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期末論文

2014-2015學年第一學期《刑法分論》期末論文

論安樂死合法化

姓名：劉雅婷

班級：2013級會計學系專科三班

學號：130322339

上課時間：周一9 10節

序號：107

論安樂死合法化

安樂死，亦稱尊嚴死，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原意是指“快樂地死亡”、“尊嚴地死亡”，它是在西方文明中殺死那些身患不治之癥、年老或者身體嚴重畸形者的社會政策下產生的一個專門術語。安樂死以特定的方式剝奪了特定對象的生命權利，無論在主觀罪過上，還是在客觀表現形式上，乃至在侵害的客體對象上都與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完全一致。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都構成犯罪，安樂死也不能例外。

一：安樂死的起源與發展

早在古斯巴達,就有可予處死不健康嬰兒的安樂死記錄.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殺死嬰兒、自殺和各種安樂死行為更是廣為人們接受。縱觀各國安樂死立法的進程，最早出現的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安樂死法案。30年后，英國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且于同年向英國國會提出了安樂死法案.該年美國也發起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但由于有披著“合法殺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眾的紛紛反對。1938年，希特勒借口實施安樂死，建立了安樂死中心，殺死20多萬人，這使安樂死籠罩上恐怖的陰影，阻礙了安樂死的蓬勃發展。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3]（加利福尼亞州健康安全法），規定“任何成年人可執行一個指令，旨在臨終條件下中止維持生命的措施”。是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了“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會議宣稱要尊重人的“尊嚴的死”的權利.1993年2月4日，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英國第一例安樂死的案件，同意了年僅21歲患者的父母和醫生的申請，停止給他輸入營養液。1993年2 月9 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的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受此影響，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于1995年也通過了“安樂死法”（但實施不到兩年即廢止）。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為了避免濫用安樂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規定了非常嚴格的條件：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利，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同時，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必須咨詢另一名負責醫生的意見。[4]于是荷蘭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安樂死運動在一國已徹底取得了勝利。比利時眾議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西班牙也正在醞釀就此問題立法.從以上國外對安樂死立法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安樂死法案其安樂死的對象都主要是那些患了絕癥,目前無法救治,或是一直處于人為條件下維持心跳、呼吸或意識已處于昏迷狀態,雖生猶死的病人，且均規定了必須是處于自愿的還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及一定的程序后才予以實施.這實際也是對生命權予以保障的一種方式。

其實在我國,學者也曾多次提出了安樂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東省中醫藥大學課題組經過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5]但目前，我國法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說，法律沒有授權個任何機構和個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但是從1992年起我國全國人大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要求使安樂死合法化的提案.而在1986年陜西省一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的首例案件到現在無數身患絕癥的人請求政府給予安樂死來看,安樂死在我國被國人在意識和心理上所接受，并且默許這種行為。雖然各界人士及群眾均普遍認同了安樂死,但由于安樂死是涉及醫學、哲學、倫理學和法學的綜合命題,對于安樂死的各種爭論仍在繼續進行著。

二：安樂死是否合理

客觀地說，在我國刑法學界，長期占據著學術權威地位的學者們主觀觀點一直傾向于安樂死行為是犯罪行為，而司法實務部門在處理這類案件時也同樣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安樂死這種特殊的行為尤其是其中的消極安樂死幾乎從人類社會發軔之初就已經存在，并且社會越發達，人類文明水平越高，社會對安樂死行為就越寬容、越支持。同時，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意見在當今世界也不絕于耳。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觀點相互對立。

儒家思想中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論語》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說法。儒家對于死亡應該秉持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但是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儒家特別重視生命的生的質量。《老子·二十五章》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認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規律，人由生到死的過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觀規律。從這一點上說，道家與儒家的生死觀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規律的結果。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雖經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卻其殺人的違法性。他們覺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轉，而安樂死則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能認為是醫療行為。不可逆的診斷未必準確，不僅醫學的發展可以使絕癥可治，現實中更有許多病例是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應該給病人以這樣的機會。法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犯罪，歷史上更有過納粹借安樂死來進行屠殺的教訓。

