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隔代教養與兒童情緒調節的關系研究論文

隔代教養也被稱為“隔代教育”,是一種相對于親代教養的特殊家庭教育方式。隨著社會的變遷，我國的家庭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隨著隔代教養現象越來越普遍，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已有研究對隔代教養的成因、利弊和對幼兒心理發展的影響等方面做了探討，但關于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影響的研究有所欠缺。本研究通過查閱隔代教養和兒童情緒調控的相關文獻，從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影響的研究入手，對已有文獻進行整理分析。

一、隔代教養概述。

（一）隔代教養的界定。

對于隔代教養的界定，不同研究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別。總的來說，國外對隔代教養的界定主要是通過區別隔代教養家庭來體現，而我國研究者大多把隔代教養等同于祖父母參與兒童教育。在西方傳統文化中，祖父母對孫輩們的作用多定位在娛樂方面，不承擔過多的教育責任。但隨著 20 世紀 90年代“代理父母”的增多，祖輩對孫輩的教育開始受到關注。

國外研究者對隔代教養家庭主要分為三種方式。按照家庭結構劃分，分為由祖父母擔負整個家庭的重任和孫子女之父母承擔家庭責任兩類，在這兩類家庭中，祖父母進行的教育活動均稱為隔代教育；從祖父母對孫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出發，可以分為祖父母僅負責白天照顧孫子女，祖父母收入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和祖父母為孫子女的合法監護人三類。第三種是從隔代教養家庭包含的范圍出發，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上，只要祖父母是孫子女教育責任承擔者之一，則該家庭就屬于隔代教養家庭；而在狹義的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完全替代父母承擔孫子女所有的教育責任。

國內學者對隔代教育的定義，主要區別在祖父母對孫子女教育的參與程度及時間上。有研究認為隔代教育是指祖輩承擔撫養教育孫輩的主要或全部責任。也有研究認為，隔代教育是父母不在的情況下由祖輩撫養的教養方式，不包括祖父母和父母共同撫養。另外，也有研究者提出，隔代教養是祖父母對孫子女的看護和養育，是在三代家庭中進行的，剔除了完全由祖父母撫養的情況。

筆者認為，研究者對隔代教養的界定有所差異，一是由于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二是現有的定義大多是實證性研究給出的操作性定義，受研究者研究設計的影響較大。

（二）隔代教養的類型。

國內學者參照親代教養類型的劃分方式，并針對隔代教養的特殊性做出了一定的調整，對隔代教養進行分類。一種較為普遍的劃分方式是分四類---關注型、過分監督型、嚴厲懲罰型和民主理解型。前三種隔代教養類型都存在缺陷：

過分關注型是祖輩家長對孫輩過度溺愛；過分監督型是祖輩家長對孫輩的任何事情都嚴格監管；嚴厲懲罰型是祖輩對孫輩一貫地嚴厲責備，造成孫輩產生嚴重的自閉、叛逆和自卑等心理問題。民主理解型則是最理想的類型。

國外研究者對隔代教養類型的劃分主要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是祖父母的教育理念，考察祖父母關注的是祖輩的個人需要還是社會需要，由此劃分為分配型（同時關注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象征型（關注社會規范但不強調個人需要）、個人型（關注個人需要而不關心社會期望）和疏遠型（很少有強烈的態度期望）。另一角度是祖孫的親密關系，劃分為參與型（祖父母的行為類似父母，在家里的重大事情上有發言權）、伙伴型（祖父母經常遵循“不干涉原則”,不參與對孫子女的撫養、社會化和紀律管教）和疏遠型（祖孫關系是正式的和疏遠的）。

（三）隔代教養對孫輩的影響。

1.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情感和行為的影響。國外研究者指出，隔代教養下的兒童存在無安全感、易焦慮、行為分裂、性格發展遲緩、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其中，女孩更易出現情感問題。另有研究發現，有 26%的隔代教養兒童存在行為問題，比一般兒童高 10%左右，男孩出現行為問題的概率更高。

情緒方面，一項研究發現，隔代教養中對幼兒的情感發展表達影響最大的恰恰是來自祖父輩的負面情緒。隔代教養下兒童的情緒發展問題多為兒童情感實證研究中的一部分，且一般不是主要部分，相對較宏觀，缺少具體細致的分析。但這些研究也證實了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

2.對兒童性格的影響。某大學對學生性格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經過隔代教養的學生與父母直接教養的學生在性格上存在顯著差異。前者表現出強迫癥、偏執、歇斯底里和人格分裂等傾向。隔代教養造成的兒童性格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冷漠，缺乏同情心，集體觀念淡薄；任性執拗，以自我為中心，很難為他人著想；孤僻，倔強，不愿與他人交流。

對形成這些不利影響的原因，國內學者認為主要是祖輩對孫輩的教育方式方法存在問題。由于祖輩的守舊思想，以經驗代替科學，因此，隔代教養無法與時俱進，導致教育質量下降。

有些祖輩出于補償心理，認為嚴厲的教養方式會使家庭失和，便一味滿足孫輩的要求而導致對孫輩的溺愛，或對兒童的錯誤采取忽視態度。

3.對兒童學業的影響。隔代教養的兒童更易產生厭學情緒，輟學現象尤其明顯。一項針對農村隔代教養問題的研究指出，隔代教養家庭的學生學習困難，三分之二以上學生學業成績處于中下水平。

