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同命同價”問題的法理學分析

對“同命同價”問題的法理學分析

［摘要］人們長期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同命同價”問題終于在2010年的兩會上初見端倪，《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了我國關于死亡賠償將實行統一的標準，“同命不同價”從此將退出歷史舞臺，這無疑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具有重大意義。然而，從法理角度究其實質，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這一具體國情，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法的公平、正義等價值，要達到真正的公平，“同命同價”僅僅邁出了第一步，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鍵詞］“同命同價”；死亡賠償制度；法理學

［中圖分類號］D924.3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1）014-0123-02

一、我國當前死亡賠償制度的現狀

我國在因特殊事故中造成死亡的賠償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同命不同價”原則，也就是說在同一事故中造成數人死亡的，對其死亡的賠償標準因人而異。具體說來，我國的“同命不同價”現象，表現在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上有“三個不同”，首先是戶籍不同，賠償標準不同。同樣的生命遭受損害后，因為戶口不同，賠償金額差別懸殊，一個農村居民死亡得到的賠償金額至少比一個城鎮居民少10萬元。其次，行政區劃不同，賠償標準不同，上海和天津或是廣東，賠償標準千差萬別。第三，不同行業領域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如近年來各地煤礦企業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普遍確定為20萬元左右，航空運輸承運人對每名旅客的死亡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40萬元等。在司法實踐中，我國司法機關一般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司法解釋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這個司法解釋確定了城市和農村兩個賠償標準，而城鄉收入差別巨大，因而出現了賠償數額上的巨大差別，“同命不同價”由此而生。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人口流動的普遍加強以及人權意識的不斷提高，這一賠償原則已經明顯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前進步伐，人們紛紛呼吁“同命同價”，要求社會公平、保障權利平等、維護生命尊嚴。由此，我國的“同命同價”賠償制度誕生，新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了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

二、從法理學角度分析“同命同價”問題

（一）從法的價值方面看“同命同價”問題

法的公平價值一直被認為是法的最高價值，也是最重要的價值，它體現了人們對法的真實需求，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法的作用。法要實現其價值，必須要公平。但是何謂公平、公平的標準是什么、有沒有絕對的公平等問題，在現實中很難準確定位。由于人們的利益需求不同，法律在保障人們權利時也不可能完全平等，難免造成一部分利益受損，這并不能代表法律是不公平的，法律在兼顧公平的同時也要注重正義、效率等其他價值，發揮其最大限度的作用。而所謂的“同命同價”所追求的公平卻恰恰成了絕對公平，違背了法價值規律。因為根據該法的規定，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造成生命損害的主體是什么樣的身份，其死亡賠償將實行統一標準。在我國，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的是地區區域、行業、部門以及個體發展的極度不平衡，這也就意味著不同的人在不同地區區域、行業、部門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不同，其平均收入也會截然不同，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影響也會不同。那么如果在同一事故中對不同地區區域、行業、部門的死亡賠償標準時統一的，那么具體數額將必定會按照某一方的標準或者是第三方標準來確定，這勢必會對一部分人造成不公平。雖然這種不公平不能表現出來，但是它是內在的、實質的不公平。而“同命同價”標準只體現表面的公平，其實質是不公平的。試舉一例說明，在同一車禍中死亡的一普通農民和一東部城市工作的較低收入者，對其賠償如果是按照統一標準進行，那么，此標準應該如何確定。如果按照東部城市的賠償標準進行賠償，勢必造成對在該城市工作者的不公平。普通農民和城市工作者在生活中的價值是不同的，農民雖然收入少，但其在農村生活的壓力也小，在農村生活也比較容易，其創造的社會價值也會小些，而城市工作者在城市生活中的壓力比較大，其付出自然比較多，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創造的社會價值也比較大。按照同一標準進行賠償，將會導致內在的、實質的、宏觀的不公平，但是從表面來看卻是公平的。相反，如果按照農村標準進行賠償，顯然對城市工作者更加不公平。如果按照第三方標準，那么該標準如何確定，該法并沒有規定，如何尋找一個公平的途徑，不僅要靠立法來保障，更應靠高水平的執法來靈活的實施，實現法的最大的公平。

