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安市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結構關系研究論文

[摘要]以西安市為研究對象，分析其1998～2008年的產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的動態變化，并利用結構變化率、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線性回歸模型等方法來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指出，在充分考慮二者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加快土地利用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的優化。

[關鍵詞]產業結構;土地利用結構;格蘭杰檢驗;西安市

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各產業部門的構成及相互之間的聯系、比例關系不盡相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小也不同[1]。而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則是指各種城市土地利用類型在總土地面積中所占的比例。城市的產業結構是決定城市經濟功能和城市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城市產業結構的相互轉換首先通過相應的城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得到反映。因此，在對城市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重新配置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城市產業結構和城市土地結構的相關性，使得合理的城市土地利用結構與城市產業結構的不同發展階段相適應[2-5]。

1產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演變分析

1.1產業結構演變分析

產業結構揭示了各個生產要素在產業部門之間的分配情況以及他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產業結構可以分為靜態結構和動態結構。靜態產業結構是指在一定時點上各產業資源配置、轉化和產出構成[6]。通過對2008年西安市產業結構與國內發達地區產業結構的比較，發現西安市第三產業比重遠遠落后于這些地區。

而動態的產業結構則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產業結構各組成部分之間的轉換，根據產業結構演變理論[7]，產業結構演變是從一、二、三產業到二、三、一產業，然后再發展到三、二、一產業的產業結構演變過程。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本文主要關注的二、三產業的演變過程。據此本文分析了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產業的演變過程，見圖1。

圖1 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產業產值比重變化從1998年到2008年，西安市的GDP總量從526億增長到2190億元，總量增長了1664億元。在此其間，西安市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加快，通過對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產業所占GDP比重變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的產業結構變化呈現出第二產業比重逐步上升，第三產業比重波動上升的趨勢。

1.2土地利用結構演變分析

為了能夠客觀的反應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動態變化情況，本文收集了1998～2008年間西安市城市9種類型土地的變化情況。從1998年到2008年間，西安市9大城市土地利用類型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情況，有的土地利用類型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有的出現了增長的情況，有的則出現了下降的情況。出現增長的土地利用類型主要包括:公共設施用地從1998年的17.36%增長到2008年的20.22%，道路廣場用地從1998年的2.6%增加到2008年的15.72%，市政公用設施用地從1998年的1.6%增長到2008年的2.53%，綠地面積由1998年的1.78%增加到2008年的6.12%，特殊用地面積由1998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1.91%;城市土地利用比例降低的主要包括:居住用地面積由1998年的42.15%下降到2008年的33.07%，工業用地面積由1998年的21.53%下降到2008年的17.39%，倉儲用地面積由1998年的5.17%下降到2008年的0.96%，對外交通用地面積由1998年的6.17%下降到2008年的2.09%。造成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近年來西安市居住用地的容積率不斷提高，城市土地利用強度的不斷增大，從而間接的增加了居住面積，所以居住用地面積在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中的比例不斷下降;

(2)西安市遵循產業結構演化的規律以及城市土地優化配置理論的要求，將工業產業從城市的中心區域遷移到郊區，為商業、服務業等對區位條件要求較高的第三產業騰出發展空間，所以工業用地面積和倉儲用地面積等在土地利用結構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

(3)由于近年來城市發展的需要，西安市加強了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并對城市環境進行了改善，所以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廣場用地、市政公用設施用地以及綠地等在土地利用結構中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產業結構相關分析

2.1土地利用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結構變化率分析

結構變化率是衡量結構變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Di=騨i=1|Gt-G0|式中:Di為結構變化率，G0為基期結構，Gt為t期結構，n指的是幾種類型，首先根據此公式計算歷年西安市產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程度，然后用偏差系數對兩者結構的差異進行分析。

1998～2008年西安市產業結構變化率的計算結果表明(表1)，從總體上來說，西安市產業結構變化率呈現上升的趨勢，但是變化的幅度不斷縮小，說明西安市的產業結構變化不斷趨于穩定。

1998～2008年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率的計算結構表明(表1)，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率從整體上來說呈現上升趨勢，增減的幅度趨于減少。歷年的變化以2004年為界，之前呈現上升趨勢，之后則呈現下降趨勢。

產業結構與用地結構的偏差系數是指產業結構變化率與用地結構變化率之差的絕對值，偏差系數越大，說明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結構的差距越大，反之亦然。從表3可以看出，偏差系數從1998年的1.83%增加到2008年的4.68%，說明西安市城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的速度較快，產業結構變化較土地利用結構變化較慢，產業結構變化具有滯后的性質。

2.2產業結構與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因果關系檢驗

通過協整檢驗發現，雖然西安市的產業結構變化和土地利用結構變化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關系，但是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卻并不明確。為此，本文采用Eviews軟件對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鑒于觀測值較少，因此本文取顯著水平α=0.2，檢驗結果見表2。

計算結果表明，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快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是引起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因此在對西安市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時，可以通過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使得土地資源可以得到優化配置，從而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3土地利用結構和產業產值的關系分析

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可以綜合反映某區域在一定時段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動態變化及其轉換程度，因此，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就可以用來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指標值。本文通過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與二、三產業產值之間的分析來討論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與產業產值之間的關系。

3.1基于信息熵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分析

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計算公式如下:H=-9i=1PilnPi式中:H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Pi表示第i種土地占城市建設用地免得百分比，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將城市土地分為居住、工業、交通、道路廣場、公共設施、市政、綠地和其他用地等9類。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可以反映土地利用的有序程度，信息熵越大表示土地利用的有序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計算結果見表3。

3.2城市土地利用結構與產業產值的關系分析

對1998-2008年西安市第二、三產業的產值與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進行線性回歸，可以得到以下方程:H=1.567 175-0.002 116c2+0.002 121C3式中:H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C2和C3分別表示西安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常數項和變量都通過了t檢驗，從方程的整體顯著性來看，R2=0.856978，F=23.96771。

