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和諧的深層時代內容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最近，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 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深層的時代內容和深刻的理論蘊意。從社會學的視角予以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實現社會和諧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大意義。和諧社會目標和任務的提出符合社會生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和諧社會”概念有其特定的時代含義，它不同于傳統社會中那種原生性、自發性的和諧秩序，它的提出符合社會生活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即從前現代性向現代性的轉變：自然習俗秩序不斷向人為理性規范轉變，原始性人類集群被人工性社會組織所取代，多種選擇的可能使生活方式變得異質多樣，傳統信條的粘合力也日漸離散消解，多元價值觀之間既相互排斥也彼此包容，等等。在這個過程中人與社會、自然共同經歷著空前巨變。其一，個人從循環往復的因果命定鎖鏈中獲得解脫，在主體化進程中普遍成為行動主體和權益主體，個人化推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分疏、類別劃分、行動方式的殊異不同，個人叢化促成了新的集體合作形式，并使人對社會的積極建構成為可能，個人層化標示出社會不平等，個人間性表征著人在越出傳統互識性狹小空間時，也遭遇了交往的區隔和理解的困境。其二，社會成為日益分化和專業化的勞動分工體系，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合作，社會開放和流動趨勢的不斷增強，使得對主體行動的反應、調節、制導也愈加必要，這構成了人為規劃的社會工程的重要內容。通過一系列技術化、符碼化、計量化、標準化程式，個人被教化和社會化，成為角色人、組織人、法人、公民、國民，納入到社會的秩序體系之中。這也是社會組織模式和秩序規范體系的現代性轉型過程。其三，自然的自在平衡被打破。在舊式現代性的指向下，自然不再是人的家園，而是攫取和聚斂財富的物質來源。這導致了社會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失諧，也加劇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惡化。直至今天，我們仍在為這種盤剝自然的行動付出代價。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不可能不對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的內容和性質產生重大影響。首先，現代性完全改變了個人、社會和自然及其相互關系，原生性、自發性的和諧秩序不復存在。社會掙脫了自然生長、徐緩進化的韁繩，在跌絆震蕩中向未來疾馳。現代社會面對著種種悖謬：困境與希望同在、風險與機遇共生、毀滅與創造相互輪回。顯然，對于現代社會，和諧的意涵遠遠超越了傳統的范域。其次，現代性不斷再生出個人的原子化、碎化與社會的一體化和整合的巨大矛盾。個人自由因而成為社會秩序的理由，社會秩序也提供了個人自由的根據。現代社會生活因這雙向軌道而分離裂變、顧此失彼。正因如此，和諧社會成為一個現代社會所特有的焦點論題。無論是古典現代性階段的財富分配，還是現時現代性階段的風險配置，都沒有離開過這個中心論題。它牽引著對現代社會發生重大影響的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對立和論爭，也每時每刻都在考驗著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智慧、能力、信心和韌性。在這個意義上，對和諧社會的追求能夠標示出歷史、實踐和經驗的進程。再次，現代和諧社會是社會學理路的聚匯點。孔德和馬克思對社會和諧的思考，給后繼者開辟了不同的探索空間。在當代，堅持正統立場的現代主義者的憂思，具有前衛意識的后現代主義者的想象，以及“第二次啟蒙”（U·貝克）的設想，“第三條道路”（吉登斯）的嘗試，對人類“解放旨趣”（哈貝馬斯）的再度疾呼，還有百多年來中國社會學在經驗與理論、日常與專業、公共與學術領域的墾拓，對社會良性運行協調發展理論的構建和闡揚等等，都一再說明了這一論題是社會學理路的聚匯點。在這個意義上，關于和諧社會的理想也展示了理論、邏輯和知識的軌跡。可以說，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和諧社會概念是一個富于創意的表達，它準確地把握了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把握了現代性至今難以化解的矛盾，也顯示出社會學中的一條基本思想脈絡。和諧社會目標和任務的提出符合現代性從舊式到新型的發展趨勢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諧調，個人與社會不和諧，自然和社會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之交，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人類對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綠色懲罰”；人欲的激發和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對資源控制權力的爭奪，導致了價值尺度的扭曲、倫理準則的變形。于是人類“向地球發動的戰爭”變成了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戰爭”（參見諾曼·邁爾斯：《最終的安全：政治穩定的環境基礎》，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雙盛、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國際社會的一系列巨變，進一步推動了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人們越來越省悟到，人類對自然的擄掠和人類的自相奴役，是與人類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現代性就其實質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學技術的解放而是人類自身的解放，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巨大的生產力，是實現人類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學技術之所以在現代性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只取決于它能夠服務于人的完善、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解放目標的實現，否則，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這樣，探索新型現代性便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世界性潮流和趨向。社會和諧和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不僅符合現代性在當代進展的趨勢，而且也是對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精華的繼承和弘揚。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豐富的文化學術遺產，其中關于“和諧”、“和合”的思想同樣十分豐富。張岱年先生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兩

