保留你的卷宗”

交互詰問是洋玩意，臺灣有幾本翻譯書論及，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可參考的書籍倒不少。可是沒所做非純然英美式交互詰問、也不是德國式輪替詰問、更沒有十足東洋味氣息，簡單的形容是“本土化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有人說的更貼切“拼裝車式訴訟制度”。不管如何，可得參考、最為可貴的是現在公訴檢察官的開庭卷宗。公訴檢察官在寫臺灣公訴制度的歷史，卷宗內記載這本土公訴活動種種，每一個案件都可為教案，值得保存。讓后進之公訴人由閱覽卷證，明了法庭活動之流程、知悉理論與實際之差異、學習證據清單制作方式、吸取交互詰問技巧、摘取論告書精髓。

十八、“傳承你的經驗”

熟稔公訴活動沒有捷徑，只有投入去做，方有所得。所得經驗與人分享，尤有必要。黃埔一期經驗傳承二期，二期經驗交棒三期，人人實戰經驗豐富、代代都有新人出，個個實力更堅強，這都有賴經驗傳承，不須摸索嘗試、減少錯誤失敗，這也是辯護人較不如公訴人之處。公訴人不在乎期別高或低，只在乎經驗豐碩否。每次公訴教育訓練，看到公訴人利用電腦投影、秀出心得經驗、內容活潑生動、手持雷射筆、滔滔不絕，談吐舉止所散發出之專業、自信、穩健、樂業。我可以這幺說，他（她）做到了前面十七點公訴精神，他（她）正在完成第十八點，即傳承經驗的神圣使命。今日公訴以他（她）為榮，明日公訴定將以你為榮。

第四篇：張長玉故意傷害案

張長玉故意傷害案

問題提示：為阻止未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放棄所竊財物的盜竊行為人逃跑，將盜竊行為人推倒致輕傷，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是否屬于正當防衛？應否承擔刑事責任？

【要點提示】

為阻止未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放棄所竊財物的盜竊行為人離開，將其推倒致輕傷的行為，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但也不屬于正當防衛，應是根據被害的情況，對傷害后果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案例索引】

一審：江蘇省興化市人民法院（2006）興刑初字第434號（2007年8月27日）

二審：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泰刑一終字第117號（2007年12月3日）

【案情】

自訴人暨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王錦華。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張長玉。

2006年6月7日凌晨4時許，王錦華在被告人張長玉家后門口，將張長玉閑置在此的舊摩托車（價值人民幣400元）推出巷子，請人抬上自己的三輪車。在騎車離開現場的途中，行至興化市豐收南路五里轉盤，摩托車從三輪車上掉下。王錦華下車察看，欲將摩托車重新裝上三輪車時，被張長玉追上。王錦華即放棄摩托車，準備騎三輪車逃離，張長玉將其推倒、跌坐在地，致王錦華左股骨粗隆間粉碎性骨折。經法醫鑒定為輕傷、十級殘疾。

自訴人王錦華以被告人張長玉犯故意傷害罪于2006年11月15日向江蘇省興化市人民法院提起控訴，并以造成經濟損失為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追究被告人張長玉的刑事責任，并責令賠償經濟損失。

被告人張長玉辯稱，自訴人偷其車子，其追趕是事實，但沒有打人，也沒有傷害自訴人的故意，更沒有實施傷害自訴人的行為，其動機是追回被竊財物、制止不法行為，因此，請求法院駁回自訴人的全部訴訟請求。

