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的出路論文

一、傳統刑法的因果關系

僅當危害行為是危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并產生了合乎規律的結果，兩者之間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然而司法實踐中很難判斷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系。偶然因果關系說則認為，行為雖不是結果發生的直接原因，但其他因素偶然地介入，并由于這因素引起了合乎規律的結果，兩者之間就是偶然的因果關系，介入因素就是這一因素與結果之間是必然因果關系。兩種因果關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從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因果關系是人們意識之外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之間客觀存在的聯系。而從唯心主義的觀點來看，在外部世界各種現象之間，客觀的、人們意識之外的因果關系是不存在的;因果關系就是本文們為認識各種現象而有意識地在諸現象之間建立的一種假定關系。”②兩者因果關系的區別在于主體是否能夠預見，然而能否預見實際是唯心主義的，否定了偶然和必然的客觀性。

二、有關刑法因果關系的主要觀點

條件說認為，若行為是結果存在不可缺少的，則它是犯罪結果發生的原因。二者之間，若存在“若無行為，則無結果”的關系，就當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排除法是條件說思維上所重視的。邏輯上若A不存在，B發生，就可將事實排除于原因之外，若A不存在，B不發生，則A是B的必要條件。批判者認為條件說支持所有的發生的條件都是罪因，顯而易見，其漏洞之一就是會擴大處罰范圍，例如A追B，B在逃跑途中被車撞，則A需要對B的死亡負責。但是本文認為B在逃跑途中被車撞這是不可預見的，A在B死亡的結果上沒有主觀惡性，則無需負責。其次，批判者認為即使主張由故意與過失限定處罰范圍，但是在結果發生之后，處罰范圍還是會被擴大。例如A追趕B，并希望B在逃跑途中被車撞;結果B真的在逃跑途中被車撞，則A需要對B的死亡負責。但是雖然有想法，而沒有實際犯罪行為，本文認為還是不應該被處罰。再者，批判者認為有實行的危害行為的進行，其是結果的條件，然而介入了其他因素或行為，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如此，前實行條件也需要對危害結果負責。本文認為可以結合相當因果關系說進行解答。相當因果關系說利用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判斷，若行為同結果具有相當關系，即其為結果發生的原因，存在著主觀說、客觀說、折中說的不同。客觀說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為基礎，主觀說認為應當以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為標準;折中說則結合兩者判斷因果性的存在。按照相當因果關系中的客觀說，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個未事先聯絡的殺手C開車撞不是客觀的，所以A與B的死亡不存在因果關系。而按照相當因果關系的主觀說，由于A對B在逃跑途中被殺手C開車撞沒有預見性，所以因果關系不存在。根據相當因果關系的折中說，由于一般人和A都對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個未事先聯絡的殺手C開車撞不存在可預見性，所以A的傷害行為和B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存在。關于相當因果關系說，存在對受害人特殊體質問題，本文主張相當因果關系的折中說。單方面的聽取行為人的觀點，必然會給詭辯者更多機會，增加現行司法實踐的難度，然而對行為人的全盤否決，缺乏可信度。對于復雜多樣的介入因素，本文認為還需要聯系行為發生的特定條件下的客觀聯系，即不能離開客觀條件判斷因果關系。對此張明楷教授在《刑法學》中提到四個方面的因素:(1)行為人實行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危險性的大小;(2)介入因素異常性大小;(3)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大小;(4)介入因素是否屬于行為人的管轄范圍。對介入因素的判定，可聯系客觀歸責理論。

客觀歸責理論認為當行為造成一個法律規定所要加以防止的危險，而此危險足以發生構成要件結果的，則這一造成具體結果的行為，即系客觀歸責。降低風險等于沒有制造風險，對于沒有制造風險的行為當然不應被歸責。假定的因果關系，一般指的是雖某個行為導致結果的發生，但即使沒有該行為，由于其他的情況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應歸責。對那些遵守規范且無主觀惡性而有實行行為的主體不應該對危害結果負責。部分違反了規范且無主觀惡性而有實行行為的主體不應該對危害結果負責，例如在高速公路上A醉駕，B突然躥出被撞，此時就算A沒有醉酒的實行行為還是不能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A不應該對B的死亡負責。禁止酒駕是為了增加駕駛人的控制及辨別能力，保護法律規定可以控制的行人安全，然而對于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躥出的個體，已經超出一般人的控制能力，超出了法益范圍。

第二篇：刑法因果關系學說

淺論刑法因果關系的不同學說

因果關系一詞本是哲學概念，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被廣泛使用，刑法上也使用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有其定型性，它是“實行行為”與“犯罪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對于刑法因果關系，中外學者發表了諸多的專著和論文，然而至今為止，有關刑法因果關系的紛爭并未停止，這也就導致了無論是在中國第一考“司法考試”還是審判時間中遇到刑法因果關系的問題，大家總是迷惑不解，其實在應用中因果關系還是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本文作者就是想通過對中外各界對刑法因過關系判斷標準的闡述中為大家理出一條思路。刑法因果關系不是籠統的概念，它是指刑事個案中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為了對刑事個案中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做出判斷，我們必須確立判斷刑事個案中行為與結果之間有無刑法因果關系的標準，中外學者對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事實上都是為了明確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標準，本文作者就從中國刑法學界、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的因果關系理論進行闡述:

