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學習教育必須解決好三個問題

如何學習教育、必須解決好三個問題范文

同志們：

恰逢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中央決定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意義重大。

下面，圍繞此次專題研討主題，談一點我粗淺的認識和體會，就教于在座的各位。我的發言題目是“黨史學習教育必須解決好三個問題”。

一、為什么學?

這個問題是學習黨史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我認為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做到真學真信真懂真用。在建黨100周年的時刻，在“兩個一百年”交匯的歷史時刻，黨中央之所以做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決定，我認為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考慮。

首先，是基于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作出的重大決策。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他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崇高使命，并為之不懈奮斗。一百年來，不管形勢千變萬化，不管遇到什么風險，中國共產黨都能把握大勢大局，牢牢掌握主動權，沿著正確的方向錨定目標，堅韌前行，并譜寫了可歌可泣、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從救亡圖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使千百萬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從此當家做主站起來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經過幾十年的不懈奮斗，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讓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人民富裕、國家富強。黨的十八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并已取得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系列驕人成績。回望一百年的歷程，我們黨領導人民不懈奮斗的每時每刻無不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放在最高位置，用實際行動向世人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歷史是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艱苦創業、砥礪前行、充滿艱險、充滿神奇的百年，是依靠人民從苦難中鑄就輝煌、探索中收獲成功、奮斗后迎來未來的百年。所以今天我們學黨史，就一定要牢記黨的初心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在新的起點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體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不懈奮斗。

我們黨一百年的歷史，是用馬克思主義鑄魂，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一百年，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相結合，實現指導思想不斷探索、不斷創造，并與時俱進的一百年。一百年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鮮明地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并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創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我們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特別是進入新的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冷靜觀察、科學應對、處變不驚、臨危不懼、運籌帷幄，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披荊斬棘、不懈奮斗，取得了脫貧攻堅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偉大勝利，創造了一次次人民滿意、舉世矚目、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引領新征程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無不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芒，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已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乃至舉世公認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一些治國理政的新思想已為世界各國治國理政提供了中國方案。所以今天我們學黨史，就一定要緊密的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下真功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統一全黨意志，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這是其二。

其三，必須深刻認識學習黨史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我們黨的百年歷史是在挫折后依然奮起、失誤后撥亂反正、轉折中開創新局的歷史。我們黨之所以能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一個個艱難困苦，取得一個個偉大勝利，就是因為把黨的自我革命放在無比重要的位置，并身體力行之。

在全黨開展集中教育活動，是我們黨一貫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為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開天辟地的建國大業，奠定了強大思想基礎；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通過開展“三講”教育，黨的先進性教育，科學發展觀教育等一系列主題教育，增強了黨的先進性和戰斗力，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先后組織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空前提升，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一個個彪炳史冊的輝煌成就，創造了一系列感天動地的人間奇跡，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面對我們黨擔負的偉大歷史使命，我們在黨的建設上還存在不足和問題，一些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問題，對黨的事業是有危害的，甚至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和破壞性，特別是黨風廉政建設形勢依然復雜嚴峻，一些高官不信馬列信鬼神，表面在黨，充當“兩面人”。所以今天我們學習黨史，就一定要發揚徹底地自我革命精神，在全面從嚴治黨的路上，始終保持頭腦特別清醒、眼睛特別明亮，通過學黨史、悟思想、強黨性。通過學黨史推進自我革命，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黨的堅強戰斗力引領和推進偉大事業。

二、學什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注重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確方向，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凝聚力量，用黨的實踐創新和歷史經驗啟迪智慧、砥礪品格。總書記還指出，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學史明理--就是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要從具體的歷史學習中，領悟到背后一以貫之的一個“理”，明白“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的理；明白“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明白“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樹立正確黨史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理；明白“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理。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的道路，開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進而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通過學習黨史，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學史增信--就是讓我們增強信仰和信念。通過學習黨史，感受信仰之光、精神之鈣、力量之源，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深學中提升政治判斷力，不斷提升對省情、市情和發展階段的準確把握，努力做到在任何情況下都頭腦清醒、眼睛明亮。在常思中提升政治領悟力，時刻關注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真正把黨的要求領會好、領悟透，結合實際研究深、謀劃實。在篤行中提升政治執行力，堅持在大局下思考行動，切實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

學史崇德--就是讓我們不斷錘煉黨性修養。通過學習黨史，進一步激發奮斗精神，大力發揚革命傳統、傳承紅色基因，發揚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精神、特區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和脫貧攻堅等偉大精神，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精神譜系，要總結和發揚“嘉峪關精神”“鐵山精神”“八棵樹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進一步錘煉務實作風，堅決防止和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大力弘揚黨的優良作風，求真務實、真抓實干，一步一個腳印地把各項工作推向前進。

學史力行--就是讓我們學以致用，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結合起來，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扎實開展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踐行黨的根本宗旨，經常到基層一線、到人民群眾中去，真正了解群眾意見和期盼，真正為民辦實事，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人民群眾的操心事揪心事煩心事。要發揚我們黨彌足珍貴的寶貴經驗，砥礪政治品格，堅持知行合一，把學習教育激發出的工作熱情和進取精神轉化為攻堅克難、干事創業的強大動力，發揚釘釘子精神，一錘接著一錘敲，一件事接著一件事干，做一件成一件，做到鍥而不舍、久久為功，創出讓黨和人民認可的實績、佳業。

三、怎么學?