因此方程符合統計意義的檢驗，這表明第一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有著顯著的影響。從上述的方程可以看出，第二產業產值與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呈負相關，而第三產業產值同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呈正相關，并且從回歸的系數來看，第三產業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要大于第二產業。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三產業用地的增加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所以說，二、三產業占地比重的高低是造成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空間分異的主要因素。

4結論與建議

(1)通過對西安市產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分析可以得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西安市目前的土地利用結構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須加大對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力度，而從縱向的角度來看，西安市9大城市土地類型存在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變化。

(2)以1998年為基期，采用結構變化率分析了西安市產業結構和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結構變化率，發現西安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率快于產業結構變化率，產業結構變化率具有滯后的性質，并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同產業結構的因果關系，發現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是造成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

(3)運用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值和二、三產業之間的產值分析了土地利用結構和產業產值之間的關系，發現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產值變化分別與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熵值變化呈負、正的相關關系，并且第三產業產值的變化對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熵值變化的作用程度要大于第二產業的產值。

參考文獻

[1]張穎，王群，王萬茂.中國產業結構與用地結構相互關系的實證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07，21(2):4-11.[2]中國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轉型.[3]黃賢金，彭補拙，張建新.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土地可持續利用關系研究[J].經濟地理，2002，2(4):425-429.[4]劉平輝，郝晉珉.土地資源利用與產業發展演化的關系研究[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30(1):95-98.[5金融危機對北京市產業結構的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對北京市產業結構的影響.[6]林峰.可持續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7]“十一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狀況.

第二篇：六盤水市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研究

六盤水市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研究

鄔瑞凡

〔內容摘要〕以六盤水第一次經濟普查資料為依據，就重新核算和修訂后的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數據和貴州及部分地區進行比較，深入分析影響六盤水經濟發展的產業優勢和劣勢，提出加快六盤水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促進六盤水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建議。

〔關 鍵 詞〕六盤水市 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 研究

〔作者介紹〕六盤水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六盤水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取得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我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全市生產總值由2000年的81.5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207.93億元，年均增長13.7%，比“九五”期間平均增幅高出5.2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在全省的比重逐步上升，在全省的位次由“九五”時期的第六位上升到“十五”初期的第五位，并繼續上升到現在的第四位，僅次于貴陽市、遵義市和畢節地區。2005年人均生產總值達6891元，比全省高出1934元，僅次于貴陽市，居全省第二位。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一、二、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6.6：53.9：29.5轉變為2005年的9：56.3：34.7，第一產業比重逐漸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逐漸上升，“二三一”格局逐漸鞏固，第二產業龍頭支柱地位日益凸現。財政總收入達27.4億元，年均增長27.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8032元，年均增長8.7%，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863元，年均增長5.5%。科教、文化、衛生、體育和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取得明顯成效。

二、六盤水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第一次經濟普查結果，通過將核定后的2004年和2005年六盤水GDP總量和產業結構數據與貴州及部分地區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經濟總量發展速度較快，絕對數仍然偏小

經濟總量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代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2004年和2005年，六盤水GDP總量分別為165.3 億元和207.93 億元，占貴州GDP總量的9.8 %和10.7%，在九個地州市中還未達到1/9的水平。

從上表可以看出，2005年我市經濟總量是貴州增長最快的地區，但絕對數與貴陽市、遵義市相比，差距仍然較大。2005年貴陽市GDP總量已達 525.62 億元，成為貴州GDP總量過500億元的地區，經濟總量為六盤水市的2.5倍，遵義市GDP總量402.32億元,約為六盤水GDP總量的2倍。人均GDP僅為貴陽市的46%,還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二）產業結構調整雖然取得明顯成效，但仍然不盡合理

1、產業結構之間

根據各產業增加值占GDP總量的比重可以計算出，2005年六盤水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 9:56.3:34.7，呈現出“二三一”結構，和2000年相比，第一產業比重下降7.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重上升 2.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上升5.2個百分點。

從上表可以看出，2005年六盤水三次產業結構和貴州平均水平相比，第一產業的比重低9.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比重高13.9 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比重低4.4個百分點。和貴州其它地區相比，第一產業的比重除貴陽市外全省最低，第二產業的比重全省最高，雖然與我市作為新型的重化工基地相符,但與我市80%的人口在農村極不協調。也導致我市是全省乃至全國城鄉差距最大、二元結構最為突出的地區之一。

2、各產業內部之間

近年來，六盤水產業內部結構經過不斷調整，總體上趨于優化，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一是從第一產業內部結構來看，農業比重偏高。2004年六盤水農、林、牧、漁業產值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64.4%、3.3 %、29.7%和2.6%，和貴州平均水平相比，農業產值的比重高出4個百分點。二是從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來看，工業比重偏高。2005年六盤水工業增加值占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為90%，比貴州平均水平高5個百分點。工業內部，采礦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了50%，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未根本轉變。三是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來看，交通運輸郵電倉儲業、批零貿易餐飲業、金融保險業等傳統行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了62%，比貴州平均水平高出12個百分點。因而其他新興產業如房地產、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商業服務等發展后勁明顯不足。

（三）經濟運行質量不高，影響發展后勁

經濟運行質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運行是否具有活力并能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重要標志，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六盤水經濟運行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財政實力偏弱，增長缺乏強力支撐。一般來說，財政收入是經濟運行質量的集中體現。從財政收入總量看，2004年六盤水地方一般預算財政收入為9.7億元，財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居第4位，僅為貴陽市的23.8%、遵義市的53.7%。從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2004年六盤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5.87%，2005年上升到6.36%，低于貴州平均水平2.93個百分點，低于貴陽、安順、黔西南、畢節等地。

2、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收入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群眾能否真正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標準。2004六盤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177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672元，城鄉收入比為4.29:1,到2005年六盤水城鄉收入比又上升到了4.31:1,城鄉差距遠遠超過了經濟比較發達的貴陽市和遵義市。如果把城市隱性收入和享受的醫療、社保等計算在內，差距更大。

