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世紀90年代以來宋代士大夫研究綜述

二十世紀90年來以來宋代士大夫研究綜述

作者：高曉東

提要：士大夫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中堅階層一直是學術界較為關注的課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諸多學者從士大夫與政治、士風, 士大夫與文學藝術、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體特征等方面對宋代士大夫進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豐碩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諸多需要開拓的領域, 如對于士大夫階層還沒有形成宏觀甚至中觀把握, 與同時期它國知識分子的比較研究尚缺乏, 對宋代士大夫社會建設思想關注不夠, 與社會學、政治學、民俗學等學科的融合亞待加強。關鍵詞: 宋代；士大夫；綜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學者們研究比較集中的領域之一，可謂成績斐然。現將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專著簡介

[1]郭學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與心態》將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當時社會歷史的具體環境中,結合當時時代背景的變化,進行全面系統的綜合考察,多層次多角度地探討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學、文學、史學等領域的體現,總結出其外在形態最突出的表現為嚴格的道德自律、寬大的胸襟、以天下為己任、強烈的憂患意識、熾盛的禪悅之風等。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現出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們既治學、修身、獨善其身,也憂國憂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內在特質就是內圣與外王的統一。

[2]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參政、文學、學術三位于一體的主體特征和社會角色, 對北宋黨爭的歷史背景與主體精神、理論依據與主體性格做了細致的分析和總結,重點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當世而又黨同伐異的矛盾特征,對由此特征產生的文士群體的分化組合和政治命運及由此造成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和創作傾向等方面內容進行了考察和辯論, 綜合考察了黨爭與學術、文學在相互滲透、交互影

[3]響中的正面促進或負面效應。作為續篇,《南宋文人與黨爭》揭示出南宋黨爭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現形態與南宋多層面文化活動中的一個軸心。著者對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間延續不斷的黨爭歷程做了較為清晰的梳理,將宋金和戰之爭、道學與反道學之爭、文學命運及其走向提升到黨爭層面上來深人剖析,對南宋黨爭的動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論述。并著力于對黨爭這一文學生態的描述,充分關注了南宋文人的主體性格以及政治、文學命運的走向, 從宏觀的角度論證了南宋黨爭與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為南宋士大夫群體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4]馬茂軍、張海沙《困境與超越: 宋代文人心態史》認為北宋文人在繼承與革新的文學歷程中,留下了輝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頗的足跡。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脅及恥辱,因此在對文學的思考中,會帶上更為濃郁的社會政治內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陳亮與[5]南宋浙東學派研究》對南宋浙東學派主要領袖人物陳亮以及整個浙東學派進行了整體研

[6]究。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時期否定王安石變法的由來和發展,元明清時期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議和20世紀學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的學術史，對影響南宋以來最高統治者、理學家、浙東學派、史家、四庫館臣、士人、近現代學者及其各類官私史籍和研究論著認識、評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價值取向,從政治因素、學術思想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理論層面作了詳細的剖析和診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體內涵以及其與現實之間復雜多變的關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結,士大夫成為其推衍主體,因而它既是統治者的政治規則,又成為士階層的政治信念。此書著重把握政治與文化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力圖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和透視宋代政治制度的時代特性和發展脈絡。

[8]關于宋代士大夫家族研究,近年來頗受關注。如舒大剛《三蘇后代研究》對三蘇子孫

[9]行實、文獻及部分年譜進行了扎實的考證研究。馬斗成《宋代眉山蘇氏家族研究》對以三蘇為中心的宋代眉山蘇氏家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社會史考察,通過對眉山蘇氏家族教育、經濟、婚姻、祭祀等日常生活的深人細致的剖析,并對照宋代其他士大夫家族,探討了宋代士大

[10]夫家族與專制王權之間絲絲縷縷的關系。李貴錄《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在傳統史學基本方法基礎上,借鑒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重點對北宋名門望族三槐王氏中的優秀人才進

[11]行了個案分析。蔡東洲《宋代聞州陳氏研究》 對自北宋初年陳省華隨孟爬歸宋到南宋湖南宣撫使陳充去世的間州陳氏家族一個多世紀的興盛衰敗歷史及其成因進行了研究。

另外有關宋代士大夫的年譜及事跡著作編年近年來也頗有出版, 為士大夫研究奠定了

[12][13]更為堅實的基礎。如孔凡禮《蘇軾年譜》、《蘇轍年譜》,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14][15][16], 歐小牧《陸游年譜》(補正本),徐培均《秦少游年譜長編》,束景南《朱熹年譜長[17][18]編》,陳植愕著、周秀蓉整理《石介事跡著作編年》等。四川大學古籍所吳洪澤等主編

[19]的《宋人年譜叢刊》(全十二冊)為我們匯集了兩宋30年間宋編的宋人年譜。在此基礎上,學界出版了相當數量的宋代士大夫傳記,此不贅述。

二、論文綜述(一)政治方面

宋代士大夫參政意識增強,在政治生活中擔當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對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制度構建以及政治生活運作中所起的作用,學者們做出了褒貶兩種不同的評價。

大部分學者肯定了士大夫們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張其凡《“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20]下”試析》指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基本政治架構,皇權、相權、臺諫之權,構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J恃,形成“共治”架構。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法治色彩,在古代社會是一種進步。程民生《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21]限制》指出宋代士大夫通過對皇帝進行激烈的抨擊與勸諫,對皇帝命令的抵制,利用神權與史官之權來限制皇權,強化對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等手段來限制皇權的膨脹,體現了一種時

[22]代的進步。付海妮《宋代士大夫對后妃預政的抵制作用》則認為在宋代后妃臨朝聽政并沒有危及宋王朝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士大夫們的抵制作用。張學玲《北宋士大夫及士[23]大夫政治》指出隨著北宋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當時宋學的形成，造就了獨特的“士大夫政治”,而且北宋士大夫們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獨特而又積極的文化和精神風貌。郭學信《宋

[24][25]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士與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確立》二文深人探究了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確立的原因及過程,進而揭示這種政治制度的確立具有進步意義,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王安石變法是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內容,關于變法原因學界多

[26]有探討。李華瑞《北宋士大夫與王安石變法的興起》新穎地論述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崛起是推動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凸現出士大夫們救弊圖強的愛國情懷。陳峰《宋朝的治國方

[27]略與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則認為宋朝統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等措施迅速提升了宋代士大夫的地位,這也更有利于士大夫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才干為國效力。

士大夫政治是把雙刃劍，宋代士大夫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自不容抹殺,但由于時代和階級局限性,他們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一定的腐敗性和落后性。馮小琴《試析北宋

[28]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從兩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根源出發,認為社會政治環境和體制壓制了士人才能的發展,而士人沉緬于物欲享受、自我才華的過渡消磨也是他們缺乏

[29]“治世”才能的重要原因。李峰《論北宋“不殺士大夫”》首先點破“不殺士大夫”是一條偽家法,認為這種做法敗壞了宋代的政風,產生了極其消極的社會影響。陳志剛《宋廷士大[30]夫與紹興八年和議》則指出紹興八年和議時,宋廷士大夫們主張和議人數眾多,最終導致宋金和議勢所難免,這體現了南宋士大夫階層的集體軟弱性。

（二）士風方面

士風是一個時代士大夫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和行為方式。不同的社會環境,士風常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相應地,士風的變化也常常反作用于社會的發展。郭學信《“以儒立國“與

[31]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風貌》指出北宋推行“以儒立國”的治國方略極大地喚起了士大夫們志

[32]在經世、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風貌。張邦煒《論北宋晚期的士風》、郭學信《略論北宋后[33]期士風的變化》兩篇文章通過對北宋晚期社會環境以及士大夫階層特點的分析,重點論述了這一時期士風已開始諸多轉變,表現出腐化敗壞的一面。宋馥香《略論北宋士風及其對當[34]時社會的影響》則細致概述了當時士風三個主要特征即強烈的使命感、讀書人仕的人生理想、兼具文章、經術的文化風格,并精辟論述了士風對當時社會的影響。章志平的《宋代士[35][36]人的參政議政風氣》、喻學忠的《晚宋士大夫隱逸之風述論》、《晚宋士大夫奔競之[37][38][39]風述論》、《晚宋士大夫貪墨之風述論》、《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風述論》則是就宋代士風的單面表現作了詳盡的考察,重點概述了宋代士人的參政議政之風、晚宋士人的隱逸、奔競、貪墨、奢靡之風的具體表現,并對其形成的原因和社會影響進行了探討。

（三）文學藝術方面

宋代文學藝術高度發達,而士大夫們本身就具有相當高的文學造詣,他們是參政主體,更是文學藝術的創作主體。宋代士大夫與文學的關系既如此密切,則研究宋代士大夫,不能拋開這一重要層面,從對文學藝術的研究中亦可反映出士大夫們的某些精神寄托。