一、中國刑法學界因果關系理論

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由于受前蘇聯理論研究的影響，形成了同前蘇聯相類似的以哲學因果關系作指導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主要是必然因果關系說和偶然因果關系說。

(一)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危害行為同危害結果之間的一種內在必然的聯系，因此，刑法因果關系論的研究對象只有必然因果關系，沒有偶然因果關系。如果某人的行為在事件發生的具體條件下，不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這種危害結果的時候，那么，盡管這個人的行為表面上與所發生的危害結果之間有著某種聯系，也不能認為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行為與結果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就不能使行為人對這一結果負刑事責任。僅考慮英國關系的必然性勢必有放縱罪犯的可能性，不符合一般的社會認知，也不利于實現刑罰的目的。[1儲懷植。刑事一體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7](二)刑法偶然因果關系論者說:”必然性是事物內部的、根本的原因決定的;偶然性是由事務外部的非根本的原因決定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據與它們的辯證統一形成的結果分別聯系起來，就自然得出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這兩種因果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偶然性已過關系理論雖然在理論上糾正了必然性因果關系的局限性，但是也有擴大因果關系范圍的弊端。必然性因果關系論和偶然性因果關系論的共同點是都注意到了刑法因果關系的客觀性，這也為兩種理論的并存和博弈打下了基礎。[2李光燦，張文，龔明禮。刑法因果關系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二、大陸法系刑法學界因果關系理論(一)條件說

條件說亦稱條件即原因說、同等說或等價說、共同原因說。該說主張，一切行為在理論上可以成為發生結果的條件，都是結果發生的原因。條件說求證的方法是”排除思維法”，設想該事實不存在時，結果是否會同樣發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該事實是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能將該事實排除于原因之外。由于這一學說認為所有的條件關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導致處罰范圍廣成為其特色。但條件說也對條件進行了一些限制，例如，條件說所說的結果，只限于現實產生的結果，等等。盡管如此，條件說還是由于其不完善之處受到廣泛批判。(二)原因說

原因說又稱差別原因說、個別觀察說、限制條件說、原因條件區別說或個別化說。該說主張，在先行的眾多事實之中，存在原因與條件的區別，前者即原因，對后行事實的發生有原因力，從而與后行事實有因果關系。反之，后者即條件，與后行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在原因說內，根據以何種標準區別原因與條件，又分為最有利條件說、優勢條件說、最終條件說、離規條件說、必要條件說等。可以看出，原因說從客觀上對條件說進行了種種限制，在一定成都上縮小了因果關系的范圍。原因說的意圖是正確的，但要從對結果起作用的眾多條件中挑選一個條件作為原因，不僅極為困難，也是不現實的，而且會導致因果關系認定的隨意性，況且，結果也并不總依賴于一個單純的條件，在不少情況下，應當成人復數條件競合為共同原因。所以，原因說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已經沒有什么地位了。(三)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亦稱相當說、適當條件說、相當原因說、定型的因果關系說、一般觀察說或一般化說。該說主張，因果關系以條件關系的存在為前提，認為由其行為發生該結果在經驗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認為”相當”的場合，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根據以什么范圍的情況為經驗判斷的基礎，該說又進一步分為主觀說、客觀說和折中說。主觀說認為，應當以行為人在行為時所認識或能認識的事實為標準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凡是行為人在行為時所能認識到的因果聯系事實，不論社會上一般人是否能能認識到，皆認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客觀說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應當由法官以社會一般人對行為及行為后所發生的結果能否遇見為標準，做出客觀的判斷。凡是一般人已經遇見或可能遇見某種行為會引起某種結果的，就認為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刑法因果關系，否則，就不存在因果關系。

由于在相當因果關系的判例中引入了人的認識能力，因而出現了對相當因果關系的批評。認為將因果關系的有無取決于行為人與一般人認識的有無，與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相矛盾。實際上這種指責并不完全符合實際。雖然它確實以一般經驗作為決定刑法因果關系有無的標準，但這種經驗是人們對于客觀的因果規律的主觀反映，因而其基本內容仍然是客觀的因果規律，并非無客觀根據的主觀臆造。

三、英美法系刑法因果關系

英美法系將因果關系分為事實上的因果關系與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即雙層次原因學說，并對不同層次的因果關系采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認定，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事實原因是建立在直觀基礎上的，由”but-for”公式來表達，即無A即無B，事實的原因及其廣泛，對于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僅僅當作一個事實問題來把握難以完成因果關系在犯罪構成中的使命。在事實因果關系的基礎上，還應當從刑法角度加以判斷，使之真正成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法律原因是為了彌補第一層次的缺陷，限定事實原因的范圍，從事實原因中篩選出一部分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事實原因與法律原因的分離，為刑法因果關系的正確解決提供了基礎。通過本文對刑法因果關系作一簡單的介紹，希望讀者可以在頭腦中對因果關系有一個清晰而全面的認識，在學習中形成一條清晰的學習脈絡，因為作者明白無論研究的學問多么高深，都需要有扎實且清晰的基本功做基礎。

