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宋代財產糾紛與訴訟研究論文[范文模版]

對于宋代財產法律制度，法史學界已有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了解靜態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它實際功能的發揮。從近幾年的法制史研究來看，學界雖已開始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卻稍嫌薄弱，有進一步深入系統研究的必要。

本文從現有史料入手，對宋代漢族地區的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進行了梳理，力圖通過對動態的、微觀的法律現象的分析，來考察宋代民間財產關系中的矛盾沖突，國家、社會對這種矛盾沖突的調整和解決，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眾對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處所講的財產除指私人的物質財富外，還包括以物質財富為對象，直接跟個人或團體的經濟利益相聯系的民事權利。“糾紛”與“訴訟”則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二者所處時間段不同，糾紛是訴訟的前提，它有可能發展為訴訟，也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為了行文的方便，筆者有時將通過這兩種途徑解決的糾紛合稱為“爭訟”。

一、宋代田宅糾紛與訴訟。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會背景下，加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沖擊，田宅所有權的出讓與轉移更為經常化，這期間也夾雜著許多矛盾沖突。本部分的討論以田宅界至爭訟、親鄰優先權爭訟、買賣契約爭訟為中心而展開。

與宅院間的界至紛爭相比，因土地邊界所產生的爭訟更為常見。強勢一方的惡意包占、田宅的長期閑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動性是這類紛爭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頻繁發生既與宋代的稅收制度關系密切，也與民戶生活息息相關。宋代以資產的高低作為國家稅收的標準，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產會有所虧折，難免影響到對國家賦稅的供輸。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產供輸原有田畝的稅賦，民戶自身的生活常常難以維持，所以，為避免欠負國家稅賦，許多人是不得不爭。為解決此類糾紛，有的官員從防范抓起，重視教化；有的官員則綜合運用刑罰威懾與勸諭手法，責令轄下百姓限期改正。

學界曾對中國古代親鄰優先權問題作過細致論述，但其討論均由靜態的制度入手，與其不同，本部分著重探討宋代社會中圍繞親鄰優先權所發生的動態紛爭。通過對田宅交易中親鄰購買和收贖的優先權的考察，可以發現，宋代與親鄰權相關的民事法規的內容日趨詳備，法律對“親鄰”概念的界定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其目的是盡量減少此類糾紛，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進行提供法律保證。但法律對親鄰范圍日趨嚴格的限定也反映出當時田宅交易的繁榮。由親鄰權所致爭訟可以看出，除商品經濟因素外，傳統的家族觀念也是當時田宅交易頻繁發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約反映的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彼此作為私有者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在宋代，經官印押的田宅契約是買賣關系成立的合法依據，亦是理斷田宅爭訟的憑據。然而，為了逃避沉重的契稅，許多交易者或偽造文契，或行用白契。為規范契據市場，宋朝廷加強了對偽契和白契的懲處力度。宋代與田宅典賣相關的官方制定法中有關稅契的強制性規定本為減少詞訟，抑止兼并，但此舉反而為兼并廣開其門，并未收到應有的積極效果，社會中因偽契和白契所致田宅爭訟之多便是對當時境況的真實反映。

二、宋代錢債糾紛與訴訟。

本部分主要討論與無息信用借貸和有息契約借貸相關的糾紛與訴訟。

宋代社會中的無息借貸多發生在鄰里親戚等較為熟悉的人們之間。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貸，也有生產性和經營性借貸，借款額有大有小，借期有長有短。大多數情況下，此類借貸既不計息，也不立契，屬信用擔保借貸。由于缺乏制約性機制，無息借貸糾紛時有發生。當時雖有告官追債者，但道德譴責仍是許多出借人追債無望時的無奈選擇。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出借方產生了吝貸心理。采用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僅要負擔有損“親誼”的風險，還常被告貸方挾嫌報復。

宋代舉息借貸一般數目較大，不僅計息，而且要訂立書面借貸契約，寫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見證人、抵押物。這類借貸的發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數人是在經濟壓力下借貸，負債人常常難以支付利息與本金，每當此時，糾紛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因“倍稱之息”所致。“倍稱之息”雖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極度貧困和民眾的懼官心理，國家法律的限制與社會輿論的監督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大多數債務人身受其害，卻不敢告官爭理；少數以訴訟維權者，也很難獲得公正的裁斷。

民間的有息借貸糾紛，多發生在債務清償過程中。不以本色償還、私自追理欠負極易導致債務爭訟。這類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債權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關系。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維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對違反國家放貸、還貸法令的債權人予以限制；但由實際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規定并未落到實處，其實際效果與立法目的相差甚遠，顯示出民眾對當時司法系統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財產爭訟。

這里所說的家庭是一種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間的廣義家庭。這種家庭中的特殊財產是根據其用途來劃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財產和女性的陪嫁奩產均屬這一范圍。這類財產本應專款專用，但財利面前是非多，圍繞這些財產發生了諸多的侵權之訟。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財產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產、父母的養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財產的產權歸屬是全體家庭成員，個體成員無權私自處分。然而，社會經濟環境對人們觀念的作用力，是別籍異財的法禁與傳統道德的約束力所無法抗衡的。兩宋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共財紛爭反映出士大夫階層所倡導的“敬宗收族”的活動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現象的出現并非孤立，它與唐宋變革背景下社會中階級關系與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密切相關。

