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理學對學習部門法的重要性

法理學對學習部門法的重要性

班級：12法學（3）班學號：2012335720083姓名：鐘日好

法理學是現代法學知識系統的重要學科和組成部分，也是法學課程體系的主干和基礎。法理學則屬于“理論法學”中的牽頭性學科。理論法學屬于思想性、思維性學科，它相對區別于法學中的直接以具體法律為研究對象的部門法學。當然，這樣講并不意味著部門法學不需要理論性，而是就其主要特點和功能而言。法理學中的“理”字，本身就標明了這門學科是一門理論性學科。這里的“理論性”，主要是指它的“思維性”，說明它是一門思維性科學。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它具有哲學的特點。法理學可能回答的不是法律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比如案件如何審理，程序如何進行，引用何種法律，適用何種制裁等等，它所關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問題。而對這些原理性問題的分析說明，則必然是理論性的和思維性的。法理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概括性。法理學的概括性是指它將許許多多個別的、具體的法律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從中概括出一些帶有共性的、普遍性的結論，這種結論對那些具體的、個別的法律現象具有普遍性的闡釋作用。法理學則在多樣性的具體的權力形態基礎上，概括出、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權力理論，而對許多具體權力形態的研究則分屬于具體法學。例如，對立法權力的研究屬于立法學，對司法權力的研究屬于司法學，對行政權力的研究屬于行政法學。

法理學則在具體權利形態基礎上，抽象出、概括出具有普遍闡釋力的一般權利理論，而對每一具體權利形態的研究則根據其權利屬性分別由憲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經濟法學等去作深入剖析。再如關于法律關系理論，在法律實踐中有憲法法律關系、民法法律關系、刑法法律關系、行政法法律關系等，而法理學范疇中的法律關系理論，既要建立在這些具體的法律關系理論基礎之上，又要從其中抽象出帶有共性的，能夠說明、闡釋各具體法律關系形態的一般法律關系理論，這才能真正稱得上是法理學的法律關系理論。

法理學所使用的概念、命題均具有概括性。如法律、法律的起源、法律的本質、法律的作用、法律的價值、法律的發展規律等等，這些概念和命題都是一些概括性的概念和命題。法理學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時，并不具體地去闡釋刑法的作用、民法的作用、憲法的作用等，而是研究作為整體的法律的作用。對具體法律的作用則由部門法學、具體法學去研究。法理學在研究法律價值時，也并不研究具體的法律諸如刑法、民法、憲法、商法等法律價值，而是研究作為整體形態的法律價值。當然，無論是法律作用，還是法律價值，法理學則均須以具體法律作基礎，從中概括出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一般理論學說。離開具體法律實踐的基礎，法理學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對法理學概括性特點的揭示，有助于區分法理學與部門法學的界限及其研究對象，也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法理學與其他法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它們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一方面，法理學離不開具體的法律實踐，離不開部門法學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理學所概括和抽象出的一般法律理論，應該對具體的法律實踐和部門法學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只有達到了“普遍適用性”這一標準，法理學才能真正起到“指導”部門法學和法律實踐的作用。因此，法理學應該是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它有其自己的知識體系，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法理學與部門法學都是法學學科中平等的一員。但它們之間有區別，其中最大的區別是，部門法學是以某個單一的部門法體系為依托和研究對象，而法理學則以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現象為依托和研究對象，視野更開闊、更廣泛。

第二篇：法理學及其與部門法的關系

法理學及其與部門法的關系

宋方青：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我們這一段時間一直在舉行學術講座，我們今天又請到了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中國法理學研究會的副會長葛洪義教授，其實葛教授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我們自家人，為什么說是自家人呢？因為他是我們廈門大學法理學博士點的兼職博導，他這次來主要就是給我們法學法理學專業的博士生上課的，在這個上課期間，我們就想讓他為我們多做一些貢獻，（笑）讓大家可以享受一下他的智慧和知識。我不敢說大家是看著葛老師的書長大的，但應該是看著他的書成長的。葛老師在法理學研究方面非常有造詣，寫的幾本書我們大家也應該都看過了，在我們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教材里頭就有我們葛老師的書。接下來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葛教授。

（掌聲）

葛洪義：同學們好！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廈門大學，就像宋老師剛才說的，我這次來是給博士研究生來上課的，按照宋老師的要求，今天就在這里為大家做一個小的報告，報告的題目就是《法理學及其與部門法的關系》。關于法理學中的這樣一個問題，我早些年還寫過相關的一些文章。為什么現在又談到這樣一個問題呢？其實這里有一個背景，就是今年8月25日在上海開了一個會，這個會是根據張文顯教授的一個想法即要推進部門法學說的發展來召開的，由上海師范大學承辦，在這個會上，來了很多部門法的學者，包括咱們廈門大學法學院的徐國棟教授。在這個會上，明顯就聽到一種聲音，那就是大家普遍認為部門法應該重視法理學問題，應該重視法哲學問題，我想這也是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法理學和部門法關系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這個會議也反映出了法理學和部門法在雙方各自發展的過程中間產生的一種相互需求。事實上，在這次會議之前，應該說我們法理學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已經大規模地開始由部門法入手來寫相應的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關于這種情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查一下相關的網上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的目錄，可以從中看到這樣一個趨勢，就是法學理論專業的研究生，包括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經開始選擇從部門法的問題入手來開展研究，我自己接觸過的就有知識產權方面的、刑法方面的、民法方面的，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訴訟法方面的研究，因為訴訟法跟司法制度聯系在一起，大家知道，法理學者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有相當一部分在集中精力關注司法問題，所以在這一方面法理學和部門法聯系自然是非常緊密的。這是一個方面。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在更早時候就發現，有相當多的部門法的學者開始研究本部門法中間的法哲學問題，包括我們這兒的徐國棟教授關于民法哲學的探討，也包括梁慧星教授用解釋學方法來研究民法解釋學問題，還包括臺灣學者黃茂榮、王澤鑒這些對法律方法和民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當然還有像大家知道的陳興良教授對刑法哲學的研究，由此可見，我們部門法的研究和法理學的研究，至少在相當一部分學者和看來，兩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今天這個報告中，我也是想努力闡明為什么兩者之間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和朱蘇力教授私下交談的時候，他還告訴我一個情況，就是他們北大想在研究生入學的時候統一進行考試，當然他們現在也是進行統一考試，進來以后再各自選專業，用的是這樣一個模式，他說以后他們想取消選專業而采用直接選導師的模式，也就是不再根據學科來劃分專業，比如你是訴訟法的，你是經濟法的，你是民法的，而是你考進來以后，你覺得哪個老師能指導你你就找哪個老師去指導，朱蘇力教授就說，我相信自己指導訴訟法的學生沒有任何問題。相信如果北大能這樣做的話，那么這種模式會在全國范圍內很快地推廣開來。我們說學科之間界限的淡化也是一個趨勢，特別是在博士研究生的階段，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博士研究生，在博士研究生階段，這個問題表現得特別明顯。在美國，就沒有像我們這樣二級學科的劃分，比如民法學的博士、刑法學的博士，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荒誕的劃分，他們就只有一個法律學博士，有些說得準確點就是哲學博士、法律科學博士，他可以研究民法問題，也可以研究刑法問題，但是不管研究什么問題，最后都一定要取得這個學位，而要取得這個學位，就要求他在這個領域的法律理論方面有深入的見解，這樣的一個態勢共同地匯成了目前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的主題。我就想借這個機會，向大家報告一下我關于這個問題的想法，也就是為什么法哲學也好、法理學也好與部門法之間會存在密切的關系，是它們之間的什么特性使它們相互之間可以發生如此密切的勾連。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報告這個問題的由來。下面我們就分三個方面來談這樣一個問題。

第一個方面，我們要談的是法理學。法理學是對各種法律具體問題的深入的理論研究，這是關于法理學的一個基本觀點。

在這個基本觀點下，第一個小問題就是，法理學從來都是研究具體問題的，也就是說法理學的問題本身都是從具體問題入手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法學就是研究怎么才能處理好相關的法律問題。在過去意識形態化的背景下，我們通常都把大量的精力都耗費在對某些經典的闡釋上，也就是介紹經典作家關于法律問題的看法，以致于人們認為法理學與現實之間沒有關系，而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我在給博士研究生上課的時候，我就講到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誤解，有很多人認為法理學研究中間只關心一般性的問題而不關心具體問題，因此顯得與顯示脫節，而實際上我們注意到的什么呢？是法理學與我們現實的司法、執法的脫節問題，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問題從來不僅僅是司法和執法的問題。當年法理學在研究時，比如說撥亂反正時期研究法律的本質問題，這是當時最大的政治問題和最大的現實問題，那就是中國是否應該在自己的理論中間清除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但是，它在我們具體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間并不會顯得那么重要，表面上看沒有那么重要，因此大家就說，你們法理學研究的都是這些問題，跟我們的現實無關，而實際上它并不是和現實無關，只不過和我們面對的大量學習法律花費更多時間關注的一些部門法中間的問題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不要忘了，正是這樣一種研究最后導致刑法中間的反革命罪被取消，導致反革命罪不再被使用了，同時也導致我們其他法律中間很多左的東西被取消。所以，法理學其實像法學的其他學科一樣，它們都關心解決法律的問題，所有的這些法律問題都是在現實中間產生的，而且我們還要再強調一點，這些現實的法律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律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理學界的推動，我們有很多同學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是法律問題如具體的糾紛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它和法學還有法理學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說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法律問題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律問題，都是因為人的努力、人的創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問題都不是法律問題，哪怕在有法律的時候，當時我們有婚姻法，有憲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只有這兩部法律了，但是當時存在法律問題嗎？沒有，所有的問題都不需要按法律來處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法律問題就越來越多，到我們現在，許多領域中的問題都成為法律問題了，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其實就是一種推動造成的，是學界的一種推動逐漸地使我們現實生活中間地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及其思想文化領域中間地許多問題都便成了法律問題。一個問題是什么性質的問題不完全是一個客觀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主觀活動的結果。我們很多同學都會覺得事情是客觀存在的，就比如誰和誰打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是不一樣的，兩個人打架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們打架能不能由法院解決就不是客觀存在的了，而是人努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正是由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相當多的學者包括現在的部門法學者在當時積極地參與到法學理論領域的研究中間，最終才推動了中國現在的法制化進程。所以說，法理學是解決法律問題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它關注的問題是不同的，特別是在早期的時候，大家可能更愿意集中地去關注某些方面的問題，以致于人們認為它忽略了一部門的問題，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的學者呈現出了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比如說宋老師研究的是立法學，在我參加過的第21屆和第23屆世界大會上，也就是國際法哲學與社會哲學協會世界大會上，立法法理學都是世界大會的一個重要的主題，今年大會上還獲得一個大會的發言機會，就是說這個問題已經被大會所接納，已經在大會上作大會發言了，那么有的人關心司法，有的人關心某個具體的法律部門中的的法律問題，但是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樣集中關心一個問題，如集中關心經典著作中的一些論述，或集中關心法律的本質，或者集中關心司法，而是開始關心各個方面的問題了。這一點我再說一遍，就是大家應該了解，所有的法學都是面對法律問題的，法理學當然也不例外，它也是面對具體的法律問題的。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中的第一點。

