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暉讀后感

左手自由，右手福利，中國何去何從？

——讀秦暉《左手自由，右手福利》

選擇秦暉這篇文章閱讀是從題目開始的。在談閱讀這篇文章的感觸之前我想小小談一下這個標題。它讓我自然的想起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華》，曾經是我高中時的至愛，雖然現在對郭敬明的感情已經淡淡，但是還是對這個題目有著特別的感情。秦暉先生，1953年出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從前的我以為教授，又尤其是歷史系的教授都是酸學者，但是這樣的一個題目，似乎先聲奪人的改變了我的看法。對秦暉先生的好感也從這里開始。我又在網易等網站上找到了秦先生的一些相關文章來看，發現不但沒有呆板迂腐的老學者風范，反倒是風趣幽默，見解深刻語言辛辣。挑選這篇文章閱讀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關于福利的問題現在本身也是一個在中國很熱門，很受關注的問題。抱著好奇的想法，想看一看歷史大家如何來談這個問題。

有一些人，去美國轉了轉，后來又去瑞典轉了轉，回來就得到一個結論，他認為美國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國自由競爭太過分，一點都不保護窮人，很不人道，兩極分化很厲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國家搞得太過分了，養懶漢，使大家都不求上進。所以我們都不能學美國和瑞典，我們要搞一個比美國和瑞典更好的東西。而這個更好的東西是什么？秦暉先生的主張是，一個超越左與右，所謂的第三條道路。

秦暉先生認為，中國現在目前的問題恐怕是既要學習自由，如果美國的自由我們學不到，至少我們應該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時我們也應該學習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們達不到，至少我們應該達到美國式的福利，美國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許在人家看來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國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國人的福利。可是這種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們不是也差得很遠，中國如果達到美國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認為中國的社會就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所以我說，先別說美國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從不多的東西學起，自由和福利達到最低的檔次，比如我們的自由達到瑞典式的檔次，福利達到了美國式的檔次，那個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我們進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國的水平，還是自由這么多就可以了，我們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這個時候就有所為第三條道路，我們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國和瑞典之間的水平或者說美國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這就叫做中間道路或者第三條道路。

中國現在總有些所謂的左派或者右派，高調的站出來。“左派積極分子”，申請高福利未必成功，卻拼命的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右派積極分子”，倡導自由未必有太大的效果，卻致力于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這些人完全是高高的站在空中樓閣上，不理會百姓的疾苦的亂說話，為了說辭而說辭，彼此逞口舌之快，紙上談兵的馬謖。

溫家寶總理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感情深切的說“在座的記者朋友們，如果你們真的到我們廣大的農村走一走，看一看，你們就會知道中國百姓現在處在怎樣真實的情境當中，中國的真實國情是怎樣的。”當那些所謂的學者們爭論著如何規避美國和瑞士的社會問題時，他們是不是應該看到，中國現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是社會的“負福利”而不是“過福利”或者“過自由”。

這讓我不禁想起一個故事，一個關于國家起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叢林里生活著一群小動物，他們過著富足而幸福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他們發生了爭執，于是就商量選舉一個國王住持公道。獅子因為最威猛，最有力被選舉為國王。小動物們都很高興他們有了這樣一個威風的國王，這樣就再也不會有人欺負他們了。國王說，要保護他們，抓走了他們的兒子，組成了軍隊，跟別的部落戰爭，他們總是勝利，拓展了土地，于是他們說“國王萬歲”。國王說，要讓小動物們更幸福，于是收走了他們的很大一部分食物，他們說“國王萬歲”。國王說，要讓小動物們更幸福，于是抓走了很多小動物，安排他們服各種徭役…很多年過去了，這個森林里的小動物們已經變得貧苦而不幸福，而他們的國王還是一樣的威風。于是小動物們開始想：當初是為什么要選出一個國王呢？

我不知道，一個國家的職能，如果只有苛捐賦稅，只有一味的強調公民應該履行的各種義務，而零福利，甚至“負福利”回報他的人民的話，它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呢？難道森林里的小動物們想要的就是一個只會讓他們服各種徭役的國王？

秦暉先生說的對，在中國，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還不是講什么“福利國家病”的時候，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現在中國剛剛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這里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于：后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

第二篇：工商101-36-秦暉

2011－2012學年第一學期《中小企業管理》課程

期末作品

超越企業服裝創業計劃書

系（院）別：經貿管理學院

專業：工商管理

班級：10

1學號：36

姓名：秦暉

成績：

超越企業創業計劃書

一、創業計劃書概要：

1、地點選擇

對于服裝店的經營，地段選擇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盡量選擇人流量高的商業地段，一樓絕對比二樓以上好。路口處絕對比延街再好一些。擁有一個好的地段，基本上就立于不敗之地。

2、特色服裝

賣的服裝一定要有特色，要跟別家店賣的不一樣。消費者才會記得我們的店，產品才能賣上價。當大家都去批發市場進貨時，我們就不用去了。賣相同的東西，不但沒有特色，更會造成互相殺價。消費者總是在追求有特色，品質高的服裝。

3、銷售與服務

銷售技巧是很重要的，顧客試穿時，要適時推薦，嘴巴要甜，對待顧客要有耐心。雖然有的顧客態度是很不好，但是我們仍然要耐下心來，面帶微笑。服務不好，是做不成生意的。服務態度好，我們的回頭客會愈來愈多。第四、其它細節

光線要明亮，貨品擺設要整齊，地板玻璃窗定期打掃干凈，有破損的物品要及時修補，這些小細節會給予消費者舒適的購物環境，合理的商品陳列可以起到展示商品、提升品牌形象營造品牌氛圍、提高品牌銷售的作用，這些是它的基本意義。

二、創業計劃書的項目介紹

商品定品

由于本店的目標對象是20-35歲年齡段的男性群體，因此款式應相應斯文、時尚、新穎，不能過于前衛、夸張。價位將定在中、低檔次上，大眾化且讓顧客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工藝流程

本服裝生產基本工藝流程包括布料物料進廠檢驗、裁剪、縫制、鎖眼釘扣、整燙、成衣檢驗、包裝入庫

設備設施和生產能力

設備生產設施主要是機床縫紉機，有專門的培訓人員負責剪裁，同時有專門的人負責檢驗和縫制印花和條紋。生產能力較高，能按時完成顧客的任務單。

三、市場分析

服裝批發市場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產品檔次不全、產品質量不高、衛生條件差等。這些問題都是服裝市場急需解決的問題。這也表明，采購者的要求在不斷提高，他們希望在一個產品檔次全、產品質量高、金融設施健全、環境舒適的服裝批發市場采購服裝。

