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倫理對青年學生人格教育的作用芻議

儒家倫理對青年學生人格教

育的作用芻議

四川省眉山中學校管莉鴻

改革開放推動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伴隨著巨大的改革成本和代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繁榮尤其是物質文化繁榮的同時，年輕一代的確出現了信念危機、價值偏失、道德淡漠等問題，這些問題有著客觀的、外部情境方面的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也的確十分尖銳地在證明著學校德育的失誤，其中也包括對傳統精神資源的忽視。

中華民族是素以崇尚道德著稱的詩禮之邦，中國傳統道德精神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也是中國道德教育深刻蘊含的精髓。它是華夏五千年文明積淀而形成的一種內在精神、民族的道德環境，是以其勃勃生機與現時代融為一體的。因此，筆者主張：中國21世紀的學校德育發展，依然應以積極態度弘揚中國傳統道德精神。目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在青年學生的觀念和行為中已暴露出來。一個人道德品行形成的關鍵時期是在中學時代。面臨道德困境，教師怎樣迎接嚴峻的挑戰呢？當消極、腐朽的思想觀念正在侵蝕青年一代時，教師們難道能麻木不仁、袖手旁觀嗎？如何幫助青年人構建健全人格和積極向上的信仰呢？

一、發掘傳統文化精華

當前中國，正經歷著痛苦的社會轉型和文化的嬗變，道德價值的新舊交叉，多元化的價值選擇使人們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不知如何做人才是理想的，一面受著現代的誘惑，一面又受著傳統的約束。時代的發展，要求青年學生不僅要有現代知識技能而且要有現代生活方式、現代道德和現代人格理想。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強國必先強民，強民先要強魂，而強魂的根本在于鑄造起堅不可摧的精神脊梁。重建中國的倫理精神，是教師的神圣職責。那么正確途徑在哪？

“中國特色”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思考角度。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人最豐富的信仰內核。借鑒西方在信仰問題上的一些正確做法而不照搬照抄，并結合中國實際加以積極引導，對傳統道德進行批判繼承和創造性轉換。在傳統文化中，以儒家倫理為主導思想的道德文化占據著重要地位。新時期的思想文化建設好比一棵大樹，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干，吸收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為枝葉，結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碩果來。所以必須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古為今用。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十分重視人格的修養、實踐，并從不同方面對人格的形式、內涵，給予細致合理的探討、闡發，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各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著豐富的理論價值，特別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形成、發展中，儒家人格觀更是起到了獨特的主導作用。教育工作者應引導學生主動吸取儒家人格觀的合理精華，激發學生追求真理、獻身正義的自信心和責任感。毋庸諱言，儒家道統帶有時代、階級局限性，其封建性必須批判，但傳統道德規范體系中，也有超越時代具有永恒價值的精華。只要予以繼承轉換，賦以新的時代內涵，它仍然可以為現實生活服務，為青年樹立科學的人生觀提供極有益的幫助。例如：對于傳統的“禮”，可拋棄其等級義，借鑒其秩序義，確立遵紀守法觀念；對于傳統的“忠”，可以否定其忠君義，將其轉換為忠于國家、忠于職守等現代義。儒家思想是積極入世的，不僅為世人明確提出道德修養的目的，還指明了具體的修養方法。

二、儒家人格觀的修養方法

1．立志。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有了堅定的意志和信念，才會有前進動力

1和執著追求的精神。在今天的時代，就是要確立責任感。責任感是對個人行為負責的一種自覺意識，是對整個人生和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崇高的理想、抱負及對所從事的工作的熱愛，更有利于形成高度責任感。負責精神不僅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人格品質。對自己、對他人、對家庭、對集體、對國家、對人類負責，從而確立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具體說，對自己負責，就是要為實現遠大志向而自尊自愛，使思想上自我放縱、學習上自我放松，行為上自我放肆的學生猛醒，珍惜黃金時代，發憤求知。對家庭負責，要理解父母的用心，體諒父母的苦心，不做對不起父母的蠢事和壞事。對他人負責，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權利，不做損人利己的事，熱心幫助同學。對集體負責，就是積極主動參與集體活動并承擔任務。對國家負責，要樹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努力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培養創新能力以報效祖國。對人類負責，確立環保意識，節約水電資源，預防和減少污染，增強“保持生態平衡”的責任感。

2．學習。學習不僅增長智慧，而且有益于德行的培養。孔子說“見賢思齊”、“吾日三省吾身”、“訥于言而敏于行”，強調修養者的主觀能動作用，增強控制能力是最重要的環節。控制力是控制自身情緒和行為的調節功能。低層次的控制力主要出自外界的壓力及不良后果的畏懼，這種控制力是被動、勉強的，高層次的控制力出自良好的責任感和適應力，因而不需要外界的約束，帶有主動、自覺的色彩。不斷增強學生對無意識活動的自我調控能力，這一點在培養良好的道德習慣中具有特殊作用。自我調控能力的強弱取決于主體意識是否健康完善。高中生的主體意識已發生質的變化，對了解自我產生強烈的興趣和愿望，但主體意識還不夠成熟和健全，在許多方面，自我調控能力還停留在低層次。教師應引導學生學會調控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不斷適應外界環境的刺激。