第三篇：邏輯因果關系推理論文

摘 要：上把因果關系定義為“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現實中能夠用“因為……所以……”表述的關系并不都是因果關系。邏輯推理中的“條件和結論”與現實中的“原因和結果”必須給予嚴格區分，復雜因果關系是“基本因果關系”的復合，電源、開關、燈泡三個“元件”串聯而成的電路可以作為基本“因果關系模型”。原因與結果都是動態的，開關的“開”與燈泡的“亮”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而不是開關與燈泡具有因果關系。尋找可能的原因（現象）是邏輯推理，可能的原因現象有“并聯”和“串聯”兩類，并聯現象中只要有一個發生結果就會發生，串聯現象必須全部發生結果才會發生。“時間”參數的有無是因果關系與邏輯推理的根本區別。并聯現象中最先“成就”的那一個是結果發生的“原因”，而串聯現象中最后“成就”的那一個是結果發生的“原因”。原因和條件的區別全在于出現的時間不同。在此基礎上，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和一般原因、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偶然原因和必然原因等，都可以作出合理解釋。

關鍵詞：因果關系 原因和條件 內外因關系 邏輯

破壞分子發現炸藥倉庫的守護衛兵在后半夜兩次交接班時警惕性較差，遂利用這一疏漏，接近倉庫點燃引爆物引發倉庫爆炸，使國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破壞分子“點燃”引爆物的行為無疑是倉庫“爆炸”的原因。有人認為，保衛工作的“疏漏”也是“爆炸”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還有人根據內外因原理認為，“炸藥能夠爆炸”（具有爆炸的性能）是內因，破壞分子“點燃”引爆物是外因。內因是根本的、決定性的原因。如果倉庫內存放的只是一堆石子而沒有炸藥，就不會出現爆炸的結果。這一說法看似可笑，但與毛澤東所說的“溫度不能使石頭變成小雞”的例子是頗為類似的。

人們普遍認識到，現實中的因果關系是復雜的，存在“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情況。人們還從不同的角度把原因分為“直接—間接、主要—次要、重要—一般、偶然—必然”等等。但由于這些劃分標準沒有給予嚴格界定，這就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議。本文試圖通過對概念進行嚴格定義，建立起“基本因果關系模型”，并以此為基礎對復雜因果關系作出解釋。

一、基本因果關系模型

哲學上把現象和現象之間那種“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叫做因果關系，其中引起某種現象產生的現象叫做原因，被某種現象引起的現象叫做結果。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引起”和“被引起”卻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結果出現了許多復雜的因果關系表述形式。但是表述越是復雜，越容易出現模糊和混亂，給地認識因果關系造成困難。所以對因果關系，學界至今還沒有建構起比較完整的框架。

筆者以為，要想在因果關系上有所突破，應當借用數理邏輯的思想，從基本假設和定義出發，建構起“基本因果關系模型”（理論），以此為基礎對復雜因果關系給予解釋。

作為建構模型基礎的基本假設和定義，都必須從現實世界中歸納出來。模型本身，也應當反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關系。學研究的主體（基本單位）是個人，研究的是人的活動（體現了與外界的關系）。筆者從經濟學得到啟發，把通常所說的“事物”分解為動態的“事”和靜態“物”兩類。“物”是哲學研究的主體，“事”則是“物”的動態變化過程，它體現了主體“物”之間的關系。所以，“事”是由“物”參與產生的，而靜態的“物”則可以獨立存在。

但是為了利用人們熟知的哲學術語，我們做如下定義：

靜態的“物”叫做“事物”，是哲學研究的主體，用A、B、C等表示；“事物”的變化叫做“現象”，是哲學研究的內容，用♂A、♂B等表示；“引起”用“→”表示；A現象“引起”B現象，即現象A是結果B的原因，用“♂A→♂B”表示。

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因果關系可以用開關的“開、關”與燈泡的“亮、滅”來表示。我們用導線把電池、開關、燈泡三個元件串聯起來，構成一個簡單電路，靜態的開關、燈泡、電池、導線就是“事物”，開關狀態的變化（開和關互變）與燈泡狀態的變化（滅和亮互變）就是“現象”。“開關由關到開”與“燈泡由滅到亮”兩個現象之間就具有“因果關系”。

“開關開”與“燈泡亮”（或“開關關與燈泡滅”）就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可以用符號“♂A→♂B”。我們把它作為“基本因果關系”的模型。下面就以“基本因果關系”為基礎，討論現實世界中復雜的因果關系。

二、區分原因和條件

我們把與結果發生有關的所有先前情況統稱為“先前因素”，探索因果關系就是要確定哪些（個）先前因素是原因，哪些先前因素是條件。

與因果現象實際發生的過程正好相反，人們在探討因果關系時往往是先知道結果，而后才去探討其原因，這一過程稱為“執果索因”。“執果索因”中必須利用“邏輯推理”，推斷哪些現象可能引起結果的出現。