（四）從業人員結構不盡合理

根據經濟普查資料，2004年末，六盤水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為39.35萬人。其中，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為20.08萬人，占51.03%；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為19.27萬人，占48.97%。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明顯偏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43個百分點。在單位就業人員中，采礦業占39.%，高于全省29.5個百分點，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新興行業如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計算機服務、科研等從業人員比重與全省相比有明顯差距。另外，從就業人員的學歷看，初中及以下學歷的人員占53.22%，高于全省12.6個百分點，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員比重明顯偏低。

（五）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緩慢

根據經濟普查資料，2004年六盤水市第二、三產業企業實收資本192.28億元，其中國有和集體資本127.7億元，占66.2%；個人、外商及港澳臺商資本64.91億元，占33.8%，僅占貴州的5.35%。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國有和集體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明顯滯后。

三、六盤水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和目標

促進經濟又快又好發展，必須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為主線。特別是對于經濟總量小、產業結構水平還不高的六盤水而言，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來促進經濟總量的擴大尤顯重要。根據六盤水實際，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六盤水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和目標是：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做大做強優勢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調整優化三次產業結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格局。

（一）加快工業結構調整，整體提升工業競爭力

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方向，以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依托資源優勢和現有產業基礎，大力發展優勢特色產業，積極運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初步把我市建設成為貴州西部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1、做大做強支柱產業。堅持走規模化、集約化和集團化發展的路子，支持境內外有實力的大中型企業參與煤炭資源開發，使煤炭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開發利用，在整合現有煤礦的同時，重點抓好大型骨干礦井建設，大力發展煤焦化、液化、氣化，力爭使煤化工產業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取得突破性進展。

2、支持冶金建材產業加快發展。支持水城鋼鐵（集團公司）實施“集團化、精品化、清潔化、高效化”發展戰略，整合資源，節能 降耗，調整產品結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盡快建成百億元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推進水泥行業兼并重組、技術改造、積極發展特種水泥，引進新技術，以煤矸石、粉煤灰、鋼渣為主要原料，積極開發新型建筑材料。

3、積極發展裝備制造業和輕工業。圍繞煤炭、煤化工等主要產業，支持六盤水煤機廠等企業搞好技術改造，加快結構調整，積極發展礦山機械、機電產品及其他配套產業，提高產業關聯度。結合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在扶持啤酒、食品、制藥等現有輕工業的同時，力爭在畜產品、生姜、馬鈴薯等農產品加工上取得大的進展。加快發展以電子信息、生物技術與新醫藥、新材料等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多元化發展。

4、整體提升工業競爭力。實施一批重大工業項目，推進工業園區建設，促進產業集群發展。要以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產業鏈的組織方式、開發區的管理模式、市場經濟的運作方法，興辦一批各具特色的工業園區，著力辦好紅山、石橋工業園區。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經營管理創新，培育扶持一批“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升工業經濟的總體競爭力。

（二）調整農業經濟結構，努力解決“三農”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應多管齊下，從多方面入手。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突破性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步伐。

1、加快現代農業建設。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穩定糧食產量，推進結構調整。大力實施馬鈴薯、果茶、蔬菜、畜禽、中藥材、水產和林特等優質產業工程。

2、強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以龍頭企業為依托，大力發展農產品深加工，特別要大力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特色農產品加工業，培育優質產品品牌，為農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撐。注重加強龍頭企業和產業板塊基地建設，使更多的農戶進入農業產業化體系。

3、大力推進“科技興農”。建立和完善職業技術培訓體系，根據產業發展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農民的培訓，使廣大農民掌握一門以上農業適用技術或非農技能。培養一批農村致富帶頭人。實施“富民工程”，組織一批重大農業科研專項，推廣一批增產增效的實用技術。加強農業公益性服務體系建設，在良種繁育、農技推廣、質量安全、動植物防疫和保護、信息服務、資源與生態保護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4、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機制，積極采取綜合措施，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堅決防止農民負擔反彈。廣辟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的非農業收入比重；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和城鎮特色產業；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搞好組織指導和服務；大力發展勞務經濟，建立勞務輸出基地，努力縮小城鄉差距。

（三）加快發展和提升服務業，著力提高服務水平

在三次產業中，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和比重水平提高，是產業結構優化、經濟發展高級化和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目前，六盤水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為34.7%，與貴州39.1%的水平還有差距，與貴陽市、黔東南州等地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六盤水區位、交通、大企業相對集中等優勢，以建設現代物流中心區為重點，加快發展和提升服務業，著力提高對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的服務水平。

1、突破性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金融保險業和信息業。物流業要圍繞建成現代物流中心區，加快建設物流基礎設施和公共信息平臺，盡快形成以市區為中心，平寨、紅果為支點的現代物流網絡體系。大力培育物流企業集團，優先支持第三方物流發展，積極吸引國內外知名物流企業落戶六盤水。金融業要加快開放步伐，積極參與競爭與合作，加快聚集各類金融機構。推進制度創新和產品創新，大力發展銀行綜合經營業務，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和信用擔保體系，積極為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提供信貸服務。構建多功能、開放式、廣輻射、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務和監管體系。加快發展保險業，提高全市保險的廣度和深度。信息業要提高社會化、產業化水平，大力發展寬帶接入，建成全市有線廣播電視運行新體系。加快發展電信增值業務，拓展以移動通信和互聯網業務為重點的電信新業務，推進郵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綜合業務體系建設。積極推進電子政務信息工程，加速配套建設，實現市、縣政府和部門網絡互通，提高政務公開和政務服務水平。

