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益訴訟與構建和諧社會論文

自古以來，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熱愛和平，崇尚和美，追求和諧，更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德。然而，和諧社會絕不會自發生成，也不會自然實現。和諧社會的構建必須依賴于法律制度的推動，必須借助于法治的踐行。在法治社會，訴訟是人們保護自己權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訴訟為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徑，從而推進法治的完善與和諧社會的建構。

一、和諧社會的科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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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字最早見于金文，有關“和諧”的思想源遠流長。《左傳》寫道：“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子百家爭論不休，但對“和諧”卻都心向往之。從孔子的“和為貴”、“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相愛”、“愛無差等”，再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表達了社會和諧的主張。在西方思想史上，從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整個天是一個和諧”、柏拉圖的“理想國”，到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全世界和諧”、歐文“新和諧公社”，都反映了人們對和諧美好社會的憧憬。與歷史上關于和諧社會的各種定義不同，社會主義社會關于和諧社會的定義有著全新的科學內涵——“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二、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法治保障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法治保障。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的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不是靠權力者的威嚴甚至特權。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樹立崇高的法制權威作為基本原則；法律是公民行為和政府活動的最終導向，是規制和裁決人的行為的最終標準；每個社會成員都共同受法律的保護和約束，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包括政府都無例外地受領法律的規束以及恩惠，其行為和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和范圍。因此，法治是社會調整擺脫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權，形成高度穩定有序與和諧狀態的必然要求，從而保障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法治的核心是有效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現代法治內含民主，其精髓是把法律從作為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統治工具變為人民在當家作主的前提下以法來有效管理國家、約束政府權力，使其合理運用、不致濫用和腐敗，從而使國家權力服從于社會公眾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權威從屬于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權威。我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在現實生活中，人民必須把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力委托給國家機關行使，當某一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權力時，人民有權直接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公益訴訟制度迎合了當前社會廣大人民群眾對權力制約、實現法治的迫切渴望，為人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方法。

三、建立公益訴訟制度促進法治發展

英國法諺云，“無救濟即無權利”。權利與司法救濟唇齒相依，沒有救濟，權利就只是一紙空文。在法治國家，權利必定意味著司法上的救濟。司法救濟是一種最根本、最重要的維護利益不受侵害的解決途徑，是保障現代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手段。因此，在法治社會中，訴訟被公認為是保護法益的一種普遍和有效的方式。訴訟有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之分。私益訴訟旨在保護個體利益，公益訴訟旨在保護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指國家或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享有的共同的、整體的利益，包括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是指國家的利益，社會利益是指社會全部或部分成員所享有的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是可以區分的，但有些時候，二者是交織在一起的。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和整體性的特點，公共利益在主體上是整體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內容上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全社會的公共利益將日益發展，為全體公民所享有的權益將日益擴大，社會公共利益將日益受到重視。在我國，社會體制決定了對我國公共利益的保護尤為重要。由于目前約束政府部門和其他社會主體的行為規則大多是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形成的，真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約束社會主體的準則還不完善，這易導致社會主體的行為模式偏離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上應當制定相應的制度保護公共利益。而且，基于“有權利必有救濟”的理念，公共利益受到損害可以訴諸司法救治是法治應有之義，因此，公益案件也應納入現有的訴訟體系。

公益訴訟是任何組織或個人根據法律授權，就違反法律給國家、社會公共利益造成事實上損害或潛在損害的行為提起訴訟，由法院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的訴訟活動。根據適用法律的不同和解決的糾紛的性質不同，公益訴訟可分為刑事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目前在我國，只規定了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向法院提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刑事公訴，是屬于公益訴訟的范疇。近年來，出于保護國家資產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現實需要，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借鑒國外的經驗作法，在檢察機關作為公益代表人提起訴訟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2001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就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對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支持有起訴權的當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

公益訴訟起源于羅馬法，當時的人們稱之為罰金訴訟或民眾訴訟，是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的。美國是現代公益訴訟的創始國，已形成健全的公益訴訟制度，適用公益訴訟審理的案件范圍廣泛。同樣，德國、英國都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對涉及公益的案件都建立了相應的訴訟機制。公益訴訟制度在各國的產生和發展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我國也是如此。（1）公益訴訟制度產生的理論根據。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東西，它是具體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實現意味著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權力的所有者。權力的所有都把具體的權力按一定的組織體制委托給權力的使用者——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去具體運用。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只是受人民的委托來管理、使用公共權力，他們必須向權力的主體——人民負責。當權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處違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時，人民應該有權直接將侵犯國家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交司法審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制裁違法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現行法律只允許直接利害關系人提起訴訟，如果無直接利害關系人，或者直接利害關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起訴訟，往往形成無人起訴的局面。在一個法治社會，面對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應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賦予人民公益訴權，使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通過司法途徑得以實現。（2）建立公益訴訟制度的現實依據。公益訴訟在我國具有巨大的針對性，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公益被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濟的情況。社會主義的興起，高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生產、生活日益社會化，公害問題也日益凸現出來，為了維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公益訴訟不斷被重視。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鉆我國市場經濟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奪國有資產，損公肥私，進行不正當競爭，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社會和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業為了獲取大規模利潤，不惜犧牲很多長遠利益，導致環境被破壞、產品質量出現瑕疵、消費者權益受損等大量公益性糾紛。帶有政策意義的壟斷行業，為獲取巨額壟斷利潤而居高不下的服務價格，隨意的收費機制，既束縛著本行業快速有序的發展，又極大的損害了廣大消費者利益。剛剛公布“2005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顯示我國企業500強所在的行業則大部分是石油、電力、鋼鐵等壟斷性行業，見證了中國消費者“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市場郁悶。從現實來看，建立公益訴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項緊迫的任務。而且近年來，私人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訴訟在不斷增加，反映了公益訴訟在我國的現實需要。

四、建立公益訴訟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

公益訴訟制度體現著民主的精神，標志著法治的進步，是公民有序參與的一條有效途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手段。（1）公益訴訟制度有利于制約權力。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為了防止專制獨裁和濫用權力，必須對權力實行限制和約束。公益訴訟權是一種限制和約束權力的有效方式，能積極的制約權力。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社會公共謀利益，也就是說，當政府未能依法行使權力時，公益訴訟制可以發揮程序保障作用，限制權力的行使。（2）公益訴訟制度有利于彌補國家行政管理的漏洞。現代社會日趨復雜，政府的公共事務也日趨起繁多，使得政府對整個社會的管理不可能面面俱到，總有遺漏之處。為了保證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管理目標的實現，借“私人檢察官”的力量補充國家力量的不足就顯得很必要，即國家將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部分地交與社會組織和個人。（3）公益訴訟制度是一種有效的監督方式，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實施。法律監督是維護法律實施的活動，包括專門機關的監督和社會監督兩種。公益訴訟可強化社會監督力量，人人都有權參與，把已往看來空洞而虛幻的監督權變成實實在在的執法權。（4）公益訴訟制度具有預防的功能。公益訴訟的提起不以發生實質的損害為要求，任何個人、組織，對于可能危害或已經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均可提起訴訟。它可以發揮“禁惡于未萌”的預防作用，改變傳統訴訟事后補救的被動性，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扼殺于萌芽之中，從而防止社會資源的浪費。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進方向是發揚民主，最大限度的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對中國來說，強調公共利益也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因為傳統中國文化與其說是注重公共利益，倒不如說是建立在家庭聯系之上的家庭利已主義。這種文化實際上造成了中國人對公共事務的冷漠，或‘缺乏公共精神’”。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教育人們關心公共利益、愛護公共利益、合理享用公共利益和反對損公肥私的行為，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自身素質的提高，每一個社會個體不僅僅關心自身的、暫時的、眼前的權益，而且開始關注社會公共利益。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為“好事者”提供了法律支持，最大限度的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構建和諧社會，要在現代社會管理制度平臺上充分體現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形成共同的利益機制。馬克思曾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構建和諧社會必須保障人們的利益，只有充分反映和保障人們的利益，才能凝聚人心，整合社會。因此，和諧社會應當是一個利益協調的社會。當前，我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各種社會矛盾也隨之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關系、整合社會資源、協調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過程。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廣泛的社會連帶性，一旦遭受損害，極易引致社會混亂。將社會糾紛與沖突納入法律范疇通過訴訟來解決，并借助法律的特性經常性地釋放內磨擦力以保持社會的長久和諧。公益訴訟也是如此，可將復雜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使之隨時間逐漸降溫，經由理性程序使當事人的思維趨于理性化，有節制地發泄委屈、不滿甚至憤怒等情緒，防止糾紛和沖突升級為更劇烈的對抗性活動。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達到解決利益矛盾、維護安全團結、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

參考資料:

１、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２、韓震：《后自由主義的一種話語》，載劉軍寧等編：《自由與社群》，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3頁。

３、許崇德主編：《中華法學大辭典（憲法學卷）》，中國檢察出版社會1995年版，第192頁。

第二篇：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構建

第五專題行政公益訴訟研究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基本概念、立法原理

（一）基本概念

關于對公益訴訟的定義，學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韓志紅和阮大強教授主張：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授權，就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行為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處理違法活動。蘇家成和明軍教授則認為：公益訴訟制度是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起訴，由法院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的行為規范。學者趙許明則主張公益訴訟是指國家、社會組織或者公民個人以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對侵犯社會的公共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者行政訴訟，通過法院的依法審理，追究責任，回復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制度。

通過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公益訴訟是指借助于訴訟機制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的活動。依據被訴對象的不同，公益訴訟可以區分為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會組織以及特定的國家機關，針對國家行政機關或其他社會公共部門不依法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而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的行政訴訟。

（二）基本特征

第一，提起訴訟的當事人同被訴的行政行為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傳統的訴訟法觀點認為，訴訟當事人應當是權利被侵害或者發生爭議的利害關系人，從而排除不適格的當事人，避免無意義的訴訟程序。公益訴訟則不同，在一般情況下，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并不是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人。

第二，公益訴訟的對象是公共權力部門即行政機關或者其他公共機構實際侵害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以及有侵害之可能公權力行為。和一般行政訴訟不同的是，行政公益訴訟并不以行政行為的違法性為前提。只要其在客觀上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或者將有可能造成損害。

第三，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與傳統訴訟立足于個案救濟不同的是，行政公益訴訟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特定主體的個人利益。

第四，公益訴訟有很明顯的預防性質。行政公益訴訟并不需要侵害的實際性為要件，這里指的是對公益的侵害不需要顯示的發生，只要求根據合理的情況判斷其具有發生侵害的可能即可以提起訴訟。

第五，公益訴訟判決的拘束力不僅僅限于訴訟當事人。行政公益訴訟的案件中，原告往往是不特定享有原告資格多數人中的某個人或者某些人。從這個層面來說，法院的判決則不僅僅約束了訴訟的雙方，同時還影響了未直接參加訴訟的其他人。

