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暉：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被扭曲[定稿]

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被扭曲

來源：網易—新聞2008年2月15日（來源：千龍網）

作者：秦暉

據說最近經濟學家遭受“道德批評”的問題變得十分突出。而許多批評又與“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有關。其實這后面一種關系，在發達國家中與在我們這里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他們那里，這種關系說的其實是公平競爭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競爭才能出效率，但競爭就得分輸贏，輸贏的結果就不平等。輸贏都一樣，還有什么競爭，沒競爭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與公平(其實就是競爭與結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贏家不能通吃之說。

但是對于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我們來說，公平競爭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還有待人們去爭取。因此我們首先面臨的不是贏家能不能通吃的問題，而是權家能不能通贏的問題。權家通贏的“競爭”規則不平等，過程不公正，機會被壟斷，因而是不公平競爭，或曰“偽競爭”。這樣的“偽競爭”一般認為是損害效率的，至于破壞公平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根本談不上什么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我主張“公正至上，效率與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過去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在西方或許會被理解為自由競爭優先，兼顧社會保障。但在中國，這話常常被理解為權家優先，連形式公平(所謂規則公平或競爭過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顧”而已，這問題就大了去了。所以我向來不認為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來說明中國的問題在一個時期是正確的，而現在似乎過時了或不正確了。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個口號提得太早：我們本來應該先以“公正至上”來消除“權家通贏”之弊，然后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才可以講效率優先兼顧社會保障。而我們如今是權家通贏繼之以贏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權家通贏導致了贏家通吃，結果反過來卻給了權家以借口，使他們可以打著反對贏家通吃的旗號謀求進一步擴張權力、操控市場，使中國面臨“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正”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的威脅。

這樣的狀況當然首先是體制的問題，我國的學者，首先是經濟學者并沒有造成如此循環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來，經濟學界是否有為“權家優先，連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顧?”制造“理論根據”的現象呢？我以為不但有，而且這個毛病不但發生在如今頗招物議的所謂“主流經濟學”中，在動輒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所謂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現，就是過去一段時期在我國經濟學界的“左”“右”兩翼中都頗為流行的、對“交易成本”理論的濫用與誤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費用學說本身并不是為權家張本的。但在中國的土壤上，這些年卻發展出一種用強權手段來降低“交易費用”的說法。“左派”用它為強權下的化私為公辯護：據說國家與無數分散的小農打交道“交易費用太大”，于是搞統購統銷和集體化就是“降低交易費用”之舉。“右派”用它為強權下的化公為私辯護：處置公產搞“公共選擇”也是“交易費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樣就怎樣，我想把公產給誰就給誰，工人說趕走就趕走，土地說圈就圈了。不許你們討價還價就可以“降低交易費用”，而 “降低交易費用”就可以達到效率最大化。這就不是應不應該搞福利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制止搶劫的問題；不是照顧不照顧弱者的問題，而是搶劫不搶劫弱者的問題了：兩個人做買賣討價還價太費事，干脆我掏出刀來把你搶了不就“降低交易費用”了嗎？

據說降低交易費用之說來自“科斯定理”，這個定理成不成立另說，但是科斯談的并不是我們的問題。科斯認為企業這種組織的意義就在于減少交易費用。但是他并沒有說用勞改營來減少交易費用。企業本身是自由契約組織，不是勞改營也不是奴隸莊園。所謂企業降低交易費用，意思是說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費用低，不是說“不準交易”或剝奪交易權利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如果是后一個意思，那科斯何必講什么企業？奴隸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費 1 用”嗎？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權利是理所當然的，無須特別贅述。但在我們這里它并非理所當然，搞不好就變成借口降低交易費用來剝奪交易權利（主要是弱勢群體的討價還價權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確說：工會會增加與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費用”，所以在中國不能講勞工權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國的“優勢”，取消不得？還說國家與眾多小農打交道“交易費用太大”，所以需要統購統銷、集體化。統購統銷就是剝奪農民的交易權利，集體化則是連農民的生產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權都取消了。當時這么搞有某種歷史原因，要為之辯護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說是為著“降低交易費用”，那倒不如直接說古拉格群島最能降低交易費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業更有存在價值了。

更有甚者，以強權的觀點理解“費用”的解釋還走火入魔，從不許弱者討價還價以降低“交易成本”，發展到剝奪弱者的生命權利來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經濟學者提出 “對中國古代連坐、保甲制度的經濟學解釋”，認為什伍連坐、株連九族之類的酷法符合“現代激勵理論”，是“小政府”節約“信息成本”來進行統治的成功辦法。而過去人們把這些酷法批判為“殘暴、落后”，則似乎成了過時的陋見。根據這樣的邏輯，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殺人如麻，也不過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方式。“經濟學解釋”靈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讓人嘆為觀止了。

在中國講“交易費用”還有另一種扭曲：科斯本來講的是降低全社會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為“交易”的某一方、強勢一方降低“買價”。然而在我們的一些著述中，沒有工會，老板可以任意壓低工資，這就叫“降低交易費用”，有了工會，老板要多掏錢，就是“交易費用增大”了，科斯有這么說話的嗎？從工人的立場看，有了工會不是恰恰降低了他們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費用”嗎？如果同一件事從不同立場看其“交易費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費用”這個東西還有什么確定性，還怎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學術概念？當然科斯講的根本就不是這回事。他講的“降低交易費用”既不是給老板節省工資，也不是給工人節省勞動，如果在勞資關系上使用這個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會維持勞資關系的總成本。其實從全社會觀點看，工會這種集體談判方式與企業這種契約整合方式一樣，恰恰是比無組織的工人各自與老板進行非理性抗爭（如當年英國工人破壞機器的“盧得運動”和我國近年屢屢發生的職工殺害老板事件）更節約“交易費用”的辦法。