第二點，法理學作為一個學術門類，或者說作為一個學科，它關心法律問題的時候，它的側重點與其他學科是有所不同的，它和其他學科的區別不像部門法與部門法之間的區別那么明顯，它們可能更多的根據調整的對象或者是研究對象來劃分的，而法理學是根據調整的社會關系這樣一個角度來劃分的，法理學關注的更多的是法律問題背后的更具有一般性的問題，對此我有一個概括，叫基本的法律問題。法律問題是很多的，但是許多問題是由一個基本的問題決定的，所以法理學更多的關心的是法學領域的這些基本的問題，而這些基本的問題之所以是基本問題，就在于它可以回答很多具體的問題。我們這里舉一個例子。現在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也是和大家的實際生活相關的，就是我們食堂的飯漲價了，漲價以后，在廣州還引起了一些學生的串聯，就是聯合起來說要罷吃，當然罷也是罷一頓，不可能長期罷，以此表示對物價上漲的不滿。當然大家都知道，物價上漲也并不是學校食堂造成的，學校食堂同樣是一個受害者，食堂飯菜漲價只是物價上漲的一個反映而已，這就是一個經濟問題了，至少看上去是一個經濟問題，但是在這個經濟問題的背后，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法律問題，為什么這樣說呢？原因就在于食堂的飯菜的漲價背后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人們的消費能力不足，就是說人們口袋里的錢不多，如果錢多的話，那么物價上漲對人們的影響就不會大，說實在的，食堂飯菜漲價對我的影響就不大，我并不是太關心這個問題，為什么呢？因為我的收入對食堂物價上漲的反應不是太大。如果我們大家收入都高一點的話，那這個物價上漲的問題是不是就不會這么突出了，對吧？一定會的，因為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存在，就是食堂飯菜漲價的背后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提高涉及到農民的收益問題，長期以來，我們農民的收益都是非常低的，農民的收益低和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少這兩個問題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政府行為造成的，它不是一個經濟行為，不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是一個政府行為。可能有同學在想，這和政府行為有什么關系？我可以告訴大家，關系非常大，政府把錢拿走的多了，老百姓的錢不就少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上個學期我在這兒作講座的時候就談過這個問題。大家指導政府拿走了多少錢嗎？地方收入的70％多，政府把地方收入的70％多都收到中央去了，地方政府只能留20％多。而國民收入占GDP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呢？一般是20％多。這些數字可能并不是特別有說服力，但是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表述，那就是如果一個企業合法經營而且每次納稅都認真對待的話，那么這個企業是生存不下去的。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應該說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們國家財政收入每年以20％的速度在增加，而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呢，就說十五期間吧，據民間統計只有2％，這明顯可以看出國家的財政增長速度是遠遠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的。如果說一個國家是老百姓自己守著的，那么我相信政府是不可能征這么多錢的，在國外通常有一個政策，咱們廈門大學在稅法研究方面是非常好的，我在這兒說這個可能有點班門弄斧，但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國外征稅的話一般會確定一個額度，就是全部的稅只能占到收益的百分之多少，至于你征哪一個種類，由你自己去征，但不管怎么樣，總額不能超過這個數量。這就是國民財富和政府收入之間的分配問題，這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憲政問題，農民收入同樣也是一個憲政問題。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房子的價格，大家說是不是都很高了？那么房子的價格為什么會高呢？是因為土地的價格高，一畝地拍出來多少多少億，最近廣州就拍出來一塊地，價格是44個億，這塊地是多少畝我忘了，但是平均算一下的話，好像每平方米土地的價格是一萬元左右，那再把它賣到老百姓手里的話價格得是多少啊？而賣出地得錢到哪里去了呢？這里是有一個差價的，本來農民手里是有地的，但是政府從農民手里拿地的時候是征收的，是強制征收的，可以說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征用你的土地，我給你多少錢你必須賣給我，我們說這是強買強賣，但是政府賣這塊地的時候是一個什么狀況呢？就是誰出的錢多我就賣給誰，這個時候又講市場經濟了。從農民手里拿地的時候講的是計劃經濟，而賣地的時候講的是市場經濟，所以政府的口袋里錢很多，這是地方政府的財政，但是地方政府為什么這樣做呢？是因為中央政府把錢都拿走了，地方沒錢了，中央就給地方一個政策，說你自己去賣地吧，賣地得來的錢是你的，所以地方政府收入中最可靠得一部分收入就是這個了。我不知道宋老師有沒有注意過人大的審議書，我在廣州市是和宋老師做同樣的事情的，就是廣州市人大的，我看報告的時候就發現，廣州市政府的收入中有一般以上都是賣地的錢，這就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關系問題了，地方政府如果不賣地的話就沒有錢，沒有錢的話就沒有辦法做事情，它的錢絕大部分都交給中央了，中央手里很有錢，就做轉移支付，這里發一點，那里發一點，出去訪問的時候也給這個國家一點，給那個國家一點，對不對？沒有錢的話這種工作也做不成啊。當然這也是必須的，是必要的，但是問題在于，凡事都要有個度，這個度該怎樣確定，應該收多少，對農民應該怎么樣，土地是農民自己的，在事實上本來土地也就是農民自己的，我們城市中的土地，在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還發過房地產證，現在突然只剩下房產證了，地產證不見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過去，房子你也有產權，土地你也有產權，現在你剩下房產證了，關于地產證，換證換得沒有了，成為國有的了。農民的土地，我們說是集體所有的，但如果真是集體所有的話，那么為什么政府建的房子可以當商品房賣，而農民建的房子就是小產權房呢？政府建的房子不就多了一個政府的章嗎？這兩種房子的房價差多少呢？一半。在北京郊區，如果是政府建的房子，那是需要1萬塊錢一平方米的；而農民自己建的房子，5000塊錢一平方米。實際上即使是5000塊錢一平方米，農民也非常富裕了。為什么我們的農民長期以來富裕不起來？因為就是最后的土地也成為國家的了。所以說這個問題背后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或者說簡單的憲法問題，其實是一個基本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間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這個問題要不不解決，那其他所有問題都只是一個表面問題，你可以寫一篇很大的文章來論證這些問題，但是背后的那個問題要是不弄清楚，那么這些問題你就講不清楚，而法理學關心的就是這樣一些基本問題，由政府和人民的關系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小問題。不知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廣東佛山那邊有一座橋塌了，就是九江大橋，被船一撞，一個橋墩就不見了，一截橋就下來了，最近好像有好幾個橋都掉下來，所以大家開車的話，要是開到橋上可一定要小心，看看前面還在不在。（笑聲）那個事件非常有意思，橋被撞斷了以后就向保險公司索賠，保險公司就問他們說你們損失有多大呢？他們說損失很大啊，我每年收入是4000到5000萬，這樣以來，廣東省有一個政協委員就出來了他叫王則楚，關于這個人，我覺得歷史應該把這個人記錄下來，為什么呢？因為廣州原來有一座橋叫洛溪大橋，是通往番禺的，大橋向過往車輛收費，這個政協委員每天就盯著這座大橋，向政府說這座大橋收費收夠了，為什么還要再收呢？天天去說，結果說道最后，政府也不好意思了，說算了，不收了。（笑聲）這是一個老百姓、一個政協委員通過自己聯合其他委員的行動，使一座政府修的橋停止收費的事例，這在中國還是第一例，這在過去是沒有過的，在過去，收錢的地方一直是收下去的，哪兒能自己停了呢？但是現在王則楚出來了，把洛溪大橋搞得不收費了，現在又盯著九江大橋了。王則楚說你這個不對啊，根據你上市公司的報告顯示，你這座橋建設時花了9000多萬，你一年就能收5000萬，那么說的話兩年你的成本就回來了，三年你的利息也全都還完了，但是你已經收了10多年了，而且在收到11年的時候又把橋賣給了一家香港的公司，和香港的公司簽了不知是30年還是25年的收費合同。插一下，我們中國的路有兩種，一種是政府修的，這種路嚴格按照貸款修路收費還貸原則；還有一個是經營性的路，就是公司投入的，按照對待經營性公路的政策，是可以收費的，政府把錢收完了，按照政策不能再收了，就把路賣給一個公司，公司繼續去收費，誰來監管？全世界80％以上的收費公路都在中國，一出門就要交費，宋老師開著她的靚車每天走來走去都是要交錢的，廣州也是，到處都要交費，根據工作需要，我每天都要從廣州大學城把車開出來，可一開出來每天就是6塊錢的路橋費，這還是最近、最方便的路；如果稍微跑遠一點，到深圳去，那來回就得70塊錢的路橋費，我們就是按照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生活在這兒，在這樣一個狀態中間，很多的問題就存在了。如果說我們作為人民，有決定權的話，我相信我們是不會同意這種做法的，我們怎么可能會讓一座兩年就收回成本的大橋收30年的費呢？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的，但是在不需要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它就可以收。剛剛我們說的這些問題，有行政法的問題，有民事法律的問題，而實際上這樣一些問題統統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就是說所有問題的背后都有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支撐另一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能比，較有力的說明你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地方，只有這樣，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才比較有說服力。如果我們很表面的去看一個現象或一個問題的話，那么我們對這個文革問題的解答通常就不會那么令人滿意，特別是我們研究生在寫文章的時候，害怕的就是就事論事。很多年前，我帶過一個研究生，他寫了一篇論文，我就說他這篇論文寫得不好，他還對我有意見，后來他也留在廣州工作，見到我的時候總要請我吃飯。他當時寫的是一篇什么論文呢？寫的是《論行政規章》，但是他是怎么論行政規章的呢？是說我們國家的行政規章是誰制定的，都制定了哪些，大概分為幾類。我就對他說，作為法理學的研究生，至少應該寫出有點理論水平的文章，不能光介紹啊，但是他當時不太高興。但是實際上寫文章總得有個問題，我們得看行政規章中間存在一個什么問題，我們不要說有什么行政規章，哪些國家機關能制定，這些東西不需要研究，只要把立法法拿出來一看就知道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研究行政規章在施行過程中間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把這個問題找出來，然后再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這才是一篇論文，這樣就有觀點了。我們有很多同學寫論文不是從論的角度，有的當然也叫論，但是這個“論”論得不對，他是怎么論的呢？現狀、對策，就完了。我相信我們很多的研究生寫文章都會寫成這樣，寫了很多的對策，但對策是咱們想的事兒嗎？那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想的事兒，你想也沒有用啊，你只要把問題講清楚就行了，你有話語權的時候才能講對策，可現在你只是學生，你是搞研究的，你沒有話語權，你的責任就是把問題搞明白，而不是急急忙忙的去當智囊，給別人提建議，因為你所有的建議都應該建立在對問題的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所以，我們法理學研究是研究法律問題的，而且這些問題都是很具體的，都是從非常具體的問題出發，大家可以看看朱蘇力研究的那些問題，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他研究的是什么？陜北黃蝶案，一個治安問題，是一個行政法的問題，民警跑到人家家里去沒收人家的黃蝶，結果發生沖突了，于是就把人家給關起來了，就是這樣一個事件。把這樣的一個具體問題拿出來研究，有很多人在參與，其中有搞行政法的，有搞憲法的，有搞刑法的，有搞法理的，他們統統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是可以也是值得去研究的。還有賀衛方教授，他研究復轉軍人進法院，你們說這是個法理問題還是別的什么問題？要是按照我們傳統的學科劃分來說的話，它不知要歸到哪兒。但是我們大家都覺得他們兩個寫的文章挺漂亮的，很有說服力。我第一次見到季衛東的時候是在80年代初，他寫了一篇什么呢？《論法律試行——以破產法為例》，以中國的企業破產法的試行為例，來分析我國的試行制度，直接研究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當然不光法理的可以研究，部門法的也可以研究啊，中山大學的周林彬教授，關于周林彬教授，我不了解他在經濟法領域有多知名，但是他寫了一本經濟分析的書，關于法律的經濟分析，他是國內第一個寫法律經濟分析的書的，他過去是搞經濟法的，現在是搞商法的，他想用商法來分析經濟法，所以說現在學科和學科之間是交叉的。我個人認為不能過于強調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界限，知識原本就是一個綜合的東西，而分工是后來的事情，也就是在知識發展的過程中間才產生了一種分工的需要，最初的知識都是綜合的，這從我們法學這個詞中間也可以看出來。現在的“法學”這個詞是由法律、科學這兩個詞構成的，而為什么這兩個詞合在一起了呢？開始沒有“法學”這個詞，在英語中“法學”就是“法理學”那個詞，后來出現了分工，于是就有了“法律科學”，也就有了各個具體的學科，所以說分工是后來的，而后來的分工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呢？當然，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表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容易造成學科的片面性，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屬于哪個學科的而不應該去做別的學科的事情，這個學科不好意思到那個學科來，那個學科又不好意思到另外一個學科去，總而言之，大家都只守著自己的一塊地盤。前兩天，我有一個學生跟我講，在廈門工作郁悶啊，他每天在銀行里做什么呢？就是有人要在銀行辦個貸的話，他就把那人的資料登到電腦上去。他是研究生啊，可每天就做這個工作，感覺和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差不多了，（笑聲）長期都做這一樣工作，沒有一點樂趣可言，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里頭整天擰那個螺絲一樣。這就是分工的結果，這樣一個分工固然是生產力進步的一個反映，但是它往往會使人忘記一個產品是由各個部件構成的，我們法律方面的產品也是這樣的，所以這一點請大家務必要注意到。現在，在知識產權領域，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推行“三審合一”，就是刑事審判、民事審判和行政審判“三審合一”。在廣州就有一個“三審合一”的試點是天河區人民法院，在深圳也有這樣的一個試點，選擇試點單位，推行知識產權三審合一，現在正在準備推行民事審判和刑事審判的兩審合一制度的試點單位。我們現在的審判不都是分開的嗎？一個民事案件正在審理，中間刑事案件出來了，就把原來的民事案件中斷，這是我們一般說的“先刑后民”，但是這種狀態正在改變，這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說明實務界也意識到過于強調分工是不合理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國外的法庭上，兩個人，一場訴訟，如果在這一場訴訟中當庭出現了違反正當程序的事情，如大聲喧鬧影響法庭的情況，那么當場就給你定罪了，并不是說進行民事審判的法官就不能給你定罪，你妨礙民事訴訟這不是一個民法問題，而是一個犯罪問題，但是民事法官可以定罪。在我們國家，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我們很多案件，只要一說是民事案件，那就沒有辦法了，就束手無策了，結果搞得很多當事人不愿意去執行，不履行判決，但執行庭對此還沒有辦法。有一個法官就介紹了一個辦法，就是怎么把當事人騙出來再把他抓起來，直接送到看守所里，然后在看守所里呆了兩天之后，那人馬上痛快地把錢拿了出來，但是這里有一個技巧，就是怎么把人騙出來。我們地國家機關、司法機關要是靠騙人來辦案子的話，那國家機關的權威何在呢？在美國還有英國，通常的做法是，你欠錢是可以的，沒有問題，誰都有還不起錢的時候，但是你不能欺騙，如果我已經對你這個案件進行判決了，判你應該還錢，那么你可以說你沒有錢，當你可以證明你卻是沒有錢的時候，你還可以宣布破產，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你不能有錢不還而把它藏起來，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是藐視法庭，一旦發現這種情況，那法官馬上就給你定罪了，因為藐視法庭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屬于公法問題了，而欠錢只是個私法問題，所以當你藐視法庭的時候，就是把一個私法問題轉化為一個公法問題了，當一個問題是公法問題時，那國家會全力以赴追究你的責任，你就是想藏也藏不起來。大家可以想象在因為辛普森殺害自己太太而抓辛普森的時候，后面是一大溜的警車，天上是直升飛機，緊盯著辛普森的車，直到辛普森的車因為沒有油而停下來的時候，終于把他逮捕歸案。你跑到哪里去？根本沒有地方可跑的。而我們現在搞到法官要去騙人這種方法，這當然也能表現出我們的法官在執行過程中不屈不撓的精神，（笑聲）表現出對工作的負責態度，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顯示了我們的國家機關的威信實在是面臨著很大的問題。所以，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綜合性的，法律問題本身就是綜合性的，我們要一定把中間問題拆開什么這部分是刑事的、那部分是民事的、這部分是行政的，然后鐵路檢查各管一段，說這個事兒是我的，你不能插手，那個事兒是你的，我不插手，這會給我們處理問題帶來很大的不便，同時，這種情況的出現很可能就是我們的學科分化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按照二級學科來培養，你是刑法研究生，他是民法研究生，就是這種培養方式鬧出來的，因為學校里面的這種劃分會影響到實際部門。所以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知道，學科本身是綜合的，知識本身是綜合的，知識的對象是統一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尋求一個統一的解決方案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法理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解決問題的。這是第一個大問題的第二點，就是法理學是研究法律的基本問題的。