（三）立法基礎

1、憲法基礎

從人民主權角度來看，我國的憲法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將自己的權利讓渡出一部分交給政府來行使，那么政府必須對全體的民眾來負責；另外一方面來講，人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便利時，也應當體現主人翁地位。積極地參加到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來。行政公益訴訟則符合這一宗旨，有利于促進人民主權的實現。在一個行政法膨脹的年代，由于公民和行政權相比，公民處于被支配的弱勢地位。行政訴權的擴張對當今的時代有很重要的意義。而行政公益訴訟不僅僅豐富了行政訴訟的類型，更加保障了公民權利有效而無遺漏的救濟，也吻合了憲法保障人權的主旨。

2、訴訟法基礎

根據修正后的民事訴訟法中的第十五條：“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這里作為支持起訴的主體包含了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并非不一定是權益上受到損害的人。但是，這些主體卻可以為了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來支持特定的受損單位和個人來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和行政公益訴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國外基本規定以及對我國啟示

（一）美國的相關規定

美國的行政公益訴訟真正的確立是在20世紀的40年代。其中桑德斯兄弟廣播站控訴聯邦委員會的案件。在這一案件中，桑德斯兄弟廣播站對于聯邦委員會頒發給另一家無線電廣播站營業執照的行為異議。聯邦委員會則主張原告沒有訴訟主體資格，并且射性利益不值得保護。最高法院做出了判決表明：桑德斯兄弟廣播站和被頒布營業執照的廣播站是競爭對手關系。所以，其權利本質上受到傷害。就起訴資格一說，充分發揮了私人檢察總長理論，賦予了私人基于維護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權利。

私人檢察長理論就是指為了防止公務員從事違反法律所賦予的權限或者范圍的行為，聯邦議會可以根據憲法將此類案件的起訴權授予檢查總長等公務員。聯邦議會還可以不指名檢察總長或者其他公務員進行此類訴訟的提起人。根據憲法，以立法的形式來賦予非公務員的個人或者非公務員的組織訴訟提起的權利。

（二）日本的相關規定

日本的《行政訴訟法》，把行政訴訟的案件分為了四類：一是機關訴訟；二是抗告訴訟；三是當事人訴訟；四是民眾訴訟。抗告訴訟和當事人訴訟的主旨在于保護公民個人的利益為訴訟目的的，民眾訴訟和機關訴訟的目的的主旨在于維護法律客觀的秩序。“所謂的民眾訴訟是指：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機關不符合法律法規行為的訴訟，并且是以作為選舉人資格

或者其他同自己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資格來提起訴訟。”

在司法實踐中，民眾訴訟則有兩種代表性的案例。第一種是：請求營業許可無效的訴訟。如這一個案例：一位浴室經營者起訴行政機構。基于行政機構頒發給了其附近的競爭者營業執照。違反了浴室設置的距離必須保持250米以上的規定。日本最高法院采納了原告的觀點：承認與依該營業許可成立的新澡堂營業者有競爭關系的當事人具有訴訟資格。另外一種案例則是：日本秋田縣教育官員召開了六次座談會，而這幾次座談會的費用支出非常大。當地的居然就去法院起訴該縣的教育長官。訴由是這樣沒有意義的座談會的開支造成了政府巨大的浪費。當地法院對此作出了判決：責令被告將超過規定的開支歸還給縣政府。可見日本提起訴訟的主體資格也得到了應有的擴張。

（三）法國的相關規定

在法國，行政訴訟有越權之訴和完全管轄之訴這兩種類型。其中，越權之訴更加著眼于公共利益，主要目的在于保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其是針對越權行為的本身，而不在于誰提起了訴訟。該訴訟的主旨在于糾正違法的行政行為，保證公權力良好的運行和良好的行政秩序，而不限于保護起訴人的主觀權利。越權之訴的判決發生對事的效果，不以申訴人為限。法國的最高法院認為：法律中排除一切申訴的條款都不能剝奪當事人提起訴訟的權利。僅僅只有在法律明確規定當事人不得提起越權之訴的前提下，當事人的訴求才能收到限制。而法國為了鼓勵人們提起這一訴訟，來維護公共利益。

對于違反行政決定提起的越權之訴，不要求申訴人的權利受到侵害，只要申訴人利益受到行政行為的侵害就可以。這里的利益包括下列三種涵義：第一，利益主體即越權之訴的申訴人是多元的。不但受到行政行為的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越權之訴。而且，第三人因為基于違法的行政行為受到侵害時，也可以提起訴訟。第二，申訴人的利益不僅包括物質利益，還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個人尊嚴、榮譽感等。第三，申訴人的利益不局限于現實利益。如果將來的利益卻是存在，并且必然遭遇侵害，還是可以提起越權之訴。

（四）各國公益訴訟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行政公益訴訟的出現源自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反映了現代行政法治對公民權益不斷深化和對實質平等的不懈追求。傳統訴訟作為私益救濟的手段，其往往具有必須受到實質的經濟的侵害為前提。同時也是事后并且被動的。因此引入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第二，各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盡管尺度有所不同，但是擴大參與行政過程的利害關系人范圍是當今行政法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不管是直接受到行政行為影響的直接行政相對人或者間接受到行政行為影響的間接行政相對人都可以提起訴訟。

第三，隨著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擴寬，為了防止濫訴的發生。行政公益訴訟的提起需要符合法律的規定或者要受到一定的程序限制。日本的《行政案件訴訟法》規定，民眾訴訟只有在具體的法律中有明確規定時，方能夠提起；美國的公民訴訟則是通過設置前置程序來防止可能出現的濫訴行為。法律規定，起訴人在向法院提起訴訟之前，應當首先將書面形式的“起訴意愿通知”送交到將要被提起訴訟的行政機關。

第四，受案范圍的不斷擴大。行政訴訟法已經不只局限在對人身權利或者財產權利的保護，而是延展到對環境、生態等大多數人共同享有的利益的保護。受案范圍在具體行政行為之外，還包括了一些抽象的行政行為。德國在《聯邦行政法院法》中規定，對于那些不屬于憲法范圍內的公法爭議，如果聯邦法院并沒有將其交由其他法院處理，那么都可以向聯邦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建立行政公益訴訟的障礙

第一，公共利益具有不確定性，無法清晰地界定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對于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歷來是法學中的一個難題。何為公共利益、誰又有權來認定公共利益，這些問題也是我國法學界近年來重點討論的問題。遺憾的是, 這些討論并沒有產生一個讓我們滿意的結果。在學者們的討論中：國家主權、個人的平等、自由、社會安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等都可以成為公共利益的內容；國家、社會、自治團體、種群、族群都可能成為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既然我們無法給公共利益一個明確的界定，那么在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中，我們就無法對行政行為是否違反公共利益進行實質性判斷。

第二，行政公益訴訟原告的起訴資格不明確。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原告資格問題直接關系到法院司法審查權對行政權力制約的力度，所以原告資格的界定直接影響到行政公益訴訟制度設立目標的實現。中國《行政訴訟法》缺失了行政公益訴訟制度，自然也沒有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相關規定。

《行政訴訟法》中關于原告資格的規則主要在該法第2、24、41 條中且較為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將這些規則解釋為“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最高院這一司法解釋使得中國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范圍從只限于直接相對方起訴的“合法權益標準”擴大到與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相鄰權人、公平競爭人的“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標準。雖然這樣的解釋已經大大拓展了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范圍，但是，“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應當理解為切身的利害關系、現實的利害關系、直接的利害關系”其訴訟的性質依然是私益訴訟。對于公共利益遭受到的損害，我國法律尚未賦予公民權利對其加以防范與制止。這就形成中國構建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最大障礙。

第三，現行行政訴訟法中，公益訴訟不在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訴訟案件的范圍。其所揭示的是在法治環境當中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擁有的司法審查權限的大小。對于行政公益訴訟，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依據現有的法律，法院是否可以受理。

依照中國《行政訴訟法》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最高院有關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將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規則進一步具體化，其通過列舉的方式明確排除了“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即只有當行政行為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發生實際影響時方可成為法院的受理對象。法院無權受理那些尚未實際損害環境公益但卻有損害之危險的行政行為案件。而行政公益訴訟的重要特征，正是侵害并不一定已經發生。可見，這一規定直接限制了作為客觀訴訟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存在。

第四，行政公益訴訟的訴權，缺乏足夠的制度制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中，存在著一對特殊的矛盾。那就是訴權的濫用與保障問題。權利容易被濫用，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行政行為往往關系到多個利害關系人的實際利益，如果放開訴訟權利，允許利害關系人隨意地提起公益訴訟，必然會導致訴權的濫用。特別是在相互競爭的企業中，這種權利的濫用是可以預見的。例如甲、乙兩企業存在競爭關系，甲企業獲得了行政機關的某項許可，在競爭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乙企業則可利用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阻止甲企業順利地獲得行政許可并實際生產。在訴權濫用的情形下，公益訴訟制度會變成為一種方便且有效地競爭手段。

四、建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

（一）原告資格 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必須將原告資格的類型適當擴寬，可以分為下面幾種：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依據我國現行憲法和法律為基礎確定公民對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享有廣泛的監督權力為依據，來不斷拓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因為這種廣泛的權利本身就包括了對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起訴權；同時對利害關系以及行政行為對起訴人的權益損害進一步拓展，使其只要具備事實上的損害關系就可以認定為其有利害關系，進而擁有原告資格。

2、具有公益性質的團體和組織

“為防止可能出現的濫訴，保證訴訟的嚴肅性，行政公益訴訟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才能提起”。社會組織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人力資源，能夠支付行政公益訴訟的基本成本，這有利于訴訟的順利進行。賦予社會組織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除了具有公民提起公益訴訟的優點外，其最大的優點在于可以避免公民個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時因訴訟費用和受到的壓力等高昂成本，從而發揮社會組織在維護公共利益方面的優勢。

3、檢察機關

鑒于我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和基本職能，絕大多數學者主張應賦予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權力。關于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理由，農工黨中央在十屆五次政協會議上的提案比較有代表性，認為主要有三：其一，檢察機關是直接對人大負責的司法機關，由其代表國家提起訴訟有法可依；其二，檢察機關作為法定監督機關，法律地位超脫，不易受干擾；其三，檢察機關擁有一支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隊伍。

根據上述考慮，我們認為，行政公益訴訟提起權應由檢察機關和特定的公益社團共同享有。與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不同，公益社團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不是當然的，而是需要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發現行政行為違法需要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可申請上述兩個主體提起。賦予公民針對檢察機關的申請起訴權，建立檢察機關對公民起訴申請的審查反饋機制。