2、大力培育需求潛力大的服務業。積極扶持旅游業、房地產業、中介服務業、社區服務業做大做強。充分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著力打造“涼都”品牌，支持對全市旅游發展有重大帶動作用的旅游企業集團壯大規模。積極引導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重點發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要保持適度的房地產業投資規模，提高整體發展水平，規范市場行為，形成配套服務體系，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的需求；中介服務業要加強職業規范管理，大力提升會計、律師、審計、咨詢、專利、產權交易、技術服務等行業的服務水平；社區服務業要堅持政府扶持、市場運作的原則，完善社區服務設施，拓展服務領域。加快發展物業管理、家庭教育、社區商貿和家政服務等行業，形成廣覆蓋、多層次、社會化的社區服務體系。

3、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運用現代服務技術和經營方式，全面改造提升商貿、餐飲等行業，加快流通業態創新。積極推進城市商貿業發展，加快向農村延伸，形成以連鎖經營和物流配送為重點的新型商貿流通業。打造各具特色的商貿集聚區，培育一批在貴州有影響的大型商貿零售企業。在商品生產地和集散地扶持發展一批交易量大、管理水平較高的大型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為六盤水商品進入國內外市場提供快速通道和交易平臺。

四、加快六盤水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應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施。但與此同時，政府的作用更不能忽視，政府應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相關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特別是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完善財政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科教人才政策、組織實施重大工程等政策措施，為加快推進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目前，一些企業特別是部分國有企業安于現狀，缺乏開拓進取和敢于冒險的精神，在自主創新、產品開發、結構調整方面顯得不積極、不主動，調整與發展的動力不強。這種狀況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堅決扭轉。要加大企業改革力度，大型國有企業改制為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骨干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培育成為經濟發展的排頭兵。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為重點，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和出資人制度，實現國有資產的統一監管，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堅定不移地推進非公有制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從體制機制和政策等方面，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進入金融服務、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領域，支持非公有制企業制度創新、做大做強。加快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繼續發展土地、技術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全面推行經營性用土招標拍賣掛牌制度，探索建立農村集體建設土地流轉機制。

大力實施開放先導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以對內對外開放促改革、促調整、促發展。以優化投資環境為突破口，緊緊抓住國際及發達地區產業向內地及我省轉移的機遇，繼續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借助外力，促進六盤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加強與東部及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加大吸納民營資本的力度與規模，在承接產業轉移、資源開發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促進企業聯合與協作，積極推動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

（二）完善財政金融政策，加大對產業結構調整投入的力度

圍繞全市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和方向，充分發揮財政、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職能作用，加大對重點產業和領域投入的力度。增加對農業品種改良、科技推廣、基礎設施、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勞動力培訓、公共衛生、基層文化、生態環境建設等資金的投入，特別是要加大對農產品加工企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扶持的力度，為農業結構調整提供有力保障。

（三）制定完善產業政策，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導向

按照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增強對全市產業發展、產業技術、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等相關政策的統籌協調。貫徹實施國家產業政策，適時制定和完善六盤水市支持鼓勵和限制產業實施目錄。按照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要求，加強對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薄弱環節的扶持。通過嚴格技術標準、排放標準和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等措施，依法淘汰落后工藝技術，關閉破壞資源、污染環境和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按照引導產業集群發展、減少資源跨區域大規模調動的原則，優化產業布局。實施中小企業促進計劃，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壯大。

（四）組織實施一批重大項目，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支撐

選擇、組織一批能夠充分發揮產業優勢的重大項目，抓緊建設實施，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研究、儲備一批能夠優化產業結構的重大項目，加快前期工作，增強經濟發展后勁。爭取將煤化工、電力、交通、水利、生態建設等一批重大工程納入國家規劃并開工建設。

（五）大力實施科教興市和人才強市戰略，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智力保障

突出開發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增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突出運用先進技術和自主創新成果，提高煤炭、鋼鐵、化工等支柱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突出發展生物農業、能源、水資源保護和環保技術，著力解決資源環境瓶頸制約；突出建設區域科技創新服務體系，加強科技創新與服務公共平臺、科技基礎條件共享平臺建設。發揮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鼓勵企業成為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的主體。支持企業與大專院校、科研院所開展多種形式的聯合協作，推動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加快推進人才強市戰略。以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為核心，加強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等三支隊伍建設。大力實施人才培養工程，抓緊培養學科和技術帶頭人、企業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和科級以上中青年黨政領導人才。圍繞優勢產業發展，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圍繞現代服務業發展，培養各類技能人才；圍繞縣域經濟發展，培養各類實用人才。樹立科學人才觀，不斷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品德、能力和業績為導向，創新各類人才選拔任用機制。加大人力資源開發的投入，建立健全人才激勵與保障機制，推進人才資源市場化配置，堅持尊重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營造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社會氛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持。

主要參考文獻：

①六盤水統計年鑒（2004、2005年）；

②貴州統計年鑒（2004、2005年）；

③領導干部手冊（六盤水市、貴州省）；

④貴州經濟普查年鑒（上、下冊）；

⑤六盤水市第一次經濟普查資料；

⑥六盤水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⑦畢水興經濟帶規劃；

⑧中國統計年鑒（2004、2005年）；

⑨經濟參考報；

⑩宏觀經濟研究等。

第三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市規劃的關系

一、兩規的定義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在一定區域內，根據國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當地自然、經濟、社會條件，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治理、保護在空間上、時間上所作的總體安排和布局，是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礎。城市總體規劃：

指城市人民政府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條件、歷史情況、現狀特點，統籌兼顧、綜合部署，為確定城市的規模和發展方向，實現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協調城市空間布局等所作的一定期限內的綜合部署和具體安排。

二、兩規的關系

相互包含相互制約

從規劃范圍和內容來看，城鎮總體規劃的土地利用規劃部分屬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一部分，但城鎮規劃還包括城鎮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市政建設、城鎮體系等，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未包含這些內容。兩者都屬于區域規劃中最低層次的規劃，其關系應當是相互包含和制約的關系。

1、土地使用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核心

2、城市總體規劃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提供宏觀依據

3、兩者相互協調和銜接

三、兩規的相同與不同

（1）共同目標：為了合理使用土地資源，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2）兩者關系：

①土地使用規劃是城市總體規劃的核心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以保護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為主要目標，在比較宏觀的層面上對土地資源及其使用功能進行劃分和控制，而城市規劃側重于城市規劃區內土地和空間資源的合理利用。②城市總體規劃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提供宏觀依據

