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轉移深化分稅制改革

*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改革，經過10年的發展，顯示出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導致了基層財政困難和地區間差距的日益擴大。其中轉移支付制度的薄弱和不規范則是導致地區間差距拉大的因素之一。目前改革的任務，除了緩解基層政府的收支矛盾外，更為重要的是構建一個具有自律機制的能有效運行的基層財政體制。

分稅制導致的問題之一：基層政府財政陷入困境

1.分稅制使基層政府財源縮減，只能把籌資目光集中于農業

分稅制改革中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革，就是把一些原來由地方財政支配的收入劃歸中央政府所有，從而改變了地方財政收入的來源結構。在這一制度安排下，基層政府為了自身收入的穩定，就把籌集收入的關注點由*年以前的偏向工業，部分地轉向了農業。這種行為的改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特別是可以減少當時地方政府爭投資、忙于上短線項目的短期化扭曲行為。

但是，規范的農業各稅數量是有限的，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尚未健全，因此難以提供基層政府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資金。特別是處于財政級次最低層的鄉鎮財政，在巨大的支出壓力下，為了彌補財政收支缺口，不得不在制度外采取非規范的籌資行為，形成了“費大于稅”的局面。

繼之而來的農村稅費改革，堵住了基層政府的亂收費渠道。農村稅費改革的宗旨是對基層政府的收入來源，以及征集方式進行規范，同時降低農民負擔。

取消農業稅政策的出臺，意味著因農村稅費改革已經大大降低了的基層政府收入來源的進一步枯竭，使鄉鎮政府機關的運作只能依靠上級的轉移支付。特別是對于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取消農業稅對基層財政的影響很大。在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區縣，國、地稅收入所占比重很低，農業稅占到當地財政收入的1/3以上，有些縣甚至高達70%-80%。調查顯示，中西部貧困地區，一些鎮的地稅和國稅收入占其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只有5.5%。

2.其它導致基層政府財政陷入困境的體制因素

（１）過多的財政層次導致處于分稅體制末端的基層財政收入來源有限。現行《預算法》含有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規定。*年分稅制改革，基本確立了中央和各省之間分稅財政體制的基本框架，也決定了各省對下進行財力分配的資金總量。在中央與省，省與地市，地市與縣，縣與鄉鎮的財政關系中，基本是財力集中在上一級政府，支出放在下一級政府，這樣的安排是符合公共財政理論的成本效益原則的。但是，過多的政府級次帶來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復雜，導致了基層財政收入來源的不穩定。一方面導致基層政府缺乏自有的主體稅種，另一方面給轉移支付、特別是省以下的轉移支付帶來困難。

*年的分稅改革，允許省以下的財政體制隨地區不同而存在差異，因此許多地區的基層財政體制是過去的財政包干制和現行的分稅制的結合。省以下，特別是縣鄉兩級處于政府級次的末端，轉移支付鏈條過長，在經過了多級次財政的缺少透明度的轉移后，盡管有專項撥款，到政府級次末端已所剩無幾。

（２）基層政府職能轉換導致政府資金缺口加大。在財力集中的同時，按照公共財政框架的要求，基層政府職能逐步調整，縣鄉財政支出更多地集中在提供教育和行政事業費、基礎設施建設等地方性公共物品開支部分。另外，省以下地方政府還要承擔額外職責，如工資調整須由地方負擔的部分等。職能范圍的擴大加劇了基層政府的收支矛盾。

（３）機構臃腫、冗員過多也是鄉鎮財政緊張的重要原因。雖然有關法律規定作為農村基層政府的鄉鎮政府，其機構不要求與上級政府的部門進行對口設置，但對鄉鎮政府機構設置的審批程序沒有嚴格規定，造成機構設置隨意性大，機構和人員不斷膨脹。據國家統計局對1030個小城鎮的調查，每個鎮的機構一般都在30-40個，其中鎮屬機構的干部人數平均為158名，上級政府派出機構的干部人數為290名，每40個農民就養一個鄉鎮干部。減免農業稅將會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但如果不能盡快解決基層政府的收入來源，政府機構維持不下去，農民負擔還會反彈。

分稅制導致的問題之二：區域間不平等

地區差距的存在，導致基層政府收入來源的不平等；在轉移支付制度不規范的條件下，基層政府收入的不平等反過來又加劇了地區間的差距。基層政府收入不平等帶來的重要危害之一，是導致了教育、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平等。資料表明，東、中、西部地區政府在義務教育投入水平上存在嚴重差距，同時各省內的教育投入也存在不均衡。另有資料表明，中國的健康不平等也是地域性的，富裕省份的平均健康結果更好。

1.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

分稅制實施以來，中央財政已經具備充裕的財政自給能力，征收的收入除了滿足本級支出外，有相當一部分可以用于對地方政府實施轉移支付。雖然中央財政具備了向地方財政實施大規模轉移支付的財力基礎，但直至目前為止，轉移支付仍存在很多問題：

