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道德與法律的聯系

道德與法律的聯系、區別及矛盾沖突

道德是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向人們提出的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法律就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道德與法律的聯系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第一，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法律的實施不但有助于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于人們道德的培養。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立法者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道德與法律除了聯系外也存在一些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條件與消亡各不相同。法律的產生以國家的形成為前提條件，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為規范。而道德則不以國家的產生為前提。

第二，法律與道德調整的對象與范圍有所不同。在現代國家，法律調整的對象僅限于人們的外在行為，而道德所調整的不僅僅是人們的外在行為，它還規范人們的心理動機。第三，法律與道德的表現形式與調整機制各不相同。許多道德規范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原則與信念，違反道德規范的后果是行為人要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而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為規范是由相應的國家機關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第四，法律與道德的評價標準各不相同。道德評價具有“揚善懲惡”的特點，而法律評價所針對的主要是違法犯罪行為。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既相輔相成，相互區別，也相互矛盾和沖突。人類的道德觀念不是天生的，是受到后天的宣傳教育及社會輿論的長期影響而逐漸形成的，道德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為，不同的立場得出不同的結論。由于這種多元性，除了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以外，我們不可能用同一個稍高層次的道德標準去要求所有的人。因此，即使是最健全的法律也不可能與其中的任何一種高層次的道德標準完全一致，而僅僅只能努力與最基本的道德保持統一步調。此外，由于道德的約束力更多地依靠自律，法律更多地依靠強制力實施，因而德的要求和對法律的要求具體到個體身上就不能達成完全的統一。

第二篇：法律與道德宗教的區別和聯系

法律與道德宗教的區別和聯系

法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規范并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道德與法律作為兩種調節手段，道德與法律具有明顯區別。這主要表現在：從作用機制來說，道德是內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內，法律主外；從操作方式來說，道德揚善抑惡，法律懲惡揚善。

道德與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設，道德建設屬于思想建設、精神文明。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建構來說，“依法治國”依靠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避免隨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證國家社會生活秩序和人們的合法權益；“以德治國”依靠社會輿論，依靠人的價值判斷，依靠人的良知和傳統習慣來維系，在社會生活中也是一種強大的約束力量。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思想、行為的重要手段。

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違法一定與道德相連，但違背道德的不一定違法。失德與違法、犯罪之間有一片斷層帶，這個斷層地帶顯然要靠道德自覺來規范。法律必須以社會上公認的道德為基礎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礎，法律不僅會失去自身的權威甚至會法不責眾。

法律與道德相同之處是：第一，它們都是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第二，它們的內容是互相滲透的。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規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國憲法第24條、第46條、第51條等條款中，就明確規定了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基本內容的“五愛”以及社會公德的要求。在憲法的其他條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規定或隱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經濟基礎上并隨著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在經濟基礎基本不變而經濟體制有了變化、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的情況下，法和道德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例如，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憲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規正在進行大量的立、改、廢，道德也發生了變化。第四，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它們追求的都是社會秩序安定，人際關系和諧，生產力發展，人們生活幸福。

法律與道德的區別是：第一，產生的社會條件不同。道德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出現后才有的。第二，表現形式不同。法律不論是成文法還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道德的內容則主要存在于人們的道德意識中，表現于人們的言行上。第三，體系結構不同。法律是國家意志的統一體現，有嚴密的邏輯體系，有不同的位階和效力。道德雖然有共產主義道德、社會主義道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樣的嚴謹的結構體系。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當然主要是靠廣大干部群眾自覺守法來推行，但也要靠國家強制力來推行；道德則主要靠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和修養來維護。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違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確規定，是一種“硬約束”；不道德行為的后果，是自我譴責和輿論壓力，是一種“軟約束”。

法與宗教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都是社會意識，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人群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屬于廣義的文化現象的組成部分。在社會發展早期，法與宗教是渾然一體的，沒有嚴格分離。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法與宗教逐漸分離，二者的調整范圍也分離開來。法只規范人的行為，退出了對人的精神領域的調整。而宗教卻在規范人們行為的同時，還控制著人的精神。在當今社會，除了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外，其他國家的法與宗教都嚴格分離，只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把某些宗教教義作為本國法的淵源。道德是法律與宗教之間的橋梁，沒有宗教的堤壩，道德難以形成勢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潰千里。而沒有道德基礎，法律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同時，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線。