詞是宋代最重要的一種文學形式。作為一種心緒文學、音樂文學、娛樂文學,詞能夠細

[40]膩地表達人們各種各樣的思想感情。董希平《論宋儒人格塑造背景下詞人的重新定位》指出宋代文人很好地做到了傳統的詩人之志與詞人風流的和諧相處,從而使得詞人身份以新的姿態成為士大夫完美人格的有機組成部分。張玉璞《情理沖突與宋代士大夫詞人的雙重人[41]格與復雜心態》認為在宋代道學的倫理約束和世俗享樂意識的相互作用下,士大夫詞人的人格開始出現分裂,其心態也在“天理”與“人欲”的沖突中漸趨復雜。彭潔瑩《從歌妓詞

[42][43]看宋代文士的審美情趣》、張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詞的文化意蘊》通過對歌妓詞這一特殊文學形式的分析和對士大夫與歌妓實際交往狀況的再現,揭示歌詞所表現的深層文化意蘊和世俗審美情趣,體現了當時人性的復蘇和解放。楊海《論唐宋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

[44]以蘇軾詞的“士大夫化”為“切口”》重點剖析了蘇詞所表現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層面的士大夫意識和偏重于生活層面的士大夫情趣,以此來映現唐宋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

[45]孫維城《“晉宋人物”與姜夔其人其詞—兼論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通過對姜夔其人其詞的研究,認為這些表達了士大夫們的人生態度和藝術態度,從而體現出士大夫們構建

[46]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羅弘基《宋代士大夫社會的文學應酬與稼軒詞風》從當時社會背景的實際出發,對稼軒詞的風格和內容進行了細致分析,認為當時士大夫階層的社交風氣和稼軒詞風的形成有著密切聯系。

宋代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已有相當的發展,宋人的審美文化也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馮

[47]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興及其與士大夫審美趨向的轉化》對北宋市民文化興起的基礎、主體、主要代表進行了剖析,并指出北宋市民文化的繁榮對士大夫審美趨向的轉化產生了深刻

[48]影響。羅鴿摘《從宋代城市審美文化的產生看士大夫與市民藝術的不同》對宋代城市審美文化的特點進行了細致的概述,進而總結出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各自的審美特征。霍然《宋

[49]代美學思潮勃興階段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結》指出在宋代美學勃興時期,作為社會審美主體的士大夫,在尋找美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時代特色的美學風格,從而展現出風采迥異的文人士大夫審美情結。

[50]其他方面,郭長虹《士大夫集團文化性格的完成與文人畫的產生》指出宋代士大夫集團文化性格的最終完成,也深深地影響了文人畫的產生及其美學特征的形成,賦予了文人畫

[51]強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內涵。尹占華《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對宋詩的影響》指出宋代知識分子出現官僚化,社會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這些也影響了宋代詩學的風格,突出表現為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在氣象上沒有大的突破。吳玲玲《禪宗對唐宋文人士大夫藝術境界的影[52]響》詳細論述了禪宗對當時文人士大夫生活哲學和藝術境界的影響,表現出禪宗在士大夫文人心靈深處的極致發揮。(四)社會思想文化方面

宋代士大夫士人與官僚合二為一的二重角色構成決定了宋代士大夫的活動重心并不僅僅局限于政治舞臺,他們豐富曲折的社會實踐,深邃的思想和理論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思想文

[53]化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龍登高《略論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經濟生活》對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經濟管理體系、家產管理、家庭財務的支出與分配、家庭與市場的聯系進行具體分析, 并指出這種經濟優勢為士大夫贏得了政治優勢和社會地位。郭學信《時代遷易與宋代士大夫[54]的觀念轉變》認為進人宋代以后,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士大夫們的人生價值觀、參政觀、經濟觀以及憂患觀都有了明顯的轉變。這也正是迅速崛起的士大夫階層全新整體面貌的特色

[55]體現。馬強《唐宋士大夫與西南嶺南地區的移風易俗》指出這一時期西南地區地方官員尤其是流貶士大夫在破除當地迷信、引導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當地的移風易俗活動取得了明顯的治理效果,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階層“處江湖之遠”而自覺踐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無類”的思想情懷。方如金《論宋代士大夫貞淫觀對婦女改嫁的影響及原[56]因)指出宋代士大夫反對婦女空守節義,有著較為寬泛的貞淫觀,對婦女的再嫁是允許的,這也在實際上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

[57]徐紅《兩宋時期士大夫商業思想探析》認為兩宋時期士大夫提出了有別于前代的商業思想,包括提高商人地位、保護商業發展、穩定市場秩序等等,這都極大地促進了宋代經濟的[58]高度繁榮。楊華星《試論宋代士大夫階層的保富思想》詳盡論述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階層的保富思想,他們為富人辯護,反對抑兼并,要求保護富人的利益。并認為這種思想促進了宋代的財政收人和經濟發展,也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郭學信《試論宋代士大夫[59]本末觀的轉變》認為宋代士大夫改變了傳統“農本商末”觀念的束縛,對商品經濟和商賈階層有了全新的認識,并重點論述了這種本末觀轉變的具體表現和社會原因,反映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對士大夫思想觀念的影響,亦體現了士大夫對社會發展的一種自覺融合。張玉璞

[60]《宋代文人“居士”情結的社會文化闡釋》具體分析了宋代士大夫多以“居士” 名其別號的特殊文化現象,進而點透隱藏在這一現象背后士大夫們圓通仕隱觀的深層內在涵義。郭

[61]學信《略論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學復興中的貢獻》指出北宋士大夫在儒學復興運動中張揚了儒家價值系統中“積極有為”的“道”,把儒家學說義理化、人文化,重建儒家知識系統的“學”,為儒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增添了活力。熊良智《屈原身世命運的關注與宋代士大[62]夫的人生關懷》則認為宋代士大夫對屈原事跡疑問的提出,引起疑經變古思潮的回應,激發了生死選擇的人生情懷,體現了他們在殘酷現實劇變中人生價值的設計與思考。在《論宋代

[63]士大夫對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揚》一文中,郭學信又指出,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士大夫通過對理欲、義利等方面的論述以及行為上的自覺踐履,進一步高揚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

[64]精神。馬斗成、馬納《宋代士大夫社會控制思想及其實踐》重點論述了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蘇”對禮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會思想以及朱熹“三綱五常”的社會控制思想等宋代士大夫的社會控制思想,并結合當時社會現實凸顯出宋代士大夫社會控制思想的時代特點。

（五）士大夫主體特征研究

宋代士大夫作為當時社會主流社會階層, 其自身主體特征自然有著獨特的體現。易小平

[65]《試論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對北宋文人面對的社會矛盾進行深人分析,認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與超我的矛盾,他們并借助公私分離來平衡這種矛盾。郭學信《試論宋儒人文性格的[66]時代特征》對宋儒人文性格的特質做出了詳細概述,并結合時代背景對宋儒人文性格的生成因素進行了分析。其《試論宋代士大夫的人世精神》一文則指出宋朝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具體表現為忠于國家社櫻的愛國精神、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關心民生的民本思想,體現了士大夫對國家民族利益和廣大民眾憂樂的終極關懷。郭學信《略論宋代士大夫[68][69]的“史學自覺”精神)和《略論“慶歷之際”士人精神的擅變》還分別對宋代士大夫的“史學自覺”精神的表現、“慶歷之際”士人精神的擅變以及其精神風貌的具體表現作了詳

[70]細評述。諸葛憶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與士大夫精神》指出宋代帝王治國方針和士大夫成分的改變使士大夫的境遇有了很大變化,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其精神面貌的表現,重義輕利、以天下為己任的積極精神面貌在維持宋朝統治秩序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呂變庭《北宋士大[71]夫的人格特征》具體剖析了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人格、文化人格和社會人格,認為士大夫們深化憂樂思想,強化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意識,并由此形成了人格的突出特征。張海鷗《狂者進

[72]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懷》從讀書、為政、治學三方面探討了宋代“狂者進取于善道”的情形,并指出這是一種富于淑世的精神,一種智慧心態,一種高尚的人文精神。唐麗娟《從唐

[73]宋文學看士大夫心理結構的差異》通過對唐宋文學的分析對比,顯現了唐宋士大夫由開放型心理向封閉型心理的變化,進而折射出宋代文學風格變化的原因。余貴林《別號與心態—

[74]宋代士大夫心態研究之二》總結宋代士大夫取號的緣由,從中反映出士大夫對政治、社會的一種失望和不滿。認為這種心態的發生給封建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周元龍《論蘇

[75]軾遷滴期間的精神勝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態》對蘇軾精神勝利法的表現及原因做出了一一評述, 從中揭示出隱藏在蘇軾自我世界中的深層文化內涵。張培鋒《宋代士大夫[76]佛學的道德品格初探》對宋代士大夫們佛學道德品格的表現作了較為全面的概述,顯現佛教對宋代士大夫所產生的積極影響,直至影響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六）個案研究