奩產是指女子出嫁時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財產。在宋代，奩產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經濟基礎，是女性的重要財產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當奩產權受到侵害時，為人女者，為人妻者，為人子者等與奩產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家庭成員多采用訴訟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眾多女子為維護奩產權而訴諸官府，尋求法律援助的現象向我們展示出在經濟利益多元化、私有權觀念不斷深化的宋代社會中，女性權益觀念的提高和維權活動的進一步加強。

四、宋代遺產繼承中的糾紛與訴訟。

在延續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財產傳繼以法定繼承(含代位繼承)為主，戶絕繼承和遺囑繼承為輔，但圍繞家族產業的傳繼，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卻是接連不斷。

宋政府制定了相當完備的遺產繼承法規，但是，在宗法制父權社會，由于法定繼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別宅子、女兒、義子、贅婿等諸多人員，而這些人擁有的對家財的繼承權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矛盾。通過對這類紛爭的考察，我們發現，親子間及非直系血親問的遺產紛爭不僅大量存在于社會各階層中，且十分復雜。

與戶絕立嗣相關的爭訟往往涉及到戶絕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親戚、甚至異姓，為了平衡這些關系出現了雙立現象。立嗣之后，會因雙方關系惡化、父輩好惡等影響出現遣嗣行為以及圍繞戶絕之家財產分配的糾紛與訴訟。宋代社會中圍繞戶絕立嗣所發生的種種紛爭表明，國家的立繼法令并沒有完全對戶絕立嗣及其爭訟產生應有的約束作用。同處理其他家庭財產爭訟一樣，宋代官方在處理此類紛爭時，注重保護家族利益；而家族勢力對此類糾紛的影響作用也不可忽視。在這兩種力量的影響下，戶絕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規定看，遺囑繼產原則上只能在沒有男性法定繼承人即戶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但宋代的遺囑繼產已不再僅限于戶絕之家，這一現象的日益普遍與人們的恥訟心理不無關系。因遺囑具有改變法定繼承人的范圍、順序和遺產份額的效力，關系到繼承人繼承權的取得和喪失，再加上與立嗣又有關聯，所以宋代圍繞遺囑繼產亦產生了不少爭訟。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遺囑繼產爭訟自有其特征：

1、遺囑適用范圍的限定性使得爭訟往往與立嗣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而使爭訟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特點。

2、宋代遺囑繼產法強調義務與權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卻對這種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整體性繼承”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破壞，降低了民眾對國家司法系統的信任度，遺囑爭訟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間財產爭訟的調處機制。

由于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訴訟效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宋代民間財產糾紛中的相當一部分由民間自行調解解決，但也有一部分財產糾紛以訴訟途徑來解決，由官府調處息訟。

宋代許多民間財產糾紛在尊長、鄰里、陌生人等調解人的參與下獲得解決，并未進入訴訟領域。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是民間調解者調解成功的前提條件，民間調解人參與調解與被調解人接受調解的動機亦各不相同。民間調解雖是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途徑，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運作，亦不乏妥協性、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評價直接起作用，法律發揮間接作用。

未能在民間調解階段解決的糾紛，極有可能進入官方的訴訟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規定訴訟前調解為官方審理案件的必經程序，但不少官員都把調解作為其解決民事財產訴訟的首選方法。為息訟，主張以調解結案的官員們除采用“情”與“理”的教化方法外，多從訟累入手進行勸諭，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國法的存在，與民間調解相比，官方調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對民間調解與官府調解的討論，我們發現，宋代的調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并貫穿始終。由國法在民間調解和官府調解中的作用所決定，調解的非強制性傾向較為明顯。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調解不僅受到時限的制約，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六、宋代民間財產爭訟案件的執行狀況

宋代的民事執行包括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即對民事判決的執行)兩種。前者是一種個人行為，后者則是由國家司法機關根據判決實施的行為。宋代的兩部法典《宋刑統》和《慶元條法事類》中，有一些散見的關于民間私力救濟(主要是民間私債的追償問題)方面的法律條文，但結合具體史實來看，這些法規與法律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差距：債務人違契不償時，不少債權人自行違法追償。強牽財物過本契、限制債務人及其族屬人身自由等違法收貸現象禁而不止。這一狀況的出現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宋代對民事判決的執行有其較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財產訴訟案件為例，其執行條件有二：生效的給付之判和敗訴方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的特點所決定，宋代在民事執行權的配置上實行的是混一制的執行主體。其執行方式有：當廳執行、案后執行、限期執行和協同執行，既可單獨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財產案件的執行標的物包含物質和禁令兩方面。另外，當時還出現了永久性的中止執行程序——執行終結。

不可否認，宋代司法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其民事訴訟程序中執行環節亦不乏強制性，但由于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其民事執行行為卻體現出濃厚的倫理法色彩，它也是當時民事執行難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為附屬于行政行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這類現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決案件的執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監督的制度弊病、頻繁的大赦、社會成員法律意識的淡薄、民事執行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等因素則使宋代民事執行呈現出非規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眾在財產爭訟中展現的法律觀念。