個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倫和諧；二是天人協調。人倫和諧是說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天人協調是說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創立的“和合學”，在全面總結、提升古代的和諧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化解沖突，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文化、人與心靈和諧的戰略構想。總之，新型現代性標志著不斷促進社會的和諧，提高社會的和諧度；而舊式現代性則意味著人與自然的不協調、人與社會的不和諧。這是兩種現代性的本質差別。社會和諧和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新型現代性的日益自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的提出是對新型現代性的積極回應應當看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不是對以往的歷史和知識問題的簡單回復，而是反映了我們黨對現代性過程的實踐和理論，以及中國社會的經驗現實提出的根本性問題，所作出的積極回應。現代性過程正處于歷史性的轉折時期。在西方古典現代性階段上，前現代社會的余韻啟發了西方社會思想家的一個質樸的信念，即社會有如一種生命體，通過自然的生長和進化，可以向理想社會穩步推進。但是，舊式現代性的實際過程，使個人、社會和自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世界大戰、奴隸制、貧困、集中營、核武器、種族滅絕、文明沖突、世界的東西隔離、南北分野等等，顛覆了這種歷史進步信念的脆弱基礎。西方社會學也一再對這些畸形的社會事實進行審視、反思和批判。然而，迄今為止，這類思考還不足以對和諧社會的問題給出睿智的回答。這也說明，如果我們仍然依循舊式現代性的路向，以“人”和“社會”的滿足為目的繼續掠奪自然，社會與自然、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最終是無法彌合的。馬克思當年立足于西方現代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揭露了異化社會的實質，指出“本真勞動”向“雇傭勞動”轉變的結果，使資本具有了生命，人卻喪失了尊嚴，并形成了恢復勞動的本真性和向人的自我狀態回歸的宏偉構想，闡述了人類解放和社會變遷的歷史趨勢。在這種革命批判型社會學理論指向下，涌起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波瀾。蘇聯建立了以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發達的行政官僚體系的經濟基礎。集權、強制和壓制性的社會結構瓦解了社會行動主體多元并立的利益格局，摧毀了真正的社會公共生活，也在事實上虛化和消解了人的解放。這一模式重演了西方舊式現代性的社會與自然、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失諧。蘇聯的解體使我們必須弄明白和諧社會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和諧社會，正如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的，就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運行論的術語來說，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對當代中國社會來說，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些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貫穿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雙贏互利。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說，和諧社會就是雙贏互利的社會，也就是使構成我們社會的各方、參與我們社會發展的各方，都能獲得雙贏互利，而不是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雙贏互利，這是和諧社會的要旨，同樣也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旨。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則是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是不可能達到社會和諧的，同樣它也是社會發展問題上的“零和游戲”，是片面的、不協調的、不可持續發展的舊式發展觀的集中體現。現在，實踐已經表明，我國經濟轉型兼具雙重使命，即從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的變遷，和由舊式現代性向新型現代性的轉換。在這一過程中多種因素同時并存、相互交織，形成了種種復雜的社會效應。隨著社會風險化和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的擴展，我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也進入了新的活躍期。種種問題對我們現行的政策、體制、服務和管理系統構成了挑戰。因此，在重要戰略機遇期達到“社會更加和諧”，也就成了向新型現代性轉變的必經之途。可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包含了對西方舊式現代性弊端的深刻檢視，表現了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學理論發展趨勢的現實預感，以及對經濟全球化時代社會變革經驗事實的概括總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場促進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的偉大實踐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和諧社會思想，把理論的可欲性與現實的可行性融為一體，將和諧社會納入了可行化過程。“可行化”意味著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和諧社會的構想成為一種社會事實。應當看到，社會的風險化會形成更多的非預期性后果。這需要我們對現實中的多重事實做出權衡，提高社會結構的自我耦合、調節和矯正的能力。其一，奠定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要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依靠科學技術，以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就要進一步深化對舊式現代性的反省。如果任憑人的欲望的驅使，繼續將自然當作手段和工具，就無法擺脫來自綠色的詛咒，也無法避免遭受來自綠色的懲罰。應當認識到，社會是人文系統和自然系統的整合體，必須以此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工程的一個基點。其二，形成和諧社會的學習特征。今天，重構傳統已成為一種“傳統”，社會紐帶不再取決于承襲。現代社會是學習型社會。在社會學視野中，學習型社會意味著學習型主體的普遍化，是社會行動主體（個人以及集體、社會和國家）的自我更新。這種更新將體現在主體行動意義和生活實踐方面，最終將體現在社會制度和結構之中。所以，通過這一過程能夠推進人的對話和溝通、共識和信任，從而使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創新資源得到擴展。學習將促成主體行動與社會結構的膠著、互生，也必將構成向和諧社會趨近的實踐。其三，把握和諧社會的工程指向。現代性是人類型塑歷史的工程。新型現代性意味著與舊式現代性不同的工程指向，要求我們對社會工程采取積極反思和能動創造的姿態，進行新的規劃、設計和運作，以及社會生活的重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法律秩序的法治化、社會管理的社會化、公共服務的公共化，等等。這些重建應廣泛地涉及市場、婚姻、家庭、社會