二、兒童情緒調節。

（一）情緒調節的定義及類型。

情緒調節的定義并不是十分清晰。有研究認為，情緒調節是情緒產生、繼續的過程和對內部情感狀態的發生、強度或持續時間的調節，以及和情緒有關的生理過程。這種定義得到較普遍的認可。情緒調節有三種類型：情緒的控制與調節；與情緒相關的行為調節和控制；對引發情緒的情境的調節和控制。也有從外在表現和內在認知兩方面進行的分類：

內在認知包括對情緒的認識，情緒調節策略的解釋、提取和選擇等；外在表現則是在內在認知基礎上采取的具體行為，例如情緒的表達。

（二）情緒調節策略。

兒童運用的情緒調節策略共有 6 種：認知重建、問題解決、替代活動、發泄、被動應付、自我安慰。其中，認知重建是兒童通過積極正面的心態來面對消極事件；解決問題是兒童勇于面對問題，通過自身不懈努力，合理運用適應性行為和方法處理困境，從而減少或消除消極的負面情緒；替代活動是轉移兒童在遇到困難時消極情緒的注意力，盡量轉移到一些積極的事件中去；發泄指兒童通過使用破壞性或傷害性的行為來表達和宣泄自己的負面情緒；被動應對是指兒童在面臨困境時采用逃避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主動面對；自我安慰指兒童通過重復相同的、無意義的身體動作及一些話語來安慰自己的行為。

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在任何年齡階段，替代活動都是最主要的情緒調節策略，自我安慰和發泄兩種策略應用偏少。問題解決、認知重建策略的應用隨年齡增長而增加，發泄策略隨年齡增長逐漸遞減。因此，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情緒調節策略越來越需要認知的參與。

（三）情緒調節的影響因素。

1.家庭環境。照料者為兒童的情緒能力提供發展基礎，兒童在與照料者的人際關系情境中逐漸發展自身情緒調控能力。照料者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支持、榜樣和引導作用，照料者的情緒表達、情緒狀態和情緒調節策略直接影響兒童的情緒發展。已有實證研究表明，中度情緒表達的母親能引發兒童更多的應用情緒調節策略。

家庭互動對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照料者的關注程度，對孩子發出的情緒信號是否能及時做出反應；其次是與孩子之間的情緒談話；最后是父母對孩子情緒表達的態度。過于嚴格控制兒童的情緒表達，將導致孩子隱藏自身的消極情緒，往往在遇到矛盾沖突的情境時，則表現出較低的情緒調節能力。

由此可見，家庭環境對兒童情緒調節的影響占主導地位。

祖父母精力有限，對兒童情緒的關注可能不如父母及時；受傳統教育觀念影響，祖父母通常不重視與孩子的情緒談話；另外，祖父母容易對孫輩的情緒表達采用縱容的態度。這些因素可能會造成隔代教養兒童與親代教養兒童在情緒表達上出現差異。

2.兒童性格與氣質。近年來，研究人員對氣質性格和情緒調節之間的關系日益重視。研究人員認為，氣質能反映先天的神經活動方式，影響著兒童情緒調節。

一方面，不同的性格氣質在相同情景下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模式，性格氣質可作為情緒反應的一種預測。

另一方面，在同一壓力情境下，不同氣質性格人的情緒調節水平也有較大差異。而有關隔代教養的研究發現，隔代教養會對兒童的氣質、性格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可進一步影響兒童的情緒表達。

三、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的影響。

筆者通過文獻整理發現，國內關于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影響的研究較少，但在對隔代教養的研究中，兒童情緒調控有時會作為一個考察維度出現。

一項關于隔代教養幼兒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指出，在情緒問題上，隔代教養幼兒的得分顯著低于父母教養和共同教養的幼兒。祖輩家長在人生價值觀、生活習慣、教育觀念等方面不能與時俱進，對孩子過度保護、限制，使隔代教養幼兒表現出更多的情緒問題另有研究表明，隔代教養兒童易表現出易怒、歇斯底里等情緒，或是喜怒無常，無法有效控制情緒，易產生人際交往恐懼等心理障礙。

一項關于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影響的研究，在研究設計時進行了三個方面的對比，一是隔代教養與親代教養的對比，二是城鄉隔代教養的對比，三是祖輩文化程度對隔代教養兒童情緒調控的對比。在對比隔代教養和親代教養兒童的情緒調節問題時，在認知重建上，研究表明親代教養組得分均值大于隔代教養組；而在被動應付、問題解決、發泄、自我安慰、替代活動等情緒調節策略上，隔代教養組得分均值均大于親代教養組。在發泄和替代活動上，隔代教養和親代教養方式有顯著性差異。隔代教養組發泄活動得分高，表明祖輩在教養兒童時溺愛現象嚴重，祖輩允許孩子發泄。在替代活動中，隔代教養組的平均值顯著高于親代教養組，表明可能是父輩對兒童的嚴格要求。父輩相對較注重兒童在某件事情上的專注力和毅力。祖輩教養孩子大多屬于“看管式”教育，這種教育模式使孩子能認識到危險，并在遇到危險時保護自己，但也易造成其知難而退的心理。

在將城鎮和農村隔代教養兒童進行比較時，研究者發現，農村隔代教養組幼兒在消極情境中的積極情緒調節策略的各項平均分總體低于城市組，其中，農村組兒童在消極情境中的消極情緒調節策略得分均值較高，且農村組兒童的自我安慰調節策略的得分較高。研究分析，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與城鄉家長在教育方式方法、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方面的差異有關。農村留守兒童因父母不在身邊，爺爺奶奶對小孩的不良行為不能及時控制與制止，因此，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差，缺乏自主能力。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祖輩在生活方式、文化素養、教育手段等方面可能比農村祖輩更科學，更符合兒童心理發展的要求。