（二）受案范圍

第一，損害公共利益的無特定受害主體的行政不作為。行政不作為是指負有法定義務行政機關，在應當并且可能履行義務的情況下。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都是行政不作為的一種形式。可以將最突出的幾種列入審查如：違法不征收稅款、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并且影響廣泛的行為。對于社會影響重大涉及公共安全的違法不作為。地方為了地方稅收利益放任污染企業排污的行為。在上述案件中經過當事人舉報，但是行政機關任然不查處。則舉報人則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第二，損害公共利益無特定受害主體的行政作為行為。在這類案件中，行政機關通過損害公共利益，使得涉及的行政相對人從中獲取利益。由于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特定受害人，受益人自身獲益更加不會提起訴訟，就會造成無人起訴的情況。因此，出于對公共利益的保護，此類行為應當被規定在受案范圍之中。這種行為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損害環境的行政作為行為。行政主體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或者所謂的政績，在批準建設用地、開發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時，違法出讓土地的使用權，對一些重度污染但是可以帶來稅收等經濟利益的企業，違反相關法律，頒發生產經營的許可證，過度發放砍伐林木的許可證以及開采礦產資源的許可證，進行城市規劃時，沒有經過合理地論證，破壞了自然環境以及文化古跡；第二，違法減免稅的行為。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公共財政支出的來源。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導致稅收收入的減少，不利于國家公共項目的建設支出，損害了公眾的利益，理應被納入行政公益訴訟的范圍；第三，行政主體濫用自身職權，將國有資產以不合理的低價進行轉讓甚至無償轉讓。

第三，損害公共利益的抽象行政行為。隨著行政法的發展，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是理論發展的必然的結果。由于抽象行政行為的針對對象不特定性和反復適用性。因此相對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比較而言，更加同公共利益具有密切聯系。所以相對行政行為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最大。不管是我國行政訴訟的發展還是構建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需要，都應當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至少將規章以下的行政行為納入。

（三）管轄制度

以被告行政機關的級別來作為衡量標準之一。縣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職能部門做被告的，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地市級、省級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做被告的，應由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另外，如果檢察機關作為訴訟的原告，要與法院的級別一一對應。

這樣的程序設置有以下好處：首先，提高審級能夠免受當地政府的不當干預，形成檢察機關敢于提起訴訟、法院敢于審理的環境，更好地實現司法公正；然后，相對于低一級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它們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普遍較高，審判經驗更加豐富，能夠更好地認定案件事實，最終準確地適用法律；最后，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提級管轄可以更好地分配審判資源，使其維持平衡。

（四）原告撤訴

行政公益訴訟中，原告并不是為了個人起訴，而是為了公眾。這就要求，當事人不能自由地處分公眾的權利，同時，法官有責任確保當事人的程序行為是并且在整個訴訟程序中皆保持為公共事業的“勝利捍衛者”。當起訴主體是檢察機關時，因為其自身具有法定的監督職責，一旦提起訴訟要對其撤訴進行限制。但是社會團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本身并不能增進原告的私人利益。如果在進入訴訟以后，對其撤訴進行過多限制，可能會打消其訴訟的積極性。所以，在行政公益訴訟中，當社會團體向法院申請撤訴時，如果被告尚沒有進行實體答辯，法院應當裁定準許。

（五）訴前審查

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取前置審查的方式來限制公民濫訴，它要求公民在提起訴訟前，應該首先通知主管此項事務的機關，主管機關在規定的期限內進行處理。如果公共利益的損害是主管機關在這項事務上的行政不作為造成的，可以督促其盡快行使職權；如果由于他人的行為侵害了公共利益，主管機關可以憑借其行政職權及時制止，迅速解決問題。

在行政公益訴訟中設立前置審查程序，當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時，應當向擬起訴的行政機關提出法律意見；公民或者社會團體起訴時，則應當向有關的行政機關提出申訴或者建議，行政機關在法定期限內沒有進行回復或者具有原告資格的主體認為行政機關的處理不當時，方可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六）訴訟費用

根據2007 年實施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我們可以得出訴訟費用由案件受理費、申請費和證人、鑒定人員等訴訟參加人員在指定日期出庭時產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組成的。在我國，訴訟費用一般按照訴訟標的來收取，由原告預交，最后由敗訴方承擔。

從國外的行政公益訴訟實踐來看，訴訟費用一般不收或者少收。行政公益訴訟涉及范圍極廣，包括環境、稅收、審計、專家論證等非常復雜的專業知識，如果這些費用由原告來預交，勢必會挫傷普通公民、社會團體起訴的積極性。因此，建議在提起訴訟時可以不繳納訴訟費用，當原告敗訴時，只需繳納較低的費用。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制度。要想真正建立起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需要學者們進一步加大研究，更深層次地解決理論問題；還需要立法機關提高對這一制度的認知度，以立法的形式對這一制度加以確立；更加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為這一制度的順利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現階段，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我們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社會在不斷前進，人們的素質也在不斷的提高，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最終會在我國建立。

第三篇：構建和諧社會論文

構建和諧社會論文范文

作者：-文章來源：-點擊數：4348 更新時間：2005-12-9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的重要執政能力之一。曾慶紅同志在闡述《決定》精神時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四位一體”，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格局。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和諧”，是一種建立在由市場帶來的差異基礎上的“和諧”。這一新概念和新觀點的提出，反映出黨、國家和全社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現實社會生活變化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領域的差異與和諧以及兩者關系的認識。

市場經濟對差異與和諧的要求及其困境

將和諧社會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意味著對社會差異的承認，因為沒有現實的社會差異，在近乎同質的基礎上談和諧，即使不能說沒有意義，至少也是意義有限的。從邏輯上說，和諧社會就是社會在差異基礎上所達成的和諧狀態。

差異社會的和諧狀態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首先，市場就是交換，交換的前提是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既是差異的表現，也是差異的結果。沒有差異就沒有市場本身，反之，市場一旦形成，必然增強差異，并促使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其次，不僅不同分工之間有差異，在同一種分工內也存在差異。作為一個競爭場所，市場要求所有參與者都時刻處于競爭之中，進行優勝劣汰。同一分工內的顯著差異既以優勝劣汰為前提，也會通過優勝劣汰進一步擴大。最后，分工和競爭必然導致經濟領域中生產要素的分化和分離，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場主體集中，造成其在市場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體及其優勢或弱勢在不同生產要素占有份額的基礎上形成，經濟差異由此派生出社會差異、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總之，有市場必然有差異，而市場的差異必然造就社會的差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差異的市場才是有活力的市場。改革開放以來的20余年中，市場在推動經濟發展和造就社會差異方面同樣有效乃至同樣高效，就是這個道理。在幾乎同質的社會狀態下，迅速形成和擴大差異，首先是經濟上的差異，隨后是社會方面的差異，構成了一段時間來中國社會巨大活力的結構性來源。在改革過程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中都包含了差異機制的作用。

市場不但以差異為前提和動力，也以差異基礎上的和諧為條件。市場是一種辯證的矛盾統一體，其中既存在差異，也存在和諧：分工就是合作，交換就是互補，沒有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經濟過程。從這一點來說，市場經濟要求的不是單純的差異，還要求差異的和諧與和諧的差異。古典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其實質性的主張就是尋求一只從差異中促成和諧的手，一只市場自發的手。問題在于，在自發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差異的和諧還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根本上屬于私人領域的市場，雖然不乏和諧的要求，客觀上也存在勞動分工意義上的合作，但僅憑其自身，難以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正如市場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對效率存在明顯偏愛，其在差異與和諧關系上對和諧也存在內在的無力，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近年來在國際國內被頻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國家，未經有效調控的市場由于缺乏對社會差異的控制而陷入市場效率喪失、經濟發展停滯和社會沖突激增的現象。市場需要社會和諧但又無力自發實現和諧社會的這一“窘境”，使得對社會差異進行其他層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調整成為必要。

快發展加強協調 努力建設和諧廣東 2005-01-04 10:05:10 南方網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上重要位置。”這是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的新認識和執政理念的新發展。中共廣東省委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明確提出要把建設和諧廣東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這充分體現了時代要求和廣東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一、如何認識和理解“和諧廣東” 和諧社會是指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狀態。構建和諧社會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本質要求。一方面，要求尊重人，體現人的價值，最廣泛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社會的創造活力；另一方面，要求加強對社會的管理，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保持社會的穩定和諧，達到活而有序、和而不同。

建設和諧廣東的內涵十分豐富而深刻。按照張德江書記的闡述，和諧廣東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文明法治。堅持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保障人們在政治、法律、機會、權利以及在收入分配上的公平，逐步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二是穩定和諧。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努力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會環境。落實黨政負責人保一方平安的責任制，建立健全防范突發事件、重大自然災害及社會風險的預警機制和應對機制。三是諒解寬容。牢固樹立諒解寬容的意識，加強對群眾的教育引導，堅持解決思想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密切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在全社會倡導和形成和睦相助、友好向善的良好氛圍。黃華華省長強調要實現“五個協調”：發展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外源型經濟與內源型經濟協調發展，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建設和諧廣東是新世紀新階段省委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具有重大意義。建設和諧廣東，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體現；是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根本要求；是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高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增強發展后勁的重要舉措；是建設“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全面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快速發展，環境逐步改善。2003年，全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3626億元，GDP突破2000美元，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05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0元。經濟實力的壯大，人民生活的富足，為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強大的物質支撐。在著力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廣東省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近年來，廣東實施了碧水工程和藍天工程，開展了珠江綜合整治，與國家環保總局合作開展了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目前，全省環境總體質量保持穩定，城市和地區環境質量有所改善，全省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初步得到控制。第二，注重教育和引導，諒解寬容的社會風氣進一步形成。全省大興學習之風，深入開展十六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廣東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教育活動，強調要在求深、求新、求實上下工夫，在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上取得新成效。加快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努力提高人民的整體素質。加強推動精神文明建設。在抗擊非典斗爭中，形成了“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無私奉獻，頑強拼搏；萬眾一心，敢于勝利”的“抗非典精神”，充分展現了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廣東人民嶄新的精神風貌。開展“新時期廣東人精神”大討論和以“立志、立德、立規、立業”為主題的公民道德建設活動，推動全社會逐漸形成諒解寬容的社會氛圍。第三，加強社會管理，促進文明法治。大力推進依法治省。省成立了依法治省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全省依法治省工作的統一組織、協調、督促、檢查和指導。目前，全省各級基本形成了黨委統攬全局、各方共同推進的依法治省工作格局。扎實推進依法行政，近年來，省政府制定、修訂和廢止了一批政府規章，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修訂和廢止了一批地方性法規，為依法行政提供保障。著力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和機制，規范行政執法主體。積極穩妥地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規范執法程序，全面推行持證上崗執法制度，健全行政處罰的實施和聽證制度。完善行政執法責任制和執法監督制約機制。加快政府機構改革和審批制度改革，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第四，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全省保持比較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近年來，廣東省認真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努力解決地區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采取有效措施解決困難群眾住房難、看病難、打官司難和子女入學難等“四難”問題。積極實施了全民安居、擴大與促進就業、農民減負增收、教育扶貧、濟困助殘、外來員工合法權益保護、全民安康、治污保潔、農村飲水、城鄉防災減災等十項民心工程，動員和組織全社會力量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得到加強，建立突發公共衛生預警和應急機制，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醫療救治和衛生執法監督體系建設。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建立再就業工作目標責任制，全面落實再就業扶持政策措施，就業局勢保持穩定。采取有效措施，減輕農民負擔。加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力度，認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社會保持穩定和諧。