分析以及相應形式的成果發布，使業內人士能夠準確了解當前中國紡織服裝專業市場的全貌，提供先進的市場發展經驗和理念，讓市場之間相互了解、學習先進的發展模式，從而逐漸改變、淘汰落后的營銷與管理方式。并且在實現指導市場發展、控制過度開發、為行業和企業提供商業決策參考、促進國際國內貿易平臺交流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中國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模式也在經歷快速的變革，尤其是對于年輕的消費者而言。首先，市場更加透明;第二，消費者在購物行為當中更加注重社交、社會化，他們會用電子方式和朋友交互，不再盲目相信零售商;第三，消費更加個性化，他們需要更有特征的產品。

四、市場營銷計劃

目標：

成為國內知名的的服裝企業，創造本企業特有的服裝風格，最好能做到獨樹一幟，高舉超越服飾的旗桿，就能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營銷策略及方法：

內部：

超越服裝企業須建立自己的服裝設計部，一方面在原來的服裝上添加各種新鮮元素，其次設計出自己特色的優越服裝，從而跟緊市場發展的腳步。

外部：

1、“掛羊頭賣狗肉”：喜歡美麗精良是所有人的天性，占“便宜“是每個人的心理。店鋪選址如果不在繁華的服裝街上，路過的人們本來是沒有采購服裝的需求的，那么店鋪的服裝擺放是第一要素，門口可以掛上夸張的獨特的搭配最吸引人眼球的服裝，目的是吸引人來看。很漂亮的服裝旁邊再有醒目的便宜的價格標簽，這樣不會嚇倒很多想擁有流行的人。

2、“陪襯法“：人無論對價格還是美的心理感覺，都是在比較后才得到的。所以對主要要推的服裝要對比著賣。顧客在挑甩賣的衣服時，旁邊的價格更高的衣服要擺出讓她們自己比較。賣真絲衣服，就用假真絲的告訴客戶怎樣辨別，那手感和穿上后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價格即使高一些，人還是愿意多花一點錢買好的。一屋子花花綠綠，人就挑花眼了，那個素色簡單的就最容易出手。

3、“發掘潛在推銷者“：大批的低價甩貨可以帶來人氣，中國人愛跟風，大部分人拿不定主意，一群人中總有一兩個自然的領導者。他們的言語就特別有影響力。所以要多刺激他們講話，他們一旦熱情，品評這個是真品牌，那個價格合理，識貨的人就會讓周圍的人加速判斷。對這樣的顧客要不見山見水的籠絡，他們可以幫你帶來很多顧客，也會幫你無形中“賣“出很多。

自己的服裝知識要多，見到顧客熱情的告訴他們怎么辨別服裝的做工，面料，染色，輔料。好衣服和差衣服的價格差異，剪標簽的原因等等。.有的人要面子，不喜歡別人知道自己怎么打扮，但是都好奇服裝本身。顧客對服裝的知識越豐富，越愿意購買你的服裝。花了很少錢卻買到很高檔的衣服的感覺可是最好的。

企業風險因素分析：

前期銷售風險：前一兩個月服裝銷售不一定理想，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資金問題了，要是資金周轉不過來，也許就要關門大吉了，所以一定要把好流動資金這一關。

淡季風險：服裝行業都會遇到淡季，你就要考慮接下來怎樣的銷售，換種方法，如商品重新陳列，優惠出售，（打折促銷）買服裝贈送小禮品等等服裝店銷售方面的辦法。加快資金的周轉率。

貨物壓積風險：面對服裝店貨物積壓問題，唯一的辦法的也只有降價了。

安全問題風險：安全方面, 就是要注意防火防盜，用電安全。下班一定記得關水關店關門，不然，一步小心，你的貨物被水淹了，被火燒了或被偷了，這些都是很麻煩的問題。所以在找店址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問題了，也要提高自己和店員的安全意識。

五、創業資金需求：

創業初期，本公司啟動資金約110w，部分有企業自己出，還有部分靠貸款籌集，資金分配方面，60w用于內部設計生產，原材料的采購等等呢個，40w用于外部銷售，還有10w流動資金以備不時之需。

六、計劃書總結：

創業沒有最成功的人，只有最適合的人。在創業的路上，每一個創業者心目中，都存在著蓋茨、戴爾這樣的榜樣人物。創業者的心態和條件各不相同，但期盼成功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現實是殘酷的，創業是成功的捷徑，可想而知在這條獨木橋上，競爭是多么激烈，想要脫穎而出，那就不能出現一點差錯，一步走錯，滿盤皆輸。先天條件，后天發展如何充分發揮，值得我們每個創業者去思考。

第三篇：清華大學歷史教授秦暉說

清華大學歷史教授秦暉說：

中國最大問題是左右派都想討好

“皇上”

——中國民眾應向政府要福利

作者：韓詠紅

聚集世界各地中國問題專家、學者的通商中國“慧眼中國環球論壇”，日前在本地舉行。借著本次論壇，本報專訪了多位學界名人與企業家，請他們更深入分析中國問題現狀與出路，并將內容以專訪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國存在各種各樣問題，社會群體有各種各樣訴求，體制內的凝聚力在衰減中，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清華大學歷史教授、著名學者秦暉認為，中國的出路依然在于漸進式的和平轉型，其中的要義不外乎兩點：一是限制政府的權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這兩點，理想中的憲政與民主也就會到來。

秦暉說：“這兩個方面，我覺得都可以不斷施加壓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漸地改進。最終讓現行體制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權力太大責任太小的問題，不斷地受到壓縮。當壓縮到權力和責任對應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體制變化就到來了。”

他解釋說，所謂憲政體制，無非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以及統治者為了擁有這個權力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締結了契約的基礎上。

中國的問題也正是統治者掌握的權力大得沒有邊界，與此同時它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又沒有承擔，簡而言之，即統治者的責任不可被追問。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與國力的迅猛增長成為全球備受矚目的現象，但中國的社會矛盾也在快速積累，在過去兩年里，惡性群體性事件更頻繁地見諸報端，社會不同思潮對立尖銳，左右派人士公然“約架”，加上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出現一方面變得強大，一方面變得更敏感，不確定性增強的矛盾現象。

從1980年代開始研究歷史，秦暉的關注點始終緊隨中國的變化與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爭史、經濟史，近年再關注東歐改革前的經濟與社會，比較東歐與中國改革的不同進程，重點集中在轉軌經濟學理論。

雖然學養深厚，秦暉接受媒體采訪時，卻不多談主義與意識形態，也拒絕做算命師。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國主辦的“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就強調，宮廷政治完全不可預測，宮廷政治與社會危機結合起來發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

能預測可能性多高。因此對中國的未來樂觀與悲觀都沒有根據。

在論壇期間接受本報專訪時，秦暉更堅持，要從具體、直接的切入點，去討論現在在中國能做什么。

一個主要方法，就是讓社會福利剛性化，民眾要從“感恩型福利觀”，轉變為“問責型福利觀”。

中國輿論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財政公開、預算透明，“三公消費”（公務接待、公款出境、公務車）公開，在秦暉看來，這也需要透過“要福利”與“限權力”這兩個渠道才能真正實現。