城市總體規劃除了土地使用規劃內容外，還包括城市區域的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以及空間布局等內容，這些都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提供宏觀依據。

③兩者相互協調和銜接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不僅要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發展空間，以促進城市與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還應為合理選擇城市建設用地、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提供靈活性；城市規劃范圍內的用地布局應主要根據城市空間結構的合理性進行安排。城市總體規劃應進一步樹立合理和集約用地、保護耕地的概念。城市規劃中的建設用地標準、總量，應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協商一致。

城市總體規劃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都應在區域規劃的指導下，相互協調和制約，共同遵循合理用地、節約用地，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和空間協調發展的原則

規劃思路不同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思路是依據上一級下達的建設占用耕地面積、新增耕地面積和凈增耕地面積三項控制指標 J，以供給制約和引導需求，重在控制，而且是剛性的。而城市總體規劃編制時，沒有自上下達的規劃控制指標，城市的發展思路和城市規模是建立在對城市的社會、經濟、歷史、地理、資源、產業政策、人文背景等多因素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城市發展目標和發展。

人口統計口徑不同

因此，導致兩規中關于城市人口規模的內涵不一致，前者明顯大于后者，直接影響根據人口規模計算的城市用地面積。

土地分類體制不同

在地類劃分上，“兩規”存在較大差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各類用地面積統計采用《全國土地分類》（2002 年），分3 個一級地類、10 個二級地類和52 個三級地類。而城鎮總體規劃采用的是《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J139-90），其用地類型分為10 個大類、46 個中類和73 個小類。這種土地分類的不同直接導致同一地類有不同的內涵，使相同區域可以統計出不同的地類面積，相同地類無法進行比較、計算等。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規程中將城鎮村及工礦用地分為城市用地（建成區）、建制鎮用地、村莊用地、獨立工礦用地、鹽田及特殊用地。土地利用規劃中的城市用地面積要小于城市規劃中的城市用地面積。

法律地位不一樣

土地規劃的宏觀控制和約束力未能在法律上充分體現。《土地管理法》及實施條例都簡單地講各級政府應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但規劃應對哪些土地利用進行宏觀控制，如何保證規劃的實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有無法律約束力，違反了規劃如何處置等均未能明確。相形之下，城市規劃有《城市規劃法》作為法律保障，規劃的制定、實施和違反規劃應負的法律責任等《城市規劃法》均作了明確的規定。政府的行政態度

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雖然均是由地方政府組織，但是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地方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解決當地就業等，往往熱衷于建設大城市，迎合各項建設項目的用地要求，有任意擴大城市規模的傾向；城市規劃部門為迎合政府意圖，加上自身利益觀念的驅使(按規劃面積計酬)，也喜好做大規劃。加上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的快速增長，加劇了新一輪的圈地熱，弱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用地規模控制的作用。

南京市兩規出現的問題

根據1996年10月31日土地利用現狀變更調查數據，南京市規劃基期耕地面積達464萬畝，而近期經驗收通過的更新調查數據卻為370多萬畝，相差94萬畝。若按下達的基本農田保護率83.38%計，規劃保護面積為386.9萬畝；

由于規劃編制時國家尚處于宏觀調控階段，對經濟發展需要的用地量預測不足；同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以指標分解控制為核心。

南京市在編制規劃時，不能突破江蘇省下達的三項控制指標（建設占用耕地指標、補充耕地指標、凈增耕地指標），因而，各地都存在建設預留地指標較少的矛盾。南京市1997-2010年規劃建設占用耕地指標不能超過8880公頃（13.32萬畝），而規劃實施中的2000年為1萬多畝、2001年為3萬多畝、2002年達6萬畝、2003年約10萬畝，2004年估計也在10萬畝以上，用地量劇增。

第四篇：音樂與詩歌關系研究論文

一、音樂對《詩經》、《楚辭》文體形式的影響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里面包括《風》、《雅》、《頌》三大部分。關于《風》、《雅》、《頌》如何分類，現存的先秦文獻沒有一個明確的記載。《毛詩序》說：“《風》，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顯然，這是漢儒以政治教化的觀點所進行的解釋，并不符合《詩經》的本來面貌。孔子曾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說：“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后世的廣泛認同。后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于音樂分類，其中《風》屬于地方之樂，《雅》屬于朝廷之樂，《頌》屬于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系，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但是，由于人們只是把《風》、《雅》、《頌》看成是音樂上的分類，由于我們已經不可能重新耳聞目睹先秦古樂，所以，學者們在為此而感到遺憾的同時，并沒有在《詩經》的文學形式與音樂的關系問題上做進一步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們重新來做。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音樂與《詩經》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在《風》、《雅》、《頌》的樂調方面，同時也表現在文學語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說，正因為有了不同的樂調，才會有《風》、《雅》、《頌》這三種詩歌在語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別。

音樂對《風》、《雅》、《頌》語言形式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里的詩，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而《雅》詩幾乎都由多章構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較長。《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于《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里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非常整齊規范，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樣的樂調，就會有什么樣的語言。《禮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簡單，就不須長詩來配樂；遲緩，對語言本身的節奏要求就不會過高；凝重，要求詩的語言不能華麗；肅穆，則要求在緩慢遲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嘆式的合唱。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廟》之詩之所以是現在這樣的語言形式，音樂在其中的確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歷史，或者記國家之大事，或者談政教之得失，或者寫朝廷之儀典，篇幅的宏大，語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對《大雅》的要求。《風》詩的章法和語言特別近似于現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詞，最常見的情況是每首詩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數量都在三五句之間，結尾和開頭部分還往往呈現出重章反復的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猜想，這些《風》詩最初本是來自世俗社會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現的是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是社會各階層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語言，正是在這種通俗歌唱發展過程中才形成的。