3．勇于改過，弘揚正義感。正義感就是追求和捍衛真理的態度。它以道德認識為前提，進而成為揚善抑惡的內在情感，因而是自覺的、鞏固的。這是良好人格素質的重要表現，一個執著堅持真理的人也必定勇于改正錯誤，正如孔子指出的“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生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只有勇于克服私心雜念，超越自我的人，其人格才能得到升華。

4.節制欲望。這是修養之道的要害，即以道義來節制個人的欲望，對名利的追求必須在法律和道義允許的范圍內。“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教育學生對待金錢要有一顆平常心，了解金錢的所有能力，更要了解金錢能力的限度，要使學生懂得被貪欲侵蝕的心靈極易崩潰，如果過于迷戀對物質財富的占有、享受，心為物役，必然導致價值觀、人生觀的扭曲、變異，最終墮入犯罪的深淵。倘若一個人追求的方向是感官的快樂，那么，堅強的意志可能是可怕的惡魔，聰明才智不過是它下賤的奴仆，而這人的靈魂最終必被金錢所毀滅。因此，道德修養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節制私欲的過程。青年學生的可塑性極強，而他們又生活在充滿誘惑、物質充盈、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易受周圍影響，倘若缺乏教師、家長的科學正確引導，極易被金錢奴役，精神空虛，迷失方向，走上歧途。由此可見，必須加強德育在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的地位，高度重視對學生的品德、人格、意志、情操的教育，糾正重智育輕德育，重分數輕能力的偏向。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使古老道德為現代生活服務，推陳出新，促進青年學生身心和諧、健康地全面發展。

三、塑造新時代人才，責任重大

現代中國正處在由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主題是全方位的社會現代化。其中人的現代化是最關鍵的環節，教師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教師必須關注形勢發展，通過自身實踐認真探索和回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新人應具有什么理想、人格、作風？塑造學生靈魂時，如何有效克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概括起來，兼有現代道德風尚和民族傳統美德的人才應具備五項特征：（1）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敬業精神和厚德載物，團結互助的凝聚精神的統一；

（2）以愛國主義為情感依托，以集體主義為基本準則，以共產主義為理想境界；（3）事業上人人競爭，生活上理解寬容的現代人際觀；（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個人生活的多樣性與社會團體生活的求同性相結合；（5）外在的實用功利性與內在的道義圓滿性相一致。這五項特征是與商品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以及青年學生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目標一致的，也是教育工作者引導學生走出道

德困境和精神危機的必由之路。

要把青年學生培養成具有新型道德文明和倫理精神的人才，需要教師們長期堅韌不拔的努力。傳統倫理的蛻變與現代倫理的產生是個充滿矛盾的過程，而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傳統道德和倫理規范體系已經解體，現代道德和倫理規范體系尚未完整地建構起來，中國并未成功地移植外國文明。新道德新人才不會憑空產生，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道德實踐才能完成。因此，教師們肩負著神圣的使命，任重而道遠。我們所要努力的，是在充分吸納外來文明優秀成分的前提下，重新認識中國悠久豐富的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民族文化中倫理價值取向的精神，竭盡全力培育具有現代素質的中華新人，重鑄國魂。

儒家傳統道德中的積極因素是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它的人文主義價值有不可忽視的世界性意義，對于人類迎接后現代社會的挑戰，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線的價值和意義。對民族道德的“回歸”，反映了現代人對人類共有道德的認同，是對儒家道德優秀成果在世界未來發展中作用的肯定。這一方面說明，儒家道德中確實有許多精華應該繼承。另一方面也說明，對儒家道德的改造和發展使之現代化，需要在國際間彼此的學習中來完成，從而實現新的集成，這是全人類文明發展的需要，更是中華民族在新世紀騰飛的需要。

（注：本文獲2000年四川省歷史教育學術論文評選二等獎）

第二篇：儒家倫理存在的合理性

儒家倫理的存在合理性

摘要：儒家倫理是個巨大的優秀傳統的資源庫。儒家倫理學說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仁愛”思想。當代中國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等道德困境的解決要求我們不僅應積極的踐行儒家倫理的道德要求,增強儒家倫理道德的感召力，而且還應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強化儒家倫理對人的行為約束力，即防范人們不仁不信。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維系健康社會秩序都需要發揮儒家倫理思想的積極作用。關鍵詞：儒家倫理 道德困境 仁愛

一、儒家倫理的核心內涵

儒家倫理是個巨大的優秀傳統的資源庫。儒家倫理主要表現在道德本位、忠君尊上和家族中心三個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常說的“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于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系。“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儒家倫理思想是儒家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儒家倫理思想內涵十分豐富，儒家倫理學說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仁愛”思想，其基本含義是“仁者愛人”，強調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履行相應的道德義務和責任，主張無私奉獻。儒家倫理在構建人際關系、維系社會秩序、保持天人和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當代中國道德困境表象