宋代作為中國古代文化、政治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可謂是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彪炳史冊者大有人在。作為時代的先鋒,他們的個體生存狀態引起學者的關注。

[77]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國家憂患意識及其對時代挑戰的回應》指出北宋士大夫程穎、程頤,面對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以興其斯文為己任”,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綜羅百代, 融合三教,創立新儒學,這是對時代挑戰強有力的回應,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體現。黃建華《蘇[78]軾與士大夫趣味》以北宋全才蘇軾的審美趣味為例,對以蘇軾確立起來的士大夫趣味的表現作了簡要分析,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士大夫的趣味風格。王艷平《文天祥的“死結”—

[79]兼論“大廈將傾”之際士大夫傳統意識的危機》重點表述了文天祥在國家危亡之際表現的忠膽義肝,進而映射出宋元之際士大夫們傳統意識的掙扎與仿徨。張踐《<西銘>—中國士大[80]夫的精神家園》認為張載的《西銘》為中國士大夫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精神家園，其中包含了“天人一體”、“民胞物與”、“樂而無憂”、“存順沒寧”的人生哲學,對于當代人們構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馬斗成《眉山蘇氏家族名字號與宋代士大[81]夫社會生活》對眉山蘇氏家族名字號進行了全面而又細致的研究,從中映射出宋代社會士大夫深層心理結構、諸種社會生活習俗以及傳統文化對古代士大夫生活的影響。

總體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對宋代士大夫研究之深入、細微從所列舉的文獻可見一斑,相關研究成果的數量豐、質量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較前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再生空間已逐漸打開。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的可持續研究仍有諸多需要開拓的領域,如現有論著多側重于宋代士大夫研究的某個方面,對于宋代士大夫階層還沒有形成宏觀甚至中觀把握，與同時期它國知識分子的比較研究尚缺乏，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型期,作為當時社會中堅力量的士大夫階層對社會的轉型以及社會秩序的重建有獨到的認識,當今學術界對宋代士大夫社會建設思想關注不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此外,宋代士大夫的活動層面廣泛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社會生活等諸方面,因此對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應該是多角度、跨學科的,加強歷史學與社會學、政治學、文學、[67]民俗學等學科的融合,積極吸收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將有力推進宋代士大夫研究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郭學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與心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 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 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馬茂軍,張海沙.困境與超越:宋代文人心態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 方如金等，陳亮與南宋浙東學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6。[8] 舒大剛，三蘇后代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1995。

[9] 馬斗成，宋代眉山蘇氏家族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10] 李貴錄，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4。[11] 蔡東洲，宋代間州陳氏研究[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2] 孔凡禮，蘇軾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1998。[13] 孔凡禮，蘇轍年譜[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14]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15] 歐小牧，陸游年譜(補正本)[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16] 徐培均，秦少游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2。[17]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8] 陳植愕，石介事跡著作編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3。[19] 吳洪澤等，宋人年譜叢刊[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20] 張其凡，“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試析[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6）。[21] 程民生，論宋代士大夫政治對皇權的限制[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3）。[22] 付海妮，宋代士大夫對后妃預政的抵制作用[J]，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23] 張學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

[24] 郭學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25] 郭學信，士與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確立[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5）。

[26] 李華瑞，北宋士大夫與王安石變法的興起[J]，史學集刊，2006（1）。[27] 陳峰，宋朝的治國方略與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J]，史學集刊，2006（1）。[28] 馮小琴，試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J]，蘭州鐵道學院學報，2001（5）。[29] 李峰，論北宋“不殺士大夫”[J]，史學月刊，2005（12）。

[30] 陳志剛，宋廷士大夫與紹興八年和議[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31] 郭學信，“以儒立國”與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風貌[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6）。[32] 張邦煒，論北宋晚期的士風[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33] 郭學信，略論北宋后期士風的變化[J]，東華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34] 宋馥香，略論北宋士風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6）。[35] 章志平，宋代士人的參政議政風氣[J]，江西社會科學，2002（8）。

[36] 喻學忠，晚宋士大夫隱逸之風述論[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37] 喻學忠，晚宋士大夫奔競之風述論[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38] 喻學忠，晚宋士大夫貪墨之風述論[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39] 喻學忠，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風述論[J]，江淮論壇，2006（5期）。

[40] 董希平，論宋儒人格塑造背景下詞人的重新定位[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4）。[41] 張玉璞，情理沖突與宋代士大夫詞人的雙重人格與復雜心態[J]，東岳論叢，2002（4）。[42] 彭潔瑩，從歌妓詞看宋代文士的審美情趣[J]，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9）。

[43] 張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詞的文化意蘊[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3）。[44] 楊海明，論唐宋詞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以蘇軾詞的“士大夫化”為“切口”[J]，江海學刊，2003（5）。[45] 孫維城，“晉宋人物”與姜夔其人其詞—兼論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J]，文學遺產，1999（2）。[46] 羅弘基，宋代士大夫社會的文學應酬與稼軒詞風[J],學術交流，1991（1）。

[47] 馮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興及其與士大夫審美趨向的轉化[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2）。

[48] 羅篤綺，從宋代城市審美文化的產生看士大夫與市民藝術的不同[J],文史，1997（2）。[49] 霍然，宋代美學思潮勃興階段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結[J]，浙江社會科學，1996（1）。

[50] 郭長虹，士大夫集團文化性格的完成與文人畫的產生[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51] 尹占華，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對宋詩的影響[J]，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8（3）。[52] 吳玲玲,禪宗對唐宋文人士大夫藝術境界的影響[J]，藝術百家，2005（5）。[53] 龍登高，略論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經濟生活[J]，史學月刊，1991（4）。[54] 郭學信，時代遷易與宋代士大夫的觀念轉變[J]，文史哲，2000（3）。

[55] 馬強，唐宋士大夫與西南嶺南地區的移風易俗[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2）。[56] 方如金，論宋代士大夫貞淫觀對婦女改嫁的影響及原因[J]，史學集刊，2006（3）。[57] 徐紅，兩宋時期士大夫商業思想探析[J]，湖南社會科學，2004（3）。[58] 楊華星，試論宋代士大夫階層的保富思想[J]，保山師專學報，2003（3）。

[59] 郭學信，試論宋代士大夫本末觀的轉變[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60] 張玉璞，宋代文人“居士”情結的社會文化闡釋[J]，山東社會科學，2002（3）。

[61] 郭學信，略論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學復興中的貢獻[J]，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6）。

[62] 熊良智，屈原身世命運的關注與宋代士大夫的人生關懷[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63] 郭學信，論宋代士大夫對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揚[J]，許昌學院學報，2005（6）。

[64] 馬斗成、馬納，宋代士大夫社會控制思想及其實踐[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6（3）。[65] 易小平，試論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J]，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66] 郭學信，試論宋儒人文性格的時代特征[J]，孔子研究，2003（2）。

[67] 郭學信，試論宋代士大夫的入世精神[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4）。[68] 郭學信，略論宋代士大夫的“史學自覺”精神[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0（6）。[69] 郭學信，略論“慶歷之際”士人精神的擅變[J]，天津社會科學，2002（5）。[70] 諸葛憶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與士大夫精神[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1）。[71] 呂變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J]，北方論叢，2005（2）。

[72] 張海鷗,狂者進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懷[J]，社會科學論壇，2001（11）。

[73] 唐麗娟，從唐宋文學看士大夫心理結構的差異[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3）。[74] 余貴林，別號與心態—宋代士大夫心態研究之二[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1995（1）。

[75] 周元龍，論蘇軾遷滴期間的精神勝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態[J]，中國文化研究，2000（1）。[76] 張培鋒，宋代士大夫佛學的道德品格初探[J]，東方叢刊，2006（3）。

[77] 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國家憂患意識及其對時代挑戰的回應[J]，洛陽大學學報，2004（1）。[78] 黃建華，蘇軾與士大夫趣味[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

[79] 王艷平，文天祥的“死結”—兼論“大廈將傾”之際士大夫傳統意識的危機[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3（2）。

[80] 張踐，《西銘》—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家園[J],江漢論壇，2004（1）。

[81]馬斗成,眉山蘇氏家族名字號與宋代士大夫社會生活[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6（1）。

第二篇：宋代婦女再嫁現象的研究

中國古代史學史

論題：宋代婦女再嫁現象的研究

學院：

年級：

專業：歷史學

姓名：

學號：

宋代婦女再嫁現象的研究

婚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社會的封建婚姻制度一般來說對女性是毫無公平可言的，在婚姻中帶有強烈的男女不平等觀念，婦女也因此受到各種束縛。在這種大背景，一般我們討論到古代婦女再嫁問題時，理所當然地認為古代婦女是不能再嫁的，她們受到禮法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但是一般之中又有特殊，在宋代，婦女再嫁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她們不僅沒有受到世俗觀念的影響，更受到法律的保護。下文將詳細探討宋代婦女的再嫁現象，對于其原因、特點、影響三個方面進行詳細說明。

