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儒家倫理觀對當代和諧文化建設的意義

論儒家倫理觀對當代和諧文化建設的意義張關華

哲學學院2009300010055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對儒家倫理文化合理內核的有效汲取，對于當代和諧文化建設具

有積極作用。這些合理內核，一是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二是儒家在人倫關系上推崇

相互協調的和睦交往，三是儒家在義利關系上主張“重義輕利”的價值觀。

【關鍵詞】儒家倫理觀；傳統文化；和諧文化建設

建設和諧文化是中華民族在目前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下以傳統文化為基礎而進行的文化繼承與創新發展的活動，我國有著優秀的文化傳統，經過數千年的積淀和發展．已經深深地融人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中華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價值取向。所以構建和諧文化必須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在世界各個民族發展史上，只有中華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源遠流長，這充分說明了華夏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中國傳統文化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提供豐富而廣博的歷史文化資源。只有深刻認識祖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價值。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才能在歷史提供的高起點上創造出更高層次的和諧文化。要深入挖掘我國傳統文化中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的內容，取其合理的思想內核，使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優秀民族文化得以新生。而儒家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對儒家倫理文化合理內核的有效汲取，對于當代和諧文化建設具有積極作用。本文就此略抒淺見。

一、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及其意義

儒家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論的傳統，使得中國倫理道德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建立在對人性尊嚴的強詞與期待上。儒家傳統倫理深信，人性中具備了道德的一切要素與可能，因而“為仁由己”，只要安倫盡份，反躬內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內探求的主體性道德精神，這種修養道德精神，集中體現為以律已修己修身為特征的道德修養學說。而這種修養強調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維護人倫

關系和整體秩序，建立道德自我，這種道德自我正是儒家基本的價值追求。儒家所謂的“為己”“成己”的道德理念，其內在旨趣不外是在人格上達到理想的境界，而儒家的價值理想，也最終落實到人格理想上。

儒家把修己、養身看作是立身處世、實現人的價值的根本，“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第一章)。在孔子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學說中，既含系統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又含道德修養方法，如慎獨、內省、自訟、主敬、集義、養氣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說的“吾El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憲問》)“躬自身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也就是要求自己而不強求別人的精神，是注重人的主體道德的自覺表現。一個有仁德的人。不怨別人不了解自己，而慚愧自己沒有能力，著急自己不了解別人。這里體現了孔子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也就是這種“修己慎獨”的修養精神培養了中華民族踐履道德的自覺性與主動性，造就了許多具有高尚品質和堅定節操的君子人格。

當前，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進而人們提出和諧的人際關系、良好的社會秩序、誠信的職業操守等更高的要求，希望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在精神需求和文化修養上更加和諧。而現實上，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社會

上也呈現出了一些不足的問題，如不講公德、缺乏正義、不重視公平、友情和親情的弱化，甚至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現象等，這種行為和事情嚴重破壞了社會風氣，同時也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這給和諧文化建設提出了挑戰，帶來了壓力。而儒家道德文化理念上的“修己慎獨”的人格追求，正是為這些挑戰和壓力“排憂解難”。而這種途徑的理論支撐點就是儒家的“修己慎獨”的人格追求，這種人格追求強調個人的內心道德自覺，注重“內省～慎獨”的人格修養。作為人們基本道德底線和道德規范具有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和借鑒價值，從而也有利于和諧文化的建設。

二、儒家在人倫關系上推崇相互協調的和睦交往及其意義

在人倫關系上，儒家重人與人之問的倫理關系，如果我們揚棄其注重等級名分的糟粕，那么，儒家以“仁”為核心的人際關系原則可以說就是提倡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原則。儒家認為，人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處于各種人際關系中，人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儒家提倡人與人之間要相互交往，“禮尚往來”。而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基本原則就是“仁”，“仁”的根本是孝悌之德。其內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形成了一種濃烈的家庭親情，對家庭的穩固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孝悌之情的擴展就有了所謂的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來的，也就是“仁”由家族之愛走向泛愛的中介環節。儒家認為“忠恕之道”是“為仁之方”。其基本要求是以誠待人，推己及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說要愛己及人，利己利人，不能不說這中間蘊含著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內涵。由此，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既出現了無數孝子慈父，仁兄賢弟，也培養了許多為民請命、殺身成仁的仁人志士。