同樣，所謂集體農莊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的說法也是很荒唐的。從官府立場講統購統銷加集體農莊可以壓低糧食收購價，甚至從瀕死的饑民口中廉價地奪走活命糧，它在這方面的“效率”人們的確是領教夠了，但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嗎？如果從農民的立場看，他們為這種“交易”付出的“成本”還不夠慘重嗎？所謂 “農戶太分散國家很難與之逐一交易”也是個偽問題：世界各國的農業不管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就經營單位而言大多數都是家庭農戶，而不是科斯所謂能夠降低交易費用的“企業”——大農場。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搞大農場的不是沒有，但的確不多。那么“交易費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經常性的交易要求，人們自然會演進出某種組織來整合交易、降低“費用”：可以是聯合談判組織——農民協會，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農戶，甚至是傳統的村社與家族，而在條件適宜的地方也會出現科斯講的那種“企業”化農場。但有一點：即人們必須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結合為這種組織。就像科斯說的企業（自由契約組織）——而非奴隸制——能夠降低交易費用一樣。

而按我們某位學者的說法，組織化對“交易費用”的影響卻可以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官辦集體農莊不用說是比自由小農更能降低“交易費用”的，可是農民如果自己組織成農會，那交易費用似乎反比他們一盤散沙時大得多——據說印度經濟之所以不如中國，就是因為他們的工會農會太強大了，因而極大地增加了強勢者與工農打交道的“交易費用”（說的明白些就是組織起來的弱者最不好欺負）。而與一盤散沙的小農打交道的“交易費用”如果還不夠小，把他們趕進古拉格式的“組織”里“交易費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負就怎么欺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該學者還真引了一句俄國農奴制下的諺語來說明這個“道理”：“放一群牲口當 2 然比一頭一頭地放更輕松”！原來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費用”就是剝奪人的自由，將其圈進“畜群”里！如果圈不進，那就只好多付一點“交易費用”，“一頭一頭地放”吧，但千萬不能讓那些人自由地結成“人群”，否則那“交易費用”就會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國持這種主張的人有的居然屬于所謂“新左派”。他們最喜歡大罵“新自由主義”。可是偏偏他們又最喜歡把“降低交易費用”這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命題”掛在嘴邊——眾所周知，堅決反對福利國家、主張自由市場原則可以擴大到原來被認為不宜的外部性領域的科斯，應該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吧。當然，筆者決無意因此把“新自由主義”這頂帽子倒扣在他們頭上，因為他們確實說的與科斯不是一回事。盡管科斯的某些說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農奴制思想、搶劫思想他絕對是沒有的。換言之，中國的有些“新左派”其實比科斯這樣的“右派”還“右”得多。

可見，不管“左”的還是“右”的理論，傳進中國后都可能發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費用理論而言，本來它適用的前提有兩條：第一，交易費用理論是以承認合法交易權利不可剝奪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費用”只能通過整合契約的自由人組織、而不能通過以強權剝奪人們合法交易權利、只許逆來順受不許討價還價的方式來達致。第二，所謂交易費用是全社會為進行交易活動付出的運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價格，不能把這個概念用來給單方面為某一階層（尤其是強勢階層）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據。我們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論，但如果違反了這兩條，那就是歪曲了這一理論，科斯是不能對此負責的。

總之，中國的經濟學家的確應該反思，但決不是僅僅應該單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義。如今社會上對經濟學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熱，對此應當怎么看？很簡單，以“道德批判”來解決學術問題顯然不對，猶如讓“公共輿論”來評價科學家一樣。如果實行“全民選舉教授”，大學一定垮臺。中國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很多，如今也的確存在這種危險——尤其在把經濟學反思變成對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單向大批判時。

但是另一方面，現在許多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除了純學術研究者（他們其實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擾，當然他們在社會上，而不是在專業圈內，也沒有多大名氣）外，不少人還扮演著影響公共政策的經濟幕僚或策士角色。這種角色本來不僅無可非議，而且在今天這個轉型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講，提出對策比建立理論更重要。但人們應當認識到的是，學者與策士從根本上講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活動：對策研究要以“可采納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納，仍屬徒勞）為基礎，而學理上的邏輯性相對來說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對不同的決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納對策，而這些對策在學理上是否嚴謹，邏輯上是否一以貫之，倒屬無足輕重。但轉軌經濟學作為一種學理，則應當強調理論邏輯的自洽，以求達到認知上的進步，至于這理論是否為決策者嘉納，反而不必考慮。同樣道理，這些學理是否受到公眾歡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項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為決策者嘉納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眾歡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幕僚與決策者一樣，由于其活動的公共性而成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須接受公眾批評，乃至公眾的 “酷評”。不僅是所謂“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無懈可擊的、帶有特定利益訴求的批判，他們也必須耐心傾聽。尤其在代議政治并不發達的體制中，多元化利益訴求不能體現為議會辯論，能反映在公共輿論上也算是一種彌補。合格的策士重視這種公論猶如重視議會辯論一樣，應該是一種基本功。

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學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時，一方面正確地非常重視“可采納性”，并且常常為此犧牲了學理上的邏輯嚴謹（前述對于“交易費用”那種牽強附會的亂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對公眾輿論，尤其是對關于公正性的批評卻非常漠視，乃至蔑視。他們以堅持學術性為這種蔑視尋找理由，但在他們為“可采納性”而犧牲學術嚴謹時，這種理由已遭破壞。事實上，一些人重視“可采納性”而輕視公論的對比如此鮮明，以至于他們有時并不以學術性、而是直接以“可采納性”來拒斥公眾輿論——聲稱自己的主張已邀圣準，而指責批 3 評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當其口出此言時，學術獨立性的大話已經不好講了：學術性固然應該獨立于公意，但學術性難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來這也不必苛責，因為一個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協中求發展的社會是需要策士的，而作為策士不能以純學者來要求，對他們而言為“可采納性”犧牲學術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為前提，因此他們也就必須重視社會上對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純學者自居把這些批判不當一回事（同時又太把“可采納性”當一回事）——當然，所謂重視不等于認同，他們完全可以在道德與公正性方面為自己辯護。

所以盡管一人兼二任、既當學者又當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學者當策士總比不學無術者亂出餿主意好吧，但是他具體做某件事、寫某篇文章時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寫一篇學術論文，明天寫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當學術論文又當奏折。盡管學術論文有時也能作用于決策、影響社會，但這應當并非初衷。學術文章的初衷只能是產生知識增量，因而不能為“可采納性”犧牲學術邏輯。而作為奏折就不能這么要求。但作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為了形成公共決策及影響社會，當然就不能回避公論而只考慮“可采納性”，更不能在公論面前擺學者的架子。