一、宋代婦女再嫁的原因

社會風氣比較開放。早在隋唐時期，就有社會風氣開放的傳統，這一時期經過了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汲取了匈奴族、鮮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游牧民族的婚姻觀,對婦女再嫁非常寬松。上至皇族下至百姓，當時男子娶了寡婦為妻也是正常之事。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政變成功之后，便將其弟李元吉之妻霸為己有，這位弟媳婦即隋煬帝之女楊妃，又如唐高宗李治，在父親李世民去世后便將后母武則天納為昭儀，后來還登上了皇后寶座。隨后隋唐這種社會風氣就被延續下來，到了宋代官宦婦女、平民婦女再嫁的現象屢見不鮮。

而且宋代士大夫大多并不反對婦女再嫁，甚至支持婦女再嫁。蘇軾曾指出：“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并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可見他認為雖然百日再嫁不合乎禮教，但是因為寡婦生活清貧無法自食其力，為避免餓死而改嫁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宋代在官僚士大夫階層中，婦女再嫁現象也較為流行，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兒媳與丈夫離婚后再嫁他人，北宋著名政治文學家范仲淹的兒媳也在丈夫死后另入他門。

法律支持婦女再嫁。《宋刑統》是宋朝時期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戶婚律》 中對婚姻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闡述，關于結婚、離婚都有相關的規定。首先，在一定情況下，夫妻可離婚，其中有這樣的記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離之。”也就是說，如果男方以欺騙的手段來娶妻，不僅會受到法律的制裁，男女雙方也會離婚。另外，法律還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合離”，在夫妻不合的情況下法律也是允許離婚的。宋代法律中對于婦女合法離婚有相關規定，這就為宋代婦女再嫁創造了條件。

《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這樣的記載：“已成婚而移鄉編管者，其妻愿離者，聽。夫出外三年不歸者，亦聽改嫁。”此項法律規定，如果夫妻已經成婚而丈夫被移鄉編管，準許妻子離婚。丈夫外出三年依然沒有回家，那么也允許妻子再嫁。可見再嫁是被法律明文規定了的合法行為，雖說最初是因為當時存在丈夫攜妻子財產逃走，導致妻子無以為生、不能自給的社會現實問題而制定了允許改嫁的法律條文，但是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宋代婦女合法改嫁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也就有利于再嫁的社會風尚的形成。

二、宋代婦女再嫁的特點

宋代婦女再嫁可不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比較自由，強迫寡婦再嫁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因為當時有很多寡婦的親族為了財產逼迫寡婦再嫁的事例發生，因而在官府判決時，一般不支持強迫寡婦再嫁的行為，寡婦是否再嫁由寡婦本人決定，而且寡婦再嫁的對象也基本由自己決定。因此一些宋代婦女在婚姻生活上不幸福的，大多在與丈夫離婚或是丈夫去世之后再嫁，追求由自己選擇的新婚姻生活，這對古代婦女來說實為一種解放。

再婚婦女自從與前夫離婚后，雙方關系斷絕。離婚婦女在與前夫離異時，便與前夫家庭在財產方面分割完畢，所以不會再次謀求前夫財產。而寡婦只有為亡夫守節才能繼承亡夫財產，“未去一日，則可以一日承夫之分，朝嫁則暮義絕矣”可見寡婦只有丈夫財產的使用權。再嫁婦女不能帶走前夫財產，也不能因前夫而享受國家撫恤。宋代神宗朝對陣亡將士親屬進行撫恤，貧困者給予米糧，以確保其正常生活，而對于妻僅限未再嫁者，再嫁者立即停止發放米糧，不得享受因前夫陣亡而發放的物質撫恤。所以再婚婦女基本與前夫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再無瓜葛，這一點和現代的婚姻觀念很像，但是宋代再嫁的婦女，并沒有解除母親與子女的天然關系，母親與子女乃是血肉至親，這是出于血緣關系而來的，因此宋代法律對于這種母子、母女關系也予以支持，婦女即便再嫁后依然是子嗣盡孝的對象。

三、宋代婦女再嫁的影響

有利于宋代婦女本身的婚姻幸福。相比于之前漢代儒學盛行時對婦女貞潔太過于看重而反對婦女再嫁來說，宋代婦女再嫁能夠自己選擇配偶對象與是否需要改嫁，其次與丈夫婚姻生活不合或是丈夫先行背離婚姻，婦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自己維權，這給了婦女很大的自主權，能讓她們對于不太滿意的婚姻生活能有再次選擇的機會。

由于社會風氣比較開放，促成宋代婦女再嫁的情況無論是在皇室、官宦還是平民家庭都比較常見，也促進了相應婚姻法律條文的規定，對于婚姻生活來說，法律雖比較傾向男子但也對婦女給予一定的關懷，在一些問題上體恤婦女的情感，是古代婚姻法發展中很重要的一個步驟，改善了以往男女在法律上完全不平等的情況，有利于法律體現公平正義。

宋代婦女再嫁從側面體現的是婦女社會地位的一種提高，宋代重視教育的發展，尤其是對女性的教育大大普及，宋代女子可以去私塾上學，也可以上家學，很多富貴人家在家中生女兒的時候，便會請一位專門教導女子禮儀教養的老師，到家中來教導。女子在家便學習各種禮儀之道、為婦之道，便于將來嫁人掌管家事，由此涌現出了不少女性文學家、詞人，比如婉約派代表人李清照、詞壇雙壁之一的朱淑真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宋代婦女思想上的解放，特別是婚姻觀念。而且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工商業欣欣向榮，很多婦女在閑暇之余會出賣自己的手工制品，一定程度促進了她們在經濟上的獨立，也是一種社會地位提高的一種表現。

雖然宋代對于婦女再嫁的現象比較寬松，但其實宋代的貞節觀念是在強化之中的，尤其南宋后期出現了諸多限制婦女再嫁的聲音，對于婦女再嫁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北宋時期，婦女再嫁者此起彼伏。即便如此，當時社會也并無多少爭議之聲，而且當時士大夫們對婦女再嫁持鼓勵態度，所以再嫁者遍布社會各個層面。在南宋時期，婦女再嫁者仍然很多，再嫁也并不困難。但是，伴隨著程朱理學的發展，尤其在天理人倫觀念被大力推崇后，對婦女再嫁失節的指責大大增多，丈夫不愿自己身死后妻子再嫁者也在增多，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讓很多想要再嫁的婦女望而卻步。

總 結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不平等的社會，它具有封建性、等級性、不平等性等特征，在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中，婚姻理所當然也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然而從宋代的再嫁現象和相應法律規定中又體現出在森嚴的等級下，“貞潔” 觀比較強烈的封建社會中，宋代喪夫或離婚的婦女仍然有追求人生幸福權和人身權的權力，這體現出一種平等的精神，也是宋代雖“積貧積弱”卻仍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時期的原因之一。

宋代作為我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朝代，仍處于男尊女卑的社會之中，婚姻在大多數婦女的一生中占據重要地位，再婚權是婦女權利的重要方面。這一時期，雖然婦女再嫁比較普遍，但也孕育出了壓制女性的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在經過長期的發展后，明清時期終于顯示出了它在限制婦女再嫁方面的巨大威力，女子守節者越來越多。宋代雖然并非婦女地位急劇下降、婦女再嫁由易向難的轉折點，但它確實構成了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我們研究古代婦女婚姻制度、地位等發展變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段特殊時期。

第三篇：宋代財產糾紛與訴訟研究論文[范文模版]

對于宋代財產法律制度，法史學界已有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了解靜態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它實際功能的發揮。從近幾年的法制史研究來看，學界雖已開始關注這一方面的問題，卻稍嫌薄弱，有進一步深入系統研究的必要。

本文從現有史料入手，對宋代漢族地區的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進行了梳理，力圖通過對動態的、微觀的法律現象的分析，來考察宋代民間財產關系中的矛盾沖突，國家、社會對這種矛盾沖突的調整和解決，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眾對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處所講的財產除指私人的物質財富外，還包括以物質財富為對象，直接跟個人或團體的經濟利益相聯系的民事權利。“糾紛”與“訴訟”則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二者所處時間段不同，糾紛是訴訟的前提，它有可能發展為訴訟，也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為了行文的方便，筆者有時將通過這兩種途徑解決的糾紛合稱為“爭訟”。

一、宋代田宅糾紛與訴訟。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會背景下，加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沖擊，田宅所有權的出讓與轉移更為經常化，這期間也夾雜著許多矛盾沖突。本部分的討論以田宅界至爭訟、親鄰優先權爭訟、買賣契約爭訟為中心而展開。