第三點，因為法理學是研究法律的基本問題的，所以它既要按照法學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同時更要依照其他學科的方法，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尤其是哲學的方法。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法理學所面對的是基本問題，而基本問題通常是抽象形成的，所以要對基本的問題展開分析就一定要有一定的抽象能力，而完成這個抽象過程靠的主要就是哲學，同時當然也會借鑒其他學科，比如邏輯學，因為你要進行抽象嘛，而抽象需要邏輯推理，它不像我們看一個實物一樣，比如一瓶水，看得到也能摸得到，是很具體的東西，但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我們看不到也摸不到，我們要對它進行推理，而推理要借助什么呢？就是邏輯。現在也出現了很多用社會學的還有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法律問題的嘗試，希望對法律的基本問題能給出一個更好的解答。所以，法理學在研究的時候，借助的多是一些這樣的方法，原因就在于法理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基本問題，但是這些基本問題來自于哪里呢？來自于哪些具體的法律問題，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什么我們現在的法學博士寫的論文越來越像法理學論文，他不是寫碩士論文，更不是寫本科生的論文，本科生的論文通常比較好寫，概念、特征、意義、對策，就完了，博士論文要是只寫10萬字的話，那別人就會認為太單薄了，怎么也得寫十七八萬，寫得再多一點的會寫二十五六萬，這么多字，總得說點什么吧，所以在理論上就必須得提升，如果在理論上不提升的話而只是就事論事，那么你能費那么大的力氣去說一個問題嗎？其實美國的FGD制度也是這樣，美國一年畢業的FGD也沒有幾個，這些人不能說是什么研究民法的還是研究刑法的，他們就是選擇一個問題進行研究，然后得出結論，那么這些人畢業以后干什么去呢？當教授去。所以說，法理學的研究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和部門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部門法的博士生、碩士生寫論文在法理化，而法理學的博士生、碩士生在寫論文時則開始更多的考慮到部門法中間的一些理論、一些問題，并從中展開研究，我個人也非常鼓勵我們的研究生去研究部門法中間的問題，從部門法中間來尋找問題，當然學者之間更是存在這種情況，很多學者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進行這種嘗試，就是搞法理的去研究部門法中的問題，部門法的學者嘗試寫一些法理方面的論文，這種情況就現在來說，是一種很正常的情況，它的原因，就像我剛才所講，就在于法理學的特點，是它的特點所決定的，因為它是對基本問題的研究，所有領域的問題都是需要這些基本的東西的。這是我今天想向大家報告的第一點。

我想向大家報告的第二點，就是我們通過法理學的研究對象來看一看法理學可能給部門法什么樣的啟示。我們法理學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就從這個研究對西拿過上來看，它就有助于部門法的研究，同時它反過來也有助于法理學者參與部門法的研究。

首先，法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法律，它包括了法律，但又不僅僅是成文法。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吧。我們現在部門法的講授基本上是以本國法為主的，拿刑法學來說，它雖然名字叫刑法學，但實際上呢？我經常開玩笑說，你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知識介紹，民法學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知識介紹，因為它不是一個刑法學、民法學，而只是中國刑法、民法，沒有涉及到別的國家的民法，至少可以說它沒有把別的國家的刑法、民法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它談的都是本國的刑法、民法，既是這樣它還有可能因為課時太少講不完，像刑法肯定有很多罪名是不講的，幾乎有一多半的罪名是沒有時間講的；還有一個就是不應該叫做“學”，因為“學”是指一個學科內的邏輯體系的形成，而不是按照某一個法律的邏輯體系、立法體系形成的東西，學問是按照一個學科內的問題形成的，而我們現在的教科書基本上是按照我們國家的刑法或民法的部分來寫出來的，而像民法是比較散的，里面有很多是不一樣的，但民法中的物權法、合同法幾乎就是按照我國的法律條文來的，法律中的條文在前，我們教科書中的解釋就在前，法律條文中某一個問題在后，教科書中關于這一部分的內容也排在后面，教科書幾乎可以說完全是根據法律條文的體系來的，而不是根據學科內在的體系來的，所以我們說它不好叫做“學”。在早兩年的時候，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徐顯明教授在法學指導委員會的一個會上就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以后除了法理學以外，其他的學科最好都不要叫“學”，因為法理學沒有法律作背景，沒有一個具體的法理學法，所以它不會根據一個什么體系來，而其他的統統都是按照某一個法的體系來的，所以他說把那些都叫做“學”的話感覺不太像，因為“學”應該有一個邏輯上的完整體系，有一個關于學科知識的完整體系，可那些學科沒有，那么叫什么呢？干脆就叫民法、刑法。當然，這種說法后來激起很多人的憤慨，（笑聲）憑什么你的是“學”而我們的就不是“學”？但是我們想一下，這其實是有道理的，因為“學”總得有點“學”的意思吧，可你完全是按照法律來的，就是根據法律一個條文、一個條文這樣排下來的，或者是幾個條文概括在一塊這樣一個部分、一個部分排下來的，沒有一種學科內的聯系。這也可以反映出一個特點，就是部門法的教學活動、研究活動是緊密結合本國法進行的，而且它還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本國法的制約，它基本上是圍繞著本國法展開的，因此它就必然地會受到本國的法律體系的約束，但是法理學卻不是這樣的。法理學的研究視野不僅僅是法律，更不僅僅是這個國家的有效的法律，它的范圍可能更廣一些，它可能他其他的一些法源也包括在內，比如說不成文法，包括我們說的習慣法，同時它還會關注英美國家的判例法，所以說，法理學在進行研究的時候，較之其他法律，它的視野更加開闊，關心的問題更多，它關心的問題甚至會超越現實的法律。比如說當我們研究法律的價值問題的時候，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涉及到一種超越現實法律的法律——自然法。還有人研究法律在社會生活中實際有效的東西，就是帶有法律的“預測”的觀點，什么叫法律？就是對法官將要做什么的一種預測，這種觀點就認為這才是法律。這樣一種關注和傳統的部門法學者的一種關注顯然是不一樣的，所以說，法理學者視野中的法是相對來說比較寬泛的。持這樣一種比較寬泛的觀點去研究法律問題，對問題的研究就會有一種比較鮮明的特點，這一點已經影響到中國當前的法律界。今年不是8月份就是9月份，江蘇省人民法院就召開了一個會議，出面研究習慣法，法官們坐在一起來探討習慣法這樣一個問題，探討民間習慣和司法審判的關系問題。我們學院派的學者經常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把法律學會了之后把它運用下去，這種想法當然是沒錯的，但是它也會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的學習可能會面臨很大的問題，那就是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法律就修改了，我當年有一個同學，同一個宿舍的，當時他經常會向我們展示他的一個成就——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1979年制定的刑法從后面背到前面，（笑聲）但現在還有什么用處啊？刑法早就修改了，都已經修改了10年了，這是一個風險吧？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實際生活可能并不是那樣，你完全按照法律條文辦事情的話，可能還要出問題，我這兩天給博士生上課的時候也經常講一件事情，有個律師跟我說，在一個市長和他談話的時候，說學法律的人通常是有角度沒高度，（笑聲）就是處理問題的時候是需要有一點政策水平、有一點高度的，社會生活中間的法律從來不是那樣完全照搬法律來處理的，法律上是怎么講的，我就完全照搬下去，這樣是不行的，一定要結合社會的實際情況。就我們中國的一個法官來說，我們對國外的法官不是很了解，按照一般的想法，國外的法官都很嚴格，嚴格依法辦事，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的，他們也會有一些適當的變通，因為他們法官手里有自由裁量權，要怎么去做實際上需要法官們自己去權衡，我們的法官也要進行權衡啊，上有院長、庭長、合議庭審判長，院長上頭還有黨呢，黨希望這個案件怎么處理能對他沒有影響嗎？如果我們出去作一個判決，完了以后老百姓都坐到法院門口來了，這種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你能說自己的案件處理得正確嗎？當然你可以說：“我這完全是依法判的。”這句話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要是再仔細想想，你是不是有可能避免這種結果發生？有很多問題都是這樣形成的。當然我不是說大家一到法院門口就需要讓步，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任何案件的處理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識及其法律條文在實際生活中間的運用都是非常復雜的，它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關系，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的，一個法院的院長涉及的和有關部門的關系非常的復雜，他是不是應該判政府敗？政府確實應該敗，但這時他會不會判政府敗？我們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是法官我們會怎樣做，如果你真的把政府判敗了，那么你法院的房子也蓋不起來了，工資也得不到保證了，你能這么做嗎？如果你有一個好的解決辦法，那你肯定不會這么做的。當然我們不是說讓大家違法處理問題，而是說法律問題的處理在某種意義上并不只是個知識問題，還是一種智慧，是需要我們動腦筋的，所以學習法律的人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來看問題，如果達不到這樣一個高度，那么他就是不成功的。我們還可以再想想，為什么國外很多從事律師工作的人最后可以擔任政府領導人，甚至擔任總統，這絕對不是僅僅因為他是學法律的，而是因為他會用法律，他知道怎樣使用法律才能讓法律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研究一部法律的時候，必須研究這部法律所處的社會環境，當然也不是僅僅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就像我剛才說的，法理學研究法律，但是這里說的法律并不僅僅限于成文法，它包括的范圍是很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臺灣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在講到法源理論的時候，都是非常豐富地講它地法律淵源，絕不是很簡單地列幾條法律，這些法律的確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運用的過程中間經常會出現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況，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我們部門法的學者如果能注意到這樣一些問題，那么部門法的實施肯定會得到很大的幫助，我相信這一點。反過來，如果我們僅僅扣著我們的法律條文來處理問題的話，那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這是我們從法理學本身的研究對象上來看，有這樣的一個問題，這是一點。