（１）均等化轉移支付的總量仍然偏小。1995年實施的過渡期轉移支付首次引入了因素分析法，利用公式計算中央對各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額度，但絕對數量十分有限。1995-1999年分別只占當年中央補助地方支出總額（財政口徑，下同）的0.82%、1.27%、1.76%、1.81%和1.83%。2000年一般性轉移支付額61.65億元，加上民族政策優惠轉移支付額23.8億元，占全部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補助支出的1.83%。

省級、地市級財政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明顯不足。據統計，全國縣鄉級財政供養人員占地方財政供養人員總數的約70%，但縣鄉財力卻僅占全國地方財力的40%。不少縣鄉拖欠工資問題，不僅與其機構冗員有關，也是縣鄉財政困難的真實反映。

（２）轉移支付結構不盡合理，專項轉移支付比重較大。雖然根據國際經驗，專項轉移支付對于實施中央政府特定政策目標、發揮中央財政宏觀調控作用、引導地方合理配置資源、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等方面，具有使用方向明確、見效快、便于監督等特點。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劃分尚不明晰的情況下，影響了專項轉移支付應有功能的充分發揮，并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一是在地方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一些困難地區存在專款被擠占挪用的現象；二是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資金，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三是專項轉移支付的立項審批不規范，也缺乏對資金使用的監督手段。

2.稅收政策和稅收制度對地區差異的影響

（１）區域稅收優惠政策。改革以來業已出臺的一些地區稅收優惠政策，導致企業尋求逃避稅收的保護傘，投資向有優惠政策的地區轉移，形成了各地區間、各級政府間橫向和縱向的稅收競爭。地方政府一方面積極游說中央政府出臺有利于本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也積極運用業已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稅收資源，不僅減少了總體的稅收收入，也導致了地區間差距的拉大。事實證明，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對地區差距拉大的作用是明顯的。

（２）稅法的漏洞。現行稅法存在漏洞和相互矛盾之處，在實際工作中出現責任不清的問題，造成不同地區的稅務機關在征管方面爭搶稅源。如征收地問題，稅收實體法中的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和消費稅的規定各執一詞，各地的稅務機構從自身利益出發做出征管決定，經常出現爭奪稅源現象。

（３）改革措施對地方稅收收入的侵蝕。一些改革措施，如支持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優惠政策、啟動房地產市場的優惠政策、支持技術創新和技術改造的優惠政策等，都會涉及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與地方收入密切相關的稅種，影響基層財政收入。

深化分稅制改革的對策建議

1.減少財政級次，解決基層財政困境

一般認為，基層財政體制改革應該在政府體制改革的基礎上進行。但事實上，基層財政體制的改革，也可以為未來的簡化政府級次的政體改革提供有力的前提條件和改革經驗。*年的分稅財政體制改革，已經為建立規范的分級財政體制奠定了基礎，目前的任務是構建一個可以有效運行，并具有自律機制的基層財政體制，而不僅僅只是為了緩解當前的收支矛盾。

三級政府體制在國際上較為通行。不僅聯邦制國家的政府體制是三級，單一制國家中也不是單純的兩級政府。中國目前政府體制下的分稅財政體制，要求每級政府都有自己的稅種和穩定的稅收收入是不可能的，從中央政府下撥的轉移支付資金到達基層政府時的數量也已經極為有限，現行預算法又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這些因素導致了基層政府獲取穩定財政收入的困難。一些省份針對財政級次問題進行了若干試點性改革。

（１）鄉財縣管：安徽省的經驗。始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鄉財政一直不甚完備，各地的情況也有不同。從目前的收入情況看，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以及取消農業各稅的改革后，鄉鎮一級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收入來源。從支出的角度看，原來鄉鎮支出一半以上的教師工資，已經由縣級政府統一發放，公共衛生等其他支出的改革，也在進行中。從其它經濟管理系統看，金融、工商的基層己經按照經濟區域設置，而不再按行政區劃。因此，鄉鎮一級的財政工作實際上已經減少了很多。由縣財政代管鄉級財政是可行的。

安徽省是最早實行農村稅費改革的省份，在兩年前又開始推行鄉鎮財政由縣級財政代管，并建立了一套較為行之有效的規章。在進行鄉財縣管之前，進行了并鎮改革，減少了鄉鎮數量。但不可否認的是，鄉鎮政府的職能仍然是存在的，特別是在一些交通和通訊設施較差的山區。

（２）省直管市、縣財政的思路。地區一級政府原先曾規定為省級的派出機構，近年一些省份的地市合并后，有很多市級政府是由地區行署轉化而來的，可以取消。然后，地級市、縣級市、縣等，作為同級單位，都由省級財政直接管理。

在浙江、安徽等地，省和縣之間的體制聯系較多，市是一種過渡的形式。浙江市和縣的財政都和省財政對話，即在財政體制上，市與縣實際是“平級”的地位。但在省份，如吉林省，則各級次的依次管理仍然很強。