與宅院間的界至紛爭相比，因土地邊界所產生的爭訟更為常見。強勢一方的惡意包占、田宅的長期閑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動性是這類紛爭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頻繁發生既與宋代的稅收制度關系密切，也與民戶生活息息相關。宋代以資產的高低作為國家稅收的標準，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產會有所虧折，難免影響到對國家賦稅的供輸。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產供輸原有田畝的稅賦，民戶自身的生活常常難以維持，所以，為避免欠負國家稅賦，許多人是不得不爭。為解決此類糾紛，有的官員從防范抓起，重視教化；有的官員則綜合運用刑罰威懾與勸諭手法，責令轄下百姓限期改正。

學界曾對中國古代親鄰優先權問題作過細致論述，但其討論均由靜態的制度入手，與其不同，本部分著重探討宋代社會中圍繞親鄰優先權所發生的動態紛爭。通過對田宅交易中親鄰購買和收贖的優先權的考察，可以發現，宋代與親鄰權相關的民事法規的內容日趨詳備，法律對“親鄰”概念的界定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其目的是盡量減少此類糾紛，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進行提供法律保證。但法律對親鄰范圍日趨嚴格的限定也反映出當時田宅交易的繁榮。由親鄰權所致爭訟可以看出，除商品經濟因素外，傳統的家族觀念也是當時田宅交易頻繁發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約反映的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彼此作為私有者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在宋代，經官印押的田宅契約是買賣關系成立的合法依據，亦是理斷田宅爭訟的憑據。然而，為了逃避沉重的契稅，許多交易者或偽造文契，或行用白契。為規范契據市場，宋朝廷加強了對偽契和白契的懲處力度。宋代與田宅典賣相關的官方制定法中有關稅契的強制性規定本為減少詞訟，抑止兼并，但此舉反而為兼并廣開其門，并未收到應有的積極效果，社會中因偽契和白契所致田宅爭訟之多便是對當時境況的真實反映。

二、宋代錢債糾紛與訴訟。

本部分主要討論與無息信用借貸和有息契約借貸相關的糾紛與訴訟。

宋代社會中的無息借貸多發生在鄰里親戚等較為熟悉的人們之間。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貸，也有生產性和經營性借貸，借款額有大有小，借期有長有短。大多數情況下，此類借貸既不計息，也不立契，屬信用擔保借貸。由于缺乏制約性機制，無息借貸糾紛時有發生。當時雖有告官追債者，但道德譴責仍是許多出借人追債無望時的無奈選擇。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出借方產生了吝貸心理。采用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僅要負擔有損“親誼”的風險，還常被告貸方挾嫌報復。

宋代舉息借貸一般數目較大，不僅計息，而且要訂立書面借貸契約，寫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見證人、抵押物。這類借貸的發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數人是在經濟壓力下借貸，負債人常常難以支付利息與本金，每當此時，糾紛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因“倍稱之息”所致。“倍稱之息”雖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極度貧困和民眾的懼官心理，國家法律的限制與社會輿論的監督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大多數債務人身受其害，卻不敢告官爭理；少數以訴訟維權者，也很難獲得公正的裁斷。

民間的有息借貸糾紛，多發生在債務清償過程中。不以本色償還、私自追理欠負極易導致債務爭訟。這類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債權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關系。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維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對違反國家放貸、還貸法令的債權人予以限制；但由實際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規定并未落到實處，其實際效果與立法目的相差甚遠，顯示出民眾對當時司法系統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財產爭訟。

這里所說的家庭是一種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間的廣義家庭。這種家庭中的特殊財產是根據其用途來劃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財產和女性的陪嫁奩產均屬這一范圍。這類財產本應專款專用，但財利面前是非多，圍繞這些財產發生了諸多的侵權之訟。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財產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產、父母的養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財產的產權歸屬是全體家庭成員，個體成員無權私自處分。然而，社會經濟環境對人們觀念的作用力，是別籍異財的法禁與傳統道德的約束力所無法抗衡的。兩宋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共財紛爭反映出士大夫階層所倡導的“敬宗收族”的活動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現象的出現并非孤立，它與唐宋變革背景下社會中階級關系與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密切相關。

奩產是指女子出嫁時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財產。在宋代，奩產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經濟基礎，是女性的重要財產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當奩產權受到侵害時，為人女者，為人妻者，為人子者等與奩產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家庭成員多采用訴訟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眾多女子為維護奩產權而訴諸官府，尋求法律援助的現象向我們展示出在經濟利益多元化、私有權觀念不斷深化的宋代社會中，女性權益觀念的提高和維權活動的進一步加強。

四、宋代遺產繼承中的糾紛與訴訟。

在延續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財產傳繼以法定繼承(含代位繼承)為主，戶絕繼承和遺囑繼承為輔，但圍繞家族產業的傳繼，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卻是接連不斷。

宋政府制定了相當完備的遺產繼承法規，但是，在宗法制父權社會，由于法定繼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別宅子、女兒、義子、贅婿等諸多人員，而這些人擁有的對家財的繼承權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矛盾。通過對這類紛爭的考察，我們發現，親子間及非直系血親問的遺產紛爭不僅大量存在于社會各階層中，且十分復雜。

與戶絕立嗣相關的爭訟往往涉及到戶絕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親戚、甚至異姓，為了平衡這些關系出現了雙立現象。立嗣之后，會因雙方關系惡化、父輩好惡等影響出現遣嗣行為以及圍繞戶絕之家財產分配的糾紛與訴訟。宋代社會中圍繞戶絕立嗣所發生的種種紛爭表明，國家的立繼法令并沒有完全對戶絕立嗣及其爭訟產生應有的約束作用。同處理其他家庭財產爭訟一樣，宋代官方在處理此類紛爭時，注重保護家族利益；而家族勢力對此類糾紛的影響作用也不可忽視。在這兩種力量的影響下，戶絕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規定看，遺囑繼產原則上只能在沒有男性法定繼承人即戶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但宋代的遺囑繼產已不再僅限于戶絕之家，這一現象的日益普遍與人們的恥訟心理不無關系。因遺囑具有改變法定繼承人的范圍、順序和遺產份額的效力，關系到繼承人繼承權的取得和喪失，再加上與立嗣又有關聯，所以宋代圍繞遺囑繼產亦產生了不少爭訟。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遺囑繼產爭訟自有其特征：

1、遺囑適用范圍的限定性使得爭訟往往與立嗣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而使爭訟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特點。

2、宋代遺囑繼產法強調義務與權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卻對這種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整體性繼承”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破壞，降低了民眾對國家司法系統的信任度，遺囑爭訟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間財產爭訟的調處機制。

由于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訴訟效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宋代民間財產糾紛中的相當一部分由民間自行調解解決，但也有一部分財產糾紛以訴訟途徑來解決，由官府調處息訟。

宋代許多民間財產糾紛在尊長、鄰里、陌生人等調解人的參與下獲得解決，并未進入訴訟領域。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是民間調解者調解成功的前提條件，民間調解人參與調解與被調解人接受調解的動機亦各不相同。民間調解雖是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途徑，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運作，亦不乏妥協性、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評價直接起作用，法律發揮間接作用。

未能在民間調解階段解決的糾紛，極有可能進入官方的訴訟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規定訴訟前調解為官方審理案件的必經程序，但不少官員都把調解作為其解決民事財產訴訟的首選方法。為息訟，主張以調解結案的官員們除采用“情”與“理”的教化方法外，多從訟累入手進行勸諭，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國法的存在，與民間調解相比，官方調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對民間調解與官府調解的討論，我們發現，宋代的調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并貫穿始終。由國法在民間調解和官府調解中的作用所決定，調解的非強制性傾向較為明顯。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調解不僅受到時限的制約，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六、宋代民間財產爭訟案件的執行狀況

宋代的民事執行包括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即對民事判決的執行)兩種。前者是一種個人行為，后者則是由國家司法機關根據判決實施的行為。宋代的兩部法典《宋刑統》和《慶元條法事類》中，有一些散見的關于民間私力救濟(主要是民間私債的追償問題)方面的法律條文，但結合具體史實來看，這些法規與法律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差距：債務人違契不償時，不少債權人自行違法追償。強牽財物過本契、限制債務人及其族屬人身自由等違法收貸現象禁而不止。這一狀況的出現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宋代對民事判決的執行有其較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財產訴訟案件為例，其執行條件有二：生效的給付之判和敗訴方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的特點所決定，宋代在民事執行權的配置上實行的是混一制的執行主體。其執行方式有：當廳執行、案后執行、限期執行和協同執行，既可單獨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財產案件的執行標的物包含物質和禁令兩方面。另外，當時還出現了永久性的中止執行程序——執行終結。

