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稅制起源及改革措施（范文模版）

北方民族大學

公共經濟學結課作業

淺論分稅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學 院：管理學院 姓 名：大偉哥

班 級： 公共管理X班 學 號：20099999

2011年11月11日

淺論分稅制的起源及改革措施

一、分稅制的歷史起源

1980年代，中國實行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沿海省份由點到線開始全面發展經濟，地方和中央采用包稅制。包稅制的實質是“包盈不包虧”，地方財政每年僅向中央交納定額的財政稅收，部分地方采用減免企業稅收的方式，截留經濟發展成果，藏富于企，加上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通貨膨脹，造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陷入嚴重危機的現象。期間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事，每次都大約是二三十億元人民幣。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占整體財政收入的比重，雙雙迅速下降，形成建國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弱中央”狀態。中央財力不夠，國防建設、國家的基礎性投入均面臨嚴重的經費匱乏狀態。分稅制改革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1994年稅制改革，又稱為“分稅制”改革。以朱镕基副總理為主導，劉仲藜以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財稅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身份，正式開始了分稅制改革。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中央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的稅收分配制度及稅收結構進行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改革，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涉及范圍最大、調整力度最強、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財稅改革。

二、主要內容

概括來說，其主要內容為：

1、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如產品稅），代之以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例如征收增值稅和規范消費稅。

2、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財源。

3、為了保護個省市（特別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設計了一套稅收返還制度。

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財稅制度。是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分配關系的規范方法。大致作法是：按稅種劃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財力實施宏觀調控；中央和地方分設稅務機構，分別征稅；有一套科學、完整的中央對地方收入轉移支付制度。從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在短期 內建立分稅制財政體制的理想模式還缺乏必要條件。只能循序漸近，逐步到位。分稅制改革的基本 原則是，在劃分事權的基礎上，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政

收入；在中央適當集中財力的基礎上，實行轉移支付制度；中央和地方分設稅務機構，預算分級管理。分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19 93年為財政體制改革測算的基期年，保證各地方1993年既得財力。凡實行分稅制后從地方凈 上劃到中央的收入一律按凈上劃中央收入的基數返還地方，稱之為中央稅收返還。考慮到地方支出 正常增長的需要，中央稅收返還按一定比例逐步遞增，上劃中央收入增量的北％返還地方，另外7 0％的增量留歸中央。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1．中央與地方事權 和支出的劃分。中央和地方之間財力分配，要以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為原則。中央財政支出包括：國 防、外交、武警．重點建設（包括中央直屬企業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費、地質勘探費）、中央財 政負擔的支農支出和內外債還本付總，以及中央直屬行政事業單位的各項事業費支出。地方財政主 要承擔本地區政權機關運轉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區經濟、事業發展所需支出。具體包括、地方統籌的 基本建設投資、地方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費、支農支出、城市維護和建設費，以及地方各 項事業費支出。2、2．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的劃分。根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按照稅種劃分中央與地 方的收入。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 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并充實地方稅稅種，增加地方 稅收入，具體劃分如下：中央固定收入包括：關稅、海關代征消費稅和增值稅，中央企業所得稅，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等部門集中交納的收，人（包括營業稅、所 得稅、利潤和城市維護建設稅），中央企業上交利潤等。外貿企業出口退稅，除現在地方已經負擔 的20％部分外，以后發生的出口退稅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地方固定收入包括：營業稅（不含銀 行總行、鐵道、保險總公司的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地方企業上交利潤，個人所得稅，城鎮 土地使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不含銀行總行、鐵道、保險總公司集中 交納的部分）．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印花稅，屠宰稅，農牧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遺產稅和 贈予稅，房地產增值稅，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等。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共享收入包括： 增值稅、資源稅、證券交易稅。增值稅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資源稅按不同的資源品種劃分陸 地資源稅作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資源稅作為中央收入。證券交易稅，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通過以上改革，中央與地方直接組織財政收入的格局將發生較大變化。按體制測算，中央財政直

接 組織的收入將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60％左右，中央財政支出約占40％左右，還有20％的收入 通過建立規范化、科學化的轉移支付制度向地方轉移。3、3．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確定。中央財政 對地方稅收返還數額以1993年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實際收入以及稅制改革和中 央地方收入劃分情況，核定1993年中央從地方凈上劃的收入數額，即消費稅＋75％的增值稅 一中央下劃收入（指原體制中歸中央、實行新體制后劃給地方的收入），并以此作為中央對地方稅 收返還基數。從1994年開始，稅收返還數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全國增值 稅和消費稅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每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 稅收返還增長0．3％。4、4、原包干體制有關事項的處理。實行分稅制以后，原體制分配格局暫時 不變，過渡一段時間后，再逐步規范化。原體制中央對地方的補助繼續按規定補助。原體制地方上 解仍按不同體制類型執行。實行遞增上解的地區，按原規定繼續遞增上解；實行定額上解的地區，按原確定的上解額，繼續定額上解；實行總額分成地區和原分稅制試點地區，暫按遞增上解辦法，即：按1993年實際上解數和核定遞增率，每年遞增上解。