在目前市縣行政不同級的情況下，可以先實行財政同級的改革。

（３）三級財政體制的設想。中間層次的政府，是聯系中央政府與基層政府之間的必要橋梁，特別是對于大國更是如此。但中間層次的政府級次太多必然增加交易費用，降低效率。如果能把財政體制縮減到三級，對于解決基層財政問題可能是一個相對簡單的體制框架。當然，為了切實解決基層財政問題，還需要繼續改革轉移支付制度。可以先考慮實行鄉財縣管的財政體制，然后推開市縣財政同級的改革。

與此同時，分級財政體制中的基層政府具有了解當地居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信息優勢，出于政府資金使用效率的考慮，凡是一級政府可以有效提供、有效管理的公共產品及服務，應賦予該級政府相應的職能，逐步完善多級財政體制。

2.構建地方稅體系

地方政府存在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由于它能夠有效率地提供滿足本轄區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務。設置地方稅的意義即在于使地方政府能夠具有一部分較為穩定的收入以便提供這種公共服務。因此，在分稅財政體制中，地方政府穩定的稅收能力是應該首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目前地方政府主要稅收來源是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但一般說來，間接稅不宜作為地方稅收的穩定收入來源。特別是一旦進行增值稅擴大范圍的改革，會大大縮小營業稅的稅基。企業所得稅因其不穩定性，作為地方主體稅種也有缺陷。雖然個人所得稅由地方政府管理成本較低，但出于稅制公平的考慮，其主要部分應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作分率的加成征收，這是世界各國的慣例。

第二，財產稅（或稱不動產稅）是最適宜成為基層政府地方稅的稅種。一是因為財產稅的非流動性，使其可以成為地方政府的穩定的收入來源，并且隨著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這一稅基會越來越大。二是因為財產稅是一種受益稅，財產所有者（或使用者）是當地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因而較易推廣。目前中國有關財產方面的稅收，只占稅收總量的不足5%，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資源稅基于同樣原因，也是地方政府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

第三，關于分稅財政體制中的共享稅，應該采用國際通行的稅基分享、分率計征的辦法，即中央政府統一確定稅基，不同層次政府分率計征。這種辦法可以使中央和地方收入都能隨經濟發展而自動穩定增長，使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具有一定的可預見性。

第四，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也要逐步規范化。一是取消地方政府和事業單位的預算外資金，將其納入征稅范圍，接受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和監督。二是對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進行正確定價，合理收取使用者付費，彌補其投資成本，作為正稅的必要補充。

3.稅權的適當下放

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立法權是實現地方公共服務自主權的保障。稅收管轄的分權，包括稅收的立法、執法、司法權在不同級次立法機構間的配置，特別是稅收立法權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機構之間的合理劃分，不僅有利于稅收法制化建設，也有利于分稅制財政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中國稅收立法權的劃分，應以中央立法為主，省級立法為輔，建立兩級立法相輔相成的立法格局。地方稅的稅收立法權可按不同稅種分別處理。

值得指出的是，適當下放稅收立法權限，需要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例如減少財政級次，實行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體制；同時進行不同級次政府事權的改革和界定等。

4.轉移支付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首先，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改革的設計原則，是在收入劃分適度集權，政府支出適度分權的前提下，建立促進地區公平的轉移支付制度，考慮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調整既得利益，實現地區間財力水平相對均衡。多級政府財政體制中的轉移支付，主要是為了平衡地區間的財政能力，并對存在有跨區溢出效應的地區財政支出（如環保和教育）做出補償。同時，要配合進行預算管理的法治化、透明化合公開化，以及外部環境的改善。

其次，作為大國，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完善的同時，也應注重省對以下政府的轉移政府制度的完善，逐步縮小轄區內地區間財力差距，才能確保全國地區間差距的本質縮小。

第三，簡化轉移支付的方式，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力爭使轉移支付的社會收益大于政府間資金上劃下撥的成本。

最后，調整現行轉移支付的結構，加大均等化轉移支付的數量，完善計算公式，增大其縮小地區間差距的作用力度。同時控制專項轉移支付的規模，通過建立嚴格的項目準入機制，減少項目設立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并加強監管，提高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分稅制的確立和改進

從制度層面看，*年開始的分稅財政體制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對中國的多級財政體制的建設也產生了正面影響。

但是10年來，實行分稅財政體制后的基層財政逐步陷入財政困境：劃分稅種后基層政府收入結構改變——基層政府更為依賴自有的農業稅收——規范的農業各稅數量不足，且轉移支付制度不規范——基層政府不得已采取非規范的籌資行為——解決農民負擔的稅費改革堵住了基層政府的亂收費渠道——取消農業稅后基層政府收入來源更少。

1.分稅財政體制的開始

*年開始實行的分稅財政體制，其主要內容是將94稅改后的18個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同時分設中央和地方兩套稅務機構分別征管。此外，關稅是中央收入，而農業各稅屬于地方。這項改革的直接結果是，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上升到1995年的52.2%，2002年54.93%，*年為57.47%。從地方政府的不同級次看，省、市級政府也在不斷加大財政資金的集中力度，省級政府資金占地方各級總資金的比重，從*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年均提高2個百分點。