群體和組織，旨在修復和鞏固社會團結，為和諧社會鑄就堅實根基。其四，加速和諧社會的主體培育。現代性是人的自我更新、自我造就、自我解放的時代，人的主體化意識和行動是現代社會工程的基本保證，也是和諧社會和新型現代性的重要標識。

第二篇：社會浮躁深層原因

社會浮躁深層原因

就國家而言，太平、安康、穩定、持久是理想的發展目標。就個人而言，歲月靜好、心亦安然，似乎才是中國人所追求的更高境界。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中國人太浮躁了”。在當下中國，“浮躁”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情緒和心理狀態，更是一種社會狀態、公眾情緒、普遍性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甚至是人們用以闡釋社會運行邏輯的流行概念。人們對浮躁和擺脫浮躁有共識，卻難逃“浮躁—焦慮”惡性循環。

從個人的急躁、惶恐，到社會整體對立竿見影的過度追求、對速成快富的推崇，再到制度層面對經濟效率的傾向性引導及社會整體安全感的缺乏，浮躁突破了階層、行業的藩籬，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著社會良性運行。“個體的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整個社會的浮躁。整個社會的階段性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浮躁徹底失去約束。”對于中國而言，反思當前社會浮躁的成因，分析其形成機理，應該是正當其時。

社會浮躁為何會從點到線再演變到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什么，以至會如此被浮躁問題所困擾？對此，專家的解讀有很多種。比如，社會浮躁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及社會轉型大背景密不可分，急速社會變化引發制度變革造成的不確定感和人們在精神與心理上的失落感、壓迫感造成社會浮躁；社會利益結構、關系網絡、價值觀念、利益需求模式和文化傳統改變，導致主體心理機制趨于不穩定、沖動與非理性相交織的浮躁狀態；社會競爭加劇、個人攀比心理、欲望過強等造成的個體心理亞健康；媒體的引導不當，渲染負面心理、負面價值，導致的浮躁蔓延等等。由此可見，社會浮躁的形成絕非簡單的個人問題，而是各種因素交錯影響下的綜合作用。

社會發展變革決定了不確定性必然存在，但這并不意味確定性無從獲得。在不確性中尋求確定是破解浮躁問題的切入點。既然社會浮躁形成的原因錯綜復雜，對社會浮躁的化解和消除，也應多管齊下。健康社會心態的形成需要社會與個人的互動與合作。在體制范圍內作適當的制度調整以及進行價值重建，社會的基準共識才會顯露出來，以可行的程序、機制來推進制度建設和公共治理，健康的社會公共生活才會慢慢形成。媒體客觀理性的輿論導向，個體心理調適、正確歸因、選擇多重參照系、不斷提高自身修養，浮躁的社會心態才會趨于沉淀消解。

本期策劃我們約請朱力、管健、趙暉、蔡樂渭、褚松燕等諸位專家學者，分別從社會學、心理學、制度因素等角度探究社會浮躁問題，深入剖析社會浮躁形成機理以及深層原因、社會浮躁特性及其危害，并著重從制度建設與公共治理角度探尋化解社會浮躁的途徑，以期促成良好健康的社會心態，推動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社會浮躁的心理與行為特征可歸納如下：第一，沒有計劃性。第二，沒有持久性。第三，沒有穩定性。第四，急躁性。第五，恐懼性。第六，不平靜。浮躁是一種沖動性、情緒性、盲動性相交織的病態社會心理，它與艱苦創業、腳踏實地、勵精圖治、公平競爭是相對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對自我的準確定位，使人隨波逐流、盲目行動，對組織、國家及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極為有害，必須予以糾正。