如果幾個現象必須全部出現，結果才出現，即對于結果來說（注意，是對于特定結果來說的），這些現象缺一不可，那么這些現象就稱為“串聯現象”；如果幾個現象中只要有一個出現，結果就必然出現，那么這些現象就稱為“并聯現象”。“串聯現象”和“并聯現象”是相關現象的兩類基本關系。串聯和并聯“混合”的現象，可在此基礎上，本文從略）。在一個電路中，串聯開關的每一個都必須“由關到開”，才會出現燈泡“由滅到亮”的結果，所以對于燈泡“由滅到亮”來說，每一個串聯開關“由關到開”的現象就屬于“串聯現象”；類似地，并聯開關只要有一個“由關到開”，即可出現燈泡“由滅到亮”的結果，所以對于燈泡“由滅到亮”的結果來說，并聯開關的每一個“由關到開”的現象，就屬于并聯現象。

我們之所以強調“對于特定的結果來說……”，是由于對于不同的結果來說，現象之間的關系就根本不同。例如對于燈泡“由亮到滅”來說，任何一個串聯開關“由開到關”都可以引起這一結果，所以對于燈泡“由亮到滅”來說，每一個串聯開關“由開到關”的現象，正好屬于“并聯現象”。同理還可以得出，對于燈泡“由亮到滅”來說，每一個并聯開關“由開到關”的現象，正好屬于“串聯現象”。

在強調一遍，“串聯現象”和“并聯現象”的劃分，是在“執果索因”過程中對“可能引起”結果的現象從上進行的劃分，而現實中究竟是哪個現象“引起”了結果的發生，則必須從其它方面入手解決。為此，我們必須引入時間因素（參數）。

我們先研究“串聯現象”。假設有n個“串聯現象”，我們對它們發生（成就）的時間次序進行排列，分別為第1、2、3……n個現象。由于對結果現象來說，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而直到第n-1個現象出現，結果都沒有發生，即它們都沒有“引起”結果發生，所以都不是結果發生的原因。而第n個現象一出現，結果就發生了，根據“因果關系定義”，它就應當是結果發生的“原因”，其它n-1個現象則只是因果關系發生的相關“條件”。同理，“并聯現象”中任何一個現象的出現都足以引起結果的出現，所以并聯現象中最先出現的那個現象就“引起”了結果現象的出現，所以它就是結果發生的“原因”。

可見，時間因素對于因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認為，從邏輯上說，原因和條件并無區別（因為邏輯不考慮時間因素）。只是由于它們出現的時間次序不同，才區分出“原因”和“條件”。

三、邏輯推理與因果關系的區別

邏輯推理與因果關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1、如前所述，邏輯推理與因果關系的最根本的區別是，邏輯推理不考慮時間因素，而因果關系卻必須考慮時間因素。例如“父母結合”后“生出兒子”，在因果關系中，“父母結合”是原因，“生出兒子”是結果，二者不能顛倒。但從邏輯推理上說，男女結合卻不一定能夠生出兒子；反過來說，只要有“兒子出生”這一“條件”，則必然能夠推出“父母結合”這一結論。寫成邏輯推理形式，就是“因為兒子，所以父母”。由于有人把“因為……所以……”框架下的邏輯推理都看做“因果關系”，結果兒子倒成了父母的原因，鬧出大笑話。從這一情況可以看出，用“因為……所以……”形式表述的關系，也可能不是因果關系。

2、邏輯推理的條件是有限的，而在任何一個因果關系中，“條件”實際上是無限的。在邏輯推理中，有時一個條件即可推出一個結論，有時多個條件才能推出一個結論。但即使多個條件推出一個結論，這些條件的個數也都是有限的。但現實中的因果關系卻大不相同，與結果現象有關的條件實際上是無限（多）的，無法把它們窮舉出來。例如在我們的簡單電路中，導線的性能，元件的材料，以及是誰拉動了開關，他為什么要拉動等等，都是因果關系發生的相關情況。在研究中，我們只能夠限定范圍，對那些“不言而喻”的條件也只能“略而不提”，對那些超出界限的情況也不再研究。總之，現實中“原因和結果的關系”，要比邏輯推理中的“條件和結論的關系”復雜許多倍。

3、邏輯推理中（主要指演義推理），條件必然蘊涵結論；但在因果關系中，原因并不必然蘊涵結論，而只有在“條件”都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原因的出現才引起了結果的發生。例如在電路中，n個串聯開關中，只有在前n-1個開關都發生了“由關到開”的變化之后，即在特定條件都已經“成就”之后，第n個開關“由關到開”才能夠成為燈泡由滅變亮的“原因”。如果我們預先把n個開關進行編號，或者設想它們的顏色各不相同但功能完全相同，最后一個發生“由關到開”變化的那個開關是紅色的，那么只要前面n-1個開關中只要有一個沒有發生“由關到開”的變化，那么紅色開關“由關到開”的變化就并不能“引起”燈泡由滅變亮的結果。所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每一個因果關系都是具體的，都是特定的原因引起了特定的結果。也許只有在實驗室條件下（在實驗室中可以嚴格限定條件），原因和結果的關系才是確定不變的：相同的原因必然引起相同的結果，不同的原因引起不同的結果，就象人們在白開水中加入砂糖則必然使白開水變甜，而加入食鹽則會使白開水變咸一樣起清楚明確。通常人們認為，“同果必然有同因”，“異果必然有異因”，這一原理也只有在實驗室條件下才是有效的。