他指出，不論英法，或是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統治者公開財政的動力，無一例外都是高額的財政赤字。

“我們都說波蘭的共產黨很開明，波蘭的團結工會很厲害，但是我們都忘記，波蘭早在巨變前的10年，很多具體辦事的官僚都已經不愿意干了。波蘭在巨變前九年換了七個總理，都是辭職的。為什么呢？因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沒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沒有要市場經濟，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給他，他也不會感謝政府，政府要橫征暴斂，老百姓又制造各種各樣的障礙，讓橫征暴斂越來越困難。”

最終，民眾的行動會促使統治者向社會“亮賬本”，政府有意愿跟社會談判——你們自己看，賬本就在這里，錢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點稅，少辦點事？還是征多點，多辦點事？

秦暉還提醒說，到了那時候，財政公開與預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賬本”很可能也是假賬，因為它根本沒有動機這么做。中國憲政難以推動，原因并非執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錢太多”，日子太好過。任何統治者在這樣的狀態下，都不會考慮走憲政道路。〖一語中的!〗

“你要說中國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錢特多，這是中國民主化最大的障礙。”

左右派都想為政權服務

談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爭”，秦暉直言，在憲政以前，中國并不存在政治學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的區隔。

他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不在于太左還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而在于中國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樣。西方的左右都要討好老百姓；中國是左右都要討好?皇上?。”

他澄清說，所謂左右派都要討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論，同時都被利用來為政權服務。

“如果你（學者與官員）想得勢，左你也可能得勢，右你也可能得勢。你左，你為他擴大權力，你右，你為他推卸責任。左派說，建立大國家體制，政府可以橫征暴斂；右派說，應該當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讓他們自生自滅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討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臺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稅很困難；右派上臺了，減稅很容易，減福利很困難。一左一右輪流坐莊，最后國家債務越來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鮮明對比，造成了國際政壇上的獨特現象：歐洲政府紛紛破產，中共政府錢多得不知道該怎么花。〖錢多，但不用在老百姓身上。〗

秦暉認為，憲政實行以前，中國的左右派都可以發揮作用。他說：“很多人說，高層說不準搞多黨制，不準搞議會民主，不準搞這個那個。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出來說，不準搞搞福利。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論禁忌。在理論或者意識形態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沒有理由反對的。”

他說：“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第四篇：曠新年：答秦暉先生

曠新年：答秦暉先生

標簽： 自由新左

● 曠新年

“新千年初夏中國知識界發生的《讀書》**，將來在思想史上會留下濃重的一筆。”好象憑借“千禧年”這種神話就可以不朽似的，秦暉先生趁著“新千年”的神圣光輝寫下了“蓋棺論定”的雄文??《當代思想史上的“＜讀書＞獎事件”》，??為了在將來的思想史上留下一筆。我的文字有幸被秦暉先生嵌入了他不朽的文獻之中，秦暉先生的雄文所發出的耀眼光芒喚醒了我這冥玩不靈之心。這次“長江讀書獎”**中有一位學術法官在論及葛兆光先生的著作時設下了這樣的陷阱和圈套??沒有對批評作出回答，就等于默認了批評；因此我就被剝奪了裝聾作啞的權利，不得不對可敬的秦暉先生表示答謝??盡管我是一個笨拙、羞怯的人。

我那篇被打上了恥辱印記的雜文發表在今年《東方文化》第3期上，題目叫做《風與旗：90年代的閱讀》。《原道》雜志陳明先生要我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沖鋒陷陣、所向披靡、浩浩蕩蕩的“自由主義的言說”寫點東西。1999年剛一開幕，奉天承運的朱學勤先生就在《南方周末》和《中國圖書商報》等媒體上發表了皇帝詔曰式的廣告，熱賣自由主義，挑起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我沒有想要借著朱先生浮出海面，1999年底才交卷。今年春天，我把這篇該死的東西e－mail給了秦暉先生，秦暉先生答曰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然而，我也并沒有要與秦暉先生爭論的意思。我沒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嚴重，我不過把它看作是一場思想的游戲。像我這種不合時宜的人也不知道爭論還要看“時候”。原來他們所關心的是風向、氣候、時候，他們研究的是“時機”。他們沒有爭論的興趣，我知道，除了造謠生事的興趣。正人君子、自由主義者熱衷的只是制造是非、散布謠言、羅織罪名、人身攻擊，他們是不會站到陽光下面來進行正面的思想與學術爭論的。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發表以后，流言像風一樣活躍。由于汪暉揭露了權力、資本、知識相互勾結的曖昧狀態，所以他們恐懼、忌恨，以致《戰略與管理》主編余世存先生感覺到“汪暉成了學界的公敵”，同時臟水也濺到了《讀書》雜志上；可是對于汪暉以及《讀書》雜志的“批評”和敵視正如秦暉先生所說的一直是“不公開的”，僅僅在陰暗的地方瘋狂地生長。他們讓批評成為流言，讓流言成為批評，他們清楚并且相信流言的力量。然而，流言和“長江讀書獎**”終于被“思想家”冊封到“思想史”上了。秦暉先生在宏文中義正辭嚴、一本正經地教導我們說：“近兩年逐漸發展起來的、今年5月間由戴晴、甘陽文章而激化的、6月間因?長江《讀書》獎**?而更趨尖銳的爭論實際上包括三個層次的問題：當代中國?問題?與?主義?論戰、《讀書》辦刊方向的爭論和?長江《讀書》獎?是否公正的爭論。……?長江《讀書》獎?的主要批評者都明顯的把三個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不把評獎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問題與汪暉、錢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學術評價混為一談，更不把它與《讀書》方向問題、?主義與問題?論戰問題糾纏在一起。我以為這樣做是正確的，它不僅符合就事論事、不搞泛道德非邏輯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則，符合當下文化生態中使討論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實上，這也是最有利于爭論中的另一方的。”秦暉先生不僅感覺到真理、正義和道德都是囊中之物，此刻就穩穩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已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貌岸然，因此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聲調說：“本著就事論事談?程序?的原則，人們是不應扯出這種話題。可是一些辯護人非要把程序問題變成學術論戰或?主義?論戰，這不是自找麻煩，自己挑起這種話題嗎？”秦暉先生的口吻就像一個家長在嚇唬一個做了錯事的小孩子：你這不是討打嗎？面對這種家長式的關懷，膽怯的我不由得想悄悄地問一聲秦暉先生：是誰把三個層次的問題攪在一起，是誰把思想和學術的論戰變成了一場小媳婦式的糾紛和**，又是誰把昏天黑地的糾紛和**當成了一場思想和學術的論戰，甚至于說“在思想史上會留下濃重的一筆”？然而想不到沒等我發問，早已經跌入了秦暉先生布置好的天羅地網之中。秦暉先生說：“網上有論者要求新左派拿出?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的風度。這樣的要求在中國也許高了點，但要求他們不要落井下石，做?在屠宰場邊吃草的綿羊?，這應當并不過分。（秦暉先生，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分明我都明白，但是一連起來我可就糊涂了。比如，到底是應該“捍衛你表達觀點的權利”，還是“做屠宰場邊的綿羊”？）……汪暉在我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就首先向我表示聲援（所以當朱健國、朱學勤、徐友漁、葛劍雄先生群起而造謠、誣陷、誹謗和攻擊汪暉的時候，秦暉先生是最后一個跳出來的）。這是我不會忘記的。但更多的新左派卻在自由主義被剝奪發言權之際擴大了對他們的攻擊。有人宣稱5?8事件以?一種簡單、明快的方式結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有人在抨擊當前自由主義者的同時已把火力延伸到了慘死于暴政下的顧準等人身上；……”汪暉沒有乖順地做“在屠宰場邊吃草的綿羊”，秦暉先生是“不會忘記的”。而“有人”既射擊神圣的顧準（真是罪惡滔天啊！），又“結束”一手掌管著歷史（歷史已經在他們手里終結了）的自由主義（是不是吃了豹子膽啊？！）。“有人”??我已經被秦暉先生作為“落井下石”的“新左派”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在思想上和學術上，你們從來不敢面對汪暉。汪暉獲得“長江讀書獎”，你們認為千載難逢的時機終于已經到了。你們可以控制和壟斷輿論，可以利用不明真相的讀者，可以利用人們難堪的嫉妒，你們終于能夠有一次扛起正義這塊被他們踩在腳下的招牌。??“《讀書》終于出事了！”博庫網站的這七個字概括了你們興奮莫名的嘴臉，這七個字包括了你們這幾年來漫長難耐的等待，這七個字活畫出了你們的靈魂，我可以想象你們陰暗痛苦的心理已經轉變成了狂喜。“積毀可銷骨”，你們以為用你們的臟水一下子就可以把汪暉淹死，一舉就可以把《讀書》沖垮。不僅如此，告訴我“不爭論”的秦暉先生，諄諄教誨我們不要把問題與主義的討論和長江讀書獎攪在一起的秦暉先生也終于喜不自禁、得意忘形地把我當作戰利品綁在戰車上拿來示眾了。“不爭論”也罷了，我沒有什么爭論的興趣；“沒有言論的空間”，那么就讓我們在沉默中滅亡吧。然而，聲稱“不爭論”的卻一次次地挑起爭論；“沒有言論空間”的卻動用全國輿論來聲討“公敵”；教導我們不要把主義與問題之爭和長江獎攪在一起的人，一方面千方百計避開討論，另一方面卻為我們不斷地展覽造謠生事的無窮手段以及輿論鎮壓的力量。