音樂對《詩經》中《風》、《雅》、《頌》語言形式的影響有時可能是主導性的，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過去在研究《詩經》各體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方法之時，往往習慣于從作品的內容入手，認為是內容決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廟堂的歌功頌德的內容，自然就會有了《周頌》那種板滯凝重的語言形式。其實事情并不那樣簡單，有時候實際的創作正好與此相反，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決定內容。先有了宗廟音樂的規范，自然就會產生那樣的內容和語言，形式在這里可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周頌》是這樣，《雅》詩和《風》詩中的許多詩篇的產生也是如此，這在《詩經》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證明。如當前的許多研究者都已經注意到，《詩經》中存在著許多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按口傳詩學的理論，這些固定的抒寫格式和套語之所以存在，正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口傳詩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這種技巧往往與音樂演唱的固定模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創作中可以熟練地拿來套用。也就是說，一個民族在早期詩歌長久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這些固定的音樂曲調和演唱程式，往往決定了一首詩的語言形式。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毛詩正義》卷一）說的正是這一道理。

音樂對《楚辭》文體的影響也是這樣。與《詩經》有《風》、《雅》、《頌》的區別相類似，以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辭》也可以區分為《離騷》、《九章》、《九辯》類，《天問》類，《九歌》類，《招魂》類等四種類型。如果說起與音樂的關系，最緊密的當數《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舞鼓，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們知《九歌》本為楚國的祭祀歌曲，詩樂舞三者緊密相聯而不可分離。《招魂》向來有屈原作和宋玉作兩說，但無論哪種說法，都認為這首詩采用了民間招魂辭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種特殊的歌唱方式將一個人的魂招回。這種形式，應該是歌與詩的結合，而沒有伴舞。《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個人的發憤抒情之作。根據《離騷》后面的“亂”辭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頌》等分析，這些作品也有很強的音樂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創作初始就曾經配樂而歌，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九辯》為《宋玉》模仿《離騷》、《九章》之作，其配樂演唱的可能性比起《離騷》又小了些。關于《天問》，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又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ｍíｎ＠①，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由此可知，《天問》這首詩，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說來，《楚辭》中上述四種類型作品的分別，和音樂的親疏遠近關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從詩體角度，我們也可以看清這種區別。《九歌》與樂舞緊密結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間招魂詞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喚所招之魂的方式寫來，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詩中多用簡短的語句和鋪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語氣詞“些”字在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干，何為乎四方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離騷》、《九章》、《九辯》同為屈原和宋玉的個體發憤抒情之作，詩的語言更適用于個人的口頭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兩句為一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個“兮”字，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誦以致憫兮，發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時兮，吾獨悲此凜秋。”而《天問》則以四言為主，全詩以170多個問句組成，基本沒有一個語氣詞。由此可見，音樂對楚辭語言形式的影響，與《詩經》是相同的。這說明，盡管《詩經》、《楚辭》的音樂演唱方式后人已無法知道，但是音樂對它們的影響卻依然可見，如此說來，認真地分析《詩經》中《風》、《雅》、《頌》這三種類型詩歌以及《楚辭》中四種類型詩歌的音樂形式特點以及其在語言藝術中的表現和影響，是深化當前《詩經》和《楚辭》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工作。

二、歌與誦：詩與賦的分途及音樂對漢代詩歌的影響

在中國詩體的演變史上，漢代是一個重要的階段。漢代詩歌體式演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賦這種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的出現和五言詩與樂府詩的產生，這恰恰與音樂有著極大的關系。為說這一問題，讓我們先從賦的演變開始談起。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這說明，歌與不歌，是詩與賦的一條重要區別或者說是根本區別。那么，這種“不歌而誦”的賦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班固的話說，這與戰國時代的風氣有關，是從古詩中流變出來的。本來，《詩經》中的詩都是可歌的，同時作為一種貴族的文化修養，在春秋以前所謂的“賦詩言志”也是當時的諸侯卿大夫用“詩”來交流思想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傳》中又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到了戰國以后，由于“禮崩樂壞”，由于“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所以產生了屈原這樣的賢人失志之賦。班固的這段話的原文見于《漢書·藝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過去人們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音樂與詩歌的關系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仔細想來，從屈原作《離騷》、《九章》和《天問》開始，配樂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經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辯》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賦為名的作品，如《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它們與《離騷》不同，已經完全不能歌唱。正是這些以賦為名的作品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體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從詩中流變出一種新的文體——賦。

現在學者們大都認為，漢初詩歌的發展受楚國詩歌與音樂的影響非常之大。這可以包括詩賦兩個方面的影響，學者們都有相關的論述。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楚辭》對漢代詩與賦的影響分開來談，說賦往往從宋玉開始，說詩則籠統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內。其實如果從音樂與詩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同時參照班固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漢賦還是漢詩，都可以從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較分明的發展趨勢。從賦的方面說，我們不能低估《離騷》、《九章》的影響。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體方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漢賦可以分為散體大賦和騷體賦兩種，其中騷體賦的源頭就是屈原的《離騷》。第二是音樂方面的影響。如班固所說，賦的文體特征是“不歌而誦”，騷體賦既然從文體上受《離騷》的影響，我們推測從音樂上也應該受其影響，這反過來似乎也證明《離騷》、《九章》在屈原創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來口頭吟唱，并沒有配樂，所以后代的騷體賦無論從形式還是從表現方式上看都是對屈原作品的直接繼承。從詩的方面說，我們說漢初詩歌受楚國詩歌的影響，主要應該指受《九歌》的影響。這也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們說漢初的歌詩都是可唱的，而楚辭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見，漢初的歌詩首先繼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傳統。其次，我們看漢初那些楚歌的語言形式，就會發現其句式特點也正好與《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詩中間有一個“兮”字，項羽、劉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傳世，《垓下歌》、《大風歌》都是這樣的句式。傳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沒有“兮”字在中間的句式，當代學者們卻都認為是班固在記錄時把它省掉了，原本也應該是如《九歌》樣中間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這種句式，在西漢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來，成為漢代歌詩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如烏孫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漢武帝劉徹的《匏子歌》、《秋風辭》等都是如此。這說明，歌與誦不僅是歌詩與漢賦在文體上的區分，同時也說明，是否配樂可歌也是影響并左右漢代詩歌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響漢初詩歌發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漢賦脫離了音樂演唱而走向獨立發展之路以后，它與詩的這種區別也逐漸被學者們認識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詩賦略》，明確地提出“不歌而誦謂之賦”，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樂的詩稱之為“歌詩”。而漢代的詩，也就是“歌詩”之所以得到新的發展，又恰恰與新的音樂產生和異族音樂的輸入有關。