顯然，如果說“全民選舉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視民意”至少同樣荒唐。作為學者不能無視學理邏輯，作為策士不能不講公正與道德。而且，在我們如今體制下學者兼策士的人們中，對這兩種規則的違反常常同時發生，并互為因果——先為過分追求“可采納”而犧牲學術邏輯，又因只顧“可采納”而漠視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這兩種弊病并不僅發生在某一“主義”的經濟學家中，那些如今熱衷于斥責所謂“新自由主義”的人中，許多人上述兩種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第二篇：秦暉在第十三屆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的講話

秦暉在第十三屆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的講話

第十三屆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23日，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思想互動空間F:做大做強國企改革”分論壇上稱，49年前我們罵國民黨的國有企業是萬惡之源，“49年以后，國營企業換了一塊牌子，一下子從萬惡之源，變化百善之手了。”

秦暉表示，現在很多國企就是商業考慮，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權利支持，講得簡單點，就是用國家的權利，來為某些特殊的利益賺錢，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話講，用公家的雞下個人的蛋，這個事情非常可怕。

秦暉認為，目前的情況下，很重要的一點，要強化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現在有一些國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況，作為國企承擔責任是應該的，國民根本不應該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問責。

以下為文字實錄：

秦暉：我也跟文魁一樣，如果從類型分析，而不是從案例分析的角度講，如果講案例問題，的確這兩位都是杰出的國企的企業家，都做得不錯。但是就類型學分析，講國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銳的思想能夠看得到的。而且說實在的，揭露國企弊病是我們共產黨走得最遠的。49年前是怎么罵國民黨的國有企業，中華民國的國有企業，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資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辦的私營企業，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有企業。

但是那個時候共產黨說是萬惡之源，共產黨那個時候對國企和民企的東西有一個說法，叫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就是國進民退。曾經有一次，我都想過，我說民族資本，說實在的，把私營企業看做是民族的資本，共產黨的評價大概是全世界也沒有過的。

我當時在臺灣就講過，比如說國立大學是一個說法，但是共產黨的可以這么叫的都是民營的。臺灣大學按照共產黨的定義，就不能叫國家的。我們現在搞經濟體制改革，用不著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黨的理論都用過來，其實改革不就是要解決所謂的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的問題嗎？講透了就是這么一回事。只不過后來到了49年以后，國營企業換了一塊牌子，一下子從萬惡之源，變化百善之手了。

無論你是獅子還是羚羊，你都必須奔跑，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你都必須奮斗，無論你是男人還是女人，你都要有成功的意念；奔跑的速度和奮斗的方向是你成功的關鍵。成功不是掉下來的，掉下來的是運氣；成功不是撿來的，撿來的是便宜；成功不是想出來的，想出來的是故事；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但不成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現在你是不是還在為自己的事業尋找突破，為自己的人生尋找機會？跟上時代發展趨勢，為您的一生增光添彩。互聯網在家創業扣扣154 7433 705，坐在家里輕松成就一生。

從類型學的角度講，國有部門，尤其是我們這個政治體制下的國有部門，這里我還要講一句，當時共產黨罵國民黨的國有企業，很重要一點不是說國民黨的國有企業中有多少貪污行為，或者是有多少人化公為私，其實他們就是說國有企業是為蔣宋孔陳的獨裁服務的。

我記得最近有一個很搞笑的事，有一位很有名的新左派朋友，前些日子突然說，我們要為官僚資本正名，說民國時期的官僚資本非常好，怎么怎么好，做了多少好事。其實他本意是為現在的國有企業說話，但是他說了這番話以后，我感覺很搞笑我說如果是49年以前，你說這個話是左派嗎？肯定就是極右派，所以說這個事情完全是搞顛倒了。

我們的改革的確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感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那么簡單的。既然國有企業是有問題的，就把它搞掉就行了，或者說國有企業剛才包括文魁他們講的，比重只要是降下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我對目前我們環境下，提出這樣的指標，是比較質疑的。

比如說小勇你提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現在國有企業有一些聲稱他們可以盡更好的社會責任，所以他要在一些領域，比如說食品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搞不好，國有企業盡社會責任的，所以要揭盤。這個說法是胡說八道，但是我們要駁斥這種說法，反過來就講，國有企業其實不應該盡這些社會責任的，或者說國有企業其實就應該以利潤為指標，或者是以什么為指標，這恐怕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倒覺得，國有企業改革，至少在目前的條件，我現在講的是在目前我們政治結構的條件下，對國企主要的要求不是它的商業化，其實就是要向它進行公共服務的問責，或者是公共責任的問責，你既然是國企了，既然是用國民的錢賺錢的，那你賺的錢當然不能像用私人賺的錢那樣分配，當然要承擔責任。

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國有企業已經做得好了，所以它有理由搶占別人的地盤，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國家的體制，一直沒有對國家乃至國家背后的那些企業進行有效問責的機制，使國有企業現在變成一個賺錢機器，而不是一個提供公共服務，或者是為國民利益的，我這里不講國家利益，只講國民利益，為國民利益服務的。

而且，其實現在我們的國企，它之所以在經濟學的分析中，好像不應該具有這樣的優勢，但是實際上又好像很有優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它承擔這些東西不就，其實正常的條件下，如果我們要求它承擔這些東西，那很可能它就不可能有那么強的兼并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強的壟斷能力，不可能有那么強的所謂的優勢。現在很多國企就是商業考慮，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權利支持，講得簡單點，就是用國家的權利，來為某些特殊的利益賺錢，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話講，用公家的雞下個人的蛋，這個事情非常之可怕。

所以，目前的情況下，很重要的一點，要強化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且強化社會責任，現在有一些國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況，說我承擔了什么情況，你作為國企，你承擔責任是應該的，國民根本不應該感恩，這個東西是你的責任，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問責，你做了，并不是你的恩賜。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機制，對國企進行問責，其中包括盈利，當年搞利改稅，從當年來講，有很大的合理性，現在顯然有很大的問題，國企的利潤，憑什么可以在內部人之間進行分配呢？

很多人現在都提出國企利潤的走向問題，當然，進一步不光是國企的利潤，還包括國企的資本本身的問題。剛才大家都提到，國企的資本應該是劃撥為社保基金，我感覺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條。這一步真正做到了，即使國企的比重沒有下降，那種憑借政治權利，欺行霸市，與民爭利的能力也會受到很多的制約；現在很多國企，正是該負擔的不負擔，才會有那么強的競爭力。