三、遺留問題及挑戰

遺留問題：

1.稅收體系存在多種不公平。

城鄉稅負水平的不公平，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太低，內外資稅負水平的不公平。2.再分配功能較弱。

區域間的再分配不公平，社會保障功能弱化。3.部分財政支出責任不清。4.促進經濟成長的稅收機制問題。

1)出口退稅中存在騙稅，欠稅的問題； 2)生產型增值稅造成國內一些企業負稅太重。5.反周期財政政策的長期化。

面臨的挑戰：

四、分稅制改革的不足之處

首先是事權、財權劃分不清。事權與財權不清是我國財政體制多年來一直存在的主要缺

陷，也是分稅制改革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但在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中，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并沒有解決這個一直困擾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問題，而把改革的重點放在了劃分收入上。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劃分與舊體制基本相同，各級政府的職能范圍邊界不明，使得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財責、財力缺乏科學的依據，這樣更加大了中央與地方財力不清、事權與財權不相適應的程度，從根本上說，也就不可能較為徹底地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

其次，采用基數法確定地方財政收支基數。采用基數法確定地方財政收支基數，實際上意味著將實行財政包干體制以來形成的各地區財政負擔不合理和財力分配不公平的狀況固定化，既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又有礙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的提高。在實際操作中，受擴大地方既得財力的驅動，一些地方常常采取“稅收進、財政出”等做法，有的甚至弄虛作假，虛增收入，人為擴大地方既得財力基數。另一方面，以1993年為基數的稅收返還方式，由于“保存量，調增量”加之省以下財政體制不規范，使得橫向調節力度不夠，不利于縮小業已存在的地區差距。

第三，轉移支付制度安排不當。我國現行財政轉移支付形式有稅收返還、體制補助、結算補助和專項補助等。其中，前三種形式屬于無條件財政轉移支付，專項補助屬于有條件財政轉移支付。我國目前采取的主要形式為稅收返還，即無條件財政轉移支付形式，占轉移支付總額的比重超過1/3。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這種形式對彌補地方一般性財力不足、實現縱向財政平衡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主要帶來了兩方面問題。首先，政策引導能力不強，不利于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由于無條件財政轉移支付對資金的使用中央政府沒有明確規定，其使用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中央政府無法利用它來實施國家產業政策和調節地方政府支出行為。其次，不利于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在這種形式下，地方政府基本上處于簡單的收入接受者地位，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缺乏激勵機制。

第四，加大縣鄉財政困難。縣鄉財政作為五級財政最基層的兩級，在各級財政都十分困難并且各級事權、財權沒有明確劃分的情況下，往往成為最后的“負擔者”，其財政資源長期不足、效率低下。分稅制改革最終成為縣鄉財政困難、尤其是鄉鎮財政困難的體制性原因。

五、政策方向的調整和改革

1．建立適應多級分稅制需要的稅制體系

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健全穩定的稅制體系是分稅制改革的前提，從實行分稅制的西方國家特點來看，一是稅種數量多，大都在50個稅種以上，如美國大小稅種有80多個，日本46個，德國50多個。二是稅種結構以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為主體。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體稅種的流轉稅系和以企業所得稅為主體稅種的所得稅系，為我國分稅制的初步實施奠定了基礎。但從稅種數量看（我國目前有24個）與徹底的分稅制還有差距，這關鍵在于地方稅收體系的建設問題。我國與西方國家稅種數量的差異也正在于此。我國目前的地方稅體系很不健全，缺乏主體稅種，收入規模過小，稅源缺乏增長機制，有的還日益萎縮，不能隨經濟發展而增加。為了能夠真正發揮分稅制的作用，必須使地方稅稅源成為一個能夠增長的變量，形成內在的增長機制。

對于具體稅種的歸屬問題，總的劃分依據是根據不同稅種的特征、稅源大小以及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等因素，確定不同稅種分別作為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凡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全局、有利于發揮中央政府職能和便于加強中央對宏觀經濟調控作用的稅種劃歸中央，作為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關系密切、稅源分散、需要發揮地方積極性組織征收的稅種劃歸地方，作為地方政府收入；與整個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稅種劃為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使中央和地方在財政利益上有一個“聯結點”，這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2．規范轉移支付制度