但我認為安樂死是處于絕癥無望的病人自覺自愿的選擇生死的一種行為,沒有遭受到任何外力的強迫,是病人內心真實的意思表示,這種行為是有道德責任和價值的。人們(包括病人本身)選擇安樂死均是由于病痛的折磨已是無法言語,并且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為了減輕病人及其家屬的各種來自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才產生安樂死的想法.這時的安樂死已不再是“死亡”這個冷漠的詞匯所能反映的,就像戰場上有的人為了讓無法救治的受重傷的心愛的戰友免受痛苦或敵人的折磨,會在此戰友的懇求下揮淚結束他的生命一樣。當我們用心去體會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安樂死帶給戰友或病人的是找到歸家的路途,這時在人們的內心深處總會有同情之心產生,對于死者是惋惜,對于生者是憐憫,而絕不會去責備生存下來的人。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生命質量已大大降低），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種不人道。病人身患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痛苦難當，希望早日擺脫痛苦，對其實施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一個無望挽救的絕癥患者投入大量的醫療力量實際上是浪費，應當將這些寶貴而有限的醫療資源節省下來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死亡并非永遠是人類的敵人，應正確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問題，死亡不過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環。

三：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可行性 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安樂死非罪化是安樂死合法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解決它，才能幫助司法機關正確斷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醫生）因對病人實施人道的安樂死而被錯誤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有利于實現對公民人權的保護。

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及應受刑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社會危害性是三個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故一個不具備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當然不具備犯罪的其余兩個特征。我認為以安樂死是“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因為如果說安樂死行為是犯罪的話，則根據在于說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權。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而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是行為人依病人承諾對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調控。它不是對生命權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權的基礎上的對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優化處置。采取這種優化處置，不但可以解除絕癥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嚴，而且可以減輕社會與其家屬的物質、精神負擔。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安樂死不但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對社會有益。基于此，實行安樂死的行為因不具備社會危害性，也就當然不具備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性。因此，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是犯罪。最后，根據故意殺人罪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來看，安樂死-特別是采用作為方式實施的安樂死-雖然與故意殺人罪的客觀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質上二者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混為一談。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終極意義上的死亡），行為人可以采取規勸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發生，但行為人不但沒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動促使其發生，故其行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則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因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癥的垂危病人。他們的生命在短期內已確定將終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故實施安樂死只是遵守這一法則而對病人的生命終結方式進行人工優化。因此，安樂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權；第二，二者主觀方面不同。故意殺人的行為不論其殺人的動機是為情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行為人都具備主上的罪過，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綜上所述，我認為實施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也不應當將其作為其他任何名義下的犯罪來處理。因此，除刑法理論上應對其正名以外，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該停止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以避免錯誤地使有關當事人承擔刑事責任。

第二篇：刑法期末論文

學號：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寶

【案情】：2010年5月，濱海市工商局副局長李強與其妻張曉麗（濱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員）為在濱海市工商局團購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但既未分割財產也未分居。7月，張曉麗高中同學王寧找到張曉麗，請求幫助其子進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給予感謝，張曉麗答應。后張曉麗未告訴李強，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要求其錄用王寧之子。趙鵬向李強匯報了張曉麗打招呼的情況，并提出可用點錄的方式解決，李強表示同意。9月，王寧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為表示感謝，王寧到李強的辦公室送5萬元，李強以自己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響為由拒絕，王寧說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說，李強未置可否。3個月后李強正式退休。王寧以6萬元從移動公司拍得尾號為666666的手機號碼送給張曉麗，說：“這是個吉利的手機號，要值6萬元，感謝你和李局長解決了我兒子的工作。”張曉麗將此事告訴李強，李強說：“就一個手機號，哪值那么多錢？”后該號一直由張曉麗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幾個行為需要運用刑法的思維加以分析和認定，一是李強和張曉麗嫁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的性質；二是張曉麗幫助其同學王寧的兒子進入工商局行為的性質；三是李強在張曉麗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過程中其行為的性質如何認定；四是王寧的行為如何認定，下面我們來一一分析。