4、因果關系是“現實”關系，只有在原因現象和結果現象已經發生之后，我們才說，原因A和結果B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邏輯推理”是一種“理論”推導，它不需要任何現實性做支撐，條件就必然蘊涵結論。演繹推理的邏輯結構是：

若A包含于B，并且B包含于C，則A包含于C。就象初等數學中A＜B并且B＜C，那么A＜C一樣。

但是因果關系卻不具有這種傳遞性。即A是B的原因，并且B是C的原因，卻不能得出A是C的原因。即結果原因的原因，不是結果的原因，就象西歐封建中的等級關系那樣：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當然，也有人把原因的原因看作結果的原因，就象我的祖先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一樣。但如果這樣理解因果關系，那么秦始皇統一也許就是兩千多年來一切社會事件的原因，一切事物的最終原因就都是界本身。這樣理解因果關系，就喪失了研究的意義。如果嚴格套用因果關系定義，可以看到這些理解并不符合因果關系定義。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由于理論必須符合現實，它才能夠解釋和預測現實。邏輯推理盡管是理論上的，也許正是由于它是理論上的，所以可以用于推測因果關系的可能性，并由現實予以證實和證偽。實際上人們也正是這樣利用邏輯推理來探索因果關系的。結果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經常把因果關系中的“結果”與邏輯推理中的“結論”相混淆，例如有人把公安機關偵破刑事案件的結論稱為“結果”。問“殺人案有結果了嗎？”答曰“有，是張三謀財殺人！”這里的所謂“結果”，實際上是指找到了“殺人結果”的“原因”，它應當屬于邏輯推理的“結論”而不是現實中因果關系的“結果”。再如我看到李四到就診，由于就診人都是因為有病，所以我就可以根據李四就診推斷他患了病，既由“就診”這一條件得出了“有病”這一結論。但在平時，我們會說“因為我看見李四就診，所以李四有病”。這樣的表述，“就診”好象成了“有病”的原因，正好顛倒了其中的因果關系。所以我們在分析“因為……所以……”這樣的表述時，一定要搞清它是邏輯推理，還是因果關系。

四、復雜因果關系

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會說，有時出現“多因一果”，有時出現“一因多果”，還有時出現“多因多果”。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些情況呢？

1、“多因一果”關系分析：

從邏輯上說，多個條件得出一個結論的情況很多，但只要引入時間因素“降到”現實中來，可以看到所謂“多因”，實際上只有一個是原因，而其它因素都是條件，就象串聯開關和并聯開關中只有一個的變化是原因，而其它都是條件一樣。還有一個簡單例子是有人認為“父和母都是兒子的原因，并且不分先后次序”，即兩個原因“引起”一個結果。但這是由于沒有正確概念產生的缺陷。嚴格說來，原因現象和結果現象都應當是動態的，而父、母及兒子都是靜態的“物”，不符合“原因”和“結果”的要求。父母的“結合”與兒子的“出生”才是動態“現象”，它們才符合因果關系定義的要求。所以正確的因果關系表述應當是，“父母結合是兒子出生的原因”，原因和結果之間仍然是“一因一果”關系。

另外，籠統地看待結果卻具體地探索原因，也會出現所謂的多因一果。例如，籠統地認識，會得出“社會秩序混亂”這一結果，應當說這是一個非常宏觀的“現象”。如果在同一層次上分析原因，應當有一個宏觀的術語表示“原因”。但實際上，到現在人們甚至還沒有試圖用一個宏觀術語來表述這一宏觀原因，于是只好談論（許多）具體原因，由于具體原因很多，實際上無法統計，人們注意到這一情況，所以認為“多因一果”情況大量存在。但如果在同一層次上認識，就可以認為“社會秩序混亂是人的活動造成的”。只要在同一層次認識問題，就仍然是一果一因。

還有一種復雜的因果關系“鏈條”（一連串的因果關系），人們往往把中間環節中出現的“結果”都作為最后結果的“原因”，于是就出現所謂的“多因一果情況”。例如，人們往往把一個人所有的“直系祖先”都看作產生這個人的“原因”。但是如前所述，把一個人的“出生”作為結果，父母的“結合”應當是原因，而祖父母的結合則是“父親”出生的原因，外祖父母的結合則是“母親”出生的原因……