其次，法理學的研究對象的思想性超過了它的知識性。在1996年的時候，我出版了一本書，叫《探索與對話——法理學導論》，在這本書里面我就講到了知識與思想的區別。知識和思想是有區別的，知識是確定的，而思想是不確定的。為什么說知識是確定的呢？因為知識是通過學習獲得的，而我們學習的都是已經確定下來的東西。而思想是我們每個人去思考得到的東西，所以在思想領域中間的思想是很多元的，而知識相對來說要穩定一些。過去我們經常說部門法中間知識性的東西較多，而法理學中間思想性的東西多，實際上這樣一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并不是說部門法中間知識性的東西就多而思想性的東西少，其實部門法中間同樣有很多思想性的東西，也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我們現在很多部門法的學者開始關注本學科中間的一些理論問題，大家如果看一看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釋學》就知道這一點了。梁慧星教授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在最高人民法院作了一場報告，叫做“民法方法論”，后來人們把在這場報告中所作的記錄發到全國的法院系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西安的一個法院，我看到一個法官在抱著這本書看，我就對他說，太難得了，你竟然還看書，他就說如果你們教授都能寫出這樣的書那多好啊，因為他覺得這本書和他的工作聯系得很緊密。大家現在可以找來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的《民法解釋學》這本書，也可以再看看他后來又出的一本《裁判的方法》，其中涉及到很多具體處理案件的方法，就是遇到一個案件應該怎么處理，該怎么解釋法律，法官看到這個就覺得非常實用。因此，我們說部門法本身而言應該是知識性的東西多，這一點從司法考試中間就可以看到。這里我們順便說一下，前些日子司法部負責司法考試的同志打電話給我，向我征求一個意見，問我司法考試如果讓大四的學生參加會怎么樣，我說好，反正我同意，但是我估計有的人會不同意，你們要是讓大四學生參加的話那么最好把司法考試放在假期，因為現在司法考試的時間是在9月中旬，你要是還放在這個時候的話，那么大四學生兩個星期的課就都別上了，這對教學肯定是有沖擊的。現在咱們大四的學生是不能參加司法考試的，只有拿到了畢業證書才能參加。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司法考試中間法理題很難出，結果出來出去最后怎么出了呢？就是問某一句話是哪個學者說的，這種知識確實是確定的，它是哪個學者說的就是哪個學者說的，還問某個學者是屬于哪個學派的，或者某個學派有一種什么觀點，就出這些題，因為其他題都不好出啊，不然人家會有人說憑什么老葛的答案是正確答案而宋老師的答案就不是正確答案，不能這樣出，因為思想性的東西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提出自己的思想、觀點，而知識性的東西就不一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條的規定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這種題一題不管1分還是2分都是可以考的，而法理的題1分、2分就不能考，沒有辦法考，因為它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答案，但是這并不是說像刑法學、民法學這樣的部門法學就只是這些知識性的東西，而是說當考到這些條文的時候，部門法學是可以考的，而民法理論也好，刑法理論也好，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學說，也正是因為這多種學說、多種思想體系的并存狀態促進了部門法學的發展。我們可以換一種思維方式，如果我們的刑法學、民法學這些部門法學抱著自己的確定的法律，只以這些確定的法律為基礎來建構我們的學科的話，那么我們的這個學科還有可能進步嗎？是根本不可能的，更談不上對中國法制建設的指導作用和引領作用了，因為你只是守著一個已經確定的法律，你跟在立法者的后面，所以要是想對整個社會、對法制建設起到一種積極作用、提出一種創造性建設的話，就必須給自己所在的學科增加一定的思想內容，增加更多的思想理論方面的內容，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的這么多部門法學者不局限于這一點而要參與到理論研究中間的原因所在。這是我們講的第二小點，就是從法理學研究的對象上來說，它的思想性更重一些，也正是因為它這樣的一個長處，有人說法理學脫離實際，應該向部門法靠攏，這是缺乏分析的一種說法，如果說法理學沒有這種理論性的話，那部門法為什么還要跟法理學結合啊？連理論都沒有了，那還要你干什么？法理學和部門法各有所長，在這種情況下才能促使兩者共同發展，法理學學習部門法的東西可以豐富其研究內容，部門法學習法理學的東西可以增加它思想理論的活力，它們是相互支撐的，這是第二點。

再次，在研究對象上來說，由上面我們講的一點所決定，法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是法律，甚至主要的都不是法律，而是各種學說。我們要是寫關于部門法的東西的話，可能會涉及到各種法律以及對法律的理解，但是，要是寫法理學的文章的話，那是很少引用法律的，它引用的更多的是各種學說，如哈克是怎么說的、貝卡利亞是怎么說的之類的學說，對于法律的研究不是特別多，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關注的更多的是思想性的東西，而思想性的東西是由很多的學者提出來的，所以法理學研究的更多的是這些學者對法律問題的看法，這點我們在法理學的著作以及教科書中間的注釋中就可以看到，你在其中很少會發現法律，或者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律的東西不太多，雖然有時候會用到個別的法律條文，但用的很少，這就是我們法理學研究的特點。而其實現在部門法對于一個具體的問題的研究中引用的法律條文也越來越少了，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很多的具體問題，我們一旦對這些研究進行深入的探討，那么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其中引用的法律條文越來越少，而引用的人們關于法律的學說越來越多。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翻一下法學期刊，看一下在法學期刊中發表的部門法方面的論文，看一看它的注釋，你就會發現到底他引用的學說多還是法律條文多，肯定是學說多，為什么呢？因為他還是側重思想理論性，但是這里就有一個說法了。今天宋老師上課的時候，有一個學生來找她，宋老師說了一句話結果把大家都逗笑了，當時那個學生拿了一篇論文過來，宋老師說：“這個地方是不是就不要引用了，因為這個刊物不太好。”同樣的道理，當我們在引用學說的時候，應該引用那些有價值的理論，把那些有價值的理論作為自己研究問題的參考，而不能拿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來參考。現在有很多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說自己看到了一篇博士論文，這篇博士論文中說要用經濟分析方法來分析問題，然后就分析了10多個問題，然后說篇幅所限，所以無法再繼續一一列舉了，這篇文章的作者就說這個博士，其實只要分析一個問題就夠了，因為你只需要證明經濟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分析憲法問題，能說明這點就夠了，你不需要一個一個去分析，因為你的研究重點就是對于經濟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憲法問題的證明。同樣的道理，在我們的學說中間，我們可能關注的更多的東西是這種研究性的東西，這種研究性的東西也有助于我們對某個法律的深入理解，所以說，法理學的研究就它的對象而言是有自己的長處的，這個長處就在于，在對象上它比我們通常所說的部門法的研究對象要更寬泛，它研究的法律的范圍不限于成文法，不限于一個國家在立法法中所說的制定法，同時在學說的面上，它更多的關注人們對于某一個問題的思考，通過各種各樣的學說提高自己對各種部門法律問題的認識。在這一點上，我建議大家多看看王澤鑒、黃茂榮這些人的書，他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所用的一些方法非常值得借鑒，從他們的書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作為王澤鑒這樣在國內被公認為民法學的權威的人，他不僅僅在臺灣是權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也是我們中國民法學研究在當今非常有公譽的大學問家。王澤鑒是法官出身，同時也是教授，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進行研究的，各種理論對于他的研究起到了什么樣的幫助作用。我記得在王澤鑒最初來的時候，政法大學的一個老民法教授還健在，他們兩個對彼此都很尊重，我們可以去看一下這樣的民法學家、這樣受尊重的一些學者的東西，看一看他們是怎么進行研究的，看看他們是不是把自己和其他學科劃得那么清楚，看完之后我們也就知道了自己未來的方向在哪里。如果想成為一個大家，就不能固守自己的那一點東西，就像一個法理學家一樣，那些有創見的法理學家一般來說多少都是要借鑒其他學科的東西的。朱蘇力這些年對中國法學提出了很多問題，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他是用什么樣的方法來談這些問題的？很顯然，他的知識和傳統法學的知識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些領域里突破，我相信我們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學術上取得很大的進步。希望大家對這樣一個問題能夠有所了解。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法理學的研究對象。