對于言論自由我從來沒有什么幻想。魯迅說：“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辦法對付他們，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么益處呢？在自然界里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言論自由有它的限度和成長過程，我決不會把言論自由吹得天花亂墜；但是我卻從來也沒有否定過言論自由的意義，言論自由應當是人的一種基本的權利，剝奪他人言論的自由是人類的恥辱。秦暉先生到處宣傳自己受到了迫害，甚至我這個被秦暉先生視為“落井下石”之人也曾經在公開的場合為秦暉先生呼吁過言論的權利，即使是不合時宜，即使是人微言輕。秦暉先生明明知道我對于言論自由的態度，在“風與旗”一文中，我通過對盧森堡思想的引述表達得非常清楚：“她主張無產階級應該繼承資產階級包括議會民主在內的一切必要的遺產。她主張絕對的自由，包括給反對派以真正的自由。她認為所謂自由就是反對的自由，沒有反對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自由。”我厭惡和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甚至也因此而厭惡成為權力的幫兇為虎作倀的知識分子，這就是為什么我尊敬魯迅，而厭惡胡適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愛國并不等于愛政府，愛政府也并不等于愛國；但是我從來不想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斗士”，“持不同政見者”，“反政府的義士”。我厭惡那些自我包裝、拍賣、取媚于帝國主義列強的行為，我尤其厭惡一邊聲稱“人權”和反對暴力、強權、專制，一邊漠視橫死于帝國主義野蠻的導彈攻擊之下的無辜同胞的生命，更可恥的是他們還要向那些殺人的強盜獻媚討好。作為身處第三世界的中國的一個不甘受壓迫的被強暴者，我的立場和主張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正因為我反對專制，正因為要把反對強權和暴力的邏輯貫徹到底，所以在國際上必然要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我反對把美國妖魔化，但我也同樣要揭露那些把美國天使化的人的企圖。我主張歷史地和理性地對待美國。我不是一個所謂民族主義者，然而民族主義不可一概而論：超級大國的民族主義就是霸權主義；然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具有民主和反霸權的積極意義。秦暉先生在《當代思想史上的“＜讀書＞獎事件”》控訴我罪大惡極“?結束?自由主義”，我決不會狂妄到以為能夠創造一個螳臂當車的奇跡，你真是太小看自由主義了。相反事實是，自由主義正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舞臺上凱歌昂進、長驅直入，甚至連國家憲法也被粗暴地踩在腳下。與秦暉先生所說的相反，我不過是把這場轟炸看作是對于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論爭的一個通俗的闡釋和說明。在文章里我是這樣說的：“在1998年的年底和1999年的年初發生了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我沒有想到這場論爭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這樣一種簡單、明快的方式結束。80年代啟蒙主義的理想天國最終是以資本主義的無恥掠奪作為兌現，而90年代全球化的知識喜劇以美國轟擊中國大使館而告終結。”（對照一下我的原文，就知道秦暉先生是多么善于為別人的話作出自己的解釋）對歷史都被它搞掂了的自由主義（歷史終結），我們還能夠說什么呢？我不過說，這場轟炸撕下了所謂自由主義的遮羞布，當美國軍隊毫無顧忌地攻擊一個主權國家的大使館，摧毀一個主權國家的電視臺扼殺甚至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言論自由的時候，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又一次通過了他們的考試，證明了他們對于強權有奶便是娘的一慣態度。那些手拿自由主義旗幟站在國境線上的人，他們一方面在國內為權力腐敗、權錢交易、化公為私、貪污腐敗大唱贊歌，認為“腐敗是改革開放的潤滑劑”；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討好強權和霸權主義，把強權和炸彈當作真理。因此我在“風與旗”中說，在中國沒有什么自由主義，只有法西斯主義。

