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現狀與防控對策研究（共）

內容提要：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與以往中央政法委在全國部署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提法相比，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打擊的重點和內容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了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重點打擊包括“威脅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領域滲透的黑惡勢力，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的黑惡勢力，在征地、租地、拆遷、工程項目建設以及建設工程、交通運輸、礦產資源、漁業打撈領域的黑惡勢力以及利用家族宗族勢力橫行鄉里、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百姓的村霸”等十類黑惡勢力，同時要求堅決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從上述文件的精神可以看出，與以往“掃黑除惡”工作中公安、司法機關將精力和重心幾乎全部放在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本身不同，在新時代背景下，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黨和政府更加關注通過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工作凈化社會環境，尤其是要為基層、農村地區的人民群眾創建一個平安、健康、和諧、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態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活環境，從而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近年來，農村黑惡勢力犯罪不斷飆升，破壞了農村地區的生活秩序，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威脅到農村基層政權的安全，本文結合筆者在**年辦理的**地區的一起典型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即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的偵辦及審理情況，分析了當前形勢下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成因及危害，并結合“楓橋經驗”及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重點，對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對策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鍵詞：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綜合治理防控楓橋經驗

一、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

當前，黑惡勢力犯罪在農村地區有所抬頭，部分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從其特征來看，既保留了該類犯罪的傳統特征，同時又隨著實踐的發展，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成員以農村流動人口、社會閑散人員和兩勞釋放人員為主，多以親情、友情或同鄉之情作為情感紐帶。

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成員大多文化水平較低，一般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無正當職業，且相當一部分人有違法前科或為兩勞釋放人員。組織成員之間多有一定親戚、同學或老鄉關系，組織領導人員擅長以親情、友情、兄弟義氣等聚攏人心。如在陶氏兄弟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中，十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中除三名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員為中專以上文化外，其余七名成員均為小學或中學文化且均系無業人員，其中有兩人曾因吸毒、故意傷害等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有三人曾因聚眾斗毆等犯罪被判過刑，有一人曾因行政違法被勞動教養。在該組織中，兩名首要分子系親兄弟，而其中一名組織成員是二人的親戚，其他成員中許多都是二人的同學、發小或者老鄉。

（二）利用農村地區監管薄弱的現狀，大肆占用、掠奪農業資源。

目前，農村涉黑涉惡問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動向，黑惡勢力犯罪團伙或組織，為攫取經濟利益，除了實施傳統的“黃賭毒”犯罪外，現在又開始利用政府對農村地區監管薄弱的現狀，將黑手伸向了對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影響最重要，也是最有利可圖的土地、礦產等農業資源。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兩大經濟支柱，一是通過強拆農民房屋、非法占用農民宅基地進行違法建設房地產取得，二是通過非法掠奪、出售“苗窩山”石灰巖礦產資源而獲得。

（三）侵害的行業向經濟領域不斷擴展。

在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的發展過程中，只要該經濟領域有利可圖，而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又監管不力，就容易成為黑惡勢力侵入的對象。當前，除傳統的“黃賭毒”之外，建筑工程、礦產資源、交通運輸、娛樂休閑等行業都成為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爭奪的重點領域[①]。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其涉足的領域還僅僅是建筑工程，之后通過實施一系列的違法犯罪活動而使組織得到一定的原始積累后，就逐步擴展到了房地產、采礦業等領域。

（四）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后，通過開辦公司、企業等，披上合法化外衣進行偽裝。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團伙或組織在經過早期的原始積累，形成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后，逐步開始轉向通過成立公司、企業等形式，披上了合法化外衣進行偽裝。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提高了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攫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和反偵查的能力。犯罪組織的組織管理形式與公司的組織管理形式交織在一起，惡勢力團伙或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同時又是公司的經營者和管理者，其組織成員同時又是公司員工，經營活動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公司成為犯罪組織的“護身符”[②]。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在早期通過實施一系列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爭搶建筑工程，獲得了資本原始積累，待該組織具備了一定經濟實力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在上海注冊成立了“房美置業有限公司”和“物美房地產公司”，用于非法開發房地產等經營活動，該組織的骨干成員也就成了公司的管理人員。

（五）為獲取最大利益，對基層政權的拉攏、腐蝕、滲透加劇。

黑惡勢力為攫取非法利益，大量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為了尋求非法保護而拉攏腐蝕基層政權，或為了占有、侵奪農村各種資源而向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行賄送禮。有了經濟基礎就開始向上層建筑發展，部分地區出現“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現象[③]，此類犯罪已對農村基層政權、基層組織的建設構成了嚴重威脅，對基層人民群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惡劣影響。根據公安機關在陶氏兄弟辦公室中扣押的賬本顯示，該組織為了順利實施非法經營房地產和非法采礦，以攫取巨額利潤，僅2016年一年向當地村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會計、鎮規劃部門及交通運輸管理部門人員等所送現金、購物卡、煙酒等禮品就高達四萬余元。

（六）暴力色彩有所下降，利用軟暴力、非暴力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增多。

與過去黑惡勢力犯罪直接以打、砸、搶等明顯的暴力手段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不同，當前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為了逃避公安、司法機關的打擊，在行為手段上也逐漸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該類犯罪已越來越多的選擇采取一些非暴力或者軟暴力的手段，如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以及利用組織勢力和影響對他人形成的心理強制、威懾和恐慌，進行所謂的談判、協商、調解等。當然，暴力或者暴力威脅手段仍然是此類犯罪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或基礎。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攫取非法利益，在非法從事房地產開發和違法拆遷的過程中，雖然也有暴力毆打和威脅手段，但多數情況下就是采取糾集一幫在身上“刺龍畫鳳”的社會閑散人員，長期到被害人家中糾纏、滋擾，進行所謂的談判和協商，最終致使被害人因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迫不得已而同意讓出自己世代居住的房屋。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成因

近些年惡勢力犯罪團伙及黑社會性質組織之所以在農村地區會有漸趨蔓延之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方面的因素

1.農村基層政權的社會控制能力下降，給黑惡勢力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

首先，隨著國家城鎮化速度加快和農村改革的深入發展，人口流動加速，農村地區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不斷降低，過去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基層政權依靠自身對土地及權益的分配權所建立起來的超強社會控制能力不斷弱化，基層政權組織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使得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基層政權組織，其權威也在不斷下降，基層政權組織對農民的失控狀態，大大削弱了其預防、遏制犯罪的功能。

其次，由于農村青壯年群體越來越多的選擇到城市務工，造成許多農村地區出現“空巢”現象，日常留在農村生活的人員多以老弱婦孺為主，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眾與基層政權組織溝通不暢而進一步削弱了基層政權組織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農村地區對抗和遏制黑惡勢力犯罪的能力下降。如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許多村民都是在聽說自己房屋被該組織強行扒掉以后才急忙從外地趕回村中。

最后，受錯誤政績觀的影響，從鄉鎮政府領導到村委會書記、主任均將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忽視了農村治安防范和社會管理制度的建設，甚至有部分地區的鄉村干部無視農民的利益，為達目的而借當地黑惡勢力之手去強迫農民竟成為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客觀上縱容了黑惡勢力的壯大。例如，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當地鎮政府及村委會有意要建設、打通該村的兩條交叉的主干道，陶氏兄弟聽說后主動向村委會請纓承建，并承諾幫助鎮政府安置原鎮政府家屬院的家屬，并為該村委會建設一個新的辦公樓作為村部，代價就是村委會默許陶氏兄弟利用拆遷后的老鎮政府原址建設小區和門面房用于出售獲利，后陶氏兄弟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為強制拆遷村民的原有房屋，實施了大量的尋釁滋事、故意傷害和故意毀財等違法犯罪行為，同時為獲取更大利益，私自擴大拆遷區域和面積，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和生活秩序，同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也因此獲得了巨額經濟利益，自身實力得到了進一步壯大。

