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論文文獻綜述

一、有許多學者認為我國現行仲裁法中的“其它財產權益糾紛”的規定應當更加明確化。譚兵在《中國仲裁制度的改革與完善》一書中認為：調整中國現行仲裁范圍的主要思路是明確、統一、擴大和規范。對于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中的“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應有更加明確的解釋。其認為“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解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首先，“財產權益爭議”一詞，是指交付仲裁的事項應是與財產有關的事項，與財產無關的爭議則不可以仲裁。其次，對“其他財產權益糾紛”中的“財產權益”的范圍，存在著界定不清的情況。為有利于仲裁實踐，建議在修改仲裁法前，司法機關及時對“其他財產權益糾紛”作出統一的司法解釋。

二、現行的仲裁實踐中所通用的有關“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界定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仲裁制度本身的發展。許多的學者建議將更多的民事糾紛納入到仲裁中來。

喬欣、李莉在《爭議可仲裁性研究》一文中提到破產程序中的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糾紛具有可仲裁性。認為爭議的可仲裁性不因破產而改變，仲裁協議仍可執行，裁決所確定的權益可作為破產財產或破產債權向法院申報。同時還認為應將因侵權行為產生的爭議納入到仲裁。其認為：民事權利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侵權行為也是一個開放型的概念。由侵權行為而產生的爭議，當事人雙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爭議不涉及財產權益，但涉及的權利內容是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或可以和解的，這樣的爭議應具有可仲裁性。

同時，很多學者建議將知識產權中的更多糾紛納入到仲裁中來。鄭書前、宋新宇在《論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之可仲裁性》一文中談到：目前我國有關法律只規定了“著作權合同糾紛”可以申請仲裁。但對于其他的知識產權糾紛如專利權、商標權有關的糾紛并未規定其可以提請仲裁。仲裁方式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方面和其他方式相比有其獨到的優勢。如果不充分利用這種優勢，會造成知識產權保護的成本增加、資源浪費。其認為：長遠的考慮是在對《仲裁法》進行修改時擴充仲裁的受案范圍，明確規定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一部分事項可以仲裁；鑒于《仲裁法》的修改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內容以及立法者對修改時機會合理把握，目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明確任命法院在對仲裁裁決進行司法審查時，不得將裁決事項時知識產權糾紛作為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的情形而裁定撤銷或不予執行該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仲裁裁決，應當執行該裁決結果，這是可采取的權宜之計。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國家對于民商事案件可仲裁性的態度將變的更為開放，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被仲裁機制所擴充容納，承認其具有可仲裁性將在我們的意料之中。馬明虎在《論我國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談到，承認更多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符合世界仲裁立法的發展趨勢。其認為：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顯然知識產權與財產權有一定的差異，而從擔保法權利質押的規定來看，我國擔保法將知識產權視為“動產”，知識產權的侵權糾紛應當屬于“其他財產糾紛”。更重要的是，我國仲裁立法已朝國際仲裁制度邁出了很大一步，這為承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可仲裁性創立了必要的條件。

孫東東、吳正鑫在《關于我國建立醫事糾紛仲裁制度的研討》提出建立醫療糾紛仲裁制度的設想。認為除少數重大醫療責任事故外，絕大多數醫療糾紛均為民事糾紛，且糾紛的最終解決也都落實到經濟補償上，因此解決此類糾紛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斷方式，但由于醫療糾紛仲裁所調整的糾紛涉及醫學專業技術以及糾紛雙方的不對等性，使得醫事糾紛不僅具有一般經濟合同糾紛仲裁的特征，如：程序簡便、靈活、快捷、或裁或審、不公開、不排斥調解以及仲裁結局具有法律效力等，還具有其特殊性。即：（1）醫療糾紛仲裁可由糾紛雙方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請，無須雙方當事人合意。（2）醫事糾紛仲裁應作為訴訟程序前的必經程序，仲裁機構對糾紛先行調解，調節不成，做出裁決。其調解和裁決均不具有最終解決糾紛的效力，但生效后應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其還建議建立專門的醫事糾紛仲裁機構來審理醫事糾紛。

三、有的學者認為侵權與違約責任競合現象的糾紛也可以通過仲裁來解決。王金蘭、王瑋在《論侵權行為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談到：在侵權與違約競合的情況下，受害人享有選擇請求權，既可以以侵權為由，又可以以違約為由，行使追討損害賠償或損失賠償的權利。實際上，對于侵權性的違約行為和違約性的侵權行為，一般都按違約行為處理。當執行一個責任而使受害人的損害賠償目的達到時，受害人的另一請求權應歸于消滅，加害人的責任即可解除。如在執行違約賠償責任后，權利人的損失已經得到彌補，就不再要求違約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無論是合同之債，還是侵權之債，都是民商事法律調整的范疇，該債權的糾紛都屬于私法上而不是公法上的糾紛，此為以仲裁來解決該糾紛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此外，在侵權和違約競合的情況下，如何說明選擇違約，再將其歸結于也屬違約的性質，以違約提起損失賠償，再技巧上也會更恰當、穩妥。