2.轉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建立

在劃分稅種的同時，實行了中央對地方的兩稅（指增值稅和消費稅）稅收返還政策。這一政策在當時也被列為轉移支付的內容之一，但其實稅收返還只是一種激勵地方稅收努力的政策。*年開始著手建立中央對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并在其后的幾年間逐步建立起包括公式化的“過渡期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5種轉移支付手段。

截至*底，按財政口徑計算的轉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和體制補助三大部分。

3.省以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各不相同

在*年中央和省級政府實行分稅財政體制改革、以及1995年開始構建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后，賦予了省級政府自行確定其省以下財政體制形式的權力。因此，目前在不同省區的省以下財政體制不是統一的。

4.所得稅分享政策

*年改革后的企業所得稅，仍按其行政隸屬關系在國、地稅局之間分別征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種。為此，2002年開始實行“所得稅共享”辦法，企業所得稅（除了少數行業或企業外）和個人所得稅均實行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享。這項改革重新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分稅關系，調整后中央政府多集中的資金全部用于西部發展。

《2009年轉移深化分稅制改革》來源于，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歡迎閱讀2009年轉移深化分稅制改革。

第二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

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在中國即將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配套改革的關鍵時期，財稅改革再次成為研討和推進配套改革的切入點。近些年因現實運行中所出現的諸如縣鄉財政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和以專項補助為代表的“跑部錢進”等突出矛盾和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將分稅制的評判問題推向風口浪尖，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分稅制改革必須“全覆蓋”

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這是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不約而同形成的體制共性與基本實踐模式。在舉國“迎接三中全會”的當下，我們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來審視：為什么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

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機制的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主要定位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彌補市場失靈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權、財權主要定位在公共領域，“生產建設財政”須轉型為“公共財政”，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作為主要目標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變按行政隸屬關系組織財政收入的規則，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稅分級體制，讓企業得以無壁壘地跨隸屬關系、跨行政區域兼并重組升級優化而釋放潛力活力，充分公平競爭。同時在政府間關系上，也遵循規范與效率原則，由各級政府規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財政職能，將事權與財權在各級政府間進行合理劃分，配之以財力均衡機制即以資金“自上而下流動”為主的轉移支付。

分稅制是分稅分級財政體制的簡稱，其體制內容，包括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事權(支出責任)與財權(廣義稅基配置);按稅種劃分收入建立分級籌集資金與管理支出的財政預算;分級的產權管理和舉債權管理問題，以及轉移支付體系問題。分稅制既適應了市場經濟下政府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產品職能定位的內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級政府間規范化地、可預期地分工與合作以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稅制財政體制內洽于市場經濟。在我國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全面配套改革，堅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動搖的。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的縣鄉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進”等問題，絕非分稅制所造成，恰恰是因為分稅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沒有貫徹到位，特別是在省以下還并未成型所引致。還有一種看法，雖未在表述上全盤否定分稅制方向，卻從強調“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與省之間搞分稅制、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非農區域搞分稅制、農業區域不搞分稅制”的主張。

這一設計思路看似以“實事求是”為取向，要害是未能領會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脫離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基線和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屬于一種使財政體制格局重回“條塊分割”、“多種形式包干”的思維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問題”。一個統一市場所要求的各種要素無壁壘流動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如此“因地制宜”而橫縱皆為切割狀態?如果說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那正是“94改革”以來我們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業已形成、為人詬病的現實狀態。如果說“農業地區不搞分稅制”，那么且不說實際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將我國具體劃分各類大大小小、與非農地區僅一線之分的“農業地區”，只要試想一下，假如處在體制分隔、切割狀態，各個區域中的企業如何形成我國目前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各地政府將如何處理各自轄區的企業所得稅索取權?

因此，統一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機制，必然要求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實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蓋。分稅制改革的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如此，與之相聯系、相呼應的管理系統創新、信息系統創新，也必然都應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事權與財權相順應

近期和未來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大思路，應是在明確政府改革中職能轉變、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層級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與精簡化，按照中央、省、市縣三級框架和“一級政權、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稅基、一級預算、一級產權、一級舉債權”的原則，配之以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和地區間橫向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內洽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事權與財權相順應、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根據“94改革”以來分稅制深化改革不盡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實問題，今后改革的重點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中積極、漸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將我國原來的五個政府層級扁平化為中央、省、市縣三個層級(不同地區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頂層規劃下調整、理順中央與地方三層級事權劃分，進而按照政府事務的屬性和邏輯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劃分政府間支出責任，盡快啟動由粗到細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事權與支出責任明細單的工作，并在其后動態優化和加強績效考評約束。地方政府應退出一般競爭項目投資領域，經濟案件司法審判權應集中于中央層級等。