通過對宋代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由發生到解決的全過程的考察，我們發現，在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上，宋代民眾的法律價值觀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法制的支持并非毫無保留。具體而言：

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具有務實精神者已將無法實現的傳統的“無訟”理想轉化為“息訟”理念，并以多種方法付諸實施，這一變化是對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而興訟的合理性的承認。但由于傳統“無訟觀”的作用，官方息訟思想的消極作用不僅存在，且對民眾的法律觀念與法律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與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影響悠久的法律傳統密不可分，自有其社會、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們的法律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宋代民眾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是參差不齊的，其法律觀也因人而異。雖有不少人放棄了通過訴訟解決財產紛爭的意愿。然而，處于唐宋變革期的宋代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相適應，意識形態領域亦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心理變得越來越重利。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表現出對財產問題的重視：為維護合法權益而訴諸司法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

結語：

宋代社會中財產紛爭的多發性與其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與前代相比，宋代財產訴訟當事人的構成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反映出民眾漸漸蘇醒的法律意識，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發達的商品經濟帶給社會的緊張關系。它與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繁榮狀態下的經濟利益多元化趨勢有很大關系。

宋代社會中，傳統的畏訟心理與新興的“好訟”之風并存，成為中國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傳統厭訟、賤訟文化的積淀，宋代司法運行中的不公正現象，確實讓不少宋人畏訟；然而宋代又是一個有著無窮之變的社會，其政治結構、經濟關系等方面的社會變革影響和改鑄著宋代的司法傳統，商品經濟的功利思想也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士大夫群體中的許多人所接受，所有這些都為民眾提供了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外部條件與內部動力。

社會成員對法律的支持，是實現和發揮社會法制系統效能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宋人的法觀念、法心理、法意識和法行為都有了改變，維權意識日益增強，但宋代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息訟”“厭訟”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條件，司法體制始終受到行政權威的干預。在敬畏訟累的宋代民眾心中，法律神圣且難以觸及，具有這一心態的宋代民眾對法律的認知狀況是參差不齊的，當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為上對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夠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論述以南宋為切入點。這一結論雖得自《名公書判清明集》，僅限于南宋這一較短時段內，不能完全反映整個宋代民事判決執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認北宋不存在這類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續性，我們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時期民事判決執行的狀況。

第二篇：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

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

【摘要】：以民事訴訟檔案為中心從法律史的角度展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種新視野和新思路。法律史和社會經濟史結合,給法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經濟史和法律史結合,透過法律的維度來看社會經濟,可以增強社會經濟史的敘事功能、解釋功能、人文關懷和整體史追求。以往的研究側重于宋代、明清時期、民國時期的民事訴訟實踐,取得了不少成果。不過,對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尚沒有展開以區域為基礎的系統、細致的研究。財產糾紛本質上是財產權利的爭議,而財產權利則是由正式的財產制度或非正式的財產制度加以確認和保護的；財產糾紛的訴訟解決,在審理程序上受到國家訴訟制度的約束,在處理依據上受到財產權利制度的約束。因此,財產糾紛及其訴訟實踐與財產權利制度以及相關司法制度等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陽泉市法院1950年至1965年民事訴訟檔案的解讀,并結合其他資料,對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通過訴訟解決的財產糾紛是眾多財產糾紛的一部分,與未進入司法過程的財產糾紛相比較,它們在形成的原因、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影響以及解決的方法與過程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在經濟社會變革的特定歷史時空中,在沒有相對完善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司法場域中,訴訟當事人是如何表達他們財產訴求的,司法權對財產權利是如何進行確認和保護的,財產訴訟解決過程中各種力量和因素是如何介入和產生作用的,等等,都從不同的方面有效而深刻