人是社會的主體，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由于條件、背景等各種要素差異的原因，使得各個階層、社會組織、人與人之間等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矛盾和沖突。因此，建立融洽相處的社會風尚，不僅需要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健全的法律調解機制，還需要倫理文化的引導和道德規范的約束。而儒家在人倫關系上所推崇的相互協調及和睦交往正能溝通人們的思想感情、調節人們在處理人己關系時“能近取譬”，將心比心，設身處地考慮他人的欲望和要求，關心他人、愛護他人、幫助他人，這樣人們才能在社會生活中學會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騰文公上》)“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寬廣情懷，使人們能安老懷少，有責任地為家庭、朋友、社會而去把住自己的言行，從而以達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的井然有序的社會。

總之，儒家推崇的相互協調的和睦相處能引導人們用和諧的思想來認識事物，用和諧的態度去對待問題，用和諧的方式去處理矛盾，使崇尚和諧、維護和諧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培育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和見利思義、顧全大局的處事準則，在處理利益關系和各種矛盾時，互諒互讓、友好協商，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風尚。

三、儒家在義利關系上主張“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及其意義

義利關系的處理集中體現了儒家傳統倫理道德取向。儒家傳統義利觀的內容十分復雜，重義輕利以義制利才是傳統義利觀的內容和合理內核，也是中華民族十分重要的傳統美德。辨析義利是儒家的重要特點，而儒家對義利關系的看法，又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儒家的思想中，“義”即道義，也就是合乎道德要求的行為；“利”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個人利益、私利。【1】而在義利孰輕孰重上，儒家以義作為當然之則，“重義輕利”，主張“義以為質”、“義以為上”。孔子強調“見利思義”，并把它作為區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荀子明確提出：“先義而后利”(《荀子·榮辱》)孟子要求“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

子·榮辱》)孟子要求“先義后利”，針對這一觀點，他表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肯定“義”的內在價值，當然并不意味著完全否定“利”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即使圣_人，也不能完全不講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二程集》第396頁)不過，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終必須處于義的制約之下。相對于義，利始終處于從屬的地位，遵循“先義后利”的原則。以義為人的根本特點和價值取向，是儒家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華為中華民族“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崇高道德境界。這種境界給人以正面的價值取向，鼓舞志士仁人為民族大業義無反顧地獻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華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輝寫照。當前，由于功利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糟粕的影響，一些人們受到“利”的驅動而做出了一些喪失道德的事，如毒奶粉、黑心棉、假藥、假酒、豆腐渣工程，有的為了遺產、家產而使父子、兄弟相互殘殺，有的為了一己之利而使朋友反目成仇等等。一般說來，求利是無可厚非的，也能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但惟利是圖、見義忘義、損人利己，那么會敗壞社會的風氣，破壞社會秩序。損害他人的利益，這必須要招致他人的怨恨，產生不和諧的因素。然而，儒家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能對此起到抑制作用。儒家主張在合乎道義原則的指導下，采取適宜合理的方式去取利；在義利發生矛盾時能夠“以義為質”、“義以為上”、“見利思義”、“先義后利”，在謀利中不失義，以保證社會秩序健康有序地發展，避免利益沖突的激化，維護社會的穩定，從而對于和諧文化的建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1994年10月5日召開的“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大會及國際學術研討會”

韻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對孔子及其儒家給予評價中說：“孔子和以他為代表的儒家重視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體道德，為完善社會道德的基礎，將個人修養和對他人、國家、社會應有的義務和應負的責任聯系起來，這在當前市場經濟和商品生產發展的社會條件下，對于我們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是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的”。【2】由此可見，儒家的倫理觀，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精華，是這個民族大家庭共存共榮的凝聚劑和內聚力，它在價值的意義上形成中華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在它的熏陶下，圣人們向來以修身立德為己任，以表彰忠臣孝子為要務，以先義后利為準則來修身治平。這種倫理思想貫穿了傳統文化的始末，支配了中華思想界幾千年，影響極其深遠。當然，無論哪家思想，哪種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筆者主張儒家在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為了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得以復興，而不是復古。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用批判的眼光去繼承和發揚，為當代中華和諧文化找到重要的源頭活水。