第三，以稅制改革為配合，積極完善以稅種配置為主的各級收入劃分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以“從價征收”機制覆蓋到煤炭為重頭戲)和積極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范圍;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調整部分稅目的消費稅征收環節，將部分消費稅稅目收入劃歸地方;將車輛購置稅劃歸為地方收入;積極推進“營改增”，將增值稅中央增收部分作為中央增加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來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務成本、功能區定位等因素優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強對欠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適當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歸并、整合專項中的相似內容或可歸并項目;盡量提前其具體信息到達地方層面的時間，并原則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資金”要求，以利地方預算的通盤編制與嚴肅執行;積極探索優化“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第五，結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級預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徑預算前提下從中央級開始積極試編3-5年中期滾動預算;把單一賬戶國庫集中收付制發展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配之以“金財工程”、“金稅工程”式的全套現代化信息系統建設來支持、優化預算體系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應加快地方陽光融資的公債、市政債制度建設步伐，逐步置換和替代透明度、規范性不足而風險防范成本高、難度大的地方融資平臺等隱性負債;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設也需結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設而積極推進。

第六，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和“建設法治國家”、“強化公眾知情與參與”多重約束條件和邏輯取向下，逐步而積極、理性地推進財稅法制建設，掌握好服務全局大前提下“在創新、發展中規范”與“在規范中創新、發展”的權衡點，強化優化頂層規劃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在經濟社會轉軌歷史時期內，不斷及時地把可以看準的穩定規則形成立法。

稅種 現行情況

納稅人 計稅依據 稅率 稅收歸屬

增值稅 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 增加值(小規為銷售額)0、13%、17%(小規為3%)中央地方75：25;進口環節歸中央

消費稅 境內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 部分商品銷售額、銷售數量 比例稅率(1%-56%，共14檔);定額稅率 中央獨享

營業稅 有償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 營業額或轉讓額、銷售額 3%、5%和20%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企業所得稅 境內的一切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 來源于中國境內外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額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歸中央

個人所得稅 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 工資、薪金所得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等11項，扣除免征額 工資、薪金5%-45%九級;個體戶生產、經營所得：5%-35%五級;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資源稅 境內開采礦產品或生產鹽的單位和個人 原油、天然氣的銷售額;煤炭、鹽等5類礦產品數量 原油天然氣銷售額5%-10%;其余從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鎮土地使用稅 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工礦區范圍內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實用的土地面積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鎮四類 地方獨享

房產稅 房屋產權所有人 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范圍內的房產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產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獨享

城市維護建設稅 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 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稅額 按城市級別分1%、5%和7%三檔 地方獨享(部分行業企業除外)

耕地占用稅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其他非農業建設的單位和個人 占用耕地的面積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獨享

土地增值稅 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并取得收入的單位和個人 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著物產權所取得的增值額 40%-60%四級超率累進稅率 地方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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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2011年12月27日 02:40 來源：上海證券報 作者：馬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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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現行分稅制可以說仍未“成年”。盡管通過分事權、分稅收、分管理，打破了傳統的“財政包干”模式，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也使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走向規范，建立了政府間分權型財政模式。但地方稅收體系至今沒能成型，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相比，分稅制改革卻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國財稅體制仍是“一國兩制”。政府收入除了預算內收入，還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國稅收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個百分點，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超過了稅收收入，2009年全國地方政府性的非稅收入達到了36855億元，相當于地方稅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層政府非稅收入甚至超過稅收收入好幾倍。大量政府性非稅收入游離在分稅制之外，遂使分稅制改革成了“半場改革”。省以上是分稅制的“陽光世界”，省以下卻是誰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帶”。因為省以下遲遲沒有形成真正的分稅制，省以下收入劃分由省級政府根據實情自主決定，而上級政府單方面決定下級政府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使財權劃分極不規范，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逐漸向省、市級財政集中，縣鄉財政卻日益困難的局面。財權層層向上集中，上級政府的撥款又被層層截留，造成基層政府財權與事權高度不對稱，不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職能。

在我國現行的28個稅種中，雖然劃歸地方的稅種有18個，但這些稅種大都是稅源零星、征管難度高的小稅種。雖然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收入較為穩定，但企業、個人所得稅已劃分為共享稅，不能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目前僅營業稅在地方稅體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體稅種的作用。在多數分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地方政府開征的理想稅種及稅基應具有非流動性，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是共同點。但目前我國財產稅系尚未形成完備的體系，遺產稅等重要稅種尚在研究之中，雖然財產稅稅種較多，但稅額較小，遠不足以保證地方支出需要。

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各級政府能靈活獨立地決定該級政府預算，是發揮地方政府職能的保證，而預算自主權則需要稅收自治權來保證。但我國分稅制改革避開了這一敏感話題，只單純考慮稅收收入的劃分。我國稅制微調政策措施幾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個別稅種或稅目上具有有限的稅額及稅率的決定權，只有某些地方稅的稅收行政法規的部分制定權。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滿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費財政”和“土地財政”。

可以說，我國當下的財稅體制改革，無法真正實現財政分權意義上的分稅制。“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會造成一定沖擊。從地方層面入手優化稅收配置，繼續推進分稅制改革，對全國財政收入安全和經濟平衡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筆者為此提出如下設想。

首先，建立“分稅”與“分成”并存體制。在中央、省、市之間實行規范的“分稅制”財政體制，盡可能按稅種屬性和屬地原則劃分各級收入，而在市與縣之間實行“分成制”，通過市與縣、鄉財力的整合，達到共擔風險、水漲船高。