地表達著民眾之間的財產權利關系,國家權力和民眾權利訴求之間的關系,經濟社會和法律之間的關系,政策、法律構成的正式制度與以民事習慣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在財產權利保護方面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變革時期,經濟制度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調整、政治運動的頻繁交替、隨著舊法統的廢除而帶來的法律制度變革及其相當不完備狀態等,都對包括財產糾紛在內的民事糾紛及其訴訟實踐產生了影響。同樣,財產糾紛及訴訟實踐反映著和參與著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變革和權利觀念的發展。訴訟檔案表明,法院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司法實踐中,在法律制度不盡完善甚至有所缺失的情況下,依據既有的法律規定、政策和習慣,結合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實現了保障財產權利、維護社會經濟制度的功能,其經驗對于新時期的社會經濟制度完善、法律發展和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男女結婚不僅創設夫妻身份關系,在經濟生活中也要發生財產關系,財產關系成為婚姻效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保障婚姻關系的經濟基礎和實現婚姻家庭的社會經濟功能,有必要對夫其財產關系加以制度化,這就形成了夫妻財產制。離婚時的財產分割是夫妻財產制的內容之一。訴訟實踐表明,離婚時當事人雙方在財產權利訴求上有所差異。一般地講,男方往往表現出對財產的強烈要求,甚至把女方退還財物作為離婚的條件；女方對財產則很少表現出如此執著的態度,而是希望盡快結束難以維持的婚姻關系。法官注意依法維護婦女的財產權利,有時也會考慮到男方的實際情況,以作出合乎法律、政策和實際的處理。離婚時財產紛爭所涉及的財產的多寡、種類等因時代經濟發展狀況和個人家庭經濟狀況而異。部分案件反映出建國初期婦女在家庭經濟生活中的困境。分家、繼承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常見現象,也是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在大多數情形之下,人們已經根據民間的分家習慣,對死者生前的財產進行了分配、占有和使用,同時,也預先按照均分或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對死者身后遺產之事進行了安排。只有那些通過和解、調解尚不能平息當事人不滿的案件,才不得已訴諸法庭。分家、繼承中這些麻煩案例的發生及訴訟過程,集中地反映了新的但是尚不完善的繼承制度與舊習俗之間的沖突與妥協、改造與吸納的復雜關系。在兄弟之間的分家、繼承糾紛中,法官依據法律確認的私有財產繼承權的原則,認可長久以來形成的諸子均分的習慣,并參考各個家庭人口、經濟狀況以及對大家庭的貢獻等,在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適當的處理。在婦女作為原告提出的繼承糾紛案件中,法官顯示出毫不妥協的立場,把保護婦女的財產繼承權作為平等、民主的新制度的基本要求和改造社會的重要途徑。對待過繼問題,則比較謹慎一些,對于那些依據習俗只是為死者“頂盆”、“搭幡”而建立的過繼關系,法官不承認過繼子的財產繼承權。作為稀缺資源的房屋、宅基地是民眾日常生活的必需的物質資料,房產權、宅基地權是關于人們相互之間信賴關系和行動選擇的制度安排。房屋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與產權在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結合在一起,使得房屋產權在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價值凸顯出來。圍繞房屋產權的糾紛與訴訟,在產權界定、維護經濟交易安全和社會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房屋糾紛發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緊張；產權關系變動而導致產權不明；法律規范缺失而引起產權爭執；有的人意圖侵占他人財產而致訟。房屋糾紛的主要類型有房屋所有權之爭、房屋買賣糾紛、房屋典權糾紛等。國家政策、法律和民間習慣在房屋糾紛的處理過程中互相結合、彼此影響。宅基地糾紛到了1962年之后不再是所有權之爭,而是宅基地使用權以及相鄰關系的問題。民間因借款、代買物品而欠款形成的債務糾紛,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具有親戚、朋友、鄰居、師徒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由當時民眾的經濟生活水平所決定,借款、欠款數額一般較小,且均屬于無息借款和欠款。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發生往往是因瑣事紛爭而起,出于過失的居多,故意實施侵權行為的尚屬少數。個別案件顯示,一些單位或政府機關的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致使公民的財產受到很大的損害。盡管沒有一套詳細的法律規范來規制借款行為和侵權行為,但“欠債還錢”和“損害東西要賠償”這種“活的法律”構成了審理債務糾紛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基本規則。法官在查明和確定有無借款、欠款的關系和事實發生,借款、欠款的數額,還款的具體方式,有無侵權行為的發生、責任在誰、損害財物的價值、賠償的方式等方面都積累了一些經驗。訴訟檔案記載的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過程表明：除離婚案件外,法院審理了分家、繼承、房屋、宅基地、債務、賠償、買賣、合同、加工、撫養等各類案件,反映了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方面。基于此,將這一特定時期的民事法制歸結為主要是離婚法制是不夠準確的。民事判決作為一種結案方式,在解決重大財產紛爭的案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不宜過分夸大法院調解的意義；民眾在訴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牢固而強烈的私有財產權利觀念是由現實經濟生活決定的,一些超越特定歷史階段和普遍的私有權利觀念的社會變革,往往不能持久和深入人心；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和民事習慣如彩禮習俗、典權交易習慣等非正式制度在財產權利保護上發揮了各自的功能。民眾的權利觀念,以及在此觀念支配下的為維護自己權利而進行的包括訴諸于國家權力介入的訴訟程序等各種形式的斗爭,是社會經濟變革和法律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社會經濟變革和法律發展也在影響民眾的權利觀念和行動選擇。協調國家法和民間法的關系,為權利提供細致周到的和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是民眾的基本需求,也是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的內在需求和法律現代化的基本命題。【關鍵詞】：財產權利財產糾紛訴訟實踐制度民事訴訟檔案 【學位授予單位】：山西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2 【分類號】：D925.1;D923 【目錄】：中文摘要10-13Abstract13-18第一章導論：研究的視野、問題與意義18-361.1視野：經濟史、社會史與法律史18-231.2問題：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23-301.3意義：歷史的追尋與現實的關注30-36第二章離婚訴訟中的財產紛爭與處理36-742.1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的概況37-412.1.1離婚訴訟的基本情況37-412.1.2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與處理的基本情況412.2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處理的基本依據41-442.3離婚訴訟中財產紛爭與處理的事例44-722.3.1五十年代初期