總之，儒家倫理觀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在人倫關系上推崇相互協調的和睦交往，在義利關系上主張“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與當代具有共時性價值的一面，對當代和諧文化建設有著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苗潤田．。放于利而行多怨”—— 儒家義利學說再探討[J]．哲學研究2007(4)．

[2]楊明．現代儒學重構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第二篇：儒家經典的當代意義1

100101006

金苗

法學1班

儒家經典的當代意義

在從古至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儒家一直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儒家思想更是在漫長千年封建統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儒家子弟所編纂的經典著作更是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功效。自古至今，影響深遠，意義非凡。

經濟乃一國之根本，而儒家經典中所闡述的經濟論述更是不可小覷。“利”與“義”是市場經濟中一直存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見利思義”還是“見利忘義”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它所帶來的后果也是天差地別。如果“見利忘義”勢必會導致經濟的滯后與社會的不穩定，更甚是國際關系的緊張。而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國際環境，而“見利忘義”顯然是不會為我國的發展營造出這樣的氛圍。而“見利思義”則可比是一個良性循環，并且事實證明，在香港出現的以李嘉誠為首的大批成功的商人，他們成功的擠進世界500強的成功緣由就是儒家倫理加上現代化管理。由此可知，儒家經典“以其利而得之”的合理運用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

儒家經典對我國社會的穩定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我看來，社會的穩定包括兩方面: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經典中闡述的“天(自然界）人合一”；而。“知天”和“畏天”的統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現，從而表現著“人”對“天”的一種內在責任，“天”和“人”是相即不離的。“人”離不開“天”，離開“天”，則“人”無法生存;“天”

100101006

金苗

法學1班

離不開“人”，離開“人”，則“天”的道理無法彰顯，從而彰顯了人不能罔顧自然而發展，警戒人要學會與自然和諧相處，否則“一榮俱榮，一毀俱毀”。另一方面，我認為，儒家的“仁學”能對造就“人與人”，擴而大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和諧，即造就“和諧社會”有重要意義。據我們所知，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較之于“人與自然的矛盾”更為復雜，它不僅涉及到“自我與他人”、“人與社會群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種種矛盾，例如：對物欲和權力的追求，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占有和野心的膨脹，造成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對立和戰爭，而有“帝國霸權”和“恐怖主義”等等。過分注重金錢的追求和物質的享受，特別是統治者的貪污腐化，欺壓老百姓，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社會的冷漠，幫派林立，黑社會的猖狂等等。而儒家的“仁學”，“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對緊張的社會關系有著明顯協調作用。

儒家經典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也有著突出貢獻。例如：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

儒家思想并對我國外交產生深遠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初，我國就奉行儒家“和”的思想，從而與多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至今我國仍奉行著“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平思想也已經深深植根于

100101006

金苗

法學1班

中國外交的政策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發展不會為其他國家構成潛在或實在的威脅。相反，中國外交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將使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更加豐富多彩，為人類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鑒，成為傳播和平與正義的媒介，將一個“和”而“不霸”的中國呈獻給世界。

儒家經典對東亞各國也有著不凡的當代意義。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韓國政府也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經典對歐洲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上，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

儒家經典對世界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現在世界各國已經掀起了學習《論語》和中國古典的熱潮，一些國家諸如日本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即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對孩子們進行教育，《論語》已成為很多發達國家國民的教科書，并被全面推廣。他讓世界重新認識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為精神軸心，與多元文化共存共榮，促進中國統一，促進世界多元化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與共榮。

100101006

金苗

法學1班

儒家經典意義非凡，我們要更好地學習儒家經典文化，更好地促進儒家經典文化的傳播，彰顯儒家經典的獨特魅力，展現我國傳統經典的風華。

第三篇：-淺談環境倫理觀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意義

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編號

畢 業 論 文

淺談環境“倫理觀”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意義

學 院 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

專 業 綜合文科教育

班 級 09 級 01 班

學 號 12950093027

學生姓名 許 亞 東

指導教師 王 娜

職 稱 講 師

2012年05月

淺談環境“倫理觀”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意義

摘要：環境倫理觀作為環境法治的基礎和內核，對環境保護發揮積極的作用。在不同的演進階段，對其所處時代的環境保護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本文就從環境倫理觀的演進入手，分析了其演進過程，尤其是著重分析了現代社會中的環境倫理觀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意義。現代環境倫理關于環境保護的政體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因而以環境倫理觀來指導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意義重大。