（二）從立法技術方面看“同命同價”問題

新的《侵權責任法》規定：在處理重大交通事故、礦山事故時可以不考慮個人差異，而采用“一攬子”賠償方案，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這一法律規定突破了既有司法束縛，改寫了城鄉居民、不同地域居民“同命不同價”的慣例，填補了部分“權利空白”，體現了對生命平等權利的尊重。但是，從立法技術方面仔細加以分析，似乎經不起推敲。

一方面，《侵權責任法》中關于“同命同價”的規定只有一條，即“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大家稱之為確立了“同命同價”原則，其實它算不上原則。原則是必須遵守的，而“可以”則不是必須的。如果這一法條中用的是“應當”，那就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有關部門和相關人員必須遵守。而“可以”的具體結果取決于侵權責任事故處理部門的自由裁判。換言之，這是一個授權性規范，即任意性規范，而不是一個命令性規范。也就是說，“可以”意味著可為或不為，如果沒有其他法律解釋加以限制，那么“同命同價”形同虛設。一旦利益主體對其追求的利益出現分歧時，“可以”將使其更加糾纏不清。

另一方面，《侵權責任法》中關于“同命同價”的規定仍然帶有附加條件。首先，只有在處理重大交通事故和礦山事故時才可以適用該規定，也就意味著不同事故、非重大事故的賠償標準仍未統一，兩起相同或類似的事故的賠償標準不一定統一，在非重大事故中的賠償標準也不一定統一。這樣就會給執法留有很大的任意余地，造成糾紛不能合理的解決。其次，《侵權責任法》中只有第十七條來解決不同身份死者的賠償問題。按該條字面上的意思解釋，只有發生造成多人死亡的交通故事、礦山事故等重大事故才時可以不考慮死者城鄉身份、收入高低、地區差異，而采用“一攬子”賠償方案，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法律上講的“多人”一般指大于等于三人，但《侵權責任法》中對“多人”概念并未明確規定，即便“多人”按大于等于三人解釋，在那些死亡兩人的事故中，“同命不同價”的現象顯然仍會出現。同樣給執法留有很大的任意余地，不能真正解決糾紛。

三、對我國死亡賠償制度的設想

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對損害了的生命進行賠償只是對生者的心理撫慰和經濟補償，是對人們尊嚴的一種維護。那么，既然是補償就應該是有價的，能決定該標準的不僅僅是一個“同命同價”就能解決的問題。目前學術界一直在“同命同價”與“同命不同價”之間爭執，而事實上，生命權要得到維護，并不能單靠同價就能解決，也就是說法律的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在很多情況下是沖突的。如何達到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得到相得益彰，最重要的是要構建人性化的賠償制度。

首先，制度要規范化、科學化、合理化。法律規則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規范化，具有強制性，不能給執法者留有太大的自由裁量余地。在死亡賠償制度的規范中首先要達到制度的規范，如果制度不夠規范，執法者在裁判糾紛的過程中就擁有一定的自由發揮空間，由于執法者的專業素質和情感的差異，就會導致糾紛處理的結果不一致，同樣會導致生命權得不到平等的保護。制度設置必須科學合理，是否“同命同價”就一定公平在學界任然意見不一致，在我國這樣一個區域、行業、部門以及個體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國家，要達到不同權利主體的共同公平，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只有在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沖突中尋求公平最大化，才是科學合理的。呆板的公平其實是最大的不公平。

其次，司法解釋要及時跟進。在新出臺的《侵權責任法》中，關于死亡賠償制度的規定，如果沒有法律解釋予以規定，顯然是一個無法執行的規定，是一個達不到真正公平的規定。在實踐中，“可以”以及“重大”、“多數人”是很難準確界定的。只有隨著社會經濟以及法律的發展，不斷做出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解釋，才能保證生命權得到公平的保障。

雖然《侵權責任法》在力圖彌補城鄉死亡賠償標準差異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走出了令人欣慰的一步，得到了人們的歡迎和贊賞，但是，該規定并沒有終止“同命不同價”的紛爭，在今后實施該法的過程中，沖突與糾紛將依然存在，在沖突與矛盾中能否找出更合理的辦法來維護生命權的公平保障，還需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參考文獻］

［1］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王佳茹．對死亡賠償金中“同命不同價”規定的若干思考［J］．法制與社會，2007，（11）.［3］顧駿.同命同價的邏輯依據與生活支撐[N].光明日報，2008-5-6.［4］張新寶.侵權死亡賠償研究[J].法學研究，2008，（4）.［5］胡建勇．“同命同價”與“同命不同價”［N］．人民法院報，2007-1-4.［6］陳海濱，周小鷗．從死亡賠償金看生命權的平等［N］．人民法院報，2005-11-18.