2.農村基層政權人員的腐敗與瀆職，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溫床。

農村黑惡勢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們用金錢編織出的龐大的關系網和保護傘，腐敗是滋生黑惡勢力的土壤，雖說并不是所有的團伙或組織都有“保護傘”，但幾乎在所有的黑惡勢力背后都能找到腐敗的影子。在過去的反腐和打黑工作中，農村地區的腐敗和瀆職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鄉鎮、村委會的工作人員被黑惡勢力拉攏腐蝕，為一些蠅頭小利，置群眾利益于不顧，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大開方便之門。如前所述，陶氏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自身的發展壯大和攫取利益，每年都會向鎮政府的職能部門和當地村委會的工作人員送錢、送物，而收了錢和物之后的相關公職人員就很難再依法履行自己的監管職責，多數情況下會對黑惡勢力犯罪聽之任之。如陶氏兄弟利用鄉鎮和村莊的土地大搞非法房地產建設，非法占用和強拆村民的房屋和土地，不僅當地鎮政府、村委會對此熟視無睹，相關的土地部門、規劃部門也是視若不見，表面上是去查了，停工通知書也下了，可房子依舊一天一天的蓋了起來。再如，2011年，陶氏兄弟通過當地村書記以每年9萬元的價格承包了城頭村苗窩山上的320畝山地，承包期為50年，用于種植、養殖、生態采摘、垂釣、休閑娛樂及餐飲度假等，2015年該旅游度假村開工建設，在動工過程中陶氏兄弟發現了山上所蘊藏的巨大的石灰巖礦石資源，此后便萌生了“以山養山”，做無本生意的想法，即通過非法開采山上的石灰巖礦石對外出售獲取利益，之后再將部分資金投資在山上建設度假村以便長期營利。隨后，陶氏兄弟又利用與當地鎮政府的關系以鎮政府開發的名義向江蘇省申請了城頭村現代農業示范園項目，使該度假村的建設搖身一變成了省級農業示范園和丘陵山區農業綜合開發項目，陶氏兄弟因此不僅獲得了省級財政對興農基礎設施的240萬元投資，而且得以在省級農業示范園的光環下，規避了當地群眾的監督和一些部門的檢查，堂而皇之的從事非法采礦的行當，同時因為該組織每年都向當地村書記、隊長納貢送禮，因此即便在偶爾遇到了當地林業部門的檢查時，陶氏兄弟也可以在當地村書記、隊長的幫助下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到山上與林業局執法部門對抗，得以蒙混過關。

（二）經濟方面的因素

現階段，攫取非法經濟利益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主要目的和動力。黑惡勢力團伙、組織在經濟上有很強的貪婪性，為了獲取經濟利益，瘋狂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同時惡勢力團伙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為籠絡和吸納新成員，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來維系自身的存在和發展。農村地區，特別是城鄉接壤的農村地帶，與城市相比，有兩大特征容易孳生和吸引黑惡勢力犯罪，一是該地區與城市相比，在政府監管、治安管理等方面要明顯寬松，便于其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如“黃賭毒”及其他經濟犯罪；

二是該地區的土地、礦產等農業資源相對要比城市豐富的多，有利可圖，黑惡勢力組織常常會通過賄賂相關監管人員促使其放松監管或者直接以暴力、威脅手段強占、侵吞、壟斷該資源或行業，以謀取巨額經濟利益。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陶氏兄弟組織運輸車隊、挖掘機等，非法開采苗窩山上的石灰巖礦石并出售獲利，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非法開采礦石就達182222.8噸，價值500余萬元。

（三）文化方面的因素

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在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均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趨于功

利化和物欲化，金錢萬能、貪圖享樂的思想充斥人們的內心，各種不良價值觀風起云涌，對傳統價值觀形成了巨大沖擊[④]。即使是在相對偏遠、落后的農村，這種腐朽文化的影響也絲毫沒有減弱，隨著人口流動的加速，農村社會原有的樸實、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正被逐步蠶食，而被商品經濟所固有的唯利值是圖、投機取巧、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所替代，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黑惡勢力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礎，并在客觀上給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滋生和發展提供了內在營養和精神動力。一些法制觀念淡薄、文化水平偏低、無正當職業的社會閑散人員就容易受該種文化的影響而聚集在一起，采取非法的手段來謀取利益，以滿足自己膨脹的個人私欲。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危害性

（一）嚴重破壞農村經濟秩序

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通過實施一系列的以暴力、威脅為基礎的違法犯罪活動，強占農村資源，壟斷或非法控制農、林、牧、副、漁等行業，利用其組織權勢，欺行霸市、強買強賣、強攬工程、非法占地、濫開濫采等，嚴重破壞了農村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擾亂了農村正常的經營秩序，阻礙了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如自2009年開始，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尋釁滋事、故意傷害、聚眾斗毆、故意毀壞財物等違法犯罪行為在當地強搶工程、強占土地、壟斷礦產資源，在獲取了巨大的非法利益的同時，也對當地的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

（二）嚴重破壞農業資源和農村生態環境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分子的終極目的就是最大化的攫取經濟利益，因此黑惡勢力犯罪分子一旦占有、掌控或壟斷了某種農業資源，往往就會采取“竭澤而漁”和不顧后果的方式進行瘋狂的開采和利用，從而對當地的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后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陶氏兄弟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掌控苗窩山以后就開始了瘋狂的盜采行為，毀林伐樹，鑿山取石，造成苗窩周圍山區隨時存在崩塌的隱患，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和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經地質部門評估，苗窩山被非法開采的區域，恢復治理費用高達600余萬，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更是不可估量。

（三）嚴重破壞農村居民的生活安寧

橫行鄉里、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百姓，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一大典型特征。2012年之后，陶氏兄弟在當地非法開發“匯金廣場”項目，為了順利施工，該組織雇傭大批社會閑散人員、流氓分子通過暴力、威脅手段強拆村民房屋，致使該鎮村民51戶200余人長達6年沒有居所，村民不得不被迫背井離鄉到外地租房或投奔親戚，嚴重破壞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四）嚴重威脅農村基層政權

農村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拉攏、腐蝕、滲透和控制，一方面使農村基層政權腐敗問題加劇，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通過行賄、送禮使基層政權組織人員“為我所用”，成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保護傘”；

另一方面，一些農村黑惡勢力已經不滿足于僅停留在經濟領域，開始通過干涉、操縱基層選舉等手段，直接篡奪基層政權，一旦讓這些人成為了當地的村支書、村主任，基層政權也就完成了“黑化”，農村黑惡勢力便如虎添翼，可以打著維護村民利益的幌子，胡作非為，魚肉鄉民，欺壓百姓，彼時我黨在當地農村的施政基礎將不復存在。

(五)嚴重破壞農村基層的黨群、干群關系

農村黑惡勢力通過拉攏、腐蝕基層政權組織人員，向基層政權滲透，部分黨員干部成為了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為謀取利益，不惜與黑惡勢力分子同流合污，置人民群眾利益于不顧，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關系，激化了干群矛盾。這部分基層干部，雖然官職不大，但因為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對黨和政府的形象、威信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2012年，陶氏兄弟在得到當地村委會、鎮政府的默許后，肆意強拆村民房屋，違法開發房地產，對外卻聲稱該房地產工程是國家的“新農村”建設項目，誰拒絕拆遷和反對該房地產項目的建設，誰就是反對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政府做對，此后其非法拆遷行為導致該鎮村民51戶200余人長達6年沒有居所，致使民憤四起，村民多次到鎮、區政府及市信訪中心等部門反映情況和集訪，該問題卻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和有效查處，致使人民群眾對此項目系政府項目而深信不疑，從而將不滿情緒統統發泄在了黨和政府身上。黑惡勢力違法獲取暴利，卻由黨和政府為其買單，這是部分基層政府部門不得不深思的一個嚴重問題。