不可否認，宋代司法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其民事訴訟程序中執行環節亦不乏強制性，但由于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其民事執行行為卻體現出濃厚的倫理法色彩，它也是當時民事執行難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為附屬于行政行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這類現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決案件的執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監督的制度弊病、頻繁的大赦、社會成員法律意識的淡薄、民事執行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等因素則使宋代民事執行呈現出非規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眾在財產爭訟中展現的法律觀念。

通過對宋代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由發生到解決的全過程的考察，我們發現，在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上，宋代民眾的法律價值觀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法制的支持并非毫無保留。具體而言：

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具有務實精神者已將無法實現的傳統的“無訟”理想轉化為“息訟”理念，并以多種方法付諸實施，這一變化是對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而興訟的合理性的承認。但由于傳統“無訟觀”的作用，官方息訟思想的消極作用不僅存在，且對民眾的法律觀念與法律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與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影響悠久的法律傳統密不可分，自有其社會、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們的法律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宋代民眾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是參差不齊的，其法律觀也因人而異。雖有不少人放棄了通過訴訟解決財產紛爭的意愿。然而，處于唐宋變革期的宋代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相適應，意識形態領域亦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心理變得越來越重利。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表現出對財產問題的重視：為維護合法權益而訴諸司法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

結語：

宋代社會中財產紛爭的多發性與其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與前代相比，宋代財產訴訟當事人的構成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反映出民眾漸漸蘇醒的法律意識，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發達的商品經濟帶給社會的緊張關系。它與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繁榮狀態下的經濟利益多元化趨勢有很大關系。

宋代社會中，傳統的畏訟心理與新興的“好訟”之風并存，成為中國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傳統厭訟、賤訟文化的積淀，宋代司法運行中的不公正現象，確實讓不少宋人畏訟；然而宋代又是一個有著無窮之變的社會，其政治結構、經濟關系等方面的社會變革影響和改鑄著宋代的司法傳統，商品經濟的功利思想也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士大夫群體中的許多人所接受，所有這些都為民眾提供了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外部條件與內部動力。

社會成員對法律的支持，是實現和發揮社會法制系統效能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宋人的法觀念、法心理、法意識和法行為都有了改變，維權意識日益增強，但宋代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息訟”“厭訟”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條件，司法體制始終受到行政權威的干預。在敬畏訟累的宋代民眾心中，法律神圣且難以觸及，具有這一心態的宋代民眾對法律的認知狀況是參差不齊的，當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為上對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夠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論述以南宋為切入點。這一結論雖得自《名公書判清明集》，僅限于南宋這一較短時段內，不能完全反映整個宋代民事判決執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認北宋不存在這類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續性，我們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時期民事判決執行的狀況。

第四篇：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改革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改革研究

摘要:農業是我國的國民經濟基礎，而農業中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土地問題，如何解決我國農業中的土地問題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文章從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出現的問題入手，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解決措施。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問題；對策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土地改革歷程和成效 1.1改革開放以來的土地改革歷程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對農村土地進行的變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在違返當時的國家政策，冒著做監獄的危險，提出了“包產到戶”的承包制度，正式拉開了農村土地政策變革的序幕。1979 年 9 月 28 日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這兩文件從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的優點，之后全國各地迅速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下發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1 號文件”，1983 年 1 月 2 日下發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1 號文件”明確肯定家庭聯產承包制，且長期不變，并于1984 年 1 月 1 日下發的《關于 1984 年農村工作的通知》“1 號文件”，延長土地承包期15年不變，和對于在荒山、荒沙、荒灘種草種樹，執行誰種誰有，長期不變，可以繼承，可以折價轉讓的等各項政策。1985 年 1月 1 日，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1 號文件”和1986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出臺了“1 號文件”《關于 1986 年農村工作的部署》，文件的核心內容是充分肯定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對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進行了必要補充。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其中第十四條和十五條對土地的承包經營進行明確的規定，這也是家庭承包責任制第一次獲得法律上的肯定。1993 年 3 月的《憲法》修正案,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列入《憲法》的范疇,從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一項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而固定下來。1998 年 8 月 29 日，通過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將“土地承包經營期限為三十年”將黨的土地政策上升為法律，進一步穩定了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特別是從2004 年至2010年的中共中央的一號文件中分別從完善農村土地基本經營制度、健全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等制度的不同角度和方面，抓住了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緊迫問題，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努力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差距，促進人民生活奔小康。

1.2改革開放以來的土地改革的成效

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從集體經濟中的吃“大鍋飯”到“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大包干”的“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 解決了億萬農民的溫飽問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的提高，還有農民主體地位得到承認、積極性得到調動，也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水平，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全面繁榮，也加強了農村基層黨的執政建設，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

二、當前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 2.1土地產權不明確

在我國在國家政策上，雖然在土地承包經營使用農村土地方面上，實現了“兩權分離”，也明確規定農村的耕地歸“集體所有”，但是對“集體”的概念卻界定不清楚。我國立法角度上對“集體”的概念也不統一，比如在《民法通則》和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上，兩者對土地的產權權屬均有不同的規定，前者規定農村土地產權歸村行政組織所有，后者則規定歸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所有，在我國立法和法律規定上依然存在土地產權主體不明確的問題, 從而最終造成對土地管理的權責不清、管理混亂等現象，近而影響了我國農民對土地的經營和投入的積極性。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在集體土地產權上解釋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存在很大的隨意性，最終導致現實中經常出現損害農民權益的事情，充分表現了以前的土地產權制度已經不適應現在客觀環境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要求。

2.2土地流轉制度不建全

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由于農村土地產權不明確，社區經濟合作組織、居民自治組織、黨支部等都有可能成為土地的所有權主體，最終會因為誰是權力主體而產生紛爭，最終導致了土地流轉和農業的市場發展帶來了很大阻礙和很大的負面影響。比如最近幾年經常出現一些因企業要流轉土地，進行投資形成規模化發展，在進行土地流轉里，就出現了村民個人和社區經濟合作組織、居民自治組織、黨支部在土地產權上及土地收益上出了紛爭，同時也造成了誰多基層干部，鉆了法律和土地產權不明晰的空間，進行貪污受賄，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另外一個方面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大包干”的“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出現了土地被分散到每家每戶，一直是分散經營。同時隨著改革開放，農村的一些青年壯勞力進城務工，不愿意在回農村，務農種地，在農村務農方面出現了勞動力不足，同時出了一些小的流轉，比如讓親戚朋友種，收到取一些合理的費用，只是在形式出流轉，但是在面積上沒有形成規模化發展，換、轉、包等形式的流轉多為農戶私下進行，沒有規范的手續，最終也是限制了流程的發展。從國家政策方面，根據我國的社保體系不完善，不能全面的覆蓋的實際情況，在一些地區出現了一部分農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小部分土地進行流轉，因為在他們的思想意識里認為土地是獲得最好的生活物質保障，近而限制了土地流轉的規模化。還有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肯定會出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社區經濟合作組織、居民自治組織、黨支部基層組，就充當中介的組織，但是我國現在土地流轉上面沒有規范化和法律依據，就出現了在在利益的驅使下操縱土地流轉，強行、強迫租用農戶的土地，與農民爭奪利益，也充分的體現了我國的在土地流轉的方面中介組織發展緩慢，沒有形成規范化。

三、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基本途徑 3.1完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農村土地產權主體不明確，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非常不利。所以在我國立法上和法律規定上給農村土地產權要有一個規范化的定義，完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土地產權的完整性可以調動農民積極性以形成動力的機制和作用，具有激勵動機、鼓勵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經濟效益和土地可持續利用的保障。從大量的社會實踐證明，國家在土地宏觀調控方面，只有把產權主體明確，才能實現資源優化的配置，才能提高我國農村土地的高效率的利用，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能有效的防止因土地產權不明確，造成的基層干部的不法操作，進行貪污受賄，使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不必要的損害，所以在完善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必需要明確土地產權主體，從根本上解決因土地產權主體不明確等因素而引起的土地權屬爭議等問題，減少不必要的紛爭。

3.2，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

我國要加強社保體系的全部覆蓋，讓一些農民改變土地是唯一的生活保障的想法，讓他們積極的響應土地流轉的制度，讓他們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同時要加強土地流轉中介機構的建設，從機構組織上、運行機制上都要有一個良好的運轉，還有國家加快建立有關土地流轉法律法規的建設進程，規范土地流轉的操作程序，要出臺一些關于土地流轉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以便于更的保障和監督土地流轉的運轉，讓基層干部必須堅持依法流轉，做到有法可依；強化基層領導干部和農民的法律意識，讓社區經濟合作組織、居民自治組織、黨支部等基層工作人員做到按照國家法律規章制度行事。根據我國土地流轉市場的現狀，建立合理更加有效的土地流轉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資源，切實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還有每個地區可以根據本地區的不同地理壞境和人文環境，要根據自身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宏觀調控為原則，以經濟市場為導向，農村土地和農業經濟發展為目標，綜合本地區的各方面因素，處理和協調好國家、集體、農民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更好處理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轉之間的關系。