怎么學?就是要在讀黨史原著上下功夫，緊貼原文學，把學習黨史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把學習黨史和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人民政協史結合起來，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把學習黨史與中央、省委、市委政協工作會議精神結合起來；把學習黨史與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結合起來。聯系實際學、相互貫通學，學以致用、指導實踐。把黨史作為“必修課”，真學、篤學、學深、學新、學常、學實，內化于心、外化于形，真正做到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切實把紅色基因漫入骨髓、融入靈魂，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真學真用、真知真行中起汲取寶貴經驗，練就擔當的寬肩膀，提高成事的真本領，以劈波斬浪的勇氣、迎難而上的銳氣、向難而行的膽氣，不辱使命擔當，不負偉大夢想，書寫新時代新征程壯美華章。

從政協組織來說，就是要真學真信真懂真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緊緊圍繞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重要思想，學深悟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協篇。要始終堅持黨對政協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決落實市委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把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同推動政協今年的各項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緊緊圍繞市委確定的??舉措上深入調研、真誠協商、務實監督、精準建言，傾力助推全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要緊密結合政協??工作要點和協商計劃，扎實做好“開展專題學習、加強政治引領、組織專題培訓、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召開專題組織生活會”等“規定動作”，認真做好政協協商向基層延伸、搭建基層協商平臺、搞好精準幫扶活動、“書香政協”建設等“自選動作”，不斷推動黨史學習教育走深走實，為我市??貢獻政協智慧和力量。

第二篇：新形勢下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解決好四個問題

新形勢下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解決好四個問題

民主集中制作為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鄧小平同志早就告誡全黨：“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干部可以變質，個人也可以變質”。在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對于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水平，增強凝聚力和戰斗力，至關重要。因此，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鄭重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集中制不僅不能削弱，而且必須完善和發展。”怎樣加強新形勢下的民主集中制建設？我認為應著重解決好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牢固樹立全局觀念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充分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主要內容是健全黨內政治生活，維護黨的團結，嚴肅黨的紀律，增強全局觀念，使黨在行動上步調一致，令行禁止。其核心是增強全局觀念。

樹立全局觀念，就必須強調高度團結。毛澤東同志指出：“團結就是力量”。無論是戰爭年代或是和平建設時期，如果沒有黨的團結，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的團結，我們的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會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我們搞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會更復雜，情況會更嚴峻，矛盾會更突出，這就要求我們黨的各級組織，每個共產黨員，都應從黨性原則的高度，自覺維護中央的權威，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上下同心，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樹立全局觀念，就必須強調“服從”原則。鄧小平同志就如何加強全黨的集中統一、維護中央權威、保證中央的政令暢通，有許多精辟的論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兩個方面的“服從”原則。一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二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兩個“服從”原則真正得以貫徹的關鍵在于必須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是共產黨員高度黨性原則的表現，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實現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首要條件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保證。因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黨員有不同意見，可以向黨組織提出，但是中央作出的決定，任何黨員和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堅決反對一些地區和部門借口情況特殊，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采取各行其是、各自為政的態度，甚至進行公開的、變相的抵制行為。要牢記江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服從中央領導，保證中央的政令暢通。

樹立全局觀念，歸根到底就是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我們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由于受經濟規律的制約，客觀上造成了利益多元化的現狀，出現了中央與地方、局部與全局利益關系的矛盾現象。處理好關系、解決好矛盾的關鍵就必須堅持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黨要有全國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全國是一盤棋的思想，在實踐中，做到既注意充分發揮各地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的錯誤傾向，又要從大局著眼，與中央同步。無論中央與地方，全局與局部發生什么矛盾，都要堅持這個原則，這既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條件，也是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的基本要求，更是保證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所在。

二、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民主作風和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方法的一個特點。在過去的革命和建設中，這種優良的傳統作風對于我們黨有效地實施正確領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是改革和建設的主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新理論、新政策、新辦法都來自廣大群眾的創造。正是這些偉大的創造，使我們在這十多年來里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使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新階段，并對社會主義賦予了嶄新的時代內容。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一定要發揚黨的這一優良傳統，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群眾路線，使每次決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群眾的意愿，盡可能多地聽取群眾的建議，從而保證決策的科學性；還要進一步樹立群眾是真正英雄的觀點，允許群眾在實踐中去試、去闖，尊重群眾的創造，承認群眾的創造，切切實實團結群眾、尊重群眾、服務群眾。這是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也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體現。

第一，要實現決策民主主化。決策民主化是發展黨內民主的重要內容，是實現決策科學化的前提。因為科學決策不可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沒有廣大黨員的參與，就不可能有全黨智慧的凝聚，就談不上任何科學的決策。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都進入了關鍵時期，黨的各級組織的每項決策對于搞好工作都十分重要，沒有決策的民主化或者民主化程度不高，我們就難以在錯綜復雜的新情況、新問題面前作出正確判斷，就不可能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

第二，要切實保障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民主權利。在深化改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黨內民主、保障各級黨組織的凝聚力、號召力和戰斗力，對于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促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事業的順利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具體地說，一要充分認識黨員民主權利的保障對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順利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具體地說，一要充分認識黨員民主權利的保障對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重要意義，要克服那種認為黨員“只須聽話”、“只須完成任務就行了”、“民主權利可有可無”等錯誤觀念，樹立黨員民主權利是黨內民主的重要內容，是黨組織戰斗力的重要保證的觀念，在黨員教育管理工作中，在抓好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同時，認真抓好黨員民主權利的落實；二要制定保障黨員權利的制度，抓好黨員權利的保障機制建設；三要不斷提高黨員素質，教育黨員正確行使民主權利。

第三，要保證決策和決策的執行符合人民利益。黨的決策和決策執行的正確與否，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對黨群關系影響極大。政策好，并且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群眾的利益就有保障，黨群關系就密切；反之，在聯系群眾方面做的工作再多，也只能事倍功半。做到這一點，除了嚴格執行上級有關規定之外，還要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搞好調查研究，傾聽群眾呼聲，善于聽取不同意見。

第四，要廣開聯系群眾的渠道，建立和完善聯系群眾的制度，關心群眾生活，為群眾多辦實事。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中的決定力量。黨中央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作為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的基礎，并經常要求我們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向人民群眾學習、為人民群眾服務、既依靠群眾、又教育群眾。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黨群關系密切，我們的事業就得到發展，反之，我們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舞陽縣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干部聯系群眾活動。縣四大班子領導率先垂范，每人聯系一個鄉（鎮）和部分行政村，每月抽出一定時間，吃住在鄉、村、走訪農戶，搞調研，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加強制度建設

