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的分稅制改革

我國的分稅制改革

1994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進、重點突破”的戰略部署指導下進入新階段，財稅體制改革充當改革的先鋒，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建起了中央和地方兩套稅收管理制度，并分設中央與地方兩套稅收機構分別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數額的基礎上，實行了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實現了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稅種、稅權、稅管的劃分。

(一)我國分稅制的內容

我國分稅制按照征收管理權和稅款支配權標準劃分，凡征收管理權、稅款所有權劃歸中央財政的稅種，屬于中央稅；凡征收管理權、稅款所有權劃歸地方財政固定收入的稅種，屬于地方稅；凡征收管理權、稅款所有權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稅種，屬于共享稅。

(二)我國分稅制的特點

我國目前的分稅制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按照稅源大小劃分稅權，稅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廣的稅種一般劃歸地方稅，稅源大而集中的稅種一般劃為中央稅。

第二，部分稅種的征收管理權歸地方。地方政府對地方稅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決定開征、停征、減征稅、免稅，確定稅率和征收范圍，這是地方稅的主要特點。由于賦予地方以較大的機動權限，從而既能合理照顧地方利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同時，不致于影響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場物價。第三，稅款收入歸地方。在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過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實踐證明，在保證中央財政需要的同時，給地方一定規模的財力及適當的支配權，方能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實行分稅制，建立中央與地方相對獨立的分級財政，給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加強文化建設提供資金保證，就成為我國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第二篇：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摘要】 分稅制是指在國家各級政府之間明確劃分事權及支出范圍的基礎上,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稅種的特性,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和稅收收入,并輔之以補助制的預算管理體制模式。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還需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

【關鍵詞】分稅制 稅制改革

一、我國分稅制改革基本概況

(一)主要內容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同年12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暫行規定》，12月25日，財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費稅和增值稅資金費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

配套措施有：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進行了工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相應改進預算編制辦法；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規范國債市場等。

(二)現行分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事權劃分上越俎代庖現象，一些應當完全由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地方也承擔了一部分，如氣象及地震等管理職能；而完全屬于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也承擔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基礎教育等。

第二，轉移支付不當，監管力度有待加強。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財力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體系。但是東部地區擴大的基數規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力度不夠，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益評估有限。第三，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地方稅收的稅基窄，稅收潛力小，主體稅種較少，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稅權受限制，地方沒有被授予相應的稅收立法權、稅收減免權。

第四，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國目前尚未一部能夠統領、協調各種稅收關系的基本法。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

二、比較國外分稅制而后思考

美國，分稅制的辦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的。美國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國家憲法的地位，其中，不僅詳細的規定了聯邦政府的指責(國防，貨幣發

行，郵政等)，而且，各級政府間以及各級政府于非政府團體及企業間“分工協作”的事項，也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落實到可準確操作的程度上。另外，與財政法律體制有關的《反赤字法》、《國會預算法》等等，法律的層級都很高。日本地方稅立法，除了在憲法第84條規定了地方稅，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稅法》更加詳盡地做了規定。

思考造成我國現行分稅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稅制核心內容是要做到分權、分稅、分征。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根據各自的職權范圍劃分稅種和管理權限，收支掛鉤的一種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屬于不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要求。分稅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分權制度。然而，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思想鮮明。這樣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分稅制“稅權”的劃分一直以“集權”為核心。

稅收改革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稅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國用行政權力的國家機關來制定稅收法，擴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執行都存在著任意性。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

二、完善我國分稅制的對策

（一）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

第一，將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的決定權、調整權從中央政府轉到立法機構。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

第三，盡快制定關于分稅制的法規

（二）縮減預算級次，簡化財政層級

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財政層級過多，從而加重財政負擔。我國現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

當前我國加快推進包括“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在內的財政體制改革，正是體現了政府簡化財政層級的意圖。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減少項目類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和數量，逐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推動落后地區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總的來說，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財政體制的改革要標本兼治，安穩民心，安定官心，積極穩妥，治本為上，實現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前進。參考文獻：

[1]趙云旗.中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4]許正中.財政分權：理論基礎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5]張道慶.論我國分稅制立法的完善.行政與法(法學論壇)，2004，(10).[7]畢建秋.我國稅權劃分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5，(3).