如果從我們國家的改革更深層次考慮，大家知道，我們國家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盡管我們都不太講，但是誰都知道，我們的改革是不能回避政治體制改革的。還有小勇剛才提到了見解，說國企比重比較大的國家都是專制國家。如果從長期經濟處于國家壟斷地位來講，或者有很大的比重是專制國家，這點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但是反過來推，如果是私有經濟占主導的國家，這個就會變革。這個東西不是一個可以成為正反比關系的一個東西。我想整個國企改革，整個先后次序上，的確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私有化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往往在這種背景下私有化，公眾的監督能力很差的，而且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

盡管國企大比重和專職集權這兩者之間，好像有因果關系，但是因果關系該怎么表述？我感覺是可以商量的。很可能這種因果關系，國家如果運用專制手段來與民爭利，進行壟斷，那就比較容易會提高國企占有的比重，比如說我用強制力量來搞化私為公，就沒收老百姓的財產，很快就會把國企搞得很大，占的比重很高。只要一些條件適合，出現了真正的工會，這個就是沖著政府的。

當時的波蘭的統治者，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趕快把企業交給自己人，把工會的企業變成私人的企業，政府可以站在這兩者之上。實際上很多東歐國家的老百姓是抵制這個東西的。后來國企改革大規模的推開實際上是在民主化以后。所以，我這里要講一句在2004年，國企改革爭論以后，主要不是影響了上面的決策，我感覺當時的確是對老百姓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所以我倒感覺，如果從便于中國的現政化的角度來講，在中國的現狀化還沒有起步之前，中國的國企改革，主要還是對國企，國家包括公共服務問責。

第三篇：張維迎+中國企業家的能力被扭曲

張維迎 中國企業家的能力被扭曲 20100801

《意見中國－－網易經濟 學家訪談錄》欄目近日專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張維 迎是市場經濟的捍衛者，也是中國爭 議最多的經濟學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氣和心態宣講市場經濟。

2009年二月，張維迎在亞布力會議上提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但是，2009年全世界卻都在救市。一年多過去，張維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 看他埋葬凱恩斯主義的理想？

張維迎教授于近日來到網易演播室，暢談了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里，張維 迎談到他的新書《市場的邏輯》。他希望《市場的邏輯》至少能夠引起人們對流行的經濟學謬誤的懷疑與思考。在訪談中，張維迎對中國經濟形勢、收入問題、腐敗 問題、房價問題、經濟學信念問題等諸多問題提出了見解。他特別解釋了自己為什么對市場這么執著。

在訪談的下半場，張維迎指出，腐敗的根源是權力。張維迎說：“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擁有的權力特別大的話，你監督它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那么這個權力它 就可以用于尋租，肥自己，損害大眾。”“政府去做事帶來的負面問題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多，而好處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少。” 張維迎認為，企業家的責任是創造利潤，利潤是對企業家承擔責任的回報。但是政府干預使得企業家的行為發生扭曲。企業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創新和創造利潤 上，而是放在和官員搞好關系上。“因為你政府的權力干預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資源，只要你控制資源，就有人來?搗鼓?你，有人動這個心思，這樣就 使得企業家的能力、配置發生了錯誤。”張維迎告誡企業家：“也許你短期看是這樣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長期幫你的忙的，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做好自己的事。” 張維迎認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是為市場經濟辯護。他說：“當你是經濟學家的時候，責任是這個，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有好多經濟學家不去承擔這個 責任。”他認為，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堅持理論的徹底性和邏輯一致性、堅持說真話，不搞機會主義。“你的理論不徹底，不透徹，可能貽誤了這個社會，而不 是幫助了這個社會。”

《意見中國》特別說明：由于張維迎教授訪談時間長達2小時，談到很多重要觀點，故特以上、下兩期呈現。

以下為下期訪談實錄：

權力與干預導致腐敗

網易財經：從經濟學上看，腐敗的根源在哪兒？

張維迎：權力。農民沒法兒腐敗，不是農民覺悟高，是他沒有權，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擁有的權 力特別大的話，你監督它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難，那么這個權力它就可以用于尋租，肥自己，損害大眾。所以凡是有權力過大的地方一定是腐敗得更嚴重。

如果我們調查一下中國各個部門，我們用一個概念叫含金量，一個權力的含金量有多大。“含金量”大的機構腐敗一定最嚴重。比如現在我們看到的好多交通 局出問題，為啥呢？現在高速公路的建設投資太大，如果沒有這些公路建設，那么這個部門就腐敗不起來。

還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看起來好像是挺好的，實際上它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導致了腐敗。像我在書里面有一章談到的就是關于《反壟斷法》的憂慮。反壟 斷大家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看看郭京毅這個事情發生以后，《反壟斷法》的好多東西變成來執行這種政策、法律的人的謀私的手段了。

好比一個生產鉛筆的人、生產打火機的人，他的資產也可能很大。我知道中國有一個生產假發的企業也做得很大，國際市場上讓它占了百分之幾十了，你去反 壟斷它干嗎？好多的政策也許出現的初衷是好的，所謂改進效率，促進公平啊，但是最后本身一定會變成腐敗的根源。而腐敗本身又導致了更大的不公平，不僅是不 公平，是不公正，這個正義比一般講的公平更重要。現在我們有一些廉租房，或者是平價房之類的，不也是變成腐敗的一種了嗎？現在查出來好多地方的官員利用所謂平價房拿到土地，然后給自己蓋豪宅。就是 說，這些你是防不勝防的。從這一點上說，政府去做事帶來的負面問題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多，而好處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少。

政府干預扭曲了企業家的行為

網易財經：您以往常常為企業家呼吁，為此還遭到很多的辱罵和攻擊，這兩年您認為企業家的處境有什么變化？你還會 繼續為他們疾呼嗎？

張維迎：其實我們需要呼吁的是建立一個公平的、讓每一個人都發揮才能的環境。應該說這兩年我們有一些方面是惡化 的，特別是有一些國有部門，借著它擁有的壟斷權力擠壓民營企業，包括強迫收購。你就只能賣給我，如果不賣給我，我一定搞死你。因為它控制著行業，有壟斷的 位置，就是這個路我把持著路口，你不交錢就不能過。像這次山西的煤炭整頓事件，我覺得這應該也是中國市場化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挫折。