制度具有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規范作用。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把制度建設作為一項根本性措施來抓。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領導人的變動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是堅持和貫徹民主集中制的一個根本環節。近年來，我們在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過程中不斷加強制度建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面堅持和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選舉制度、組織制度的同時，突出加強了民主生活會制度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工作制度建設。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是一些地方民主集中制不能很好落實的一個重要因素。鑒于此，我們堅持每半年一次的民主生活會制度，切實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武器，按照關起門來無禁區，敞開門來講紀律的要求，讓同志們在民生活會上暢所欲言、交流思想、消除誤解、統一認識，努力創造一種團結和諧、心情舒暢的良好氛圍，較好地發揮了每個班子成員的積極性，形成了班子的強大合力。為維護領導集體權威，切實搞好團結協作，我們按照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要求進行決策和工作，對重大事情集體討論決定，不搞個人說了算。這里有兩層意見，一是個人不能代替集體作出重大決定，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局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都在充分征求多方意見的基礎上，由黨委集體研究決定。對重大問題的決定，充分醞釀、協商和討論，不搞臨時動議，并嚴格按照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決。二是集體決定的事情，任何個人不得加以改變。為搞好分工負責，促進工作落實，我們打破過去的傳統的黨政領導分工界限，以四大班子領導重點工作臺帳的形式明確了各個領導成員的具體分工。在縣級班子中組建了工業、農業、招商引資、計劃生育、黨建及精神文明等領導組，在鄉鎮黨政干部中組建了重點工作“合力團”，使人人目標明確、責任清楚，每個成員都站在全局高度參與集體領導和決策，認真履行各自職責，抓好各自分管戰線工作的具體落實。這樣就使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落到實處，保證了各項工作全面健康推進。

四、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建立健全監督機制

關于對黨員干部的監督，鄧小平同志早在改革之初就說過：“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也強調指出：“要加強黨內監督，健全對領導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黨委內部的監督制度，同時要拓寬黨內監督渠道，發揮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目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地位已經確立，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如家長制、人身依附等封建意識，金錢至上、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等資本主義人生觀還很有市場，不斷腐蝕和影響著我們的干部隊伍。此外，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也在個別干部身上影響著權力的使用。這就需要加強對權力的約束，強化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監督，督促他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受住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

為了強化對黨員干部，尤其是對領導干部的監督，近幾年來我們從以下幾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強化黨員群眾和領導干部的監督意識，提高監督的自覺性。比如大規模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監督理論的宣傳和教育，一方面使每個黨員懂得共產黨接受人民的監督，是由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人民通過各種形式對共產黨人進行監督是防止黨脫離群眾和犯錯誤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使每個黨員懂得黨內監督是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是防止執政黨蛻化變質的有效方法。全體黨員既是監督者，也是被監督者。二是健全監督體系。監督體系的完善，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監督的重要保證。我們在做好黨員之間的相互監督，黨員對黨組織的監督，上下級黨組織間的交互監督等的同時，重點抓了兩方面的監督，一方面堅持黨管干部，加強用人方面的監督。我縣組織部門通過與紀委建立聯合考察干部、聯合辦信訪、聯合參加民主生活會、重要情況互通以及定期召開聯席會議等工作聯系制度，從黨委工作程序和部門職能上形成對干部的任用、管理、監督和教育的有機整體，對于實現用人方面的監督起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加強黨組織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對領導現任制做出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定，列為對領導者政績考核內容，明確要求各級負責干部對部門要嚴明，親自負起管理和教育的責任；凡部下出現違法犯罪的，要查領導有無失職瀆職問題；對于知情不舉、包庇縱容部下的，視情節給予撤職處分或調整其領導職務。三是嚴肅查違紀行為，堅持在紀律面前人人平等。查處違紀行為是黨內監督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十分注意這一點，堅持做到執紀必嚴，違紀必究，不管是誰違紀，不管涉及到誰，都堅決一查到底，不因人而異，不搞“例外”、“特殊”。四是加強社會監督，充分發揮

第三篇：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

當前，關于農民增收問題從上到下，從理論界到實際部門，都給予極大關注，作了許許多多的探討，提出了諸多的對策和建議，很受啟發，我們認為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個系統工程，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歸納和多層次進行分析，本文試圖從“三個關系”談點看法。

一、要正確處理好“農內”和“農外”的關系

在諸多的探討農民收入問題的文章中，主要的是從二個方面進行研討，一個方面是從農業內部去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另一方面是從農業外部去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當然也有一些文章比較系統地從內外結合作研究，這些都是非常有價值的，都無可非議。但是也有一種看法似乎有點絕對化，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農外”、“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功夫不在農內，而在農外，如果我們仍然重復過去‘打補丁’的做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體制矛盾沒有突破，無論怎樣調節微觀機制的政策都很難發揮作用，同時提出，創造農村發展的外部環境，首先要加快城鎮化，盡可能吸納農村剩余人口；其次是在戰略上以新的資源開發帶動農村剩余人口的轉移，比如，在西部開發中，動員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從事水利建設，實行人海戰術，以工代賑，以工授地，安置東部剩余農民；再次是在金融、保險、流通、批發等非農領域中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讓農民有利可圖，上述見解，被稱為“農外論”。對這個“農外論”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農外富農之途是無可挑剔的，甚至是應當進一步深入闡述的，而且也是需要大大加以擴展的，但是認為目前“農內”進行增收活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實際上，現階段在我國廣大農村開展增收活動，還是大有可為的，并且分別從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農地使用權流轉和規模經營、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與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建設等方面加以論證。

本人認為，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或者說把解決“三農”問題，絕然地分為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或者單純從外部或內部去尋找解決途徑，是不全面的，是欠妥的，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簡單的道理上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內因，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外因也可以起到主要作用，不過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具體到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也很難單純從內部或外部找到有效途徑，這里僅舉一例加以說明。