關鍵詞：環境倫理觀 環境保護 環境法治 生態哲學

在歷史與現實層面上，近代以來直至今日，人類都生活于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中，人們只能在生存競爭的條件下尋求發展。但是自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著社會財富與物質文明，但同時也嚴重破壞著地球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如由于人類無節制地亂砍濫伐，致使森林銳減，加劇了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地球增溫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態危機。這些嚴重的環境問題給人類敲響了警鐘。目前世界各國認識到生態惡化將嚴重影響人類的生存，不僅紛紛出臺各種法律法規以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而且開始思考如何謀求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統一，由此便產生了環境倫理觀的發展。

一、環境倫理觀的演變中基本內容倫理這一概念的核心是道德和利益的關系 所謂環境倫理是指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一種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緊密相關的關系，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關系。人類對于自己同自然的關系的認識，是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能力與生產力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的。具體來說這種人類與自然的道德關系的變化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一）近代以前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最初是原始人類時期

在這一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居住方式是穴居，主要從自然界直接采集食物、捕獵來維持生活。總的來說此時人類“對環境的干預和影響極弱，主要還是靠自然的恩賜度日”，對環境是一種依附的關系，對自然界是一種崇拜心理，如我們所熟知的圖騰崇拜。盡管后來隨著勞動工具的產生，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能力隨之加強，而且為了拓展生活的領域，人類開始大量砍伐森林、毀林開荒。尤其是鐵的使用，使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能力大大增強，同時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極大轉變。

一方面人類為獲取食物而在其居住的周圍地區開墾土地，與此同時人類的這些活動也該環境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但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也未超出自然環境本身的調節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總體上是平衡的。此時期中國的環境倫理意識主要是儒家的倫理觀占主導 1

地位，人類對大自然與其是一種濫用還不如說是一種關愛，正是這樣一種環境倫理觀才使得中華文明在古代文明都能得以延續。

其次是工業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由于人類發明了對付自然的有力武器即科學技術，機器勞動替代了人類勞動，生產力和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均迅速提高了，出現了工業而且分工越來越細，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能力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的成就使人類盲目自信起來，不再懼怕自然，并儼然成了自然的主人。此時的主流觀念是“人是萬物的尺度”、“人定勝天”等等，在這樣一種環境倫理觀的指導下，人類開始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瘋狂地向自然界進軍，并開始毫無顧忌的向自然排放廢棄物，而且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的行為都被奉為正當的、善的，此時人類環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二）科技發展膨脹了人類的野心與欲望造成了人類對自然的威脅反過來加倍了自然對人類的報復

人類不再盲目的掠奪自然資源，而是開始自省和反思，開始逐漸認識到自己在自然界中的真實地位與作用，認識到自己與自然唇齒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維持萬物的生存權利同維護自己的自然生存權利是一致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一種以自然物權利，人類與自然關系為中心的新型環境倫理觀，具體來說有：

1、動物權利主義環境倫理觀

這種觀點認為動物擁有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過完整生活的天賦權利，剝奪他們是不道德的。其代表主要是辛格，他認為人的利益和動物的利益同等重要，尤其是他的《動物解放:我們對待動物的新倫理》被視為動物權利運動先驅的著作；還有雷根，他主張像對待人類一樣給動物平等的幸福，應當尊重和關心動物的權利和價值。

2、生物平等權利倫理觀

生物平等權利倫理觀代表主要有施韋澤和泰勒，認為人只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個有機部分，人類與其他生物不可分，都是一個相互依賴的系統的有機構成要素。尤其是施韋澤的“敬畏生命”倫理，要求人類向敬畏自己生命那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