第三篇：如何理解我國分稅制改革

財政學課程論文

《如何理解我國分稅制改革》

摘要：我國自1994年以來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得到重新劃分,一定程度上維護我國中央集中政治體制的穩定和權威。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地方政府財政拮據,導致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受到嚴重影響,分稅制改革勢在必行。

關鍵詞：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 改善

正文: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同年12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暫行規定》，12月25日，財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費稅和增值稅資金費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但是在近17年的運行當中，還是存在諸多問題，在這里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國分稅制改革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一、簡介

1993年底，國務院發布《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根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確定相應的財政支出范圍；2按稅種劃分中央財政與地方收入；3.實行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制度；4.建立中央對地方的過渡期轉移支付制度。

二、成果

分稅制改革初步搭建起與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相適應的財政體制框架，它以規范收入為突破口，使我國分稅分級財政初步入軌，為財政體制改革提供了走向規范之路的新軌道、新起點，在我國財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次改革還明顯提高了財政總體實力和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緩解了中央財政的困難，地方財力也有明顯增加。分稅制實施后，中央政府有了更多的可用資金，同時將事權下放，為中央政府騰出了時間與精力，這對其進行全國性的經濟宏觀調控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三、問題與思考

盡管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分稅制制度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繼續深化改革勢在必行。當初在實行分稅制的時候，來自各方的阻力很大，而且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下，中國的分稅制盡管可以參考外國的制度，但是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摸索，因此當初的分稅制只是初步的分稅制，離最終的完全分稅制這一目標還很遠。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當迅速，地區發展水平差距很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初成規模，但是不夠健全；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不夠清晰；稅收制度也不夠完全。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深化改革的腳步不能邁得過大，急功近利地實行徹底分稅制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是有些問題仍需要一點一點解決。以下是我關于分稅制中一些問題的思考：

1、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事權劃分上越俎代庖現象，一些應當完全由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地方也承擔了一部分，如氣象及地震等管理職能；而完全屬于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也承擔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基礎教育等。

2、轉移支付不當，監管力度有待加強。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不

斷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財力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體系。但是東部地區擴大的基數規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力度不夠，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益評估有限。

3、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地方稅收的稅基窄，稅收潛力小，主體稅種較少，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稅權受限制，地方沒有被授予相應的稅收立法權、稅收減免權。

4、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國目前尚未一部能夠統領、協調各種稅收關系的基本法。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

四、造成我國現行分稅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稅制核心內容是要做到分權、分稅、分征。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根據各自的職權范圍劃分稅種和管理權限，收支掛鉤的一種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屬于不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要求。分稅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分權制度。然而，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思想鮮明。這樣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分稅制稅權的劃分一直以集權為核心。

第三，我國用行政權力的國家機關來制定稅收法，致使法的制定、法的執行都存在著任意性。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

五、完善我國分稅制的對策

（一）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

第一，將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的決定權、調整權從中央政府轉到立法機構。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第三，盡快制定關于分稅制的法規

（二）縮減預算級次，簡化財政層級

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財政層級過多，從而加重財政負擔。我國現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當前我國加快推進包括“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在內的財政體制改革，正是體現了政府簡化財政層級的意圖。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減少項目類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和數量，逐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推動落后地區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六、分稅制改革經驗

從1994年到現在，分稅制已經實行近17年了。總體上說，實行得很平穩，效果

也比較明顯。可以說，改革非常成功。財政體制在歷史上不是太穩定的，三年兩年就變一次，主要原因就是地方不滿意。實行分稅制以來，財政體制是相當穩定的。為什么分稅制能夠成功呢？有幾條經驗值得總結。

第一，就是穩妥處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中央在集中財權的過程中，要緩緩而行，不要急于求成。當時，我們采取存量不動、增量調整的方針，只從增量中間想辦法，逐步提高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

第二，一定要照顧地方利益。在推行分稅制的時候，各省分管財政的副省長和財政廳廳長紛紛來北京，為什么？國家所研究、處理的問題和他們息息相關，他們身后有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老百姓。1993年9月，朱镕基同志帶隊去調查研究，聽取地方的意見。某省同志問：搞分稅制以哪一年為基數？財政部主張以1992年為基數，因為1992年的數字是實的，誰也改變不了，不能“做文章”。但這個省的同志提出要以1993年為基準。當時，我們不贊成。镕基同志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常委會決定以后，黨員就要服從。結果，中央決定尊重地方同志意見。今天來講，中央這種精神，就叫體諒地方、關懷地方，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照顧地方。

第三，中央財政壯大了，對地方也有好處。當時的奮斗目標，就是中央財政收入要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55％-60％，中央本級財政支出要控制在全國財政支出的40％以內。那么，多出來的20％的收入要給地方，主要給中西部地區。要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在1994年剛搞改革的時候，中央一年轉移給地方大體上有550億元。到2007年，這個轉移支付支出達到了1.3萬多億元，而中央本級支出始終沒有超出改革前所占的比重。

第四，改革能夠成功，領導關心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國家領導人，要以身作則，深入基層，了解分稅制改革的進行程度，并適時地做出政策調整。了解分稅制改革是否給人民帶來了真正的方便與富裕，是否給國家財政給予了改善與提高。