我想向大家報告的第三點，就是法理學的研究對我們部門法意義究竟何在。為什么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呢？雖然剛才我講到了法理學對部門法是很有幫助的，但是法理學畢竟是個思想理論方面的研究，是一種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們更多的人關心的是這個法律該怎么用。我們國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把法理學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它是14門主要課程之一，而且是大學一年級就要修的課程，在過去的教學中他跟刑法、民法的課時數量是一致的，后來才出現了一些調整。而在國外，法理學基本上是被列為高級課程的，就是說大學法律專業一開始是教刑法、民法、訴訟法，教怎么打官司，而到三年級以后才開始選高級課程，法理學就是高級課程中的一門選修課。我們國家在解放前也大體上是這樣一個模式，李達先生有個《法理學大綱》，里面就講到，對于法理學這門課程，很多同學都覺得不實用而不愿去學。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認為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它研究的是法律的基本問題，而不是一些較為直接的具體的問題，只是對處理問題的方法提出一個批判性的反思，使人們處理問題的方法能夠更進一步地改進，使解決問題的水平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它做的是這個工作，但是問題的直接處理通常都是按照各個部門法來做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研究法理學還有什么樣的意義？我們說任何學問對于人而言都起著不同的作用，就法理學而言，它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幫助我們直接處理某個案件，不是給你提供一個知識上的幫助，更多的是給我們學習法律的人一種精神上的幫助，它提高的是我們思想上的水平，提高的是我們思考問題的能力，是為了改進我們的工作方法，所以波茲那在他的《法理學問題》中間就說，法理學問題是那些需要掙錢養家糊口的人連一分鐘都懶得思考的問題，他這么說是因為這些問題太深奧了。很多學法律的人也是這樣想，我們學它干什么，思考它干什么，還不如趕緊去學點實用的東西，等考試的時候好用，是不是？考試的時候民法占多少分啊，而法理才占10來分，花同樣的時間看書，一個是有幾十分可以拿到，另一個只有10來分好拿，結果算一下發現試卷一最麻煩，法理學10來分，憲法10分，法制史還有幾分，國際法只有5分，但是要拿這些分必須零零散散地看那么多書，實在是太麻煩了。當然我也很同情大家，但是沒有辦法啊，如果不考這些的話，那這些學科的重要性就會受到影響了，所以還是必須得考，所以只好麻煩大家多看一點了。當然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我們考試制度中間確實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這是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了。我們這里想說的問題在于，一個有境界的人，一個貴族式的人，因為法學家、法律工作者經常會被人們比喻成貴族，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捍衛規則。這些人不僅僅是在知識上擁有一定的財富，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一種精神力量，有著巨大的精神力量。我經常把法理學比喻成一種休閑性的學問，在廈門這樣風景優美的地方可以散散步什么的，我就覺得在廈門這樣的地方研究法理學實在是太好了，（笑聲）有海風吹著，觀賞著大海，再喝兩杯小酒，然后邊散步邊思考一下法理學的問題，而且這邊飯菜的價格也不是太高，如果收入還可以的話那生活肯定也不錯了，在這樣的環境中思考一下相關的問題，只有擁有一種這樣的休閑的心態，才可能專注于思想理論方面問題的探討，因為探討一個思想理論問題的前提就是要有一顆休閑的心，很窮的人會忙于自己的生計，他一定要解決生存問題，沒有任何問題會比生存問題更顯得急迫了，他怎么能有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呢？當然太富有的人也不可能思考這些問題，因為他們會一心想著怎么才能保住自己的富有，所以只有那些錢不多又有一些閑暇的人會思考，大家可以想一下為什么最初參加革命的都是這樣一些人？毛主席也好，劉少奇也好，哪個是很富的？都是中不楞登的，家里有點錢，又不滿足于現狀，于是開始出來鬧革命了。我們學習法律的人，在思想上要求進步的人，接受新思想的人，實際上也是需要這樣一種精神狀態的，我們不是說這個東西有多么直接的用處，很多學法律的人會有一個想法，那就是我學了法律，目的就是去辦案，所以不要搞那么多別的東西，但是這種想法其實是不行的，因為法律工作者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間所擔負的角色決不僅僅是那個辦案的角色，而是社會守望者，守望的是這個社會的精神家園，守望的是這個社會的自由，守望的是人的安全。我經常會講到，法律是窮人的東西，他不是富人的東西，法律就是弱者的武器，富人是不需要法律的，鞏憲田教授的一個觀點我就不贊成，他說富人的寶馬車和窮人的打狗棍怎么會得到平等的保護呢？我說他，你也不動動腦筋想一想，如果沒有法律，富人的寶馬車照樣沒有人敢去碰，而如果沒有法律，窮人的打狗棍和討飯碗能拿的出來嗎？，這輛個是不同的東西，窮人如果再沒有法律就什么都沒有了，而富人就算沒有法律的話他還有錢，他可以收買別人，有的是愿意來給他幫忙的，而窮人、弱者除了法律還能靠什么？什么都靠不上，所以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間，我們法律工作者所擔負的就是這樣一個角色，我們要維護社會的正義，要為弱者說話，我們始終都是要為弱者說話的。當然在法律中間，有時強弱之間會發生變化，但是這是法律運用的一個結果，是法律工作者努力的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高自己的修養和思想理論水平對于法律工作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都是在學習中間逐步地成長起來的，法理學所擔負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在思想上成長，所以我經常用“啟蒙”這個詞，但這個詞不是我的話，而是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說的，他在解釋什么是哲學的時候說，哲學就是一個幫助人們擺脫常識和偏見的學問，哲學能使人們正確地思考問題，而嘗試和偏見使我們每個人都存在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具體的經驗環境中，而經驗代給人的從來都是偏見。今天宋老師我們還說到這樣一個問題，毛主席說，你要是想知道梨子的滋味那么就自己嘗一嘗吧，大家都覺得這話正確，可我覺得不對，長期吃一種梨子長大的人對梨子就是帶有偏見的，他只認為那種梨子是梨子，別的地方長的梨子叫梨子嗎？跟我家鄉的梨子比起來，那根本就不是梨子。這是不是一種偏見啊？一個人生活的環境總是一個具體的經驗環境，在這經驗環境中所獲得的知識總是帶有一種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提高自己反思自己的能力？我們必須要盡可能的擺脫偏見，超越常識，正確地去處理問題或者說更好地去處理問題，我相信這是我們每個法律工作者都面臨的一個任務，而決不僅僅是法理學者所面臨的問題。所以，當我們今天面臨這樣一個話題的時候，作為法理學者，我們應該更加主動地面向社會的實際問題，面向生活中間的實際問題，從社會和生活中間尋找自己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找出我們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任何一個小的問題中我們都可以分析出它和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相聯系的地方，我們要把它們聯系在一起來思考。進行部門法研究的專家也好，同學也好，也都肩負著推動部門法進步的責任。正是在這樣一種責任感下，法理學者和部門法學者開始共同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法理學者開始關注部門法的問題，而部門法學者開始關注自己的法哲學問題，所以他們提出一個部門法哲學的詞，如果我們在網上搜一下的話，那么我們會發現有很多學者使用“哲學”這個詞，如刑法哲學、民法哲學，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太喜歡“部門法哲學”這樣的提法，因此我今天的報告題目中沒有用“部門法哲學”，因為我覺得法理學也好，法哲學也好，實際上都是一般意義上而言的，我們所有的部門法中間都存在法理學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部門法哲學，關于部門法哲學提法的問題就不再多說了，因為這不是我今天想談的，我想向大家報告的是法理學和部門法之間即使有著一種內在的聯系，當我們意識到這樣一種聯系的時候，中國法學的進步就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這就是我今天想為大家報告的內容。謝謝大家！（掌聲）

宋方青：謝謝葛教授的精彩報告！我們按照常規，現在還有一點提問的時間。哪位同學要是有問題的話，趕快抓住機會向葛教授請教。

同學：葛老師您好！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現在有很多學者倡導法教育學，就是一個部門法的研究不要涉及另一個部門法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在討論部門法哲學，當然也有學者提出說部門法哲學的建立會架空法理學的研究范疇。剛才您也說您不同意部門法哲學這樣一種提法，那么您認為應該怎樣面對部門法學者的這樣一種做法呢？第二個問題是，您剛才說要打破學科之間的界限，不要囿于學科的分工，同時還可以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但是劉克祥教授提出法理學和部門法學是基于不同的知識體系，法理學是基于整個法律制度本身，那么既然它們是基于不同的知識體系，那么如何能打破它們之間的界限？另外，謝輝教授也給我們介紹過，說現在德國的法學家們推崇的是薩維尼而不是黑格爾。在借鑒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同時，如何才能更有問題意識地研究中國地法理學和部門法問題？謝謝您！

葛洪義教授：因為現在年紀大，我老是記不住，當你說到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把前一個問題給忘了。那我就先回答你后一個問題吧。你問部門法哲學的出現會不會影響法理學自己的一個獨特性，是吧？但是我一再強調的問題在哪里呢?就是我們把學科之間的界限看得過于重了，我們總在努力為自己得學科劃一塊領域、劃一塊陣地出來，所以有學者會說法理學研究的是整體的法律制度，而部門法學研究的是某一個領域內的問題，但是作為我個人而言，我確實不贊同這樣一種表述。我覺得法理學研究的問題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是一個整體的，當然其中確實會有整體的法，法理學者當然會研究整體的法，但并不是說關于局部問題的研究就不能成為法理學，因為決定法理學的不是它研究對象上的整體性或非整體性，而在于它的理論本身所面對的問題的基本性，它是不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或者說是不是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法理學關注的是這種普遍性。從這個意義上，法理學可以研究任何一個部門法中間的基本問題。反過來也是一樣的。部門法中間的學者也可以用法理學的方法來分析自己學科中所面臨的問題，這也許是我和劉克祥教授關于這個問題的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是我始終認為，我們要是不打破這個界限的話，是不利于我們這個學科的進步的，任何東西只要是故步自封或者畫地為牢，都是不會有前途的。一個國家，不開放就沒有前途，一個學科，不開放同樣是沒有前途的。這是一個方面。你剛才還談到謝輝教授所說的一個觀點。關于這個問題，我倒覺得黑格爾沒有那么大的影響，黑格爾對中國的影響很大，因為他對馬克思的影響很大，但是他對德國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大家也可以看到德國的法學家在談問題的時候引用的最多的是康德的觀點，也不是薩維尼的，因為薩維尼只是一個歷史法學的代表，他對德國的這樣一個整體性的法學傳統沒有起到傳承作用，他并不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他偏重的是歷史部分，所以人們會談到他，但是并不會把他當成一個承上啟下的人來看，所以在德國的學術著作當中，可能繞不過去的是康德、斯坦穆勒這些人而不是薩維尼、黑格爾 關于你的第一個問題呢，我不同意部門法理學或部門法哲學這樣的提法，或者說我不完全贊同它，我對這個問題也沒有進行太多的思考，但是我并不反對甚至積極主張用法理學的方法去研究部門法中間存在的問題。我想關于這一點，我們應該把法理學與部門法的關系和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區別開來。刑法和民法之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我不主張把這個界限搞得那么鮮明，特別是在一些案件的具體處理過程中，過于強調二者之間的區別的話會給我們的實踐帶來很大很大的問題，但是它們之間確實是有一些不同的。可法理學與部門法的情形和這個還不太一樣，法理學和部門法主要是思考問題的層面不同，法理學更關心一個法律問題的思想理論，我們過去所說的實踐部分更關心的是制度層面的問題，我是主張要把這兩個層面的東西打通，這樣它們就可以相互支撐，通過制度來驗證理論的正確，通過理論來引導制度的發展，我們現在把它們分開了，于是搞部門法的人就專搞制度，搞法理學的人就專搞理論，我覺得這樣不好，應該把它們打通，而這樣一個對話形式本身就是對打通二者之間界限的努力。