解除封建舊式婚姻中的財產紛爭與處理44-462.3.2離婚訴訟中財產的爭執與平衡46-622.3.3“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與財禮問題62-702.3.4對服刑人員離婚案件中財產的處理70-722.4小結72-74第三章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實踐74-1043.1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的概況75-783.2分家、繼承案件審理的基本依據78-863.2.1新中國繼承制度形成的歷史實踐基礎78-803.2.2新中國成立后審理分家繼承案件的基本依據80-863.3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86-1013.3.1關于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繼承權的確認87-893.3.2兄弟之間的分家、繼承糾紛與訴訟89-953.3.3婦女繼承權的維護95-983.3.4過繼引起的繼承糾紛與訴訟98-1013.4小結101-104第四章房屋、宅基地糾紛與訴訟實踐104-1534.1房屋糾紛與訴訟實踐105-1404.1.1房屋糾紛與訴訟的概況105-1074.1.2房屋糾紛審理的基本依據107-1114.1.3房屋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11-1404.2宅基地糾紛與訴訟實踐140-1514.2.1宅基地制度的歷史變遷140-1414.2.2宅基地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41-1514.3小結151-153第五章債務、賠償糾紛與訴訟實踐153-1725.1債務、賠償糾紛案件審理的基本依據1535.2債務糾紛與訴訟實踐153-1605.2.1債務糾紛的概況153-1545.2.2債務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54-1605.3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與訴訟實踐160-1695.3.1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的概況1605.3.2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與訴訟的實踐分析160-1695.4小結169-172第六章財產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啟示172-2046.1財產糾紛及訴訟實踐與社會發展變革的關系172-1826.1.1經濟制度的變革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3-1766.1.2基層社會

權力結構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6-1796.1.3政治和法律因素對民事糾紛與訴訟實踐的影響179-1826.2訴訟實踐中的財產權利觀念182-1926.2.1權利觀念的歷史發展182-1886.2.2財產權利的重要價值188-1916.2.3認真地對待權利訴求191-1926.3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中的財產權利192-2046.3.1財產糾紛處理依據的多重性192-1956.3.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與財產權利實踐195-204結語204-205參考文獻205-215攻讀學位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215-216致謝216-218個人簡況及聯系方式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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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訴訟代理委托合同探討與研究

甲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郵碼：_________電話：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職務：_________乙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郵碼：_________電話：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職務：_________訴訟代理委托合同1

甲方與_________債權債務糾紛一案，委托乙方代理，雙方遵照平等、自愿、公平、互利的原則，經協商達成以下協議，共同遵守。

第一條 甲方因經濟困難，本案訴訟費、差旅費、協調費等相關費用，全由乙方承擔。

第二條 本案追回款額，甲、乙雙方按比例提成。甲方為_________%，乙方為_________%。

第三條 甲方必須積極及時提供本案全部證據，如實介紹情況，不得提供假證、偽證。

第四條 乙方負責本案一、二審訴訟直至執行完畢全部代理。乙方為全權代理，即代為承認、變更、和解、上訴、執行。

第五條 本合同的變更和修改，必須雙方協商一致，甲、乙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反悔及終止合同。甲方中止合同，應承擔按比例提成罰金;乙方中止合同，甲方可拒絕支付任何費用。

第六條 追回的款項，匯入由乙方指定的帳號，乙方按比例及時支付給甲方，不得借故拖延。

第七條 本合同自雙方簽字之日生效，至本案終結終止。

第八條 本合同一式_________份，甲方_________份，乙方_________份，具有同等效力。甲方(蓋章)：_________乙方(蓋章)：_________

代表人(簽字)：_________代表人(簽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四篇：法律故事與訴訟文化論文

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的矛盾

——法律故事與訴訟文化論文

摘要：由糾紛解決向規則之治是傳統司法向現代司法變遷的一個趨勢,但是在我國這一轉變還需要很長時間,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時，人民法庭的司法功能最終是規則之治還是糾紛解決？本文首先闡述了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出現矛盾的客觀原因，其次著重分析人民法庭側重糾紛解決的原因，再次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所能發揮的作用,進行了說明，認為它不失為一種好的辦法,將糾紛解決的理念和規則之治的秩序良好的結合在一起。它可以避免糾紛解決的隨意性和規則之治的僵硬。

關鍵詞：規則之治糾紛解決司法功能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正文：

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有兩個方面：一是通過規則的運行來治理社會建立秩序，實現規則之治；二是社會運行中出現的各種糾紛都能得到合乎正義的妥善解決。由此可見，在法治社會的理想狀態中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得到了統一，那是一種正義的秩序之治，是人們努力的方向。當前，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不斷推廣，建立一個法治社會，通過規則之治來實現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努力的目標。同時，作為一個轉型著的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國社會中新型矛盾糾紛層出不窮，規則本身所固有的滯后、不周延的特性日益明顯。

一、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的矛盾產生的客觀原因。

首先，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的矛盾很多是因為精神損失無法有效得到彌補而造成，而每個人對于精神和心理傷害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樣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境況下，其感知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因而，賠償程度也就無法精準計算。例如，同樣是被竊取相同市價的收藏品，賠償的價格應該是基本相同的，但有的收藏家會為自己曾經收藏時付出的努力特別惋惜，因而非常痛苦，而有的收藏家如果生性豁達的話，雖然會有惋惜之情，卻不至于有很大的心理傷害。因而規則之治解決糾紛的程度就不同。