大家已經比較一致認識到，要解決“三農”問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加快農業結構的調整，以結構調整為主線，農業結構調整問題，關系到農業內部許多問題，比如，農業的區域結構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突出的區域結構趨同效應，仍沒從根本上解決，失去比較優勢；農業的產品結構問題，高質量的農產品比重小。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同時也帶來農業效益低的問題，但是如果單純從農業內部去解決農業結構問題，就不完全切合實際，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里還有個外部的問題。很明顯的，農業結構調整必須以勞動力轉移結合起來，眾所周知，目前農業結構調整，最為迫切的既要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也要進行要素結構的調整，關鍵在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程度。所以，農業結構調整必須與整個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并進，必須在制度層面上做出調整，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推動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為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和合理配置創造條件和拓展空間。還有農業結構調整離不開政府的財政支持，政府必須處理好財政負擔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對農業結構調整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農業結構調整應與改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等等。農業結構調整涉及到許許多多的外部問題，切不可忽視，所以，農業結構調整既涉及到“農內”問題，也牽涉到“農外”問題，無法絕對地從一個方面去解決。

綜上所述，我們的看法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必須正確處理好內部和外部關系，內外結合，表里兼治。

二、要正確處理好“分”與“合”的關系

20多年前，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即在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基礎上進行家庭經營，打破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集中勞動，集中經營，統一分配”的模式，相對于原來的“大、一、統”的經營方式，這實際上是一種分散經營方式，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20多年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是億萬農民的歷史選擇，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中央作出決策，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

現在的問題是，我國農村經濟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尤其是解決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之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特別是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在這種背景下，有的同志就提出“小農”怎么長大的問題，認為，改革以來，我國農村從原有的集體制中裂變出2億多個農戶，這些規模狹小的農戶仍然深深印有中國農村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單個馬鈴薯”特征，內在聯系梗阻，組織脆弱，當前面對波詭云譎市場經濟時，他們表現出嚴重的先天不足，因為“小農”難以提高效率、難以適應市場、難以避免傷害。因此，有計劃地改變目前狀態，提高我國農民的經濟組織程度，使“小農”長大，已是當務之急，而且，這種組織起來，不是過去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經濟方式，也不是一個小農加一個小農的簡單結合，而且按照現代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由其產業鏈條和內在的經濟利益所聯結起來的合作關系，諸如此類，見諸于報刊雜志上，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或者主張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和觀點為數不少，比如，有的主張“傾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有的提出“國際上發達國家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其農業發展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我們也應借鑒其經驗并根據中國的國情，積極鼓勵農民開展多種形式的聯系與合作。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存在“統與分”，即“分”與“合”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繼續堅持家庭聯產承包制，還是采取各種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我們認為，應當正確處理好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分”與“合”的關系。

首先，家庭承包經營決不能動搖，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不動搖，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農村市場經濟，增強農民收入，農民是主體，誰也不可替代，家庭承包經營、鄉鎮企業、村民自治等農村改革都是農民首創，農民是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力，只有充分發揮億萬農民的創造力，農村經濟才能快速發展，農村改革才能進一步深化，才能最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不動搖，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礎，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從我國的國情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業仍將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仍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事實證明，凡是土地承包關系不穩定的地方，往往出現的問題就多，社會就不穩定，所以，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

其次，應當采取措施，逐步地有計劃地把農民組織起來，諸如采用合作制等多種形式，以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從事實層面來看，從已有的國內外實踐證明，合作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主要優勢是利益直接，民主管理，能夠真正代表和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是農戶與市場、生產和流通，農民與政府相互結合與聯系的橋梁和紐帶，農業生產力越是提高，農業產業化越是發展，越是要求農民組織化程度提高，專業化分工明確，從我國目前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由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農業發展是在分戶經營的基礎上進行的，生產規模偏小，且組織化程度低。據了解，目前我國加入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業只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效益提高，當然也就影響到農民收入的提高。

本人認為，要正確處理好農業發展的“分”與“合”的關系，以提高農民收入，制度創新更為重要，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在實現農業產品化上，需要一套有效的組織形式，具體一點說，在農產品生產環節上應采取由家庭聯產承包來完成，并提供初級產品；而在初級產品的銷售環節，這是目前我國最為薄弱的環節，應組織起合作社并由其完成，這有利于統一進入批發市場，并獲取較高的銷售收入，最后，農產品加工環節，應由合作社或股份公司來完成，最好以股份制公司為主，這樣，農業產業的不同環節，由家庭聯產承包、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三種基本組織形式來完成，使農業產業組織基本形式多樣化，突破現有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做法，上述作法，既堅持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又起到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道路，互相兼顧，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到，把農民組織起來，或者實施合作制，一定要堅持“條件、自愿”的原則，也就是要看條件是否具備，農民是否自愿，各級政府不能包辦代替，不準強行實施，這在歷史上已有過教訓。

三、正確處理好“抽吸”和“反哺”的關系

在改革開放前，咱們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也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大力宣傳和提倡發展農業，但是，實際上發展農業是為發展工業服務的，把農業作為發展工業的基礎，發展的思路很明確，即農業為基礎，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其后再“反哺”農業，這實質上是由工業“抽吸”農業，把農業作為工業發展資金來源，實現工業原始積累，據有關部門測算，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通過“剪刀差”形式為工業提供了近1萬億元資金，年均每年200多億元，由此，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業發展緩慢之原因的一斑。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解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問題，特別是采取措施，從制度上革新，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放開農產品收購價格，使農民做到實惠，農民收入有很大幅度提高，大大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但是，由于我們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舊體制的影響依然存在，因此，發展的思維仍然帶有舊思路的慣性。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重城市，輕農村，先城市居民后農村居民，其具體表現還是明顯的。比如，近幾年，市場需求不足，農產品消費首當其沖，價格長期低迷，農民賣難很突出，從而影響到農民收入，為刺激消費，開拓市場，在尋求解決出路的辦法中，有人提出，先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就會帶動農產品的消費，刺激農產品價格的提高，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我們是有理由說，億萬農民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立下汗馬功勞，功不可沒，但是，由于長期對農業的“抽吸”，“抽農補工”的做法，對我國農業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的，農業缺乏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導致農業生產率提高緩慢，農民收入增長不快，城鄉差別擴大，因此，對農業的“抽吸”不能再繼續了，應當盡快變“抽吸”為“反哺”。