首先，對于王寧行為的性質比較容易認定，其行為完全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由于此行為不存在任何爭議，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針對李強和張曉麗假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是否可以定為詐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李強和張曉麗主觀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財產的目的，客觀上是不是實施了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共財產的行為，是判斷其是否構成詐騙罪的兩個關鍵要素。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對二人離婚的客觀效力和法律效力進行評判。我國婚姻法規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但離婚畢竟關系到婚姻家庭關系的鞏固和社會關系的穩定，所以離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盡管我國婚姻法對協議離婚當事人沒有用“感情確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許雙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但無論是從客觀事實上講還是從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講，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依然應當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牽涉到公共財產的所有權，那么根本不需要對二人的協議離婚是否真實進行評價，這是他們二人之間的問題，如果二人的離婚行為已經直接影響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影響到國家房改政策的落實，就必須對二人離婚的真實用意進行了解，對其客觀效力進行評判。筆者認為，如果二人的離婚雖經過了婚姻登記機關的認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舊以夫妻名義生活，夫妻關系并未發生實質改變，則二人的行為屬于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從主觀上講，二人離婚的真實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確已破裂”，而是為了多分一套團購房，即李強和張曉麗是為達到多分得一套團購房的目的，偽造離婚手續，最終騙取了一套團購房，因此對他們離婚這一“合法行為”背后所掩蓋的非法目的應當給予適當的處罰。所以，通過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可以認定二人的協議離婚只不過是非法侵吞公共財產的一種手段，是詐騙罪中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具體表觀。因此根據二人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方式，二人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應當按詐騙罪定罪處罰。

再次，針對張曉麗和其丈夫在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的問題，主要涉及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辨析。根據《刑法》第25條的規定：成立共同犯罪，行為人應當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為。基于此，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時滿足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犯罪行為兩個條件。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稱《紀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意見》）分別對受賄罪共同犯罪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紀要》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意見》指出：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同時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構成受賄罪共犯。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綜合以上法律文件，筆者認為以下四種情形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1）特定關系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2）國家工作人員明知特定關系人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3）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4）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通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授意請托人將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規定的新罪名，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旨在于彌補法律漏洞，懲處那些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和地位收受賄賂的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這些人主要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血緣、親屬、情人、同學、同事、朋友、戰友等關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關系的人。正因為這種密切的關系，行為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國家工作人員施以影響，令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響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直接利用他們的職權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與行為人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身份、地位及職權成為了行為人獲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和地位，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既可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也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區分的關鍵在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行為，即通謀。如果存在通謀，那么屬于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沒有通謀，只是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地位和職權實施行為，那么該國家工作人員因為沒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特定關系人不構成受賄罪的共犯，而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本案中，張曉麗利用其丈夫李強工商局副局長的身份和地位，為了幫助其同學的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幫助辦妥此事，張曉麗行為的定性取決于其與李強之間是否存在通謀，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則邵某因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李某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根據案情可知，張曉麗與李強之間并沒有通謀，雖然人事處處長將張曉麗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長李強，但是這并非是張曉麗主觀上的要求，因此此處不構成張曉麗與其丈夫李強的通謀，故在本案中張曉麗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非受賄罪的共犯，其丈夫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同時，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

綜上所述，本案中張曉麗應當以詐騙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李強應以詐騙罪和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王寧應當以行賄罪定罪處罰；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以受賄罪共犯定罪處罰。

第三篇：刑法學年論文-論文精品

刑法學年論文：現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發布時間：2013年10月21日

犯罪概念一直是我國刑法學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因為整個刑法學理論以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為研究對象,整個刑事司法活動也以認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責任為主要任務。但從我國近年來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情況來看,一直將犯罪的形式概念與實質概念對立起來,認為兩者之間屬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時,還出現了一種否定現行刑法中有關犯罪概念規定之傾向,主張“犯罪有實質與形式兩層意義:在立法政策的意義上,犯罪是指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司法準則的意義上,犯罪是指刑法規定為應受刑罰懲罰的行為。”情況果真如此嗎? 以下,筆者試對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問題進行探討。

一、犯罪概念的幾種形式

通常認為,犯罪概念大致可以分為形式概念、實質概念與混合概念三類。

1.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把犯罪定義為違反刑事法律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多為資本主義國家刑法典定義犯罪的概念所使用。它僅從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給犯罪下定義,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將該行為規定為犯罪。其具體表述上又有以下幾種:(1)認為犯罪就是違反刑事法律的行為。如德國刑法學家賓丁認為,犯罪即違反刑事制裁法律的行為。(2)認為犯罪是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如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1條之規定,法國刑法在世界刑法史上開創了在刑法典中規定犯罪概念的先河。(3)進一步以犯罪成立的條件來概括犯罪的概念。(4)結合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把犯罪表述為能夠引起刑事訴訟程序的違法行為。

這種概念見之于英美刑法理論,如格蘭威爾.威廉在其《刑法教科書》中確定的犯罪的概念,但是,僅僅從犯罪的法律表現形式上而沒有揭示犯罪的社會政治本質來給犯罪下定義,掩蓋了資產階級刑法鎮壓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階級實質,這對于廣大人民來說是有一定的欺騙性。