當代中國整個社會的道德出現嚴重滑波世人皆知，“拜金主義”盛行，道德良心喪失，唯利是圖，人情變得冷漠，最寶貴的情感受到漠視甚至褻瀆，親情也在逐漸淡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首要考慮的不再是友誼、感情這樣純潔的關系，而是更多的基于利益而考慮；一些丑惡社會現象，象劫財劫色、殺人奪命、拐賣婦嬰、販毒走私、欺詐瞞騙、作奸犯科、破壞生態環境等情況也不斷出現，嚴重地危害著社會正常秩序。

現今的中國，一方面有著良好的發展的態勢，政治逐步民主化，經濟不斷市場化，科技更加現代化，制度走向法律化，而另一些方面又呈現出許多與此極不 1

協調的令人擔憂的情況，像理想信念缺失，貧富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等，此可謂之為社會道德困境；對于具體的個人來說，新形勢下，在事業上面臨著競爭與合作的把握，在經濟上面臨著重義與重利的權衡，在情感上面臨著仁愛與薄情的抉擇，常常因缺少優越的倫理價值觀指導而苦惱與煩擾，此所謂個人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當代中國道德困境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人們對儒家倫理所要求的仁愛、誠信、天人和諧等價值觀的無情蔑視。如何消解道德困境而使社會和個人都呈現出完全健康狀態？只有對傳統倫理價值觀尤其是儒家倫理價值觀予以發展，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儒家倫理的存在合理性的現實依據

1、構建和諧人際關系需要儒家倫理

人際關系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就要繼承儒家“仁愛”思想,樹立仁愛觀念,關心人、愛護人,人際關系和諧了,整個社會的和諧才能實現。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是講求“仁”，其基本含義是“仁者愛人”，強調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履行相應的道德義務和責任，主張無私奉獻。孔子講“仁者愛人”。“仁”的標準是“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些都是孔子對于“仁”的解說，反映儒家思想創立者強烈主張人要具有廣博的愛心，要有善良的愿望。

歷代儒家思想家都重視“仁”的價值與意義。宋代朱熹是這樣注解孔子所說的“仁”：“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馮友蘭把孔子的行仁方法概括為“忠恕之道”。孔子“仁者愛人”的理路是“推已及人”。“仁者愛人”是互動的愛，是有實際內容的，是可行且必行的愛，不是空乏的理論說教。儒家“仁愛”思想不僅表現出一種很高的境界，而且，它更是人之為人之必備的素質要求。在境界上，“仁愛”者的境界是個人中心論者的境界所無法比擬的；在實踐上，持著“仁愛”思想的人際關系比個人中心論者的人際關系要和諧得多。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欲望很多，很大，這也是正常的，但私欲具有容易膨脹的性質，正所謂“貪心無足”。私欲肆意泛濫，無疑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地鼓吹人要“存天理，滅人欲”往往是徒勞的，客觀

上也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問題是如何“欲”才能兼顧道德與發展，不致于因強調一方面而損于另一方面，這就需要倫理的智慧來解決。待人以仁，施人以愛；關注他人，關注眾生；在滿足一已之欲時慮及他人之欲，做到利已不損人。現代中國社會只有堅持以仁愛思想為指導，才會有和諧的社會局面的存在，才會有和諧的人際關系，才能最終確保個人的利益享受。

2、維系健康社會秩序需要儒家倫理

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現代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誠信社會”。沒有誠信，這個社會根本就無法正常運行。誠信失，則社會亂。正常的交往要在誠信下進行，健康的秩序要靠誠信來維系，這基本上成了現代人的共識。

儒家倫理非常重視誠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其意在強調“信”對于人之為人的重要性：一個人無信是不可的，如車無輗無軏之不可行。信之對于人，如輗軏之對于車，這道理表明：人無信則事不成。

現代背景下的人，都是社會性的人，都處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注定要與他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無論是在商場還是在官場，無論是與熟人還是陌生人交往，對他人誠信是前提性的，幾乎就是無條件的。因為，獲得他人誠信的對待是每一個人所期求的，推已及人，人當以誠信為本。儒家思想家正是看到了誠信缺失會給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壞，所以特別強調要以誠信來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維系，要靠全社會成員的互助――即“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而這互助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的。互信不存在，則互助成幻影。可以想見的是，最終結果會是整個現代社會將失去其所賴以存在的分工基礎。

當今國人大多處于道德茫然狀態。由于體制的欠健全和正確倫理觀的喪失，人固有的虛榮和貪欲在現代社會的物質利益刺激下得到了突然的釋放，于是，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出現了大量的欺詐、瞞騙、作弊等非道德現象。非道德現象出現的表面原因是人們對于利益的過分追求，也即所謂“物質崇拜”、“拜金主義”所誘，其深層原因還在于欺詐者、瞞騙者、作弊者缺乏誠信的倫理意識。

3、增加道德感召力需要儒家倫理

面對當代中國道德困境, 我們應積極的踐行儒家倫理的道德要求,增強儒家倫理道德的感召力。增加儒家倫理的道德感召力主要是從勸導方面教人要行仁守信。要增強儒家倫理道德的感召力，就就必須突出儒家倫理當中最具有普適性的是“仁愛”與“誠信”兩部分。無愛無信，一切其它價值觀都將是空洞和虛偽的，甚至可以說文明根本就不存在，只存在野蠻。現代化程度越高的社會越需要講求仁愛與誠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積極伸出援手，共度難關，此為仁愛所施。“仁愛”與“誠信”是現代社會得以正常運行，健康發展的基石。在現代社會，仁愛與誠信必須得到增強而決不能減弱。因此，我們在現代公民道德教育中突出仁愛與誠信教育，其意義在于能增加儒家倫理對大眾的道德感召力。