實現對農業由“抽吸”到“反哺”的轉變，利農利國，就爭開拓農村市場，刺激消費來說，我國近9億的農民，2億多個家庭，任何商品普及率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增加200多萬件的需求，如果國家被真正“反哺”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可能很快就會轉化為最終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形成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要實現對農業由“抽吸”到“反哺”的轉變，國家要實施有效的保護農業的政策，而當前關鍵是國家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農業特別是水利和生態建設投入一定的資金，提高了農業的生產能力，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對農業的發展欠帳太多，遠沒能解決問題，廣大農民渴望加大投入，最終解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幫助防范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盡快提高農民收入。

第四篇：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必須解決好三方面問題

非公企業黨建工作

必須解決好三方面問題

撫順 馬龍潭

在非公企業開展黨建工作是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建工作的一個重要領域。經過多年的實踐，撫順市順城區非公企業黨建取得了很多新進展，新成果，同時也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深入思考研究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及對策，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用了近半年時間，我們走訪了60多家非公企業，征求了70多位業主、黨員、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最后得出，要做好非公企業黨建工作，關鍵要解決好以下三方面問題：

必須解決好思想認識存在誤區問題

來自企業業主和部分黨務工作者思想認識上的障礙是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和順利開展工作的最大障礙。解決思想認識問題是成功組建非公企業黨組織的前提和條件。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業主不支持黨建工作主要是怕黨組織活動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增加企業經濟開支和負擔，認為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創造利潤掙錢，開展黨的活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業主不理解不支持的態度導致一些上級行業和主管部門黨組織對非公黨建工作產生了等待觀望甚至是反對抗拒的心理，認為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受到業主態度、黨員人數等因素的制約，困難太多太大，就算建立了黨組織，也是無勢無權，甚至懷疑非公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主的壓力下可能會出現有損于黨組織形象的事件發生，不如等到政策條件有利的時候再建黨組織。而越是抱著等待觀望和抗拒的心理，越容易失去組建黨組織的最佳時機，使非公黨建工作處于舉步維艱的境地。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業主對黨的認識，引導他們從已經建立的黨組織是如何促進企業發展的正面典型中認識黨支部的活動不僅不是負擔，而且

1是企業發展的助推器和穩定器，使其充分認識到在企業開展黨建工作，不僅是黨的建設的需要，更是促進企業發展的需要，開展好黨的建設與促進企業發展是相互統一、相互促進的，進而重視支持和參與黨建工作；必須加強對黨務工作者的教育培訓，使其認識到開展非公黨建工作是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同時不斷提高其幫助指導企業組建黨組織的工作方法和能力。

必須解決好黨組織定位不準和作用發揮不充分問題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一些非公企業黨組織開展黨建活動受制于業主的制約，缺少執政黨意識，明顯“底氣不足”；一些轉制企業黨組織雖然得以從原來的國有和集體企業里“移植”了過來，但在開展黨建工作時普遍感到與過去有了反差，黨的活動時間、經費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有保證，開展活動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久而久之，黨組織成了企業里的“配角”甚至“點綴”。這些固然與非公企業的經營理念更趨于追求利潤最大化、黨組織在其中通常沒有制度化安排有必然聯系，但同時也與企業黨組織不能及時準確調整工作定位，充分發揮作用有很大關系。在明確決不能因為非公企業的特殊性而放棄黨在這一領域積極主動工作的前提下，企業黨組織應針對非公經濟組織經營管理制度有別于國有企業的特點，立即從原來國有企業“黨的領導者”向非公企業“黨務活動者”轉變。確立“服務、促進、引導”的組織管理理念，正確處理非公經濟組織中黨組織的政治保證作用與尊重經濟規律、營造企業健康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的關系，重點在提供服務上下功夫。因企制宜、因人制宜的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尤其是在企業主不是黨員，工作環境相對復雜的情況下，黨組織應靈活掌握工作方式方法，以作為求地位，以地位求發展。把工作重心定位在基

層，以工會工作為載體，采取業余、小型、多樣的工作方式和活動方式，并積極開展職工崗位技術培訓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生產技術骨干培養成黨員，把黨員培養成為非公經濟組織中的“經濟能人”，高層管理骨干，逐步推進黨組織工作在幫助企業做大做強中實現提升黨組織工作地位和促進企業發展的互利雙贏。

必須解決好黨建工作制度與企業發展形勢不適應問題

非公經濟組織在黨的十五大以后才正式以黨的文件進行明確，適應新經濟組織發展建設需要的黨的制度建設需要一個逐步探索和完善的過程。雖然我區在建立健全非公黨建工作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困難，面臨許多新情況新挑戰。一是黨組織組建難度依然很大，建立黨組織的數量與企業數量相比，覆蓋面還不夠大。二是黨員高度分散，教育管理難度大，真實數量難以統計。三是非公經濟組織黨的建設缺少堅實的物質保證和后盾。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產權私有，除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實行依法管理外，對其生產經營、組織機構設臵、人事用工制度等缺少調控權。這就導致了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設臵黨組織，或者開展黨的活動，對業主依賴性很大。為了便于在轉民改制企業中設立黨組織，有利于開展黨的活動，業主是黨員的，一般將業主安排為黨組織的負責人。與此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使相當一批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在業主的直接控制下，黨組織及黨建工作的物質基礎由老板提供并作決定，黨組織的活動有可能憑業主的喜好興趣和覺悟來開展。四是黨組織隸屬關系多樣化、難理順。目前，各類企業中黨組織的隸屬關系主要有二種，一種是行業歸口，即隸屬于行業主管部門黨組織管理；另一種是屬地管理，即隸屬于鄉鎮街道及村、社區黨組織管理。這種管理體制主要是原企業的主辦者或者原上級主管部門履行企業黨組織的管理職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著分散管理、多頭管理