四、宋連斌和黃進教授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建議修改稿）中提出將仲裁的管轄的受案范圍規定為“當事人有權和解的任何財產性糾紛”。有的學者比較推崇我國臺灣地區“仲裁法”的規定，即“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之”，同時增訂第二款規定“前項爭議，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也有學者推崇德國的立法思路，那就是“一切包含經濟利益的爭議都可以成為仲裁的標的”。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可直接將“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改為“契約性和非契約性糾紛”。陳立峰、王海量在《論我國仲裁法的管轄范圍》一文中談到：擴大仲裁受案范圍關鍵是看這種立法技術是否符合國內仲裁實踐和國際仲裁發展趨勢的要求。在確定仲裁管轄范圍時需要明確的幾點是：首先，應當符合《聯合國仲裁示范法》的內容；其次，仲裁法管轄范圍的規定肯定要統轄國內各個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維護法律的嚴肅性；最后，應明確仲裁主體的適用范圍。

綜上，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仲裁受案范圍應當擴大，相關法律應當更加明確化。但就具體如何擴大仲裁的受案范圍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產生分歧的關鍵點在于我國仲裁法第二條規定的“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許多學者建議將知識產權中的專利權和商標權納入仲裁；還有學者認為醫事糾紛也應納入仲裁；甚至有學者認為侵權與違約責任競合現象的糾紛也可以通過仲裁來解決。

第二篇：刑法畢業論文文獻綜述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中所剩的可以支持雙方論點的范疇已經寥寥無幾了，我們的研究已經“走火入魔”了。這里我并不否定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成果，而是強調刑法研究中，在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時首先需要弄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那么，為什么必然說和必然偶然說都能從馬克思哲學中找到所謂的根據而爭論不已呢?這主要是對其中的必然、偶然、原因、結果諸范疇的不同理解，結果是雙方各執一端。拿哲學上的論據來支持其觀點，實則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可雙方為什么又能自圓其說呢?偷換概念是雙方共同的弊端。故在用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結果研究刑法因果關系時，前蘇聯已有學者指出：“人的活動和它造成的結果，彼此間是處于必然聯系還是偶然聯系，對于刑法毫無意義。”

www.tmdps.cn【xiexiebang.com范文網】

以上分析僅是涉及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研究中必然說和必然偶然說的內部之爭，那么，因果關系是否僅為我國犯罪構成理論中的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實際上，必然說還是必然偶然說法是建立在其為客觀方面上的一個要素展開討論的，即我國學者提出的刑法因果關系客觀性問題。我認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無非是指，刑事案件發生了，犯罪行為與結果以及行為人對行為與結果的認識這些客觀事實，不以我們的主觀認識存在與否，都實際存在著。而這些參在的客觀事實，包括行為人行為時的行為狀態事實，與由這種心里狀態支配的行為與結果的關系的事實。這樣因果關系既是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又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所具有的認識因素。而必然說、必然偶然說之爭從這個角度看僅是因果關系在犯罪構成理論的客觀方面的爭論，把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等同于客觀方面的片面認識。而我們在研究因果關系時，應同時注意主觀方面的因素，即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來理解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往我們的研究，忽視了對行為人主觀方面因果關系認識的研究，按照以往研究的邏輯，客觀方面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聯系確定之后，進一步查清主觀方面行為人的認識則是很容易的事，殊不知，某些案件在客觀方面的條件關系查清后，其主觀認識也具有重大意義。而我們的必然說、必然偶然說之爭在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由因推果的思維傾向，最后導致因果關系判斷的“畢其功于一役”。

二、英美法系的雙層次原因學說

在英美國家中，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同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責任條件之一的因果關系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即把原因分為兩層：第一層是“事實原因”，第二層次是“法律原因”。“事實原因”類似于大陸法系條件說圈定的原因，由“But for”公式判斷，意指如果沒有被告的行為，就不會發生這一危害結果，則行為是結果發生的原因。但事實原因并非最終都能被認定為刑法原因，還需要運用一定的標準進行限制篩選，找出其中應當讓行為人對結果負責的行為，這就是所謂“法律原因”。不難發現，“法律原因”理論同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宗旨想同，都是為了限定刑法上因果關系范圍。然而對于如何選擇法律原因，“近因說、“普通觀念說”、“政策說”、“預見說”等各執己見，表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