國際轉移支付的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單一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即單一的自上而下垂直的轉移支付，也就是由上級政府通過特定的體制把各地區的財力數量不等地集中起來，再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和宏觀調控目標，把集中起來的財政收入數量不等地分配到各地區。另一種是以縱向為主、縱橫交錯的轉移支付制度。其中縱向轉移支付側重于解決縱向非均衡問題，而橫向轉移支付則側重解決橫向非均衡問題。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從今后發展的角度看，我國應采取縱向為主、縱橫交錯的轉移支付制度。但現階段，鑒于我國一直采用單一縱向轉移支付形式，且目前轉移支付應著重解決縱向非均衡問題，因此可以在此基礎上使之法律化、彈性化，增加透明度，減少隨意性，逐步健全單一縱向轉移支付制度。

從有利于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有利于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和有利于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出發，筆者認為，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形式應該從目前的收入分配型向宏觀調控型轉變。宏觀調控型財政轉移支付與收入分配型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不再把收入分配作為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目標，而更多地考慮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引導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注重公平目標的同時，更加注重經濟效率目標的實現。具體做法應該是構建以有條件形式為主的財政轉移支付形式。首先，縮小目前無條件財政轉移支付的范圍，主要用它來平衡地方預算，滿足地方履行政府職能的基本開支需要。其次，擴大有條件財政轉移支付的范圍，特別是配合型財政轉移支付的建立。一是明確專項撥款補助的重點和專門用途，體現產業政策要求。二是地方政府必須按照中央專項撥款補助的具體作用匹配資金，發揮中央政府資金導向功能，促進地方政府擴大對上述資金的投入量，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與此同時，要健全科學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首先，轉移支付規模要適度，并保持一定的彈性。轉移支付規模一要考慮中央財政的承受能力，二要考慮地方行政事業的需求，三要考慮轉移支付在額度、形式、結構方面保持彈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健全，逐漸提高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其次，轉移支付要規范。逐步變現行的基數法為因素法，設計出一套科學的計算公式，作為轉移支付制度的撥付依據，以提高透明度，防止主觀性和隨意性。所謂因素法，就是找出影響地方財政收支的各種因素，確定地方“標準支出”與“理論收入”作為體制基數。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支出基數因素法，即找出對地方財政支出影響的各種主要因素，如人口數量、土地面積、人均耕地、人均國民收入、民族成分、自然資源和社會發展情況，按其影響程度的大小確定計分標準，各個地方都按這一標準計算其分數，并據此確定財政支出基數。二是收入基數因素法，即根據稅基、法定稅率等項因素，計算各地方的“理論收入”。這種確定地方財政收支基數的因素法，具有基本統一的客觀標準，比較合理、規范，但實行起來技術要求高，操作難度大，因而必須總體設計，分步實施，逐步推進。

3．合理劃分事權、財權，合理分配財力

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應該是，按照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本著事權劃分與政府職能轉變、市場機制建立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相一致的原則，先易后難，逐步劃清。這里主要應劃分3個層次：一是“劃分內外”。即劃分政府與企業和私人間的事權，明確哪些事權歸政府，哪些事權歸企業和私人。界定的標準是社會共同事務，即凡是市場能夠有效提供的事務，事權歸企業和私人；市場不能或不完全提供或協調、只有政府出面組織才能實施的事務，事權歸政府。二是“明確上下”。即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確定哪些事權歸中央政府，哪些事權歸地方政府。界定的標準是，屬于全國性共同事務的事權，應由中央政府決策、承擔和管理；屬于地方性共同事務的事權，應由地方政府在中央統一政策許可范圍內自行決策和承擔，劃歸地方政府管理。三是“理順地方各級”。即理順地方各級政府間的關系，明確事權在省、市（地）、縣（市）、鄉（鎮）政府間的劃分。界定的標準是受益和規模，即政府活動或公共工程的規模龐大、難度大、技術要求高、受益對象是市、縣、鄉范圍居民的，則事權歸市（地）、縣（市）、鄉（鎮），由市、縣、鄉政府負責支出。在層次分明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明確界定和劃分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先劃清各級政府所擔負的政治、社會以及公共事務的事權邊界，然后再逐步劃清各級政府所負責的經濟事務邊界，最后過渡到完善、規范的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分稅制。

此外，完善事權和財權的劃分還應考慮市場化進程，即根據市場化的進程，確認哪些事情市場已經做了，政府在哪些事情上要多管一些。例如，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科學技術研究等活動具備了部分市場化條件，財政就可對這些部門實行差額預算管理，或采取企業化管理，提高經營效益，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只有這樣，財政才有可能真正增收節支，把資金投向政府應該涉足的領域，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4．縣鄉財政體制的重新構建