3、生態整體主義環境倫理觀

生態整體主義環境倫理觀最著名的是美國人利奧波德的大地金字塔模型，在這樣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結構體系中，每一生物物種都有自己的生態位，發揮保證整個聲討系統的養分循環和能量流動的作用，以維持整個自然界的生態系統本身。

4、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

這是在研究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倫理學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新型的環境倫理觀，他在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基礎上，更承認人類對自然的保護作用和道德代理人的責任，以及對一定社會中人類行為的環境道德規范研究。其主要含義有：一是要求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公正原則，實現人類在環境利益上的公正，而是要求確立公正的環境權。

二、環境倫理觀的啟示下人們面對環境問題采取的措施和提出的種種觀點

即悲觀論者，盲目樂觀論者，積極樂觀論者，但毫無疑問第三種更具有合理性和可采性。因為環境問題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但自然規律的作用與人類認識水平之間的距離是存在的，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又要認識和運用客觀規律，采用各種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弄清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關系，將環境的考慮貫穿到社會生產的每一個階段和步驟，采取適當方針和政策措施管理環境，進行環境保護。近幾十年來，經過努力，各國的環境保護工作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環境保護其實質是人類調整自身與自然關系的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轉變。

如今在動物權利主義、生物平等主義、生態整體主義、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的影響下，人們開始深刻反省，開始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擴展傳統的倫理關懷范圍。無論人們采取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保護人體健康等措施，還是提倡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勢力，均是為了實現在保護人類發展的同時，維持生態平衡，實現可持續發展。這與現代環境倫理觀要求人們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遵守一定的倫理原則、關心其他物種、尊重自然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

（一）環境倫理觀為環境立法提供了全新的指導思想

環境倫理觀除動物權利主義將其關懷范圍限制與動物外，均強調人只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個有機部分，人類與其他生物密不可分，都是一個相互依賴的系統的有機構成要求，兩者均是生態系統的共同組成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協同進化，這與環境法的真正目的是保持生態系統整體價值是相吻合的，同時也為人類在環境保護中轉變從前的[1]“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思想前提。盡管這些年來人類在環境保護中取得的成就非常顯著，據統計到2003年止，在環境保護立法方面，我國已締結多邊環境公約21項、雙邊環境協定21項，頒布環境保護法律6部、與環境有關的資源法律9部，環境保護行政法規29項、環境標準364項，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制定了一批國家環境保護行政規章，我國已建立起一套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尤其是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提出了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同步規則、同步實施、同步發展，以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環境保護方針，這些規定和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從整體上講是一致的。[2]追究其根源還是立法指導思想存在問題，可以說沒有成熟穩定及系統化的指導思想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所在。雖說在我國環境保護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在其字里行間體現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精神，但未在立法中確立可持續發展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從其第一條“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人類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制定本法”，[3]由此可以看出它并沒有明確將可持續發展作為環境與資源立法的指導思想。不僅是這部環境保護基本法存在這樣的問題，其他一些環境立法也有不少地方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的要求。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應遵循環境倫理維護生態的長遠利益，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尊重生態環境價值和發展規律的要求，改變原有的立法指導思想，以環境倫理觀來指導現行環境立法。

（二）環境倫理是環境法治的內部基礎與內核

環境倫理除了要求較為完善的環境法律制度，強有力的環境執法體制以及健全的環境司法制度外，還要求有環境倫理的內部基礎。因為法律要得到遵守，關鍵取決于各守法主體的法律意識和對法律的價值觀，因此良好的法律意識既是法律得到遵守的前提條件，也是法律被遵守的關鍵因素。[4]環境倫理觀在某種程度上是與人們的道德意識、法律意識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環境法治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公民法律意識的強弱，以及公民道德觀念薄弱。如果普通公民具有一定的環境倫理觀意識，不再把人類看成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認識到了人與自然是一個密切聯系的整體，這必定能為環境法治的開展和實施提供良好的公眾基礎。我們知道環境倫理與環境法治有著密切聯系，一般來說，凡是環境倫理所反對和譴責的行為必定是環境法律所不提倡的，凡是環境倫理所提倡和支持的行為必定是環境法律所肯定的。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問題。另外在實踐中，環境倫理與環境法律在解決環境問題、改善環境狀況時是不可缺少的兩種手段，新型的環境倫理觀能減少在環境保護工作中走彎路、繞圈子，能保障環境法治健康順利的開展。