我認為，“近因”所謂的最近，不必是時間或空間上的最近，而是一種因果關系的最近，其實質要求也就在于危害行為對于危害結果所起的作用不能過分微弱，應當是足以令行為人承擔責任的。本來因果關系問題應當是在責任之前考慮的問題，近因說卻把確定因果關系等同于追究刑事責任，而要回答為什么可以讓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時，又必然以因果關系的參在為前提，完全倒果為因。預見說的缺陷是考察因果關系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所發生的結果是否有認識或能認識來決定，正如有人批評《模范刑法典》因果關系條款是“因果關系和主觀責任循環論證”。而在判案實踐中，由于實用主義的影響，其具體判斷標準極富靈活性，隨著案情涉及的環境、當事人的特定狀況、時代背景不同和倫理價值觀念的變異，法官可能會對相同的事實得出不同的結論。以致有的人對于刑法中是否存在一個能夠用來解決所有因果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都產生了懷疑。

刑法因果關系歷來是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新論迭出的問題，在我國刑法學的研究當中，歷史上就有偶然因果關系說與必然因果關系說之爭，現在又有高概率之說、條件說、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區分說之論，這些觀點的出現，表明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正在深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開闊了視野，但同時又給了我們一種不是隔靴搔癢——抓不到實處，就是只提出問題卻沒有說明如何解決問題的淺嘗轍止的感覺，刑法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和解釋學，其立論的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實際問題，作為刑法學的重要課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從我國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來看，情況似乎并不如此。

第三篇：刑法學年論文-論文精品

刑法學年論文：現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發布時間：2013年10月21日

犯罪概念一直是我國刑法學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因為整個刑法學理論以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為研究對象,整個刑事司法活動也以認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責任為主要任務。但從我國近年來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情況來看,一直將犯罪的形式概念與實質概念對立起來,認為兩者之間屬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時,還出現了一種否定現行刑法中有關犯罪概念規定之傾向,主張“犯罪有實質與形式兩層意義:在立法政策的意義上,犯罪是指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司法準則的意義上,犯罪是指刑法規定為應受刑罰懲罰的行為。”情況果真如此嗎? 以下,筆者試對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問題進行探討。

一、犯罪概念的幾種形式

通常認為,犯罪概念大致可以分為形式概念、實質概念與混合概念三類。

1.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把犯罪定義為違反刑事法律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多為資本主義國家刑法典定義犯罪的概念所使用。它僅從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給犯罪下定義,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將該行為規定為犯罪。其具體表述上又有以下幾種:(1)認為犯罪就是違反刑事法律的行為。如德國刑法學家賓丁認為,犯罪即違反刑事制裁法律的行為。(2)認為犯罪是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如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1條之規定,法國刑法在世界刑法史上開創了在刑法典中規定犯罪概念的先河。(3)進一步以犯罪成立的條件來概括犯罪的概念。(4)結合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把犯罪表述為能夠引起刑事訴訟程序的違法行為。

這種概念見之于英美刑法理論,如格蘭威爾.威廉在其《刑法教科書》中確定的犯罪的概念,但是,僅僅從犯罪的法律表現形式上而沒有揭示犯罪的社會政治本質來給犯罪下定義,掩蓋了資產階級刑法鎮壓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階級實質,這對于廣大人民來說是有一定的欺騙性。

2.犯罪的實質概念犯罪的實質概念,不強調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試圖揭示犯罪現象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國家將社會危害性引入到了犯罪概念中,規定的是實質的犯罪概念。如1960年《蘇俄刑法典》第7條之規定,這種純粹的實質概念是與當時前蘇聯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的,現已被社會主義各國所拋棄。但是不可否認,實質犯罪概念的引入是適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第一,可以限制刑事立法權。刑法以剝奪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為制裁手段,立法上必須嚴謹而科學。第二,是實現刑事司法個案正義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正義固然應當維護,但是刑事司法的個案正義也是重要的,對于那些具備刑事違法性但不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就不必處罰。3.犯罪的混合概念混合犯罪概念是將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合二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質特征。即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問題,又回答了“為什么它是犯罪”的問題,所以比單獨的形式概念或實質概念都有優點。如蘇聯解體以后,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14條規定了如下的犯罪概念:“本法典以刑罰相威脅所禁止的有罪過地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不作為)雖然形式上含有本法典規定的某一行為的要件,但由于情節輕微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即未對個人、社會或國家造成損害或構成威脅的,不是犯罪。”這一定義,既闡明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本質,又限定了犯罪的法律界限,對社會主義國家刑法中犯罪定義的確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中的犯罪概念