四、“楓橋經驗”對防控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啟示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便發出了《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規定了要著重打擊基層、農村地區以及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內的黑惡勢力，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因此，在新時代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黨和政府更加關注通過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工作凈化社會環境，尤其是要為基層、農村地區的人民群眾創建平安、健康、和諧、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態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活環境。通知下發后，各地的公安、司法機關再次在全國掀起了打擊黑惡勢力犯罪的高潮，抓捕了一大批在當地影響較大的黑惡勢力犯罪團伙和組織，但如果此次掃黑行動仍然停留在打擊黑惡勢力本身上，那就是對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精神的誤讀，因為此次專項斗爭與以往的“掃黑除惡”相比，雖然僅是一字之差，但在內涵上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絕不再僅僅是強調“打擊”本身，而是更加重視“以防為主”和“打防結合”。在“打擊”方面，比較容易把握和操作，畢竟我們已經有十余年的打黑實踐經驗和豐富的理論做支撐，但“預防”工作看起來卻是一個更加困難的、長期的系統工程。如何才能做好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預防工作呢？或許我們可以在“楓橋經驗”中得到啟示。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從其內涵上看，“楓橋經驗”的有效發揮依賴于兩大基礎，一是強有力的基層政權建設，即基層政權組織強硬有力，黨政領導帶頭作用好；

二是依靠群眾，多元化解，綜合治理和源頭預防。而這兩大基礎在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方面同樣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因此，根據前文對當前黑惡勢力犯罪特點及成因的分析，結合“楓橋經驗”及此次“掃黑除惡”工作的重點，筆者認為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要加強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政權建設

事實證明，哪個地方的黑惡勢力犯罪問題突出，該地的黨委、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⑤]。基層黨建工作重視不夠，基層政權組織軟弱、渙散，為黑惡勢力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要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就必須加強和鞏固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政權組織的建設。

1.以黨建促進基層組織建設

基層黨組織是基層組織建設的核心，是黨的基本方針、路線、政策的傳達者和執行者，要建設堅強有力的基層政權組織，就必須高度重視基層各級黨組織、各部門黨支部的建設工作，夯實黨的執政根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等是農村基層組織的帶頭人，要搞好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的建設，加強道德培訓，改進農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轉變干部的工作作風，樹立親民為民的新形象，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十分必要[⑥]。

2.加強對基層民主選舉的監督

要建設好農村基層組織，人才是關鍵。只有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基層民主選舉，選舉出自身素質過硬，基層群眾認可，能夠以身作則帶領廣大農民群眾發家致富的村民委員會領導成員，新農村建設的藍圖才能夠真正成為現實。近年來，在部分地方的基層組織選舉過程中，一些地方黑惡勢力、宗族勢力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和家族財富，通過賄選、威脅等方式篡奪基層政權，使基層政權成為了其謀取私利的工具，大大損害了當地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對基層民主選舉的監督工作，確保基層選舉不被地方黑惡勢力所掌控，是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3.切實提高基層政權的組織、管理能力

通過思想教育、組織整頓、強化職能等措施，明確基層組織的職責權限，強化基層組織的組織能力、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增強自身號召力，使基層政權組織真正成為保護農民利益，發現基層問題、解決基層問題的戰斗堡壘。

（二）要將“掃黑除惡”斗爭與治理基層腐敗相結合

如前所述，基層腐敗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孳生提供了土壤，要掃黑就必須要鏟除黑惡勢力的生存土壤。實踐證明，農村黑惡勢力常常通過拉幫結派、請客吃飯、行賄送禮等方式拉攏、腐蝕一些抵抗力弱的基層官員，使其甘愿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通風報信，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從群眾的切身感受而言，發生在基層的、身邊的腐敗影響更深遠，對基層政權的權威、威信和形象的損害也更大。正因如此，新時期的“掃黑除惡”工作一再強調“要把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除了要對涉黑涉惡的受賄、瀆職等犯罪依法處罰之外，各級紀檢監察部門也要將黨員干部涉黑涉惡的違紀問題作為執紀重點，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

（三）要依靠群眾，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一是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既要鼓勵、支持人民群眾對發生在身邊的違法犯罪行為，尤其是農村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行為積極的向政府、公安部門提供線索，又要鼓勵、支持人民群眾對發生在身邊的腐敗問題積極向紀檢部門檢舉揭發；

二是要充分調動基層派出所、基層派出法庭、司法所、規劃辦、國土所、村委會、治保會、民間調解組織等多部門、多手段形成掃黑合力，對工作中發現的涉黑涉惡線索、問題及時處理、及時上報，充分發揮群防群治的組織作用，實行齊抓共管、綜合治理，把整治農村治安、打擊農村惡勢力的斗爭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的基礎之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分子。

（四）要加大農村法制宣傳和教育力度

通過加大在農村地區對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力度，促進農村懂法、守法、用法新風尚的形成，提高農村居民自覺運用法律約束自己行為和運用法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能力。同時，通過掃黑除惡斗爭，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依法懲治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和丑惡、腐敗現象，大力弘揚社會正氣，促使良好村風、民風和優良家風的形成，使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失去滋生和蔓延的氣候和土壤。

（五）要處理好“打早打小”與“打準打實”的關系

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對于公安、司法機關提出了“打早打小”和“打準打實”的基本要求，既要求公安、司法機關要充分認識到打擊農村黑惡勢力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巨大作用，及早發現，及早打擊，將黑惡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打早打小”和“除惡務盡”，同時又要求公安、司法機關“要嚴格依法辦案，明確政策界限，依法、準確、有力的懲處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確保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的統一，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參考文獻：

[①]靳高風：《當前中國有組織犯罪的現狀、特點、類型和發展趨勢》，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②]陳銀珠：《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傳統特征與新特征》，載《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11年5月第3期。

[③]吳蕾：《當前黑惡勢力犯罪特點及打防策略》，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9年1月。

[④]屈耀倫、劉慧明：《現階段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成因分析》，載《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年第10期。

[⑤]榮俊德：《農村惡勢力犯罪及其對策研究》，載《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2月第1期。

[⑥]王金忠：《淺析黑惡勢力犯罪的發展特點、打擊難點及打擊對策》，載《公安研究》，2006年第4期。

第二篇：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現狀與防控對策研究

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現狀與防控對策研究

內容提要：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與以往中央政法委在全國部署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提法相比，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打擊的重點和內容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了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重點打擊包括“威脅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領域滲透的黑惡勢力，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的黑惡勢力，在征地、租地、拆遷、工程項目建設以及建設工程、交通運輸、礦產資源、漁業打撈領域的黑惡勢力以及利用家族宗族勢力橫行鄉里、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百姓的村霸”等十類黑惡勢力，同時要求堅決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從上述文件的精神可以看出，與以往“掃黑除惡”工作中公安、司法機關將精力和重心幾乎全部放在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本身不同，在新時代背景下，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黨和政府更加關注通過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工作凈化社會環境，尤其是要為基層、農村地區的人民群眾創建一個平安、健康、和諧、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態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活環境，從而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近年來，農村黑惡勢力犯罪不斷飆升，破壞了農村地區的生活秩序，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威脅到農村基層政權的安全，本文結合筆者在**年辦理的**地區的一起典型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即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的偵辦及審理情況，分析了當前形勢下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成因及危害，并結合“楓橋經驗”及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重點，對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對策進行了深入探討。

關鍵詞：農村黑惡勢力犯罪

綜合治理

防控

楓橋經驗

一、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

當前，黑惡勢力犯罪在農村地區有所抬頭，部分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從其特征來看，既保留了該類犯罪的傳統特征，同時又隨著實踐的發展，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成員以農村流動人口、社會閑散人員和兩勞釋放人員為主，多以親情、友情或同鄉之情作為情感紐帶。

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成員大多文化水平較低，一般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無正當職業，且相當一部分人有違法前科或為兩勞釋放人員。組織成員之間多有一定親戚、同學或老鄉關系，組織領導人員擅長以親情、友情、兄弟義氣等聚攏人心。如在陶氏兄弟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中，十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中除三名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員為中專以上文化外，其余七名成員均為小學或中學文化且均系無業人員，其中有兩人曾因吸毒、故意傷害等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有三人曾因聚眾斗毆等犯罪被判過刑，有一人曾因行政違法被勞動教養。在該組織中，兩名首要分子系親兄弟，而其中一名組織成員是二人的親戚，其他成員中許多都是二人的同學、發小或者老鄉。