我可以坦言：我是反對所謂自由主義的。但是我反對所謂自由主義，只是因為我太天真地相信自由主義的那些教條了：你不是叫嚷私有化叫嚷產權明晰嗎？那么請你先給我把化公為私吞進去的錢給我吐出來；你不是為資本叫公平么？那么你把清白的資本拿給我看看，把那些剛剛將工人農民的血汗洗干凈的“資本”給我留下。你不是說什么自由么？你有貪污腐敗的自由，但是也請給我一點反對貪污腐敗的自由，你有剝削和壓迫的自由，也請給我以反抗剝削和壓迫的自由。你們不是高喊法律和人權嗎？那么請你們看一看被踐踏的下崗工人和農民，請尊重曾經訂下的法律和契約。

秦暉先生要區分經濟自由主義和人文自由主義，但我不知道秦暉先生怎樣去區分正在唱著雙簧的經濟自由主義和人文自由主義。在我看來，如果說他們有一點區別的話，那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異常地坦率，以致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而人文自由主義則充滿了虛偽，又要做婧子，又要立牌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今年在 “中國企業健康成長論壇”上說：“我反對漸進改革，因為中國改革的重心是由等級特權的制度改成資產界定的制度。這個轉變中間有一個?印度制度?，……所以，在1985年聽說中國有大量貪污出現的時候，我并不認為是壞事，因為那是必經之路，……我常說民主制度下，貪污是由上而下，集權制度貪污是由下而上。……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中國是做得很好的，先搞經濟是對的，等把產權問題搞清楚了再講民主。”他說：“人權平等與產權平等不可兼得，假如要在產權上每一個人都平等的話，那么人權就不可能平等了。……在私有產權下，產權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錢，有的人沒有錢，但人權可以平等，人權平等可以搞司法制度。”網上有一位叫做“天步行者”的人說：“張五常這類貨色也稱學者？他應該到大學一年級再學習十年！”實際上，“應該到大學學習的”并不是張五常，而是天步行者，因為天步行者根本就沒有明白什么叫做“人權”。有一位叫做“議宣”的人說：“西方資產階級好歹還要臉，還虛偽地披上民主和人權的外衣；這里的資產階級連臉都不要了，露出獨裁的本來面目赤膊上陣了。”其實西方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資產階級并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其實也并不是中國資產階級特別不要臉，只不過是“要臉”和“不要臉”有一個歷史過程而已，就像從腐敗到民主需要一個過程一樣，也就像把錢洗干凈要有一個過程一樣。朱學勤先生要我們分清“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腳”，好象“看不見的手”和“看不見的腳”什么時候還分開過似的。朱學勤先生是學歷史的，卻忘記了不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歷史上，也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看不見的手”和“看不見的腳”總是勾結在一起的，被中國的自由主義理想化了的美國更是民主制和奴隸制天衣無縫的完美結合：

一邊是《獨立宣言》，一邊是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和對黑人的奴役。張五常先生至少還有一點基本的誠實，清楚并且承認產權和民主之間骯臟的歷史聯系。比起張五常先生來，比如天才的社論作手朱學勤先生，就缺少這種思想的誠實。對于張五常先生，我要說：盡管我不贊同你的無恥的觀點，但是我頎賞你的誠實的無恥。而對于朱學勤先生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思想表演，我應該說什么呢：也許我應該稱贊你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思想的戲子。朱先生曾經有一本大著叫做《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然而，“道德理想”覆滅不久就扯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并且在《城頭變幻二王旗》中對“凡爾賽的前任文化部長”王蒙先生大加撻伐。這些年來對于王蒙先生的批評不少，無疑也是必要的；但是朱學勤先生對于王蒙先生有關文化部長的構陷卻是陰險、卑劣和令人不恥的。然而，“人文精神”的道德噪音還未消失，朱學勤先生就又獻出了“技術官僚在朝，人文知識分子在野”的偉大國策。也許朱先生此言只不過是要追認中國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后、完美無憾的的國家（我在這里并不是泛泛地按照通常所謂的“專家治國”的要求，而是嚴格按照朱先生的設計要求來評價的。通常人文知識分子也可以算作專家，比如王瑤先生這樣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學者也是自視為“專家”的，而朱學勤先生把技術官僚和人文知識分子對立起來的時候，是只把技工、技術員、工程師等受過工科培訓的官員才算作“技術官僚”的）。等到自由主義成為“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的時候，朱學勤先生又成為了“自由主義”的新聞發言人，向我們堂皇地宣告自由主義浮出了海面。盡管朱先生一直在思想學術的海面上了望，但是我不知道朱先生這一次又是怎樣從“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高調的圣賢一躍而成為低調的“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義者的。朱先生的每一篇文字都是聲情并茂、氣盛言宜，朱先生的思想和學說可以說是云興霞蔚、氣象萬千，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里，我們甚至不知道迎風招展的朱學勤先生已經在“思想學術”的海面上翻了多少跟頭。挾持著“西方學術專業”的徐友漁先生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氣概呵斥劉禾先生，說劉禾先生沒有批評《白銀資本》的資格。徐友漁先生一手遮天、氣吞山河之勢把我們這些遠離“學界”，被呵斥慣了，既無知又不識既不學又無術的小民，嚇得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然而當徐友漁先生拿大旗作虎皮把他采獲的最公正的金岳霖大獎拿出來嚇唬我們的時候，人們卻一哄而散了。這會兒也許徐先生仍然還站在金岳霖的獎狀下面納悶呢。

秦暉先生在《當代思想史上的“＜讀書＞事件”》的雄文中聲色俱厲地譴責甘陽先生“撥弄人事糾紛”，“把本來對學者中的筆墨官司完全是局外人的兩位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攪了進來，給人以一場《讀書》論爭不過是兩位主編操縱一些文人作權位之爭的惡劣印象。”秦暉先生在此急于要把“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洗干凈，然而朱學勤先生卻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們的面皮：“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內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點，因為他們離不開?瞞?與?騙?。……文人雅士經常舔惜內心那張華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濕又暖，故而那些虱種特別喜歡爬上那張皮袍，并以驚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開來。”朱學勤先生生在海上，故作豪放，肆無忌憚；然而，相形之下，秦暉先生卻是太老實了，想做流氓卻又沒有一點點流氓的風度，吞吞吐吐，彎彎曲曲，顯得萎萎瑣瑣，不堪入目，使人不禁既憤怒又可憐。朱學勤先生呼風喚雨、裝神弄鬼、聲東擊西，就像一個文字的魔術師，我們只有掌聲鼓勵的份兒；然而，秦暉先生卻不能運斤成風，心里四面都是陷阱，所以腳下破綻百出，結果弄巧成拙。我們家鄉有句俗語，諷刺那些把屎拉在褲襠里卻缺少自知之明的人：不知道屎臭，還要挑起來。我真佩服秦暉先生的胡攪蠻纏和英勇無畏。秦暉先生在文章里拙手拙腳地耍了一通花槍之后遙指甘陽先生。在局外人看來，甘陽先生也許是有些氣急敗壞，“更讓人莫明其妙”。然而，秦暉先生明白甘陽先生即使渾身解數，也有難堪的時候：“在如今內地的語境下，公開批評一本雜志離經叛道十分容易，公開批評它循經衛道卻幾乎不可能，這倒不光是批評者或是發表的媒體有風險，對被批評者而言，只要它還想保持民間色彩，也會被置于不盡公平的尷尬之中而無法自由申辯：如果它表白自己其實是離經叛道的，這無異于往強權的槍口下送，等于是逼它做?烈士?。如果它不這樣表白，又無異于默認了循經衛道的?污點?而使自己的民間聲譽掃地。所以不難理解，它對這種批評一定會異乎尋常的憤怒與委屈。”不論秦暉先生怎樣缺乏理解和辨別的能力，這一點還是清清楚楚的，心里一點也不含糊。盡管我們表揚過秦暉先生的英勇無