中國法與宗教似乎并沒有多少聯系，其實中國法也同樣有著其信仰基礎，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倫理教條。換言之，在中國，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許，今天我們要樹立對法律的信仰，必須首先從找回我們的道德開始，盡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艱難。法與道德的關系是法學的一個永恒話題。沒有人否認它們的本質區別，但二者之間的聯系也同樣是不容忽視的。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必然得不到社會和公眾的認同，而道德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標準，這些標準也會反映在法律規則及其適用中。道德的失落會導致社會凝聚力的渙散，市場效率降低、風險增大，違法行為的道德成本降低，政府與司法機關的威信貶損??，面對失落的道德，如果法律拒絕援之以手，我們對法律信仰從何而來？為什么法官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應當、而且必須在司法中受到重視呢——當法律規則與道德標準出現明顯斷裂時，應當修正的也可能是法律；當法律規則曖昧不清時，道德標準當然可以作為解釋法律的一種尺度。如果連法律家們都對公共道德缺少起碼的信念和認同，又怎能侈談把法律解決不了的難題留給道德去調整呢？沒有宗教的約束和良心的譴責，面對法律的無可奈何，很想大聲疾呼，若要使法律成為社會的信仰，每一個大學生，應該從誠實、守信、善良、人道、責任、寬容等等道德規范學起，從不作弊、不撒謊、孝敬父母、尊重他人、信守承諾，這些微小的德行做起。

第三篇：論道德與法律的區別與聯系

道德與法律的區別與聯系

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孔子的《論語》為我們今天的道德更是貢獻不少······

這些都詮釋了道德與法律是一對孿生兄弟，也詮釋了道德與法律既有區別也有聯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國。”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上的思想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筑，道德是以善惡為標準，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之間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決定與經濟基礎，并為經濟基礎服務。法律就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執行的行為規范總和。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是大家熱議的話題，對二者的關系說法很多，其次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

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法律和道德是兩種不同行為規范，他們的產生原因，調整對象、調整范圍、表現形式、調整機制、評價標準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條件與消亡各不相同。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說法，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因此，法律的產生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為規范。沒有國家就沒有法律，國家的性質決定法律的性質。而道德則不以國家的產生為前提，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種社會形態之內，通常只能存在一種同一性質的法律。卻可能存在幾種不同性質的道德。如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前，少數先進人物與革命導師就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的道德和道德的品質。法律既然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也必然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調整的對象范圍有所不同。在現代國家法律調整的對象僅限于人們的外在行為，單純的思想或動機不是法律所調整的對象在古代社會曾經有過“腹誹”、“莫須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謬案件這種情形與現代的法治原則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調整的范圍也比法律要廣泛。例如婚姻關系是法律與道德共同調整的對象，但是愛情關系、友誼關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調整不不受法律的調整。

第三、法律與道德表現的形式與調整機制各不相同。許多道德規范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原則與信念。違反道德規范后果是行為人要受社會輿論的譴責，以及行為人自身的自責、內疚、懺悔。而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行為規范。在現代國家，法律規范則必須規定明確，具體的行為模式與行為后果。違反法律規范的后果，是由相應的國家機關追究行為的法律責任。

第四、法律與道德的評價標準不相同。道德評價具有“揚善懲惡”的特點其評價所針對的主要是違法犯罪行為。找通常下，違反法律的行為必定違反道德，當違反道德不一定違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評價標準比法律的評價標準更加廣泛。

法律與道德的聯系：

他們都是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他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集中體現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思想道德，體現著人們協調各種關系處理各種問題時所表現出的非善惡的判斷能力和行為選擇能力，是政治素養、道德品格和法律意識的綜合體。