有人認為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什戰勝克里而連任總統，是億萬選民投票的結果，其中每一個投布什選票的選民都是布什當選為總統這一結果的“原因”。所以是億萬原因引起了一個結果。但如果我們引入時間因素，設想每個選民在不同的時刻投票，那么決定選舉結果的是其中某一個選民的選票，他的票使克里的支持者再沒有反敗為勝的可能，他的投票才是布什當選總統的“原因”，而此前投票的其他選民則只是這一結果出現的條件（盡管也是非常必要的條件），此后投布什選票的選民，實際上在“布什當選總統”這一結果現象中沒有起到作用（如果把選票總數作為“結果”，當然每個選民都起了作用）。但在這一事件中，原因和條件的區分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所以也沒人進行這一分析。

2、“一因多果”關系分析

“一因多果”的情況與“多因一果”的情況正好相反。首先，現實世界中存在連續因果關系，人們往往把最初因果關系之后，結果作為原因又引起的結果都看做最初原因的結果。例如一個（對）祖先可能有許多直系后裔，如果把每個后裔都作為“結果”，就出現“一因多果”的情況。

其次，宏觀地認識原因而微觀地認識結果，則是“一因多果”的更為普遍的情況。例如把世界上“人口太多”看作原因，它當然會引起許多具體結果。因為人口有幾十億，每個人都要活動，都會引起相應的結果，于是也出現一因多果的情況。一因多果可以用宏觀模型“總電閘斷開”與“每個用電器停電”之間的關系表示。這顯然是在不同層次上認識問題造成的。如果我們限定在同一層次上分析問題，就可以說，“總電閘斷開”是原因，“全局停電”是結果，仍然是一因一果的關系。

3、“多因多果”關系分析

“多因多果”的現象，實際上是一因一果關系的復合。只要從結果中分解出單一結果，則不難在原因中分解出對應的單一原因。例如，廚師在做湯時使用了很多作料，湯的味道鮮美可口。鮮美可口的味道是由許多單一的“味道”組合而成的，我們可以把它分解為單一味道分別加以。我們假定該湯的味道有苦、辣、酸、甜、咸五種，再分別探討，這五種味道是如何產生的。也許我們發現做湯前只加入了兩種調味品，即食鹽和五香粉。食鹽是單一調味品，它產生了“咸味”；但五香粉是一種混合物，它由幾種調料混合而成，只要再繼續分解，就可以找出是哪種物質產生了苦味，哪種物質產生了辣味等等。于是在“物質”和“味道”之間就建立了一一對應關系。

五、不同學科對因果關系的不同認識和定義

我們前面是從上對因果關系進行定義的分析的，但是不同學科對因果關系往往有不同的定義和認識。最典型的就是“上的因果關系”和“現實中的因果關系”就大不相同。

例如，果園主人為了防止有人偷果子，故意噴灑了巨毒農藥，導致偷果子的人中毒死亡。按照我們的嚴格分析，對“死亡”來說，“噴灑農藥”、“偷果子”、“誤食”是“串聯現象”，最后一個現象“誤食”，應當是死亡的“原因”，而“噴灑農藥”、“偷果子”則是因果關系發生的相關條件。但在法律上，追查責任的標準是相關當事人的“過錯”大小，由于果園主人違反了農藥使用規定，主觀上有過錯（民事上不分故意和過失），所以就認為果園主人“噴灑農藥”的行為與偷果人中毒“死亡”的結果之間“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于是判決果園主人承擔主要民事責任，甚至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在現實生活中，為了對付老鼠，我們可以從市場上購買一個鼠夾子，放置在老鼠經常出沒的地方，最后確實逮住了老鼠。對于這一結果來說，我們往往說，“安放”鼠夾子的行為是原因，“逮住”老鼠是結果。但這樣說并不嚴格符合“因果關系定義”。根據我們的分析，“安放”鼠夾子時，結果并沒有發生，所以不應該是引起結果的原因。最后的因素是老鼠“接觸”到了夾子鼠，它才是引起結果現象發生的原因。

在法律上把有可能導致結果發生的情況都稱為“原因”。例如在公路邊挖溝修管道，沒有作出明顯標記，致使晚上騎自行車經過此處的行人摔倒。如果行人是正常行使無過錯，就認為挖溝人應承擔全部責任，盡管按照因果關系定義，行人的行為是原因，而挖溝只是引起結果發生的有關“條件”。

六、回到問題

利用因果關系基本模型，可以對日常生活中與因果關系有關的情況作出分析和解釋。例如所謂的主要原因，是把“條件”都作為原因，根據它的重要程度所作的區分；間接原因，則是原因的原因或條件的原因而已；偶然原因是考察原因（或條件）的來源，把來源“偶然”的原因稱為“偶然原因”；根本原因是探討原因的原因，直到在特定范圍內無法再繼續探討為止。有人把根本原因稱為“終極原因”，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不限定范圍，任何事物的終極原因都是界本身。所以脫離一定范圍，終極原因的探討就毫無意義。

學家總想探討社會的終極原因，這一想法是值得贊賞的。但是既然要探討終極原因，就應當限定范圍，確定探討到什么程度為止。美國學家諾思就探討到“人口的自然增長”。應當說，在社會的界限內，這一原因確實可以稱為“終極原因”，因為再往前探討“人口自然增長”的原因，就是人的生物屬性，這就超出了社會科學的范圍。筆者認為，古代社會的長期停滯根源于特定的地理條件，也是歸結到在社會科學范圍無法解釋的界限為止……