2.犯罪的實質概念犯罪的實質概念,不強調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試圖揭示犯罪現象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國家將社會危害性引入到了犯罪概念中,規定的是實質的犯罪概念。如1960年《蘇俄刑法典》第7條之規定,這種純粹的實質概念是與當時前蘇聯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的,現已被社會主義各國所拋棄。但是不可否認,實質犯罪概念的引入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第一,可以限制刑事立法權。刑法以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為制裁手段,立法上必須嚴謹而科學。第二,是實現刑事司法個案正義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正義固然應當維護,但是刑事司法的個案正義也是重要的,對于那些具備刑事違法性但不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就不必處罰。3.犯罪的混合概念混合犯罪概念是將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合二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質特征。即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問題,又回答了“為什么它是犯罪”的問題,所以比單獨的形式概念或實質概念都有優點。如蘇聯解體以后,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4條規定了如下的犯罪概念:“本法典以刑罰相威脅所禁止的有罪過地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不作為)雖然形式上含有本法典規定的某一行為的要件,但由于情節輕微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即未對個人、社會或國家造成損害或構成威脅的,不是犯罪。”這一定義,既闡明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本質,又限定了犯罪的法律界限,對社會主義國家刑法中犯罪定義的確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中的犯罪概念

我國1997年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很明顯,這是一個混合的犯罪概念,是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犯罪定義。大多數學者均認為這個規定明確將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破壞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體現了犯罪的鮮明階級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類犯罪所侵犯的客體,明確了主要打擊對象;它明確規定只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違反刑法,應受刑罰懲罰程度才是犯罪,從而把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實質特征,與刑事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這一法律特征結合起來,因此,我國刑法關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學性上,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無法比擬,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刑法中,這個規定也是最完善的。當然也有人認為犯罪的實質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應該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領域中分別采納,統一在一起存在邏輯上和操作上的欠缺。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犯罪概念是一個適應中國實際情況的科學的概念。

1.從我國刑法犯罪論的體系來看,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是統一的,即犯罪的形式概念之中必然包含有實質判斷的內容。大家知道,我國所說的刑事違法性和國外所說的違法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國,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是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唯一基礎,換句話說,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就意味著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就構成犯罪。這和國外將犯罪的判斷分為三個階段即符合構成要件、違法和有責任的情況不一樣。在國外,通說認為,符合構成要件僅指行為在形式上符合構成要件,即便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也是符合構成要件的,只是在違法性的階段上,屬于具備排除違法性的事由,所以,不將它們看作為犯罪而已,也就是說,在國外,犯罪的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是完全分開的。但是,在我國,由于獨特的犯罪構成體系,犯罪的實質判斷和形式判斷是合為一體的。一般認為,這是我國的犯罪構成論和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論的最大區別之所在。因此,在我國,說某一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具有刑事違法性,就表明,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合乎該犯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且在實質上也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換句話說,說某一行為符合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種犯罪的犯罪構成,必然是經過了該行為是具有

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的實質判斷。因此,那種將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割裂開來,認為犯罪的形式概念中不考慮犯罪的實質性內容的見解,在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之下,是否妥當,值得考慮。

2.從國外有關犯罪構成的理論發展情況來看,將形式和內容割裂開來的分析方法也正在受到挑戰。如在日本的刑法理論中,近年來出現了排除從中性的、無價值的立場出發來分析構成要件,而從合目的的、實質的角度出發來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傾向。如,盜竊一盆花的行為或者盜竊他人一個蘋果的行為,在過去的觀點看來,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只是在違法性的分析階段上,考慮到一朵花或一個蘋果的價值大小,沒有用刑罰來進行處罰的必要,所以,認定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刑法上的違法行為,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而是在客觀上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具有侵害或威脅,并且達到應當用刑罰進行懲罰程度的行為。也就是說,考量某一行為是否是刑法上所說的違法行為,本身就已經包含有價值判斷。因此,在現在看來,一盆花或一個蘋果,本身就不是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中所保護的對象,即在構成要件符合性的階段就被排除在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之外,當然就沒有必要對盜竊該種物品的行為進行違法性的判斷了。之所以這么考慮,是因為它更符合犯罪是用刑罰這種最為嚴厲的制裁來懲罰的行為,而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的觀念;而且這樣考慮也更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盜竊價值微小的財物的行為,一開始就不應該進入到刑法評價的視野之內。在這種思考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過去在違法性的階段來進行價值判斷的內容,現在提到了構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內容中來了;過去認為,構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斷是中性、客觀、無價值的,僅僅是從形式上進行判斷,但是,按照現在的看法,某種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形式判斷中,本身就包含有價值判斷在內。在這種變化之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有關犯罪的形式判斷(形式概念)和實質判斷(實質概念)不能分開,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結論或判斷,但是,這個結論的得出,本身就經歷了實質性的判斷在內,而這種實質性的判斷的內容,就體現為犯罪的實質概念。