（三）環境倫理觀在具體的法律中予以體現能更好地指導環境保護工作

美國著名法學家郎?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而“完善的法是內在道德與外在道德的統一”。[5] 這就說明環境倫理觀只有借助于具體的法律體現出來，才能在環境保護實踐工作中發揮其作用。具體來說由立法者將新的環境倫理觀中的某些道德觀念與道德規則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后，并以此獲得全體成員共同遵守，并逐漸演化為社會的共同道德理想，才能保證環境法的權利和利益的分配是公正的，從而確保權利主體有效地行使他們的權利而不至于濫用權利，引發更多的環境問題，最終確保環境保護工作順利展開，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尊重自然價值同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的關系才是既現實又清楚的環境倫理學觀點 環境倫理學的實質，是協調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還是規范以自然生態環境中介了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義務分擔？對于這一問題的前提性合理追問是：環境危機是誰的危機，倫理協調的是誰之利益？非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認為環境倫理的核心是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實際上，從唯物史觀維度審視，所謂環境乃是環人之境。而所謂的生態環境危機，簡要地講，就是由于人類不合理的實踐活動超出生態的自我恢復能力，非規范的污染排放突破環境的自我凈化閾值，超常規的資源利用阻塞資源的自我循環路徑，從而影響甚至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環境倫理學正是探討人們在面對人類日趨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應如何有效地規范自己的行為以保護生態系統結構趨向合理，環境有序功能正常發揮，資源利用方式合理科學，從而不以一已的眼前局部利益，危害人類實現長遠整體利益的生存環境以及探討這些行為規范的理論依據。換言之，環境倫理學是從時空維度上協調不同代際和不同地區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的理論。而這一理論從表層現象上看，似乎是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但究其深層本質，實則是揭示以自然生態環境中介了的人際倫理道德關系。因為我發現這種觀點倡導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甚至在倫理層面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其深層意義始終是為了緩和甚至化解不同地區，不同代際之間的利益沖突，終極目標仍是協調人倫之理。

四、小結

在我看來，如何在探索通曉生態環境演變規律，認識其結構與功能，維護其生產能力、恢復能力、循環能力和補償能力的前提條件下進行有效的環境建設，而不停止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科學合理、有序適度并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和具有人性化、生態化地獲取生存與發展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經濟發展，同時又特別關注人類現實和未來多極主體之間包括環境權利與發展權利在內的各種利益之有序協調，以及與此相應的各種應盡義務倫理所面臨的一個富有挑戰性和建設性的重大時代難題。[6]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在環境領域，盡管人們進行過調查研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仍不斷加大。……我們掌握了這一切所需技術，卻未能縮短差距。”可見經濟發展與環境建設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以及環境倫理觀存在頗大距離，其實施可謂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呂忠梅.《環境法》[M].法律出版社 1999

[2]陳泉生.《環境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 1997 [3]汪 勁.倫理觀念的嬗變對現代法律及其實踐的影響.[J].現代法學,2002.4.[4]蔡守秋.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環境資源法.[J].現代法學2002.3 [5]周一平,馬鵬舉 《新型環境倫理觀對完善我國環境立法的影響》 [J].甘肅理論學刊 2005.2 [6]王紫零.《非人類存在物法律主體資格初探》[J].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03.9 6

第四篇：論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意義和對當代的意義

論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意義和對當代的意義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這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整毛澤東在天安門主席樓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聲音，這向全世界傳遞了一個信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民主社會，使中國擺脫了戰火的困擾，人民開始有更加穩定，和諧的生活，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偉人，他就是毛澤東，一個傳奇人物，優秀的軍事家，政治家，詩人，在走向建國的同時，他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獨特特色的思想，就是我們熟知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和產物，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特性經驗作了概括而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20世紀中葉時，在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指引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歷經艱辛，開辟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國社會歷史發生了具有世界意義的深刻變革。毛澤東思想教育、哺育、影響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中華兒女，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深深地融入我們的血液之中。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