第二篇：“同命不同價”的思考

“同命不同價”的思考

在XX鎮人民調解工作室平時的工作中經常會遇到一些工傷、醫療事故的賠償糾紛。在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的條件下主持調解，但是其中調解人員會不可避免的遇到一個問題——同命不同價。

因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不同，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賠償標準間的差異也很大，在2003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9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這條規定常被視為“同命不同價”的問題根源。而戶籍成為判斷是否城鎮或農村居民的主要證據。

目前的侵權類案件中，工傷事故、醫療事故案件，尤其是交通事故案件占到很大比例，其中不少涉及到死亡賠償問題。其中，“同命不同價”一直是公眾極為關心的話題。目前，中國死亡賠償標準一直是“各自為陣”。同樣的案件，省區市之間實施的標準可能不一樣；省區市和所轄各地的標準可能也不一樣；同一省區市內的各個地方標準也不一樣。同樣是生命，但獲得的賠償額相差甚遠，確實很不公平，這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對于“同命不同價'現象，在現在看來，已經過時，存在很多弊端，有更多的不合理性。無論是從生命的價值，或是從家屬和當事人受損害的程度上來看，其危害都是一樣的，應該給予“同命同價”，但是由于以前的標準不統一，結果出現在同一事故中，都是造成了死亡的嚴重后果，但是賠償的標準大不一樣，賠償的結果大相徑庭。這種人為地將生命分成等級的做法，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人生而平等，生命無貴賤之分。目前，這種異常現象，在社會上引起了公眾頗高的反對聲，許多民眾認為“同命不同價”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死亡賠償金與其說是對死亡的“賠償”，不如說是對生命的敬畏。這樣的“賠償”，從物質經濟上可以并不豐厚，但在情感上絕不能被人為地分成三六九等。否則，那就不僅是對具體的死者的羞辱，也是對包括賠償者在內的所有人的羞辱。國家賠償法、消費者權益法等法律中已經實現了賠償標準的統一，為什么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等少數的幾個領域還要堅守“同命不同價”？

第三篇：重慶擬推城鄉居民車禍同命同價

輝縣付吉中---農村居民出車禍后，只要符合條件，就可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賠償。昨日，市高院就即將出臺的《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召開新聞發布會。

據悉，目前在同一交通事故賠償中，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相差接近四比一，也就是說，在同一次車禍中死亡，城鎮居民可獲得20萬元的死亡賠償金，而農村居民只能得到5萬元。

即將出臺的指導意見為，凡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一的農村車禍受害人，計算賠償數額時可按城鎮居民處理：

1、以本人是否在城鎮購買住房為標準。本人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已經在城鎮購置自有住房并連續居住一年以上，且有穩定收入的;

2、以配偶或其他近親屬是否購買城鎮住房為標準。配偶、父母、子女在城鎮購置自有住房，本人與其在該房連續居住一年以上，且以其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

3、以在城鎮中租房居住的年限為標準。如果戶籍登記地在農村的受害人，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已經在城鎮連續居住三年以上，且有穩定收入的，在計算賠償數額時可按城鎮居民處理。

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長黃燦波說，制定以上3個條件的理由是，生活中，進入城市生活多年的農村居民，除戶口外，其收入、消費等與城鎮居民完全一樣，應該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進行賠償。

《指導意見》解讀

撞倒環衛工賠償要加大

據了解，去年，沙坪壩區有20多起環衛工人因公發生交通事故，南岸區法院交通合議庭每年也有20多起環衛工遭撞的案件。此次征集意見稿，特別保護清掃路面的環衛工。如果環衛工正確穿著反光背心，遵照相關規范時發生車禍，駕駛員將承擔更大的賠償責任，如果環衛工人違反作業規范的，則可酌情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賠償責任。