3.現代社會思維方式的轉變,證明了有關犯罪的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是不可分割的結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看來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但是這個結論的得出本身就經歷了實質性的判斷,其內容就體現為犯罪的實質概念。有的學者提出應該把犯罪概念分為“應當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和“法律已經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即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立法概念主要是為決策服務的,而司法概念要求的則更多的是為實踐服務的。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是否科學值得商榷。因為: 第一、立法與司法本身就是緊密聯系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礎,司法是立法的體現和促進,對于同一部門的犯罪概念加以如此細致的劃分似乎無此必要,似乎立法階段的犯罪到了司法過程就不是犯罪了,這本身也是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要求的。第二、概念是對事物本質特征的反映,在一定范圍內應該具有統一的意義和適用價值,否則將造成理解的障礙和聯系的停滯。第三、這里的立法概念其實就是犯罪學領域的犯罪概念,而司法概念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刑法犯罪概念,應該把不同學科與同一部門的層次分清楚。

4.從司法實踐來看,也是采用了經過實質分析之后,得出是不是違反刑法分則中具體條文的規定的行為的形式上的結論的。在實踐中,司法機關對一個案件的認定,首先是看有沒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然后查是什么行為侵犯了合法權益,造成了何種具體結果;再查什么人實施了行為;再查行為人在實施行為的時候,是不是具有罪過。經過上述帶有實質性意義的判斷之后,才會得出行為人的行為是不是刑法規定的犯罪的形式上的結論。

5.從罪刑法定原則看, 現行犯罪概念充分、徹底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刑罰權包括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和行刑權。犯罪的形式概念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求刑權、量刑權與行刑權的制約;犯罪的實質概念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制刑權的制約。

6.我國就刑法規定的犯罪概念

是對犯罪的內涵和外延的科學概括,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根本標準。這一定義科學地揭示了犯罪的社會政治屬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嚴重破壞刑法所保護 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同時該定義又明確指出犯罪必須是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如果一個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法律沒有規定其為犯罪,或者沒有規定對這種行為的刑罰處罰,那么也不能認定為犯罪。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懲罰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這一規定是現代法治國家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對我國現行刑法第13條的規定,可作以下理解:首先,依照刑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是犯罪,這是有關犯罪的形式定義;其次,在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是依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的時候,應從該行為的情節是否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等實質方面來進行判斷。換句話說,刑法第13條關于犯罪的總則性規定,一方面是有關犯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關犯罪認定的指導性規定,它意味著在判斷某一行為是不是符合刑法分則的某一條文的規定的時候,不能僅從形式上觀察,必須從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實質方面來考量。

第四篇：刑法論文題目參考

刑法方向論文選題

一、刑法總論

1.試論刑法的調整對象 2.刑法立法解釋探討 3.刑法司法解釋研究

4.刑法基本原則若干問題研究 5.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蘊含 6.論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化 7.刑法適用平等原則探究

8.論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理論基礎 9.論罪刑相適應原則與刑罰個別化 10.試論犯罪的本質

11.犯罪概念的反思與重構 12.論犯罪的基本特征

13.試論刑法空間效力的幾個問題

14.試論我國大陸與港澳臺刑事管轄權的沖突與其解決 15.關于刑法中的行為研究 16.論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7.論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 18.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9.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研究 20.試析刑法中的危害結果 21.論刑法中的因果關系

22.試論犯罪客體的概念和特征 23.關于犯罪對象的若干問題研究 24.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關系研究

25.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犯罪適用問題研究 26.試論刑事責任能力 27.論醉酒犯罪與刑事責任 28.關于單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 30.論單位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31.試論故意犯罪

32.故意犯罪的認識內容研究 33.試論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論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劃分標準 35.論過失犯罪

36.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比較研究 37.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之比較 38.論違法性認識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試論刑法中的認識錯誤