同學：葛老師您好！您剛才也說可能現在法理學的研究和中國的司法現實有一定的出入，這不僅是法理學的問題，它和很多部門法也都是相關的，我們的法學研究和法制進程的出入。很多法律專業出來的人到了司法部門需要重新學習法律知識，就是說很多我們在學校學到的理論知識在現實中是無法運用的。我想問一下，這樣一種現象究竟是我們學科本身的限制，還是研究方向存在一定的問題？

葛洪義教授：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你說得那么嚴重。應該說我們的法學教育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我想你不了解我們當年學法律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在我們學法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幾部法律，當時講的是什么呢？都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法的理論。現在你們好多了，咱們現在的法律已經有很多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至少是伴隨著法制的進步成長起來的，我們在法律知識方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那么我們現在缺少的東西是什么呢？恰恰是我們那一代人當年那種活躍的思想，當時我們更愿意去思考問題，因為當時我們沒有法律，所以也就沒有包袱，我們在教學中間可能會涉及到大量的關于學者的介紹，而你們現在可能會花大量的時間去學習某一部法律，學習這部法律中間的具體內容，至少是本科階段的時候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實際部門中間，我覺得你說的問題是實際存在的，但是沒有那么嚴重，確實有那種情況存在，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有角度沒高度，就是具體的法律都知道，人家要是問你關于這個案子的法律是怎么規定的，你馬上就可以告訴他，給他把條文翻出來，這個沒問題，但是你缺少一種妥善處理問題的能力，怎么才能把事情處理得上下左右都滿意，而這樣一種能力的缺少是跟很多方面知識的欠缺有關系的，跟法理學這方面知識的培養不夠也是有聯系的，因為在本科生階段，關于法理學的知識教育更多的也是以馬克思注意關于法的理論為基礎，對學生進行一些正面的介紹和灌輸，而缺少思想理論上的一些交鋒，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它和我們大學本身的課程設置有關系，我不知道咱們廈門大學是怎么設置的，在華南理工大學，本科生有165個學分，可以大于或等于165個學分，但我們不會讓他超，因為要是超的話那學校就要多付出勞動，我們又沒有多學生那兒多收錢，國家也沒有多給我們錢，那我們干嗎要超啊？所以基本上就設置這個學分數額，在這個學分數額中間，華南理工大學的理工科專業中有55％屬于公共課，文科中是有47％到48％屬于公共課，其中有體育、外語、兩課、人文修養等等，剩下的有14門主干課、幾門必修課，就這樣，剩下學分中的一多半也被占去了，然后還有實踐課、實習課，它們占的分量也很大，結果到最后，選修課只剩下幾門了，但是同學們知道耶魯大學法學院在世界上聞名靠的是什么嗎？就是能開出幾百門的課程，學生有很大的選擇余地，接觸面很寬，因此在思想上就非常活躍。但是我們呢？沒有那么多課程給大家開，還有，我們院與院之間劃的界限是很牢很牢的。耶魯大學的法學院可以開出很多和法學沒有關系的課程，如社會科學和其他很多的課程，但是在中國不行，你沒有辦法，你會想《法律與文學》這門課究竟是應該開在文學院還是應該開在法學院，這就是一個問題。因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文學院的人要是想到法學院來工作估計很難得到批準，人事處審查的時候會說，你這樣不對啊，你專業不對口，你還是到中文系吧，結果到中文系一看，人已經招滿了，你別來了，就是這樣一種狀況。但是雖然存在問題，我認為卻沒有你說得那么嚴重，另外它可能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還有就是和我們法理學教學中間存在一定問題有關，我們還沒有把它變成一個能給大家提供大量的知識增量的課程，因為要按照教育部統一要求進行正面的介紹。所以這個問題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同學：葛老師您好！大家現在都知道法理學學者會給部門法和法學的發展提供指導或引導，在歷史上也確實是這樣的。但是在我們中國現行的制度下，很多法理學的學者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受到系統的部門法的訓練，而是一直學習法理學，甚至有些學者是從哲學轉為法理學研究。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們和部門法學者的溝通和交流就不會很流暢，因此也導致一些部門法學者在心里面對法理學學者提出的道路不是很服。這是不是能夠給法理學研究生的培養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考？因為法理學要是想對部門法提供指導，法理學研究生的付出就要很多，如果這個前提條件成立的話，那么現在部門法哲學研究的興起是不是可以認為是在部門法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一定造詣的學者，如徐國棟、黃茂榮等，他們可能認為部門法哲學會給自己部門法的實踐提供更為流暢的指導。我想問您是怎么看待這樣一種現象的？或者說您怎樣評析我的分析？ 葛洪義教授：這位同學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我剛才忘了說的。其實從一開始到現在，我從來沒有說過法理學要去指導誰，因為指導和被指導這個東西不好說，老師和學生之間可以說指導和被指導，領導和下級之間可以說指導和被指導，它反映的不是一個平等的關系，所以我不認為法理學和部門法之間是一個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我不會這樣看問題，同時我也不認為自己有義務去指導部門法，我研究我的，你研究你的，如果你覺得我的研究對你有幫助，那你就從我這兒吸收點，我要是覺得你的研究對我有幫助，那我就從你那兒吸收點，我認為法理學和部門法之間是這樣一種關系。其實我想說的問題是，法理學學者自覺地意識到部門法中間的很多問題應該成為自己研究問題的起點，而部門法學者也應該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學科理論的升華對自己學科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說法理學和部門法學、和經濟法學要分開來進行討論，我們現在的模式是一個分開的模式，而我剛才所談的就是它們本是不應該分開的，分是一個相對的東西或者說是我們學科中間一個不好的東西，我們在實際中可能是因為各種利益的考量而把它們分開了，但是知識本身是綜合的，做部門法的人應該思考這個問題，做法理學的人也應該思考這個問題，我們有很多法理學的大家，就說剛才同學提到的薩維尼，薩維尼關于民法問題、羅馬法問題的研究達到的水平絕不次于他的歷史法學，產生的影響也絕不亞于他關于歷史法學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再看看英國牛津大學的哈克，看看他的關于責任問題的闡述和分析，還有貝卡利亞，我們能說他就是一個搞刑法的嗎？我的意思是，我們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學生，要想在自己的知識中間有進步，就一定要善于學習，尤其是要有一個理論上的自覺。并不是說法理學要指導部門法，之前在開會時就有人談到這樣一個關系，當時我就表達了一種不同的意見，我說這個指導者的任務很艱巨，我自己只要干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你要是愿意接受我的觀點就接受，你要把接受我的觀點當作我對你的指導那我也不反對，但是我自己絕不主動找上門要指導你。我們法理學雖然有時候會有這種說法，因為教科書在表述上都有一個傳統，但是我相信法理學者很少會這樣抱著指導的態度去想問題。我平時可能也會這樣談，因為大家要考試，在考試中問法理學和部門法之間是什么關系的話，那就是指導和被指導唄，這也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法理學講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的基本觀點，所以不是我們要指導你，而是馬克思要指導你，是從這兒來的，法理學者自己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不會說自己要指導部門法的。而我們講來講去，其實要講的是，我們作為部門法的學生，是不是應該多掌握一點法理的東西，而作為法理的學生，是不是應該多掌握一點部門法的東西。

宋方青：感謝葛教授為我們提供了如此豐厚的精神幫助。今天我們這次講座的題目是《法理學及其與部門法的關系》，關于這個問題，現在學界很多人會提到這樣一種表述，就是法理學與部門法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我印象中葛老師以前也提到過這樣的話。在此，我希望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能夠注重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要努力使自己看問題、研究問題時既有角度更有高度，所以請大家多學習一些法理，多關注一些法理問題。今天的講座就到這兒，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并為了方便閱讀整理人按筆記及個人看法分點，由于錄音質量及主講人口音等原因，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望見諒，未經主講人審核,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整理人：趙衛、劉月穎、張志遠、張儉虹

廈門大學法學院 發布于20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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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理學常識@人物志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古希臘著名演說家，思想家，抨擊古希臘民主制度，教授大量學生，最終以“不敬神”和“蠱惑青年”的罪名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在法哲學史上，它確立了法律必須被遵守的原則，奠定了今天西方法治的基礎。蘇格拉底一生沒有著作流傳下來，它的言行主要被記載在他的弟子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另一個弟子色諾芬的《會飲》中。

色諾芬（約前430～前354）蘇格拉底的弟子，曾參加過對波斯的遠征，他的著作《長征記》反映了這一事件，并集中體現了古希臘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他的《會飲》《回憶蘇格拉底》都反映了蘇格拉底的思想，為后世留下寶貴的資料。

柏拉圖（約前427年－前347年）蘇格拉底最負盛名的弟子，一生為了他的哲學王的理想而奮斗。一生主要分四個時期，28歲以前主要師從蘇格拉底學習。28歲時蘇格拉底被處死，作為他的弟子，柏拉圖外出避風頭，在接下來的12年里游學各國。40歲時回到雅典，開始講學，并撰寫了《理想國》等著作，其間在雅典西北郊外的陶器區建立學園，門上大書：“不懂幾何學者勿入此門。60歲后，三次前往敘拉古從事政治活動，企圖實踐其哲人王思想。70歲后，放棄政治活動，專心著書，完成《政治家篇》，《法律篇》等著作。《理想國》（即《國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集中體現了他的法律思想。爭議問題乃是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題，他的法哲學即“正義之學”，為后世提供了問題意識和思想范式。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柏拉圖的弟子，亞歷山大的老師，是西方最負盛名的全才，主要著作有《政治學》《尼個馬可倫理學》等。他仍然主張“城邦以爭議為原則，但亞里士多德也對柏拉圖的正義學說進行了修正，提出了分配正義和平均正義（矯正正義）的區分，前者是一種個人各得其所的正義，后者是在有人侵犯他人權益時進行的矯正，后者由司法機關執行。他同時提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一大進步。

佛拉維烏斯（約公元前4世紀）將法律訴訟文書盜出加以功夫，打破了僧侶對法律知識的壟斷。

柯隆加尼烏斯（公元前3世紀左右）在公開場合傳授法律知識。

埃利烏斯（約200）以非神官的身份著有市民法的三部書，奠定了羅馬法學的基礎，標志著羅馬法學的形成。

西塞羅（公元前106年1月3號—前43年12月7號）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演說家、雄辯家、法學家和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論共和國》《論法律》等。他接受了斯多亞學派的自然法理論，并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在《論共和國》中，闡釋了他的憲政思想，在《論法律》當中，集中闡釋了他的自然法理論。他提出了名言“執政官是說話的法律，法律是無聲的執政官”。

蓋尤斯（約130～約180）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法學教授和公共教師，首開比較法學之端，第一個將羅馬法與其它民族的法律作了具體比較。以杰出著作《法學階梯》而蜚聲法壇。提出了名言“一個人的住宅即其壁壘”。

保羅（？~222）五大法學家之一，帕比尼安最高裁判官法庭的聯席法官

烏爾比安（？～228）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一度為貝魯特的法律教授。后與保羅同為帕比尼安最高裁判官法庭的聯席法官，公元222年為最高裁判官。后在一次反