精神損害賠償10萬為上限

此前，在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具體的個案中，一般沒有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此次征求意見稿規定，今后將酌情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長黃燦波說，在確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時，必須考慮過錯程度等具體情況，由法官在個案中針對不同情況自由裁量。據了解，在具體審判實踐中，我市法院一般以10萬元為精神撫慰金的上限。

私下達協議法院可撤銷

針對部分當事人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私下達成賠償協議，而后又因協議不公對簿公堂現象，征求意見稿指出，對于顯失公平的賠償協議，法院將依法撤銷。

第四篇：法理學分析

大學生就業學歷歧視現象的法理學分析

摘要：本文以法理學基本理論即法的價值取向、法的作用、法的實施等幾個方面對大學生就業學歷歧視現象進行了法理分析，并據此提出了糾正這種歧視性就業現象的對策建議，主要是從政府法律規制、企業招工模式和勞動者權利三方互動中努力。

關鍵詞：學歷歧視 法理學

一 案例導入

1、學歷門檻下的就業難

2012年9月以來，汕頭大學09屆法學畢業生王飛通過網申投遞簡歷，然而在他有意愿的十余家大型企業中，一半以上企業對畢業生的院校背景有硬性規定，非211的同學連投遞簡歷的機會都沒有，這讓他感到“忍無可忍”：“好比參加一場跑步比賽，非211、985的同伴們被直接攔在了賽場外，失去了同時起跑一決高下的機會。”在經過醞釀后，王飛于11月29日通過網絡發出呼吁：對用人單位“211”“985”生源要求的歧視說“不”！王飛說：“‘211歧視’是一件關乎大學生切身利益的事情，單純的抱怨或一味的忍受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但通過一件件小事去引起大家的思考，狀況會越來越好的。”據了解，“211工程”和“985工程”是我國上世紀90年代先后在高等教育領域重點建設的項目。截至去年3月，全國一共有112所“211工程”，廣東有4所，分別是：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最新的“985工程”院校一共有39所，廣東有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2所入選。據統計，中大、華工、暨大、華師四所院校明年畢業生一共才36000人左右，本科畢業生為24000人，研究生1.2萬人。而2013年廣東省高校應屆畢業生總數有42.3萬人，四校畢業生只占我省畢業生總數的8.5%，如果用人單位只要“985”、“211”畢業生，那么90%的畢業生勢必找不到“飯碗”。

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副處長謝向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企業在招聘過程中將一些與崗位本身無關的要求列出來，是絕對不合理，也不允許的行為，限制了一部分畢業生的權利。但他表示，“這是個別單位的個別行為，要另案處理。”王飛認為，2008年1月1日正式實行的《就業促進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我們之所以要求這樣的權利，是因為沒人可以證明經過四年的再積蓄之后，非211、985的學生在就業能力方面就必然低于985、211學校的學生。”王飛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目前他集中收集了幾個企業的招聘廣告等資料，已留有證據，同時也在聯系國內著名法學教授幫忙出具法理分析，更好地佐證歧視的存在及其不合理，預計明年1月份訴訟。“畢業前，去一趟法院是我的心愿。”

2、學歷歧視的含義及出現的原因

歧視作為一個概念基本含義人們能夠予以感知，但是其內涵與外延人們尚存爭議。勞動經濟學的學者往往將歧視與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他們認為招聘歧視是指具有相同生產率特征的工人僅僅因為他們所屬的人口群體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或者說是在勞動力市場上對工人與勞動生產率無關的個人特征的評價，即判斷是否有歧視存在的一個關鍵標準就是區別對待是否有合理的職業要求，如果是基于個人優點和能力的區別不構成歧視，而如果是區別對待明顯缺乏客觀性及合理性，則構成歧視。案例中的學生王飛由于簡歷無法通過有學歷這一硬性條件的網申，而不能獲得一次去理想企業求職的機會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就業中的學歷歧視現象。

在實際生活中，學歷歧視現象普遍存在，以之為硬性條件的招聘需求，成為部分畢業生難以邁過的門檻。而對于招聘歧視現象普遍出現并趨于嚴重的原因，一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勞動力市場上，由于用人單位無法在雇傭勞動力之前辨別勞動力的生產率的大小，因而將文