其次，法律意識的不同有時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無論現行的法律存在何種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既然此法律仍有效，在司法程序中就必須全力地貫徹，這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證公平。有些法律意識淡薄的人卻想因為自己的個案，讓司法結果成為法律的例外，無論如何固執己見，這都是不可行的，甚至可以說是非法的。當然，另一部分具有相當法律素質的人，在遵守法律的同時，積極對現行法律不適宜、不完善的地方提出質疑和批評，促進法律的完善，這是對法制進步的貢獻。

再者，相同的規則之治在不同的地區解決糾紛的程度也不一樣。據互聯網信息，上海大火后，遇難者家屬獲賠96萬元，雖說金錢不能衡量生命，但是很多網友對賠償數額深表質疑。上海作為全國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如此索賠/ 4

法律故事與訴訟文化論文：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的矛盾

在數額上應該也是居于全國前列，但是相比當地的生活成本來說，還是偏低。甚至有網友因此感嘆說，人命竟然不如房子值錢。但如果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賠償的效果應該會好很多。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卻會導致了不同地區公民的司法權益的不公平。

最后，有些案例雖然是根據法律而判決，但是解決糾紛的時間也會嚴重影響解決糾紛程度。“遲到的正義就是非正義”是對此種影響因素的極佳表述。如果正義不能被及時伸張，那么正義的理想和信念就會被逐漸磨損，也是對堅持正義人們的摧殘和打擊。而伽利略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1633年6月22日，宗教法庭宣布哥白尼學說為邪說，判處伽利略終身監禁，宣布《對話》為禁書，然后，逼迫伽利略進行發誓。直到1979年11月11日，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才決定為伽利略平反，為他恢復名譽。伽利略被判刑的年代是17世紀，他生活在政教合一的國家，因此，當時的法律不允許他的“異端邪說”存在，進而對其人身進行摧殘。時隔300多年后，關于他的判決才得到了具有官方性質的更改。而這個時刻，他早已離世，無法享受法律重新賦予自己的自由和正義。這是科學史和法律史上的雙重悲劇。轟動全國的趙作海一案也是在服刑10年后才得以真相大白。雖然按照法律啟動了國家賠償程序，但是10年的光陰卻永遠不會復返，從這點來講，是無法賠償的。這同時也暴露了在我國司法過程的實踐過程中，“無罪推定”并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

因此，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之間必然會出現矛盾，哲學的觀點也告訴我們，矛盾是始終存在的，并且是事物發展的動力，而我們要做的，是盡量平衡事物之間的矛盾，使形勢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和轉化。

二、人民法庭側重糾紛解決的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基層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審判中以側重解決糾紛為其司法功能的價值趨向，他們在努力解決糾紛，而不是確認法律規則；甚至，由于這種對解決糾紛的關注，法官忘記了一些司法的基本規則，在廣泛意義上說，還違背了法官“中立”的制度角色。那么，人民法庭的法官為什么要側重解決糾紛，而不只是遵循規則之治，恪守職責，執行已有的法律規則呢？

首先，這是司法政治功能實現的需要。在目前的社會現實中，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集中在基層、暴露在基層，維護穩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基層的問題解決不好，局部性矛盾可能演化為全局性矛盾，非對抗性矛盾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矛盾。人民法庭作為人民法院“基層的基層”，與農村、農民接觸最廣、聯系最緊，位于化解和調處矛盾的前沿，只有人民法庭工作做好了，把人民群眾身邊的一個個“疙瘩” 化解了，才能逐步贏得人民群眾對司法權威的認同和尊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有可靠的司法保障。

其次，這是二元化結構社會差異形成的需求。就目前來說，我國的社會是由現代化的都市社會和較落后的農村（鄉村）社會構成的。當代中國農村的基本結構還是熟人社會，人際關系比較緊密，互惠性關系普遍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牽扯，因此側重運用糾紛解決有緩和人際關系的必要；雖然農村的糾紛相對來說不像現代城市社會中的糾紛那樣復雜多樣，但我國的制定法規則主要以城市社會的交往規則為主導，并把此確認為全國性法律規則體系為標準的，農村/

4的許多糾紛解決可以甚至必須借助一些民間習慣和風俗，以補足各類相對抽象的法律條文的不足。同時由于種種原因，農村缺乏有效的現代司法技術和制度條件，缺乏律師這樣的支持現代司法運作的專業人員。正是在目前這些限制條件下，人民法庭側重糾紛解決是當前社會的必然需求。