【審判】

江蘇省興化市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2006年6月7日凌晨，被告人張長玉將自訴人王錦華推倒、跌傷，造成輕傷、十級殘疾的后果，是客觀存在并經證據證實的事實。但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自訴人擅自竊取被告人摩托車而引起，并且在被告人得悉后立即追趕自訴人的過程中發生的；當時自訴人雖然已將摩托車放棄，但未就此事做出說明并接受處理，在自訴人欲騎車離去時，被告人對其推操是一種自力救濟行為。故被告人不具有傷害自訴人的主觀故意，且沒有造成更為嚴重的重傷后果，因此自訴人王錦華指控被告人張長玉犯故意傷害罪，罪名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人張長玉所采取的自救行為方法，已造成不應有的損害后果，雖然不應當就致人輕傷負刑事責任，但要對造成的傷殘后果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又因自訴人王錦華對于事件的起因負有完全責任，故對于損害后果的發生應自行承擔一定的責任，據此應當減輕被告人張長玉的賠償責任。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障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百三十一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一、二款、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張長玉無罪。

二、被告人張長玉賠償自訴人王錦華醫療、誤工、護理、交通及殘疾賠償、鑒定等費用計人民幣28427．64元；此款已給付6000元，余款22427． 64元限本判決生效后立即給付。

宣判后，被告人張長玉不服，向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經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

一、原審自訴人暨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王錦華自愿放棄對上訴人張長玉刑事部分的指控；

二、上訴人張長玉自愿放棄上訴；

三、上訴人張長玉自愿賠償原審自訴人暨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王錦華各項經濟損失計人民幣20000元（含已支付的人民幣6000元），此款于本調解書送達時一次付清；

四、原審自訴人暨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王錦華因該傷引起的一切后續治療費用，由原審自訴人暨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王錦華自行承擔。自本調解書送達后，雙方不得因此事再發生糾紛、不得再向對方提出任何賠償或提起訴訟。

【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一是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二是本案被告人的行為如果不構成犯罪，應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一）關于對被告人行為性質的認定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行為性質的界定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系故意傷害，既要承擔刑事責任，也要承擔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屬正當防衛，既不承擔刑事責任，亦無需承擔民事責任；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是自助過限，不承擔刑事責任，但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合議庭最終采納第三種意見，筆者認為是正確的。

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本案被告人推操自訴人，其目的是為了阻止自訴人逃跑，并不具有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損害自訴人身體健康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主觀故意，且沒有造成重傷后果，故被告人張長玉的行為既不構成故意傷害罪，亦不構成過失重傷罪。......

第五篇：張彤禾：中國工人的聲音TED演講詞

Hi.So I’d lik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things we use every day: our shoes, our handbags, our computers and cell phones.Now , this is a conversation that often calls up a lot of guilt.Imagine the teenage farm girl who makes less than a dollar an hour stitching your running shoes, or the young Chinese man who jumps off a rooftop after working overtime assembling your iPad.We, the beneficiaries of globalization, seem to exploit these victims with every purchase we make, and the injustice feels embedded in the products themselves.After all, what’s wrong with a world in which a worker on an iPhone assembly line can’t even afford to buy one? It’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Chinese factories are oppressive, and that it’s our desire for cheap goods that makes them so.So, this simple narrative equating Western demand and Chinese suffering is appealing,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many of us already feel guilty about our impact on the world, but it’s also inaccurate and disrespectful.We must be peculiarly self-obsessed to imagine that we have the power to drive tens of millions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o migrate and suffer in such terrible ways.In fact, China makes good for market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its own, thanks to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ts low costs, its large and educated workforce, and a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that responds quickly to market demands.By focusing so much on ourselves and our gadgets, we have rendered the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end into invisibility, as tiny and interchangeable as the parts of a mobile phone.Chinese workers are not forced into factories because of our insatiable desire for iPods.They choose to leave their homes in order to earn money,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to see the world.In the ongoing debate about globalization, what’s been missing is the voices of the workers themselves.Here are a few.Bao Yongxiu:” My mother tells me to come home and get married, but if I marry now, before I have fully developed myself, I can only marry an ordinary worker, so I’m not in a rush.” Chen Ying:” when I went home for the new year, everyone said I had changed.They asked me, what did you do that you have changed so much? I told them that I studied and worked hard.If you tell them more, they won’t understand anyway.” Wu Chunming:”Even if I make a lot of money, it won’t satisfy me.Just to make money is not enough meaning in life.” Xiao Jin:” Now, after I get off work, I study English, because in the future, our customers won’t be only Chinese, so we must learn more languages.” All of these speakers, by the way, are young women, 18 or 19 years old.So I spent two years getting to know assembly line workers like these in the south China factory city called Dongguan.Certain subjects came up over and over: how much money they made, what kind of husband they hoped to marry, whether they should jump to another factory or stay where they were.Other subjects came up almost never, including living conditions that to me looked close to prison life: 10or 15