4、強化道德約束力需要儒家倫理

面對當代中國道德困境,我們還應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強化儒家倫理對人的行為約束力，即防范人們不仁不信。強化儒家倫理的道德約束力主要是從勸阻方面教人不要作惡棄信。在一個社會中，一個不仁不愛，不誠不信的人，其行為一般情況下不能得到認同。但遇到泛愛者（指無原則的仁愛者），他也會受到愛的對待，這就是道德約束力的缺席，使他感覺不到約束力的存在，而還會抱著不仁不愛的態度。另外，還有的不仁不愛者偽裝成仁愛者（即假仁假愛）而逃脫道德的約束力。“對不仁者的仁慈就是對仁的殘忍”。對不仁者仁，就使道德的約束力喪失，從而會造成不良后果；同樣，對不誠信者無原則地寬容，也就使道德的約束力喪失。儒家倫理要發揮其對于維系道德規范的強大作用，就要強化其對人的道德約束力。要強化其約束力，就要強化其對于不仁不愛無誠無信的行為進行制約的一面。

參考文獻：

黃慧英．儒家倫理．[M]上海三聯書店社出版 2005

郭齊勇．儒家倫理爭鳴集．[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劉清平．論儒家倫理的深度悖論.．[J]哲學研究2004(1)

第三篇：儒家社會保障倫理啟示論文

【摘要】社會保障事業關乎國計民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在經濟迅速發展、全球化和老齡化不斷加深加快導致人們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的現實情況下，其現狀與發展更是備受矚目。時至今日，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其存在的滿意度不高和體系內外矛盾重重的問題，亟需解決。社會保障倫理是建立社會保障事業的基石，只有立足本國國情，立足本國傳統社會保障倫理，吸取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同時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才是解決許多社會保障問題的關鍵。鑒于西方文化思潮盛行，我國傳統倫理逐漸淡化的事實，筆者希望通過對儒家社會保障倫理的評價分析，從中提煉出對我國當代社會保障事業的建立和發展更有效的社會保障倫理依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社會保障倫理缺失的問題，促進社會保障事業的建設與完善。

【關鍵詞】儒家社會保障倫理；契機；倫理缺失；啟示

一、儒家的社會保障倫理

儒家思想是對我國影響最深遠的傳統思想之一，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圈對亞洲乃至世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中便包括了社會保障的倫理，進而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本節主要介紹了儒家社會保障倫理的理論基礎，具體內容和其歷史局限性。

（一）理論基礎

以民為本的道德理論基礎。儒家在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中，繼承并發展了以民為本的理論，指出民眾在社會發展和政權轉移中，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上位者要重視民生民意，如孟子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為君者要保證民眾的生存需求，實行保民愛民的仁政。以“仁”為本的道德理論基礎。“仁”包括人的仁愛道德，也包括仁政德治。人們如果能夠由對自己、對親朋的愛擴大到對社會成員廣泛的愛與仁慈，社會就會和諧；國家需要實施社會保障，而且社會保障首先要實現民眾的生存，如“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二）具體內容

以民本和仁政為主的“人道性”思想。其中的民本思想指出，社會的發展與治理要重視民眾的訴求和愿望，注重民眾的生存與發展，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予以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仁政思想則要求為政者要加強自己的德性修養，保持自己的仁政觀念，實現愛民與護民。“均無貧”倫理。儒家追求公平、平等和正義，反對貧富分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①提出要按不同等級、不同身份進行合理的分配，為政者要注重社會保障，來避免嚴重的貧富分化，維持社會的和平穩定。“節用愛人”倫理。“節用”要求減輕民眾的負擔，使得民眾可以自力更生，減少政府對保證人民生存的開支，進而減少民眾賦稅的義務，保證民眾的生存，實現良性循環，同時國家要建立適度水平的保障。這兩項措施都有利于節省社會保障消費的支出。“愛人”要求當政者關愛民眾，注重保障、維護民眾的生活。注重“孝”道。儒家認為社會保障不僅要依靠國家，還要依靠家族和鄉里，實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且“孝”道思想強調子女后代對父母的供養、關心和照顧，在當時小農自給自足經濟條件下，倡導建立以家庭保障為主的養老模式，我國目前仍以這一養老保障方式為主。“德法兼用”倫理思想。“德法兼用”要求社會保障要注重德法兼治，為政者主動依靠自己的道德情操關愛民眾，但在行動和工作上也要有嚴格的制度要求，對違紀行為給予嚴肅的處理和警告。