憑視為應聘方向雇傭方傳遞的一種代表其生產率大小的市場信號,因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文憑歧視和院校歧視的行為。二是，隨著高校擴招和畢業大學生人數的激增，就業崗位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就業供給與就業需求之間的不均衡日益嚴峻，激烈的競爭中，給了用人單位更多的選擇權，而就業者日趨處于被動選擇的地位。三是，法制的缺失和大學生個人的權利意識淡薄導致學歷歧視大行其道。面對學歷歧視，一方面，我國缺乏明確的反就業歧視的成文法，缺乏有力的制度和法律約束，另一方面，大多數受害者一般都或者不去追問其合理性，或者明知遭受歧視而忍氣吞聲，像案例中的王飛一樣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權利的例子太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學歷歧視等招聘歧視現象大行其道。

二 學歷歧視的法理學分析

1、學歷歧視有違社會正義的法治原則

正義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羅爾斯說，公平是正義的基礎，正義不外乎公平，而公平包括三個內容，一是權利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應保障我國公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權利，公民不得因民族、身份、職業等而受到歧視。二是機會公平，所謂機會平等，是指社會成員在如何解決擁有作為一種資源的機會問題時應遵循這樣的原則，即平等的應當予以平等的對待，不平等的應當予以不平等的對待。三是分配公平，每個人應當按照其對社會、對團體、對組織的貢獻來分配其應得的東西。

就業機會的平等是每個人需要發展和追求幸福的條件，如果一個外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卻由于就業中存在嚴重的就業歧視，由于個人能力之外的、與工作無關的的因素導致無法獲得平等就業的機會，這是很不公平的，且有違公平正義的客觀要求的。這不僅僅是對社會一種嚴重的資源浪費，對就業者的人生和幸福是很大的打擊，更是對人格尊嚴造成嚴重的傷害。案例中的學歷歧視使得非重點高校大學生王飛不能獲得與其他勞動者均等的求職機會，而使以他為代表的普通高校的學生群體不具有與“985”“211”院校學生平等的機會。案例中，他未經任何考核，僅因其學歷背景而直接拒絕接受其簡歷嚴重損害了其平等就業的權利。

2、學歷歧視是一種違法行為，相應企業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按照行為與法律的要求是否一致，人們的行為分為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合法行為指行為人實施的符合法律規范要求的行為；違法行為指違反法律規范的要求、應受懲罰的行為。法律規定了行為人的權利和義務，法律責任要求法律范圍內的組織和個人嚴格依法行動，對于違法行為，當事人或組織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的具有強制性的不利后果。

我國政府十分重視對勞動平等權的保護，制定了大量規范性的文件。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針對就業歧視的法律規定主要由以下法律規范構成：《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為我國勞動法的立法依據和重要淵源，是對我國勞動者平等權利保護的最高位階的法律；《勞動法》是我國建國以來第一部全國統一的綜合性的勞動法律，其第12條、第13條分別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就業促進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此外，《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第11條規定：“用人單位在招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不適合從事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民族、種族、宗教信仰為由拒絕錄用或者提高錄用標準”等為有效地禁止、杜絕就業歧視行為和真正實現就業平等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規定表明，以任何無關職業內在能力要求的外在因素剝奪勞動者平等就業機會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本案例中，這也是王飛能夠利用的法律武器，他的證據如果能夠證明相關企業確實違背了以上法律規定的要求和原則，是可以主張自己權利，并運用法律武器懲罰企業不合理行為的。

3、法律調節實現利益協調，助推就業公平的社會風氣

認識和協調利益是立法的核心問題，法律通過設定權利和義務，通過自行調節和強制性

調節尤其是強制性調節，實現利益的再分配，達到糾正社會畸形的目標，使個人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得到有效保護。在我國，因就業歧視引起的社會分配不公和人格不平等現象的普遍，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給目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造成極大威脅，甚至帶來訴訟、自殺、暴力乃至兇殺等案件。《反就業歧視法》是落實憲法保障人權和公民平等的勞動權的重要成果，通過健全立法和法律的有效執行，有利于糾正社會用人歧視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公的現象。此案例中，當王飛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直接導致自己的就業利益受損時，選擇收集證據，利用法律救濟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為更公正分配社會的利益而爭取，體現了法律的獨特作用。相比于道德，它更能其道立竿見影的效果。