畏，但是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見不得人的；所以秦暉先生在虛張聲勢地聲討甘陽先生的時候用并不高明的伎倆省略了激起甘陽先生義憤的用“前《讀書》主編沈昌文先生”的名字貼在網上署名“亦遠”的檄文，用甘陽先生的話來說是“腌腌渣渣，見不得人”的“極為齷齪”的“冷槍暗箭”和“卑劣把戲”。秦暉先生心里明鏡似的，如果沈昌文先生來到陽光下面，如果我們知道了《讀書》**的真相，我們就不會對甘陽先生的憤怒感到“莫明其妙”了。秦暉先生知道甘陽有苦難言、百口莫辯的困境，因此當我們面對秦暉先生的“莫明其妙”和故裝天真無邪的樣子就一方面不禁肅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發笑了。秦暉先生說：“《讀書》的人事問題外人難知內情，但通過撤換主編來改變報刊面貌的確是國內通行的做法，戴晴做這樣的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秦暉先生和別的正人君子一樣明確暗示汪暉是官方安插到《讀書》的（這就是秦暉先生以及自由主義者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誣陷、造謠以及虛構、想象和發揮，而且這種“自由”還成為了他們“主義”。然而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官方的報紙卻要來剿殺自己培植的汪暉，就好象我們無法想象有誰會放出惡狗來咬死自己的親人一樣。），而沈昌文先生也一直刻意要把自己打扮成為反政府的“異議人士”（為什么此前范用等前輩60歲正常退休，而沈昌文先生65歲退休就成了思想烈士呢？這真是我有所不懂的自由主義邏輯。是不是一把自己打份成為“異議人士”，就獲得了終身制的權力呢？不然是不是就是受到了政治迫害？），這一點我想身處其中的秦暉先生是早已領教了的；沈昌文先生在退休時有意發表兩篇文章使《讀書》雜志陷入險境，秦暉先生當然也是知道的；但是沈昌文先生還有更不可告人的另一面恐怕連秦暉先生也有所不知。《讀書》主編的變動竟然惹起了中國知識界空前的**，如果不是有人像秦暉先生所說的“別有用心”操縱，我們就真要難以理解了。那些黑暗中的人物，那些流言的溫床，讓他們自生自滅吧。魯迅說：搗亂有用，也有限，然而以其成大事者古今無有。毛主席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秦暉先生滿腔悲憤地控訴并且居高臨下地教訓道：“在今年以來的文化生態變化中，自由主義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不僅許多?人文自由主義?者被剝奪了發言權，甚至?經濟自由主義?也一度受到打擊，而?新左派?的勢頭卻有增無減。在這樣的氛圍中無論什么?主義?者，只要有一點起碼的真誠都應該明白?自由優先于主義?的道理。”可疑的是，“被剝奪了發言權”的“人文自由主義者”能夠操縱從南到北的黨政機關報紙和全國的輿論，幾乎使汪暉一時間消失于謠言和中傷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沒有看到這些報紙為汪暉留下一點哪怕呼吸的空間。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又所謂“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或者說到底是不是“中傷”、“誹謗”，這只有施加攻擊者如秦暉、朱學勤、朱健國、葛劍雄、徐友漁等先生和被攻擊者如董秀玉、汪暉先生才知道，像我們旁人是體會不到的。

秦暉先生一方面一本正經地聲明“我也不贊成把這件事說成是?學術腐敗?或?丑聞?，尤其是不贊成在第一輪批評中、也就是在《讀書》與汪暉本人尚未做出解釋之前就做出這樣的判斷。”另一方面，秦暉先生又毫不猶豫地判決說：?規則?問題的是非是明擺著的，“?長江?或《讀書》的負責人若自己得了?長江《讀書》獎?，會給世人留下什么影響，這難道還用多說嗎？”面對汪暉無可動搖的學術貢獻，這幫余華所說的“媒體學者”或“假學者”沒有一個有一點勇氣站出來質疑汪暉的學術成就，因此只有在程序公正的問題上繞來繞去。秦暉先生說：“盡管?規則?問題的是非是明擺著的，但旁觀者卻容易產生無聊之感”。秦暉先生抱怨旁觀者產生無聊之感，我想也許只有你們這幫以造謠為業的媒體學者才會感到這種糾纏不是無聊而是有聊，或者甚至于咀嚼得有滋有味。在程序公正的問題上，曹般先生的《究竟誰在破壞程序》說得簡單明了，秦暉先生把曹先生的觀點歸納為三點：

1、對該獎的批評是?以后果來判斷規則，推翻規則?，因而是無理的。

2、程序公正只有契約性，沒有絕對性，因此不能過于強調。

3、批評者自己參與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結果后又批評這一程序，這實際上是違背了程序正義。程序公正只有契約性，沒有絕對性，程序公正是相對的，這一道理恐怕只要有一點點理性的人，都會懂得的。正因為程序公正是相對的，程序是人制定出來的而不是先驗的，所以才長江讀書獎工作室和朱學勤先生等人對于程序有著各自不同的設計。荒唐而可笑的是朱學勤先生等人認為別人制定的程序不是公正的程序，只有朱學勤先生自己制定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程序，才是唯一合符正義的程序。曹般先生談程序公正因

為并不是像朱學勤等先生那樣是為了圍剿汪暉，在理論邏輯上不需要彎來繞去，所以談得清清爽爽。然而，秦暉先生卻要故意裝瘋賣傻：“遵守?契約?這一原則本身是不是?絕對?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約本身都?相對?化了，那還有什么?契約性?可言？”我不知道從秦暉先生所概括的曹般先生所說的三條中怎么能夠推出秦暉先生的這一結論來？??也許秦暉先生求勝心切已經失去了讀別人文章的耐心，因此在這里我只好不辭煩難將曹般先生本來清楚明白沒有絲毫歧義的觀點重新表述一次：因為程序公正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程序，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游戲規則，只要它是事先制定的，游戲規則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正如羅爾斯所說的“無知之幕”，所以它僅僅是“程序公正”或者“形式公正”，也就是說，它并不必然保證“內容公正”或者說“實質公正”；然而，不論它是不是對于我不利，也不論它是不是會產生我所不樂意看到的結果，我們都應該要遵守這一程序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對程序或者秦暉先生所說的“契約”的尊重應該是絕對的。正因為遵守契約這一原則在曹般先生看來是是絕對的，所以曹般先生才對事后造謠生事的雷頤、葛劍雄等尊敬的先生們猛喝一聲：究竟誰在破壞程序！雷頤先生把學術評獎看作是商業促銷搖獎，秦暉先生把萬圣書園的書店老板也扯來比附，真是利令智昏。