在考察兒童的情緒調節策略選擇的隔代教養過程中，不難發現，祖輩文化程度越高，在消極情境中幼兒更容易傾向于采用積極的方式來應對所面臨的消極事件。在發泄、被動應付和自我安慰的情緒調節策略中，接受過中等及以上教育的祖輩教養組得分均值低于接受初等教育祖輩教養組。文化素養高的祖輩在分析和處理問題時也許要比文化程度低的祖輩更為全面和透徹，教育理念與教育方式相對來說更加科學。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來研究的展望。

（一）針對性的研究較少，未形成系統研究。

筆者通過文獻梳理發現，關于隔代教養及兒童情緒調節問題的研究已有很多，但缺乏針對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影響的系統研究。家庭環境是影響兒童情緒調控的主要因素，而隔代教養和親代教養的家庭環境差別較大，這些差異是否對兒童情緒調控產生影響？如何產生影響？影響的表現又有哪些？另外，許多隔代教養對兒童的影響結果，比如兒童的氣質性格，也是兒童情緒調節的影響因子，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但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聯系？這種聯系的強弱是否明顯？這種聯系的運行機制是什么？這種聯系有哪些影響因素？這一系列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需要更加系統且細致的研究。

（二）研究角度較單一，未全方位涵蓋兒童情緒調節。

筆者檢索到的關于隔代教養對兒童情緒調控的影響，均是從兒童情緒調控策略選擇這一方面進行的。

然而，兒童情緒調控的含義十分豐富，包括內在認知（認識情緒，情緒調節策略的解釋、提取和選擇等）和外在表現（情緒的表達等），情緒調節策略的選擇僅僅是內部認知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個兒童情緒調節的情況。因此，對兒童情緒調節的研究需要擴大涵蓋面，進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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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國外情緒調節研究的現狀與前景(講課稿)

國外情緒調節研究的現狀與前景

摘要

本文從涵義界定、主觀體驗、生理變化、早期社會化、社交情境和發展趨勢等方面，介紹了國外情緒調節研究的現狀和前景。

關鍵詞：情緒調節

現狀

前景

自從心理學家系統研究人類行為以來，情緒調節就一直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課題。近十幾年來，隨著個體社會化研究的深入和心理教育研究的興起，情緒調節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為心理學家所重視，并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對國外情緒調節研究的現狀與前景做一簡要介紹。

一、情緒調節的研究現狀

從現有文獻來看，心理學家對情緒調節的具體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個方面：

１．情緒調節的涵義

情緒調節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情緒心理學家對情緒調節的涵義的界定方式，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類可稱之為適應性界定方式，即強調情緒調節是一種適應社會現實的情緒和行為反應。例如Cole、Michel和 Teti(1994)等認為，情緒調節是以一種社會可以容忍的方式，靈活地對一系列情緒（包括積極的和消極的）發展要求作出反應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時候延緩反應的能力。再如，Thomposon(1994)指出，情緒調節是一種適應社會現實的活動過程，它要求人們的情緒反應具有靈活性（非呆板）、應變性（非固定不變）和適度性（非喚醒過度或喚醒不足），以使人們能以有組織的、建設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適應變化的社會情境。

第二類可稱之為功效性界定方式，即突出情緒調節旨在服務于個人目的。例如，Masters(1991)指出，情緒調節是一種服務于個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與發2

１展的活動。與之相應。許多研究也發現，人們調節自身情緒反應的內外過程，尤其是它的強度和久暫特征，與實現或達到個人目的有關（Campos, 1989;Smith, 1993）。采用這種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強調，情緒調節不僅僅是一個簡單地或被動地適應社會情境要求的活動，而且也是一個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活動；人們是否進行情緒調節以及如何調節，是對社會情境的主觀意義及自身應付能力的認知的函數（Smith, Haynes, Lazarus and Pope, 1993）。

第三類可稱之為特征性界定方式，即從情緒調節的某一特征或特性著手，對之加以界定。例如，Dodge(1989)從其操作過程著手，認為情緒調節是激發一種活動以調節（減弱、增強或改變）另一種活動的過程。Cicchetti、Ackerman和 Izard(1995)強調情緒調節的動力特性，認為情緒調節是一個發生在意識內外的、包括生理、認知、體驗和行為反應的動力組織系統，其功能是驅動和組織行為，以從一個或多個方面（生理、認知、體驗和行為）適應特定情境。Salovey 和Mayer(1990)從情緒調節在人的智能結構中的地位入手，認為情緒調節是情緒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并將 之視為Gardner的社會智能結構中的一個亞成分。當然，這三種界定方式之間其實是相互關聯的，它們有助于我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認識情緒調節的本質。

２．情緒調節與主觀體驗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兩個問題：

一是情緒調節對主觀體驗的依賴性。許多研究者認為，情緒調節的方法或技能的選擇和效能，依賴于所體驗到的特定情緒。例如，Worlden和 Smith（1997）的一項對兒童情緒調節策略的研究結果表明，情緒調節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緒而異。在這項研究中，絕大多數兒童認為，對于憤怒和羞愧，解決問題是最好的情緒調節方法；對于悲傷，尋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緒調節策略；而對于創傷感，遠離創傷源是最好的情緒調節方法；等等。