等問題。轉制企業中多數為關閉、停產企業，黨組織移交時，大量黨員難以聯絡。五是黨建工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于企業發展。有的轉制企業套用改制前國有企業黨的制度，其中許多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經濟組織建設的需要，使黨建工作運作處于不規范狀態。解決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我們積極探索創新，加大制度建設力度，用制度來規范、約束、保證企業黨建工作的順利健康開展。例如針對非公經濟組織中黨員流動性大的特點，應堅持“成熟一個，建立一個，鞏固一個，提高一個”的黨組織建設理念。因企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既重視組織形式的建立，更注重組織建立后的效果。在要求、進程和方法上不搞“一刀切”，防止急于求成、有名無實。凡是企業有比較穩定的生產經營狀況，黨員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崗位，有合適的支部書記人選的，都可以建立黨組織。針對非公經濟組織中黨員高度分散的特點，應堅持“在分散中求集中，在集中中重管理”的黨員管理理念。如果一些非公經濟組織黨員人數少，沒有建立獨立支部的條件，尤其是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缺乏勞動人事檔案，可以通過當地人才交流中心的黨組織，依托人事代理，按照“行業相近、地域相鄰”的原則，將黨員集中起來，建立聯合支部或獨立支部，重點解決由于黨員流動性大而帶來的管理黨員難、發展黨員難、預備轉正難、交納黨費難、支部改選難、處理黨員難等問題。針對非公黨建工作合力不強，缺乏工作保障等問題，應將企業黨建工作列入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政績的考核范圍；堅持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建立與黨組織的組建同步進行，在企業申請開辦的同時，上級黨委和有關部門要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同步考慮黨組織的設臵；在考核企業效益時，將黨建工作開展情況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列入考核；并進一步理順和明確黨組織的隸屬關系，凡有黨組織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都要有明確的上級基層

黨委等。

第五篇：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

深化改革會遇到的阻力

新一輪改革大潮，已經行進至一個重要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300多項改革舉措，正抓鐵有痕地一一落實。對于新的改革舉措而言，這是從種子到萌芽的關鍵階段，需要破土而出的決心；對于改革者而言，這是持續發力的攻堅階段，需要有“千斤頂頂萬斤”的能量。然而，雖大勢已起，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依然存在推不轉、落不實、改不動的問題。

為此，2014年3月底至4月初，人民日報連續發表4篇評論員文章《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促進公平才見水平》、《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別讓熱點成痛點》。

結合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深化改革會遇到的阻力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利益關聯者的主觀阻礙。改革改革，改到深處是利益。中央反復調研和論證過的改革細則，部長司長都通過了，到處長那里卻要再“研究研究”；簡政放權的剛性目標已然“約法三章”，但一些含金量高的審批改革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例如：義烏破冰出租車改革，率先打破出租車壟斷。出租車現狀：乘客說，打車難價格高；的哥說，我們飽受層層盤剝，跑一天活也掙不了幾個錢，太辛苦太累，動輒幾千上萬的份子錢去哪了？義烏這一次出租車改革，首次打破壟斷格局，把一個完全可以市場化的行業交還給市場。其次，主動逐步取消營運權有償使用費，今年將降低到每車5000元，明年全部取消。“份子錢”包含所有成本費用，營運權使用費每年每車1萬元由公司交給政府。這個行為引起廣泛關注，網友紛紛點贊“還利于民”。

戶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備受關注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公布。原制度存在幾個弊端：

1、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城市關門”現象出現，抑制了勞動力、人才的自由流動。

2、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對農業現代化及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體制性障礙。

3、數千萬農村人口在城市打工，處于流動狀態。

4、戶口管理使中國公民具有不同身份，與住房、消費（如購車）、教育、社會保障等利益直接掛鉤，不同的戶籍有不同待遇，人為地把本應平等的身份劃分為三六九等，加劇了城鄉割裂，阻礙了城鄉統籌，加劇了社會分化。

5、不能對中國的人口流動進行有效的管理。

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戶籍內含各種權利和福利制度的綜合配套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只是“標”，而對其內含各種權利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才是“本”。戶籍制度改革其目標不是消除戶籍制度，而是剝離戶籍內含的各種權利和福利，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管理制度，實現公民身份和權利的平等。戶籍改革從改革總體進程來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并沒有促使戶籍制度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遠遠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工商營業執照改革。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企業工商營業執照年檢工作。企業年檢的具體流程為：企業提交年檢材料——企業登記機關受理審查企業年檢材料——企業繳納年檢費——企業登記機關在營業執照副本上加蓋年檢戳記——發還營業執照副本。

工商營業執照年檢，以前是作為工商行政部門的一項重要職權在抓。企業年檢，材料繁瑣不說，一些地方還經常搞“搭車”收費。按規定，企業的年檢費用為50元，外加個體私營協會會費。另外，一些企業年檢時，需提供會計審計年審報告。需要幾千費用。改為年報制度，在材料準備和流程上都將簡省。企業只需按在規定期限內，網上報送報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資料的真實性不再審核。這個改革順利進行，還是靠中央強大的推動力，否則難以想象能這么順利推進。另外，上次中央報道有個地方個體協會還在強加收費，看來還是有點不舍。

戴“官帽”的事業單位。檢測機構改革走向市場，推了很多年，但實際上真正走向市場的沒多少。檢測機構是行政機關的下屬單位，受行政機構的領導，但基本上是戴“官帽”的單位。一方面，行政機關不要割舍這塊肉，畢竟檢驗檢測收費不少，另外，檢驗機構負責人受行政機關領導，得聽話。檢驗機構也不愿推出市場，現在獨家經營，受檢企業不光要出檢驗費，還得伺候檢驗人員。

第二方面的阻力，則來自改革本身的難度所造成的客觀阻礙。深水區的改革是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要有“破”的決心，還包含著重整、創新、構建等工作，而且往往缺少經驗可循。權力放下去了，下面卻沒接住；新政策出臺了，配套改革措施卻沒跟上。如果不正視改革落實層面的這些困難，終究會使改革效果打折扣，影響改革信心。