還是回到我們的炸藥倉庫爆炸的問題上來吧！在炸藥倉庫爆炸事件中，根據我們已經闡述的原理，破壞分子“點燃”導火線的行為應當是原因；“炸藥能夠爆炸”是“不言而喻”的前提條件。保衛工作的“疏漏”，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因素，所以可以分兩個階段進行分析。首先，它被破壞分子發現，使他產生了引發爆炸的特定目的；其后，在破壞分子具體實施爆炸時，又被其直接利用接近倉庫。從激發了破壞分子的犯罪目的看，保衛工作疏漏是條件的原因，也可以稱為“間接原因”；從被破壞分子利用接近倉庫的角度看，保衛工作疏漏又是倉庫爆炸的直接“條件”。

“內因外因”則是毛澤東以某一事物作為界限，把界限內的各種因素（條件）都稱為內因，把界限外的事物都稱為外因。筆者以為，把內因看成主要的、第一位的原因，也許在人們發揮主觀努力上具有作用，但卻難以對其進行嚴格的科學分析。用所謂“內外因關系原理”解釋現實生活，則往往鬧出大笑話。例如用石頭去砸雞蛋，結果當然是“雞蛋破碎”。在“用石頭砸”和“雞蛋破碎”這兩個現象中無疑存在因果關系，甚至可以說“砸”是“碎”的最直接、最主要、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而沒有人把“雞蛋本身不夠堅硬”作為“雞蛋破碎”原因。

大體說來，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因果關系，都是指現象的直接導因（導火線）。按照因果關系定義，某一事物變化的真實原因都應當是“外因”，而不是毛澤東所說的“內因”。在煤礦發生瓦斯爆炸的新聞報道中，我們往往聽到一句話，“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而你如果說，事故發生的原因不需要調查，因為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內部，“瓦斯能夠爆炸”是煤礦事故的根本原因，你這樣說，不使人笑掉大牙才怪！

最后，也許有必要對“穆勒四法”說幾句話。英國哲學家穆勒歸納了求同法、求異法、共變法和剩余法等探求因果關系的基本，它們的原則可以簡單歸納為：相同結果必然有相同原因；不同結果必然有不同原因；變化的結果必然有變化的原因；剩余的結果應當有剩余的原因。容易看到，“穆勒四法”是力圖在現象的比較中發現因果關系。應當說，比較法是人們在探索因果關系時經常使用的方法。例如電器修理中，需要尋找哪個元件出了毛病，于是可以把可能有毛病的元件分別替換到正常的電器中去，看其是否能正常工作。大量事實表明，比較法確實是一種探求因果關系的好方法。即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法也經常被利用來探求、闡述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

第四篇：刑法論文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

---------《被害人承諾問題研究》

讀了黎宏的《被害人承諾問題研究》一文，收益良多，也引發了我的一些思考。本文首先介紹了被害人承諾的類型和法理基礎，而探討被害人承諾的問題通常從排除違法性事由或者排除構成要件符合性事由這兩種角度之一進行探討。但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卻不存在以上兩種角度的爭論或區別。因為我國犯罪構成體系采四要件說，既是實質判斷也是形式判斷，既是初始判斷也是最終判斷，而采犯罪構成三階層的國家則不同，因為他們的犯罪判斷過程是將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截然分開的，所以被害人的承諾到底是在第一步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判斷階段就阻卻犯罪還是在第二步的違法性判斷階段就予以阻卻，是有實質的區別的，所以上述的爭議也就由此產生。

而后本文具體闡述了被害人承諾的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包括承諾主體、承諾對象、承諾時間、承諾表示以及無效承諾等，當然，不同的承諾方式或者內容，也會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就生命法益和身體健康法益而言，存在一些爭議。無論是世界主流觀點，或者黎宏老師，都認為被害人的承諾并不排除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為生命這種法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必須違反法益主體的意思進行保護，其當然是合理且有益的。但這同樣也就意味著是不允許或不承認安樂死的，因為請求安樂死的病人本身是不具有處分其生命的權能的。我在此有些質疑，雖然隨著社會和科技、醫學的發展，人類能攻克的疾病越來越多，但是社會的工業化也引起更多新型的疾病，人類社會，優生是方向，優死也是方向，又何必厚此薄彼呢？所以，有條件的承認安樂死我認為是有必要的，當然其需要嚴格的程序和實質的要見以防止其濫用。而且早在2001年荷蘭就成為世界首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國家，這說明承認安樂死是有一定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基礎的。因此，在關于被害人的承諾是否能排除剝奪生命法益的生命危害性，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最后，本文還分析了對有瑕疵的承諾的處理，以及推定承諾正當化的根據和成立條件以及適用范圍的問題。