總的來說，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財政體制的改革要標本兼治，安穩民心，安定官心，積極穩妥，治本為上，實現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前進，才能創造共同富裕，共同繁榮。

第四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

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在中國即將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配套改革的關鍵時期，財稅改革再次成為研討和推進配套改革的切入點。近些年因現實運行中所出現的諸如縣鄉財政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和以專項補助為代表的“跑部錢進”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將分稅制的評判問題推向風口浪尖，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分稅制改革必須“全覆蓋”

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這是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約而同形成的體制共性與基本實踐模式。在舉國“迎接三中全會”的當下，我們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來審視：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機制的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主要定位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彌補市場失靈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權、財權主要定位在公共領域，“生產建設財政”須轉型為“公共財政”，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作為主要目標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變按行政隸屬關系組織財政收入的規則，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稅分級體制，讓企業得以無壁壘地跨隸屬關系、跨行政區域兼并重組升級優化而釋放潛力活力，充分公平競爭。同時在政府間關系上，也遵循規范與效率原則，由各級政府規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財政職能，將事權與財權在各級政府間進行合理劃分，配之以財力均衡機制即以資金“自上而下流動”為主的轉移支付。

分稅制是分稅分級財政體制的簡稱，其體制內容，包括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事權(支出責任)與財權(廣義稅基配置);按稅種劃分收入建立分級籌集資金與管理支出的財政預算;分級的產權管理和舉債權管理問題，以及轉移支付體系問題。分稅制既適應了市場經濟下政府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產品職能定位的內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級政府間規范化地、可預期地分工與合作以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稅制財政體制內洽于市場經濟。在我國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全面配套改革，堅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動搖的。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的縣鄉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進”等問題，絕非分稅制所造成，恰恰是因為分稅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沒有貫徹到位，特別是在省以下還并未成型所引致。還有一種看法，雖未在表述上全盤否定分稅制方向，卻從強調“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與省之間搞分稅制、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非農區域搞分稅制、農業區域不搞分稅制”的主張。

這一設計思路看似以“實事求是”為取向，要害是未能領會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脫離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基線和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屬于一種使財政體制格局重回“條塊分割”、“多種形式包干”的思維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問題”。一個統一市場所要求的各種要素無壁壘流動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如此“因地制宜”而橫縱皆為切割狀態?如果說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那正是“94改革”以來我們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業已形成、為人詬病的現實狀態。如果說“農業地區不搞分稅制”，那么且不說實際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將我國具體劃分各類大大小小、與非農地區僅一線之分的“農業地區”，只要試想一下，假如處在體制分隔、切割狀態，各個區域中的企業如何形成我國目前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各地政府將如何處理各自轄區的企業所得稅索取權?

因此，統一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機制，必然要求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實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蓋。分稅制改革的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如此，與之相聯系、相呼應的管理系統創新、信息系統創新，也必然都應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事權與財權相順應

近期和未來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大思路，應是在明確政府改革中職能轉變、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層級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與精簡化，按照中央、省、市縣三級框架和“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原則，配之以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和地區間橫向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內洽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事權與財權相順應、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根據“94改革”以來分稅制深化改革不盡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實問題，今后改革的重點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中積極、漸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將我國原來的五個政府層級扁平化為中央、省、市縣三個層級(不同地區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頂層規劃下調整、理順中央與地方三層級事權劃分，進而按照政府事務的屬性和邏輯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劃分政府間支出責任，盡快啟動由粗到細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事權與支出責任明細單的工作，并在其后動態優化和加強績效考評約束。地方政府應退出一般競爭項目投資領域，經濟案件司法審判權應集中于中央層級等。

第三，以稅制改革為配合，積極完善以稅種配置為主的各級收入劃分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以“從價征收”機制覆蓋到煤炭為重頭戲)和積極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范圍;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調整部分稅目的消費稅征收環節，將部分消費稅稅目收入劃歸地方;將車輛購置稅劃歸為地方收入;積極推進“營改增”，將增值稅中央增收部分作為中央增加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來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務成本、功能區定位等因素優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強對欠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適當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歸并、整合專項中的相似內容或可歸并項目;盡量提前其具體信息到達地方層面的時間，并原則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資金”要求，以利地方預算的通盤編制與嚴肅執行;積極探索優化“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第五，結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級預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徑預算前提下從中央級開始積極試編3-5年中期滾動預算;把單一賬戶國庫集中收付制發展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配之以“金財工程”、“金稅工程”式的全套現代化信息系統建設來支持、優化預算體系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應加快地方陽光融資的公債、市政債制度建設步伐，逐步置換和替代透明度、規范性不足而風險防范成本高、難度大的地方融資平臺等隱性負債;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設也需結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設而積極推進。