但是，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與建設和諧廣東有較大差距。第一，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民收入增長不快，城鄉部分群眾的生產生活仍然困難。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當繁重。第二，教育、文化、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事業發展仍然滯后于經濟發展。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社會事業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發展，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結構，包括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深刻變化的要求。第三，建設和諧廣東的利益協調機制還不完善。由于目前我國正處于體制轉換、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也是各種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易發多發期，征地拆遷問題、腐敗問題、分配不公問題等等，成為當前人民群眾反映的熱點問題。有些社會矛盾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化解，引發出一些群體性事件，成為建設和諧廣東進程中要解決的突出的問題。上述問題直接影響到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二、加快發展，加強協調，努力建設和諧廣東

建設和諧廣東，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這個核心，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目前，我們必須一手抓加快發展經濟，通過發展不斷增強社會和諧的物質基礎；一手抓加強協調，解決經濟社會不平衡問題。

（一）加快經濟發展，為建設和諧廣東創造物質基礎。建設和諧廣東，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發展。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建設和諧廣東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因此，必須加快發展步伐，通過發展實現社會和諧。當前，廣東省要抓住國家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有利時機，著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盡快形成有利于經濟持續協調健康發展的一整套體制和機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走上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軌道。抓住結構調整這一主線，提升整體經濟實力。充分運用廣東工業九大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息化建設等調研成果，進一步完善產業布局，壯大高新技術產業，做大做強支柱產業，發展重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推動廣東產業向高級化和重型化轉變，提高產業競爭力。促進內源型經濟與外源型經濟相互促進、協調發展。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擴大招商引資，努力擴大出口，推動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經營，進一步做大做強外源型經濟。同時，要以發展民營經濟為突破口，推動內源型經濟發展壯大，通過消除體制、政策和市場準入等障礙，促進民營經濟實現制度、技術、管理創新。

（二）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持，解決好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建設和諧廣東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廣東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落后地區的發展問題，作出了加快山區發展的決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山區經濟發展。建設和諧廣東，必須進一步解決好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要把山區發展擺到重要戰略地位，加大對山區財政轉移支付。加大道路、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投資環境，擴大招商引資，引導發達地區的產業向山區轉移。同時，必須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東西兩翼重大基礎設施和重大工業項目建設，推動兩翼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期。

發展縣域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舉措。必須以工業化為核心，推動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實現縣域經濟發展新突破。進一步擴大招商引資，壯大園區經濟，提高縣域工業集聚水平。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加快發展農副產品深加工、特色農產品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按照市場導向原則，采取多元化投資體制和經營城鎮的理念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激勵型財政機制，充分調動市縣發展縣域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繼續加快發展教育事業，全面提高人的素質。教育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和長久性作用。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教育，特別是近年來，采取有力措施力促教育發展，一方面提高教育層次，擴大高校招生規模，大力推進高等教育發展，另一方面加強基礎教育，落實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調整中小學布局，安排專項資金改造老區、山區薄弱學校和農村困難家庭子女“入學難”問題，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教育發展還不夠快，與建設和諧廣東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建設和諧廣東，就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重要地位加快發展，努力促進各層次、各類型教育的協調發展。要建立和完善教育經費多元投入體制，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下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機制。高等教育是培養高素質人才、催生高新技術成果的搖籃，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要，必須加快高等教育大眾化步伐，擴大高等教育辦學規模，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綜合水平。基礎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基礎，必須進一步加強，尤其是要把農村義務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教育經費投入重點向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傾斜，促進城鄉和區域之間義務教育均衡協調發展。要緊密圍繞廣東建設世界制造業中心和發展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的需要，加快技工教育、職業教育發展，以就業為導向，培養一大批實用人才。

（四）努力解決資源瓶頸和生態環境問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現人口、資源和環境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榮共生，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建設和諧廣東的重要內容。環境問題始終是工業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由于不重視環境保護，有過深刻的教訓。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發展工業不能以犧牲環境、破壞資源為代價。必須按照發展循環經濟的理念，實行資源開發和保護并舉，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加快節能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的推廣應用，促進企業開展節能、節水、節材和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的技術改造。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逐步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工藝、技術和產品。加強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實施治污保潔工程，加強珠江等江河整治，提高水環境質量。提高土地使用的集約化程度和土地使用效益，最大限度地節約土地。注重生態保護，推進林業重點工程建設，強化林地、野生動物和濕地資源的保護與管理。

（五）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當前，傳統單位制的社會結構正向多樣化方向轉變，社會管理體制必須適應這種轉變。因此，創新管理體制和方法是當前的一個迫切任務。創新管理體制，最為重要的是轉變政府職能和工作方式。真正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同時，更加注重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必須努力形成一套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結構完整、功能全面、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抵御和處置自然災害、意外事故、恐怖事件的能力，最大限度減少突發事件對社會、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機制。

必須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政府要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規范行為，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須賠償、違法要追究。完善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嚴格實行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認真清理行政許可規定和行政許可項目，簡化和規范行政許可程序。規范行政執法程序和行為，提高行政執法的效率和水平。

（六）加強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穩定。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法治。只有實行法治，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加強立法，科學合理制訂立法計劃，逐步推行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公示征求意見等民主立法方式，不斷完善立法程序。堅持“立改廢”同時并舉，不斷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地方法律法規框架。通過切實可行的普法教育，增強全社會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觀念和意識，積極引導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維護自身權益，實現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當前，廣東的社會治安問題還比較突出，仍然處于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高發期，必須保持高壓態勢，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取締“黃賭毒”、非法傳銷和六合彩等活動，消除社會穩定的隱患。要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提高安全防控能力，努力維持社會穩定。

（七）妥善協調利益關系，努力實現社會公平。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社會利益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社會矛盾集中表現為各種利益沖突，有的甚至激化為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妥善協調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公平，成為建設和諧廣東的重要方面。當前，要加大推進“十項民心工程”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農民現金收入和城鎮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繼續積極幫助困難群眾解決上學、就醫、打官司、住房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廣東人口多、勞動力充裕，勞動力素質參差不齊，勞動力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就業難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增加就業崗位，拓寬就業渠道，是解決群眾生活問題的直接途徑，是政府的重要責任和目標。必須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就業，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和城鄉一體的就業市場，對失地農民實行統一的失業、就業登記制度，提供職業介紹、政策咨詢、技能培訓等就業服務。落實就業和再就業的各項政策措施，解決困難群體就業問題。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要進一步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養老、失業等保險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抓好“千村扶貧”工程的實施，致力改善貧困村、貧困農戶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建立發達地區接納對口扶持地區勞動力的機制，積極引導農村富裕勞動力有序轉移就業。做好防災減災和災害救濟工作，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建立適應農村稅費新制度的農民負擔監管機制，增加農民收入。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加強婦幼保健工作。努力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和諧。

在剛剛結束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和諧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也離不開企業的積極參與，因此企業內部的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

企業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大力創建和諧企業。近年來，白沙集團注重企業文化建設，確立科技先導的發展戰略，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用和諧理念、和諧管理、和諧生活、來推動白沙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創造更豐富的社會財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倡導先進的企業文化，用和諧理念統領企業發展 “和諧”既是一種倫理道德，也是一項文化理念。以“和諧理念”為指導思想，建設優秀的企業文化，這不但是企業實現與外部環境和諧的重要途徑和標志，也是創建和諧企業的基石和保障。

“3A.HOT”，凝聚員工的熱誠。2000年初，白沙集團新領導上任，提出了“3A.HOT”企業指導思想與原則。3A是指三個A級的能力，學習、凝聚、創新的能力，HOT代表的是有質量的熱誠，意味著員工要做出真正的業績來：營銷人員把顧客指定購買率的點數再提高幾個百分點；技術研究人員再創幾個超越對手的專利技術；主管供應的人員情報要更周詳準確，保證整個產銷流程“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等等。

“使命與追求”，實現白沙的自身價值。2001年，白沙明確自己的使命與追求是：用智慧、科技和文化的力量，使白沙集團在這個充滿爭議的行業成為一家令人尊敬的“四滿意”（消費者滿意、政府滿意、合作伙伴滿意、員工滿意）企業。即“消費者滿意－－用品牌的成長給消費者帶來選擇高品質產品的自由；政府滿意――努力實現國有資產不斷保值增值，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做有益于社會的事情；合作伙伴滿意――用共生雙贏的基本原則來謀求雙方關系的可持續發展和長遠合作；員工滿意――上為國家作貢獻，下為員工謀福利，為員工創造品質生活和成長空間。

“十四字核心理念”，鑄就白沙文化的靈魂。2004年，白沙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積累，提出了“鶴為形、和為神、飛翔之道、簡單管理”的企業核心理念。白沙以鶴為形，提倡自信、從容的氣質；以和為神，倡導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的和諧共生，表達了白沙在內外合一的人文環境下永葆“飛翔”的姿態，把企業帶向一個美好未來的愿景。白沙通過“和文化”論壇、“和文化”短信征集賽以及“尋找白鶴痕跡”等活動，將和、鶴文化滲透到消費者心中，用文化為白沙品牌增加附加值。2004年9月，劉翔為白沙文化代言，劉翔陽光、青春、健康的形象為飛翔文化又增添了幾分厚重，使白沙文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

二、確立科技先導的發展戰略，用和諧管理促進企業發展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白沙要創建和諧企業，要想成為一家令人尊敬的“四滿意”企業，就必須科技打造“白沙”的品質，使白沙品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促進企業持續穩定的發展，為此白沙明確了“科技先導”的發展戰略。“綠色煙草”，關注健康與環保。在科技先導戰略的指導下，白沙率先推出了“綠色煙草概念”，倡導從一顆煙種開始到它燃燒成灰，全過程植入的“綠色”理念。為此白沙集團建立了煙草行業第一家博士后流動工作站和國家級實驗室，培育了一支有國際對話能力的科研人才隊伍，孵化出一個又一個核心技術，把“綠色煙草”轉化為流水線上的產品，讓消費者受益。比如，為了減少吸煙對環境的危害，白沙對側流煙氣進行研究，研制成功的“側流煙氣技術”可有效降低側流煙氣60%，填補了國內技術空白，在行業內率先將所有產品焦油降低到15毫克以下。同時白沙采用科技手段持續降低煙草的危害性，幾年來，企業取得了57項專利技術，位居行業第一，白沙的科研人員也從“赤崗沖”走上了CORESTA這個國際煙草科技組織的最高講臺。

“十五技改”，將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在科技先導戰略的指導下，白沙集團十五技改工程正在將高度集成的信息化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對白沙而言，十五技改不只是設計一個聯合工房，也不是單純的設備引進，而對企業未來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工藝模式等進行整體設計。工藝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使得白沙的技改工程，已經初具“綠色煙草城”的規模和態勢；關注人類健康、注重人性化設計、滿足環保要求、運用先進工藝和手段來降低卷煙危害、減少環境污染，“綠色”理念已經貫穿在整個技改當中，科技為白沙品牌的提升注入了更強勁的動力。