4、法律實施影響就業維權，導致學歷歧視缺乏強制約束

法律實施是將法律規范的要求轉化為人們的行為、將法律規范中的國家意志轉化為現實關系的過程，是使法律規范的抽象規定具體化、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過程。由于執行主體、體制和法律方面的原因，會導致法的實施結果與立法目標不一致，難以產生糾正效果。就本案例來說，一是，我國現有關于勞動就業法律法規由于不完善、操作性不強導致針對就業歧視問題的法律決策無法得到有效實施，尤其是在原則性規定之外，缺乏其他法律方面的配套機制。二是，一些地區采取地方保護主義，制定了一些歧視性的就業政策，這就使得缺乏反就業歧視的有力執法機構。重點高校實際上地方政府為了本地人才戰略而花巨額投資的教育高地，作為地方執法機構的地方政府并無意愿阻礙學生扎堆報考重點高校，且無動力防止求職中的學歷歧視行為。基于以上原因，盡管有一定的關于就業歧視的立法原則，但其實施績效不明顯，導致教育不公及由此帶來的求職歧視普遍存在于大學生就業中。

三 糾正學歷歧視的對策建議

解決學歷歧視問題，需要國家的公平規制，也需要企業的理性用工，更需要培育就業者權利意識，在三方的互動中才能使問題得到緩解。在工業化國家，三方的互動有不同的形式，大都取得了成效。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就國家規制而言，一是需要填補立法和政策空白。“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視”的規定，應該增加社會身份、健康狀況、年齡、身體特征等規定；二是加大現行法律對企業就業歧視的處罰力度，我國的就業法屬于初級階段，就業歧視問題長期以來不是國家勞動立法的關注點，我們當然不可能像歐美等國家一樣建立非常完善的制度，但政府等部門有必要加大就業歧視的處罰力度，對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法律后果等進行明確的規定；三是逐漸改變行政主導的高效辦學模式，放開教育公平，防止地方保護主義，以此帶動實現求職公平。

其次，就企業用工而言，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招聘行為，充分尊重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一是，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自發杜絕歧視性的招聘模式，制定科學的人才識別模型，降低簡歷初始識別的門檻，這樣更能夠充分保護畢業生就業平等的權利，在選擇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畢業生對于崗位的勝任力，而不是其院校、學歷等外在因素。二是加強上崗后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就業援助，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

再次，就培育就業者權利而言，要提高自己的維護權利的意識，自覺識別和發現歧視性的招聘行為，對于明顯違法的差別對待用工行為，要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在美國，法律能夠保障就業者受到歧視后進行訴訟，在德國，由于有工人運動的傳統，就業者權利受到比較健全的法律保護，社會身份、性別、宗教信仰等形式的歧視很少發生。

此外，有些企業并不知道自己設置的招聘條件已經涉及就業歧視，只是根據自己以往的招聘經驗設置條件因此需要政府、媒體加大引導和宣傳力度，促使用工企業調節自己的招聘模式，逐步改變不公平的招聘模式，更科學合理地識別出適合企業發展的人才，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五篇：精典同命同價案例：湯某某重大交通事故賠償糾紛案

精典同命同價案例：湯某某交通事故死亡賠

償糾紛一案

案件性質：民事訴訟

案 由：交通事故賠償糾紛

當 事 人：2014年1.11案混凝土車輛重大死亡事故死者家屬 承辦人員：林旭傭律師[福建華忠盛律師事務所] 案情簡介：

2014年1月11日17時15分許，莆田市****混凝土有限責任公司的員工楊**駕駛閩B*****重型混凝土車輛從莆田往黃石方向經荔港大道匝道處與胡****駕駛的閩B*****,二輪摩托車發生碰撞，造成二輪摩托上車上乘客湯****、林****兩人當場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因為事故發生地就是在體育場前的立交橋處發生，當場兩條活生生的生命就這樣沒掉，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肇事司機于事發后被荔城區公安分局依法刑拘。

后死者家屬與車主、混凝土公司在賠償上未能達成一致，至起訴到人民法院。本律師在接待死者家屬后，問明爭議焦點后，接受死者家屬的委托要求。雙方的爭議在于：死者湯某某系農村戶口，是否應當按照城鎮標準來賠償？車方與公司方面只同意按照農村標準給予湯某某賠償，無法按照城鎮標準賠償。而死者家屬認為賠償標準過低，從情感上無法不能接受。本律師在知曉死都林某某與湯某某系父女關系后，大膽提出同命同價的觀點，認為湯某某可以按照城鎮標準賠償。當事人經認真思慮后決定，接受律師的建議，遂委托律師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主張，通過法律維護合法權益。