我們尤其要看到，如果政府不遵守基本的協議，怎么讓老百姓遵守？在這種強買強賣，名義上說是有補償，實際上是不補償，這個問題的后果非常非常嚴重。這樣下去的話，大家看現在民營企業家移民的人更多了，形成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移民就是買一個保險，不是說他就不回來了，而是萬一出事兒了，他可以有一個 地方躲起來。我覺得這些首先反映出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的發展是不太好的。如果我們這些企業家能夠把心思都好好運用于創新、用于市場的推廣、用于研發，肯 定比把心思、時間都花在出國辦手續、去探親這些事情上要好吧。

網易財經：但是確實也有很多企業家也希望政府救市，他們希望自己也被拯救，對這些企業家您想對他們說什么？

張維迎：每個人都一樣，每個人都想從別人那里得到好處。市場的法則就是你想得到好處，就要做事，創造出價值來。政府拿出公共資源以后，好多企業家的行為就扭曲了，扭曲到什么程度？本來他應該去創造價值，可是他現在去分配價值了。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做好，讓消費者更喜 歡，然后獲得利潤，而是想辦法把政府搞定，獲得利潤。這就是因為你政府的權力干預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資源，只要你控制資源，就有人來“搗鼓” 你，有人動這個心思，這樣就使得企業家的能力、配置發生了錯誤。

我的告誡就是：也許你短期看是這樣的，但是政府不可能長期幫你的忙的，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我說企業家跟我們每個人一樣，有時候經受不起短期的誘惑，但是記住：決定你真正的長期生存的，還是你創造價值的能力，而不是你分配價值的能力。

網易財經：您曾經說過“企業家的責任就是追求利潤”，很多人對這個觀點很排斥，在這里您能再闡述一下這個觀點 嗎？

張維迎：其實如果大家看我的書的話，應該更明晰一些。好多人可能沒有完全理解透這句話。當我們設計這個利潤的時 候，本身就是要一個責任制度的。誰有能力賺錢？只有能力承擔責任的人，才有能力賺錢，這是我講的最本質的東西。

一個成功的牛奶公司要賺錢，要為多少人承擔責任？首先我們看，奶農、奶站，甚至前面的飼料，你都要承擔責任，你的內部員工、銷售渠道，任何一個環節 出問題都可能毀掉你。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擔責任，才能賺多大的錢。你的企業做得越大，意味著你的責任越大。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當然我們利潤這個制度是 人創造的，不是天生的，我們為什么創造它？我們把每個人的責任都分清楚。

我們讓一部分人免除責任。老板給雇員買保險，你只要好好干，市場風險不要你承擔，我承擔。然后我們在宏觀的角度來看，利潤就變成了衡量這個企業—— 我說的是大部分的情況——衡量這個企業是不是真正完成了這個責任。你虧損，連基本的工人工資都付不了，那你盡到什么責任了？你不可能盡到責任。你連資本的 資源價格、地租、利息都付不起，這就是你浪費了社會資源。只有你把所有這些都付了以后，剩下的東西，那你剩的越多，說明你比別人干得越好，創造價值越大。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條件。比如我們還有壟斷企業，它賺錢多也不等于它一定貢獻大。賺錢多意味著它從消費者那兒拿的、剝削的多。

再回到我在書里一開始講的，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什么？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讓別人幸福，你自己就沒法兒幸福。一個企業不 能讓消費者感到滿意，你就不可能賣出去東西，那你有什么利潤可言？一個老板，如果不能讓員工滿意，那這個老板也是當不長久的，企業也是不可能做好的。

現代經濟當中，只有一個機構可以達到不需要讓別人幸福，自己就可以幸福。哪個機構呢？就是政府部門。為什么？你看企業要獲得收益是用價格，政府獲得 收益是用稅收，稅收是強制性的。任何一個東西一旦強制以后就沒有必要讓別人幸福了。

這又回到最根基的問題，就是自由。市場的這些運行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計劃體制不僅是不讓別人幸福，而且反倒是讓任何人追求自己有幸福，只有把別 人搞得很慘，只有讓別人感到不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這就是很糟糕的體制。

堅持市場信念不怕被攻擊

網易財經：去年全球都在救市的時候，在中國只有您和許小年等少數的經濟學家反對救市。如果有人問：“難道說 全世界那么多政府和經濟學家都錯了，就你們幾個人對？”您會怎樣回答這樣的問題？

張維迎：我想人們的決策其實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知識，另一個是利益。在倡導救市的凱恩斯主義里面，這兩個因素 都有，一部分人是屬于知識問題，因為他們不明白道理，另一部分人是因為利益。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了，因為誰能拿到政府救市的錢，誰就能得到好處。所以那個 時候中央分錢，各地派高級官員——副省長、計委主任都來，等在門口要錢。大家就像搶東西一樣，都不想落后。

我們看到的聲音一定會是贊成的多，因為反對的人不發出聲音的，贊成的人因為的利益太大，他就會發出這個聲音來。

網易財經：您最近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如果有人給您10億元，您也未必會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您對市場的信念為 什么這么執著？

張維迎：這個人呢……人們總是追求幸福，有的人認為有錢就是幸福，有些人覺得有名就是幸福，有些人覺得有權就是 幸福，不同的人對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樣。但是我想人還有一點，就是人們追求一種對知識的渴求。人類的好奇心和他對真理的追求也是人一個很大的滿足。

我想很多科學家并不富有，他仍然能夠自得其樂，就是一種實現感。當我們覺得自己能夠認識世界的復雜現象的時候，就是有一種愉快。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網易財經：您說過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捍衛市場經濟，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經濟學者，他們并不捍衛市場經濟，他們還為政 府干預唱贊歌，但是他們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還得到了老百姓的贊同與贊譽，面對這樣一種情況，您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變自己的原則嗎？

張維迎：每個人都不一樣。我剛才已經說了，其實我都很理解每個人的處境，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我們不能用自己的偏 好去強迫人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我覺得這樣快樂，這樣幸福，這樣愉快，那我就這樣去行為。