“簡單管理”，提高企業系統運行效率。科技先導戰略的執行力集中體現在“簡單管理”的實踐中。這是白沙2000年提出的獨創性的管理思路。它使白沙化繁復為簡單，由混沌走向有序，追求簡單的美，從而快捷地反應外界。幾年來，白沙相繼實施了業務流程重組項目，使企業業務流、資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推行“一級檢驗、一級門衛、一級工藝、一張紙”制度；提倡“五個反對”：反對文山會海、反對花拳繡腿、反對虎頭蛇尾、反對繁文縟節、反對好人主義，基本實現了企業內部的責任唯

一、標準唯

一、流程唯一，提高了企業系統運行效率。

三、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用和諧生活保障企業長治久安

社區是企業的一個組成部份，更是社會的一個細胞，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白沙集團從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入手，創造和諧生活，以保障企業長治久安，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三個長壽”，勾劃理想的小康白沙。21世紀初，白沙集團提出建設小康白沙的奮斗目標，即：長壽的企業、長壽的品牌、長壽的白沙人。三個長壽確立了白沙存在的使命和方向，建設守誠信、負責任、有效率的優秀企業，打造中國卷煙品牌價值最大的強勢品牌，使白沙人通過誠實勞動生活得更美好。三個長壽確立了白沙人對共同事業的理解與追求，更形成了白沙人共同的信念與理想，使白沙上下團結一致，白沙人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實現自身的價值。

“綠色文明社區”，倡導積極健康生活方式。白沙社區制訂和實施了《全員健身規劃》，投資建設白沙花園和員工休閑中心，為員工添置了高檔的健身設備，開設了網球場、藍球場、乒乓球室等系列活動場所，以“建腦、建心、健身”為主題，倡導了一種積極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員工在白沙拼命工作的同時，能夠享受快樂的生活。同時在加強后勤保障方面，白沙不僅建立了醫療保險、養老保險、補充保險和住房公積金，而且還實行了員工消費“一卡制”管理，白沙社區物業“110”上門服務機制等，解決了員工家庭生活的后顧之憂。

幾年來，白沙社區通過扎扎實實的工作，營造了和諧安定的社會環境和文明進步的人文環境。

四、強化社會責任感，用和諧品質倡導社會公正和諧

創建和諧企業，必須增強社會責任感，以積極的態度承擔社會責任，為社會服務和為公益事業多做實事，滿懷真誠，奉獻愛心，關注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多年來，白沙集團堅持“立足企業、回報社會”的宗旨，努力樹立守誠信、負責任、有效率的企業形象，在經濟效益持續增長的同時，為社會教育、文體、扶貧、衛生、慈善、婦女兒童等公益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90年代以來企業對各類公益事業的捐助總計近2億元。

誠信助學，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2003年8月，白沙集團共青團組織積極開展“誠信助學”活動，為湖南四所高校500名貧困大學生提供大學學費的貼息貸款信用擔保，幫助他們解決就學困難，減輕政府和社會及貧困學生的壓力，倡導社會公民的道德責任意識，在授人以真同時授人以信，謀求企業與社會的和諧。2005年元月，“白沙誠信助學行動”入選湖南十大公益事件。“飛翔公益基會”，使企業回饋社會機制化。2004年11月，白沙集團斥資1000萬元成立了飛翔公益基會。基金會訴求明確，著眼于公眾道德與社會良知，以提高國人素質為已任。目前，基金會已經向東南亞海嘯受難災民以及我國遭受火災的黑龍江扎龍自然保護區等地進行捐贈。

從救災濟困到“誠信助學”，從誠信助學到飛翔公益基金，白沙回饋社會愈來愈機制化。白沙在超越煙草的范圍，越來越多的實踐于社會公益事業活動中深深地體會到：只有注重社會責任的企業，才能在長遠的發展中樹立起自身的品牌，只有給予社會最優質的產品，社會才會給予企業回報及認同。

幾年來，白沙集團始終保持穩定健康的發展，取得了豐收的碩果：

2002－2004年，白沙品牌連續三年奪得全國卷煙品牌銷量冠軍；白沙品牌先后被認定為全國“馳名商標”、“中國名牌”；2004年，白沙集團入選“中國最具生命力百強企業”。二次創業五年來，白沙實現了規模、品牌、效益的幾大跨越：產銷總規模由84萬箱增長到150萬箱，增幅達79％；白沙品牌由67萬箱增長到120萬箱，增幅達79％；銷售收入由64億元增長到120億元，增幅達88％；利稅由45億元增長到80億元，增幅達78％。在已取得的成績面前，白沙前進的腳步不會停止，我們將充分發揮企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四篇：構建和諧社會論文

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命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它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布局已經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位一體，提升為包括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內的四位一體。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認識上的一大飛躍。和諧社會心向往之，問題是如何建設和諧社會。

一、首要的是處理好階級、階層的關系

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中國是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的國家。多民族、多宗教、多黨派、多階層，概括起來，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社會因素繁多、社會資源豐富的社會。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樣，“豐富”也有二重性。不豐富，相互關系簡單，容易協調；豐富了，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協調起來就難了。常量、變量、多變量，函數、反函數，線性、非線性，有時候要協調好，簡直是難上難。可是，如果不協調好又不行，非協調好不可。

和諧社會是一曲交響樂。其“音符”，說到底，是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

共和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后，兩大對立階級不復存在了，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可是這決不等于沒有階級了，更不等于沒有階層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社會少不了分層。當今中國有哪些階層，尚在討論中，不管是八個，還是十個，總而言之，是沒有人否認中國還有階級、階層存在這一客觀實際。

根據現代階層理論，階層是指按一定標準區分的社會群體，或經濟標準，或政治標準，或職業標準。根據不同的理論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因在改革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現了分化和組合。

首先，經濟體制的變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工人階級逐漸在分化。就連純粹的產業工人，也因從事不同產業，如夕陽產業與高科技產業的工人，老工業基地與新興產業基地的工人，勞動密集型產業下崗職工與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工人等，因職業性質的明顯差異，其階級歸屬感和階級意識也有明顯差異。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怎么變，工人總歸是工人。孫中山先生曾高呼“勞工神圣”，那么應該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農民進入了剛剛興起的鄉鎮企業，轉化為企業職工。還有一部分農民進入城市后，由于沒有穩定職業，形成了流民性質的群體。第三，知識階層在崛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戰略造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形象與新地位，知識經濟的出現又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舞臺。第四，私營個體階層在發展壯大。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勵下，個體私營階層有了較大發展，他們參與政治的愿望與興趣越來越大。第五，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逐漸凸現出來。在計劃經濟社會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一直屬于黨政干部系列。但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使得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階層存在，不同階層之間就會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說，新的利益群體的出現，必然會使各階層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的過程中產生各種矛盾甚至沖突。沖突不是和諧。可是沖突能夠轉化為和諧。階層矛盾普遍存在，問題是如何處理。階層是執政黨的政治資源。階層之間的矛盾在卓越的執政黨面前，也是可貴的執政資源，也是考驗執政能力、檢驗執政理念、優化執政方式的難得機遇。執政黨猶如交響樂的指揮。指揮有方，蕩氣回腸。

按照“和諧社會”理論，決定和諧的首要因素是財富分配。不同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是有差別的，有時還是有懸殊的。差別不大是正常的，懸殊過大是危險的。高低懸殊必然帶來不安寧、不和諧。因此，我們必須建立階層利益的整合機制。

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可能的趨勢有三種：一是在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將從現在的“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演變成為“扁平化”的理想狀態，即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時、不配套的制約，和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病態的社會階層結構，其結構形態可能繼續保持現在的“洋蔥頭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現重大失誤，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停止發育成長，從現在的“洋蔥頭形”退化為“蠟燭臺形”，即底層越發龐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終無法壯大，中間階層不大，頭也不大，這樣的一種畸形社會形態和社會骨架，根本無法促成現代化發展。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調整過高收入，反對灰色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應當提高所得稅，增加利息稅，擴征遺產稅。要讓富人懂得：抽肥補瘦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的做法。要讓富人懂得：縮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讓富人懂得，這樣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需要。

為了實現階層“扁平化”，應當在政策上適當向困難群體傾斜。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研究報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的計算，如果將城鄉貧困人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和下崗職工、殘疾人、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等各類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口加總，再扣除彼此重疊的部分，中國的困難群體大約有1.4－1.8億人。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存在，就是無視困難群體。不承認有困難群體，就會導致困難群體越來越大。鄧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社會分層是天經地義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分層猶如棱鏡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紅橙黃綠青藍紫。“紅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在中國，歷史地落實到了中國共 產 黨的身上。共 產 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文化的認同，憲法的賦予。執政黨的使命就是要協調階層關系。

二、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入手優化社會結構

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保證，因此，不斷完善社會結構便是社會持久和諧的有力保證。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兩種獨立體系，一個是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另一個則是由農民構成的農村社會，而判斷處于哪種結構的依據在于持有戶口的類別。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這是由身份壁壘、不平等交換、城市化滯后乃至包括戶口、糧食供應、住宅等組成的不平等現象。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國家就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戶口遷移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割開來。這使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在就業和糧油供應方面存在極大差異，更為嚴格的還是戶籍制度方面的管理。這一制度限制著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上允許農民工進城，從事建筑、商業及其他服務業，并允許城市中的某些國營企業從農民中招收部分臨時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業和個體戶從農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農村人口可以說獲得了一個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配第和李斯特將這一現象稱為“推拉現象”。也就是說，農業耕地的有限性與人口壓力是迫使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推力，而工、農之間的收入差異則成為勞動力非農化的拉力。在這樣一個雙力作用下，農民紛紛涌進城市謀生，形成了我們國家這一時期的一個特殊現象：民工潮。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城鄉二元結構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們認為，我國社會現階段正處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二元結構并存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逐個生活境遇；另一方面，雖然，國家在政策上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路徑，但是，農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與市民等同的機會，他們的就業，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本的限制。因為，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和市民一直處于沖突和對立，突出表現為市民對農民的歧視，以及農民對市民的厭惡。而這種歸屬的不一致在某種程度上又會導致農民很難在城市空間場域中將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納入市民的關系網絡中去，從而很難在城市中積累自身的社會資本，也更無法利用社會資本來尋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們只能利用他們在家鄉長期建構起來的社會資本——同鄉關系、親緣關系，在城市中求生存。這樣，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存在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潛在結構的存在就是階層關系的分布問題。這種不合理的分布，從根本上影響著階層間的協調和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

三、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進入轉型期，中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許多引人矚目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現了眾多的社會組織，即非政府、非贏利性質的社團組織。