（三）歷史局限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儒家社會保障倫理存在歷史局限性。首先，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旨在通過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達到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目的，在根本上為統治階級服務，不符合當前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其次，傳統的儒家社會保障倫理也有一些愚民的手段和措施，用一些教育和說教麻痹民眾，以為統治階級服務。最后，過于依賴執政者的自身道德，不僅不利于對民眾的保障，也阻礙了社會保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且儒家倫理中對一些群體特別是婦女如“三從”“四德”，要求苛刻，影響了制度的公正性。

二、探尋儒家社會保障倫理的契機

（一）時代新狀況

在新的時代，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在逐漸的完善，保障水平不斷提高、保障保障范圍不斷擴大。近期我國新常態經濟發展政策的提出，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相應放緩經濟發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財政的負擔能力。在國民對社會保障需求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水平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我國財政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不斷加大。借鑒發達國家高水平保障造成財政危機的經驗教訓，亟需要求我國合理界定政府和個人的責任，建立適度保障水平。老齡化的迅速發展造成社會保障財力困境，基金繳費者相對減少、接受者相對增加，我國現有的基金收入難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人們對老齡人的護理工作和養老服務有更高的要求，這使得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備受關注。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發展強調保障實施主體的社會化，強調社會保障要依靠多元主體，以減輕政府的壓力，同時解決政府容易忽視或不便解決的邊緣問題，確保社會保障的功用，保障人們的生存與發展。因此，需要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需要推動非政府組織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二）現有社會保障倫理缺失

由于倫理本身制度建設的不完善和倫理宣傳教育的缺失，我國現有社會保障存在一些倫理缺失的問題。首先，人文關懷不足，保障資源和福利存在不人道的分配現象，將保障和福利的給予視為累贅，歧視受助者的思想與現實狀況時有發生，而且一些保障政策沒有傾向社會弱者，喪失其保障的目標和公正性。其次，社會保障公平正義的原則缺失。保障起點存在特權和歧視問題，保障機會存在權利獲得的限制和障礙問題，兩者導致保障結果的不公平、不正義。如我國因法制不完善、人情關系等因素造成應受惠的貧困者常常得不到幫助，許多人對受助的貧困者有歧視的心理和行為，歧視色彩較濃，而且我國各地區和人群的保障差異也較大，總體來說發達地區保障好。再次，德法兼治不足。制度和教育對德治的忽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政策缺乏連貫性和法制性，政策的制定、執行和監督不順暢，影響了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再次，孝文化不足。溺愛和對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造成新一代責任意識低下、孝道意識薄弱，不孝或是片面將孝掛鉤于物質供給，影響家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家庭養老作用的充分發揮。最后，保障機構與保障方式不足。保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存在著機構不足和人員缺失的現象，保障機構和其工作人員專業化程度低、職責不明確、素質低，影響社會保障的作用和作用的發揮。此外，我國養老方式與老年生活保證的層次還不足，比較單一，社會化程度低，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加的多樣化、多層次社會保障需求。

三、儒家社會保障倫理的啟示

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借鑒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在社會保障方面強調個人責任、家庭保障以及多樣化與社會化的保障模式，取得了許多成果，值得我們借鑒。秉著“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原則，不斷探求儒家社會保障倫理，力求為中國現代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發揚“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我國建立在“以人為本”思想基礎上的社會保障，首先需要轉變社會保障是對人的憐憫、恩賜的觀念，視社會保障權為國民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國家應盡的責任，是對人們的關愛、對人們自主與發展的關注，人們的發展最終會促進國家的發展，實現國家與國民的共同進步。其次，加強社會保障機構與人員的建設，建立擁有比較完備項目、職責明確、專業化的服務機構與服務人員，平等的對待社會保障的覆蓋群體，不僅關注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滿足，更要保證人們精神生活的滿足，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事業。兼顧效率與公平。既要針對不同的項目和群體實施不同的保障，又要使社會保障能夠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兼顧社會保障的效率和公平。社會保障的有想發揮是使應受保障者受到保障，同一條件的受惠者享受同一制度的保障，并且保障水平適度，能夠保障被保障著的基礎生活，同時能最大限度的激發被保障者的積極性，避免“懶漢”的出現，提高社會的活力。健全德法兼用的原則。德治主要是要求實現政府“仁愛”和百姓“自愛”，通過宣傳教育等手段，促進兩者道德素質的提高，增強兩者的責任心、義務感、道德感和愛心，實現對受助者受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認知，奠定社會保障實施良好的思想基礎。此外，法治要求加強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促進社會保障事業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注重依法保證社會保障參與者權利的實現和義務的履行，實現各自的訴求，同時也要注重依法保證對社會保障過程中各項行為與人員的監督和約束，增加違法的機會成本，減少甚至是避免社會保障中不法行為的發生，提高社會保障事業的質量。強調家庭保障的“孝”理論。“孝”是子女后代應具備的起碼的道德準則，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思想文化。針對當前我國孝文化缺失的現狀，更加需要注重加強孝文化與家文化的宣傳教育。首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要注重增強子女的責任意識，教育子女后代學會感恩，懂得尊敬父母長輩、理解父母長輩和關愛父母長輩。其次，提高社會的尊老重老觀念，在家庭成員互助互愛基礎上，實現社會成員互助互愛，實現社會成員對老人的尊敬、理解和關愛，達到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互補，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實現保證責任主體多元化與社會化。社會保障要注重責任分擔，建立多元的社會保障責任主體。社會保障不是一個人的事業，也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業，而是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事業，需要各方主體共同協作。過于依賴個人，許多弱勢群體因承擔不起保障費用無法實現保障，具有優勢的許多人群又不需要某些保障；過于依賴市場，價值規律的作用下也會造成弱勢群體參保不起，優勢群體不愿參保的現象；過于依賴國家，針對我國龐大的人口數量和廣袤的國土面積，難以實現全覆蓋，國家的財政壓力也會過大。這些都會造成應受惠者得不到保障，保證失去了基本作用，難以持續發展的后果。建立資金運作、待遇發放、管理工作和實施主體全面社會化的社會化保障事業，有助于合理分工個人、家庭、單位、社區職責。建立多元責任主體，合理分擔，有助于保障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其作用。儒家注重仁政，強調國家要保證百姓的生活，儒家也注重節用，強調個人的責任與奮斗，保障事業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四、小結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我們既要看到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其不足。立足傳統與現實，借鑒國內外思想和實踐的經驗與教訓，促進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鑒于我國目前社會保障倫理缺失和西方文化泛濫的情況，我國社會保障事業要重視儒家社會保障倫理中“以人為本”、“均無貧”、“節用愛人”、“孝”道和“德法結合”的思想精髓，注重社會保障事業以民為本、“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促進社會保障事業兼顧法治與德治、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實現，建立社會保障事業的社會化和責任主體的多元化，不斷發展與完善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為早日實現和諧社會與中國夢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王錚.儒家思想在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中的積極作用[J].理論導報,2014(10):25-27.[2]黎汝靜.日本和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研究——基于影響因素的角度[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9(8):250-252.[3]劉麗.儒家社會保障倫理思想探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6.[4]張俊霞.儒家社會保障倫理及其現代啟示[D].山西財經大學,2012.[5]穆懷中.社會保障國際比較[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6]李澤厚.論語今讀[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第四篇：淺析儒家“慎獨”思想的倫理意蘊