位與當代價值早已載入史冊，在隨著歷史的逝去、時代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學術界和理論界需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進行深入研究，使毛澤東思想得以繼續傳承下去，更好地為新世紀的中國服務。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和創造地回答和解決了十月革命以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為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后繼續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極大地推向前進，在1936年之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偉大代表產物，他進一步的發展和闡釋了馬列主義，豐富并發展了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條件，毛澤東思想在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思想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偉大功績，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那一代人民抗爭的精神支撐。中國革命是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中興起的，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失敗和兩次勝利的的歷史經驗充分顯示出：毛澤東思想是被中國革命實踐檢驗所證明了的正確理論原則，在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陷入恐怖的緊要關頭，正是

在毛澤東創立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指引下，才開辟了井岡山等農村革命根據地，有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勢，開始了土地革命，在毛澤東正確的軍事戰略戰術思想指導下，才有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取得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軍事奇跡，保衛了根據地和紅色政權，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于執行了“左”傾路線，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理論原則和軍事戰略戰術，使黨的事業遭受了重大損失，正是由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的中央領導集體，才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挽救了全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隨著抗日戰爭的興起，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爭取對統一戰線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權，制定統一戰線的策略總方針和斗爭原則，堅持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克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黨領導下的軍隊和人民武裝才能在抗戰中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堅持持久戰方針和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并把它上升到戰略地位，開辟了大面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使日本侵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戰火中才能發展壯大為一個全國范圍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以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成為團結全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力量的堅強領導核心，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有人說，在現代毛澤東思想己經過時了，對新中國的建設沒有多大的用處，其實不然，毛澤東思想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意義，它依然是中國人民不斷奮進的指導方針和強大的精神動力，它將長期指引和激勵我們前進。第一點，毛澤東思想對現代青年們有指導意義，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共產黨的培養，養成了時時處處以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的理念，但是我們處在的是一個變革的世界和社會，雖然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是精神生活卻沒多大進展，有多少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美德丟失了，比如：義務勞動，黨中央提出要以德建國的偉大號召，這令我們感到異常欣慰，因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現在是文化傳播迅速的時代，要抵御西方腐朽思想的入侵，就要求我們完整的、準確的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學習毛澤東思想，還有助于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東西和與改革發展背道而馳的不正之風，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許多人在市場經濟弊端的籠罩下，漸漸地迷失了自己，造成這些的原因只有一個，腦海中的思想不完善，不成熟，甚至不健康，為了追求物質文明而忘記甚至放棄了精神文明，這就需要我們去學習毛澤東思想中的優秀品質，不斷地去改正現實中的不良作風。

毛澤東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就，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理論之一，無論在舊時代還是在新世紀，毛澤東思想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21世紀是一個充滿著機遇與挑戰的世紀，在新的世紀中，我們更應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優良部分，結合時代的特征，發展和補充毛澤東思想，令毛澤東思想順應時代的潮流，更好地為新中國服務，不斷解決國際國內的各種問題，把我們的國家建設的更好。

第五篇：儒家中和觀的現代啟示及其意義

儒家中和觀的現代啟示及其意義

謝樹放在《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撰文指出,儒家中和觀的現代啟示和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以和為貴,致中和,以求社會和平發展。“和為貴”,中庸之用貴在求和。萬物得中和而生,失中和而亡。中和是真善美的統一,宇宙萬物、社會人事得中和,即符合其存在發展規律,才能生長、發展。第二,恰到好處,講中庸,以求掌握真理。中庸,作為方法論其要害是恰到好處、適時適宜。中庸之道是儒家對至德至善的追求,也是其對真理的追求。中庸之執中、時中,即要適時適宜,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處。第三,修身為本,講忠恕,以求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中和觀在處理自身與他人與國家的關系上,強調修身為本,養仁愛之心,行忠恕之道,以求人際關系的和諧。第四,主德求和,講德治,以求社會健康發展。第五,和而不同、講原則,以求堅持正義。儒家中和觀是執中與時中的結合,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結合,而并非無原則的調和折中。持守中道,須強調堅持原則,這中道的原則就是儒家的善德、仁義。第六,天人合一,講求“天道”,以求生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