（二）利用農村地區監管薄弱的現狀，大肆占用、掠奪農業資源。

目前，農村涉黑涉惡問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動向，黑惡勢力犯罪團伙或組織，為攫取經濟利益，除了實施傳統的“黃賭毒”犯罪外，現在又開始利用政府對農村地區監管薄弱的現狀，將黑手伸向了對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影響最重要，也是最有利可圖的土地、礦產等農業資源。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兩大經濟支柱，一是通過強拆農民房屋、非法占用農民宅基地進行違法建設房地產取得，二是通過非法掠奪、出售“苗窩山”石灰巖礦產資源而獲得。

（三）侵害的行業向經濟領域不斷擴展。

在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的發展過程中，只要該經濟領域有利可圖，而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又監管不力，就容易成為黑惡勢力侵入的對象。當前，除傳統的“黃賭毒”之外，建筑工程、礦產資源、交通運輸、娛樂休閑等行業都成為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爭奪的重點領域[①]。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其涉足的領域還僅僅是建筑工程，之后通過實施一系列的違法犯罪活動而使組織得到一定的原始積累后，就逐步擴展到了房地產、采礦業等領域。

（四）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后，通過開辦公司、企業等，披上合法化外衣進行偽裝。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團伙或組織在經過早期的原始積累，形成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后，逐步開始轉向通過成立公司、企業等形式，披上了合法化外衣進行偽裝。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提高了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攫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和反偵查的能力。犯罪組織的組織管理形式與公司的組織管理形式交織在一起，惡勢力團伙或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同時又是公司的經營者和管理者，其組織成員同時又是公司員工，經營活動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公司成為犯罪組織的“護身符”[②]。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在早期通過實施一系列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爭搶建筑工程，獲得了資本原始積累，待該組織具備了一定經濟實力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在上海注冊成立了“房美置業有限公司”和“物美房地產公司”，用于非法開發房地產等經營活動，該組織的骨干成員也就成了公司的管理人員。

（五）為獲取最大利益，對基層政權的拉攏、腐蝕、滲透加劇。

黑惡勢力為攫取非法利益，大量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為了尋求非法保護而拉攏腐蝕基層政權，或為了占有、侵奪農村各種資源而向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行賄送禮。有了經濟基礎就開始向上層建筑發展，部分地區出現“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現象[③]，此類犯罪已對農村基層政權、基層組織的建設構成了嚴重威脅，對基層人民群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惡劣影響。根據公安機關在陶氏兄弟辦公室中扣押的賬本顯示，該組織為了順利實施非法經營房地產和非法采礦，以攫取巨額利潤，僅2016年一年向當地村書記、村委會主任和會計、鎮規劃部門及交通運輸管理部門人員等所送現金、購物卡、煙酒等禮品就高達四萬余元。

（六）暴力色彩有所下降，利用軟暴力、非暴力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增多。

與過去黑惡勢力犯罪直接以打、砸、搶等明顯的暴力手段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不同，當前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為了逃避公安、司法機關的打擊，在行為手段上也逐漸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該類犯罪已越來越多的選擇采取一些非暴力或者軟暴力的手段，如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以及利用組織勢力和影響對他人形成的心理強制、威懾和恐慌，進行所謂的談判、協商、調解等。當然，暴力或者暴力威脅手段仍然是此類犯罪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或基礎。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攫取非法利益，在非法從事房地產開發和違法拆遷的過程中，雖然也有暴力毆打和威脅手段，但多數情況下就是采取糾集一幫在身上“刺龍畫鳳”的社會閑散人員，長期到被害人家中糾纏、滋擾，進行所謂的談判和協商，最終致使被害人因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迫不得已而同意讓出自己世代居住的房屋。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成因

近些年惡勢力犯罪團伙及黑社會性質組織之所以在農村地區會有漸趨蔓延之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方面的因素

1.農村基層政權的社會控制能力下降，給黑惡勢力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

首先，隨著國家城鎮化速度加快和農村改革的深入發展，人口流動加速，農村地區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不斷降低，過去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基層政權依靠自身對土地及權益的分配權所建立起來的超強社會控制能力不斷弱化，基層政權組織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使得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基層政權組織，其權威也在不斷下降，基層政權組織對農民的失控狀態，大大削弱了其預防、遏制犯罪的功能。

其次，由于農村青壯年群體越來越多的選擇到城市務工，造成許多農村地區出現“空巢”現象，日常留在農村生活的人員多以老弱婦孺為主，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眾與基層政權組織溝通不暢而進一步削弱了基層政權組織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農村地區對抗和遏制黑惡勢力犯罪的能力下降。如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許多村民都是在聽說自己房屋被該組織強行扒掉以后才急忙從外地趕回村中。

最后，受錯誤政績觀的影響，從鄉鎮政府領導到村委會書記、主任均將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忽視了農村治安防范和社會管理制度的建設，甚至有部分地區的鄉村干部無視農民的利益，為達目的而借當地黑惡勢力之手去強迫農民竟成為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客觀上縱容了黑惡勢力的壯大。例如，在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當地鎮政府及村委會有意要建設、打通該村的兩條交叉的主干道，陶氏兄弟聽說后主動向村委會請纓承建，并承諾幫助鎮政府安置原鎮政府家屬院的家屬，并為該村委會建設一個新的辦公樓作為村部，代價就是村委會默許陶氏兄弟利用拆遷后的老鎮政府原址建設小區和門面房用于出售獲利，后陶氏兄弟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為強制拆遷村民的原有房屋，實施了大量的尋釁滋事、故意傷害和故意毀財等違法犯罪行為，同時為獲取更大利益，私自擴大拆遷區域和面積，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和生活秩序，同時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也因此獲得了巨額經濟利益，自身實力得到了進一步壯大。

2.農村基層政權人員的腐敗與瀆職，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溫床。

農村黑惡勢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們用金錢編織出的龐大的關系網和保護傘，腐敗是滋生黑惡勢力的土壤，雖說并不是所有的團伙或組織都有“保護傘”，但幾乎在所有的黑惡勢力背后都能找到腐敗的影子。在過去的反腐和打黑工作中，農村地區的腐敗和瀆職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鄉鎮、村委會的工作人員被黑惡勢力拉攏腐蝕，為一些蠅頭小利，置群眾利益于不顧，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大開方便之門。如前所述，陶氏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自身的發展壯大和攫取利益，每年都會向鎮政府的職能部門和當地村委會的工作人員送錢、送物，而收了錢和物之后的相關公職人員就很難再依法履行自己的監管職責，多數情況下會對黑惡勢力犯罪聽之任之。如陶氏兄弟利用鄉鎮和村莊的土地大搞非法房地產建設，非法占用和強拆村民的房屋和土地，不僅當地鎮政府、村委會對此熟視無睹，相關的土地部門、規劃部門也是視若不見，表面上是去查了，停工通知書也下了，可房子依舊一天一天的蓋了起來。再如，2011年，陶氏兄弟通過當地村書記以每年9萬元的價格承包了城頭村苗窩山上的320畝山地，承包期為50年，用于種植、養殖、生態采摘、垂釣、休閑娛樂及餐飲度假等，2015年該旅游度假村開工建設，在動工過程中陶氏兄弟發現了山上所蘊藏的巨大的石灰巖礦石資源，此后便萌生了“以山養山”，做無本生意的想法，即通過非法開采山上的石灰巖礦石對外出售獲取利益，之后再將部分資金投資在山上建設度假村以便長期營利。隨后，陶氏兄弟又利用與當地鎮政府的關系以鎮政府開發的名義向江蘇省申請了城頭村現代農業示范園項目，使該度假村的建設搖身一變成了省級農業示范園和丘陵山區農業綜合開發項目，陶氏兄弟因此不僅獲得了省級財政對興農基礎設施的240萬元投資，而且得以在省級農業示范園的光環下，規避了當地群眾的監督和一些部門的檢查，堂而皇之的從事非法采礦的行當，同時因為該組織每年都向當地村書記、隊長納貢送禮，因此即便在偶爾遇到了當地林業部門的檢查時，陶氏兄弟也可以在當地村書記、隊長的幫助下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到山上與林業局執法部門對抗，得以蒙混過關。