我國1997年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很明顯,這是一個混合的犯罪概念,是形式與實質相結合的犯罪定義。大多數學者均認為這個規定明確將危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破壞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體現了犯罪的鮮明階級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類犯罪所侵犯的客體,明確了主要打擊對象;它明確規定只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達到違反刑法,應受刑罰懲罰程度才是犯罪,從而把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實質特征,與刑事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這一法律特征結合起來,因此,我國刑法關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學性上,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無法比擬,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刑法中,這個規定也是最完善的。當然也有人認為犯罪的實質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應該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領域中分別采納,統一在一起存在邏輯上和操作上的欠缺。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的犯罪概念是一個適應中國實際情況的科學的概念。

1.從我國刑法犯罪論的體系來看,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是統一的,即犯罪的形式概念之中必然包含有實質判斷的內容。大家知道,我國所說的刑事違法性和國外所說的違法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國,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是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唯一基礎,換句話說,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就意味著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就構成犯罪。這和國外將犯罪的判斷分為三個階段即符合構成要件、違法和有責任的情況不一樣。在國外,通說認為,符合構成要件僅指行為在形式上符合構成要件,即便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行為也是符合構成要件的,只是在違法性的階段上,屬于具備排除違法性的事由,所以,不將它們看作為犯罪而已,也就是說,在國外,犯罪的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是完全分開的。但是,在我國,由于獨特的犯罪構成體系,犯罪的實質判斷和形式判斷是合為一體的。一般認為,這是我國的犯罪構成論和大陸法系的構成要件論的最大區別之所在。因此,在我國,說某一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某種犯罪的構成要件,具有刑事違法性,就表明,該行為不僅在形式上合乎該犯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且在實質上也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換句話說,說某一行為符合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種犯罪的犯罪構成,必然是經過了該行為是具有

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的實質判斷。因此,那種將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實質概念割裂開來,認為犯罪的形式概念中不考慮犯罪的實質性內容的見解,在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之下,是否妥當,值得考慮。

2.從國外有關犯罪構成的理論發展情況來看,將形式和內容割裂開來的分析方法也正在受到挑戰。如在日本的刑法理論中,近年來出現了排除從中性的、無價值的立場出發來分析構成要件,而從合目的的、實質的角度出發來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傾向。如,盜竊一盆花的行為或者盜竊他人一個蘋果的行為,在過去的觀點看來,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只是在違法性的分析階段上,考慮到一朵花或一個蘋果的價值大小,沒有用刑罰來進行處罰的必要,所以,認定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刑法上的違法行為,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而是在客觀上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具有侵害或威脅,并且達到應當用刑罰進行懲罰程度的行為。也就是說,考量某一行為是否是刑法上所說的違法行為,本身就已經包含有價值判斷。因此,在現在看來,一盆花或一個蘋果,本身就不是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中所保護的對象,即在構成要件符合性的階段就被排除在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之外,當然就沒有必要對盜竊該種物品的行為進行違法性的判斷了。之所以這么考慮,是因為它更符合犯罪是用刑罰這種最為嚴厲的制裁來懲罰的行為,而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的觀念;而且這樣考慮也更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盜竊價值微小的財物的行為,一開始就不應該進入到刑法評價的視野之內。在這種思考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過去在違法性的階段來進行價值判斷的內容,現在提到了構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內容中來了;過去認為,構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斷是中性、客觀、無價值的,僅僅是從形式上進行判斷,但是,按照現在的看法,某種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形式判斷中,本身就包含有價值判斷在內。在這種變化之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有關犯罪的形式判斷(形式概念)和實質判斷(實質概念)不能分開,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結論或判斷,但是,這個結論的得出,本身就經歷了實質性的判斷在內,而這種實質性的判斷的內容,就體現為犯罪的實質概念。

3.現代社會思維方式的轉變,證明了有關犯罪的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是不可分割的結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看來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但是這個結論的得出本身就經歷了實質性的判斷,其內容就體現為犯罪的實質概念。有的學者提出應該把犯罪概念分為“應當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和“法律已經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即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立法概念主要是為決策服務的,而司法概念要求的則更多的是為實踐服務的。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是否科學值得商榷。因為: 第一、立法與司法本身就是緊密聯系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礎,司法是立法的體現和促進,對于同一部門的犯罪概念加以如此細致的劃分似乎無此必要,似乎立法階段的犯罪到了司法過程就不是犯罪了,這本身也是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要求的。第二、概念是對事物本質特征的反映,在一定范圍內應該具有統一的意義和適用價值,否則將造成理解的障礙和聯系的停滯。第三、這里的立法概念其實就是犯罪學領域的犯罪概念,而司法概念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刑法犯罪概念,應該把不同學科與同一部門的層次分清楚。