2二是情緒調節對認知評價依賴性。許多研究者認為，既然主觀情緒體驗的產生受自身認知評價的引導，那么有效調節自身情緒體驗的一個必要前提，就涉及如何認識或評價相應的情緒刺激。Abramson等(1989)的研究認為，許多需要調節的情緒體驗本身，都存在4 著認知方面的問題。例如，極度憂郁或焦慮的產生，往往是當事人認為所期盼的結果無法實現或相反的結果必將產生，而自己對之又無能為力的結果。因此，許多研究者指出，改變認知或學會合理認知，是情緒調節的重要方法之一。3．情緒調節與生理反應

關于情緒調節與生理反應之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這樣兩個問題：

一是情緒調節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生理喚醒。許多研究表明，情緒調節與高強度生理喚醒相關聯。首先從情緒調節的產生來看，情緒調節是一個自我控制的過程，其中許多活動產生于意識水平之上，即個體必須知道自己所要調節的到底是什么。而這種意識的產生，取決于個體是否處于高強度的情緒喚醒狀態或體驗到強烈的情緒。換句話說，當個體處于高強度的情緒喚醒狀態時，他才可能產生情緒調節的意識與活動。其次從情緒調節的結果來看，有效情緒調節的一個通常的自然結果，就是使有機體處于低喚醒狀態。亦即從生理學的意義上來說，情緒調節可以看作是一個使有機體從激動狀態回歸平靜狀態的體內平衡過程

３(Kopp,1989;Hubbard and Coie, 1994;Saarni,1997)。二是反映情緒活動的生理指標與情緒調節能力或潛能的關系。許多研究者發現，情緒的自我調節努力與生理變化之間有著某種對應關系，可以通過測量那些通常反映情緒活動的生理指標，如心率、血壓、瞳孔變化和皮膚電阻等，研究個體情緒調節能力或潛能(Fox,1989;Kagan, 1992;Gross and Levenson,1993)。這方面的具體研究多數集中在心率上。其中許多研究表明，心臟的基本活動方式標志著有機體抑制體內平衡以對刺激作出反應的潛能，以及自我調節以恢復體內平衡的潛能(Izard, Proges, Simons, Haynes and Cohen, 1991)；面對新奇刺激時，那些心率維持在較高水平的兒童更容易產生害羞、恐懼的反應(Kagan, Rermick, Clarke, Snidnan and Coll, 1984)；在一個啼哭的嬰兒面前，學齡前兒童的心率變化與其安慰行為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Fabes, Eisenberg, Karbon, Troyer and Switzer,1994)。5 4．情緒調節與早期社會化

這方面的情緒調節研究，主要圍繞兩個問題： 一是父母對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發展的影響。6 Cummings（1987）、Walden和Ogan（1988）、Halberstadt（1991）的研究發現，父母或看護人對兒童情緒行為的反應，以及父母之間或看護人之間的情緒相互作用（如父母之間的沖突），對兒童的情緒及情緒調節有重要影響6。還有許多研究表明，兒童的情緒調節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與其父母的情緒調節能力密切相關，那些在同伴中情緒表現較積極的兒童，其父母的情緒表現也較積極(Dunn and brown, 1994;Fabes, Eisenberg, Karbon, Bernzweig, et al., 1994)7。因此，許多研究者指出，如果父母能經常以適應孩子情緒社會化實踐的方式，對孩子的情緒發展作出反應，會對孩子的情緒調節以及調節策略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是早期社會化對情緒調節發展的性別差異的影響。許多研究表明，關于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情緒表達方式，男孩和女孩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獲得不同的信息，特別是在表達憤怒等消極情緒方面。例如，Malstesta 和Haviland(1982)的研究發現，母親常對女嬰表達的憤怒作出嚴厲反應，而對男嬰的憤怒則較少作出同樣反應。Saarni（1992）在一項研究中，給 兒童講了一個引發消極情緒的故事，并讓兒童提出最好的應付策略，結果發現男孩更多地選擇憤怒反應。該研究對其原因的進一步分析發現，似乎男孩覺得他們在表達憤怒的方式的選擇上較少受限制，而且他們更多地考慮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Barrett（1998）等的研究也證實，女孩調節消極情緒的能力更明顯地受父母社會化的影響；對女孩的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是我們的文化習俗之一。8 5． 情緒調節與社交情境

絕大多數論述情緒調節的文章都強調，情緒調節發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其操作既與情境要求及個體對這些要求的認知評價有關，又與情境中人與人之間社交關系的類型特性有關（Walden and Smith, 1997）9。例如，Lempers 和 Clark-Lempers（1992）通過對沖突行為的研究發現，11至17歲的兒童報告，朋友之間較少發生沖突，似乎朋友之間情緒調節較好10。然而，許多研究發現，在封閉的社交情境中（兒童對與誰交往、交往多長時間毫無選擇），朋友之間的沖突比非朋友之間的沖突更劇烈、更持久(Hartup等，1993；Dunn等，1998)11。另外，大量的日常觀察研8 究發現，人們最容易對自己的親人（父母、妻子、孩子）發火，相反對外人常表現出有所調節的情緒行為。這與人們認知上的控制判斷有關，因為人們總認為對自己的親人發火不會導致嚴重的后果。

與之相應，情緒調節的選擇似乎也取決于情緒指向者是不是個權威人物。Underwood, Coie and Herbsman（1992）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很少對權威人物表現出憤怒；而對非權威人物，人們的情緒調節就可能具有更多的自由度。12