（二）經濟方面的因素

現階段，攫取非法經濟利益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主要目的和動力。黑惡勢力團伙、組織在經濟上有很強的貪婪性，為了獲取經濟利益，瘋狂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同時惡勢力團伙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為籠絡和吸納新成員，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來維系自身的存在和發展。農村地區，特別是城鄉接壤的農村地帶，與城市相比，有兩大特征容易孳生和吸引黑惡勢力犯罪，一是該地區與城市相比，在政府監管、治安管理等方面要明顯寬松，便于其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如“黃賭毒”及其他經濟犯罪；二是該地區的土地、礦產等農業資源相對要比城市豐富的多，有利可圖，黑惡勢力組織常常會通過賄賂相關監管人員促使其放松監管或者直接以暴力、威脅手段強占、侵吞、壟斷該資源或行業，以謀取巨額經濟利益。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陶氏兄弟組織運輸車隊、挖掘機等，非法開采苗窩山上的石灰巖礦石并出售獲利，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非法開采礦石就達182222.8噸，價值500余萬元。

（三）文化方面的因素

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在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均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趨于功

利化和物欲化，金錢萬能、貪圖享樂的思想充斥人們的內心，各種不良價值觀風起云涌，對傳統價值觀形成了巨大沖擊[④]。即使是在相對偏遠、落后的農村，這種腐朽文化的影響也絲毫沒有減弱，隨著人口流動的加速，農村社會原有的樸實、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正被逐步蠶食，而被商品經濟所固有的唯利值是圖、投機取巧、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所替代，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黑惡勢力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礎，并在客觀上給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滋生和發展提供了內在營養和精神動力。一些法制觀念淡薄、文化水平偏低、無正當職業的社會閑散人員就容易受該種文化的影響而聚集在一起，采取非法的手段來謀取利益，以滿足自己膨脹的個人私欲。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危害性

（一）嚴重破壞農村經濟秩序

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通過實施一系列的以暴力、威脅為基礎的違法犯罪活動，強占農村資源，壟斷或非法控制農、林、牧、副、漁等行業，利用其組織權勢，欺行霸市、強買強賣、強攬工程、非法占地、濫開濫采等，嚴重破壞了農村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擾亂了農村正常的經營秩序，阻礙了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如自2009年開始，陶氏兄弟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尋釁滋事、故意傷害、聚眾斗毆、故意毀壞財物等違法犯罪行為在當地強搶工程、強占土地、壟斷礦產資源，在獲取了巨大的非法利益的同時，也對當地的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

（二）嚴重破壞農業資源和農村生態環境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分子的終極目的就是最大化的攫取經濟利益，因此黑惡勢力犯罪分子一旦占有、掌控或壟斷了某種農業資源，往往就會采取“竭澤而漁”和不顧后果的方式進行瘋狂的開采和利用，從而對當地的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后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陶氏兄弟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掌控苗窩山以后就開始了瘋狂的盜采行為，毀林伐樹，鑿山取石，造成苗窩周圍山區隨時存在崩塌的隱患，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和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經地質部門評估，苗窩山被非法開采的區域，恢復治理費用高達600余萬，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更是不可估量。

（三）嚴重破壞農村居民的生活安寧

橫行鄉里、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百姓，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一大典型特征。2012年之后，陶氏兄弟在當地非法開發“匯金廣場”項目，為了順利施工，該組織雇傭大批社會閑散人員、流氓分子通過暴力、威脅手段強拆村民房屋，致使該鎮村民51戶200余人長達6年沒有居所，村民不得不被迫背井離鄉到外地租房或投奔親戚，嚴重破壞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四）嚴重威脅農村基層政權

農村黑惡勢力對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拉攏、腐蝕、滲透和控制，一方面使農村基層政權腐敗問題加劇，黑惡勢力團伙或組織通過行賄、送禮使基層政權組織人員“為我所用”，成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保護傘”；另一方面，一些農村黑惡勢力已經不滿足于僅停留在經濟領域，開始通過干涉、操縱基層選舉等手段，直接篡奪基層政權，一旦讓這些人成為了當地的村支書、村主任，基層政權也就完成了“黑化”，農村黑惡勢力便如虎添翼，可以打著維護村民利益的幌子，胡作非為，魚肉鄉民，欺壓百姓，彼時我黨在當地農村的施政基礎將不復存在。

(五)嚴重破壞農村基層的黨群、干群關系

農村黑惡勢力通過拉攏、腐蝕基層政權組織人員，向基層政權滲透，部分黨員干部成為了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為謀取利益，不惜與黑惡勢力分子同流合污，置人民群眾利益于不顧，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關系，激化了干群矛盾。這部分基層干部，雖然官職不大，但因為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對黨和政府的形象、威信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2012年，陶氏兄弟在得到當地村委會、鎮政府的默許后，肆意強拆村民房屋，違法開發房地產，對外卻聲稱該房地產工程是國家的“新農村”建設項目，誰拒絕拆遷和反對該房地產項目的建設，誰就是反對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政府做對，此后其非法拆遷行為導致該鎮村民51戶200余人長達6年沒有居所，致使民憤四起，村民多次到鎮、區政府及市信訪中心等部門反映情況和集訪，該問題卻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和有效查處，致使人民群眾對此項目系政府項目而深信不疑，從而將不滿情緒統統發泄在了黨和政府身上。黑惡勢力違法獲取暴利，卻由黨和政府為其買單，這是部分基層政府部門不得不深思的一個嚴重問題。

四、“楓橋經驗”對防控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啟示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便發出了《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規定了要著重打擊基層、農村地區以及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內的黑惡勢力，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因此，在新時代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黨和政府更加關注通過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工作凈化社會環境，尤其是要為基層、農村地區的人民群眾創建平安、健康、和諧、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態環境、經濟環境和生活環境。通知下發后，各地的公安、司法機關再次在全國掀起了打擊黑惡勢力犯罪的高潮，抓捕了一大批在當地影響較大的黑惡勢力犯罪團伙和組織，但如果此次掃黑行動仍然停留在打擊黑惡勢力本身上，那就是對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精神的誤讀，因為此次專項斗爭與以往的“掃黑除惡”相比，雖然僅是一字之差，但在內涵上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絕不再僅僅是強調“打擊”本身，而是更加重視“以防為主”和“打防結合”。在“打擊”方面，比較容易把握和操作，畢竟我們已經有十余年的打黑實踐經驗和豐富的理論做支撐，但“預防”工作看起來卻是一個更加困難的、長期的系統工程。如何才能做好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預防工作呢？或許我們可以在“楓橋經驗”中得到啟示。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從其內涵上看，“楓橋經驗”的有效發揮依賴于兩大基礎，一是強有力的基層政權建設，即基層政權組織強硬有力，黨政領導帶頭作用好；二是依靠群眾，多元化解，綜合治理和源頭預防。而這兩大基礎在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方面同樣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因此，根據前文對當前黑惡勢力犯罪特點及成因的分析，結合“楓橋經驗”及此次“掃黑除惡”工作的重點，筆者認為治理和預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

（一）要加強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政權建設

事實證明，哪個地方的黑惡勢力犯罪問題突出，該地的黨委、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⑤]。基層黨建工作重視不夠，基層政權組織軟弱、渙散，為黑惡勢力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要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就必須加強和鞏固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基層政權組織的建設。

1.以黨建促進基層組織建設

基層黨組織是基層組織建設的核心，是黨的基本方針、路線、政策的傳達者和執行者，要建設堅強有力的基層政權組織，就必須高度重視基層各級黨組織、各部門黨支部的建設工作，夯實黨的執政根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等是農村基層組織的帶頭人，要搞好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的建設，加強道德培訓，改進農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轉變干部的工作作風，樹立親民為民的新形象，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十分必要[⑥]。

2.加強對基層民主選舉的監督

要建設好農村基層組織，人才是關鍵。只有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基層民主選舉，選舉出自身素質過硬，基層群眾認可，能夠以身作則帶領廣大農民群眾發家致富的村民委員會領導成員，新農村建設的藍圖才能夠真正成為現實。近年來，在部分地方的基層組織選舉過程中，一些地方黑惡勢力、宗族勢力憑借自身的強勢地位和家族財富，通過賄選、威脅等方式篡奪基層政權，使基層政權成為了其謀取私利的工具，大大損害了當地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對基層民主選舉的監督工作，確保基層選舉不被地方黑惡勢力所掌控，是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3.切實提高基層政權的組織、管理能力