人是社會化動物。尤其是現代人，無論是生理上還是智力上，都很難以個人的形式來滿足需要，而只能以群體的形式來增強滿足人們多種多樣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會分工基礎上，把追求特定目標的人群，按一定的社會規范聯合起來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幾百年來，這類社會組織的范圍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多，組織形式由初級走向高級。現在的世界上，社會組織發達的國家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個社會組織。擁有社會組織的多寡早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社會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參與社會組織的多寡也已成為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尺度。中國的社團縱向比，突飛猛進；橫向比，發育得還很不夠。千人擁有社團的數量只抵法國的九十分之一。我們應當在努力建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機制的同時，積極開展科學的社會管理。

社會組織不同于政府，不具備政府職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應當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市場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說把市場泛化了也會帶來很多弊端。討價還價、買官賣官無論如何不行吧？很明顯，在政府與市場之外，必須有非政府組織。

我們一直說，轉移政府職能。試問：轉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處是社會組織。由社會組織來承擔過去“無限政府”所不應承擔的職能，從而把“直接政府”變成“間接政府”。不要小看了這里的“間接”二字。間接了，有利于發揮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間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職工作。

我們一直說“小政府，大社會”。“大社會”就是社會組織要發育起來。“大社會”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為什么過去政府越簡越繁？為什么政府難以“瘦身”？為什么“吃皇糧”的那么多？還不是因為社會組織不發達嗎？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擔，社會組織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會組織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務的功能，為成員辦實事。社會組織是自治的。社會組織所固有的自生自滅的特性，促使社會組織必然以服務為天職。社會組織具有協調的功能。既有協調社會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協調國家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功能。社會組織是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社會組織具有監督的功能。盡管這種監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這種柔性的監督具有客觀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監督。社會組織具有公證的功能。社會組織既要對上負責又要對下負責。這種“兼顧兩頭”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組織要公正。公正最起碼的表象之一是公證。社會組織還具有智囊團、思想庫的功能。近年政府出臺的大思路有不少來自于社會組織。這是民主化進程加快的表現。

由于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吸納了一批離開政府的公務員，同時也擴大了人們就業的機會，既保護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難群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社會組織充當了安全閥的作用。社會沖突各國都有。“春江水暖鴨先知”。在社會沖突起于青蘋之末時，最先覺察社會沖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的社會組織。早覺察，發預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釀成全局性沖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決就能夠妥善處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社會沖突發生以后，社會組織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潤滑劑、稀釋劑的重要作用，為“化干戈為玉帛”做出貢獻。

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是互補、互動的關系，是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關系。從治理國家來講，政府是主導；從管理社會來講，社會組織是主力。當前，社會組織應當努力克服依賴性，增強自主意識；政府應當大力扶持社會組織，伸出雙手歡迎社會組織的參與。不論是政治領導型的、還是業務管理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利益代表型的、還是公益服務型的社會組織，不論是文體聯誼型的、還是學術交流型的社會組織，都是社會和諧發展的血脈。

四、以制度創新構建和諧社會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社會的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從制度入手，才是科學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民主執政。從制度入手，才是依法執政。

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語境中被稱為規范和價值。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如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契約等。正式制度的約束通常稱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與法治相對應，在學術的語境中，我們稱之為德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在人類行為的約束體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中，正式規則也只是決定行為選擇的總體約束中的一小部分。人們行為選擇的大部分行為空間是由非正式制度來約束的。所以說，制度創新應該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還得從以下兩個方面努力：首先，要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與完善。通過市場經濟制度的根本確立，從而為國人營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真正剝離附著在每個交易主體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場規律、法律充當交易競爭的裁判員。要逐步完成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的轉變，收縮政府權力的覆蓋范圍，為社會力量的發育成長提供有利的空間和養分，從而在政府與個人之間建立聯系和溝通的橋梁，緩和二者間的緊張狀態，同時也為個人營造阻擋強權侵擾的屏障。

其次，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將執政黨的性質、地位、職能、領導方式及其與政府、立法、司法、社會民間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相關的法律責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確化、制度化，使得對執政黨的約束與監督落在實處，具有可操作性。還要嚴格界定黨的政策、決定與法律的界限，使其服從法律的規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規定，形成隱性立法。同時，應注重我國的政權建設水平，在減少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注意各級、各類權力機關之間的有效制約與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轉向社會管理

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件，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現代化事業是三分建設，七分管理。管理相當重要。政府的職能不論有多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都應當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發展社會管理的硬件，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比例。隨著經濟發展，不僅要不斷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絕對數，而且要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相對數。社會事業投資要與gdp同步增長。鑒于有些社會事業過去投資較少，在一定時間內應當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犧牲社會事業基礎上的、破壞社會和諧的經濟超常高速度降下來，用于發展社會事業。社會矛盾的高發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聯系。社會矛盾的高發期是忽視社會發展的片面發展觀的產物，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能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其次，是要制定盡可能完整的社會指標體系、人文指標體系。指標是領導的指揮棒。指標是考評的依據。指標是辦事的分寸。指標體系不完整，必然會亂提口號，瞎訂目標，諸如動不動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這無不是因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標要求的緣故。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當然，指標，一要切合中國實際，二要與國際接軌。人文指標，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導下，在豐富的人文知識和廣泛實踐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討論后，訂出來。現在一說指標，有人就拿出當年“評工記分”那一套本事來，那是把指標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榮文化提到應有的高度。文化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已是全世界的共識。有的國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發展戰略的軸心，經濟、社會、技術和教育的戰略都將越來越維系于這個文化軸心。”巴塞羅那更是響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國家，不是因為經濟而出名，而是因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輻射力大于經濟。兒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島，甚至還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國家是丹麥，可是不大會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話。“言必稱希臘”，不是說希臘的鋼煤糧棉如何如何，而是說言必稱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恩格斯說：理論思維是鐵的花朵。這花朵不是曇花一現，不是易燃的絹花，一把火就燒掉了。現在有些人是物質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卻窮得很哪！我們要強化文化認同，促進社會和諧。現代經濟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現代經濟的運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車道，現代文化的經濟功能在增強。這既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也是現代文化的特點。

和諧有多種：有高度和諧，有低度和諧。我們要的是在發展中高度和諧。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這要付出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但是，政權是能夠在和諧中鞏固、在和諧中發展的。只要對市場經濟駕馭得好，對和諧社會構建得好，共和國一定長治久安。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們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有條件的地區要快馬加鞭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并進而向以社會發展為中心的和諧社會開足馬力，奮勇前進！

第五篇：公益訴訟

(民訴)第五十五條 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消法）第四十七條 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 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

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提起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牟取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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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范某于2001年9月24日以其同村村民董某的名義，在樂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加工、銷售橡膠助劑、瀝青的名義注冊登記了“樂陵市金鑫化工廠”，并領取了營業執照，之后，范某用其在2001年3月、4月購進的石油制品加工設備以及同年7月以非法渠道購進的原料，開始煉制石油制品項目，原料以800元／噸——1300元／噸價格購進，煉制后以1800元／噸的價格出售，已經產油100余噸，銷售金額18萬余元。經取樣檢查，石油產品質量不合格，屬于非法生產，對周圍環境有嚴重影響，嚴重威脅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原告樂陵市人民檢察院訴稱：被告范某通過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銷售石油制品，違反法律，屬于國務院明文規定重點打擊、取締的非法小煉油項目，損害了國有資源，造成了環境污染，威脅人民健康，影響社會穩定。為此，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

被告范某辯稱：我開工生產經過批準，加工煉制石油制品原來不知道是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的行為，現在準備自行拆除，今后不再繼續經營煉制石油制品項目了。

樂陵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開庭審理之后，經過調解，雙方沒有達成協議。法院認為，被告經營的樂陵市金鑫化工廠非法經營煉制石油制品項目，造成了國有資源的浪費及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且產品質量低劣，屬國家明令禁止的小煉油項目。檢察人員進行專項調查，查清上述事實，被告也對此供認不諱。人民檢察院在依法對被告的金鑫化工廠做出處罰的同時，為改善國有資源的浪費和防治環境污染，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訴至我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險的訴訟請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本院予以支持。故于2003年5月9日依據《民法通則》第5條、第73條、第134條規定，判決被告范某將其所經營的金鑫化工廠，于本判決生效后的五日內自行拆除，停止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對周圍群眾的妨礙，消除對社會存在的危險

2、泉州市飲食服務公司原經理吳英然在收受賄賂７萬元后，兩次與承租人簽訂降租協議，將飲食服務公司下屬的大眾賓館低價出租，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該市鯉城區檢察院經過調查，向轄區法院提交支持起訴書，支持大眾賓館提起民事訴訟。法院采納檢察院支持起訴意見，判決降租協議無效，為國家挽回損失２３０萬元。

3、自1996年以來，河南、山西、福建、山東、貴州、江蘇等省檢察機關先后以法律監督機關的身份，作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各級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未能充分有效地履行保護國有資產的職能時，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采取法律補救措施，將國家對國有資產、社會公共利益的特殊保護政策落到實處，進行司法實踐的創新，開展公益訴訟活動嘗試并取得了成功。10月22日，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法院對該縣檢察院代表國家作為原告起訴的一起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當庭作出判決，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全部獲得了支持。

4、2003年9月27日中午12時50分，他與愛人孩子一同乘坐由沈陽飛往昆明的東航云南公司的ＭＵ4682次航班，赴昆明全家旅游。

當天下午2時30分到達鄭州機場中轉。這一航班的旅客有100多人，按規定時間30分鐘后旅客重新登機。但是剛上飛機10多分鐘后，航班廣播，由于空中管制，需要旅客下機等候。于是議論紛紛的旅客只得下機回到候機大廳，沒想到這一等就是7個多小時。

100多名旅客又冷又餓已經非常難受，而且也沒人給他們合理的解釋。這群旅客中既有60歲以上的老人又有10歲以下的小孩，婦女居多，旅客中還有兩名外國游客。一名有心臟病的老人捂著胸口喊不舒服，幾名孩子開始不停地哭鬧。沈長征全家只得在機場餐廳花了200多元錢用餐。

晚9時，已經苦等了6個小時的旅客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忍無可忍的沈長征拿出本來旅游時用的照相機對滯留的旅客進行了拍照（見圖），并請求現場的旅客簽名留證，當場有27名旅客留下了自己的手機號，其中包括一名外國旅客。直到晚10時30分，ＭＵ4682次航班旅客重新登機。沈長征說到達昆明已是次日凌晨，全家只得臨時找家旅店住下，宿費花了200元。這次航班晚點引起的不快，使得全家的旅游變得索然無味。沈長征認為是違約侵權行為，遂將東航云南公司告上沈陽東陵區法院。昨日，這起精神索賠只有一元錢的“公益官司”開庭，沈長征作為代理人與從昆明趕來的律師展開了激烈庭辯。