從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漢代詩歌園地里，最主要的歌詩類別有三種，一種是楚歌，一種是相和歌，一種是鼓吹鐃歌。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于文體上的差異，而是由于不同的音樂樂調來源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初詩歌以楚歌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漢代統治者對楚歌的偏愛。劉邦本是楚人，漢初皇室貴族喜愛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隨著漢帝國的日益強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復存在。漢武帝為了制造新的頌神曲，從全國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謠，還包括樂譜（“聲曲折”），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有明確的記載。同時，橫吹鼓吹的輸入，也為漢代歌詩形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鼓吹樂是在先秦鼓樂、吹樂以及軍中凱樂的基礎上，融匯北方少數民族的橫吹、鼓吹而形成的音樂。《樂府詩集》卷十六引劉ｈｕáｎ＠②《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八音”是對中國古代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樂器的總稱。此處言非“八音”，正是指異族音樂而言。據班固《漢書·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按樓煩屬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精騎善射。馬上鼓吹，以簫笳為主，正是其民族音樂特色。《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又云：“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以此，知異族音樂輸入之后，朝廷甚至有專門負責掌管的“鼓吹署”。這種新樂的樂器以中原之鐃、鼓與北狄西域諸國的鳴笳、簫與胡角為主。因而，它與先秦的鼓樂與吹樂不同，與以絲竹為主的相和諸調在風格上判然有別。對此，晉人陸機的《鼓吹賦》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為漢樂府中的主要藝術形式，它的主要藝術特征最初也表現在音樂方面。《宋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晉書·樂志》也說：“《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我們可知，第一，這里所說的《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最早屬于漢世的“街陌謠謳”，第二，這些歌曲在當時屬于“相和”曲一類，而這一類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后進一步發展，則演變成相和諸調，如相和六引、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以及大曲等復雜的形式。

楚歌、鼓吹鐃歌和相和歌這三種漢代主要的歌詩演唱形式，也影響漢代歌詩的語言形式發展。楚歌產生的比較早，來源比較單一，其語言形式基本上沿襲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歌曲的影響，其語言形式與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全為雜言。而相和諸調雖然也以雜言居多，卻出現了許多整齊的五言詩，如《江南可采蓮》、《君子行》、《陌上桑》、《白頭吟》等等。由此可見，音樂對漢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

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產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對先秦兩漢詩歌語言形式的影響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不能就有關問題做詳細展開式的論述，而主要是想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我以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研究角度變換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國古代詩歌的藝術本質問題。試想，如果我們把詩歌不再看成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的藝術，而是與音樂密不可分的復合型藝術，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以往的中國詩歌研究，就會發現明顯的不足。所以我以為，認真地研究中國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是深化當前中國詩歌研究的重要方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曰下加文

＠②原字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分析

作者：解安寧 陳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1986年以來江蘇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業增加值、城鎮人口數量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

關鍵詞：城市化進程；土地利用；相關分析；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資源有限供給與社會經濟需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國內外城市化過程的經驗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即城市化發展在促進城市用地擴展的同時，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轉變，導致土地權屬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變化[1]。目前關于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城市化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2-5]上，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3-5]。城市化進程與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具有內在的協調需求，只有二者協調發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統與城市經濟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和發展[6]。二者協調發展研究的關鍵問題是準確篩選出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蘇省1986-2010年的統計數據為支撐，定量分析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的相關關系及城市化進程中影響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為江蘇省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土地高效優化利用提供借鑒。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發展及土地利用狀況分析

江蘇省位于中國東部沿海中心，是華東第一大省。據統計，1986年江蘇省總人口為6

269.9萬人，城鎮人口為1 109.77萬人，城市化率為17.7%（同期，全國城市化率為24.5%）；1999年，江蘇省城市化率為34.9%（同期，全國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率達到60.6%（同期，全國為49.9%），比1986年增長了近43個百分點，年均城市化率增長1.72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產業的擴張，城市范圍擴大，土地面積增加，這是城市化的必然趨勢[5]。隨著江蘇省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城市建成區面積。1986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700萬hm2，到2010年，江蘇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到32.711萬hm2。由圖1可見，江蘇省城市化率與城市化建成區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定量研究

2.1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人口轉化，生產生活方式由原先的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社會發展過程，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產業、資本、市場在城市范圍內的相對集中。因此，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影響因素較多的復雜動態過程[5]。為了能夠準確反映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必須選取一些能夠代表城市化發展的指標并進行合理測定。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發展的特征與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具體包括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在遵循以上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和專家咨詢法對指標進行設置和篩選。首先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化進程指標設計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在對城市化進程的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初步確定將城市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水平、經濟水平、生態環境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功能指標[5-7]。最后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剔除不恰當的指標，從而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城市化進程具體指標為：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結構組成）、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Y2，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況）、國內生產總值（Y4，反映經濟發達程度）、人均綠地面積（Y5，反映生態環境的建設力度）。

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于政府統計部門公開發布的權威統計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從而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將上述指標通過對數關系，構建代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性能指標——城市化進程參數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為第i年的城市化進程參數，Yij為第i年第j項指標的原始值。