首先要實化中央、省、縣三級財政，虛化市與鄉二級財政，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則，通過

推動“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等項改革推進省以下分稅制改革，實現縣鄉財政體制的重新構建。其次，重新界定縣鄉政府職能。根據公共財政和地方分權理論，我們認為縣鄉之間財政職能必須重新調整和劃分。具體包括：從維護基層政權穩定這一前提出發，行政管理、司法管理、公安管理這三大塊事權原則上應大部分劃歸縣級政府，小部分劃歸鄉鎮政府，即縣級直屬行政、司法、公安機關經費全部由縣級財政管理，派出機關（駐各鄉鎮派出所等）經費大部分（如人頭經費等）由縣級財政管理，小部分（如非人頭經費等）由鄉鎮財政管理。另外，義務教育、基礎衛生、基礎科學、基礎文化、撫恤救濟等主要劃歸縣級政府，鄉鎮政府主要負責協辦責任。因此，義務教育費、衛生事業費、科學事業費、文化事業費、民政事業費等，其人頭經費原則上由縣級財政管理，非人頭經費則由縣級與鄉鎮財政按比例分攤管理。至于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交通建設、水利基礎等事權，原則上按受益范圍確定管理對象，其中跨鄉鎮項目事權主要劃歸縣市管理，鄉鎮范圍內項目經費主要由鄉鎮財政管理。再次，為建立省以下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還需要輔之以土地使用權流轉、人口流動以及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縣鄉民主理財機制，實現地方財政民主治理，實現縣鄉財政融資多元化等等。

六、分稅制意義

負面：

促使地方政府開始土地財政之路，造成本世紀初中國房地產價格暴漲，地方政府暴力拆遷事件屢屢發生，普通民眾負擔沉重，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兩極分化加劇，M型社會加速產生，中產階級群體萎縮，蝸居蟻族相繼出現，年輕一代失去了發展的機會和動力。

正面：

對于中央財政而言，分稅制改革總體上是成功的。通過此次稅制改革，中央財政得到了充足的財政收入。分稅制改革通過后的十年內，財政收入從5千多億元迅速竄升為近2萬億元。中央財政貧弱的局面得到改觀，各項國家基本建設有了資金保障，實現了軍隊不經商等。

中國的分稅制，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是一個不斷尋求完善的成長過程。

第二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

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在中國即將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配套改革的關鍵時期，財稅改革再次成為研討和推進配套改革的切入點。近些年因現實運行中所出現的諸如縣鄉財政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和以專項補助為代表的“跑部錢進”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將分稅制的評判問題推向風口浪尖，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分稅制改革必須“全覆蓋”

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這是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約而同形成的體制共性與基本實踐模式。在舉國“迎接三中全會”的當下，我們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來審視：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機制的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主要定位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彌補市場失靈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權、財權主要定位在公共領域，“生產建設財政”須轉型為“公共財政”，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作為主要目標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變按行政隸屬關系組織財政收入的規則，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稅分級體制，讓企業得以無壁壘地跨隸屬關系、跨行政區域兼并重組升級優化而釋放潛力活力，充分公平競爭。同時在政府間關系上，也遵循規范與效率原則，由各級政府規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財政職能，將事權與財權在各級政府間進行合理劃分，配之以財力均衡機制即以資金“自上而下流動”為主的轉移支付。

分稅制是分稅分級財政體制的簡稱，其體制內容，包括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事權(支出責任)與財權(廣義稅基配置);按稅種劃分收入建立分級籌集資金與管理支出的財政預算;分級的產權管理和舉債權管理問題，以及轉移支付體系問題。分稅制既適應了市場經濟下政府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產品職能定位的內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級政府間規范化地、可預期地分工與合作以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稅制財政體制內洽于市場經濟。在我國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全面配套改革，堅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動搖的。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的縣鄉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進”等問題，絕非分稅制所造成，恰恰是因為分稅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沒有貫徹到位，特別是在省以下還并未成型所引致。還有一種看法，雖未在表述上全盤否定分稅制方向，卻從強調“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與省之間搞分稅制、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非農區域搞分稅制、農業區域不搞分稅制”的主張。

這一設計思路看似以“實事求是”為取向，要害是未能領會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脫離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基線和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屬于一種使財政體制格局重回“條塊分割”、“多種形式包干”的思維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問題”。一個統一市場所要求的各種要素無壁壘流動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如此“因地制宜”而橫縱皆為切割狀態?如果說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那正是“94改革”以來我們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業已形成、為人詬病的現實狀態。如果說“農業地區不搞分稅制”，那么且不說實際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將我國具體劃分各類大大小小、與非農地區僅一線之分的“農業地區”，只要試想一下，假如處在體制分隔、切割狀態，各個區域中的企業如何形成我國目前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各地政府將如何處理各自轄區的企業所得稅索取權?