5、PC廠商未公布輻射信息 消費者索要知情權ChinaByte 綜述 據《四川日報》4月21日報道，成都一電腦公司員工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11家電腦企業一起推向了法庭，目前成都市成華區法院已經正式立案原告起訴的事由是電腦生產商未提供電腦產品有關輻射的真實信息，侵犯知情權；國家質監檢驗檢疫總局未盡監督之責。因此原告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公開致歉，并在產品說明書上標注“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輻射”字樣。這起案件由于被告身份的“顯赫”以及案由的特殊，剛一立案便引起了關注據了解，提起這場訴訟的原告是家住成華區的電腦公司員工劉剛，四川日報的報道有誤,劉剛起訴的并沒有12家電腦企業,只有11家加上國家質量檢驗檢疫總局一共12個被告。這11家電腦企業分別是:IBM、聯想、LG、三星、飛利浦、實達、日電、明基、冠捷、華冠、北京華旗。

“1996年，我買了第一臺電腦。從此，電腦成了我生活和工作中必用的工具。自從擁有電腦后，我平均每天使用電腦達2小時以上。”原告劉某在起訴狀中毫不掩飾對電腦的喜愛。2000年初以后，他先后用過IBM等12家電腦商的電腦顯示器。劉稱，自己從未意識到電腦處于運行狀態下會產生電磁波，也未意識到電磁波輻射會對人體產生危害，直至今年3月初。“我從省輻射環境管理檢測中心站電磁環境檢測室了解到，人體處于電磁輻射環境的過程中，會使血液、淋巴液和細胞原生質發生改變，這些改變可誘發癌癥和加速人體癌細胞增殖等。”

歷數電磁輻射可能帶來的種種危害后，原告認為，由于被告在電腦顯示器上沒有任何有關電磁波輻射將對人體產生危害的警示性標記，在產品說明書上也未能警告使用者采取安全防護措施，就產品對使用者不利的消息均采取封鎖的行為，已侵犯其知情權。而第一被告國家質監檢驗檢疫總局作為國家電子產品質量監督和檢測的主管職能部門，“對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電腦顯示器產品既未制定國家標準，也不制定行業標準，連必須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沒有……沒有盡到領導、組織、管理、監督責任，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為此，原告“要求第一被告制定相關的政策法令，規范電腦顯示器產品行業管理，完善顯示器產品市場；其他被告在其產品說明書中有足夠內容的電磁波輻射對人體危害方面的介紹，以及如何正確防止輻射具體措施的介紹，并在其顯示器上的顯著位置標示有關輻射的警示性標記和語言”。

據了解，法院目前已以特快專遞的形式向各被告發出傳票，由于被告分布全國各地，開庭時間將延后確定。

本案的被告既有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又有12家著名的電腦廠商。被告主體的復雜，實際上把一起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混雜在一起，原告起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不作為，“對可能危及人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電腦顯示器產品既未制定國家標準，也不制定行業標準，連必須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安全的必要要求也沒有……沒有盡到領導、組織、管理、監督責任，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是一起行政訴訟。一般來說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一般不會作出此類具體行政行為，不應該成為被告，并即使成為被告，也不應由成都市成華區法院來管轄。因此此案中還存在嚴重的程序問題。據悉,原告劉剛已經撤回了對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起訴。

這件案子引起我們的關注，一則是被告身份的特殊性，既有國家行政機關，又有在業界“聲名顯赫”的電腦廠商；二則是消費者首次主張把電腦顯示器的輻射明白標示出來。對于這起純公益性的訴訟，原告的勝算有多大呢？會不會讓以后的電腦顯示器上再多一個類似香煙盒有個“吸煙有害健康”的標識呢？

這是一場純粹的公益訴訟。原告在經濟上沒有提出任何賠償要求，“零賠償”，僅要求被告道歉并在產品說明書上標注“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或“小心輻射”等字樣。原告提起這場訴訟就是為了讓公眾對電腦輻射的危害性。

原告冀以獲勝的法律依據就是消費者的一項基本權利：知情權。知情權是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確定的消費者8項權利之一。知情權是消費者享有的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對于商家來說就是要承擔告知義務。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8條第1款規定，“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該法第18條還規定，“經營者……對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的警示，并說明和表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

這起案件中原告認為商家沒有告知其“電腦輻射有害健康”，他的知情權被商家忽略了。其實電腦廠商也可以從連一個不會電腦操作的用戶都知道電腦顯示器有輻射，買了電腦就會采取各種措施來防止輻射，來主張免除自己對此的告知義務。因此，這起案件的審理難題就在于如何確定原告的認知責任和被告電腦廠商的告知義務之間的界限。誠然，原告作為電腦公司的一名員工，從2000年初就開始使用電腦，說自己不知電腦顯示器輻射有害健康，是肯定說不過去的。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意圖是更傾向于保護消費者，在社會中，商家對消費者來說始終是強者，從對商家的嚴格責任要求來說，要求其履行告知義務是可取的，并且對于電腦市場的健康發展也是有利的。或許這場訴訟之后，我們在所有的電腦顯示器上都會看到“小心輻射”的標簽！

6、去年，北京一名17歲少年狀告國家煙草專賣局及24家煙草公司，請求法院判令25家被告在本單位網站主頁上注明“吸煙有害健康”、“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煙”、“禁止中小學生吸煙”字樣，并以不少于10％的內容宣傳吸煙有害健康及未成年人吸煙的危害。丘建東叫板電信局

7、案例簡介：丘建東原是龍巖市新羅區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后辭職成為職業法律服務工作者。1996年1月4日，丘建東在當地龍川東路公用電話亭和龍巖市軍民路武裝部賓館代辦長途電話點打了兩次電話，兩個公用電話亭均未執行郵電部“夜間、節假日長途電話實行半價收費”的規定，多收話費共計0.60元，丘建東于1996年1月16日起訴龍巖市郵電局，請求雙倍賠償。此案訴訟標的僅一元二角，故稱“一塊二官司”。3月13日，法院公開開庭。鑒于龍巖市郵電局積極整改，丘建東認為已達到了訴訟目的，即當庭撤訴，案件終結。丘建東稱此舉是為了揭露、打擊服務領域的欺詐行為，以喚起更多的消費者“以法護權”。

案例評析：這是我省首例以服務欺詐為由索要雙倍賠償的消費糾紛。“一塊二”官司如今已載入教育部新版統編政治教科書高中一年級下冊，被法學界喻為中國消費者權益運動史上的啟蒙篇。1999年3月丘建東本人獲得中國消費者協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四單位聯合頒發的“全國城市保護消費者權益十佳志愿者”稱號，并被各大新聞媒體稱作“中國公益訴訟創始人”。

8、劣質菌種坑農百萬

案例簡介：1998年3月14日，5位來自古田縣鶴塘鎮的農民，來到省消委會這天設在福州五一廣場的咨詢臺前，他們是代表當地菇農專程趕來投訴的。1997年他們向本鎮制種大戶余欽霖購買香菇菌種，不料種下月余，相繼變黑壞死，造成經濟損失近百萬元。他們還出具了古田縣食用菌辦公室、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菌筒發病是由于菌種質量不合格造成的。在省消委會的支持下，15位菇農把訴狀遞到了古田縣法院。1998年9月2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余欽霖出售的菌種均沒有合格證，也未標明生產日期和有效期限，違反了有關法規，應承當主要責任；原告由于將二級菌種分離成三級菌種，也應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為此判決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74萬元。而后，此案訴至寧德市中院，二審判決中，菇農敗訴了，理由是證據不足。

（一）訴訟范圍

1、國有資產流失案件：國有資產，因是國家所有的財產，在我國，不僅僅包括國有法人或國家直接擁用的動產、不動產，還應包括應該歸于國家所有的知識產權、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水流、水面等自然資源。

2、環境污染案件：不僅指因污染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同時，也因包括因精神污染而造成的社會公良風俗、道德的侵害。

3、非法契約和不當得利應收歸國家的案件：即包括契約雙方串通侵害國家、公共的利益，而又無利害關系人行使損害請求權的情況，還應包括不當得利應收歸國有的案件。

4、行為能缺失及救濟案件：既應包括法人行為能力缺失及救濟的案件，如國有企業因破產而無法人資格，無法行使債權請求權和訴訟權，也應包括自然人行為能力缺失及救濟的案件，如被監護人被虐待、遺棄而無力行使其權利。

5、對犯罪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主要指對于瀆職、貪污、收受賄賂而造成的非法行政等行為而造成國家經濟、物資財產等損失的案件。

（二）相關訴訟主體

檢察機關、案件當事人、無利害關系人 我國相關做法

據了解，當前對于民事公益訴訟問題，在司法界還存在不同看法，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直接提起民事訴訟，有的地方法院予以受理，有的不予受理。針對這種情況，福建省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主動加強與法院的溝通聯系，就檢察機關支持起訴及民事公訴等相關問題進行磋商、研討。如去年３月，龍巖市檢察院與龍巖市中級法院就民事公訴的立案條件、受理范圍、檢察人員如何出席民事法庭等具體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有力地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國外相關做法

一、公益訴訟一詞始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后，伴隨著公益運動的展開而廣泛使用該術語。由于當時美國的眾多社會制度均面臨挑戰，因而出現了各種嘗試改革的方案，設立了眾多的公益法律機構及類似的倡導制度，它們都是為了環境、消費者、女性、有色人種、未成年人及類似的諸多社會公共利益而展開活動，由此而進行的訴訟被稱為公益訴訟。公益法是一個與公益訴訟直接相關的術語。但是，公益法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使用這一術語旨在描述公益律師所服務的對象，它包含了一個寬泛的領域，涉及民權、公民自由、婦女權利、消費者權利、環境保護等。同樣，公益訴訟并不是一種單獨的訴訟形式，而是一個以訴訟目的為基準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公益律師、公益團體所進行的訴訟活動。公益訴訟是依托于社會正義的概念，以及視法律為社會變革工具的意愿，以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為主體展開的訴訟活動。公益訴訟包括了戰略訴訟和為貧困者提供的法律援助，其特點是超越了個人利益的代表，倡導尋求法律的改變或者適用，從而影響全社會。

二、公益訴訟的形式 一是集團訴訟。集團訴訟是美國的法律專家創造出來的頗具特色的成果。其真正價值在于對大眾侵權的制約。在集團訴訟中，個人作為原告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要求賠償集團所屬的全部成員所受的損害。比如，因輕信虛假的招股說明書而提起的證券集團訴訟，納稅人因被迫交納超額的地方稅金而提起的稅務集團訴訟，消費者因商業欺詐提起的集團訴訟等。通過這一機制，成百上千人的合法權利從理論上可以由一名義上的原告來代表，然后整個政府項目、機構或公司等都被卷入訴訟，他們運作經營的合法性在訴訟中被質疑并被裁判。集團訴訟的原告們不僅已成功地對諸如飛機失事和建筑物坍塌等“大眾事件”進行了侵權集團訴訟，而且也在那些囊括上萬人的涉及有害物質的大眾侵權案件中取得成功，如在石棉和煙草領域的集團訴訟。

集團訴訟有效地使公共利益得到了保護。在這一機制中，私人訴訟作為執行公共法律的方法之一，當涉及眾多的小額請求時，私人訴訟的目的并不在于獲得損害賠償或是對于個人權利的維護，而更多甚至全部在于使做出不當行為的人通過付出代價，從而為社會的福利作出貢獻。也就是說，震懾和改變不當行為人是其主要目標。