—朱 力

浮躁之氣，不僅影響個人的成長進步，也阻礙工作的創新、社會的發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也由此而滋生。力戒浮躁之氣，需清醒地認識和把握浮躁癥候群由何而來，找到病灶。一個浮躁的領導只能好大喜功、盲目自大，一個浮躁的組織無法反躬自省，健康成長。力戒浮躁之氣，需倡導求實之風。

—管 健

社會浮躁起源于個體心理活動的不穩定運行，并通過社會互動行為而擴大影響，進而成為一種非正常的、失衡的普遍社會心理。市場經濟發展為產生社會浮躁心態創造了條件，但更為重要的是程序規則意識淡薄、程序制度建設的不完善導致了浮躁心態。遵循程序正義原則可以制約對結果的過分追求，幫助個體獲得理性認知以避免認知偏差，限制情感欲求對心理機制的過分影響，進而達到認知理性與欲求感性的平衡，防止沖動多變、混亂無序的浮躁心態的形成，最終遏制社會浮躁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趙 暉 周 赟

社會浮躁既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更是一種社會行為狀態。對于制度來說，其所關注的是人們行為的調整，它并不能直接調整社會心理狀態，但基于浮躁行為與浮躁心理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度（特別是其中的法律制度）可通過調整人們的行為而達到間接調整浮躁心理的作用。

—蔡樂渭

化解社會浮躁之道就在于在不確定性中探究確定性，或者說，在社會中發現制約不確定性的規律或“定數”，用“定數”來穩民心。古今中外的治理智慧顯示，這個“定數”，就在于一定價值共識基礎上的制度建設和責任共擔，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當前人們對社會浮躁的抱怨本身就意味著對社會浮躁的反思，這也使得通過制度建設和公共治理來約束、沉淀社會浮躁獲得了較好時機。

—褚松燕

第三篇：《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正義》讀后感

《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正義》讀后感

讀了這本書，我發現本書中關于人與自然的觀點與我們道家先賢的思想是何其一致。自華夏文明產生之日起，先民們一直體驗與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如何對待自然的問題。中國古代道家的先哲們更早地表現出體認自然的敏感性和超越性，形成了樸素的生態智慧。事實上，這些非凡的生態倫理思想，與幾千年后本書中提到的深層生態學理論高度契合。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闡述。

第一點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統一而非對立。深層生態學是西方當代環境保護思想中最重要的流派，是一個與淺層生態學相比較而生的概念。深層生態學采取“理性的、全景的”觀點，拋棄了“人處于環境中心的印象”的人類中心主義，從整個生態系統的角度，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把“人與自然”作為統一整體來認識、處理和解決生態問題。深層生態學建構的理論基點是人與自然相統一的思想。把生物圈乃至整個宇宙看成一個統一的生態系統，該系統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現代生態學成果也證實，自然界的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存在之間、非生物存在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

道家哲學對這一問題早有卓見，它對人與自然的內在關聯具有天然的認同感。道家一切哲學思想都是圍繞“道”展開的，“道”是道家哲學的核心，是道家哲學最高和最基本的范疇。道家先哲以樸素的形式闡述了人與自然統一的價值取向。老子認為“道”先天地萬物而生，又派生出萬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包括人和天地在內的自然萬物均出自“道”，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和基礎，不論天地萬物的形態怎樣變化，都脫離不了其固有的本質。人與自然皆源于“道”，兩者和諧地統一于“道”之中，這樣，“天道”與“人道”實現了統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仍天地萬物都含有陰陽兩方面的因素，陰陽二氣交互作用形成一種平衡和諧的適勻狀態，這是人與萬物都具有的本源性的特征，這就從本體論角度論證了天人關系的統一性。

第二點是人對自然的態度：尊重而非凌越。深層生態倫理學將道德共同體的范圍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領域，把倫理“公正”擴大到對一切生命和自然界的關心，把道德“權利”概念擴大到自然界的實體和過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權利。實現上述根本性轉變的前提是人類自身要摒棄掉“以人類為中心”的倫理觀，轉而承認自然萬物的自身價值并賦予萬物與人同等的權利。這樣看來，宇宙萬物之間本不存在主客體關系。一切存在都有內在價值是深層生態學平等觀的前提，內在價值的平等決定了各種生命形式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平等。