因此，統一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機制，必然要求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實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蓋。分稅制改革的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如此，與之相聯系、相呼應的管理系統創新、信息系統創新，也必然都應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事權與財權相順應

近期和未來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大思路，應是在明確政府改革中職能轉變、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層級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與精簡化，按照中央、省、市縣三級框架和“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原則，配之以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和地區間橫向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內洽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事權與財權相順應、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根據“94改革”以來分稅制深化改革不盡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實問題，今后改革的重點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中積極、漸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將我國原來的五個政府層級扁平化為中央、省、市縣三個層級(不同地區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頂層規劃下調整、理順中央與地方三層級事權劃分，進而按照政府事務的屬性和邏輯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劃分政府間支出責任，盡快啟動由粗到細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事權與支出責任明細單的工作，并在其后動態優化和加強績效考評約束。地方政府應退出一般競爭項目投資領域，經濟案件司法審判權應集中于中央層級等。

第三，以稅制改革為配合，積極完善以稅種配置為主的各級收入劃分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以“從價征收”機制覆蓋到煤炭為重頭戲)和積極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范圍;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調整部分稅目的消費稅征收環節，將部分消費稅稅目收入劃歸地方;將車輛購置稅劃歸為地方收入;積極推進“營改增”，將增值稅中央增收部分作為中央增加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來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務成本、功能區定位等因素優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強對欠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適當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歸并、整合專項中的相似內容或可歸并項目;盡量提前其具體信息到達地方層面的時間，并原則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資金”要求，以利地方預算的通盤編制與嚴肅執行;積極探索優化“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第五，結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級預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徑預算前提下從中央級開始積極試編3-5年中期滾動預算;把單一賬戶國庫集中收付制發展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配之以“金財工程”、“金稅工程”式的全套現代化信息系統建設來支持、優化預算體系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應加快地方陽光融資的公債、市政債制度建設步伐，逐步置換和替代透明度、規范性不足而風險防范成本高、難度大的地方融資平臺等隱性負債;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設也需結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設而積極推進。

第六，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和“建設法治國家”、“強化公眾知情與參與”多重約束條件和邏輯取向下，逐步而積極、理性地推進財稅法制建設，掌握好服務全局大前提下“在創新、發展中規范”與“在規范中創新、發展”的權衡點，強化優化頂層規劃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在經濟社會轉軌歷史時期內，不斷及時地把可以看準的穩定規則形成立法。

稅種 現行情況

納稅人 計稅依據 稅率 稅收歸屬

增值稅 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 增加值(小規為銷售額)0、13%、17%(小規為3%)中央地方75：25;進口環節歸中央

消費稅 境內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 部分商品銷售額、銷售數量 比例稅率(1%-56%，共14檔);定額稅率 中央獨享

營業稅 有償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 營業額或轉讓額、銷售額 3%、5%和20%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企業所得稅 境內的一切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 來源于中國境內外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額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歸中央

個人所得稅 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 工資、薪金所得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等11項，扣除免征額 工資、薪金5%-45%九級;個體戶生產、經營所得：5%-35%五級;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資源稅 境內開采礦產品或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 原油、天然氣的銷售額;煤炭、鹽等5類礦產品數量 原油天然氣銷售額5%-10%;其余從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鎮土地使用稅 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實用的土地面積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四類 地方獨享

房產稅 房屋產權所有人 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范圍內的房產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產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獨享

城市維護建設稅 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稅額 按城市級別分1%、5%和7%三檔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耕地占用稅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其他非農業建設的單位和個人 占用耕地的面積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獨享

土地增值稅 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并取得收入的單位和個人 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著物產權所取得的增值額 40%-60%四級超率累進稅率 地方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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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1年12月27日 02:40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馬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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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現行分稅制可以說仍未“成年”。盡管通過分事權、分稅收、分管理，打破了傳統的“財政包干”模式，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也使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走向規范，建立了政府間分權型財政模式。但地方稅收體系至今沒能成型，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相比，分稅制改革卻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國財稅體制仍是“一國兩制”。政府收入除了預算內收入，還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國稅收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個百分點，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超過了稅收收入，2009年全國地方政府性的非稅收入達到了36855億元，相當于地方稅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層政府非稅收入甚至超過稅收收入好幾倍。大量政府性非稅收入游離在分稅制之外，遂使分稅制改革成了“半場改革”。省以上是分稅制的“陽光世界”，省以下卻是誰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帶”。因為省以下遲遲沒有形成真正的分稅制，省以下收入劃分由省級政府根據實情自主決定，而上級政府單方面決定下級政府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使財權劃分極不規范，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逐漸向省、市級財政集中，縣鄉財政卻日益困難的局面。財權層層向上集中，上級政府的撥款又被層層截留，造成基層政府財權與事權高度不對稱，不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職能。