網易財經：但是您說的是經濟學家的責任，而不是您個人的責任。

張維迎：是啊。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好多的角色。作為經濟學家就是你的一個職業角色，但你還是一個普通的人啊。當你 是經濟學家的時候，責任是這個，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就是因為有好多經濟學家不去承擔這個責任。

網易財經：只是您個人認同這種責任？

張維迎：那當然了。

網易財經：您自己為什么非要給自己加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責任？又沒有誰要賦予您這個責任。張維迎：你怎么能說我吃力不討好，你憑什么概念說我吃力就不討好？我覺得挺好，所以這就是每個人的判斷不一樣。

網易財經：因為您遭到很多攻擊嘛。

張維迎：攻擊……不一定。你也可以這樣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寧可讓人攻擊，也不愿意說那些自己認為不對 的話，就像我剛才講的，這是一個偏好。我們如果說什么話都是按照有多少人同意的角度來說，這就沒有科學了。

網易財經：您有沒有覺得由于您這么堅決、徹底的反對政府干預，使得您在官員或者經濟學圈中在漸漸的被邊緣化，有 沒有這種感覺？

張維迎：沒有。而且你應該相信，人們會越來越認識到，堅持市場體制、繼續改革的重要性的。尤其是作為學者來講，必須要看得更長遠一點。知識的競爭、思想的競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我們每人都想整天站在舞臺的中央，你是演不好戲的。演戲的人一定要有好多的準備，所 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學術也是這樣的。你老想站在舞臺的中央，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網易財經：您的新書《市場邏輯》，您對它說服更多的人有多大的信心？

張維迎：我相信這個說服有時候不一定是完全的。好比你原來堅持一種觀點，我能說服得你對自己原來的信仰半信半 疑，這也是一種說服。這本書如果對我們現在習以為常，大家熟視無睹、認為理所當然的，其實在本質上是錯誤的東西，能夠重新反思它，這樣我就很滿足了。網易財經：如果這次政府救市徹底失敗，您覺得人們真的會回到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上嗎？

張維迎：有可能，但還不一定。因為掌握資源的人的任何一個失敗都可以說成是別人的失敗，不是自己的失敗。所以這 個東西并不是一個完全透明的、公平的競爭。就像我們一個單位一樣。單位有權的人，別人有成績了他都攬在自己身上，有錯誤了他都說是別人的。外界的人不知道 啊。當然內部的人可能知道。所以只有一部分人能鬧明白，大部分的人都鬧不明白。我在書里講了，其實好多我們現在認為市場上的這些問題，本身其實是政府給它 搗鼓出來的，就像“賣拐”一樣。經濟學者不能奉行機會主義

網易財經：您是在牛津讀的博士，但是這個學校并不是很徹底的支持市場，在您回國以后，國內的經濟學圈里面絕大多 數的人也是或多或少的支持這樣那樣的政府干預的，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您卻變成了一個很徹底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是您自己的什么特點使你能夠跳出這種環境的 影響？

張維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想可能我是追求理論的徹底性、嚴格的邏輯推理。尤其我們對人有一些基本的假設，然 后我們在這個情況下去分析，我們能夠把問題看得更透一點。我不太愿意在探討一個問題的時候淺嘗輒止，鬧一個大體上明白點。這種“半夾生飯”的理論，經常使 你像墻頭草一樣，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說那個。只有徹底的理論才能經受起時間、歷史的考驗。網易財經：您曾經寫過一篇很深情地回憶母親的文章，能談談母親對您的影響嗎？

張維迎：我母親對我的影響主要是做人的影響，她從小告訴我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這也是一個案例教育。她遇到好多別人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事情，但是她終身都是一個善良的人，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難得。我母親也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她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個好的 口碑，我想在這一點上對我的影響就非常非常大。

網易財經：在您經濟學的學術生涯中，受誰的影響最大？

張維迎：其實人的一生當中會受到好多好多人的影響。我現在回憶一下，在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的政治課老師送給我一 本書就是《政治經濟學》。我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未來會學經濟學。我上了大學以后，我西北大學的老師何煉成教授，我覺得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是一個給學生充分 自由和鼓勵學生創新的老師。我在他的指導下讀研究生，在4年的大學本科里，他給我們上經濟學，首先他鼓勵你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同意他的觀點，不 需要同意書上的觀點，這些對我影響很大。

再接下來對我影響大的就是茅于軾教授。我 在1982年的時候就認識他了。我對市場的一些理念、理論，好多東西都是通過跟他的交流從他那兒學的。另外他對我影響很大的一點還包括做人的責任心，這個 坦率來講我們今天是做不到他那一點的。這是現在我也感到很慚愧的。他那樣的人物可以為我們做好多小的事情，而我們有時候可能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在努力 去做。我在牛津，去見我的導師，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的辦公室也是很亂的。那時候他還沒有獲諾貝爾獎，但是大家就認為他名氣很大。他每天，甚至在我們學 員吃飯的時候，大家都會討論一些學術性的問題。我想對我們中國人來講，我們非常需要克服的就是浮躁，包括我們學理論，經常急功近利，我想馬上拿到一個東 西，就去運用它，然后為社會創造多少價值，這個時候急功近利恰恰是要不得的。你的理論不徹底，不透徹，可能貽誤了這個社會，而不是幫助了這個社會。你看我們好多從西方引進的所謂理論、主義，最后都變成這樣的了。就是你沒有吃透它，究盡它的邏輯、它的背景，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工具，來生硬的運用 到中國，我們吃了太多的苦頭。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我們中國人真的還是應該把好多理論搞透徹。在理論方面不能太實用主義。政策方面可以實用主義，理 論方面絕對不能實用主義，太實用主義以后，一定會遭到報應、報復的。

還有一些東西，我最近在我們學院的畢業典禮上有一個講話，這個講話其實是我在講自己的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我相信對我們做人會有一些啟示，同時 對我們理解理論也有一些啟示。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有一棵杏樹，從小這個杏樹一開始開花我就開始等著吃杏，每天放學以后老去摘著吃。在 我的印象當中我們家的杏一直是苦的，酸的。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杏還沒有熟的時候我就把它吃光了。我上大學之后，第一年回去，我母親端上來一盆杏。我說怎么 這么好吃，誰家的杏？我從來沒吃過這么好吃的杏。我母親說這就是我們自家杏樹的杏。哦，我才鬧明白，因為我在農村的時候，我的著急使得這個杏從來沒有熟透 我就把它吃了，所以在我的腦子里它從來都是酸的，因為我沒有等到這個時機。