41.試論法律上的認識錯誤 42.試論事實上的認識錯誤

43.試論嚴格責任在我國刑法中的適用 44.對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45.關于犯罪構成的若干問題研究 46.論正當防衛中的幾個問題

47.試論防衛過當的界限及其罪過形式 48.特殊防衛問題研究

49.論緊急避險中的若干問題 50.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比較研究 51.試論犯罪預備

52.論犯罪未遂中的幾個問題 53.論犯罪的著手 54.犯罪中止研究

55.論犯罪既遂的判斷標準 56.論共同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57.共同正犯研究 58.間接正犯研究 59.片面共犯研究

60.試論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態 61.單位共同犯罪探究

62.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 63.試論首要分子 64.幫助犯研究 65.脅從犯研究 66.教唆犯研究

67.試論一罪與數罪的劃分標準 68.想象競合犯研究 69.試論法條競合 70.慣犯問題研究

71.關于結合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72.牽連犯研究 73.吸收犯研究 74.試論數罪并罰

75.論緩刑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76.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77.論我國刑罰體系的修改和完善 78.論刑事責任

79.試論刑事責任的根據 80.試論刑罰權及其根據 81.刑罰的功能研究 82.刑罰的目的研究

83.論死刑存廢的基本立場 84.試論死刑的演變及其走向

85.論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 86.論死刑廢止的條件 87.論資格刑的修改與完善 88.關于管制刑存廢之我見 89.試論罰金刑 90.試論沒收財產 91.量刑情節研究

92.論自首中的幾個問題 93.論單位自首

94.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95.論累犯中的幾個問題 96.論單位累犯

97.試論我國刑法中的減刑制度 98.論我國刑法中的假釋制度 99.假釋制度比較研究 100.試論我國刑法中的追訴時效

二、刑法分論

1.論危害國家安全罪中的幾個問題 2.試論分裂國家罪及其立法完善 3.關于叛逃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4.關于間諜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5.試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體 6.論放火罪的若干問題 7.論爆炸罪的構成特征 8.試論投放危險物質罪

9.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0.破壞交通工具罪研究 11.破壞交通設施罪探究

12.論恐怖活動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3.試論恐怖犯罪及其對策

14.劫持航空器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15.論涉槍、涉爆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6.論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 17.試論交通肇事罪的幾個問題

18.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19.關于交通肇事罪的成因及其對策研究 20.論《刑法修正案

（六）》對責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 21.試論重大責任事故罪

22.關于重大責任事故犯罪的成因分析 23.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初探

24.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防范對策研究 25.試論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26.危險物品肇事罪研究

27.經濟犯罪的概念研究 28.試論經濟犯罪的特征 29.關于經濟犯罪的范圍探討

30.論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對策 31.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32.試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33.試論生產、銷售假藥罪 34.試論生產、銷售劣藥罪

35.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探析

36.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研究 37.走私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38.論走私罪的表現形式 39.論走私罪的若干問題 40.走私罪的成因與防范 41.試論走私武器、彈藥罪 42.試論走私文物罪 43.走私淫穢物品罪研究

44.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探析 45.走私廢物罪的成因與防范 46.走私廢物罪的構成特征分析

47.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48.試論虛報注冊資本罪

49.試論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 50.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探究 51.商業賄賂罪的成因分析 52.商業賄賂罪的防治對策研究 53.商業受賄罪研究 54.商業行賄罪探析

55.試論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56.試論為親友非法謀利罪

57.關于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58.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59.金融犯罪的分類問題研究 60.金融犯罪的成因與防范 61.偽造貨幣罪若干問題研究 62.試論持有、使用假幣罪 63.試論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

64.關于高利轉貸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65.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探究 66.試論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67.證券、期貨犯罪初探

68.金融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69.金融詐騙罪中的幾個問題研究 70.金融詐騙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71.試論集資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72.貸款詐騙罪的主要特征分析 73.試論信用證詐騙罪 74.試論信用卡詐騙罪 75.票據詐騙罪研究 76.有價證券詐騙罪研究 77.論保險詐騙罪的幾個問題 78.保險詐騙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79.危害稅收征管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80.論偷稅罪的若干問題

81.關于偷稅罪的成因與對策分析 82.抗稅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83.論抗稅罪的司法認定 84.騙取出口退稅罪研究

85.關于增值稅發票犯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86.試論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構成特征 87.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88.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成因與對策探析 89.試論假冒注冊商標罪