其次，調整政府間的收入分配結構。通過調整稅種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財力規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總收入中的比重，尋求省級集中財力的最優規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稅收體系。在可見的將來，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無疑還應繼續作為地方主體稅種，另外考慮完善現有稅種，改革財產稅體系，逐步建立個人所得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加快推進增值稅擴圍的改革。

最后，實現稅收管理權限的分割。鑒于權力與責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這不僅不會造成地方濫用稅權，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運用權力的壓力和動力，既能提高稅收體制的運行效率，也能減少來自基層政府行為不當的沖擊，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的一種約束和保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

第四篇：分稅制再到改革時

分稅制再到改革時

核心提示：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政體制不完善是造成地方財政困難、債務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與其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還不如改革分稅制。

這一次，“兩會”代表們并沒有明確而直接地提出分稅制改革，但在經歷了上一地方融資平臺的瘋狂舉債后，社會各方對地方債務問題的關注有可能逆向推動分稅制改革。

如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發改委主任沈衛國所言，地方融資平臺風險究其根源，既有地方經濟發展滯后原因，又有現行體制下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的因素。

財稅體制下一步怎么改，目前尚無定論。但2010年預計將突破萬億的赤字財政已是板上釘釘。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很小，財政政策逐漸上位。

然而，地方政府高負債以及隱性債務的問題也早于2009年若隱若現。

瘋狂借貸的好日子恐怕不再有了，在“錢袋子”的問題上，中央與地方的“拉鋸戰”已經打響。財政壓力轉為稅收壓力，端倪已現。

分稅制“單兵突進”

分稅制改革確實留下了很多令人詬病的話題，但這一結局也許正是其他多項改革滯后、與之不匹配而造成的。

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這十多年國內反復討論怎么走才是“公平”的路線。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這個總體的目標模式后，財稅配套改革于1994年隆重推出，將以往幾十年的行政分權改為經濟分權。

事實上，分稅制的出現恰恰是體現公平的重要一環：企業不分大小，不論行政級別，依法納稅，公平競爭；而中央與地方的財稅分配關系也得到相對穩定。

“談到分稅制度的時候，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它是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賈康認為，“分稅制首先使我們可以憑借這樣一個以政控財，以財分配的安排，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就是以分稅制來革除財稅分配的舊體制的癥結，不論在過去幾十年的集權時期還是分權時期，過去沒有真正改變就是按照行政體系分配的根本問題。”

因此，分稅制的推行在1994年也有其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上世紀80年代至分稅制改革前的十余年間，中國經濟出現持續性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幅在10%左右，但國家財力并未同步增長，或者說，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落后于稅源的增長速度。

公開數據顯示，從1979年到1993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79年這一數字為28.4％，但1993年已經下降到12.6％。年均下降超過一個百分點。

而另一方面，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為1993年的31.6％，中央財政的收支必須依靠地方財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由于中央財政“錢袋子”吃緊，那些年甚至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并且借而不還的事件。

1994年1月1日，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在艱難時世中誕生。改革內容包括：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代之以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財源；設計了一套稅收返還制度以保護各省市既得利益。

根據財政部的公開數據，1993~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由4349億元增加到61330.4億元，增長了13倍，年均增速高達19.6%；全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由12.3%提高到19.5%。分中央和地方看，1994~2008年中央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6%（以1994年為基期），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7%，實現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贏”。

然而，盡管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及2002年的所得稅分享改革，都被認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但亦無法掩蓋其先天不足、后天不補。

缺陷與生俱來

“分稅制改革，財權與事權必須相統一，兩個職能的調整也必須相協調，否則，單兵突進的分稅制究竟能有什么效果值得懷疑。” 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就曾公開表示，多年來，其他的改革大大滯后于分稅制改革。

“設計任何一種稅收制度，首要的是通過這個稅制落到錢上。‘錢’數是很重要的，而參照系數是什么，以及政府要做多少事，必須要連在一起來看。”高培勇認為，中國的財政應該走以支定收的路，政府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是很大的誤解。

換句話說，是以收定支，還是以支定收的根本問題。

他認為，應該依靠政府職能界定政府支出，然后按照這個支出水平去確定政府收入。“不同級次的政府實際上是有不同的分工，這種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職能格局就決定不同的支出標準、不同的支出水平，這是設計分稅制方案的時候一個最根本、最清晰的參照系，沒有這個東西，分稅制設計肯定是會有偏差的。”

事實上，1994年的分稅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和事權范圍，以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各級政府的責、權、錢，但當時還不能確定省以下政府之間的財力分配框架。

尤其是，我國有五級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政府層級最多的國家。過多的政府層級使得中國不可能像國外那樣完整地按稅種劃分收入，而只能加大共享收入。但同時，一味擴大共享部分又會反過來影響分稅分級財政基本框架的穩定。