例如：機構改革。2014年5月，杭州下面的全部區、縣和市工商、質監、藥監三合一為市場監督管理局，是為了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合并快一年了，食品安全監管是加強了，可體制運作仍然不是很順暢。對于縣級，三局合并，地級市則是工商和藥監合并為市場監督管理局，杭州市質監局食品職能劃給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浙江省級，省工商局、質監局、藥監局三局都是分開的。我局現在的業務主管局就有杭州市市場監管局和杭州市質監局兩個。縱觀全省，除了杭州、舟山兩個市，縣級質監部門也一起合并為市場監管局，其他基本仍保留縣級質監局，只是把食品的職能劃出。第三，習慣的慣性。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習慣了，老的一套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

第四，能力的不足。某省一位廳長下基層，問了群眾“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就不知如何繼續交流下去。對諸如此類不會說話的干部，群眾的批評入木三分：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不會說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險。這種狀態的背后，是一些人喪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為所學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一輩子夠用，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在信息時代，一年不學習，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就會折舊80%。現在，從“鐵八條”到反“四風”，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從酒桌拉回到書桌、從“酒精考驗”狀態切換到思考問題狀態。各級干部都應當靜下心來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時間都去哪了？現在富余下來的時間可以干些什么？

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

某省一位廳長下基層，問了群眾“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就不知如何繼續交流下去。對諸如此類不會說話的干部，群眾的批評入木三分：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不會說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險。

新一輪改革已經起勢。要開好局、破好題，形成千帆競發的好態勢，就得解決一些突出問題，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必須看到，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制度優勢充分發揮、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相比，各級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氣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標，又是推進改革必須著力的問題。當前，尤其需要解決推進改革能力不足的問題。

公眾對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強烈，有的領導仍覺得群眾“給點陽光就燦爛”。面對傳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門手忙腳亂、應對失當，先忙辟謠后忙證實。面對矛盾問題，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擺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幣解決”。在治理過程中習慣于老思路老套路，結果，不是不對路子，就是事與愿違，甚至南轅北轍。“這就叫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去年3月，總書記坦言，“我看這種狀態，在黨內相當一個范圍、相當一個時期都是存在的。”以這種狀態推進改革如何能攻堅克難？又怎能解決深化改革進程中所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

這種狀態的背后，是一些人喪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為所學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一輩子夠用，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在信息時代，一年不學習，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就會折舊80%，各級干部尤需砥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為政態度，強化“入山問樵，入水問漁”的求知精神。不及時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眾講明白？不堅持調研不斷變化的實際，怎么能拿出對癥下藥的改革決策？每月每年把時間泡在瑣屑事務里，擲在觥籌交錯中，如何擔得起推進改革的重任？現在，從“鐵八條”到反“四風”，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從酒桌拉回到書桌、從“酒精考驗”狀態切換到思考問題狀態。各級干部都應當靜下心來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時間都去哪了？現在富余下來的時間可以干些什么？

我們說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需要啃硬骨頭、涉險灘，因而在各級干部的能力儲備上，就不僅要有智慧還要有勇氣，充分蓄積那么一股子敢闖敢試、敢作敢當的勁頭。有些群眾常常疑惑：“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們這里就變樣了？”造成中央的“好經”念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懶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的觀念，對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開，對動自己奶酪的決策就陽奉陰違，對撈不著油水而費時費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癥”。一說淘汰落后產能，他用工人失業作擋箭牌；一說簡政放權、壯士斷腕，他就強調“也不能都不管吧”。說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氣和擔當，使他們失去了與時俱進的治理能力，反而成為推進改革的一大阻力。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各級領導干部做到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方能為深化改革增動力、去阻力。

兩千多年前，《老子》就講：“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帶入現代化，善治的難度與善能的要求，遠非治理一個小國可比。我們說各級干部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誠非虛言。惟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和夙夜在公的責任意識，以“本領恐慌”的危機感和“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著力增強推進改革的能力，著力提升現代治理能力，我們才能“亂云飛渡仍從容”，入深水得蛟龍。（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實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

前不久，有中央領導同志到基層調研，了解大學生創業者是否需要增加“營養”。有創業者反映，股權變更登記太復雜，影響了資金引進，把投資者給嚇回去了。一番對話，引發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過多過細過死了？是否存在該管的沒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該放的沒有徹底放開放到位，甚至出現明放暗不放、這邊減那邊增的現象？簡政放權要“乘勝追擊”，必須時刻回答好這一命題。

作為本屆政府的“開門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項審批事項，力度前所未有，變化立竿見影。與之相伴的是，新注冊企業增加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創下10多年來最高。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簡政放權這門“當頭炮”，成為“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實證明，讓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

繼續解決創業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破解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等改革難題，就要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更有效地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解決好一些環節“放沒有真放、管沒能管住”問題，尤為關鍵。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腸梗阻”現象，充分體現了這種自我革命的難度。一是放權不對位。給海島城市下放草原經營許可，向缺煤地區下放煤炭開采類許可事項，看上去權力不少，實際上有權難用。二是放權有水分。一些行政審批事項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撿起來；部委取消了，協會又如獲至寶；行政審批少了，“紅頭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權不徹底。受理權放了，終審權緊攥手中；決定權放了，發證權卻不放，于是出現一半環節在上級辦、一半環節在縣里辦的“兩頭跑”現象。克服這種“沒好處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頭，是簡政放權的難點，也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頭，涉的是險灘，戳的是痛處。如果政府部門安于現狀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觀望等待改，怎么能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如果“變相審批”搶灘登陸，“隱性審批”暗流涌動，“灰色地帶”依然存在，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如何激發，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堅定？在這個意義上，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成效，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節奏；而簡政放權“向自己開刀”的力度，則直接來自于政府推進改革的勇氣擔當。