4.從司法實踐來看,也是采用了經過實質分析之后,得出是不是違反刑法分則中具體條文的規定的行為的形式上的結論的。在實踐中,司法機關對一個案件的認定,首先是看有沒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然后查是什么行為侵犯了合法權益,造成了何種具體結果;再查什么人實施了行為;再查行為人在實施行為的時候,是不是具有罪過。經過上述帶有實質性意義的判斷之后,才會得出行為人的行為是不是刑法規定的犯罪的形式上的結論。

5.從罪刑法定原則看, 現行犯罪概念充分、徹底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刑罰權包括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和行刑權。犯罪的形式概念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求刑權、量刑權與行刑權的制約;犯罪的實質概念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制刑權的制約。

6.我國就刑法規定的犯罪概念

是對犯罪的內涵和外延的科學概括,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根本標準。這一定義科學地揭示了犯罪的社會政治屬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嚴重破壞刑法所保護 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同時該定義又明確指出犯罪必須是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如果一個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法律沒有規定其為犯罪,或者沒有規定對這種行為的刑罰處罰,那么也不能認定為犯罪。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懲罰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這一規定是現代法治國家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對我國現行刑法第13條的規定,可作以下理解:首先,依照刑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是犯罪,這是有關犯罪的形式定義;其次,在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是依法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的時候,應從該行為的情節是否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等實質方面來進行判斷。換句話說,刑法第13條關于犯罪的總則性規定,一方面是有關犯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關犯罪認定的指導性規定,它意味著在判斷某一行為是不是符合刑法分則的某一條文的規定的時候,不能僅從形式上觀察,必須從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實質方面來考量。

第四篇：刑法論文題目參考

刑法方向論文選題

一、刑法總論

1.試論刑法的調整對象 2.刑法立法解釋探討 3.刑法司法解釋研究

4.刑法基本原則若干問題研究 5.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蘊含 6.論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化 7.刑法適用平等原則探究

8.論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理論基礎 9.論罪刑相適應原則與刑罰個別化 10.試論犯罪的本質

11.犯罪概念的反思與重構 12.論犯罪的基本特征

13.試論刑法空間效力的幾個問題

14.試論我國大陸與港澳臺刑事管轄權的沖突與其解決 15.關于刑法中的行為研究 16.論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7.論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 18.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9.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研究 20.試析刑法中的危害結果 21.論刑法中的因果關系

22.試論犯罪客體的概念和特征 23.關于犯罪對象的若干問題研究 24.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關系研究

25.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犯罪適用問題研究 26.試論刑事責任能力 27.論醉酒犯罪與刑事責任 28.關于單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 30.論單位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31.試論故意犯罪

32.故意犯罪的認識內容研究 33.試論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論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劃分標準 35.論過失犯罪

36.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比較研究 37.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之比較 38.論違法性認識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試論刑法中的認識錯誤

41.試論法律上的認識錯誤 42.試論事實上的認識錯誤

43.試論嚴格責任在我國刑法中的適用 44.對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45.關于犯罪構成的若干問題研究 46.論正當防衛中的幾個問題

47.試論防衛過當的界限及其罪過形式 48.特殊防衛問題研究

49.論緊急避險中的若干問題 50.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比較研究 51.試論犯罪預備

52.論犯罪未遂中的幾個問題 53.論犯罪的著手 54.犯罪中止研究

55.論犯罪既遂的判斷標準 56.論共同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57.共同正犯研究 58.間接正犯研究 59.片面共犯研究

60.試論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態 61.單位共同犯罪探究

62.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 63.試論首要分子 64.幫助犯研究 65.脅從犯研究 66.教唆犯研究

67.試論一罪與數罪的劃分標準 68.想象競合犯研究 69.試論法條競合 70.慣犯問題研究

71.關于結合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72.牽連犯研究 73.吸收犯研究 74.試論數罪并罰

75.論緩刑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76.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77.論我國刑罰體系的修改和完善 78.論刑事責任

79.試論刑事責任的根據 80.試論刑罰權及其根據 81.刑罰的功能研究 82.刑罰的目的研究

83.論死刑存廢的基本立場 84.試論死刑的演變及其走向

85.論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 86.論死刑廢止的條件 87.論資格刑的修改與完善 88.關于管制刑存廢之我見 89.試論罰金刑 90.試論沒收財產 91.量刑情節研究

92.論自首中的幾個問題 93.論單位自首

94.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95.論累犯中的幾個問題 96.論單位累犯

97.試論我國刑法中的減刑制度 98.論我國刑法中的假釋制度 99.假釋制度比較研究 100.試論我國刑法中的追訴時效

二、刑法分論

1.論危害國家安全罪中的幾個問題 2.試論分裂國家罪及其立法完善 3.關于叛逃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4.關于間諜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5.試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體 6.論放火罪的若干問題 7.論爆炸罪的構成特征 8.試論投放危險物質罪