另外，Braurgart and Stifter（1991）的研究發現，那些母嬰依附關系較差的嬰兒，在遭受痛苦體驗時，比母嬰依附關系較好的嬰兒更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的情緒調節方式（如吸吮手指）；另外，這類嬰兒在與母親小別重逢時，雖然心里有欣喜感，但是較少迎向母親，而往往是木無表情地擺弄玩具。這也說明情緒調節的方式策略的選擇與使用依不同社交情境及其人際關系特性而異。13

6．情緒調節的發展趨勢

現有研究表明，在個體生活的早期，情緒調節的發展存在著這樣一些普遍的趨勢： 一是兒童情緒調節的方式隨自身運動能力的發展而發展。例如，Tronick（1989）和 Rothbart（1991）等的研究發現，嬰兒生活中最早的情緒調節方式是吸吮手指之類的身體自慰行為；２至３個月的嬰兒能夠采用控制視覺注意的方法來調節情緒；當嬰兒能夠爬行或走路時，則多采用接近或回避的方式調節情緒。另外，Mangelsdorf、Shapiro和 Marzolf(1995)對嬰兒在陌生人情境下的情緒調節行為的研究也發現，那些身體運動不靈活的嬰兒（６個月）多轉移視線，而身體運動較靈活的嬰兒（１２個月）則采取行為躲避。14

二是兒童的情緒調節能力隨其社會認知能力的提高而發展。Thomposon（1994）的研究表明，兒童的情緒調節能力與他們對刺激源的社會認知，以及對自己和他人情緒反應的理解或推測能力有關。Izard、Hembree、Dougherty和Spizziri（1993）的研究發現，對于疼痛刺激的反應，年幼的嬰兒主要是痛苦，而許多１９個月的嬰兒則表現為憤怒；這種差異基礎于對疼痛源的社會認知水平的不同。另外，Vinden（1999）的研究發現，年幼的兒童難以準確理解他人的悲痛、10 不幸，以致不能恰當地調節自己對之的情緒反應（他們在看到他人承受消極情緒時，自己卻體驗到了積極情緒）。15

三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能更多地利用認知策略、以建設性的方式來調節自己的情緒。例如，在導致憤怒的情境中，２至３歲的兒童傾向于以避開該情境來調節自己的憤怒體驗，而４至５歲的兒童則趨向于通過擔負更多的社交責任和表現出更積極的情緒來應付該情境，也就是說，年齡較大的兒童致力于通過一種指向他人的建設性方式來調節情緒，并有一個解決社交問題的目標(Cumming, 1987)。同樣，Fabes 等（1994）和Parkinson 等（1999）的研究也證實，與年幼兒童相比較，年長的兒童更趨向于用有利于達到目標而不破壞人際關系的方式，應付人與人之間的情緒沖突。這些都說明，情緒調節與社會認知和社交能力的發展密切相連。16

二、存在問題與研究前景

回顧以往的情緒調節研究，情緒心理學家也發現存在一些問題或缺陷，并認為今后的情緒調節研究將以 解決這些問題為重點課題。17 1． 情緒調節的標準

調節，意味著按照某種標準行為或與某種規則相符合。但是，情緒調節的標準或規則是什么，或者說應該是什么呢？以及誰來決定情緒調節的標準及其適用性？這似乎誰都知道，然而誰又都說不清楚；這好象存在某種約定俗成的東西，然而落實到具體情境中，又經常出現不一致的情況。這個問題的產生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情緒調節的努力總是發生在特定的社會交往情境中，因此，能適應一種情境的情緒調節方法，不一定能適應另一情境；同樣，在一種情境中受到推崇的情緒調節方式，在另一種情境中可能會導致消極后果。例如，那些“從事心理治療”的人，贊成人們公開地、誠實地表達憤怒情緒，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情況下，不管如何誠實地表達憤怒，都會導致人際關系的消極后果。再如，不管兒童表達憤怒的方式是否恰當，他們常常會因為對大人發怒而遭受懲罰。其二，情緒調節有否有效，取決于個體的自我功效感，即是否能有效應付情境的主觀感受。因此，情緒調節的好壞又存在某種個人標準，其可能與基于普遍希望12 的外部標準不相一致。例如，對付挑釁，那些攻擊能力較強的兒童認為制服對方是最好的情緒調節方式，其他兒童則因為懼怕攻擊的消極后果而將之視為不好的情緒調節方式。其三，情緒調節本身也有個適度的問題。任何情緒調節方式或方法，如果使用不當（不足或過度）都會產生適應不良或失調的問題。比如，就內疚而言，缺乏調節會引起憂郁，調節過度又可能導致偏執行為。18

2． 情緒調節的研究內容

以往關于情緒調節及其發展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消極情緒領域，因為許多研究者發現，人們認為的最好的情緒調節方法，大都是在特定消極情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似乎情緒調節主要與消極情緒體驗相聯系，或是以積極情緒取代消極情緒。現在，一些研究者對此提出質疑。例如，Parke（1994）指出，在積極情緒狀態中，人們也需要進行情緒調節，否則會導致社會交往問題。例如，如果一個學生為他取得班級第一而公開表現其自豪感的話，會使他失去許多朋友。而且，Parke認為，在對情緒調節及其發展的研究上，研究積極情緒的調節，可能會更有收獲。19

3．研究方法

在研究情緒調節的過程中，情緒心理學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自我報告法，即讓兒童報告他們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問卷法，由父母和老師根據問卷反映和評價兒童情緒調節的能力；觀察法，在自然情境中觀察兒童的情緒調節行為；實驗法，在實驗室中誘發某種情緒，進而測量兒童的情緒調節反應。