在我國現行的28個稅種中，雖然劃歸地方的稅種有18個，但這些稅種大都是稅源零星、征管難度高的小稅種。雖然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收入較為穩定，但企業、個人所得稅已劃分為共享稅，不能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目前僅營業稅在地方稅體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體稅種的作用。在多數分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地方政府開征的理想稅種及稅基應具有非流動性，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是共同點。但目前我國財產稅系尚未形成完備的體系，遺產稅等重要稅種尚在研究之中，雖然財產稅稅種較多，但稅額較小，遠不足以保證地方支出需要。

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各級政府能靈活獨立地決定該級政府預算，是發揮地方政府職能的保證，而預算自主權則需要稅收自治權來保證。但我國分稅制改革避開了這一敏感話題，只單純考慮稅收收入的劃分。我國稅制微調政策措施幾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個別稅種或稅目上具有有限的稅額及稅率的決定權，只有某些地方稅的稅收行政法規的部分制定權。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滿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費財政”和“土地財政”。

可以說，我國當下的財稅體制改革，無法真正實現財政分權意義上的分稅制。“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會造成一定沖擊。從地方層面入手優化稅收配置，繼續推進分稅制改革，對全國財政收入安全和經濟平衡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筆者為此提出如下設想。

首先，建立“分稅”與“分成”并存體制。在中央、省、市之間實行規范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盡可能按稅種屬性和屬地原則劃分各級收入，而在市與縣之間實行“分成制”，通過市與縣、鄉財力的整合，達到共擔風險、水漲船高。

其次，調整政府間的收入分配結構。通過調整稅種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財力規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總收入中的比重，尋求省級集中財力的最優規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稅收體系。在可見的將來，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無疑還應繼續作為地方主體稅種，另外考慮完善現有稅種，改革財產稅體系，逐步建立個人所得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加快推進增值稅擴圍的改革。

最后，實現稅收管理權限的分割。鑒于權力與責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這不僅不會造成地方濫用稅權，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運用權力的壓力和動力，既能提高稅收體制的運行效率，也能減少來自基層政府行為不當的沖擊，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的一種約束和保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

第四篇：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摘要】 分稅制是指在國家各級政府之間明確劃分事權及支出范圍的基礎上,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稅種的特性,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和稅收收入,并輔之以補助制的預算管理體制模式。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還需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

【關鍵詞】分稅制 稅制改革

一、我國分稅制改革基本概況

(一)主要內容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同年12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暫行規定》，12月25日，財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費稅和增值稅資金費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

配套措施有：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進行了工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相應改進預算編制辦法；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規范國債市場等。

(二)現行分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事權劃分上越俎代庖現象，一些應當完全由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地方也承擔了一部分，如氣象及地震等管理職能；而完全屬于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也承擔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基礎教育等。

第二，轉移支付不當，監管力度有待加強。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財力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體系。但是東部地區擴大的基數規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力度不夠，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益評估有限。第三，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地方稅收的稅基窄，稅收潛力小，主體稅種較少，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稅權受限制，地方沒有被授予相應的稅收立法權、稅收減免權。

第四，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國目前尚未一部能夠統領、協調各種稅收關系的基本法。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

二、比較國外分稅制而后思考

美國，分稅制的辦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的。美國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國家憲法的地位，其中，不僅詳細的規定了聯邦政府的指責(國防，貨幣發

行，郵政等)，而且，各級政府間以及各級政府于非政府團體及企業間“分工協作”的事項，也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落實到可準確操作的程度上。另外，與財政法律體制有關的《反赤字法》、《國會預算法》等等，法律的層級都很高。日本地方稅立法，除了在憲法第84條規定了地方稅，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稅法》更加詳盡地做了規定。

思考造成我國現行分稅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稅制核心內容是要做到分權、分稅、分征。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根據各自的職權范圍劃分稅種和管理權限，收支掛鉤的一種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屬于不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要求。分稅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分權制度。然而，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思想鮮明。這樣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分稅制“稅權”的劃分一直以“集權”為核心。

稅收改革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稅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國用行政權力的國家機關來制定稅收法，擴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執行都存在著任意性。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