摘 要：“慎獨”乃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我們有必要在解析慎獨的詞義基礎上從主體性、人性本善、修養功夫、道德境界四個方面闡發慎獨的倫理意蘊。

關鍵詞：慎獨，倫理意蘊，現代價值。

“慎獨”作為儒家“入德之方”，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歷代儒家從心性、功夫、本體等不同角度對這一范疇進行了詮釋，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慎獨”學說，至今依然浸淫于我國人文精神之中，尤其對國人的個體道德修養思想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重溫原典，返本開新，充分挖掘“慎獨”學說的現代價值。“慎獨”在歷史沿革中，詞義多有變化，但大體可以這樣理解：“慎獨”意指以敬天誠意為本，不自欺，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向內保持發揮內心的善念，通達天人合一，向外表現為獨處而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一、道德主體性。

何以要“慎獨”？“慎獨”思想根源于西周初年的憂患意識。小邦周取代殷商之后，周人需要對其政權合法性進行理論上的論證。“殷人尚鬼”，這由商紂“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可見一般。殷人因缺乏對天命的自覺而為周人取代。而周人則認識到“天命不于常”（《尚書·康誥》）、“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周人已認識到上帝選擇自己在于以德配天，能“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由此，這種理性的自覺為周人繼承擴大，形成了一個包含“敬德”、“明德”等觀點的憂患意識。德從直從心，指直心而行的行為，所以有兇德，也有吉德，“敬德”、“明德”則演化為好的德行之義，進而指內化于心的德性。敬德指道德行為的認真，而明德則指道德選擇的明智。這種憂患意識不同于原始宗教對鬼神的敬畏。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人由于恐懼、絕望而舍棄自我意志，任憑神的擺布，還談不上行為的道德性。而周人正是在對殷革夏命，兇吉成敗等現象中產生的洞見。這種洞見自覺到這些現象與周人的行為密切相關，以及自身在行為上的應負的責任。而這種試圖以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天命的責任感或擔當意識促使周人具有了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則顯示了原初的自覺，亦即“人文精神的躍動”［1］。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基于自覺的人文精神而提出各種學說，試圖重建大同世界。尤其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奔走于各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這種自覺自為的憂患精神的體現。儒家后學在《大學》、《中庸》中正式闡述了“慎獨”范疇，并把“慎獨”作為正心誠意的重要方法。這種憂患意識不僅促使“慎獨”思想的形成，而且貫穿整個中華人文史，警誡人們謹小慎微，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

二、人性本善。

何以能“慎獨”？顯然要追溯到中國的傳統人性論。西周初，人文精神的自覺導引周人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主體性出現了。但周人依然將自己的行為根源與歸宿指向天命，遠沒有達到在人自身求其根源的程度。這一任務將由儒家的思孟學派來完成。一般認為孔子沒有直接言明性善性惡，但他以“仁”溝通天命和人道，提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穧述而》）實際暗含了人具有向善、為善的潛能。《中庸》則為這種能力奠定了形而上的根據。《中庸穧天命》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朱熹注云：“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己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緊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2］。”