秦暉先生宣稱：“我不支持知識分子那種傳統性的圣王情結與教主意識，但在社會轉型時期為了跳出?三個和尚無自由?的因境，的確需要那種以殉教精神爭取世俗社會、以積極的理想爭取?消極自由?、以高調的人格落實?底線倫理?的圣雄現象，需要一種能夠擺脫強權哲學與犬儒哲學互補狀態的新理想主義。”秦暉先生你“想跳出?三個和尚無自由?的困境”，就像要你擺脫那種自封的“大法官”的感覺一樣是不可能的。長江讀書獎在其章程中已經明確宣布是獎勵優秀的漢語學術著作，汪暉的書是不是優秀的漢語學術著作自有學術委員會來評判，這些評委就是你秦暉先生所說的“裁判”。然而，秦暉先生卻滿腔義憤地沖進賽場，當起了“超級裁判”（也許觀眾會提這樣一個問題：你當初拒絕當“裁判”（寄推薦表），是不是為了最后當“超級裁判”？）如果是為了自由主義，為了“消極自由”，秦暉先生完全可以作壁上觀，笑看長江讀書獎的“丑聞”，笑看長江讀書獎的評委們“自取其辱”，總而言之不會是秦暉先生的利益和名譽受到損失。可是，秦暉先生終于不滿足于“消極自由”，而是立志成為一舉澄清宇宙的圣賢，他發出了警鐘一樣的一聲浩嘆：“我不出如蒼生何！”然而，如果我們是真心實意的自由主義者，也許我們會退一步，也許我們會想一想：我們有什么權利在這里吹哨子、扔雞蛋，充當超級裁判或者足球流氓呢？！“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是你們的自由主義祖宗留給你們的祖訓，可是你們的能耐卻是以道德警察的身份到處聚眾滋事。在我們這樣一個曖昧而沒有規范的時代，按照自由主義所宣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無論你們怎樣見利忘義，有奶便是娘，我都并不會感到奇怪，我也從來沒有想要從道德上譴責你們。然而，你別給我胡吹什么“高調的人格”，別給我亂侃什么“圣雄現象”。你給我打掃干凈內心的骯臟，別把你高貴的關懷四處饋贈。秦暉先生，你可以像朱健國先生那樣宣判汪暉“創學術腐敗的新高”，但是別給我們繞那么多圈子。秦暉先生，我怎么也沒有想到你會墮落到和朱健國這樣的小報記者為伍，你知道朱健國先生這一活寶曾經和何清漣女士在小報上演出過怎樣精彩的連臺好戲。秦暉先生，我沒有想到你會如此矯情、作秀，彎彎繞繞，前言不搭后語，你叫我怎么相信你“起碼的真誠”？你為了表示與長江讀書獎劃清界線，剛剛在《南方周末》宣布你拒絕寄推薦表；然而，為了一頭扎進長江讀書獎**，轉念又說“我個人因推薦表迷失于案頭紙山之中錯過了規定期限”。出爾反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這也許是你的“自由”；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我真應該佩服你的聰明。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探索你的“底線倫理”在什么地方，但是請你也不要對我高喊什么“啟蒙”。啟蒙啟蒙，啟誰之蒙？難道我要學會像你們一樣自己用今天的手抽昨天的嘴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判斷別人”，讓我們常面對自己的內心，少對別人搞群眾專政。自由主義也許卑之無甚至高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然而，你們又豈甘寂寞？

（作者曠新年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最初發布時署名“無心殺手”）

第五篇：秦暉北大演講：中國農民問題演講稿

秦暉北大演講：中國農民問題演講稿.txt點的是煙 抽的卻是寂寞??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人又不聰明，還學別人禿頂。綁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說我花心！再牛b的肖邦，也彈不出老子的悲傷！活著的時候開心點，因為我們要死很久。請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說英文了，OK？秦暉北大演講：中國農民問題演講稿

秦暉3.23北大演講：中國農民問題

中國農民問題－－秦暉花絮：在秦暉到來之前黑板上已經寫了幾個字，其中有關秦暉的介紹文字寫的是“清華大學教授，博導”，秦暉到來以后徑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導”兩字，蓋因清華已經不讓他帶博士兩三年了.農業問題千頭萬緒，國家說農業為基礎，80年代每年都有一號文件（也就是說每年第一號文件都是關于農業的）。長期以來農業發展過程中問題很尖銳，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書提到三最（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出了三農問題。而所謂三農問題，其實就是農民問題。農業不存在問題，農業，即農產品的供給問題，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已經不成問題，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籃子一說，如今只有農產品過剩的問題。我這里所講的也不僅僅是農村問題，農民真要出問題可能不在農村，而在城市。農村問題的主體體現在進程的農民與原體制的矛盾問題。如今關注農村問題的許多話題常常是幾年一個轉移，如勞力轉移，產業化改革，提高農民收入，稅費改革，村民自治等，關于農民問題的宏觀發展趨勢也常常有不同看法。人們常說農業發展第一波為大包干，第二波為鄉鎮企業的興起，農民非農業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說是農民進城，98年說產業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說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則是說稅費改革是第三波，說是繼土改和聯產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事實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對農民問題的宏觀把握有關。

農民問題說復雜相當復雜，說簡單也相當簡單。它不像西方社會農民問題主要是保護的問題，而中國的農民問題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懸念。中國農民問題矛盾很尖銳，但方向很清楚，還是改革過程中的問題，不像西方是現代化以后的問題。

簡單的說，解決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兩大問題，一是權利（right）的提高，一是農業人口的減少。權利的提高也就是杜潤生先生曾經說過的“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杜老沒有說給農民平均收入而說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即權利，方向是抓的很準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沿此方向千斤的。重農也應該從這兩方面著眼。中國應該有新重農主義，不是老的重農主義。老重農主義其實是重農抑商，表面上是重農，實際上是重國家財政，抑商是趨民歸農，靠國家強力，包含很濃的國家統治的味道。實際是商鞅所說的“強國弱民”，重官抑民。歷代王朝越重農，農民的日子越不好過，農民起義也往往發生在重農的時候。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都往往與實際意義相反，重商往往是加強了國家控制，反而抑制了商業的發展。現在要講的新重農主義就是上面所說的兩點，一是權利的提高，一是農業人口的減少。