這種擔當，既體現在通過大力放權，“讓市場更有效”；也表現為通過強化監管，“讓政府更有為”。必須看到，放權的過程也是強化監管的過程，我們不僅要撒歡一匹名叫效率的駿馬，也要給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轡頭。前者是市場作用，后者是政府作為。從這個角度看，簡政放權絕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戲。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面對權力下放的過程，如何構建聯動機制，讓上面放得到位、基層接得住盤，使權能匹配、權責對等、權屬清晰？面對簡政放權后的市場，有沒有事中事后的監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橫向到底的監管網絡和科學有效的監管方式，進而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權、放真權”容易，不僅需要大公無私的勇氣，更需要善于學習的智慧。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國目前政府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正所謂“少則得、多則惑”，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改革要求，從而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積微以成著，行穩而致遠。（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3日）

促進公平才見水平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

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樣是掛號就醫，“關系戶”可以批條子加塞；同樣是參加招聘，性別、身高的歧視將人分級分類；同樣是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在一些領域卻難以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社會生活中的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卻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時代的最大潮聲，呵護公平則是社會的基礎共識。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貧困的孩子何以通過寒窗苦讀成為大學生？如果沒有公平的市場規則，小職員怎能憑借辛苦打拼變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說，人是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著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種子。

在當今中國，公平更成為一把重要的價值標尺，一種凸顯的權利訴求，甚至成為衡量幸福的關鍵指標。為什么生活變好了、物質豐富了，還有那么多牢騷不滿？為什么發展起來以后，問題依然不少？說到底，是因為人們對公平等更高層次的問題有了更多期待。當網友吐槽“我奮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時，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因為起點不公影響了人們奮斗的信心？當民企感嘆遭遇“玻璃天花板”時，我們應該重視，是否規則不公阻礙了市場活力的迸發？權利、機會、規則方面的種種不公平，已經成為發展進步的障礙；人們對公平的樸素認知，也已經體現為對改革發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黨和國家才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當作推進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掃除公平障礙、促進人民福祉，當作推進改革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對于各級干部來說，促進公平是必須具備的能力素養，善于促進公平才見治理水平。我們常說，做大了蛋糕，還要分好蛋糕。所謂“分蛋糕”，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在利益訴求多樣、權利意識高漲的今天，能不能搞好發展已經不再是評判工作的單一標準，如何讓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更考驗領導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起來了，但因為處理不好外來群體和本地居民的關系而引發爭端；一些地方建設熱情很高，但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卻觸碰到群眾利益的紅線。如果不公不義引發穩定問題，談何改革發展？如果發展成果難以福澤大眾，我們傾力推進改革發展又是為了什么？

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制度出臺前有沒有征集民意？重大決策有沒有經過論證、聽證？權益受損群體有沒有得到申訴機會？對程序的嚴格遵守，是各級領導干部尤需補上的一課。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用程序編好制度的籠子，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保證看得見、有實效的公平。

倡導公平、促進公平，從來不只是口頭說說那么簡單。沖破各種隱形的制度壁壘和透明的“玻璃門”，常常需要與舊觀念進行激烈的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權力尋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壞者，維護社會公義，更是要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沒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沒有沖破藩籬的智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損害公平的癥結難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難以持續。

籃球運動員姚明退役時曾感言，感謝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使他有機會去實現自我的價值和夢想。我們相信“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正是因為我們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有信心。這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答題。惟有樹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視野去決策，用公平的行動去實踐，用公平的標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個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8日）別讓熱點成痛點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

從時有耳聞的拆遷糾紛，到多地出現的PX**，近年來頻發的社會熱點事件，折射出轉型期中國的挑戰，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現實語境。面對日益高漲的發展期待、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愈加復雜的利益糾葛，如何思之長遠、調和鼎鼐，使群眾關注的熱點，成為改革發展的落腳點和突破點，而不是演變成社會痛點？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今天，無論是“房價低一點”的心聲，還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喚；無論是醫患糾紛引發的熱點事件，還是空氣污染等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無不牽涉復雜的經濟社會利益，包含更為多元的社會期待。正因如此，擘畫新一輪改革藍圖時，中央再三強調，必須“從群眾反映最突出的問題入手”。如何從社會熱點出發，讀懂并回應群眾的利益關切，直接關系到群眾生活、社會公益、政府公信，決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進、是否契合民心。

面對熱點問題，回應及時、勇于擔當、應對有方，就會使挑戰化為機遇，危機變為契機。反之，如果漠視群眾利益，緩慢遲滯、畏首畏尾、擊鼓傳花，就會讓問題拖延為更大的歷史問題，甚至成為一個地方一個領域長期的社會治理之痛。試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就算征地拆遷非常必要，各種糾紛也可能繼續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霧霾困境”背后的發展觀念誤區，經濟增長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難說滿意。這就是為什么總書記諄諄告誡，“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怎樣評判？熱點問題就是最好考題。我們說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準？熱點問題就是最佳突破口。“積極回應百姓關切，突出解決好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熱點問題”，“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人民利益為根本，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什么問題緊迫就抓緊解決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穩，發展就能柳暗花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八項規定”轉變作風到“打虎拍蠅”利劍揮出，從“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到教改醫改穩步推進，正是勇于面對矛盾難題，積極解決熱點問題，讓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真正感受到市場環境、創業條件、干部作風在一天天好起來，不斷提高著人們對政府治理的滿意程度，不斷提升著人們對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數。

今日之中國，各項改革的設計者和參與者，情感相通、血脈相連，十分重要。否則，自上而下的改革紅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無法真實抵達。面對社會熱點，是遇見問題繞著走，碰到矛盾躲著走，看見困難低頭走，還是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解決問題，到發展最困難的地方去打開局面？這些選擇，不僅影響改革的全面推進，更關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見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擱，要讓群眾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決心，增強信心；一時有困難的，也要及時溝通、耐心說明，讓群眾看得見改革的誠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難度。不回避問題、不掩蓋矛盾，真誠溝通、迎難而上，才能順應民心、調動民智，為改革贏得更好未來。

魯迅先生曾說過，“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動力。30多年前，正是回應人民期待、尊重群眾創造，我們開啟了中國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對更加艱巨復雜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一步一步擴大共識，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贏得最廣泛的支持和最真誠的擁護。（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