9.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0.破壞交通工具罪研究 11.破壞交通設施罪探究

12.論恐怖活動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3.試論恐怖犯罪及其對策

14.劫持航空器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15.論涉槍、涉爆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6.論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 17.試論交通肇事罪的幾個問題

18.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19.關于交通肇事罪的成因及其對策研究 20.論《刑法修正案

（六）》對責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 21.試論重大責任事故罪

22.關于重大責任事故犯罪的成因分析 23.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初探

24.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防范對策研究 25.試論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26.危險物品肇事罪研究

27.經濟犯罪的概念研究 28.試論經濟犯罪的特征 29.關于經濟犯罪的范圍探討

30.論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對策 31.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32.試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33.試論生產、銷售假藥罪 34.試論生產、銷售劣藥罪

35.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探析

36.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研究 37.走私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38.論走私罪的表現形式 39.論走私罪的若干問題 40.走私罪的成因與防范 41.試論走私武器、彈藥罪 42.試論走私文物罪 43.走私淫穢物品罪研究

44.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探析 45.走私廢物罪的成因與防范 46.走私廢物罪的構成特征分析

47.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48.試論虛報注冊資本罪

49.試論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 50.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探究 51.商業賄賂罪的成因分析 52.商業賄賂罪的防治對策研究 53.商業受賄罪研究 54.商業行賄罪探析

55.試論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 56.試論為親友非法謀利罪

57.關于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58.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59.金融犯罪的分類問題研究 60.金融犯罪的成因與防范 61.偽造貨幣罪若干問題研究 62.試論持有、使用假幣罪 63.試論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

64.關于高利轉貸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65.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探究 66.試論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67.證券、期貨犯罪初探

68.金融詐騙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69.金融詐騙罪中的幾個問題研究 70.金融詐騙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71.試論集資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72.貸款詐騙罪的主要特征分析 73.試論信用證詐騙罪 74.試論信用卡詐騙罪 75.票據詐騙罪研究 76.有價證券詐騙罪研究 77.論保險詐騙罪的幾個問題 78.保險詐騙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79.危害稅收征管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80.論偷稅罪的若干問題

81.關于偷稅罪的成因與對策分析 82.抗稅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83.論抗稅罪的司法認定 84.騙取出口退稅罪研究

85.關于增值稅發票犯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86.試論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構成特征 87.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88.侵犯知識產權罪的成因與對策探析 89.試論假冒注冊商標罪

90.論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司法認定 91.關于假冒專利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92.試論侵犯著作權罪的主要特征 93.試論侵犯商業秘密罪 94.虛假廣告罪研究 95.串通投標罪研究

96.試論合同詐騙罪的幾個問題 97.合同詐騙罪的客觀特征研究 98.非法經營罪的主客觀特征探討 99.試論強迫交易罪 100.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研究 101.論逃避商檢罪的構成特征 102.故意殺人罪的主客觀特征研究 103.故意殺人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04.故意殺人罪的實證研究 105.關于人的生命起始與終結的刑法學說研究 106.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107.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辨析 108.試論安樂死的倫理基礎 109.論故意傷害罪的主要特征 110.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辨析 111.強奸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112.強奸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13.強奸罪的司法認定 114.強奸罪的反思與重構

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關于婚內強奸行為的定性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認定 論綁架罪的主要特征 綁架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綁架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構成特征 拐賣婦女、兒童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 論誣告陷害罪的構成特征 誣告陷害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刑訊逼供罪的構成特征 刑訊逼供罪的司法認定 暴力取證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論報復陷害罪的主要特征

報復陷害罪與誣告陷害罪之辨析 試論強迫職工勞動罪

試論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 侮辱罪若干問題研究 誹謗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侵犯通信自由罪

關于破壞選舉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重婚罪構成特征研究 重婚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破壞軍婚罪的幾個問題

論妨害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虐待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遺棄罪的構成特征

試論拐騙兒童罪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侵犯財產罪的客體與對象 侵犯財產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搶劫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搶劫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轉化型搶劫罪研究 搶劫罪的司法認定 搶劫罪的加重情節研究 盜竊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盜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盜竊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盜竊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詐騙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詐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詐騙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論搶奪罪的構成特征 搶奪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搶奪罪的司法認定 論侵占罪的構成特征 侵占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侵占罪的司法認定

職務侵占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職務侵占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職務侵占罪的司法認定 論敲詐勒索罪的構成特征