再次，這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需求。不可否認，規則的統治是重要的，我們也在努力追求實現規則的統治。但是“規則之治的一個前提是社會生活本身具有較高的規則化，而規則化是社會現代化的表現，可以說，規則之治（法治）與社會現代化是孿生的。社會現代化將我們每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標準化了，將我們的生活環境、行為方式、甚至是在某種程度上的思想感情都標準化、規則化了，只有這時，作為規則的法律才可能有效地起作用。”然而基層社會中的糾紛具有特定的豐富性和多彩性，還沒有標準化，有太多的糾紛是無法與格式化的現代法律相一一對應的，即使經過一定的轉化，也很難把其納入規范化的法律體系。而且他們的糾紛大都發生在世代相息的親朋、鄰里之間，他們的和平相處比是非曲直更重要，所以，如果不是必須，至少也是需要通過糾紛解決的方式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最后，這是“彌補”法律缺陷的需求。法律規范構成了立法者為解決種種利益沖突而制定的原則和原理。而為了做出一個正義的判決，法官必須弄清立法者通過某條特定的法律規則所要保護的利益，這樣，就形成了法官對制定法的依附性。而事實上，每一個法律規范或制度體系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包攬無遺，在審判中就可能會出現案件疑難和法律疑難的問題。“所謂案件疑難,是指案件事實情況與可適用的法律規定的某一行為或事件構成的要件不完全一致。所謂法律疑難,主要是指沒有可以直接適用于本案的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本身互相矛盾、互相交叉;或者法律規定過于抽象和概括、含糊不清等。”此時，法官是應該解決糾紛還是創設新的規則來適用，還是干脆就撒手不管？然而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利和法官的責任感、使命感,使法官在案件疑難和法律疑難面前不能拒絕判決，不能拒絕糾紛的解決。否則,法官就是失職,就是對法律的一種嘲諷,法官也由此失去權威性,最終導致當事人及其他社會成員對法院公信力的打折。因此在各種條件的制約或支持下，人民法庭法官會權衡各種可能的救濟，特別是比較各種救濟的后果，然后做出一種法官認為對訴訟人最好、基本能為訴訟人所接受并能獲得當地民眾所認可的選擇。在這里，訴訟根據、法律規定的法官職責、有關法律的程序規定和實現規定都顯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糾紛解決好，同時還能減少上訴，不至于發生案子被上級法院改判或發回重審。

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所能發揮的作用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和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其中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根據主持糾紛解決的主體不同，可分為：法院附設的訴訟調解；國家行政機關或準行政機關所設或附設的糾紛解決機制，如勞動仲裁機構、消費者協會的調解等；民間團體、組織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如人民調解等；由律師主持的專業咨詢或法律援助性質的非訴訟糾紛解決辦法；等等。這些不同的非訴訟糾/

4紛解決方式，有的主要用來解決一般民事（包括經濟）糾紛；而有的是專門用來解決特定的社會糾紛，如勞動糾紛、消費者糾紛、家事糾紛、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糾紛、建筑糾紛、公害環境糾紛、知識產權糾紛、國際貿易糾紛等。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處理結果的效力也有很大差異，有的具有可強制執行力，當事人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大部分不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效力，當事人在糾紛解決的合意未達成時可直接轉入訴訟程序，或在達成協議后的一定期限內仍可提起訴訟程序。

毋庸置疑，在現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成中，訴訟審判制度處于核心和主導地位。訴訟審判代表著國家司法權的行使，屬于一種公共性的糾紛解決機制。相對于其他糾紛解決方式，更具有正統性和權威性。作為一種特殊的糾紛解決方式，訴訟也存在著某些弊端，例如在民事糾紛解決中存在著一系列矛盾：法律規則與傳統、道德、習慣和情理等社會規范的矛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矛盾；公平與效益的矛盾；程序設計中高度專門化與當事人參與的常識化要求的矛盾；規則的確定性和程序的僵化與解決特殊個案所需靈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簡單權利義務關系與糾紛背后的復雜社會關系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訴訟作為糾紛解決手段的功能和效果。同時，社會糾紛的與日俱增使得訴訟機制的功能性障礙愈顯突出，就糾紛的總量和法院所能承擔的糾紛解決功能相比較而言，已經達到超負荷狀態，訴訟又是一種高成本的救濟保障體系。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不足恰恰為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作用的發揮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現代社會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具有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點。尤為重要的是，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聽追求的“公平”、“正義”不同于訴訟的價值取向，更適合于特定社會關系、特定主體和特定糾紛的解決。現代社會中的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通過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在解決糾紛方面起到對訴訟審判制度補偏救弊、分擔壓力和補充作用，從而減少社會在糾紛解決方面的成本和代價，更及時有效地調整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并有效地節約司法資源。

結語：從當今形勢來看，要逐步減小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之間的矛盾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這需要司法工作者、司法機關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與此同時，普通公民也應對此有充分的社會責任感，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致力于把中國建立成一個先進、全面的法治社會，使民主和法制之光能夠照耀在社會的每個角落，讓每位公民自由、幸福、有尊嚴地生活。/ 4

第五篇：訴訟證據制度改革與司法公正研究與分析

訴訟證據制度改革與司法公正

高大偉

提要: 在我國的審判方式改革中，訴訟證據制度不斷趨于完善。然而，在不斷推進法治的進程中，訴訟證據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顯露出來，從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實現司法公正。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推進訴訟證據制度改革，從而促進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訴訟證據制度是司法過程的重要環節。我國正在努力建設法治國家，深化審判方式改革，促進司法獨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因此，訴訟證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顯迫切。