四、小結

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農民問題是我國最大的問題之一，如果想解決農民問題，就要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只有解決好我國的農村土地問題，才能實現我國農業經濟快速和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2]畢秀梅.共和國輝煌歷程[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91-792.[3]王景新.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世紀變革[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59-60.[4]管新春.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及其發展趨勢.[J] 人民論壇.（26）

[5]顧鈺民.農業現代化與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J].經濟縱橫.2014（03）

第五篇：教育 跨世紀的希望和挑戰—80 年代以來拉美教育的新發展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教育:跨世紀的希望和挑戰

—80年代以來拉美教育的新發展

曾昭耀

人類又進人了一個世紀之交的年代。在當今年代，人們深信，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毫無例外地把眼光轉到了科技和教育，相信有了現代教育，就有現代科技;有了現代科技，就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綜合國力;有了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平與發展才會有真正的保障。于是，教育就成了各國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跨世紀的希望。但是，發展教育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同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分不開的;跨世紀的希望，實際上是一場真正的跨世紀的挑戰。近20年來拉美教育發展與改革的事實足可以證明這一點。

一、教育發展戰略的再選擇

80年代以前，拉美國家實行的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戰略。當時，國家的工業化和國內市場是受國家保護的，教育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滿足這種受國家保護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現在，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變了，在市場完全開放、經濟日益國際化和國內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教育的發展應選擇何種戰略，是拉美國家教育改革所面臨的第一個嚴重挑戰。

發展教育屬精神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一樣，都有一個生產與分配的問題。物質文明建設有一個物質生產和物質財富分配的問題;精神文明建設也有一個精神生產或知識生產(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和知識分配(教育機會和教育體制)的問題。在拉美，無論是知識生產還是知識分配，都存在嚴重的問題。知識生產的問題主要是知識生產的依附性，幾乎所有最有活力、最現代化的部門都掌握在跨國公司手里，最優秀的人才都在國外培養，本國生產部門對技術的需求疲軟，造成技術革新乏力，技術貢獻特別是高技術貢獻稀少。由于資金短缺，吸收進口高科技的能力也有限。這種情況不改變，拉美國家在今后的國際經 濟競爭中必然處于不利地位。知識分配的問題主要是教育機會不均等，“愈富者分配愈多，愈窮者分配愈少”。像危地馬拉和海地這兩個國家，文盲竟占人口總數的49.9%和4700。所以，普及教育仍是拉美國家的當務之急。要改變知識生產的依附地位，就要大力提高教育質量，大力發展本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培養自己的高科技人才，也就是要解決一個教育現代化的問題;而要解決知識分配不公的問題，則又要大力普及教育，特別是普及基礎教育，也就是要解決一個教育民主化的問題。這就是說，拉美國家同時面臨著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雙重挑戰，同時面臨著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現代化的雙重挑戰。但是，拉美國家的財力不容許它們在普及和提高、在民主化和現代化這兩個方面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怎么辦呢?怎樣才能合理地調配有限的教育資源呢了這就是近年來拉美國家在教育發展戰略選擇向題上所討論的上要問題。

教育資源的配置無非是采取兩種辦法，一種是由政府按一定的規劃進行調配，一種是通過市場機制自發地進行配置。80年代以前，拉美國家大多實行前一種辦法，教育的管理是高度集權制的。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后一種辦法，即實行分權制和私有化。事實證明，分權制和私有化雖然能調動地方和私人的積極性，但同時也把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社會不公等問題帶進了教育領域，導致教育的更加不平等，從而違背了教育的民主化原則。因此，圍繞教育分權制和私有化問題，拉美教育界一直存在嚴重的分歧。贊成者認為，按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教育經費所占國家預算的比重會相對日漸減少，而教育需求則日漸加大，必須提倡私人辦學;而且，公私競爭還可以提高教育效益。反對者則認為，市場競爭無法保證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社會對教育的投資，而且，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收費高得多，它們又從不考慮和照顧國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各種因素，因此，會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拉美的教育私有化并不是80年代才開始的。由于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拉美國家早在60年代就實行了獎勵和扶持(提供財政補貼)私立學校的政策，私辦教育很快發展起來。譬如阿根廷的各級各類私立學校X1961年的3342所增加到1977年的8730所，學生人數從X2,9萬增加到155, 9萬。委內瑞拉私立學校的注冊人數從1971年的25萬增加到1980年的58萬。在哥倫比亞的中、高等教育中，私立學校已經占了優勢。所以，對私辦教育的評價應該以這30多年的實踐為依據。應該承認，在有些拉美國家，私辦教育是有成績的，它的確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同時也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譬如在智利，由于私辦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的公共教育開支從1981年的1,71億美元減少到1988年的1,15億美元①。但更應該看到，教育私有化和市場化帶來的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私辦教育往往把非贏利性的教育事業變成了少數人撈取巨額利益的工具，甚至還利用國家的補貼損公肥私。如巴西等國的一些私人部門就非法創辦了被人們稱之為“蛻化的私立大學”，以合法的形式從事非法活動。而且，私立大學大都以追逐利潤為目標，對有利可圖的專業，趨之若鶩;而對無利可圖的專業則無人問津;掛名“高等教育”，卻根本不從事國家所需要的科學研究。更不用說，面對這類學校，窮人只能是望而興嘆而已。更嚴重的是，單純的市場機制，往往還把大批窮人的孩子卷進了市場，從而使得義務教育無法落實。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字，在拉美10~14歲的少年兒童中，已經有730萬 成了拉美勞動力的組成部分。如果再加上10歲以下的童工，這個數字可能達1200萬。他們的勞動時間長，工資特別低，甚至沒有工資，而且還沒有社會保險。這是市場力量給人類帶來的悲劇②。

關于教育發展戰略的論戰盡管還在繼續，但基本的意見還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教育發展的問題上，還是應該由國家來進行有力的宏觀調控;私人積極性應該得到保護，但私人積極性的發揮也應該服從國家的領導，不能任憑市場競爭法則那只“看不見的手”去自發地支配教育的發展方向和調節教育資源的配置。譬如墨西哥1989年頒布的《教育現代化綱要》就只要求高等教育在財政上盡可能做到白給，而且，其戰略原則是要“有助于同貧困和不平等作斗爭，體現教育的民主主義和民眾主義的性質”③。

二、教育如何為國際經濟競爭服務

冷戰結束后，拉美各國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主要變成了一種由于經濟的集團化和全球化而日益強化的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拉美各國由于知識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依附性特點造成的不利地位越來越明顯。教育如何在改變這種不利地位的斗爭中發揮作用，教育如何為關系著國家命運和前途的國際經濟競爭服務，就成了拉美各國教育改革所面臨的第二個嚴重挑戰。

傳統的拉美高等教育是一個相當封閉的體系，沒有為生產建設服務的科學研究功能和技術開發功能。因此，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拉美高校的科研力量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經過多次的改革，這種情況雖有所改觀，但總的說來，拉美高校仍很少在本國的經濟發展中運用和發揮自己的科技開發能力。與世界科技發展的水平相比，拉美科技的地位是不高的。到80年代中期，拉美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8.300，而國民生產總值只占世界生產總值的6%;制成品的出口總值只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總值的1.8%;科學發明者的人數只占世界科學發明者人數的1.3%;工程師和科學家人數只占世界工程師、科學家人數的2.500;每個科學家平均所使用的資金不及發達國家科學家的1/3;國家投人科研的經費只占世界科研經費的1.3%。80年代以來，雖然有些國家開始增加科研經費，據拉美經委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料，巴西科研經費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0年代初的0, 58%提高到80年代末的0.61 0 o，同期人均科研與開發經費由9.3美元提高到14.3美元;同期古巴科研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0.72%提高到0.9300，人均科研與開發經費由19.8美元

提高到23美元，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國的科研經費也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另外，拉美的科學研究過分集中于農、林、漁3業，而對制造業的研究和開發則很薄弱，如阿根廷1980年用于農、林、漁3業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占科研總經費的26.2 0o，而用于制造業的僅占6.300。巴西、哥倫比亞等國的情況也大體如此。這種狀況很不利于拉美制成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更不利于拉美國家參與高增值商品的市場競爭。