二、完善我國分稅制的對策

（一）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

第一，將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的決定權、調整權從中央政府轉到立法機構。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

第三，盡快制定關于分稅制的法規

（二）縮減預算級次，簡化財政層級

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財政層級過多，從而加重財政負擔。我國現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

當前我國加快推進包括“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在內的財政體制改革，正是體現了政府簡化財政層級的意圖。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減少項目類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和數量，逐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推動落后地區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總的來說，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財政體制的改革要標本兼治，安穩民心，安定官心，積極穩妥，治本為上，實現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前進。參考文獻：

[1]趙云旗.中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4]許正中.財政分權：理論基礎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5]張道慶.論我國分稅制立法的完善.行政與法(法學論壇)，2004，(10).[7]畢建秋.我國稅權劃分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5，(3).

第五篇：1994分稅制改革

財政包干制度是財政管理體制中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一種制度，指地方的預算收支指標經中央核定后，由地方包干負責完成，超支不補，結余留用，地方自求平衡，對少數民族地區，中央予以特殊照顧，這種制度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財政模式。其具體辦法在不同不同，財政包干的方法在1971年開始實行，在當時情況下，證明是一種傳統有效的方法，它擴大了地方的財政收支范圍和管理權限，調動了地方籌集財政基金的積極性，有利于國家財政的綜合平衡。從1980年起，我國財政部門又采用“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新體制。這一體制的特點是：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圍，以1979年各地方的財政收支數為基礎，核定地方收支包干的基數，對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區，規定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繳，對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區，將工商稅按一定比例留給地方，作為調集收入；工商稅全部留給地方后仍收不抵支的，再由中央給予定額補助。收入分成比例或補助支出數額確定后，五年不變。地方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可以少支，中央不再增加補助，地方財政必須自求平衡。這種辦法把地方類權力結合起來，改變了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又被稱為“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從1989年起，又調整基數，實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的體質，使得財政包干制度更加完善。

但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其弊端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稅收調節功能弱化，影響統一市場的行程和產業結構優化；國家財力偏于分散，制約財政收入合理增長，特別是中央參政收入比重不斷下降，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在此背景下，在朱镕基總理力推下，分稅制改革出臺，主要內容是：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政結合的原則，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稅收與地方稅收體系，分設中央與地方兩套稅務機構分別征管。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

從“財政包干”到“分稅制

行政性分權的“財政包干”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主要財政模式，其要點是“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并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采取六種不同形式（收入遞增包干、總額分成、總額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定額上解、定額補助）。

根據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了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更好地發揮國家財政的職能作用，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下發國發[1993]85號文件，決定從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原有的財政包干體制，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

所謂分稅制改革就是按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合理確定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并建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分設中央與地方兩套稅務機構分別征管：科學核定地方收支數額，逐步實行比較規范的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級預算制度，硬化各級預算約束。

1.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劃分

劃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力分配主要是以行使政府職能所需的支出多少為依據，即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主要承擔國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國家機關運轉所需經費，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協調地方經濟發展、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業發展支出。中央財政支出具體包括：中央統管的基本建設投資、中央直屬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費、地質

勘探費、由中央財政安排的支農支出、國防費、武警經費、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級行政管理費、由中央負責的國內外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公檢法支出、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科學等各項事業費支出。

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本地區政權機關運轉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區經濟、事業發展所需支出。具體包括：地方統籌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經費，支農支出，城市維護和建設經費，地方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和行政管理費，公檢法支出，部分武警經費、民兵事業費、價格補貼支出及其他支出。

根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將適應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并充實地方稅稅種，增加地方收入。具體劃分如下。

(1)中央固定收入包括：關稅、海關代征消費稅、增值稅、消費稅、中央企業所得稅、地方和外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鐵道、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等部門集中繳納的收入(包括營業稅、所得稅、利潤和城市維護建設稅)、中央企業上交利潤等。另外，外貿企業出口退稅，除地方已經負擔的20％部分外，以后發生的出口退稅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

（2）地方固定收入包括，營業稅(不含銀行總行、鐵道、保險總公司的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地方企業上交利潤、個人所得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不含銀行總行、鐵道、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部分)、房產稅、車輛使用稅、印花稅、屠宰稅、農牧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房地產增值稅、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等。

（3）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稅、資源稅、證券交易稅。增值稅中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資源稅按不同的資源品種劃分，海洋石油資源稅作為中央收入，其他資源稅作為地方收入。證券交易稅，中央地方各分享50％。

此外，還建立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制度。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的基礎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平均每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回增長0.3％。如果地方上劃中央收入達不到上年基數的，稅收返還不予遞增并相應扣減稅收返還數額。