在這一問題上，老子也不承認萬物中有主宰者，“萬物歸焉而弗知主，則恒無名也，可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明確地指出，道、天、地、人為域中四大，人只是萬物中的一個存在，與道、天、地并無高下貴賤之分，是平等的關系。這就否定了“人類中心主義”這一褊狹思想，承認萬物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內在價值，與現代深層生態學思想不謀而合。

人與自然的統一，是道家生態倫理思想的前提和出發點，道家對天人同源同質的價值判斷原則必然生發出樸素的生態平等觀這一倫理結果。道家超越了“人格平等”的觀念，使平等的觀念觀照到一切生物、非生物以及任何自然的實在，形成了廣義的平等觀——“物格平等”。

以上就是讀了這本書后我對該書的一些看法以及同中國思想的比較。

第四篇：和諧時代設計說明 2

和諧時代建筑設計說明

簡潔、大方、方便、美化是這個小區最大特色。綠化和建筑相互融合，天成一體。

小區的建筑分為高層住宅區，多層住宅區，別墅區，三個區域應景應勢而建。小區的道路依照建筑的布局修建。綠化是小區的亮點。進入小區首先以常綠樹作為背景，用富有特色的花灌木和草本類花卉加以點綴，達到四季有花。小區的東南角有一個人工湖，一座拱橋把湖面一分為二，閑暇之余，或泛舟水面，或湖邊長廊歇息，生活別有樂趣。

第五篇：男女平等內容習近平時代

男女平等內容習近平時代 2013年10月，總書記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突出強調要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在出臺法律、制定政策、編制規劃、部署工作時充分考慮兩性的現實差異和婦女的特殊利益。2015年9月，總書記在中國與聯合國婦女署共同舉辦的全球婦女峰會上發表了題為“促進婦女全面發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重要講話，提出了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全面發展的四點“中國主張”，開啟了促進我國男女平等事業和婦女全面發展的歷史新征程。

婦女與貧困、婦女的教育和培訓、婦女與保健、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婦女與武裝沖突、婦女與經濟、婦女參與權力和決策、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婦女的人權、婦女與媒體、婦女與環境、女童

如何從國家此層面貫徹男女平等：

具體措施在出臺法律、制定政策、編制規劃、部署工作時充分考慮兩性的現實差異和婦女的特殊利益，是總書記對全黨全社會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是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根本指針和時代要求。

在治國理政中深入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在出臺法律、制定政策、編制規劃、部署工作時充分考慮兩性的現實差異和婦女的特殊利益，是總書記對全黨全社會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是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根本指針和時代要求。深刻領會、堅決貫徹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就是要切實把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貫徹落實到治國理政的全過程和各方面。

——在法律制定和實施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也是社會主義法律制定和實施應遵循的重要原則。在法律制定和實施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就是要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各個環節建立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和制度機制，關切婦女訴求，考慮婦女需要，保障婦女權益，使我國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的男女平等真正轉化為現實中的男女平等。

——在政策決策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依法執政和依法決策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在政策決策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就是要在政策制定、實施以及績效評估過程中，以性別平等視角充分考慮男女不平等的現實狀況和發展差距，密切關注婦女的特殊需求，制定有利于男女平等和諧發展的積極政策和階段性傾斜措施，促進實現男女兩性在權利、機會和結果上的平等。

——在規劃綱要編制和實施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通過制定和實施規劃綱要保障婦女全面發展是政府的重要責任。在規劃綱要編制和實施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就是要依據男女兩性的現實差異和婦女的特殊利益，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中對促進婦女全面發展作出專項部署，在部門規劃中對涉及婦女發展的重點難點指標作出專門安排，在婦女發展綱要中確定和落實科學的目標任務和策略措施，促進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真正落到實處。

——在部署工作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推進男女平等事業和婦女全面發展需要通過一件一件具體的工作部署來實現，落細落小落實。在部署工作中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就是要將推動男女平等、促進婦女全面發展的目標任務納入工作方案的研究、實施以及考核評估的各個環節，精心研究、周密部署、責任到位、層層落實、科學考評，使黨和政府的關懷與溫暖最大限度地覆蓋到廣大婦女群眾，提高她們的受益度和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