我想我們做人、做理論，也是這樣的。包括市場，好多時候，我們沒有等到這個時間，沒有讓它真正的發揮作用，我們中間就把它掐死了。

網易財經：您最欽佩大陸哪位經濟學家？

張維迎：當然我還是覺得茅于軾教授真的是最讓我敬佩的。不僅僅是因為我從他那兒學到好多東西。他其實作為一個學 者的品德，讓我高山仰止，這些確實是讓人非常非常的敬佩的。而且到現在為止，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學習，還在不斷地提升自己。

我們還有好多老前輩，其實我在這兒不想點名，就是因為掛一漏萬的事兒總是免不了，但是我們現在的人特別要理解，在不同年代里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 人的功能，它不一樣的。

比如我們在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代初，那一些人探討的東西，我們現在看來可能是常識了，但是沒有這些人的探討，當時又沖不過這 個思想的禁錮，改革就很難起步。包括按勞分配問題的探討，現在這對大家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但是在那個時候因為“四人幫”在文革期間說大家要實行共產 主義、按需分配是先進的，按勞分配一定產生資產階級，所以對按勞分配這樣一個問題的探討，都會對中國的進步發生很大的影響。而那個時候的厲以寧教授對股份 制的探討，現在大家也認為是很自然的事兒了。我們現在不僅是股份制，還有上市公司，已經談公司治理結構了。在那個時候，我覺得真的是相當相當了不起。

有一些人可能擅長理論研究，還有一些人擅長把這些理論的東西變成一種政策，這也很重要。社會需要溝通。當年的領導人之所以接受了一開始是有計劃的商 品經濟，后來接受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后有多少經濟學家的功勞？有時候就是為了編一個說法，但這個說法對中國影響很大。你現在回過頭來從歷史上來看，我 們這個國家毛病就在這個地方：我們大量的資源、精力、時間花費在編說法上。什么時候我們不需要編說法了，我們就可以很直白的表達自己的時候，這個國家就可 以釋放出更多的資源來用于創造。

網易財經：您認為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張維迎：這是個太大的題目，但是我想經濟學家和每一個科學家的品質都一樣，追求真就是最重要的東 西。在科學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在思想的表達上也是不應該打折扣的。所以搞科學、搞

經濟學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沒有勇氣的人我想你就不要做這個事了。如果做 了這個事兒可能反倒會貽害別人。

網易財經：經濟學家最惡劣的品質是什么？

張維迎：最惡劣的品質就是機會主義，不再認真地追求真的東西，不再按照科學的精神表達意見，而是討好別人，嘩眾 取寵，這個我覺得很糟糕。

第四篇：秦暉：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秦暉：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下）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關于義和團的“愛國”與“愚昧”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斗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后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于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于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么短時間里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頁）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并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贊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之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盡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意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并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后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于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庚子使館被圍記》）。見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并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借口時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

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故宮(微博)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366頁）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沖突并不多。”（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頁）如后所言，出現這種情況并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并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兩百來人吧。而死于義和團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僅計教民就有兩萬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會受難記》，上海廣學會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羅惇曧：《庚子國變記》）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后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

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

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后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沖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么沒贏？如果不是，那么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觀其后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記》）

多么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

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余部在廣東最后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可是義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

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著，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桿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比這多得多呀。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既沒隔著河溝，又沒隔著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著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沖鋒，前仆后繼犧牲一批，也就沖過去了，怎么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

說實話，還就是并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后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復，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義和團“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災難

綜觀義和團運動，基本是官慫則興，官壓即滅。義和團起自山東，可是山東官府一彈壓，后來也沒聽慈禧那一套，庚子時那里就沒什么動靜。山西本無義和團，但巡撫毓賢一鼓動，庚子時那里的“忽然團民”殺人就最多。老佛爺有賞，京城突現團民“其眾不下十數萬”（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187頁），洋鬼子臨近，如此團民又“盡都拔旗拆棚，掩門潛逃”。（仲芳氏：《庚子記事》，中華書局1978年，30頁）

庚子年國難波及地區，無武裝的教堂基本都遭毀滅，有武裝的雖有被攻破者，更多的還是如西什庫那樣得到保全，團民常常繞著走。真正兇殘不法的武裝教民（確實有）大多安然避過庚子，而大量手無寸鐵的無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貪家捏指為教民者卻大量死于非命！整個庚子國難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軍而非死于“神團”，死于義和團者幾乎都是中國人，而義和團的死難者，尤其是“老師”、“師兄”們，死于中國官軍官府鎮壓者也遠遠多于死于侵略者槍下。

那時不僅大師兄們難得“愚昧”，慈禧老佛爺也是“理性”得不得了。過去都說她下詔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是發瘋了；后來有史家考證發現：其實那宣戰詔書根本就沒有遞送給列強（不是不懂規矩，時至庚子，宣戰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系也很微妙。盡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后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后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鑒》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么“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壓異端完全不同。在中國“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里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干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并肩戰斗”。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這些基本事實，愣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后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后支持豈可忽視？而后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于列強。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于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么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么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盡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于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連圣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

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斗爭”之列，也不是空穴來風。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不過一出“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于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于中國人，而老佛爺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聯系到后來的一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國難的硝煙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后有（太后）訓政，有訓政，而后有廢立，有廢立，而后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慈禧）黨禍之戰爭也。”（《中外日報》，1900年12月8日）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確實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變法要“激進”，但兩者的共同點是都針對制度而非“文化”。筆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稱為“反法之儒”引進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實現“天下為公”。到了辛丑國恥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國難日深，也由于日本變革的影響等原因，人們對“反法之儒”的興趣漸消，而學習西方，實行憲政、革命成為思想界關心的重點。但是那時也并沒有反儒非孔之說。