[起訴狀摘錄]

訴 訟 請 求

（一）依法判決五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死亡賠償金、被撫養人生活費、喪葬費、交通費、處理事故家屬誤工費、精神損失費等各項經濟損失,扣減已支付的部份事故預付款，共計人民幣634436.1元。

（二）本案的訴訟費由五被告承擔。

事

實

和

理

由

2014年1月11日17時15分許，莆田市****混凝土有限責任公司的員工楊友權駕駛車主為于海豐的閩B****重型特殊結構貨車從莆田南郊往黃石經荔園路、荔港大道匝道處與胡****駕駛的閩BRH358,二輪摩托車發生碰撞，造成摩托上車上乘客湯****、林****兩人當場死亡的交通事故。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交警大隊做出的莆公交認字【2014】第00005號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中做出如下認定：楊友權承擔本事故主要責任；胡****承擔次要責任；湯****、林****不承擔責任。本事故給原告造成的損失有：死亡賠償金554688元（滿62周歲）、交通費12000元、被撫養人生活費37009.6元，誤工費6000元，喪葬費24738.5元，精神損失費100000元，共計734436.1 元。扣減原告在荔城交警大隊已領取的事故預付款10萬元，五被告共還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634436.1元。

被告楊友權系為被告莆田市****混凝土有限責任公司行使職務行為、被告于海豐系閩B****事故車輛的車主、被告中國****保險有限公司海口市分公司系肇事車輛的承保單位，鑒于本起事故是共同侵權所致，因此五被告應對上述賠償款承擔連帶責任。兩原告均系死者家屬，原告林****系死者湯****的兒子，原告林****系死者湯****的母親，白發人送黑發人，五被告應對上述兩原告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為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特向貴院提起訴訟，請求貴院判如所求。

此致

莆田市荔城區人民法院

具狀人：林某某、林某珠

2014年6月 1 日

律師辯論意見（節選）：

關于各項目賠償的問題。現本代理人就賠償的具體問題發表具體意見。

（一）關于死亡賠償金554688元的問題（滿62周歲）。

1、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因此，本案受害人湯****的死亡賠償金，應同樣地參照城鎮標準予以賠償。

2、受害人湯****與受害人林****系父女關系，父、女同在本起事故中死亡，作為同一個家庭的兩個成員，不可能父親和女兒的賠償標準采用兩個標準，同命不同價，有背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3、《侵權責任法》的該第十七條規定的多人，不能像被告所說的應理解為3人以上。因為，其

一、沒有哪一條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該多人指的是三人以上，任何人在法無明文規定的前提下，不得人為地增加限制條件；其

二、《侵權責任法》規定的多人死亡，采用同一標準，其立法原意是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避免在同一事故中，因城鎮與農村戶口差異產生的不平等的賠償結果。很多人理解為多人應指三人以上，其是受刑法中專門針對部份類型犯罪的司法解釋在刑事量刑的規定上有做了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僅是針對刑事犯罪的。《侵權責任法》還未出臺司法解釋，作為一個法律專業人士，將專門針對某類犯罪的司法解釋的規定，運用在《侵權責任法》上，是不是有點張冠李戴，而且在套用的結果出來后，會顯得是何等的荒唐!如果理解成為多人，那么是不是說要死得更多，才賠得更多。這樣的理解，是不是顯得異常荒唐無比，同時也是對死者的一種極不尊重的表現!

4、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兩人以上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的，在國內已經有相關判例!

案件結果：

本案經律師的不徹爭取，在取得法官的支持后，法官以及本律師與五被告人做了多方的工作。在經過幾次的協商之后，后各方最終當成賠償協議，協議最終按照城鎮標準達成賠償具體數額!當事人對于案件結果比較滿意，協議的結果對死者家屬也算是一種安慰，給死亡一個交待、一個尊重。雙方能達成協議，更是社會和諧的一種表現!

福建華忠盛律師事務所

林旭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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