人為天所生，人性亦與天道相通，率性而為則可溝通人道與天命。但在人的意念初動時，需要時刻省察意念是出于性，還是出于人的欲望。“道”之須臾不可離，意味著無論在明處、顯處，還是在暗處、隱處，都須循“道”而行。孟子則以心善言性善，建立了性善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穧離婁（下）》）人之為人的本性在于“幾希”，只要人人能擴充“幾希”，即性善的四端，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他提倡集義養氣，依靠良知、良能來自覺自省。這實際上奠定了“慎獨”得以實現的人性基礎。人性本善，只要能時時誠心誠意，慎隱慎微，擴其善端，人人皆可成為君子，乃至圣人。宋明理學家大都沿著這一理路或偏向外、或側重內來闡發其慎獨思想。[論文網 LunWenData.Com]

三、修養工夫。

如何“慎獨”？慎獨從兩個維度展開，向內則誠心正意，向外則慎隱慎微。誠心正意即“誠于中”。道乃內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故不可須臾離。不可離，必然會見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事實上，于日常生活之中率性而為總是會掙扎于道德與欲望之間。天命之性，常常會為生理欲望所遮蔽，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穧天命》）。當然，這里并不否定人的生理欲望，而是通過誠心正意來去蔽，擴充人的天命之性，即孟子所謂“養浩然之氣”。這樣，天命之性就能主導人的生理欲望，真正實現“率性之謂道”（《中庸穧天命》）。慎獨成為保證率性而為是否真的是順道而行，即“由仁義行”（《孟子穧離婁（下）》）的關鍵環節。這種向內求天命之性的理路也見于簡帛《五行》篇：“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宜一兮。”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嬰］嬰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共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

梁濤先生認為這里的“慎獨”實際是指內心的專注、專一，具體講，是指仁義禮智圣五種“德之行”專注、統一于內心的狀態［3］。陳來先生則認為慎獨舍體的功夫是以“內-外”關系為焦點，以求內不求外為導向的。同時也可見，僅僅是專一，不能充分說明慎獨之義，專一必須是專誠于內心，專心于內；僅僅使心獨自地、不受身體五官影響地發揮其功能，也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慎獨是不受五官影響而專心于內，才是慎獨［4］。

慎獨形于外則需慎隱慎微。朱熹曾注云：“隱，暗處也。微，細事也［5］”。《禮記·大學》篇中云：“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往往會在獨處或細小之事上放縱自己，而慎獨則要求勿以惡小而為之，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這表明鑄就君子人格尤需謹小慎微，盡小者大，積微者著。通過行為的反身自省，真心實意地向善守道，涵化道德準則于內心，真正由天命之性作主宰，方可“從心所欲不逾距”。可見慎獨兩個維度地展開實際是能為一，體用不二的。誠于中而不能形于外，則天命之性失去了著落；形于外沒有正心誠意的導引，則會流于空泛。

四、道德境界。

“慎獨”會如何？慎獨的最終目的在于人在道德行為中保持意志與天命之性的高度自覺與專一，實現人性與天道合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天命》）。誠既是天德，又是人性。從誠為天德言，它能下貫而為性，此即“誠者，天之道也”。從誠為人性而言，它又能上達天德，此即“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知天矣。”慎獨強調正心誠意，正是在窮盡人的良知來達到對天命之性的體認和把握，這樣就能洞見天道，實現性命天道的貫通。《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由慎獨入門，能誠意則可盡人之性，進而盡物之性，進而融入天地之間，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即所謂“反身而成，樂莫大焉”（《孟子》）。

參考文獻：

[1]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3-14.[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1580.[論文網 LunWenData.Com]

[3]梁濤。郭店楚簡與“君子慎獨”.簡帛研究網。2000.6.4:17-18.[4]陳來。“慎獨”與帛書<五行>思想。中國哲學史。2008（1）：17-18.

第五篇：淺析儒家“慎獨”思想的倫理意蘊

淺析儒家“慎獨”思想的倫理意蘊

“慎獨”作為儒家“入德之方”，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歷代儒家從心性、功夫、本體等不同角度對這一范疇進行了詮釋，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慎獨”學說，至今依然浸淫于我國人文精神之中，尤其對國人的個體道德修養思想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重溫原典，返本開新，充分挖掘“慎獨”學說的現代價值。“慎獨”在歷史沿革中，詞義多有變化，但大體可以這樣理解：“慎獨”意指以敬天誠意為本，不自欺，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向內保持發揮內心的善念，通達天人合一，向外表現為獨處而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一、道德主體性。