對士兵騷亂時喪生。《學說匯纂》中引用他的論述達2464條，占所引學說1/3有余，為五大法學家之首。他首度提出了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并提出名言法是“人和神事務的概念，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帕比尼安（150—212）一度在貝利杜斯(今貝魯特)教習法律。與后來的皇帝塞維魯斯同時受業于斯凱沃拉，因而與之成為至交和姻親，后來被任命為皇帝的隨身秘書。公元203年成為最高裁判官。奉行的行為準則是“凡是不道德的則是不可能的”。公元5世紀，狄奧多西二世和瓦倫丁尼安三世頒布法令規定，有爭議的法律問題以帕比尼安的意見為準。公元6世紀，優士丁尼又命令三年級的學生均稱為帕比尼安之徒(Papinianustae)，以紀念帕比尼安。

莫蒂斯蒂魯斯（？-224）五大法學家之一，與帕比尼安，蓋尤斯并駕齊驅。

奧古斯丁（354—430），古羅馬時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學的代表人物，對新教教義特別是加爾文主義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著作主要有《上帝之城》《論三位一體》。《上帝之城》集中反映了他的新柏拉圖主義，體現了自然法學說。

查士丁尼（526 ~ 565 年在位，也譯優士丁尼）任命了一個１０人組成的委員會，系統編纂羅馬帝國的法典，先后編成《查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以及他死后才編成的《查士丁尼新律》，統稱“國法大全”，又稱“民法大全”。

伊納留（一譯“伊爾納留”，約1055—1130，亦作加納里烏斯）前期注釋法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生于波侖亞。1088年于家鄉創設法學院，傳授羅馬法。傳授時以優士丁尼安法為課本，于原文后或原文中的空白處加以注釋說明，并糾正其矛盾，使前后一貫，被稱為注釋法學家，由此形成的學派稱為“注釋法學派”。著有《法學問題精義》等書，曾被譽為“法學明燈”。

阿佐（約1150-1230）伊納留的學生，波倫亞大學的民法學教授，他經過數年艱辛的工作，創作了《法典匯編》和《習慣法匯編》等注釋集成。阿佐在進行注釋時，不是光停留在文意表面，而是深入挖掘羅馬法的立法宗旨和精神實質來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正是由于阿佐的注釋，為學習和研究羅馬法的人點亮了一盞明燈。將注釋法學派推向了頂峰 阿庫修斯（約1182～1260）阿佐的學生。他窮盡畢生精力，用40年時間完成了傳世巨著《通用注釋》，是注釋法學派的集大成之作，也成了該學派的終結性作品，因此他是注釋法學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注解法學派的開創者。當時有這樣一句名言：“得不到注釋承認的，也得不到法庭的承認。”

巴爾多魯（1314—1357）波倫那大學法學博士，14世紀時期意大利最負盛名的法學教授，注解法學派的核心人物。死后其手稿開始出版，主要有《學說匯纂評注》《羅馬前期法典九卷評論》已經《羅馬后期法典三卷評論》等，他將羅馬法和封建官吏以及城市條例作了比較研究，以協調三大法典。當時有諺：“如果一個人不是巴爾多魯主義者，他也不是一個法學家。”

巴爾杜斯（1327—1400）巴爾多魯的弟子，在羅馬法，教會法已經封建法領域造詣均十分深厚，當時也極負盛名，與其師巴爾多魯合成“雙璧”，主要作品為《學說匯纂第一部評說》。

格拉蒂安，波倫那大學教授，其著作《教會法矛盾調和集》是第一步系統整理教會法并解決七宗差異和矛盾的著作，是教會法學產生的標志。

托馬斯·阿奎那（1226—1274），經院哲學派的代表人物，起自然法思想相當深刻，將理性引入神學領域，代表作為《反異教大全》、《神學大全》。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做過許多評論，推動了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復興。他認為整個宇宙→上帝，理性和政治權威三種只需組成，以此將法律分為四類：永恒法，自然法，上帝發，人類法。他的名言是“法律是人們來意導致某些行動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動的行動準則或尺度。”

格老秀斯（1583—1645）荷蘭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代表作為《戰爭與和平法》《捕獲法》。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認為,自然法來源于“自然”和人的“理性”,人們在理性的支配下按照自然的規定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人性是自然法的源泉,神是法的第二源泉.作為一種正當理性的命令,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礎和依據.根據自然法理論,格老秀斯提出了天賦的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等觀點,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享受法律利益和謀求共同福利而組成的最完善的聯盟.霍布斯（1588—1679）英國人，英國啟蒙運動先驅，代表作為《利維坦》。他的思想充滿了矛盾，既提出分權學說，社會契約論等資產階級思想，又極力維護君主制度，既否定神的存在，認為宗教不過是人類無知和恐懼的產物,但又提出宗教有助于維持社會秩序，但總體上他的思想是進步的，他認為國家權力來自社會契約，如果統治者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無法維護公民財產，則人民有權力推翻他。

約翰·洛克（1632.8.29~1704.10.28），英國哲學家、經驗主義的開創人，同時也是第一個全面闡述憲政民主思想的人，在哲學以及政治領域都有重要影響，代表作為《政府論》。洛克拋棄了笛卡爾等人的天賦觀念說，而認為人的心靈開始時就像一張白紙，而向它提供精神內容的是經驗（即觀念，此即其“經驗主義”學說）。經驗主義為實證分析主義提供了思想源頭，成為與理性主義分庭抗禮的西方又一重要思想。洛克主張統治者的權力應來自于被統治者的同意，建立國家的唯一目的，乃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權利。當政府的所作所為與這一目的相違背的時候，人民就有權利采取行動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將權力收回。洛克也支持社會契約論。不過他也強調社會契約論是可以廢除的。他的學說后來被美國實踐并孟德斯鳩發展成為三權分立學說。

孟德斯鳩（1689—1755）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法學家，代表作為《論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羅馬盛衰原因論》。其代表作《論法的精神》是比較法巨作，也大量運用了實證的方法。他在思想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發展了三權分立學說，他的名言是：“一切權利不受約束，必將腐敗。”他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對封建專制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同它進行妥協，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他一方面對宗教僧侶主義進行了斗爭，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個無神論者，而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他雖然比其他許多啟蒙思想家更深刻地提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動力問題，可卻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在社會觀方面他仍然是個唯心主義者。

盧梭（1712—1778）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百科全書》的撰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新愛洛伊絲》、《懺

悔錄》等。盧梭主張感覺是認識的來源，堅持“自然神論”的觀點；強調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會觀上，盧梭堅持社會契約論，主張建立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大私有制及其壓迫；提出“天賦人權說”，反對專制與暴政。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57年-1804年）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憲法的起草人之一，《聯邦黨人文集》主要作者之一，其努力催生了美國的憲法，實踐了自然法的學說。

康德（1724—1804）德國哲學家、天文學家、星云說的創立者之

一、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唯心主義，不可知論者，德國古典美學的奠定者。著作有《法的形而上學原理》等。他認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和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自由。但人為了自身的自由，就必須首先尊重他人的自由，因為他認為，法律就是依照這一最高原則，由立法機關制定出一整套明文規定，其最終目的是維護公民，也就是人的自由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權利。他的思想與柏拉圖等一脈相承，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

黑格爾（1770—1831）德國著名哲學家，著作有《法哲學原理》等。在書中，他論述了法是自由意志的體現，真正的自由是受客觀的、具有普遍性的法的限制的自由。所以，自由在法中才能實現。他把這種法的發展分為抽象法、道德、倫理三個環節，黑格爾還論述了國家制度。他認為，實行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制是最好的制度，并具體論述了君主權、行政權、立法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外權力、國際法等其他問題，為當時的資產階級國家辯護，具有國家主義和絕對主義傾向，他贊成成文法，主張法典化，為公法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邊沁（1711—1776）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激進分子，亦是是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先驅和領袖，并以功利主義哲學的開山鼻祖及自然權利的反對者而聞名于世，代表作《政府論斷片》（即《政府片論》）《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以及他死后才出版的《法學總論》。邊沁對自然法和普通法（判例法）的纏雜不清感到十分不滿，立志要澄清英國法中“普遍性的不準確與紊亂之處”，建立一種準確嚴謹的“萬全法”。在《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中，他提出人們的行為最終可以歸結為趨利避害，因此立法的職責也就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天性來調節人們的行為。他同時倡導立法法典化，通過法典使法律清晰明確，使人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法律。這使他致力于研究“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應該是怎么樣的”，這使他成為實證主義法學派的鼻祖。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1873）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和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深受英國和法國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代表作為《代議制政府》《功利主義》。密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他強調功利主義在行為上的標準的幸福，并非行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與此有關系的一切人的幸福。

胡果（1764—1844）歷史法學派創始人，薩維尼的老師。

薩維尼(1779～1861)德國法學家。歷史法學派主要代表，代表作《論立法和法理學的現代使命》《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制度》。他認為法律與風俗，語言，政體等一樣，都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精神的反映，他主張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法學，法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法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逐步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制造的。

梅因（1822—1888）19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歷史法學派在英國的代表人物，晚期歷史法學派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古代法》影響甚巨。梅因吸收了進化論的觀點，把法律看成是一個進化的過程，并把研究范圍從狹小的單個民族，擴大到整個世界，對各民族的法律進行比較研究，從中找到了法的歷史發展一般規律。他的名言：“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奧斯汀（1790—1859）英國法學家，“現代英國法理學之父”，法律實證主義創始人之一，代表作為《法理學的范圍》。他的思想主要來源于霍布斯和邊沁。霍布斯關于強勢政府和實在法以及現代社會秩序的論述是他討論的主題，而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他認為的建立現代社會秩序的方法，他認為法律是功利主義政府的工具。他的獨創之處在于憑借概念和邏輯分析的方法建立起分析法學，他提出了法律概念的“主權，命令和制裁”三要素說。根據此說，他提出了與自然法針鋒相對的“惡法亦法”主張。

穗積陳重（1856-1926），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法學家之一，日本最早的法學博士，代表作《法律進化論》。他創造了“法理學”這個漢日語詞，積極傳播西方法律思想，最早提出法律進化論并創造了“法系”這個詞。是東亞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最重要人物。

施塔姆勒（1856年-1938年）德國法學家，新康德主義的首創人，并推動了自然法學的復興，代表作《以唯物史觀論經濟和法》（1896）、《正當法的理論》（1902）、《法學理論》（1911）和《法哲學》（1922）。他認為“公道”（Justice）應當成為法律的一般的基礎，一種法律是否可以被歸屬于良法，應當以其是否符合“公道”的標準來判斷。他有名言“快樂在于追求目的”。

維辛斯基（1883—1954）蘇聯歷史中一位聲名顯赫的人物，公認的蘇聯國務活動家、社會法學家和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代表作《法律與蘇維埃國家》《蘇維埃法律中的訴訟證據理論》。他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的重要實踐者，在世界有重要影響，我國的立法和法學教育至今仍受其影響。然而這樣一位學力深厚的法學家在大清洗期間充當了幫兇哦，不得不讓人扼腕嘆息。

富勒（1902—1978）美國著名法學家，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他認為一個良好的法制度本身就應該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他提出了法律的八個“內在之德”：一般性，公開性，可預期性，無內在矛盾性，可遵循性，穩定性以及政府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他認這種技術和制度的設計本身具有道德意義，然而南非的種族隔離的法律將他的理論擊碎。