2．改革原有的工商稅制

一是所得稅制改革，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1）企業所得稅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外，應蘭就其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納稅人每一的收入減去準予扣除項目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考慮到部分企業盈利水平低的實際情況，對年應稅所得額在10萬元以下的企業增設了27％和18％兩檔優惠稅率。

（2）個人所得稅規定：個人所得稅的課稅對象是個人所得。按稅法規定，有納稅義務的中國公民和在中國境內取得收入的外籍人員，均為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按照對基本生活費用不征稅的國際慣例，將工資、薪金所得的月扣除額定為800元，中外籍人員實行統一的個人所得稅法后，對外籍人員另規定附加減除標準。同時將原來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稅、城鄉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統一起來，統稱個人所得稅。其中，工資、薪金所得實行5％一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實行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稅負水平與企業所得稅大體相同。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租賃所得，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減除費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減除20％的費用，其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二是流轉稅制的改革。改革后的流轉稅制由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組成。在工業生產領域和批發、零售商業普遍征收增值稅，取消產品稅，選擇少量消費品交叉征收增值稅和消費稅。對不實行增值稅的勞務和第三產業征收營業稅。

增值稅的基本稅率定為17％，低稅率定為13％。低稅率的適用范圍包括基本食品和農業生產資料等。出口商品一般適用零稅率。增值稅實行的是價外計征的辦法，即按不包含增值稅稅金的商品價格和規定的稅率計算征收增值稅。

消費稅主要針對原來征收產品稅的產品改為征收增值稅后，將有不少產品的稅負大幅度降低而設置的。為了保證國家財政收入，體現基本保持原稅賦的原則，同時考慮對一些奢侈、高檔的消費品進行特殊調節，對少數最終消費晶在征收增值稅的基礎上再開征消費稅。消費稅的稅目有10個，主要包括煙、酒、化妝晶、貴重首飾、摩托車、小汽車、汽油、柴油等。消費稅采用從量定額和從價定率兩種征收辦法，稅率、稅額共設1l檔，采用從價征收辦法的，按含有消費稅稅金在內的價格和規定稅率計算征收消費稅。

營業稅的征收范圍包括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稅率為3％；金融保險業、服務業、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等，稅率為5％：娛樂業稅率為5％一10％。對一些公益性較強、收入水平較低并且需要國家扶持的經營活動，如托兒所、幼兒園、醫院、紀念館等，免征營業稅。改革后，我國工商稅制中稅種由32個減少到18個，稅制結構趨于合理并逐步實現高效和簡化。工商稅之外還有農業稅、牧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和關稅，實際上我國現在共有23個稅種。

3．改革原有的稅收征管制度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對工商稅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對稅收征管制度進行改革，建立科學、嚴密的稅收征管體系，以保證稅法的貫徹實施，建立正常的稅收秩序。1994年后的稅收征管制度主要有以下內容：

（1）普遍建立納稅申報制度。意在形成納稅人自我約束機制，促進全民增強納稅意識。納稅申報制度建立后，對不按期申報和不據實申報的，要依法處理。

（2）積極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實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稅務咨詢機構等社會中介機構代理辦稅制度，為那些不懂稅法、不會或無暇申報納稅的納稅人提供服務。這也有利于形成納稅人、代理辦稅機構、稅務機關三方面相互制約的機制。

（3）加速推進稅收征管計算機化的過程，即推進電子稅務，以提高稅務征管、辦理的效率和準確性。

（4）建立嚴格的稅務稽核制度。在普遍實行納稅申報和稅務代理制度后，稅務機關的主要力量將轉向日常的、重點的稅務稽查，使之形成申報、代理、稽查三位一體的稅收征管格局，同時輔之以對偷逃稅行為進行重罰的辦法。

原包干體制有關事項的處理。實行分稅制以后，原體制分配格局暫時 不變，過渡一段時間后，再逐步規范化。原體制中央對地方的補助繼續按規定補助。原體制地方上 解仍按不同體制類型執行。實行遞增上解的地區，按原規定繼續遞增上解；實行定額上解的地區，按原確定的上解額，繼續定額上解；實行總額分成地區和原分稅制試點地區，暫按遞增上解辦法，即：按1993年實際上解數和核定遞增率，每年遞增上解。

聯網的監控下，現金交易減少了，政府便可以通過賬戶對納稅人的稅源實行有效控制；其次，采用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相結合的征管方式，代扣代繳義務人向個人支付所得時必須同時向稅務機關申報，對扣繳義務人不按規定扣繳和申報繳納稅款以及不按規定報送有關信息資料的，要規定明確的法律責任和相應的懲處辦法。

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