辛亥前中國經歷了基督教迅猛發展的時期，甚至在義和團的發源地山東冠縣等地，大量的原“團民”也變成了“教民”。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黨，從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孫中山，到武昌首義功臣孫武、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彭楚藩與劉復基，據考證都是基督徒，甚至還有基督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和司牧組織也積極參與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會革命活動評述——兼論基督徒在近代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但是，無論革命運動或者立憲運動，本身都并無宗教色彩。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稱引“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經典，革命黨人中也有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還有號稱“革命和尚”的釋太虛和蘇曼殊、鐵禪等佛教徒，在寧波等地，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僧軍”參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與地位》）可以說，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對信基督、佛陀還是信孔孟并沒有看得多么對立。

辛亥革命時期是民族主義高昂的時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興漢”，而立憲派的民族主義比較重視國族意識，強調在列強瓜分危險中追求中國的自立。但是無論反滿興漢還是國族自立，當時都沒有與尊崇或禁絕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為一談，很少有人認為信基督還是信孔孟與愛國還是賣國有什么關系。當時作為民族認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號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謂“漢衣冠”。從革命前的剪辮易服開始，恢復、振興“大漢衣冠”的呼聲一度高漲。武昌首義后的軍政府門衛穿起宋代武士裝，錢玄同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穿上他特地考證出來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當時并沒有什么人主張實行民間服裝統一或服裝管制。而他們透過這些認同符號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實現的，則是每個國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權利和國民整體（國家）的對外主權，而不是什么宗教、學派和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同一個人，身穿“漢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揚自由民主，為國人內爭人權、外爭主權，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今人所論：在當時的革命者看來，“這些文化財富與建立自由、人權的現代共和國之間沒有抵牾。沒有誰認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國家，先決條件必須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燒掉線裝書’，也沒有人認為穿著‘漢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擁護者”。（李競恒：《衣冠的背影》，《歷史學家茶座》2011年第2輯，31-32頁）

這個時代的人們對于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都有反思。對于太平天國，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許多革命黨人從“反滿興漢”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幾乎沒有人喜歡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也沒有人欣賞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國”，盡管孫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時，他們也沒有興趣追問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對于“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辛亥時代的人們批評就嚴厲多了。尤其是革命黨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滅洋”。鄒容在《革命軍》中抨擊道：義和團屬于“野蠻之革命”，它“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為國民添禍亂”。魯迅則認為“義和團起事”是“康有為者變法不成”后“作為反動”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到了后來的新文化時代，人們對義和團的評價更為嚴厲。如李大釗聲稱：我們必須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長，“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而陳獨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僅全面抨擊了義和團的行為，而且警告世人：“現在中國制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時，盡管當時已經興起了文化決定論，出現了“西化”必須反孔的言論，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們從未把“反西化”的義和團和“孔孟之道”相聯系，正如它們實際上也沒有聯系一樣。

顯然，與所謂“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階段說不同，晚清中國人實際上經歷的探索過程是“西化”—“反西化”—“現代化”。在經歷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為一場純粹的“制度革命”，它既無“西化”色彩，也無“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進一步看，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更像是“兩條線”：在一條線上人們努力地追求制度的變革；而在另一條線上人們在不斷地折騰“文化”，不斷地在“西化”與“反西化”之間反復。太平天國搞“西化”，義和團“反西化”。十多年后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提倡“西化”，但當時的“反傳統”按王元化先生的說法卻是“反儒不反法”。

第五篇：中國房地產交易費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中國房地產交易費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摘要：從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到中國房地產紛繁復雜的交易費用，其中還隱藏著一部分灰色的費用：貪污。從這些問題的分析中，再提出幾點必須要解決的辦法。

關鍵字：中國房地產 交易費用

正文：

在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交易是通過契約進行的，因而從契約的角度可以分析具體的交易的費用支出，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正如康芒斯所認為的，交易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無數次交易構成經濟制度的實際運轉，并受到制度框架的約束。循著這一思路，阿羅講交易費用簡明定義為：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具體地，從這一角度理解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應包括制度的確立或制定成本，制度的運轉或實施成本，制度的監督或維護成本。【1】

而在從社會中人們所關注的問題說起，就是房地產的交易。為何房地產商可以暴利，為何在房地產交易中的房子價格到如此高的地步，以下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一問題，而主要應該把握的就是在社會中極少提及的房地產交易費用。

房地產交易費用包括納稅保證金，房地產交易手續費，房屋權屬登記費，房地產契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等，稅目之細，科目之多，讓人嘆為觀止，但這還是屬于正常范圍的。前段時間，鬧的沸沸揚揚的政府宏觀調控，限制房價，削減房地產商的暴利，但收效甚微，大量的群眾反映房價仍如以前一樣高，有些地方甚至高于從前。房價到底高在哪里？按照業內人士的話說：“房地產業的利潤結構大致是這樣的：開發成本占房價的20%，開發商基本能獲得房價的40%作為利潤。”原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會長成思危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采訪中說：剩下的30%的利潤是開發商最不想公布的，說白了就是行賄的費用。”也就是說現下的房地產交易費用中不止原來那一部分紛繁復雜的費用，還包括行賄的費用。這也就解釋了在“只漲不跌”神話支持下，房地產成為極其暴利的行業。

那么，在當下的中國，應當采取何種辦法降低房地產的交易費用呢？特別是包括其中的灰色部分。

如現在中國政府已經實施的降低房地產中介的收費標準來減輕房價，減輕其中所包含的房地產交易費用。而且由于現在房地產的交易費用科目如此的多，為什么就不能同意稅費的種類，少叫其中的一些交易費用呢？也許國家一開始征收那么多的稅費只是想降低房地產商的暴利，但是現在的社會現實證明，房地產商永遠不會滿足，因此政府征收的一系列稅費就由普通的老百姓來承擔。所以降低減少其中的交易費用的種類，減少其中的費用，就會使得全中國的大部分的老百姓收益。

在解決其中普通的交易費用之后，政府也應該加大防腐思想建設，使得房地產交易中的多出來30%的費用大量漸少，這不是簡單的問題，反腐的問題已經接近于不能控制，就如有位官員被查只貪污了十幾萬后，網民驚呼此為清官，可見在中國腐敗問題正日益加重，日益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貪污的是什么，還不是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去的稅費嗎？其中，房地產的交易費用卻讓我們感慨萬分，所以現在又多少貪官是因為房屋的曝光而被捕，這值得我們的反思。

附注：【1】新制度經濟學 盧現祥 朱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