通過思想教育、組織整頓、強化職能等措施，明確基層組織的職責權限，強化基層組織的組織能力、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增強自身號召力，使基層政權組織真正成為保護農民利益，發現基層問題、解決基層問題的戰斗堡壘。

（二）要將“掃黑除惡”斗爭與治理基層腐敗相結合如前所述，基層腐敗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孳生提供了土壤，要掃黑就必須要鏟除黑惡勢力的生存土壤。實踐證明，農村黑惡勢力常常通過拉幫結派、請客吃飯、行賄送禮等方式拉攏、腐蝕一些抵抗力弱的基層官員，使其甘愿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通風報信，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從群眾的切身感受而言，發生在基層的、身邊的腐敗影響更深遠，對基層政權的權威、威信和形象的損害也更大。正因如此，新時期的“掃黑除惡”工作一再強調“要把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除了要對涉黑涉惡的受賄、瀆職等犯罪依法處罰之外，各級紀檢監察部門也要將黨員干部涉黑涉惡的違紀問題作為執紀重點，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

（三）要依靠群眾，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一是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既要鼓勵、支持人民群眾對發生在身邊的違法犯罪行為，尤其是農村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行為積極的向政府、公安部門提供線索，又要鼓勵、支持人民群眾對發生在身邊的腐敗問題積極向紀檢部門檢舉揭發；二是要充分調動基層派出所、基層派出法庭、司法所、規劃辦、國土所、村委會、治保會、民間調解組織等多部門、多手段形成掃黑合力，對工作中發現的涉黑涉惡線索、問題及時處理、及時上報，充分發揮群防群治的組織作用，實行齊抓共管、綜合治理，把整治農村治安、打擊農村惡勢力的斗爭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的基礎之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分子。

（四）要加大農村法制宣傳和教育力度

通過加大在農村地區對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力度，促進農村懂法、守法、用法新風尚的形成，提高農村居民自覺運用法律約束自己行為和運用法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能力。同時，通過掃黑除惡斗爭，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依法懲治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和丑惡、腐敗現象，大力弘揚社會正氣，促使良好村風、民風和優良家風的形成，使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失去滋生和蔓延的氣候和土壤。

（五）要處理好“打早打小”與“打準打實”的關系

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對于公安、司法機關提出了“打早打小”和“打準打實”的基本要求，既要求公安、司法機關要充分認識到打擊農村黑惡勢力對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巨大作用，及早發現，及早打擊，將黑惡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打早打小”和“除惡務盡”，同時又要求公安、司法機關“要嚴格依法辦案，明確政策界限，依法、準確、有力的懲處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確保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的統一，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第三篇：農村黑惡勢力犯罪防控對策研究

摘要：隨著新農村建設進程步伐的不斷加快，黑惡勢力已經成為影響廣大農村地區和諧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基層權力的退縮，組織的渙散，為黑惡勢力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政治空間；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市場活動的繁榮，日益豐富的物質，帶來了大量可供侵占利益，為黑惡勢力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信仰的缺失，文化的錯亂，及外來不良文化的入侵，為黑惡勢力的發展奠定了腐杇的精神文化；黑惡勢力在“保護傘”下有恃無恐，使其快速發展。加強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防控對策研究是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社會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黑惡勢力 犯罪成因 防控對策

農村的和諧穩定發展受到了黑惡勢力的嚴重威脅，甕安“6·28”事件中，當地廣大人民群眾在黑惡勢力的推波助瀾下加入了打砸搶燒之中，發泄著心中的不滿和對社會的仇恨，短短的時間內整個甕安大亂，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在農村，黑惡勢力的猖獗及其殘暴惡行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更加嚴重。為了保障農村地區的和諧發展，并且讓農民過上安定的日子，系統地研究我國農村黑惡勢力犯罪防控對策有重要的意義。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

黑惡勢力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治安的巨大隱患，是造成民眾心理不安和緊張的主要來源。所謂的黑惡勢力，指以暴力、威脅為手段，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社會經濟生活和人民生活秩序的違法犯罪群體。①穩定農村的發展，推進全局的和諧，防控黑惡勢力犯罪是重中之重，應該得到高度地關注。

甕安事件發生的緣由是一名16歲中學女生溺水死亡和當地警方涉嫌不公正暴力執法從而引起群眾的不滿，這也是事態迅速惡化的導火線。深層次的原因是長期的社會治安差、社會矛盾交織、干群矛盾突出以及黑惡勢力直接插手參與。政府中的貪官、庸官、懶官、不為群眾利益著想，不為群眾辦事，不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近些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使得黑惡勢力從中找尋獲得利益的空間，因此，引起了中央領導高度重視。2009年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意見》就明確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進一步加大對黑惡勢力的打擊力度，尤其是打擊破壞農村經濟發展、把持農村基層政權的黑惡勢力。②通過對甕安事件的分析，概括出了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特點，具體表現為：

（一）主體多為刑滿釋放人員、社會閑散人員等

黑惡勢力的組織成員往往主要以“兩勞”人員為主，其中也有一部分為無業、失業青少年和閑散的農民。在甕安黑惡勢力主要是以幫派組織的形式出現，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了明確的組織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穩定，內部等級分明，并且幫派的構成多數以血緣、地緣為紐帶，帶有家族、宗教色彩。比如，“玉山幫”成員多為甕安玉山鎮人；“冷老二幫”則以冷氏兄弟為首，糾合與之有親緣或朋友關系的人員組成。本次事件，在已經查處的303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中，有前科的91人，占30%，社會閑散人員187人（包括農民94人，無業人員93人），占62%。黑惡勢力為發展擴大籠絡成員將勢力發展到在校的學生，在專案組前期查獲的694名涉黑人員中，25歲以下的235人，占34%，其中在校學生66人，占總數的10%，在組織中處于底層。③

（二）違法犯罪的領域逐漸向政治領域邁進

黑惡勢力分子變換方式手法去掩飾自己的罪行，逃避法律的制裁。組織頭目不再親力親為，直接參與到具體犯罪的實施過程中，他們混入黨內、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業，迷惑群眾，欺騙社會。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經濟利益，向政治領域邁進是形勢所需。他們用金錢美色的等糖衣炮彈利誘、拉攏及靠近當地黨政干部，干警等為其提供庇佑，開辟通暢的道路。在農村地區，組織頭目從幕前退居幕后，給自己穿上了合法的外衣，逐步操控基層政權。

（三）違法犯罪的手段繁多、暴利性突出

黑惡勢力犯罪的直接目的是牟取高額的經濟利益。在農村，廣大地區有著豐富的礦山、煤炭等自然資源，黑惡勢力分子非法開采，霸占資源，侵犯農民的利益。在甕安的玉山鎮有4個硫鐵礦、磷礦山先后被“玉山幫”壟斷并非法開采，短短的時間內非法獲利達百萬元。經濟利益的誘惑促使他們設法進一步地擴大勢力范圍，進行新一輪的暴利獲取，以此循環。農民的利益沒有了保障，生活沒有辦法穩定，甚至是農民無法自主處理自己的事務，黑惡勢力分子用暴力插手糾紛爭端，從中獲取漁利。

二．農村黑惡勢力的犯罪的成因

農村黑惡勢力的形成與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制等多重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經濟利益的驅使和物質欲望的追求，是黑惡勢力發展的根本動力

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必然有利益的追逐。農村改革的深入，生產力的解放，農民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新的市場經濟觀念沖擊著農村舊有封閉的思想和傳統的生活觀念。農民們渴望過上豐富多彩富裕的新生活，他們對財富的追求欲望越來越強烈。目前，我國每年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走進城市，但是卻沒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安置。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資源配置不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了，作為社會底層的人民難免會心理不平衡。作為農民，想要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渴望過上好的日子，但是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質不高，沒有特有的技術，造成了更多人整天游手好閑，他們沒有辦法用合法的途徑來改變這樣的一個境地，于是他們會借助非法的手段來聚斂財富，逐漸地為滿足他們畸形的心里而走向了犯罪之路。