在了解學習了關于被害人承諾的相關理論及立法實踐之后，更重要的是與我國的基本制度與實際相結合。我國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終極目標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因此尊重個人主義的刑法觀，尊重個人的自行決定與處分權，接受被害人承諾的相關理論和制度，是極為重要和具有實踐意義的。盡管我國的司法實踐和立法中都體現了相關主張和立場（例如：未將被害人自己放棄自己利益的行為，如自殺、賣淫等行為規定為犯罪；同時將違反被害人意志而侵犯其法益的強奸、盜竊等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并未在刑法中明確將被害人承諾規定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由此產生的立法空白，我認為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第五篇：刑法期末論文

學號：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寶

【案情】：2010年5月，濱海市工商局副局長李強與其妻張曉麗（濱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員）為在濱海市工商局團購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但既未分割財產也未分居。7月，張曉麗高中同學王寧找到張曉麗，請求幫助其子進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給予感謝，張曉麗答應。后張曉麗未告訴李強，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要求其錄用王寧之子。趙鵬向李強匯報了張曉麗打招呼的情況，并提出可用點錄的方式解決，李強表示同意。9月，王寧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為表示感謝，王寧到李強的辦公室送5萬元，李強以自己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響為由拒絕，王寧說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說，李強未置可否。3個月后李強正式退休。王寧以6萬元從移動公司拍得尾號為666666的手機號碼送給張曉麗，說：“這是個吉利的手機號，要值6萬元，感謝你和李局長解決了我兒子的工作。”張曉麗將此事告訴李強，李強說：“就一個手機號，哪值那么多錢？”后該號一直由張曉麗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幾個行為需要運用刑法的思維加以分析和認定，一是李強和張曉麗嫁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的性質；二是張曉麗幫助其同學王寧的兒子進入工商局行為的性質；三是李強在張曉麗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過程中其行為的性質如何認定；四是王寧的行為如何認定，下面我們來一一分析。

首先，對于王寧行為的性質比較容易認定，其行為完全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由于此行為不存在任何爭議，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針對李強和張曉麗假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是否可以定為詐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李強和張曉麗主觀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財產的目的，客觀上是不是實施了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共財產的行為，是判斷其是否構成詐騙罪的兩個關鍵要素。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對二人離婚的客觀效力和法律效力進行評判。我國婚姻法規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但離婚畢竟關系到婚姻家庭關系的鞏固和社會關系的穩定，所以離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盡管我國婚姻法對協議離婚當事人沒有用“感情確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許雙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但無論是從客觀事實上講還是從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講，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依然應當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牽涉到公共財產的所有權，那么根本不需要對二人的協議離婚是否真實進行評價，這是他們二人之間的問題，如果二人的離婚行為已經直接影響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影響到國家房改政策的落實，就必須對二人離婚的真實用意進行了解，對其客觀效力進行評判。筆者認為，如果二人的離婚雖經過了婚姻登記機關的認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舊以夫妻名義生活，夫妻關系并未發生實質改變，則二人的行為屬于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從主觀上講，二人離婚的真實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確已破裂”，而是為了多分一套團購房，即李強和張曉麗是為達到多分得一套團購房的目的，偽造離婚手續，最終騙取了一套團購房，因此對他們離婚這一“合法行為”背后所掩蓋的非法目的應當給予適當的處罰。所以，通過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可以認定二人的協議離婚只不過是非法侵吞公共財產的一種手段，是詐騙罪中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具體表觀。因此根據二人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方式，二人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應當按詐騙罪定罪處罰。

再次，針對張曉麗和其丈夫在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的問題，主要涉及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辨析。根據《刑法》第25條的規定：成立共同犯罪，行為人應當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為。基于此，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時滿足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犯罪行為兩個條件。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稱《紀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意見》）分別對受賄罪共同犯罪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紀要》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意見》指出：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同時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構成受賄罪共犯。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綜合以上法律文件，筆者認為以下四種情形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1）特定關系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2）國家工作人員明知特定關系人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3）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4）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通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授意請托人將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規定的新罪名，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旨在于彌補法律漏洞，懲處那些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和地位收受賄賂的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這些人主要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血緣、親屬、情人、同學、同事、朋友、戰友等關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關系的人。正因為這種密切的關系，行為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國家工作人員施以影響，令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響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直接利用他們的職權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與行為人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身份、地位及職權成為了行為人獲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和地位，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既可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也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區分的關鍵在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行為，即通謀。如果存在通謀，那么屬于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沒有通謀，只是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地位和職權實施行為，那么該國家工作人員因為沒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特定關系人不構成受賄罪的共犯，而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本案中，張曉麗利用其丈夫李強工商局副局長的身份和地位，為了幫助其同學的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幫助辦妥此事，張曉麗行為的定性取決于其與李強之間是否存在通謀，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則邵某因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李某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根據案情可知，張曉麗與李強之間并沒有通謀，雖然人事處處長將張曉麗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長李強，但是這并非是張曉麗主觀上的要求，因此此處不構成張曉麗與其丈夫李強的通謀，故在本案中張曉麗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非受賄罪的共犯，其丈夫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同時，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

綜上所述，本案中張曉麗應當以詐騙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李強應以詐騙罪和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王寧應當以行賄罪定罪處罰；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以受賄罪共犯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