何以要“慎獨”？“慎獨”思想根源于西周初年的憂患意識。小邦周取代殷商之后，周人需要對其政權合法性進行理論上的論證。“殷人尚鬼”，這由商紂“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可見一般。殷人因缺乏對天命的自覺而為周人取代。而周人則認識到“天命不于常”（《尚書·康誥》）、“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周人已認識到上帝選擇自己在于以德配天，能“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由此，這種理性的自覺為周人繼承擴大，形成了一個包含“敬德”、“明德”等觀點的憂患意識。德從直從心，指直心而行的行為，所以有兇德，也有吉德，“敬德”、“明德”則演化為好的德行之義，進而指內化于心的德性。敬德指道德行為的認真，而明德則指道德選擇的明智。這種憂患意識不同于原始宗教對鬼神的敬畏。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人由于恐懼、絕望而舍棄自我意志，任憑神的擺布，還談不上行為的道德性。而周人正是在對殷革夏命，兇吉成敗等現象中產生的洞見。這種洞見自覺到這些現象與周人的行為密切相關，以及自身在行為上的應負的責任。而這種試圖以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天命的責任感或擔當意識促使周人具有了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則顯示了原初的自覺，亦即“人文精神的躍動”［1］。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基于自覺的人文精神而提出各種學說，試圖重建大同世界。尤其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奔走于各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這種自覺自為的憂患精神的體現。儒家后學在《大學》、《中庸》中正式闡述了“慎獨”范疇，并把“慎獨”作為正心誠意的重要方法。這種憂患意識不僅促使“慎獨”思想的形成，而且貫穿整個中華人文史，警誡人們謹小慎微，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

二、人性本善。

何以能“慎獨”？顯然要追溯到中國的傳統人性論。西周初，人文精神的自覺導引周人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主體性出現了。但周人依然將自己的行為根源與歸宿指向天命，遠沒有達到在人自身求其根源的程度。這一任務將由儒家的思孟學派來完成。一般認為孔子沒有直接言明性善性惡，但他以“仁”溝通天命和人道，提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穧述而》）實際暗含了人具有向善、為善的潛能。《中庸》則為這種能力奠定了形而上的根據。《中庸穧天命》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朱熹注云：“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己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緊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2］。”

人為天所生，人性亦與天道相通，率性而為則可溝通人道與天命。但在人的意念初動時，需要時刻省察意念是出于性，還是出于人的欲望。“道”之須臾不可離，意味著無論在明處、顯處，還是在暗處、隱處，都須循“道”而行。孟子則以心善言性善，建立了性善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穧離婁（下）》）人之為人的本性在于“幾希”，只要人人能擴充“幾希”，即性善的四端，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他提倡集義養氣，依靠良知、良能來自覺自省。這實際上奠定了“慎獨”得以實現的人性基礎。人性本善，只要能時時誠心誠意，慎隱慎微，擴其善端，人人皆可成為君子，乃至圣人。宋明理學家大都沿著這一理路或偏向外、或側重內來闡發其慎獨思想。[論文網 LunWenData.Com]

三、修養工夫。

如何“慎獨”？慎獨從兩個維度展開，向內則誠心正意，向外則慎隱慎微。誠心正意即“誠于中”。道乃內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故不可須臾離。不可離，必然會見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事實上，于日常生活之中率性而為總是會掙扎于道德與欲望之間。天命之性，常常會為生理欲望所遮蔽，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穧天命》）。當然，這里并不否定人的生理欲望，而是通過誠心正意來去蔽，擴充人的天命之性，即孟子所謂“養浩然之氣”。這樣，天命之性就能主導人的生理欲望，真正實現“率性之謂道”（《中庸穧天命》）。慎獨成為保證率性而為是否真的是順道而行，即“由仁義行”（《孟子穧離婁（下）》）的關鍵環節。這種向內求天命之性的理路也見于簡帛《五行》篇：“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宜一兮。”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嬰］嬰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共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

梁濤先生認為這里的“慎獨”實際是指內心的專注、專一，具體講，是指仁義禮智圣五種“德之行”專注、統一于內心的狀態［3］。陳來先生則認為慎獨舍體的功夫是以“內-外”關系為焦點，以求內不求外為導向的。同時也可見，僅僅是專一，不能充分說明慎獨之義，專一必須是專誠于內心，專心于內；僅僅使心獨自地、不受身體五官影響地發揮其功能，也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慎獨是不受五官影響而專心于內，才是慎獨［4］。

慎獨形于外則需慎隱慎微。朱熹曾注云：“隱，暗處也。微，細事也［5］”。《禮記·大學》篇中云：“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往往會在獨處或細小之事上放縱自己，而慎獨則要求勿以惡小而為之，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這表明鑄就君子人格尤需謹小慎微，盡小者大，積微者著。通過行為的反身自省，真心實意地向善守道，涵化道德準則于內心，真正由天命之性作主宰，方可“從心所欲不逾距”。可見慎獨兩個維度地展開實際是能為一，體用不二的。誠于中而不能形于外，則天命之性失去了著落；形于外沒有正心誠意的導引，則會流于空泛。

四、道德境界。

“慎獨”會如何？慎獨的最終目的在于人在道德行為中保持意志與天命之性的高度自覺與專一，實現人性與天道合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天命》）。誠既是天德，又是人性。從誠為天德言，它能下貫而為性，此即“誠者，天之道也”。從誠為人性而言，它又能上達天德，此即“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知天矣。”慎獨強調正心誠意，正是在窮盡人的良知來達到對天命之性的體認和把握，這樣就能洞見天道，實現性命天道的貫通。《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誠由慎獨入門，能誠意則可盡人之性，進而盡物之性，進而融入天地之間，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即所謂“反身而成，樂莫大焉”（《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