在歐洲，類似于美國的集團訴訟是團體訴訟，通過團體提起訴訟來保護社會利益是近年來歐盟國家的一個顯著趨向。

二是告發人訴訟。告發人訴訟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的一種訴訟形式。這是一類允許個人或實體代表政府起訴不法行為人的訴訟。在提起告發人訴訟后，如果勝訴，則該私人告發人可獲得對賠償額的分配。

在英國，告發人訴訟是私人以總檢察長的名義提起訴訟，目的在于對諸如下列情況作出宣告或禁止：（1）危害公共利益者；（2）法人超越法律授予的合法權利，有可能損害公共利益，而必須加以遏制者；（3）為防止某一法定罪行重復觸犯，而必須發出告誡者。

在美國，告發人訴訟自1776年實行，但直到1986年以前都很少使用。1986年，國會修訂了《錯誤索賠法》，將告發人的分配份額提高，規定最高為30%，同時，增加了告發人在起訴方面的權力，也增加了向被告施加的損害賠償和懲罰的力度。對于告發人來說，最重要的是，1986修正案規定，即使政府加入訴訟，并且“對于進行訴訟具有主要責任”，該告發人仍有權繼續作為當事人訴訟。并且，政府先前對于指控的認知并不自動阻止告發人提起告發訴訟。這樣的修改，使得公民有充分的動力提起告發訴訟。在告發人訴訟中，私人通過訴訟，有效地維護了社會公共利益。自1986年修改了關于告發人訴訟的規定后，在美國，告發人訴訟有了迅猛的增長，現在已經成為最有效、最成功的對付欺詐的手段，通過告發訴訟收回的金額已經超過了10億美元。

三是實驗案件。它是當事人為確定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法律權利或法律的合憲性而提起的訴訟。這種案件形式在普通法國家和大陸法國家都有。從起訴權的實際獲得上看，在歐盟國家中，對于實驗案件仍然存在類似于團體訴訟中的障礙，限于某些機構，如維也納種族和排外監控中心被授權提起實驗案件。

由于大多涉及對現有法律的突破，因此，無論是在歐盟國家還是在美國，實驗案件的訴訟期限都特別長，而且它的目標非常明確，即獲得全社會的關注，從而通過訴訟來促進社會改革。在美國，某些有計劃的法律改革甚至是通過實驗案件來進行的。

三、公益訴訟與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

在美國和歐洲等國，公益訴訟與檢察官出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提起或參與民事訴訟自始就是兩個問題。由于公益訴訟伴隨著公益律師、公益法團體而產生，因此從其最初起，公益訴訟的主體便定位于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

公益律師作為公益訴訟的主體，源于律師自身在社會中具有的特定權力。在這方面，最早的公益訴訟倡導者，美國著名律師同時也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在1905年的一次演講中，首先提出了律師在維護公共利益中的職責問題。布蘭代斯對當時的法律職業發出了責難，他指責“能干的律師在很大程度上把他們自己變成了大公司的附屬，因而忽略了他們應盡的義務，即為保護人民而使用他們的權力”。多元化與不信任是美國社會的典型特征，基于對政府保護人民和社會利益的不信任，美國人相信，以私人律師、團體為主體而施行的公益訴訟，應是實現社會利益的最佳方式。特別是，在水門事件中政府官員的權力濫用更進一步促動了公益律師的成長，這些新型律師的出現以及在此期間發生的政治權利分化全面塑造了公益訴訟的格局，造就了新型的私人公益律師事務所，它們抵制傳統的公司法律實務，充分調動律師的才能以便創造出更人性的、更多的社會正義。所以，盡管公益訴訟這一術語本身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但是在美國，公益訴訟至今仍保留了其最初的律師為弱勢人而戰的倫理規范，公益訴訟始終是圍繞公益律師和公益法團體而展開的訴訟活動。

在美國，檢察官大量參與很多涉及公益的民事訴訟。在這方面，總檢察長是一個非常活躍的角色。總檢察長是美國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員，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機構及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檢察官是在聯邦（州）法院的民事和刑事訴訟中代表美國（州）政府的律師；而政府，基于國民的授權，行使著管理社會的職責，政府本身就應當是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因此，對于一切侵害公共利益的行為，無論是刑事的還是民事的，政府都有職責表明自己的立場，使法律得以推行。因而，檢察官的角色不僅體現在，為表明政府關于公共利益的立場而提起諸多涉及公益的訴訟，同時在那些由公益律師或公益法團體針對政府提起的、旨在督促政府履行其保護公共利益職責的訴訟中，檢察官又是作為政府律師，代表政府在法院出庭抗辯。因此，在美國法院進行的公益訴訟中，經常可以見到出現在被告席上的檢察官。

同樣，在大陸法系國家，有權代表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在于團體和個人，而非代表政府的檢察機關。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德國，就檢察官制度的發展歷史和現狀看，檢察官都是政府在法院的代理人，是行政權力對司法權力加以制衡的主要力量。作為政府的代理人，檢察官的地位和權力體現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全過程中。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追訴刑事犯罪，保護社會利益；在民事訴訟中，檢察官實現政府維護國家的法律命令和社會利益的職責。但是在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參與十分有限，僅限于幾個領域，如婚姻無效之訴，申請禁治產案件等。在公益訴訟中，大陸法系國家仍然是通過公益律師來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以增強當事人的訴訟能力，由于這些法律援助由政府來付費，因此律師們會積極地提起這樣的訴訟。而且在涉及消費者權利的案件中，也可以由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或其他形式的機構通過所謂的“私人公共檢察官”去進行訴訟。利益

馬克思：人們奮斗所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利益是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那些社會條件，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對社會條件的選取。

耶林是利益法學的代表，二、公共利益是公共產品

亞里士多德：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

公益的兩層含義：一是社會公共利益，即為社會全部或者部分成員所享有的利益；

二是指國家的利益。

1、公共利益的含義是否明確、具體：主體是誰，內容包括哪些

是集體利益，還是國家利益？還是政論利益？

三、公益訴訟是什么

羅馬程式訴訟中，有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對于公益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公訴分為市民法公訴和大法官公訴。公益訴訟又稱為罰金訴訟、民眾訴訟。意大利法學家彼德羅.彭梵得指出：人們稱那些為維護公共利益而設置的罰金訴訟為民眾訴訟，任何市民均有權提起它。受到非法行為損害（即使只是私人利益受損）的人或被公認較為適宜起訴的人具有優先權。在美國又稱為公共訴訟。

國內在學者定義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根據法律授權，就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益的行為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處理違法之活動。狹義的僅指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以國家的名義提起公益訴訟。廣義上，還包括任何個人、組織代表國家，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即所謂的“私人檢察官”提起的訴訟。

四、大陸法系的公益訴訟

（一）羅馬法公益訴訟的特點

1、公益訴訟的原告可以是不特定的人，既可以是無利害關系的人，也可以是有利害關系的人，如果原告有多人，由法官選擇適宜的人作為原告。

2、原告起訴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法律的尊嚴及社會的公正。

3、原告可以起訴的違法行為范圍較寬泛，既有民事侵權行為，也有其他違法行為、犯罪行為。

4、原告在勝訴后可以受到獎勵，而不是得到賠償。

5、公益訴訟的作用是對國家機關執法的補充，而不是取代國家機關的執法。

（二）德國

1、團體訴訟。德國普遍適用團體訴訟。在德國，將具有共同利益的眾多法律主體提起的訴訟的權利“信托”給具有公益性質的社會團體，由該團體提起符合其章程、設立目的的訴訟。其實質是一種信托訴訟。

德國確認團體訴訟的法律不是民事訴訟，而是通過特別的經濟立法賦予有關的行業自治組織訴權的方式形成的。1908年的防止不正當競爭法，將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起訴權賦予業主，1965年修正后，改為消費者團體。

團體訴訟的原告，一般無權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團體訴訟原告一般只能提起確認之訴或變更之訴，主要是不作為請求之訴。

2、憲法訴訟。有學者稱為民眾訴訟，指公民因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或其他權利受到某項法律的侵犯，而向憲法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宣布該法律違憲而且無效的一種訴訟制度。

3、行政公益訴訟德國行政法院系統受理的典型案件是公民指控行政部門行為違法，或者實施了一項使其受到損害的行為，或者是未實施一項本來可以使其獲益的行為。

（三）日本

公益訴訟被稱為民眾訴訟，它是指“請求糾正國家或者公共團體機關的不符合法規的訴訟，并且是以作為選舉人的資格或者其他與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資格提起的訴訟。”民眾訴訟只有限于法律規定者，才能提起。主要有：與公職選舉有關的訴訟、與直接請求有關的訴訟、居民訴訟、基于《憲法》第95條的居民投票的訴訟、有關最高法院法官的國民審查的訴訟，最常見是前三種。90年代初，日本興起一類以納稅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開交際費開支的訴訟。法理根據：每個納稅人有權了解政府如何支出公費的情況。

臺灣：《行政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為了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對于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但以法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五）英美法系的公益訴訟

1、美國

公益訴訟在美國又稱為公共訴訟。1863年，美國制定了《反欺騙政府法》，1986年修改后又規定，任何個人或公司在發現有人欺騙美國政府索取錢財后，有權以美國聯邦政府的名義控告違法的一方，并在勝訴后分得一部分罰金。

1890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它規定了對于違反托拉斯法案的公司，司法部門、聯邦政府、團體乃至個人都可以提出訴訟。1914年的《克萊頓法》，用來補充《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并主要禁止價格歧視行為、濫用經濟優勢等破壞競爭秩序的行為，同時規定對托拉斯的行為除受害人有權起訴外，檢察官也可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追究違法者的民事責任、經濟責任乃至刑事責任；而且任何個人及組織都可起訴，要求違法者停止違法行為。在環境法中更有一套完備的制度。公民提起訴訟有法可依。在美國公民被視為“私人檢察官”。美國政府對這類訴訟大力援助（訴訟費用免除或合理補償、證據收集和信息獲取），向加害人適用區別于一般補償性民事賠償的高額懲罰賠償或罰金、部分提成或全部獎勵勝訴原告以此鼓勵“私人的公益訴訟”。

梁慧星《關于公益訴訟》指出：美國的公益訴訟大概有三類

一是相關人訴訟。指在私人不具有當事人資格的法域，原則上允許私人以相關人名義起訴。

二是市民提起的職務履行令請求訴訟。拽在公務員未履行其職務的情形下，允許私人以市民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請求發布職務履行令的訴訟。

三是納稅人提起的禁止令請求訴訟。指美國各州普遍承認私人以納稅人的身份，有權請求禁止公共資金違法支出的訴訟提起權。

英國主要一般只有法務長官能夠代表公眾提起訴訟維護公共利益。私人可以提起請法務長官為公益提起訴訟，并可以請求讓他自己去督促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