（二）基層政權組織渙散，政治的腐敗，是黑惡勢力發展的有利空間

農村經濟發展，管理體制創新，基層政權的組織逐步向服務型邁進。農民不會像過往一樣去依賴基層政權組織，使其權威下降，給黑惡勢力提供了生存的有利空間。經濟建設成為了黨政領導的第一要務，導致基層組織弱化，自治能力差。農村治安防范和社會管理薄弱。經濟的發展推動了鄉鎮建設的調整，政府和群眾之間聯系沒有那么甚密，橋梁變少了，信息流通受到阻礙，農民意見反饋不能及時地傳達到政府。保護傘的庇佑，政治的腐敗，使黑惡勢力更加跋扈囂張，更加無法無天，漠視法律的存在。鄉村干部借黑惡勢力之手去強迫農民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農民的利益受到極大的侵害，鄉鎮的政府官員視農民利益不顧，縱容黑惡勢力的壯大，也給他們的發展提供了一條通暢的道路。腐敗導致了黑惡勢力日益嚴重，同時也使得黑惡勢力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層次，蔓延至更多領域。

（三）幫派和宗教文化的泛起，是黑惡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為廣大農村注入了新鮮的空氣，同時也讓不良文化有了侵入的機會。農民群眾的文化素質普遍較低，法律觀念較為淡薄，思想政治覺悟也不高，無法辨別改革之風吹來的是精華還是糟粕；不能有效清楚地認識黑惡勢力犯罪，無意識的給幫派、宗教勢力帶來了有利空間，迎合了幫派頭目，宗教勢力和村霸等的犯罪心理，逐步就形成了以幫派或是宗教關系為紐帶的黑惡勢力。當村民們遇到無法解決的糾紛，只能尋求黑惡勢力的幫助。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青少年對學習失去了興趣，加入黑惡勢力中，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甕安事件中，涉黑違法的235名青少年中最小的只有11歲。黑色之風越吹越大，影響也越來越深，在當地，學生不愿進去學校去接受教育，認為讀書是見苦差事，還得交學費，他們寧可加入黑社會，擁有所謂的錢和地位。改革之風吹進的不良文化逐步侵蝕廣大群眾的思想，黑惡勢力的滋生與發展有了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防控對策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的穩健發展。加大打擊力度，堅決遏制黑惡勢力的入侵，防控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維護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是十分必要的。

（一）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提高防控黑惡勢力犯罪的能力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要求 “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完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鄉村治理機制。”④建設農村基層組織，不僅能夠為農村的發展注入新新的力量，也能提高自身的組織管理能力。農民自己的事務能夠依托基層黨組織的公開、合理和民主解決。農民利益得到保護，農民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監督權。人才是建設的關鍵，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的帶頭人，應該加強道德培訓，改進農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轉變干部的工作作風，樹立親民為民的新形象，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是十分必要。⑤按照“若干意見”要求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正氣凜然，黑惡勢力沒有了政治生存空間。

（二）強化法律信仰，樹立公平正義的社會風氣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⑥為“黑社會文化”敲響了喪鐘。積極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強化教育的引導作用，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封建腐朽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能夠有效地抵制腐杇沒落的封建文化，幫派文化，宗教文化等不良文化的入侵。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通過基層文化隊伍在農村的傳播，能夠快速地提高村民對黑社會文化入侵的抵抗力。立足發展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激發文化創作生產活力，提高文化產品質量，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更多更好的優秀文藝作品占領了農村，弘揚先進的中華文化，引導農民樹立正確的法律信仰，堅決維護憲法與法律的權威性與正義性。有了良好的村風，農村黑惡勢力失去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打擊“保護傘”，切斷黑惡勢力犯罪發展的道路

黑惡勢力利用錢色賄賂腐蝕政府官員，尋求庇佑，開拓道路。在堅強的后盾下，黑惡勢力的道路越來越廣，因此，積極發揮各級監督，讓廣大的群眾參與參與進到事務的管理中來。2010年12月在突尼斯的一些城鎮發生了**，阿拉伯一些國家的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專制政體，西方媒體稱之為“和平抵抗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⑦“阿拉伯之春”體現了現代通信技術——電腦網絡的巨大力量。電腦網絡通信技術已經改變了人們接觸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現在在廣大農村地區，有廣泛的手機使用者，當今中國有五億網民，而且每天都還在增加；手機用戶超過8億5千萬，未來幾年，可能超過10億，每天有五億條短信在流傳。“孫志剛事件”、“韓局長的日記”、“微笑局長”等由網絡引發大家關注的事件，最終得到相為正義的解決，也證明了電腦網絡在現實社會的強大力量。“打黑反腐”，如果能引導和利用好電腦與手機網絡這強有力的舉報監督機制，黨和國家對黑惡勢力和腐敗官員的斗爭就走上了群眾斗爭路線。歷的史經驗證明，走群眾斗爭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戰無不勝的法寶，也定是黨和國家與黑惡勢力犯罪及腐敗斗爭的殺手锏。清除黑惡勢力的保護傘，讓它失去依托；削弱黑惡勢力的犯罪實力，減輕黑惡勢力犯罪的對社會的危害；切斷黑惡勢力發展前進的道路。

（四）加深法治宣傳，做好法制教育指引工作

提高廣大群體法治素質必須深入持久地在每個領域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在農村地區，大量的留守兒童不能得到家長的有效監護，容易誤入歧途。學校有著重要的責任，在知識教育中加強素質訓練。開展未成年犯罪的信息教育，指導青少年維權的合法途徑，最終有效地打擊黑惡勢力滋生發展的基礎。同司法機關、公安機關等的積極配合，做好刑滿釋放人員的幫教工作。刑滿釋放人員在積極的幫助下過上新的生活，這樣也減少了犯罪的再發生，喪失糾集形成黑惡勢力的機會，讓黑惡勢力的發展失去了根基。

結語

加大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是農村建設的當務之急，是農民利益得到合法有效保障的重要之舉。因此，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黑惡勢力犯罪的防控策略之路，是遏制黑惡勢力犯罪發生最有效途徑。⑧提高防控黑惡勢力犯罪的能力務必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樹立公平正義的社會風氣務必加強基層文化人才隊伍；遏制黑惡勢力的入侵務必打擊保護傘；長期防控黑惡勢力的發展務必深化法制宣傳和完善證人保護制度。總之，建立長期有效的黑惡勢力犯罪防控體系是促進農村和諧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有重要的意義。（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2］崔亞東：《從貴州甕安“6.28”事件看掃黑除惡斗爭——關于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三》，《公安研究》2010年第5期。

［3］汪力：《有組織犯罪專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王金忠：《淺析黑惡勢力犯罪的發展特點打擊難點及打擊對策》，《公安研究》2006年第4期。

［8］莫洪憲、王明星：《中國大陸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特點及其刑事對策》，《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

第四篇：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現狀與對策研究

摘要：農村的義務教育好壞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長治久安。本文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對農村中小學義務教育存在的問題和解決途徑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農村義務教育教育經費教育質量教育改革

作為具有9億人口的農村，基礎教育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未來，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以往的義務教育都不是真正完全免費的全民義務

教育。蘇州市和北京市都宣布：從開始，將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全免費義務教育。這似乎昭示著，全國在“十一五”期間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已經拉開序幕，農村的義務教育即將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正確認識和研究農村義務教育政策落實的現狀和問題，探索農村未來教育的發展前景，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項重要和緊迫的任務。

一、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和問題

自1986年國家義務教育法出臺以來，農村教育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嚴峻。，中央黨校組織的“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調查課題組”先后奔赴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調查。發現我國農村地區中小學生的輟學率出現了較大反彈，并不是統計所說的小學和中學入學率分別達到了98.6％和90％，輟學率遠遠高于普九所規定的3％，在很多地方達到了6％以上，一些農村學校不惜采取造假的辦法來完成“普九”任務，目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

（一）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農村義務教育環境與城市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