90.論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認定 91.關于假冒專利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92.試論侵犯著作權罪的主要特征 93.試論侵犯商業秘密罪 94.虛假廣告罪研究 95.串通投標罪研究

96.試論合同詐騙罪的幾個問題 97.合同詐騙罪的客觀特征研究 98.非法經營罪的主客觀特征探討 99.試論強迫交易罪 100.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研究 101.論逃避商檢罪的構成特征 102.故意殺人罪的主客觀特征研究 103.故意殺人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04.故意殺人罪的實證研究 105.關于人的生命起始與終結的刑法學說研究 106.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107.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辨析 108.試論安樂死的倫理基礎 109.論故意傷害罪的主要特征 110.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辨析 111.強奸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112.強奸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13.強奸罪的司法認定 114.強奸罪的反思與重構

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關于婚內強奸行為的定性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認定 論綁架罪的主要特征 綁架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綁架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構成特征 拐賣婦女、兒童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 論誣告陷害罪的構成特征 誣告陷害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刑訊逼供罪的構成特征 刑訊逼供罪的司法認定 暴力取證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論報復陷害罪的主要特征

報復陷害罪與誣告陷害罪之辨析 試論強迫職工勞動罪

試論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 侮辱罪若干問題研究 誹謗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侵犯通信自由罪

關于破壞選舉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重婚罪構成特征研究 重婚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破壞軍婚罪的幾個問題

論妨害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虐待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遺棄罪的構成特征

試論拐騙兒童罪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侵犯財產罪的客體與對象 侵犯財產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搶劫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搶劫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轉化型搶劫罪研究 搶劫罪的司法認定 搶劫罪的加重情節研究 盜竊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盜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盜竊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盜竊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詐騙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詐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詐騙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論搶奪罪的構成特征 搶奪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搶奪罪的司法認定 論侵占罪的構成特征 侵占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侵占罪的司法認定

職務侵占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職務侵占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職務侵占罪的司法認定 論敲詐勒索罪的構成特征

敲詐勒索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擾亂公共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論妨害公務罪的構成特征 妨害公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招搖撞騙罪的構成特征 招搖撞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計算機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試論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試論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計算機犯罪的成因與防范對策研究 網絡犯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論聚眾斗毆罪的構成特征 聚眾斗毆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尋釁滋事罪的構成特征 尋釁滋事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論傳授犯罪方法罪的構成特征 傳授犯罪方法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試論聚眾淫亂罪的定罪與量刑 賭博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賭博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論偽證罪及其司法認定 妨害作證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刑法》第306條存廢之我見 擾亂法庭秩序罪研究 試論窩藏、包庇罪

試論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論脫逃罪的若干問題 脫逃罪的司法認定 破壞監管秩序罪研究 組織越獄罪研究

試論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 試論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 偷越國（邊）境罪的主要特征探究 關于文物犯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故意損毀文物罪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倒賣文物罪及其司法認定 論危害公共衛生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論醫療事故罪的若干問題 醫療事故罪的司法認定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研究 試論非法狩獵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非法捕撈水產品罪

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研究 試論盜伐林木罪的構成特征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濫伐林木罪的構成特征及其司法認定 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毒品犯罪中的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毒品犯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 論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強迫他人吸毒罪

組織賣淫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組織賣淫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強迫賣淫罪的構成特征 強迫賣淫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傳播性病罪

論淫穢物品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傳播淫穢物品罪研究 組織淫穢表演罪研究

貪污賄賂罪的概念與共同特征研究 貪污賄賂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論貪污罪的主體范圍 貪污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貪污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貪污罪的司法認定 貪污罪的定罪與量刑 論挪用公款罪的構成特征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認定

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挪用公款罪的定罪與量刑 受賄罪的客體與對象研究 受賄罪的主體研究

受賄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受賄罪的司法認定 受賄罪的定罪與量刑

受賄罪的成因與防范對策研究 論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 論行賄罪的構成特征 行賄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單位受賄罪研究 單位行賄罪研究 介紹賄賂罪研究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構成特征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司法認定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的構成特征 私分國有資產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私分國有資產罪的司法認定 私分罰沒財物罪研究 瀆職罪主體研究

瀆職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構成特征探討 濫用職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司法認定 論玩忽職守罪的構成特征 玩忽職守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玩忽職守罪的司法認定