workers in one room, 50 people sharing a single bathroom, days and night ruled by the factory clock.Everyone they knew lived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it was still better than the dormitories and homes of rural China.The workers rarely spoke about the products they made, and they often had great difficulty explaining what exactly they did.When I asked Lu Qingmin, the young woman I got to know best, what exactly she did on the factory floor.She said something to me in Chinese that sounds like “qiu xi”.Only much later did I realize that she had been saying “QC”,or quality control.She couldn’t even tell me what she did on the factory floor.All she could do was parrot a garbled abbreviation in a language she didn’t even understand.Karl Marx saw this as the tragedy of capitalism, the alienation of the worker from the product of his labor.Unlike, say, a traditional maker of shoes or cabinets, the worker in an industrial factory has no control, no pleasure, and no true satisfaction or understanding in her own work.But like so many theories that Marx arrived at sitting in the reading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he got this one wrong.Just because a person spends her time making a piece of something does not mean that she becomes that, a piece of something.What she does with the money she earns, what she learns in that place, and how it changes her,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matter.What a factory makes is never the point, and the workers could not care less who buys their products.Journalistic coverage of Chinese factories, on the other

hand, plays up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ers and the products they make.Many articles calculate: How long would it take for this worker in order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buy what he’s making? For example, an entry-level line assembly line worker in China in an iPhone plant would have to shell out two and a half months’ wages for an iPhone.But how meaningful is this calculation, really? For example, I recently wrote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but I can’t afford to buy an ad in it.But, who cares? I don’t want an ad in The New Yorker, and most of these workers don’t really want iPhones.Their caculations are different.How long should I stay in this factory? How much money can I save? How much will it take to buy an apartment or a car, to get married, or to put my child through school? The workers I got to know had a curiously abstra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duct of their labor.About a year I met Lu Qingmin, or Min, she invited me to her family village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On the train home, sha gave me a present: a Coach brand change purse with brown leather trim.I thanked her, assuming it was fake, like almost everything else for sale in Dongguan.After we got home, Min gave her mother another present: a pink Dooney & Bourke handbag, and a few nights later, her sister was showing off a maroon LeSportsac shoulder bag.Slowly it downing on me that these handbags were made by their factory,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as authentic.Min’s sister aid to her parents, “ In America , this bag sells for 320 dollars.” Her

parents, who are both farmers, looked on, speechless.“And that’s not all—— Coach is coming out with a new line, 2191,” she said.” One bag will sell for 6,000.” She paused and said,” I don’t know if that’s 6,000 yuan or 6,000 American dollars, but anyway, it’s 6,000.” Min’s sister’s boyfriend, who had traveled home with her for the new year, said.“It doesn’t look like it’s worth that much.” Min’s sister turned to him and said,” some people actually understand there things.You don’t understand shit.” In Min’s word, the Coach bags had a curious currency.They won’t exactly worthless,but they were nothing close to the value, because almost no one they knew wanted to buy one, or knew how much it was worth.Once, when Min’s older sister’s friend got married, she brought a hand bag along as a wedding present.Another time, after Min had already left the handbag factory, her younger sister came to visit, bringing two Coach Signature handbags as gifts.I looked in the zippered pocket of one, and I found a printed card in English, which read, “An American classic.In 1941, the burnished patina of an all-American baseball glove inspired the founder of Coach to create a new collection of handbag from the same luxuriously soft gloved-hand lea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