總之，法律與道德互動機制的另一方面還有法律的道德化。因為法律也不是萬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適用的范圍與道德相比狹窄得多，而且法的穩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滯后性；二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變化萬千，豐富多彩，用僵硬的、機械的規則，難以取代充滿個性色彩的現實生活的“個案”。這就需要道德的補充，無論立法、執法全過程中都離不開道德的支撐。可見，法律與道德是不可分離的有機整體。因此，科學地評價法德之間的關系，并合理地開發利用這兩種資源，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具有現實而深 遠的意義。

但愿人人都以道德和法律來約束自己，做一個合格的四有公民！

第四篇：法律與道德

法律與道德

很多觀眾對于結局是很滿意的。雖然有不少感情豐富的人會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淚，這并不代表他們不認同導演的觀念。馮小剛很聰明，這種聰明可以用票房計算出來。原著作者趙本夫也 承認，馮小剛很聰明，把一個原本皆大歡喜的結局（王薄只受輕傷，夫妻倆雙雙把家還）改成有點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狽的下場、王薄的死亡、王麗的身懷六甲和警察的法網柔情賺足了觀眾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沖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體面地收場了，觀眾們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時，靈魂也得到了升華，的確是一場很劃算的電影。

馮導的聰明也僅限于此。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兩者的沖突，不惜讓警察瀆職做一個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關頭出來收拾殘局。因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內在緊張會消耗觀眾不少的精力，促使他們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業片痛恨會思考的觀眾，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樣，跟著感覺走，服服帖帖被電影擺布，時哭時笑，乖乖把錢包交出來。《天下無賊》在刻畫人性方面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個商業化甚至庸俗化的結局使它無法獲得更深刻的意義。

法律和道德是一個宏大的命題，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揀一兩個方面來分析。很明顯，在價值體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們不要做壞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時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違反法律就意味著背叛道德。然而，正因為好人和壞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糾纏不清。《水滸傳》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無法無天的強盜、小偷、殺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卻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紀守法的貪官污吏卻被恨之入骨。這種離奇的效果常被歸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時候享有“法律豁免權”，可以根據道德制定另外一種法律規則，比如“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來調和兩者的矛盾。

法律有沒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協調？從漢謨拉比法典開始，這個問題困擾了人類兩千多年。如果把《圣經》當成歷史，那還要上溯到亞伯拉罕和上帝的約定和“摩西十誡”。柏拉圖最早做出系統的回答。在《理想國》之中，道德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黃金一代的人類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釘子，開始重視法律，可依舊認為法律所能達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國”（《法律篇》）。亞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師務實，強調法律至上，用法律來規范人性，因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的時候，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頁）。西塞羅大體上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思路，認為法律就是道德、正義的具體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統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類社會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無用的累贅，無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權術。（《君主論》）。霍布斯則完全拋棄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設，把“性惡說”發展到登峰造極。在他看來，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賴的朋友，把人類從“人對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狀態中拯救出來。英美的哲學家大體上走在“性惡說”這條路上，如洛克，休謨，直至現代的波普爾，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說得如此不堪。盧梭，這個從道德理想國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進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為核心和歸宿的自然法論。他把理性出現之前的自然情感歸納為“自愛”和“憐憫”兩個基本原理，由此演繹出一個道德基礎上的法律體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達”，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最高的道德。

鑒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學史上千絲萬縷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連馮導這么聰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還是屈就于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法律禮貌地給道德讓路，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似乎完滿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糾紛。然而，法律是無處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樣是沒法擺脫的。整個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沖突中一步步達到高潮的。耐人尋味的是，這時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現，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職業道德。

于是，我們可以循著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尋找更為重要的事實和價值。

第五篇：法律與道德論文

法律與道德論文 在當今社會中，約束人們行為的有兩種準則，一種是法律，一種是道德。這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歷史上，在世界上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道德，也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當然也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角度講：在主觀方面，法律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律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律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后者體現了法律的物質制約性。法律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再來講道德。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于意志范疇。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于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道德是以善惡為評價方式把握現實世界的。道德是一種觀念，由人的思想設定，道德不依靠國家強制力來執行、實施，而是依靠人們的觀念，社會的輿論和善良風俗來維持。強制力的不同，源于保證其實施的力量相差異。道德在調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的時候，不像其它的社會規范那樣強調人們的個人利益，而是強調他