1994年采取配套改革之后，由于省以下體制過渡不順，原來的一些矛盾和新的矛盾在交織和積累，引出的是財權的中心上移，事權的中心下移，全國財政收入在增長，地方財政收入也在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比例中上升，而縣鄉的財政困難卻凸顯出來，欠發達地區尤為強烈。

“由于省以下一直沒有真正實行分稅制，所以事權中心下移，財權中心上移，造成的問題不是分稅制之過，恰恰是沒有真正進入分稅制軌道，而稅收包干制、分層制等負面作用累計和放大，特別在基層表現得最明顯。”賈康認為。

分稅制實際上成了“分錢制”。

為了緩解縣鄉財政困難，實現省以下財政層級的扁平化，近幾年來，財政部在省以下財政管理方式上做了較大改動，推進了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改革的試點。

經營城市“找補”錢袋子

有數據顯示，地方的資金缺口仍然龐大。實施分稅制以后，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68%，地方政府的收入僅占32%，但地方政府支出卻占60%，中央政府支出只占30%左右。

毫無疑問，地方財政缺錢只能向當地企業和居民收費、攤派和集資。分稅的十多年來，爭項目、爭資金、跑貸款、忙舉債幾乎成了基層政府的必然之舉。

地方政府需要“開源”。

有消息指出，2009年，杭州土地收入達1200億元，超過上海、北京居中國城市之首。過去10年間杭州房價上漲了將近10倍，而杭州城建資金支出幾乎全部來自土地出讓金。

而北京2009年由于土地市場的火爆，賣地收入5倍于財政赤字。

在城市建設拉動當地GDP的同時，由于對政府官員的考核以GDP為主，這種政府經營城市的模式已經被廣為復制。

事實上，地方財政早已經被這種模式“綁架”，或者說沉溺其中。2009年全國賣地收入1.6萬億，同比大增60%。

當地方財政成為“賣地財政”時，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也將成為一場沒有結局的鬧劇，成為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

以上海為例，今年該市的財政預算中，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將達到900億元的歷史新高，這些錢的用途已經做了明確的規定。除非中央能夠包攬地方財政的資金缺口。

房價問題已經不再僅僅是房價問題了。

除了增值稅、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財政“開源”的其他途徑還包括中央代發的地方債2000億元，以及2009年瘋狂融資的地方融資平臺。而在地方投融資平臺中，去年一年放貸速度超常的商業銀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數據顯示，我國的地方融資平臺在2009年一年內迅速增長到8000多家。

中金公司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按照廣義口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預計為7.2萬億，其中2009年凈新增約3萬億。2009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占貸款總額的18%。

有學者認為，目前各級政府融資平臺資產負債率普遍高達80%以上，有些甚至提高到100%。但與之相比的是，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平臺的真正還款人，其還款能力和意愿或存質疑。

顯性債務尚且如此，隱性負債恐怕更難以了解其規模龐大程度。

兩會期間，一位來自山東的政協委員就表示，由于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官員在任時間平均較短，因此均出現任期內大量舉債的短期行為，“有的地方官員在任尚不足3年，但負債幾乎要20－30年才能還清”。

地方債務之憂

對地方融資平臺風險，決策層顯然已經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切實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增強內外部約束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財政風險。”

3月6日上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從不同層面，一并解讀了當前地方融資平臺面臨的問題。

銀監會也要求商業銀行堅決執行貸款“三查”，并將現有的平臺公司“項目包”逐筆打開，進行嚴密梳理，對貸款實施分類處理。同時，對無資本金、僅靠財政擔保的項目停止新授信。

此前就有消息稱，財政部正在牽頭制定一份旨在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文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地方政府和人大所開具的“擔保函”無效。

事實情況是，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而地方財政對債務提供擔保也是被禁止的。但實際上，地方政府能夠擔保貸款，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瑞銀經濟學家汪濤測算，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將達11萬億元以上，超過GDP的30%。與此同時，2009年向地方融資平臺發放的貸款占比很大，預計2009－2010年發放的貸款將在今后幾年產生2.5萬億－3萬億元的不良貸款。

政府或許不擔心負債，但肯定不愿拖累銀行，重蹈1998年覆轍。

但現在，地方政府欠銀行的債務可能以正常貸款的形式出現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也有可能已經化為銀行的壞賬，或者被減記和轉移。

這個時候，哪怕地方政府控制負債規模的主觀意愿已經達成，但投資欲望的膨脹恐怕仍將倒逼負債難以停頓地直線上升。

財稅“拉鋸戰”

在嚴控地方融資平臺的同時，中央代發2000億地方債也將繼續。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105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8500億元，繼續代發地方債2000億元并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赤字規模較去年增長1000億，地方債則繼續保持相同額度。

但即便如此，根據審計署2009年12月29日發布的審計結果公告，截至去年10月，依舊有45%擴內需地方配套資金沒有落實。

加上2010年超萬億的大赤字財政，中央財政收支矛盾越發嚴重。

1月中旬，財政部副部長丁學東就曾表示，2009年為了緩解財政支出擴大和大規模減稅之間的矛盾，采取了一些手段，包括燃油稅改革和提高煙草稅等，2010年這些手段沒有了，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困難和矛盾依然很多，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風險并未完全消除，因此2010年財政收支緊張的矛盾預計會更加突出。此前，財政部部長謝旭人也發出了同樣的信號。