玩忽職守罪的主觀罪過形式研究 論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的構成特征 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的司法認定 論徇私枉法罪的構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認定

論私放在押人員罪的構成特征 私放在押人員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 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探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研究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探析 違法提供出口退稅憑證罪探究

試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 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研究

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環境監管失職罪的構成特征分析 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研究 放縱走私罪若干問題研究 商檢徇私舞弊罪探究 試論商檢失職罪

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研究 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探析 試論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 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研究 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探究

犯罪心理學論文選題

1、論情緒與犯罪

2、激情犯罪的特征

3、社會變革對犯罪的影響

4、試論團伙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5、論青少年犯罪低齡化的原因

6、論犯罪亞文化的特征

7、互聯網的不良影響與青少年犯罪的關系

8、論需要與犯罪

9、論暴力犯罪的特征

10、論青少年犯罪的特征與趨勢

11、論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對策

12、學校教育功能缺陷與青少年犯罪

13、家庭教育功能缺陷與青少年犯罪

14、論青少年團伙犯罪的特征

15、“留守兒童”犯罪的原因及對策

16、論大學生犯罪的特征與對策

17、吸毒人員心理特征及防治對策

18、青少年犯罪的動機分析

19、女性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20、論大眾傳播媒介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21、青少年不良人際交往與犯罪的關系

22、論貪污賄賂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征

23、男女兩性犯罪特征之比較

24、有組織犯罪的特點與治理對策

25、論犯罪預防與和諧社會建構的關系

26、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犯罪預防問題研究

27、農民工犯罪問題的實證研究

28、論城鎮化進程中的犯罪預防問題

29、預防“雙搶”（搶劫、搶奪）犯罪的對策研究 30、論犯罪被害人的人格特征

整理：www.tmdps.cn 寫手聯盟

第五篇：刑法論文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

---------《被害人承諾問題研究》

讀了黎宏的《被害人承諾問題研究》一文，收益良多，也引發了我的一些思考。本文首先介紹了被害人承諾的類型和法理基礎，而探討被害人承諾的問題通常從排除違法性事由或者排除構成要件符合性事由這兩種角度之一進行探討。但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卻不存在以上兩種角度的爭論或區別。因為我國犯罪構成體系采四要件說，既是實質判斷也是形式判斷，既是初始判斷也是最終判斷，而采犯罪構成三階層的國家則不同，因為他們的犯罪判斷過程是將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截然分開的，所以被害人的承諾到底是在第一步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判斷階段就阻卻犯罪還是在第二步的違法性判斷階段就予以阻卻，是有實質的區別的，所以上述的爭議也就由此產生。

而后本文具體闡述了被害人承諾的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包括承諾主體、承諾對象、承諾時間、承諾表示以及無效承諾等，當然，不同的承諾方式或者內容，也會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就生命法益和身體健康法益而言，存在一些爭議。無論是世界主流觀點，或者黎宏老師，都認為被害人的承諾并不排除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因為生命這種法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必須違反法益主體的意思進行保護，其當然是合理且有益的。但這同樣也就意味著是不允許或不承認安樂死的，因為請求安樂死的病人本身是不具有處分其生命的權能的。我在此有些質疑，雖然隨著社會和科技、醫學的發展，人類能攻克的疾病越來越多，但是社會的工業化也引起更多新型的疾病，人類社會，優生是方向，優死也是方向，又何必厚此薄彼呢？所以，有條件的承認安樂死我認為是有必要的，當然其需要嚴格的程序和實質的要見以防止其濫用。而且早在2001年荷蘭就成為世界首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國家，這說明承認安樂死是有一定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基礎的。因此，在關于被害人的承諾是否能排除剝奪生命法益的生命危害性，我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最后，本文還分析了對有瑕疵的承諾的處理，以及推定承諾正當化的根據和成立條件以及適用范圍的問題。

在了解學習了關于被害人承諾的相關理論及立法實踐之后，更重要的是與我國的基本制度與實際相結合。我國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終極目標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因此尊重個人主義的刑法觀，尊重個人的自行決定與處分權，接受被害人承諾的相關理論和制度，是極為重要和具有實踐意義的。盡管我國的司法實踐和立法中都體現了相關主張和立場（例如：未將被害人自己放棄自己利益的行為，如自殺、賣淫等行為規定為犯罪；同時將違反被害人意志而侵犯其法益的強奸、盜竊等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并未在刑法中明確將被害人承諾規定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由此產生的立法空白，我認為還有待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