敲詐勒索罪與其他相關犯罪的界限 擾亂公共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論妨害公務罪的構成特征 妨害公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招搖撞騙罪的構成特征 招搖撞騙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計算機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試論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試論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計算機犯罪的成因與防范對策研究 網絡犯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論聚眾斗毆罪的構成特征 聚眾斗毆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尋釁滋事罪的構成特征 尋釁滋事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論傳授犯罪方法罪的構成特征 傳授犯罪方法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試論聚眾淫亂罪的定罪與量刑 賭博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賭博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論偽證罪及其司法認定 妨害作證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刑法》第306條存廢之我見 擾亂法庭秩序罪研究 試論窩藏、包庇罪

試論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論脫逃罪的若干問題 脫逃罪的司法認定 破壞監管秩序罪研究 組織越獄罪研究

試論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 試論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 偷越國（邊）境罪的主要特征探究 關于文物犯罪的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故意損毀文物罪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倒賣文物罪及其司法認定 論危害公共衛生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妨害傳染病防治罪 論醫療事故罪的若干問題 醫療事故罪的司法認定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研究 試論非法狩獵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非法捕撈水產品罪

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研究 試論盜伐林木罪的構成特征及其司法認定 試論濫伐林木罪的構成特征及其司法認定 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毒品犯罪中的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毒品犯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試論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 論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幾個問題 試論強迫他人吸毒罪

組織賣淫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組織賣淫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論強迫賣淫罪的構成特征 強迫賣淫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傳播性病罪

論淫穢物品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傳播淫穢物品罪研究 組織淫穢表演罪研究

貪污賄賂罪的概念與共同特征研究 貪污賄賂罪的成因與對策研究 論貪污罪的主體范圍 貪污罪的構成特征研究 貪污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貪污罪的司法認定 貪污罪的定罪與量刑 論挪用公款罪的構成特征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認定

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挪用公款罪的定罪與量刑 受賄罪的客體與對象研究 受賄罪的主體研究

受賄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受賄罪的司法認定 受賄罪的定罪與量刑

受賄罪的成因與防范對策研究 論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 論行賄罪的構成特征 行賄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單位受賄罪研究 單位行賄罪研究 介紹賄賂罪研究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構成特征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司法認定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的構成特征 私分國有資產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私分國有資產罪的司法認定 私分罰沒財物罪研究 瀆職罪主體研究

瀆職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構成特征探討 濫用職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濫用職權罪的司法認定 論玩忽職守罪的構成特征 玩忽職守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玩忽職守罪的司法認定

玩忽職守罪的主觀罪過形式研究 論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的構成特征 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的司法認定 論徇私枉法罪的構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認定

論私放在押人員罪的構成特征 私放在押人員罪的司法認定 試論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 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探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研究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探析 違法提供出口退稅憑證罪探究

試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 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研究

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環境監管失職罪的構成特征分析 傳染病防治失職罪研究 放縱走私罪若干問題研究 商檢徇私舞弊罪探究 試論商檢失職罪

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研究 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探析 試論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 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研究 招收公務員、學生徇私舞弊罪探究

犯罪心理學論文選題

1、論情緒與犯罪

2、激情犯罪的特征

3、社會變革對犯罪的影響

4、試論團伙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5、論青少年犯罪低齡化的原因

6、論犯罪亞文化的特征

7、互聯網的不良影響與青少年犯罪的關系

8、論需要與犯罪

9、論暴力犯罪的特征

10、論青少年犯罪的特征與趨勢

11、論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對策

12、學校教育功能缺陷與青少年犯罪

13、家庭教育功能缺陷與青少年犯罪

14、論青少年團伙犯罪的特征

15、“留守兒童”犯罪的原因及對策

16、論大學生犯罪的特征與對策

17、吸毒人員心理特征及防治對策

18、青少年犯罪的動機分析

19、女性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20、論大眾傳播媒介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21、青少年不良人際交往與犯罪的關系