第六，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和“建設法治國家”、“強化公眾知情與參與”多重約束條件和邏輯取向下，逐步而積極、理性地推進財稅法制建設，掌握好服務全局大前提下“在創新、發展中規范”與“在規范中創新、發展”的權衡點，強化優化頂層規劃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在經濟社會轉軌歷史時期內，不斷及時地把可以看準的穩定規則形成立法。

稅種 現行情況

納稅人 計稅依據 稅率 稅收歸屬

增值稅 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 增加值(小規為銷售額)0、13%、17%(小規為3%)中央地方75：25;進口環節歸中央

消費稅 境內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 部分商品銷售額、銷售數量 比例稅率(1%-56%，共14檔);定額稅率 中央獨享

營業稅 有償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 營業額或轉讓額、銷售額 3%、5%和20%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企業所得稅 境內的一切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 來源于中國境內外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額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歸中央

個人所得稅 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 工資、薪金所得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等11項，扣除免征額 工資、薪金5%-45%九級;個體戶生產、經營所得：5%-35%五級;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資源稅 境內開采礦產品或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 原油、天然氣的銷售額;煤炭、鹽等5類礦產品數量 原油天然氣銷售額5%-10%;其余從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鎮土地使用稅 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實用的土地面積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四類 地方獨享

房產稅 房屋產權所有人 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范圍內的房產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產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獨享

城市維護建設稅 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稅額 按城市級別分1%、5%和7%三檔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耕地占用稅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其他非農業建設的單位和個人 占用耕地的面積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獨享

土地增值稅 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并取得收入的單位和個人 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著物產權所取得的增值額 40%-60%四級超率累進稅率 地方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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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1年12月27日 02:40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馬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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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現行分稅制可以說仍未“成年”。盡管通過分事權、分稅收、分管理，打破了傳統的“財政包干”模式，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也使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走向規范，建立了政府間分權型財政模式。但地方稅收體系至今沒能成型，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相比，分稅制改革卻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國財稅體制仍是“一國兩制”。政府收入除了預算內收入，還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國稅收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個百分點，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超過了稅收收入，2009年全國地方政府性的非稅收入達到了36855億元，相當于地方稅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層政府非稅收入甚至超過稅收收入好幾倍。大量政府性非稅收入游離在分稅制之外，遂使分稅制改革成了“半場改革”。省以上是分稅制的“陽光世界”，省以下卻是誰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帶”。因為省以下遲遲沒有形成真正的分稅制，省以下收入劃分由省級政府根據實情自主決定，而上級政府單方面決定下級政府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使財權劃分極不規范，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逐漸向省、市級財政集中，縣鄉財政卻日益困難的局面。財權層層向上集中，上級政府的撥款又被層層截留，造成基層政府財權與事權高度不對稱，不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職能。

在我國現行的28個稅種中，雖然劃歸地方的稅種有18個，但這些稅種大都是稅源零星、征管難度高的小稅種。雖然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收入較為穩定，但企業、個人所得稅已劃分為共享稅，不能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目前僅營業稅在地方稅體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體稅種的作用。在多數分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地方政府開征的理想稅種及稅基應具有非流動性，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是共同點。但目前我國財產稅系尚未形成完備的體系，遺產稅等重要稅種尚在研究之中，雖然財產稅稅種較多，但稅額較小，遠不足以保證地方支出需要。

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各級政府能靈活獨立地決定該級政府預算，是發揮地方政府職能的保證，而預算自主權則需要稅收自治權來保證。但我國分稅制改革避開了這一敏感話題，只單純考慮稅收收入的劃分。我國稅制微調政策措施幾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個別稅種或稅目上具有有限的稅額及稅率的決定權，只有某些地方稅的稅收行政法規的部分制定權。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滿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費財政”和“土地財政”。

可以說，我國當下的財稅體制改革，無法真正實現財政分權意義上的分稅制。“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會造成一定沖擊。從地方層面入手優化稅收配置，繼續推進分稅制改革，對全國財政收入安全和經濟平衡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筆者為此提出如下設想。

首先，建立“分稅”與“分成”并存體制。在中央、省、市之間實行規范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盡可能按稅種屬性和屬地原則劃分各級收入，而在市與縣之間實行“分成制”，通過市與縣、鄉財力的整合，達到共擔風險、水漲船高。

其次，調整政府間的收入分配結構。通過調整稅種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財力規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總收入中的比重，尋求省級集中財力的最優規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稅收體系。在可見的將來，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無疑還應繼續作為地方主體稅種，另外考慮完善現有稅種，改革財產稅體系，逐步建立個人所得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加快推進增值稅擴圍的改革。

最后，實現稅收管理權限的分割。鑒于權力與責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這不僅不會造成地方濫用稅權，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運用權力的壓力和動力，既能提高稅收體制的運行效率，也能減少來自基層政府行為不當的沖擊，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的一種約束和保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