人的利益和社會集體的利益。

法律與道德長久以來相互依存，如黑夜之于白晝，看來截然兩端卻又無論如何難以分隔，他們息息相關且相互影響。在普遍道德觀念約束下的人類行為，并非完美無缺，更非意味著行為總沿著道德原則設計的方向實施。因為利益分層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在偶然地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會發生這樣一個事實：人的自我約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會破壞道德原則。這時就需要法律來規范人們。因此，可以說法律是道德的下限，也就是說，當一種行為侵犯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秩序，當一種行為侵犯特定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秩序，僅靠道德約束和譴責已不足以制止時，就需要將該道德規范確認為法律規范，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予以實施。

由此可推測出，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沖突的協調者出現的，它在道德沖突發展到極端情況下，不得已而擔負起這一沉重的歷史使命的。法律憑借著與生俱來的外部強制力，調整著錯綜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正是具有這種強悍的外部物理性強制性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觀念的利益者遵循著相同原則下的行為規范。因為人們清楚地知道，破壞它意味著自己將承擔法律責任，其后果必定是對自身不利的，對自身不利是每個人所不希望得到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為了必需。

而且，雖然法律取代道德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認和拋棄道德的積極作用。相反，法律反而是成為了傳播道德重要手段之一。

法律以肯定和否定的形式來宣揚道德。道德上要求人們要尊老愛

幼、戀愛關系、誠實信用、見義勇為等社會關系中，我們雖然不能為這些社會關系規定具體的法律規則，但是我們可以為它們規定具體的行為后果。例如，規定見義勇為的行為，應當給予適當獎勵，以鼓勵這種行為，直接或間接地肯定這種道德現象的正確性。而法律以法來對一些行為作出相應的制裁，避免了具體規定行為規范的復雜性。對一個事物反面的否定，就是對其對立面的肯定。法律的制裁讓人們知道，哪些行為是道德的，哪些行為是非道德的，從而，深刻領會真正的道德，并以其為準則。

法律與道德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一、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實施的保證是法律規范的突出特征也是其與生俱來的固有特征。而道德所能依靠的僅僅是個人的良心譴責與社會的輿論壓力。

二、法律是外化的，道德是內化的。法律僅僅規定外部行為，對于行為的內在動機所在則并不涉及；而道德其關注點在于內心的動機。然而，法律上要區分犯罪的故意與過失，區分這種行為是通過對行為人的外在行為進行推斷而得出的。并且，即使是道德評價也不可避免要有通過行為而推斷內心狀態的時候。如尊老愛幼、拾金不昧、見義勇為，美德并非僅停留在內心體驗的層面。

三、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即法律是社會的道德低線。

由于存在著法律與道德的不同，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不可避免的沖突。說是不可避免的沖突，是因為只要不同利益個體或群體的存在，法律無論如何都不能消除整個社會的道德沖突。相反的是，它在調整的過程中被這個沖突著的旋渦卷入其中，與道德發生著碰撞。隨

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以及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長，法律與道德的沖突也在不斷地增加。脫胎于原始道德觀念的初始法律，并沒有與道德劃清分明的界限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實體。相反法律繼承了道德固有的優越性，并且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對道德本身的揚棄。而正是這種繼承和發展才使法律與道德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的暴露出不和諧的一面——沖突。

法律和道德的沖突實質上是多元化價值體系的內部斗爭，是價值沖突在現實社會中的反映。由于人們對他們的合作所產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問題產生了分歧，于是就產生了利益沖突，因為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他們每個人都想得到較大的一份，而不是較小的一份。從而最終的結果是利益沖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體現著不同的價值趨向，于是不可避免的發生著碰撞。

然而，這種沖突本身有利于兩者作用的發揮。就整個價值體系而言，這種斗爭是一個不斷自我否定的發展過程。強烈地體現著“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同時也是“適者生存”原則支配下的自我凈化。法律與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我們在法律與道德的規范下維護社會的秩序，推動社會的發展，創建我們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