約翰·羅爾斯（1921—2002）美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20世紀70年代西方新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時也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代表作《正義論》等。他對公平和正義強調極多，他認為法律正是對理性的人所發出的公共規則的強制命令，目的在于調節人們的行為，提供社會合作的結構。而自由則是制度所規定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的總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聯系的，法律試圖實現正義原則而規定的最好的方針，具有道德的功能。

羅納德·德沃金（1931——）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當今世界最負盛名的法學家，代表作《法律帝國》。第一，批判并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律理論依賴于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于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他的許多理論有后現代的色彩，但總體來說，他依然是理性主義的捍衛者。

凱爾森（1881—1973）美籍奧地利法學家。純粹法學派（又稱規范法學派）創始人，代表作《純粹法學》。他主張法學研究應排除價值標準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將

法律規范和法律事實截然分開，“純粹”地研究法律規范。他認為法律的效力來自上一級的效力，而不是來自于國家強制力或者其他道德力量，但是這種理論的缺陷也顯而易見，那就是作為一切法律效力的來源的憲法就會失去其效力的依據，他認為為了彌補，必須承認憲法具有先驗性的必須服從性，這又陷入了自然法的學說，這是他的理論的致命傷。但是，凱爾森的純粹法學以研究現實的法為使命，充分發展了實證主義法學，并使法律科學逐漸獨立，脫離政治學與哲學的附庸。

哈特（1907—1993）英國法學家。新分析法學派首創人。曾長期任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他的學說和H.凱爾森 的純粹法學構成了20世紀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的兩派，但有具有一些自然法思想的特征，代表作《法律的概念》。哈特認為一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讓人感到有義務服從法律，并因此將法律作為自己內心行動的指南。這就是所謂的法律規則的“內在觀點”。哈特成法律為規則體系，并將法律分為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前者是設定義務的規則，后者則是關于義務設定的規則，即設定權利的規則。哈特從規則本身入手構建理論體系，排除了對自然法的依賴，將分析法學推進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羅斯科·龐德（1870年--1964年）美國20世紀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運動的奠基人，美國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的早期代表人物的，代表作《法和道德》。他主張更加實用地并依據公共利益來解釋法律，并側重于實際發生的法律過程，注重法律的社會效果，反對當時美國法學界盛行的法律實證主義。他認為法律是通過政治組織的安排以最小的代價滿足最大社會需求的一種制度。

卡多佐（1870～1938)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官之一，社會學法學的代表人物，被公認為全美最聰明的法學家,被譽為有創造性的普通法法官和法律論說家。他司法必須與社會現實相適應。他認為對司法過程意義認識的關鍵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通過司法達到最良好的社會效果。要想通過司法活動取得預期的效果，關鍵在于法官選擇正確的司法方法。他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的名言，成為法律現實主義的座右銘。

霍姆斯(01iver“Wendell Ho1mes，1841-1935)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派的倡導者，更是實用主義法哲學的奠基人。他認為任何一個概念的全部內容和意義在于它所能產生的實際社會效果。因為法官的任務不是判斷合同法理論家的主張孰是孰非，也不是為合同擬訂者提供指南，兒女是解決訴訟當事人之間具體的糾紛。

杰羅姆·弗蘭克（1893—1962）美國激進法律現實主義法學家。他認為法院判決的基礎不是法律規則，而是法官個人的非理性因素，因此法院的判決是不確定的，也是不可預見的，具有濃厚的批判主義色彩。

卡爾?盧埃林（Karl N.Llewellyn,1893年-1962年），美國現實主義法學的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法理學：現實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他認為法律是一種處理糾紛的規則，并且一起對糾紛的處理行為本身都是法律。他認為規則有紙面規則與實在規則，一切制定的規則都不能完全發揮其作用，因此應當更加注重社會上實在的規則。這具有深厚的社會法學思想。

波斯納（1939－－）70年代以來最為杰出的美國法律經濟學家之一，代表作《法律的經濟分析》。他將人們從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獲得利益的簡明經濟理論和與經濟效率有關的市場經濟原理應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研究，認為一個理性的法律制度應當利用人們的經濟理性去促進資源的最優配置。他主張“實質正義”，而排除道德的思考。具有濃厚的實證分析的色彩。

羅伯托·曼加貝拉·昂格爾（1949——），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現代社會中的法律》《批判法學運動》。他竭力批判西方傳統的法律思想，否認法律的超然性，認為諸如公法與私法，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等法律意識之間的界限劃分是不真實的，他的訴求歸結于將法律與政治何以，使二者進入自覺與永久的轉換中。

第四篇：學習部學期工作總結

人文學院學習部學期工作總結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生會學習部是一個連接老師和同學們的橋梁，我們會盡可能多的展開與學習相關的活動，豐富同學們的課余生活，提高同學們的知識修養。在本學期中，本部門舉辦活動的同時，我們也多次和校學習部進行了深切的交流，務求第一時間轉達學校的思想與工作計劃，改進自己，爭取做到揚長避短。經過一個學期的鍛煉，部門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時新生也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增進人際關系。本學期在部門所有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我們部門的工作做一下總結，希望得到更多的監督及建議，我們一定會更好的改進自己。

1、在這個學期前期參與了新老生交流活動

本次交流會學習部代表幫助大一新生更好的了解大學生活，解決了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的疑惑，回答了如何處理學習方面的各種問題，鼓勵大一新生，在學習上，努力學好專業課程，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合理規劃時間，廣泛涉獵各們學科，做一個刻苦學習的人。

2、成功的對校教管會的招新工作進行了宣傳

校教管會是校學生會學習部的重要組織，對加強教師與同學之間的聯系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學習部的宣傳，同學們對其有了深入的了解，積極參與。

3、協助舉辦了主持人大賽和卡拉OK大賽

此次的部們活動進一步的體現了我們部門成員的團結和整個學生會的相互幫助的友誼團結精神。從策劃到出題在到實踐，每一個步驟都飽含了成員們的心血。當然在過程中有出現過失誤但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從初賽到決賽，我們有驚喜也有失意，驚喜的是我們如期舉行了也進行的挺順利，同時也得到師生的好評。失意的事在過程中我們出現了很多突發事件，雖然能及時處理但也有待提高。在這次的活動中，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幫助，以及我們也收獲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及意見。

以上這些都是本部門這個學期所舉辦及協助過的活動，在這個學期中，雖然有時會忙得不可交接，但最后我們還是以圓滿來結束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將會更加努力，為同學們帶來更多、更好、更有創意的活動。

第五篇：學習部學期工作總結

機械工程學院團學學生會學習部

工作總結

工作人員：部長和干事

工作對象：08級和09級的全體同學

工作事項：檢查每次的班會，建設我院的學風，宣傳我院的學風 工作時間：2010——2011學期第一學期

以下是學習部的工作回顧：

本學期我們學習部工作，從根本入手，從抓好我們院的學風建設開始然后層層工作加強我院的學習氛圍。在總體上從一下幾個方面進行了開展了工作。

第一，是對我院學風建設的調查統計，從根本入手。第二，對我院的學風建設的大力宣傳。

第三，對我院學風建設所開展的一些活動加強學風建設。在這學期的前期工作，我們學習部就對我院的進行了學風建設調查活動，我們從學生抓起在學生中了解情況，此次調查對象是我們院的08級和09級的全體學生，在調查的結果中放映出了很多情況，比如，在問卷調查中的一題中“在寢室的時候你在寢室干什么，學習的時間你用了多少”。在調查結果中有70%的同學是在玩上網聊天，看電影，10%的同學是上網查閱資料，5%的同學是在看書或是學習其它的。這個結果讓我們學習部對后面的工作將會更加的辛苦，我們會從多方面來改變

現在的學習氛圍。

在本學期的中期我們學習部，對我們院的學風建設這方面進行了大力的宣傳，我們利用文科樓前的文化長廊，在宣傳欄中對我院的建設，我院學習工作的開展，我院學習的情況，都有宣傳，還在宣傳欄中宣傳了文學，英語等作品呼吁我院的同學們積極的投入到學習當中。在中期我們學習部組織了我院09級的集體組的數學競賽，在參賽前期我們學習還有黃輔導員一起對參加競賽的同學經行了培訓。長達三周的時間培訓，給同學們講解一些競賽中常考的題型。在考試中同學們也發揮了很好的水平。

在本學期的后期，我們院學習部配合大院學習部一起組織了“第二屆英語模擬考”，在本次考試中，我們學習部也在我們院大力的宣傳讓同學積極的參與。讓同學們在四級考試前去體驗下考試的氣氛，也更能提高我院的學風。在四級模擬考后，有舉行了“英語四級交流會”，在交流會中，我院前任學習部部長曾志平、和我院08級田旭鵬出席這次交流會給大一的同學們傳授了一些經驗和方法。他們都把自己多年學習英語的經驗毫不保留的和參會的同學進行了交流，在交流會中還舉行了互動的環節，讓在坐的同學提自己還需要解決的問題，我院的同學積極的參與，積極的說出了自己的在英語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經過了師兄和老師的講解在場的同學們臉上都帶這收獲的笑臉。本次交流會使我院的同學們了解到英語等級考試的最新信息及考試技巧，豐富了

同學們的英語知識，對于同學們通過此次英語過級考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更在我們院的同學們心中樹立起了過英語四級的信心，他們知道如何去分配時間問題，和在什么地方自己還需要更加的努力，為考四級提高了很大的信心和斗志。

在班會情況方面，我們學習部在這學期開展了以下主題，第七周班會主題“學習郭明義個人先進事跡”我們院班會中開展了學習郭明義先進事跡，使全院的同學更深刻的領會到雷鋒精神，指引著我們學習和工作的前進的方向。我們大學生應該具備這樣的精神，從小事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發揚“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時時刻刻在自己心中豎起雷鋒，郭明義先進精神激勵我們勇往向前。在第九周班會主題“時間易失，豈容我待 友情“為了抓緊學習時間，我們院在第九周的班會中召開了以“時間易失，豈容我待”的主題。給同學們一個時間上的警鐘。對于08級的課程快結束了，讓同學們應該抓緊復習，珍惜每一點時間，在考試的最后幾周抓緊復習，為考試做好充分的準備。第十一周班會主題“誠信考試“考試一個敏感的話題，我們院馬上面臨考試的到來，在這一周我們院的班會主題“誠信考試”。誠信，是社會人際關系的精神紐帶，也是人際關系的最高原則，而考試，作為一種較好的公平測試評價形式，一直被廣泛應用于各級學校，所以我們應該非常的重視。在此次班會中還有我們的黃輔導員的親臨，為我們院的同學加油打氣，給我們鼓勵，叫我們要好好的對待考試，考出自己的真實水平，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在十三周“爭做一名優秀的志愿者“為提高我院的公益人才，和助人為樂的精神，我院大力提倡我們爭做一名優秀的志愿者。在第十五周班會主題“創優爭先”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扎實推進“三創六進”行動計劃，加強支部建設，充分發揮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積極營造優良的校風、教風、學風，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加快學校向教學應用型大學轉型我院也是積極的號召學習。

每次班會情況都不錯，大多數同學們都積極參與都能讓同學們在班會主題中收獲不少的知識。紀律問題還需加強。

對于我們下學期我們學習部，還會進一步的加強學風建設的內容和學風建設的活動，把我們院的學習氛圍提上一個臺階，我們學習部全體人員將會一直努力下去。

總結部門：學習部2010年12月2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