一、我國訴訟證據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當事人舉證沒有時間的限制

舉證期限問題是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法律對法院審理案件有審限的限制，但對當事人的舉證期限則沒有明確的規定，使審判實踐中出現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當事人在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以提出證據，使相當一些當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證據，而在庭審中突然提出新證，或只在二審中才提交關鍵性證據，以達到“突襲”對方當事人、限制對方當事人的答辯權或上訴權的目的。由此往往導致遭受“突襲”的當事人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中由于對“新證據”缺乏了解而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進而有可能影響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訴訟，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增加訴訟成本。當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證據”時，對方當事人自然不愿處在被動地位，其通常要考慮用一定時間對對方的“新證據”進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夠作為反駁意見的相關證據材料。由此產生的后果是，該當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審理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在個別情況下訴訟就有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這樣，不僅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而且擾亂了法院的正常審理秩序，降低了審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舉證責任不清

實踐中，法院為了查明案件事實，過多地主動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甚至包攬調查取證，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證據方面存在較大的任意性和隨意性。這不僅造成了個案中當事人之間心態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當事人認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進而懷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時，由于法院力量與任務的矛盾日益突出，盡管審判人員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積壓。另一方面，助長了當事人提供證據的惰性和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依賴性，從而導致訴訟責任不清，使當事人負舉證責任的法律規定沒有得到真正貫徹。

3.鑒定的效力認定比較混亂

在司法實踐中，鑒定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對同一專門性問題存在著多頭鑒定、重復鑒定的問題;二是鑒定結論互相矛盾，造成眾多案件難以及時下判;三是鑒定、勘驗人不出庭接受質詢問題嚴重，影響和制約著審判工作的開展;四是鑒定的提起程序混亂，有訴訟前的鑒定，也有訴訟中的鑒定，有法院提起的鑒定，也有當事人委托的鑒定，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著鑒定效力的認定。

4.證人不出庭問題嚴重

目前，法律只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是公民的法定義務，但對其出庭的費用如何補償、其人身安全如何保護等等，均缺乏明確規定。實踐中，證人拒不作證，或即使作證，出庭率也極低。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了證人證言作為證據的認定效力。

5.法庭質證與認證等做法不統一，有損法庭審判的嚴肅性

各法院對法庭證據的出示和質證上標準不一樣，有的法院對于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選擇出示;在質證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證一質，有的采用綜合質證;證據在裁判文書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詳細表述，有的綜合表述，有的僅僅列舉了證據名稱便得出“足以認定”的結論。無法反映法院對證據的分析和采納的過程，使當事人難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證據制度改革，促進司法公正和效率

1.關于法院調查取證與當事人舉證的關系問題應當淡化法院調查取證的職權主義，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一般不主動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法院的職權調查取證活動應根據當事人的申請而啟動。只有在當事人已充分舉證，對于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經過庭審質證仍無法認定其效力的情況下，法院方可依當事人的申請調查收集證據。一般情況下，調查收集證據的內容不得超出當事人申請的范圍。

2.關于舉證期限問題

鑒于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可以采用當事人協商的方法解決:一是由當事人對舉證期限進行協商，法院確認后，由訴訟各方共同遵守，當事人協商的舉證期限應在開庭日之前;二是在當事人協商不一致時，可根據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內指定舉證期限;三是如果當事人在上述期限內提交證據確有困

難，可以向法院申請延期，是否準許由法院決定。應處理好當事人在上述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證據時的一、二審之間的關系，充分保護及時舉證一方當事人的權益。

3.關于證人出庭作證問題

一是將證人出庭作證作為當事人舉證的一部分，規定證人除正當理由外，均應當出庭作證，并將“正當理由”予以明確限定，加重提舉證人的訴訟方的責任;二是在現有條件下，盡量落實證人出庭作證所產生的必要費用，規定“證人出庭作證所產生的誤工費、交通費、住宿費等必要費用，證人要求補償的，由法院審查決定，并計入必要的訴訟費用，由申請證人到庭的一方當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據雙方過錯程度予以判定”。

4.關于鑒定、勘驗問題

側重解決鑒定的程序問題，增加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認可度。主要是通過尊重當事人合意意志、減少法院職權的方式實現，規定鑒定機構的確定由訴訟雙方共同選擇，同時增加對有爭議鑒定結論的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的規定。

5.關于建立證據交換制度，突出證據公開性問題

近年來，各法院積極實踐，在知識產權、民事、經濟和行政審判的普通程序中嘗試適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現在:一是使訴訟各方對對方的訴訟證據情況在開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訴訟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襲”;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開透明，增強了當事人對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審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審判效率;四是促進了當事人間的和解，使相當一些糾紛在開庭前可以得到解決。

6.關于證據的法庭質證與審查認定問題

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證據的質證與審查認證公開性不夠。因此，應圍繞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則，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和實踐經驗的總結做出規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所有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公開出示，并由訴訟雙方在庭審中進行質辯，凡未經法庭公開出示和質證的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二是突出證據認定與否的說理性，明確證據經過訴訟雙方質證后，法院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對之做出認證，說明認定與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書中表述;三是強調認證包括當庭認證和判決書中的認證，并對適用簡易程序、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的當庭認證及操作進行規定。

通過這些證據制度改革，可以推進審判方式的完善和司法公正，從而為法治國家的建立提供基礎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