根據上式進行計算，得到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相關指標數值及參數見表

1、圖2）。

總體來看，1986-2010年間，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具體而言又可分為3個階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國務院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并要求各地積極發展。自此，鄉鎮企業在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主導著20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時，高考制度的恢復和城市建設的興起，大批農村學子和農民工涌入城市，非農人口迅速增長，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江蘇省經濟進入新一輪擴張期，1992-1994年間GDP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南京、無錫、南通、蘇州等市興辦了國家級或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別是昆山的自費工業開發區，張家港保稅區，蘇州工業園區的籌劃、建設，形成了新一輪的開發區熱。同時，小城鎮穩步發展，建制鎮由1993年的807個增加到2003年的1 043個。開發區的大力發展和城鎮空間的快速擴張，推動了江蘇省城市化進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規

模的城鎮建設拉開了帷幕，5條城市發展軸有4條主體均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當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這也使地處蘇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區的區位條件極大改善；同時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江蘇省（特別是蘇北地區）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工業化加快推進。2003年，蘇北第二產業增加值為1 232.9億元，占全省總額17.8%，蘇北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比例為21.3∶45.4∶33.3，蘇北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3%，比2000年上升2.6個百分點，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逐漸增強，以工業化帶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進了工業化。

2.2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相關性分析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數量和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建成區面積逐漸增大，與此同時，大量農田被占用并轉變為建設用地。為了進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之間的相關關系，本研究將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和耕地面積進行相關性分析，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確定城市化進程對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程度。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江蘇省建成區面積逐步擴大，二者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大；另一方面，江蘇省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建成區面積的擴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因此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與耕地面積呈負相關。

2.3 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導影響因子選取 土地利用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人文過程，影響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較為復雜，而且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間的土地利用過程而言，其影響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可獲取性原則的基礎上，采用頻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數據庫對1998-2010年有關城市土地利用影響因素的文獻進行頻度統計，選擇其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綜合來看，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也有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技術進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術等因素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影響會體現在其他社會經濟活動中，而且這些因素不易直接觀測和量化[9]，本研究重點從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考察影響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導因素。經濟發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資產投資額（X4）、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5）、工業增加值（X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7）、商品零售價格指數（X8）來表示；人口增長用城鎮人口數量（X9）來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比重（X10）、第三產業產值比重（X11）、第三、二產業比（X12）來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發展用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3）、人均客運量（X14）、人均貨運量（X15）來表示。

眾多的因素之間可能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因此，首先需要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江蘇省土地利用變化的因子進行定量分析，這樣可以在關系錯綜復雜的影響因子中找出眾多影響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從而在不丟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較少的幾個綜合指標代替原來較多的變量，而且使這些較少的綜合指標既能盡量多地反映原來變量指標所反映的信息，同時它們之間又是彼此獨立的[10]。利用SPSS11.5軟件對所選取的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通過它們在新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載荷，評價這些因子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相對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和主成分載荷矩陣見表

2、表3。

由表2可見，前2個主成分的累計貢獻率已經高達92.1%，而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90.0%的原則要求，對大多數數據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斷。因此，只需要將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該成分的解釋力度達到77.4%。結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較大載荷（絕對值大于0.800）。

通過對表

2、表3分析可知，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因子分別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資產投資額）、X5（房地產開發投資額）、X6（工業增加值）、X9（城鎮人口數量）、X11（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車里程）、X14（人均客運量）、X15（人均貨運量）、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它們能夠較好地代表經濟因素、人口增長、產業結構和交通基礎設施發展4個方面。

2.3.2 模型構建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是解釋土地利用變化常用的系統分析模型。其數學模型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為回歸系數，X1、X2、??Xm為一系列影響土地利用變化的因素。

本研究將經過主成分分析所獲得的13個因子（Xi）設為自變量；將建成區土地面積（Y1）、耕地面積（Y2）設為因變量。

2.3.3 回歸結果分析 經過逐步回歸，得出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變化、耕地面積變化與主導因子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據SPSS 11.5運算結果，所建立模型Y1的擬合參數R2=0.968，調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為336.16，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模型Y2的擬合參數R2=0.671，調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為10.179，方程通過F檢驗，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

根據公式（4），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為了滿足城鎮人口數量增長對住房、基礎設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城市規模越來越大，即城市建成區面積越來越大，可以說城鎮人口數量的增長是促進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購買力和投資能力增強，特別表現在對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強，直接或間接增加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導致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到達0.05顯著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導致耕地面積的減少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建成區用地的內部挖潛，通過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從而提高產業用地的節約集約水平，即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不是依靠大規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過提高現有用地的集約利用水平，這也就解釋了耕地面積變化與三大產業產值的增加呈正相關關系的原因。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鎮人口數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城市建設用地需求急劇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轉變為建設用地，耕地面積逐年下降。結論與建議

基于1986-2010年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及土地利用主導因子面板數據，通過相關性分析以及構建多元回歸模型，對城市化進程與土地利用關系進行研究。研究發現：①1986年以來江蘇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卻呈下降趨勢；經過相關性檢驗，江蘇省城市化進程參數K與建成區面積、耕地面積相關系數分別為0.944、-0.446。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逐漸顯現。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研究，篩選出了江蘇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業增加值（X6）、城鎮人口數量（X9）和三大產業產值比重（X11）。具體而言，江蘇省建成區土地面積與城鎮人口數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1顯著水平；而江蘇省耕地面積與三大產業產值比重呈正相關關系，與城鎮人口數量、工業增加值呈負相關關系，信度可達0.05顯著水平。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同時必須要協調好土地內部結構的高效調整與個體功能的最大發揮，嚴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積，提升建設用地的單位面積生產率；②嚴格按照土地利用規劃進行土地開發，嚴格執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建立城市“成長管制區”[11]，使城市功能分區更明顯，從而避免城市土地無序擴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制定促進用地企業節約集約用地的激勵機制，盤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約程度以緩解建設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提升產業結構層次，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的貢獻率，降低經濟發展、城市擴張、人口增長對土地的壓力，緩解土地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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