人數的減少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農民權利要提高，人數要減少其實合起來也就一個問題，就是農民的權利提高的問題。下面分幾點進行闡述。

稅費改革

稅費改革的關鍵點在哪里？現在的農村問題其實不是幾十年農業發展的問題，也不是解放后農業發展的問題，而是兩千年農業積累的問題，稅輕費重，“明稅輕，暗費重。集資攤派無底洞”。歷史上農業稅費也就兩大塊，一塊是起，一塊是存。起，即起運，解運到京城，存，即留，留在當地發展。起運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來的份額減少，要維持開支就要增加賦稅，而增加賦稅又常常讓各級官員克扣，中央也無法掌握實際負擔和開支情況。賦稅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簡化稅折，明晰收費，讓農民明確哪些該收哪些不該收，減少官員中飽私囊的機會。并稅除費歷史上其實很常見，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減少了中途流失，規范了收費過程，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彈，在稅外出現新的費用，而且超過以前。中國老百姓并無納稅人權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稅費以后消失了，但給后來人重征創造了條件。比如說勞役，并入代役稅由政府用這筆錢雇人勞動，實行一段時間以后政府需要勞力又需要農民出工了，原先農民交的代役稅又不退給農民，每改一次農民負擔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過并稅改革，過兩三年后不夠用了就又征，形成黃宗羲怪圈。

稅費改革要搞，但不能廣搞稅費改革，要跳出黃宗羲怪圈就不能搞量出為入，而應該搞量入為出，不能政府要花多少錢就收多少，而應該反過來，根據收入確定支出。稅費改革同時要精簡鄉鎮機構，撤銷鄉政府也好，精簡也好，實際上是一個人員安置問題，所以稅費改革要與人員安置結合起來。另一個需要結合的問題是國家應該負擔起義務教育的責任。現在地方財政很大一部分是用來辦義務教育了。稅費改革必然引出鄉村政治體制改革和義務教育改革，其背后還有更深的問題。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皇朝與子民的關系造成的，而現代社會講究的是無代表不納稅。稅收應該受到納稅人權利的制約。農民負擔問題僅靠稅費改革是不夠的。有人提議給農民免稅，但這一提議本身也有問題。事實上，財政上免稅是可行的（現在征稅成本本身就耗掉了稅額的一大半）。但我認為農民問題的最大問題在于傳統身份性的歸附，是因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這種稅，并不是一種全民統一平等的稅，還是屬于皇糧的性質。農民交納的也并不是個人收入所得稅。按照目前月收入800以上需要交納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標準，許多農民都不需要交這種稅。流轉稅由于農民收入并非營業所得，更是無從談起。有人提出農民交稅是一種地租，這種說法也有問題。法律上土地并無國有，城鎮土地是說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則是說的集體所有，國家并沒有土地所有權。有人說三提五統就是一種地租，但如果承認說三提五統是一種地租，那承租方和租佃方之間的契約何在？雙方并無契約自由，不是自由租佃，沒有契約式的租佃關系。現在的農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稅，現在征稅的合理性仍然延續的皇糧國稅的思路。提免稅實際上是承認國家有征稅權，但實際顯然并非如此。西方發達國家即使補貼而且不貼遠遠高于征收的稅也不提免稅。所謂稅費問題其實還是一視同仁的問題，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農村的問題，減免稅也不因某種身份而決定。中國應實行城鄉一視同仁，一視同仁則許多問題將不成其為問題。

農民問題的第二個問題即土地問題，許多人說農村的一切矛盾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地主與佃農的矛盾。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導致自由買賣，導致土地兼并，然后矛盾激化，引發農民戰爭。許多人說起私有制仍然總說可能引起戰爭，不住張100％的土地私有制，說即使承認私有產權的國家土地產權仍有保留，但這并不絕對，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了。其實從傳統引申出來的解決現代農民問題的思路本身就成問題。地權真的很集中么？土地集中真的是由于自由買賣引起的么？農民戰爭是否由地主和佃農矛盾引起？每一個環節都有疑問。事實上歷史上卷入農民戰爭的并不是無地可耕的農民，而是有地沒法耕的農民。因為負擔太重，土地成了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即使承認土地兼并是一個問題，土地兼并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場自由買賣造成的這本身還是一個有待論政的問題。歷史上的特大地產并不是由自由貿易產生的，目前中國式的土地兼并不亞于土地私有化的國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開，土地承包的費用并不交給農民而是給了政府，造成農民無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個典型現象，公司征地應該與農戶一家一戶的談判簽協議，但現在是政府做主，出現了描述舊社會時常用的“買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機買下了地”的情形。民間自由交易中想占這么大的地絕無可能，大多都是與政府勾結的。爭論土地私有的雙方立論本身就都有問題，雙方都認為土地私有化以后會變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會不會變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會變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農民有產權，恰恰是因為農民無產權。現在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農民享有的是物權而不是債權，否定了把農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為，農民向集體繳納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夠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債權則是強調租佃關系，即債權關系的，強調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權收回土地），實質上是強化了農民的產權，但這個問題還遠未得到解決。

許多人仍然不住張私有，認為土地是一種社會保障，社會保障不可以私有。在農村沒有社會保障的前提下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以此反對私有則不成立。社會保障不能私有是指承擔社會保障的責任不能自由，國家不能退給個人，而不是享有個人保障的權利不能私有。以土地作為社會保障是因為國家不承擔社會保障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保障不能私有本身就是廢話，所謂保障，即讓農民自己養活自己，現在本來就是農民自己養活自己。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個人也承擔部分義務，但社會保障的主體仍然是國家和企業。現在政府無任何轉移支付而強制個人掏錢，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結。所謂土地是社會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說法并不成立。實質上是國家享有權利而要農民承擔義務，與通常的社保正好完全相反。說到這里扯遠一點，在中國這種權利義務倒置的現象很普遍，比如說義

務教育，本來應該是政府承擔費用的，結果卻成了逼老百姓掏錢送子女上學，在嚴格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其實是不應該有希望工程存在的，所以現在希望工程也開始重點轉移了，開始強調扶助貧困大學生了。政府在土地上享有權利而讓農民承擔義務不能說成是社會保障，而且還是把農民當作傻瓜。農民并不會有地就賣的，而且現在土地并不保障農民生活，反而成了農民純粹的義務。土地在有些地方是零價值甚至是負價值，土地成為了農民想甩卻甩不掉的包袱。農民的地權太弱，中國的土地問題不管是否實行土地私有都應該強化農民的地權。

以下為有關產業結構調整，農村產業化，城市化等方面秦暉教授的觀點，因本人身體不很好，這里就只簡單的說一下了。

產業結構調整，中央的提法是好的，但調整中由于農民權利得不到尊重，成了政績工程。提高農民收入的說法也不錯，但一旦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