有專家因此認為，今年的宏觀稅負環境可能變得更糟，“結構性減稅”或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而地方有著1.6萬億的賣地收入，這也將使中央與地方的財稅“拉鋸戰”愈演愈烈。

2008年時，曾有兩會代表提出，希望適當降低中央財政集中度，給地方財政以更大空間。但財政部于2008年8月的回復，基本否認了這一想法。

答復中稱，2007年，我國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為54%，如果考慮按照有關政策規定必須返還給地方的部分收入，中央實際收入比重為46%。判斷中央財政集中度是否適宜，應當立足現實國情，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間收入劃分的一般規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我國實際，我們認為，目前不宜降低中央財政集中水平。

該答復表示，上述不支持的原因在于，一來，我國地區發展差異較大，經濟仍處于起步階段，中央財政不適度集中財力，難以實施有效的地區均衡，從而統籌配置資源，集中辦一些事關民生的大事。二來目前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也明顯低于其他國家水平。總體上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通常在60%以上。

一些學者也顯然更支持繼續推進分稅制改革，他們認為，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政體制不完善是造成地方財政困難、債務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受我國預算法等法律法規的約束，政府的融資活動長期以來缺乏統一的規范化管理，處于自發尋求融資渠道和變相發債的狀態，成為財政風險的主要險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喬新生就認為，與其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還不如改革分稅制。因為地方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權、事權分配上不合理所造成的，即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中只占30%左右，卻不得不負擔教育統籌、醫療保障等60%的公共產品開支。對此，發債只是治標而不治本。

第五篇：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淺析我國分稅制改革

【摘要】 分稅制是指在國家各級政府之間明確劃分事權及支出范圍的基礎上,按照事權和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結合稅種的特性,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管理權限和稅收收入,并輔之以補助制的預算管理體制模式。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還需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

【關鍵詞】分稅制 稅制改革

一、我國分稅制改革基本概況

(一)主要內容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同年12月18日，財政部下發了《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暫行規定》，12月25日，財政部核定了各地消費稅和增值稅資金費用管理比例。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

配套措施有：從1994年1月1日起，我國進行了工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相應改進預算編制辦法；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并規范國債市場等。

(二)現行分稅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事權劃分上越俎代庖現象，一些應當完全由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地方也承擔了一部分，如氣象及地震等管理職能；而完全屬于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也承擔了一部分，如地方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基礎教育等。

第二，轉移支付不當，監管力度有待加強。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完善，初步形成了目前財力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體系。但是東部地區擴大的基數規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轉移支付資金的監管力度不夠，轉移支付資金的效益評估有限。第三，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地方稅收的稅基窄，稅收潛力小，主體稅種較少，稅收立法權過于集中于中央，地方稅權受限制，地方沒有被授予相應的稅收立法權、稅收減免權。

第四，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在立法模式上，我國目前尚未一部能夠統領、協調各種稅收關系的基本法。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

二、比較國外分稅制而后思考

美國，分稅制的辦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的。美國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國家憲法的地位，其中，不僅詳細的規定了聯邦政府的指責(國防，貨幣發

行，郵政等)，而且，各級政府間以及各級政府于非政府團體及企業間“分工協作”的事項，也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落實到可準確操作的程度上。另外，與財政法律體制有關的《反赤字法》、《國會預算法》等等，法律的層級都很高。日本地方稅立法，除了在憲法第84條規定了地方稅，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稅法》更加詳盡地做了規定。

思考造成我國現行分稅制改革弊端的原因如下：

第一，分稅制核心內容是要做到分權、分稅、分征。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根據各自的職權范圍劃分稅種和管理權限，收支掛鉤的一種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屬于不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

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要求。分稅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分權制度。然而，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思想鮮明。這樣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分稅制“稅權”的劃分一直以“集權”為核心。

稅收改革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稅制立法迫在眉睫。

第三，我國用行政權力的國家機關來制定稅收法，擴大了“法定”的外延，致使法的制定、法的執行都存在著任意性。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

二、完善我國分稅制的對策

（一）明確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

第一，將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的決定權、調整權從中央政府轉到立法機構。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

第三，盡快制定關于分稅制的法規

（二）縮減預算級次，簡化財政層級

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一個原因在于財政層級過多，從而加重財政負擔。我國現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

當前我國加快推進包括“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在內的財政體制改革，正是體現了政府簡化財政層級的意圖。

（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同時，減少項目類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和數量，逐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推動落后地區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

總的來說，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財政體制的改革要標本兼治，安穩民心，安定官心，積極穩妥，治本為上，實現制度創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前進。參考文獻：

[1]趙云旗.中國分稅制財政體制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4]許正中.財政分權：理論基礎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5]張道慶.論我國分稅制立法的完善.行政與法(法學論壇)，2004，(10).[7]畢建秋.我國稅權劃分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