在深入了解個體的情緒調節活動的過程中，這些方法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就自我報告法而言，研究者發現，兒童所說的與他們在現實中所做的有較大差異，即他們所報告的情緒調節水平比實際的情況要好：那些在學校經常尋釁鬧事的兒童，在報告中說自己會像其他孩子一樣控制自己的攻擊性行為。再如，問卷法也會因家長和老師的固有偏見而產生類似的問題：家長可能更想展現孩子積極的方面，老師則可能對成績好的學生給予更積極的描繪。同樣，觀察法和實驗法也存在一定的不盡人意之處。20 由于情緒及其調節的復雜性和多重性，很難講那一種方法比另一種方法更有效。情緒心理學家認為，在今后在研究中，一方面需要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14 另一方面需要認真研究各種研究方法之所得結果之間的關系，以便對情緒調節有較全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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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ctuality and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emotion regulation.The mostly areas of research in emotion regulation are discussed: definition, subjective

experience，physiological response, socialization in childhood, soci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al trend.Finally some developmental foreground in emotion regulation are discussed.

第三篇：小學留守兒童學習情緒的調節與自我控制能力的培養

小學留守兒童學習情緒的調節與自我控制能力的培養

關鍵詞：留守兒童；小學；班主任；學習情緒；自我控制能力

近年來，隨著我縣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由于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打工,由祖輩隔代撫養或由親友照管,與子女缺少溝通,對子女的行為品德、學業成績、生活習慣等知之甚少,無力管教；加上目前農村社會對一些娛樂場所不能有效管理,導致留守兒童在家里不聽代養人教導,頂撞祖輩、我行我素；在學校不遵守規章制度,不服管理,嚴重影響了留守子女身心的健康發展。因此,作為小學班主任，如何調節留守兒童的學習情緒，培養自我控制能力，形勢迫在眉睫。

其實每個學生都想成為好孩子，都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甚至贊美，留守兒童也不例外。由于自覺性、控制力和能力不足，他們的表現不盡如人意，甚至自暴自棄。我認為疏通心理的同時，應積極培養和提升他們的自我發展能力，體驗成功，建立信心，來對抗并消除心理問題，為他們今后的發展打開廣闊的通道。

一、培養自我服務能力

我班的留守兒童大概有二十幾個，在日常留守兒童的管理中，我經常開展整理自己的書桌、教室、圖書架、個人衛生、零用錢使用計劃與記錄等評比活動，對表現突出的兒童給予及時表揚，并張貼在表揚欄里，提高學生自我服務意識與能力。

二、培養交際能力

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兒童特殊的信息渠道和參照框架，是兒童得到情感支持的主要來源之一，可以滿足兒童歸屬感和愛與尊重的需要。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兒童心理發展的精神支柱，有利于兒童形成自尊、自信、活潑開朗的性格。首先培養兒童的表達水平與溝通能力。能勇敢說出自己的觀點和不同意見，指導兒童傾聽的技巧，學會傾訴。其次學會移情，體驗不同經歷的不同心理感受，從而懂得理解人，關心人，明白事理，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接納周圍的人，與人友好相處。第三學會欣賞與贊美，尊重別人，以樂觀的態度看人、看事，最終達到能主動與人交流。

三、培養自制力和意志力

為了引導留守兒童培養自我教育能力，我放手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但我時刻都在督促著他們，引導他們自覺組織召開各種專題討論班會。為了激發學生自我教育的動機，班中的大小事情都由班干部去管，由學生自己處理。我還要求學生每月自我小結，期中期末進行自我總結，并有針對性地讓一些同學在會上總結交流。這樣，學生有效地自我督促、自我控制，逐漸培養了學生自我教育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班級教育和管理水平。引導他們由“被管”向“自管”，由“他律”向“自律”過渡，班主任工作輕松得多了，而教育管理效果也明顯好轉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這些方法的確是教育好這些學生的“法寶”。它改變了教師老是跟在學生后面轉，而效果卻是事倍功半的狀況，同時又培養了學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約束

能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師管理學生就不再頭痛了。

四、發展自我調節能力

任何外因都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真正解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實質在于留守兒童的自我調節能力。

發展學生的自我調節能力，首先教學生學會正確對待生活，感受生活的艱辛，認識到生活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既應看到自己的不順，也應看到別人的困難與努力。樹立正確的生活觀，以積極的態度對待生活。學會把生活中的困難當作對自己的磨練和提升，相信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確定人生目標，尊重生命、真理、自由，同情弱小，追求尊嚴與平等，追求知識與能力提高，追求良好習慣的養成，追求自身的發展，看到自己的位置與價值。讓孩子明白自己是父母的寶，是國家的未來，正確對待自己，用樂觀態度對待生活考驗，學會疏導自己的不良情緒。

其次，要引導孩子學會做人做事的道理，幫助他們學會正確的待人接物思維方式；指導兒童學會良性宣泄，緩解心理壓力。例如，找人傾訴，到無人地方大吼幾聲，參與各種體育鍛煉等，先控制好自己情緒，然后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有娛樂性的活動，讓自己心情放松。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讓自己正向情感體驗消除不良情緒體驗，哪怕幫同學撿起落在地上的書本，看看同學充滿謝意的笑容，也是一份快樂。