由于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農村財政緊張，各種經費特別是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農村學校的持續發展難以實現。農村學校的環境相當艱難。從硬件來看，農村學校教學和辦公環境、教學儀器、試驗設備、圖書資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別，有些學校根本就沒有看見過電腦，也沒有圖書室，有也只是聊勝于無。有些學校危改資金缺乏，潛在的安全危險仍然沒有消除。以前分級辦學，以村為單位負責，區縣為輔；改革后農村以區縣為主，上面的資金不能到位，農村的危房改造出現真空。比如說武漢市新洲區11所學校有危房,撤掉了8所,按照規定，應該把撤了的還建，8所學校危房全部還建至少需要30萬元，而上面的(來源：好范文 http://www.tmdps.cn/）經費只有15萬，實際上落實到位的只有3萬，基本上都沒有還建。目前在農村，一方面由于生源減少，主要來自于計劃生育和外出打工，學校進行合并，有些學校沒有學生，成了空的；另一方面，村里面因為普九的債務，又把學校固定資產作為償還債務的重要資本，學校合并并未形成資源整合，達到改善學校環境的目的。很多學校的校舍年久失修，房屋漏水，衛生條件狀況很差，現代化教育環境離他們還很遙遠。在此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農村孩子，在文化素質、綜合素質和心態等方面都嚴重滯后于城市，客觀上造成城鄉教育的不平等，加深城鄉之間的隔閡，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社會安定。

（二）師資力量薄弱，教師待遇差，教育質量無法得到保障

由于農村老師的工資普遍比較低，因此一般大學畢業生都不愿意到農村去教書，所以農村中小學的教師整體素質比較低，但是同時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嚴重制約著師資力量的調整。比如武漢新洲區的三店街，教師不是超編，而是缺編，50歲以上的老師比重偏大，因為學校工資低，優秀的老師和畢業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說來，農村高級教師每個月工資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師只有600多元，民辦的代課老師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辦老師只有300多元，這樣還不如出去打工。盡管如此，很多想要進來的畢業生還進不來。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師大量流失，盡量往城里調，另一方面，學校寧愿增加代課教師，因為一名公辦教師的工資相當于五六名代課教師的報酬。在農村很多學校，沒有體音美教師，老師往往是全才全職，什么課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學質量，很多學生到了小學六年級還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級的學生，連自己的姓名都拼寫不出來。

（三）用于義務教育的財政經費吃緊，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目前農村的義務教育的教育經費嚴重入不敷出。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目前大致徘徊在gdp的2.5%—2.7%之間，而教育法則規定政府應努力使教育投入達到gdp的4%，教育經費的投入增加遠遠跟不上農村教育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對此漠然，對應負義務舉重若輕，則民間設置再多的這個工程那個工程，都近乎杯水車薪。

第二輪農村稅費改革徹底取消了農業稅，也給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體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稅費改革前，農村教師的工資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鄉級財政撥款、農村教育費附加、從學生

第五篇：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與對策研究

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與對策研究

摘 要：農村的義務教育好壞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長治久安。本文在切身感受的基礎上對農村中小學義務教育存在的問題和解決途徑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農村義務教育 教育經費 教育質量 教育改革

作為具有9億人口的農村，基礎教育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未來，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以往的義務教育都不是真正完全免費的全民義務教育。2005年蘇州市和北京市都宣布：從2006年開始，將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全免費義務教育。這似乎昭示著，全國在“十一五”期間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已經拉開序幕，農村的義務教育即將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正確認識和研究農村義務教育政策落實的現狀和問題，探索農村未來教育的發展前景，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項重要和緊迫的任務。

一、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和問題

自1986年國家義務教育法出臺以來，農村教育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嚴峻。2004年，中央黨校組織的“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調查課題組”先后奔赴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調查。發現我國農村地區中小學生的輟學率出現了較大反彈，并不是2002年統計所說的小學和中學入學率分別達到了98.6％和90％，輟學率遠遠高于普九所規定的3％，在很多地方達到了6％以上，一些農村學校不惜采取造假的辦法來完成“普九”任務，目前農村義務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

（一）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落后，農村義務教育環境與城市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

由于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農村財政緊張，各種經費特別是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農村學校的持續發展難以實現。農村學校的環境相當艱難。從硬件來看，農村學校教學和辦公環境、教學儀器、試驗設備、圖書資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別，有些學校根本就沒有看見過電腦，也沒有圖書室，有也只是聊勝于無。有些學校危改資金缺乏，潛在的安全危險仍然沒有消除。以前分級辦學，以村為單位負責，區縣為輔；改革后農村以區縣為主，上面的資金不能到位，農村的危房改造出現真空。比如說武漢市新洲區2004年11所學校有危房,撤掉了8所,按照規定，應該把撤了的還建，8所學校危房全部還建至少需要30萬元，而上面的經費只有15萬，實際上落實到位的只有3萬，基本上都沒有還建。目前在農村，一方面由于生源減少，主要來自于計劃生育和外出打工，學校進行合并，有些學校沒有學生，成了空的；另一方面，村里面因為普九的債務，又把學校固定資產作為償還債務的重要資本，學校合并并未形成資源整合，達到改善學校環境的目的。很多學校的校舍年久失修，房屋漏水，衛生條件狀況很差，現代化教育環境離他們還很遙遠。在此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農村孩子，在文化素質、綜合素質和心態等方面都嚴重滯后于城

市，客觀上造成城鄉教育的不平等，加深城鄉之間的隔閡，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社會安定。

（二）師資力量薄弱，教師待遇差，教育質量無法得到保障由于農村老師的工資普遍比較低，因此一般大學畢業生都不愿意到農村去教書，所以農村中小學的教師整體素質比較低，但是同時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嚴重制約著師資力量的調整。比如武漢新洲區的三店街，教師不是超編，而是缺編，50歲以上的老師比重偏大，因為學校工資低，優秀的老師和畢業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說來，農村高級教師每個月工資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師只有600多元，民辦的代課老師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辦老師只有300多元，這樣還不如出去打工。盡管如此，很多想要進來的畢業生還進不來。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師大量流失，盡量往城里調，另一方面，學校寧愿增加代課教師，因為一名公辦教師的工資相當于五六名代課教師的報酬。在農村很多學校，沒有體音美教師，老師往往是全才全職，什么課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學質量，很多學生到了小學六年級還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級的學生，連自己的姓名都拼寫不出來。

（三）用于義務教育的財政經費吃緊，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目前農村的義務教育的教育經費嚴重入不敷出。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目前大致徘徊在GDP的2.5%—2.7%之間，而教育法則規定政府應努力使教育投入達到GDP的4%，教育經費的投入增加遠遠跟不上農村教育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

對此漠然，對應負義務舉重若輕，則民間設置再多的這個工程那個工程，都近乎杯水車薪。

2005年第二輪農村稅費改革徹底取消了農業稅，也給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體制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稅費改革前，農村教師的工資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鄉級財政撥款、農村教育費附加、從學生中收取的教育集資和中央專移支付；稅費改革后，教育集資和教育附加被取消了，鄉級政府和農村不再直接承擔義務教育的財政責任，其經費基木上全落在縣級政府身上，而大多數縣財政較為緊張，基本上為吃飯財政。這使部分財力落弱的縣不堪重負，于是出現了教師工資難以兌現、教育負債償還無期、學校正常運轉困難等問題。在缺乏國家財政撥款大力支持的前提下，農村教育部門由于財政困難，不得不把增收超過學費的雜費變成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盡管農村中小學校教師的工資發放已基本有了保障，但是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和修繕投資經費不能得到落實，學校公用經費運轉困難重重;有部分學校欠債問題久拖不決，利上加利，學校已不堪重負。比如武漢市新洲區的58所小學，1998年因此拖欠教師工資68.5萬元，1999年拖欠工資29萬（一次性獎勵工資），2000年是15萬，2002年是106.5萬，2003年是58.5萬（包括一次性獎勵工資、班主任津貼、教師藥費、“三伏津貼”），共計287.5萬元。為了學校的發展和老師的福利，學校就想辦法變相從學生那里收取各種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