22、論貪污賄賂犯罪的心理與行為特征

23、男女兩性犯罪特征之比較

24、有組織犯罪的特點與治理對策

25、論犯罪預防與和諧社會建構的關系

26、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犯罪預防問題研究

27、農民工犯罪問題的實證研究

28、論城鎮化進程中的犯罪預防問題

29、預防“雙搶”（搶劫、搶奪）犯罪的對策研究 30、論犯罪被害人的人格特征

整理：www.tmdps.cn 寫手聯盟

第五篇：刑法期末論文

學號：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寶

【案情】：2010年5月，濱海市工商局副局長李強與其妻張曉麗（濱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員）為在濱海市工商局團購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但既未分割財產也未分居。7月，張曉麗高中同學王寧找到張曉麗，請求幫助其子進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給予感謝，張曉麗答應。后張曉麗未告訴李強，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要求其錄用王寧之子。趙鵬向李強匯報了張曉麗打招呼的情況，并提出可用點錄的方式解決，李強表示同意。9月，王寧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為表示感謝，王寧到李強的辦公室送5萬元，李強以自己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響為由拒絕，王寧說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說，李強未置可否。3個月后李強正式退休。王寧以6萬元從移動公司拍得尾號為666666的手機號碼送給張曉麗，說：“這是個吉利的手機號，要值6萬元，感謝你和李局長解決了我兒子的工作。”張曉麗將此事告訴李強，李強說：“就一個手機號，哪值那么多錢？”后該號一直由張曉麗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幾個行為需要運用刑法的思維加以分析和認定，一是李強和張曉麗嫁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的性質；二是張曉麗幫助其同學王寧的兒子進入工商局行為的性質；三是李強在張曉麗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過程中其行為的性質如何認定；四是王寧的行為如何認定，下面我們來一一分析。

首先，對于王寧行為的性質比較容易認定，其行為完全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由于此行為不存在任何爭議，此處不再贅述。

其次，針對李強和張曉麗假接離婚多騙取團購房行為是否可以定為詐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李強和張曉麗主觀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財產的目的，客觀上是不是實施了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共財產的行為，是判斷其是否構成詐騙罪的兩個關鍵要素。在此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對二人離婚的客觀效力和法律效力進行評判。我國婚姻法規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但離婚畢竟關系到婚姻家庭關系的鞏固和社會關系的穩定，所以離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盡管我國婚姻法對協議離婚當事人沒有用“感情確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許雙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但無論是從客觀事實上講還是從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講，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依然應當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牽涉到公共財產的所有權，那么根本不需要對二人的協議離婚是否真實進行評價，這是他們二人之間的問題，如果二人的離婚行為已經直接影響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影響到國家房改政策的落實，就必須對二人離婚的真實用意進行了解，對其客觀效力進行評判。筆者認為，如果二人的離婚雖經過了婚姻登記機關的認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舊以夫妻名義生活，夫妻關系并未發生實質改變，則二人的行為屬于以合法手段掩蓋非法目的。從主觀上講，二人離婚的真實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確已破裂”，而是為了多分一套團購房，即李強和張曉麗是為達到多分得一套團購房的目的，偽造離婚手續，最終騙取了一套團購房，因此對他們離婚這一“合法行為”背后所掩蓋的非法目的應當給予適當的處罰。所以，通過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可以認定二人的協議離婚只不過是非法侵吞公共財產的一種手段，是詐騙罪中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具體表觀。因此根據二人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方式，二人的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應當按詐騙罪定罪處罰。

再次，針對張曉麗和其丈夫在幫助其同學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的問題，主要涉及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辨析。根據《刑法》第25條的規定：成立共同犯罪，行為人應當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為。基于此，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時滿足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犯罪行為兩個條件。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稱《紀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意見》）分別對受賄罪共同犯罪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紀要》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意見》指出：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同時授意請托人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構成受賄罪共犯。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綜合以上法律文件，筆者認為以下四種情形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1）特定關系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2）國家工作人員明知特定關系人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3）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4）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通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授意請托人將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規定的新罪名，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旨在于彌補法律漏洞，懲處那些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和地位收受賄賂的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這些人主要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血緣、親屬、情人、同學、同事、朋友、戰友等關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關系的人。正因為這種密切的關系，行為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國家工作人員施以影響，令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響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直接利用他們的職權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與行為人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身份、地位及職權成為了行為人獲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和地位，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既可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也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區分的關鍵在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行為，即通謀。如果存在通謀，那么屬于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沒有通謀，只是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地位和職權實施行為，那么該國家工作人員因為沒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特定關系人不構成受賄罪的共犯，而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本案中，張曉麗利用其丈夫李強工商局副局長的身份和地位，為了幫助其同學的兒子進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處處長趙鵬幫助辦妥此事，張曉麗行為的定性取決于其與李強之間是否存在通謀，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則邵某因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李某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根據案情可知，張曉麗與李強之間并沒有通謀，雖然人事處處長將張曉麗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長李強，但是這并非是張曉麗主觀上的要求，因此此處不構成張曉麗與其丈夫李強的通謀，故在本案中張曉麗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而非受賄罪的共犯，其丈夫應當認定為受賄罪，同時，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

綜上所述，本案中張曉麗應當以詐騙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李強應以詐騙罪和受賄罪二罪并罰定罪處罰；王寧應當以行賄罪定罪處罰；工商局人事處主任應當以受賄罪共犯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