現在，這些問題已經引起拉美各國有識之士的深切關注。由于新的世界技術革命，國際經濟結構和國際分工體系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六七十年代以前，發達國家主要是通過工業化而進行擴張的。當時的國際分工，先是發達國家生產和提供工業制成品，殖民地附屬國生產和提供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后是發達國家主要生產和提供資本和資本貨物，發展中國家生產和提供初級產品和輕工業產品。六七十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經過新的科技革命，已經掌握了微電子技術、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進入了所謂“后工業化”時代，改變了它們原先的通過工業化而進行擴張的條件，使它們有可能把自己的發展與擴張建筑在高新技術的所謂“后工業服務”的基礎上。于是，世界開始出現新的國際分工，這就是發達國家把它們對高新技術的控制和壟斷作為其全球性競爭的最重要武器，為世界提供所謂“后工業服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充當發達國家這些“后工業服務”的市場，并為發達國家生產和提供標準化的工業產品。對于拉美國家來說，出口是解決它們償付外債以及生產現代化所需外匯問題的惟一途徑，而要使自己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它們又不得不求助于發達國家新的工業技術。這樣，國際分工發展的結果，不是發展中國家知識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依附性日漸減少，而是這種依附性越來越嚴重。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國際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加劇。所以，拉美國家的政治家、思想家、經濟學家和教育家現在都已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問題，就必須改變自己國家在知識生產上，也就是在科學技術上所處的依附地位，就必須實行“以科學的發展為基礎的戰略”④，就要把教育，把培養科技人才，發展高新技術，擺在最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上，就要盡快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只有這樣，拉美國家才有可能“獲得更自由的發展”，才能對付發展中國家所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和外部形勢的惡化”⑤。

基于這種認識，近十幾年來，拉美國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下大力氣創辦或辦好一流的、高質量的大學。巴西1993年創辦的州立北里約熱內盧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所大學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利福尼亞工學院為榜樣，設計一整套以基礎學科及由此而產生的技術學科為基礎的學科體系，同時要求學生必須選修21世紀新領域的科技知識，負有使巴西文明與未來全球實際協調一致的使命，因而被稱為“面向第三個一千年的大學”。該大學既重視基礎教學又重視能力訓練。它還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工作，把知識創造工作擺在優先地位。一年多來，該大學已裝備了價值200。萬美元的實驗設備，并聘請了20多名俄羅斯杰出科學家在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工作⑥。

在建設高質量大學的同時，拉美國家還普遍加強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如墨西哥1959年還只有5所大學開設研究生課程，到80年代，開設研究生課程的高校已超過100所，研究生人數從1970年的4088人增至1989年的4.3萬人。高校的科學研究工作和技術開發工作普遍受到了重視，譬如秘魯農業大學創辦了現代化放射性同位素試驗室。委內瑞拉中央大學成立了開發研究中心。墨西哥蒙特雷高等理工學院前不久投資200。萬美元建立了先進技術中心，負責新技術的開發、轉讓和推廣工作，并向各公司、企業提供設計圖紙和制成品。該學院還與美國福特基金會合作，制訂了在最近幾年培訓3000名程控統計技術人員的計劃。巴西圣保羅大學和圣保羅技術研究學院的教師和研究人員還專門創立了自己的企業，以便把科學研究的成果直接應用于生產實踐，轉化成實際的生產力。

三、教育民主化建設中的新創造

80年代的債務危機后，拉美各國普遍執行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社會的兩極分化空前加劇，教育機會越來越不平等，教育的發展越來越不民主。所以，如何實現教育的民主化，是拉美教育改革面臨的第三個嚴重挑戰。

對于拉美國家來說，所謂教育民主化，實質上就是如何在貧困地區普及和提高基礎教育的問題。

拉美國家國民收人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問題已越來越嚴重。據拉美經委會的統計，拉美的極端貧困人口已達1.83億。國際勞工組織1991年10月在基多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還指出，在社會貧困化問題上，拉美地區屬世界之最，比亞洲和非洲還要嚴重⑦。

社會貧困化的結果，首先就影響了教育的發展。80年代末，拉美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仍高達15.3 %, 6~11歲兒童入學率只有87.3%，中等教育的入學率不到55 %,就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墨西哥，80年代末仍有420萬15歲以上人口是文盲，170萬10~14歲兒童上不了學⑧。而到2000年，拉美地區的人口將從1990年的9.37億增加到5.26億，平均每年凈增890萬人。這種人口形勢對教育的壓力顯然是十分沉重的。

面對十幾年來拉美社會貧困化的挑戰，面對拉美各國社會和地區存在的巨大差距，拉美各國的教育家認為，僅僅依靠傳統的正規教育的途徑，是很難實現教育民主化的目標的。因此，它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援助下，進行了一系列旨在為貧困兒童提供優質教育的改革和實驗，取得了一些成績。智利的“900所學校”計劃和哥倫比亞的“新學校”計劃就是兩個較為成功的例子。

“900所學校”計劃是在智利軍政府“還政于民”之后，新上臺的文官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一大創舉。該計劃開始于1990年3月，目的是要在最貧困的學校(按兩個標準選定:學生出身都很貧苦;學校教學條件不好，學生學業成績普遍低下)提高初等教育的質量，使社會經濟條件最差的孩子也能享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機會。該計劃最初在全國900所最貧困學校實施，資金主要來自瑞典和丹麥兩個國家的援助。到1992年，實施該計劃的學校已增加到1385所小學，占全國公立小學總數的1500}學生22萬多，占全國小學學生總數的20%。該計劃的具體目標主要是:(一)提高1~4年級學生的讀、寫、算技能;(二)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三)訓練視導員，使之能承擔教學指導人員的任務;(四)改變教師對待貧困學生的錯誤態度，使教師懂得自己對學生成績好壞所負的責任;(五)在教師中提倡并推廣集體備課制度;

（六）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系，實行學校和社區的一體化。

“900所學校”計劃由智利政府教育部負責領導，并從智利各主要的教育研究機構聘請一批專家，組成管理機構，全面負責該計劃的實施。在一般情況下，計劃的實施由建校開始，然后把重點轉到視導員和教師的在職培訓工作上。計劃的具體實施，主要靠視導員，視導員每年集訓3次，每次一周。教師的在職培訓由視導員負責，培訓內容分12個單元(數學教學法和語文教學法各6個單元)，每單元兩小時。在數學教學中，強調要把數學當作一門能應用于兒童生活實際的功課來教學，而不是當作一門抽象的學科來教學。在語文教學中，強調首先要訓練兒童自己表達思想的能力，然后再把重點轉到學習語法和規則上。

“新學校”計劃是哥倫比亞在美國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國際機構的資助下，在六七十年代農村單班制實驗學校的基礎上實施的一項為農村地區兒童提供優質完全小學教育的計劃。1978年，大約有500所學校采用這種“新學校”教育模式，到1989年，發展到17948所，計劃到90年代中期，發展到4.1萬所。

“新學校”教育模式有一個適合農村兒童生活方式的靈活的升級制度。兒童可以按自己的學習速度從一個年級升入另一個年級，允許兒童因為要參加農業勞動或因為有病或其他合理的原因而暫時離校，并允許他們隨時返校，接受教育。這種靈活的升級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新學校”進行了教學改革，課程不再以學期、學年為單位組織教學，而是按單元組織教學。在新的教學制度下，學生如果暫時退學(在農村是常有的事)，他無論什么時候復學，都可以接著學習下一個單元的功課，而無須采用傳統的“留級”或“蹲班”的辦法，重復學習已學過的功課。

“新學校”計劃鼓勵主動、積極的教學，強調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分析能力、研究和創造的能力以及運用知識的能力。“新學校”計劃編寫有適用于2~5年級學生的教學法指南和學生用書。“新學校”還提供機會，讓學校與社區保持緊密的聯系。

“新學校”計劃有嚴格的教師培訓制度。為達到培訓的目的，還專門編寫了一本題為《建設新學校)的培訓手冊。參加培訓的教師一般要參加4個專題研討會，并參觀示范學校(每個學區1所);在專題研討會上參訓教師交流采用新學校模式的經驗。

“新學校”計劃有一個全國性的管理系統。中央設全國協調委員會，負責制定政策和提供技術援助。每個行政區設區委員會，由該行政區的教育干事、財政部的教育干事以及該行政區的計劃協調員等成員組成，專門負責“新學校”計劃的實施。

哥倫比亞教育行政部門已經對“新學校”計劃所創辦的新學校進行了多次評價，結果表明，“新學校”計劃是在農村師資力量較薄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其學生在學業成績、創造性和公民教育方面，同傳統農村學校的學生相比，一點都不差，甚至還要更好些。新學校的學生都是最貧窮的學生，依靠傳統的農村學校要想給這些最貧窮的學生提供完全的小學教育是難以做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墨西哥《至上報》，l992年5月30日.②參見埃菲社圣何塞1999年10月22日西文電.③參見墨西哥公共教育部:《教育現代化綱要》，1989年版，第1部分.④參見埃利亞·莫魯母·埃斯皮諾薩:《生產現代化與墨西哥高等教育》，載《未來的大學》1990年第5期.⑤同④.⑥參見巴西《標題》周刊，1994年9月29日.⑦拉美經委會《經濟與發展通報》.1992年，第4~13頁.⑧參見墨西哥教育部《教育現代化綱要》.1989年版.第7~8頁

歡迎閱讀本文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