最后，提升留守兒童的自我認知，改善兒童的不良體驗。留

守兒童正因為不能正確地自我認知，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才產生自卑、孤僻、憂郁等不良體驗。犯一些小錯誤，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同與贊揚，產生了消極的自我評價，直接影響兒童的情緒、情感、學習狀態和行為，引發了相應的心理問題。為此，作為班主任要用欣賞的眼光看待他們，看到他們的每一個改變，每一點進步，并在大家面前說出來，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優點，信心與自尊得到滿足，并在認知體系中重新認知自我，建立良好的個人形象。我們要因人而異，讓每一位兒童都能夠得到贊美，體驗成功，增強他們的良性體驗，引導兒童進行合理的自我調適，完善自己的人格。我接上現在這個班是在四年級時，班上的吳盼龍同學，他時常打架、吸煙、貪玩等。在課堂里不是搞小動作就是睡覺，也很“霸氣”。后來經過對他認真分析，覺得他并不是一無是處，還發現他愛運動，有集體榮譽感，夠義氣，十分樂意幫助困難的同學，且很有正義感。我利用他對籃球運動的愛好和對我的好感，經常與他談心，和他交朋友，關心他的生活、學習，對他噓寒問暖。因而他把我當知心朋友，有心事肯跟我傾訴，聽從我的教導。經過我的耐心教育、引導和鼓勵（擔任體育委員），他轉變很大，現在不斷地在改掉過去的惡習，慢慢養成了較強的自制能力，從一個問題學生變成了老師的好助手。

所以，我們要經常告訴這些留守兒童，他們明天是多么輝煌，為兒童樹立“角色”，讓這個“角色”引領孩子挖掘自己的潛能，完成角色屬性，改變原有的不良心理，成為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心的人。

托爾斯泰說過，“教育才能的基礎在于深信有可能成功地教育每個兒童。”相信我們只要有信心，用我們的耐心，從留守兒童的實際出發，從小事抓起，不斷提升他們的自我發展能力，今天一定是他們的新起點。

第四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兒童攻擊性與校園打架事件關系研究

兒童攻擊性與校園打架事件關系研究

內容摘要：攻擊行為是一種故意傷害他人，并給他人帶來身體和心理傷害的行為活動。兒童處于身體迅速生長、心理發展不成熟且易沖動的年齡，其攻擊性問題更加突出。這給許多的小學老師的安全教育工作帶來很多的安全隱患。本文從小學高年級兒童攻擊性產生的原因，與校園安全之間的關系，及其對策進行研究。

關鍵詞：攻擊性行為、校園安全、原因、對策

攻擊性行為又稱侵犯性行為，是一種故意傷害他人，并給他人帶來身體和心理傷害的行為活動【1】。兒童處于身體迅速生長、心理發展不成熟且易沖動的年齡，其攻擊性問題更加突出。這給許多的小學老師的安全教育工作帶來很多的安全隱患。本文從兒童攻擊性產生的原因，與校園安全之間的關系，及其對策進行研究。

一、辯證發展的過程

在學校里，經常可以聽到老師教育學生要團結，不許打架。但是不難發現校園打架事件仍舊頻頻發生，這引發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很多人認為打架事件的發生只是一個偶然現象，是由于兒童本身就是活潑、好動的年齡。其實不然，兒童攻擊性行為并不僅僅以活潑好動的形式表現，他往往伴隨著厭學、欺騙行為、不尊敬師長等。而經常被攻擊的兒童事后通常會導致情緒抑郁、焦慮緊張、注意力分散、自卑孤僻、厭學逃學、學習成績下降和失眠，嚴重者甚至會導致自殺。兒童攻擊性行為是各種問題的先兆，不僅阻礙個體的健康發展，也影響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

而校園環境也直接影響著兒童攻擊性行為的多少，不少研究發現，欺負發生率因學校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這顯然不是學生個體或家庭因素造成的，而與學校的文化有著重要的聯系。教師對于爭斗行為的處理的是否公正直接影響著兒童攻擊性行為的下次是否發生。

二、兒童攻擊性產生的原因

1、家庭原因

記得一年級老師說過一個故事，她在課上教育學生在班里要互相照顧，不能打架。說完當即有學生表示反對，說在家里爸爸經常打媽媽。這個學生的話一直在我耳旁縈繞，讓我反思，這是為什么。我們社會到底給孩子帶來了什么？那對夫妻的打架給這孩子造成多大的影響。

家庭以生活為主要內容，他在為兒童提供發育與成長所需的物質、精神、心理條件時，也在自然地傳遞一種不良的生活方式。而家庭的不和諧生活和家長的極端教養方式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影響尤其嚴重。1.1家庭氛圍的不和諧

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模仿父母或他人的不良行為是導致孩子攻擊行為的重要原因。例如有的幼兒生長在一個攻擊性行為的家庭環境中，父母性格粗暴，父母、祖輩間不和，經常爭吵，甚至用暴力的方法來解決矛盾，孩子在耳聞目睹中往往把父母的言行誤以為行為的原則，不加批評地接受，逐漸形成錯誤雛型。在與小朋友相處中稍有不如意便用武力等攻擊小伙伴，這樣逐漸形成攻擊性行為。1.2家長極端教養方式

有研究表明一般有重攻擊性行為的孩子基本都來自“溺愛型”家庭和“權威型”的家庭。“溺愛型”家庭他們對孩子過于放縱，無原則的滿足小孩子的任何要求，從不控制孩子的行為，導致小孩往利己排他的心理發展。“絕對權威”型家庭，一般都以打罵來解決問題，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從父母的言行中學會了侵犯、攻擊他人的模式。就如英國教育家洛克說過的: “我們動手的時候，所得到的印象，哪怕是極微極小，小到幾乎覺察不出，卻有極重大的影響。”

2、校園原因

在我們那時讀書時，老師基本上都會偏袒讀書好的學生，這就導致好的學生不知悔改，繼續欺負同學。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導致好的學生驕縱跋扈，而學習差的學生就養成自卑厭學等情況。所以一所學校是否有反欺負的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著欺負的普遍性。不同的學校規章制度和學校的風氣也不同程度的影響學生的欺負發生情況。教師對欺侮的態度和行為,也影響著欺侮行為的發生。

3、大眾傳媒的影響

我們生活在信息高速發展的年代，也是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電視電影上的暴力情節層次不窮，細節盡量做到惟妙惟肖。而小孩子他的識別是非的能力較弱，模仿能力卻很強。認為自己也可以維護地球秩序，認為欺負學生打到小怪獸。

4、同伴的影響

有人曾指出：“欺負是發生于群體背景中的暴力，群體中的個體在互動中互相強化著群體中他人的行為。”但是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同伴一直是不可缺少的。而孩子在一起相處時，總是會很容易出現模仿，打鬧等情況，一個孩子看到另一個孩子通過搶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這個孩子也會用同樣的方法去達到更多的目的。

5、需求不滿

兒童的需求多種多樣，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有不同的需求。有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當幼兒的這些需求得不到滿足，兒童的攻擊性行為就相應的產生了，由于兒童有很強的自我中心意識、對自己喜愛的物品、玩具有強烈的占有欲，所以經常發生爭搶玩具的攻擊性行為。在小學里，經常發生高年級學生到低年級學生那里爭搶零食。

三、對兒童攻擊性行為矯正對策

1、家校合作

通過家校合作為兒童營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兒童的攻擊性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都應營造和諧的情緒氛圍，理智的控制情緒，不粗暴的對待孩子，也不在孩子面前有爭吵的行為。家長和老師應該通過多種渠道互相溝通，相互了解孩子在家里和學校的情況。家長和老師都應及時的發現兒童的閃光點，表揚兒童的行為，增強兒童的自信心。

2、滿足幼兒心理的需要和愿望

好奇、好問、好動是兒童期典型的心理特征，當兒童表現出探索周圍世界的種種正當需求時，父母和老師都應滿足和支持他們，提供寬松的環境條件讓他們通過活動、游戲及勞動等進行適當的嘗試，去干能干的事，去克服能克服的困難，去做切合實際的探索。而游戲則是兒童最喜愛，也是最主要的實踐活動，在游戲中，兒童可以無拘無束地盡情釋放各種積極的，消極的感情，游戲能為他們提供學習安全妥當地表現自己感情的途徑，從而學習駕馭控制不友好的攻擊性行為。

3、樹立良好榜樣克制學生行為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模仿能力強，塑造力強，經常會通過模仿別人來獲得攻擊性行為，同樣也可以通過正面引導讓學生學會謙讓，容忍別人。老師可以通過故事里的好形象去感染幼兒，給兒童樹立好榜樣，在日常生活中善于發現同伴間的好人好事，通過談話等方式使兒童形成正確的是非、道德觀，引導兒童模仿加以學習，通過強化去形成固定的親社會行為模式。

4、建立合理常規，科學安排生活和飲食。

常規是兒童必須遵守的日常生活的行為規則。兒童天性活潑好動、好玩、愛鬧，精力旺盛，建立合理的常規可培養其自制能力和良好的行為習慣。在一日活動安排上還可適當增加運動量，組織進行戶外運動等以消耗兒童過于旺盛的體力和過剩的能量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在一日三餐飲食方面注意不要過多提供高蛋白高能量的食物，以防產生過剩的體力和能量。

5、善待兒童的攻擊性行為

在說這點的時候，我倒是感觸深刻，記得我畢業第一年教四年級語文，班上有個同學某某經常跟我作對，上課不認真聽，下課經常打架。我也不甘示弱，與他硬碰硬，我就發現他越來越壞了。后來經過老教師的指點，我知道某某同學其實是從小被人貼上了“壞孩子”的標簽，破罐子破摔，你越罵他抵觸情緒越大。后來我就換了一種方式，善于發現他的閃光點，他上課的姿態好，我就表揚他，大掃除積極我也表揚他，漸漸的我發現他變了。所以老師要善待兒童的攻擊性行為，善于發現他們的閃光點及時給與正面鼓勵。在兒童發生攻擊性行為時，我們應該分析攻擊性行為的性質，是屬于工具性攻擊還是敵意性攻擊。如果是工具性攻擊，則要認真分析引起他攻擊行為發生的原因是什么。對于發生敵意性攻擊行為的兒童，教師應施以恰當的懲罰，如可采用暫時隔離法，對他采取不予理睬的態度。當他出現合作性行為時，給予及時獎勵以強化其良好行為。

兒童攻擊性行為是一切問題的先兆，及時合理的引導兒童攻擊性行為，對校園打架事件的減少可謂功不可沒。

參考文獻：

【1】 Parke&Slaby，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4，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3 【2】 陳向明，教師如何作質的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北京，2001 【3】 李維，社會化心理學新發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姓名：嚴晴玲

電話：***（584507）學校：江山市廿八都小學

論文名稱：兒童攻擊性行為與校園打架事件的關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