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9探尋共青團參與社會治理的新路徑

建設樞紐型組織：

探尋共青團參與社會治理的新路徑

作為一個新領域探索，建設樞紐型組織既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點建設，也需要扎扎實實的陣地建設，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建立伙伴關系和對話機制，打造青年社會組織的孵化培育、資源共享、公共服務、訴求表達四大平臺，聯系凝聚青年社會組織積極投身社會建設。伴隨市場經濟充分發育、社會結構深刻轉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刻不容緩。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明確提出，要“深化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創新人民團體的活動方式，構建樞紐型社會組織體系”。去年底以來，廣東共青團以建設樞紐型組織為路徑，以“好社會·親青匯”青年社會組織培育發展計劃為抓手，大力創建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在競爭中開辟新域，在轉型中提升能力，在協同中推動善治。

廣東共青團建設樞紐型組織的實踐探索

樞紐型組織或者樞紐型社會組織，一般是指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與同類型、同行業、同地域等的社會組織開展廣泛而緊密的合作聯系，并發揮政策引領、業務指導、協調合作、服務管理等樞紐性作用的社會組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著力建設樞紐型組織是當前廣東共青團一項重要而緊迫的歷史任務。

作為一個新領域探索，建設樞紐型組織既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點建設，也需要扎扎實實的陣地建設，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建立伙

伴關系和對話機制，打造青年社會組織的孵化培育、資源共享、公共服務、訴求表達四大平臺，聯系凝聚青年社會組織積極投身社會建設。謀篇“布局”，共建試驗區，先行先試示范帶動。一是省級層面形成整體規劃設計。按照先行先試的原則，團省委注重在項目開展、資源對接、平臺搭建、功能發揮等方面進行宏觀設計和有效指導，全方位、立體化、多渠道地推進樞紐型社會組織體系建設；二是地市一級推動綜合改革試驗。中山共青團以青年社區學院、社會企業和樞紐型組織“三駕馬車”為有力抓手，形成全市上下聯動、擴點成面的樞紐型社會組織建設示范效應；深圳共青團打造全省第一個地市級青年社會組織綜合服務平臺——深圳市青年社會組織總部，為全市青年社會組織提供“一站式”綜合公共服務；珠海在工業園生活區建立異地務工青年服務社，建立起互助服務和對話協調窗口。三是區（縣）鎮（街）兩級打造特色“親青家園”青少年服務中心。廣州海珠區依托啟創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建設18個“青年地帶”社工站，服務全區6—30歲的青少年；荔灣區依托廣州市青年公園打造“親青家園”駐粵團工委廣州聯絡中心，構建服務異地務工青年新機制。佛山順德區著力建設鎮街“親青家園”青年坊，打造集青少年成長輔導、技能培訓、社團培育于一體的特色平臺。樞紐型組織建設的省、市、縣（區）、鎮（街）四級聯動，推動了31個試點單位建設，在全省形成了示范帶動效應和良好發展態勢。

多措“建點”，創建新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服務。一是依托團屬資源創建組織。如省級層面注冊成立廣東青年社會組織聯合會、廣東

省圓夢青工成長服務中心、廣東省青年文化創意聯盟等，逐步打造成為樞紐型社會組織，以資源信息優勢凝聚社會組織；二是志愿者組織轉型創建組織。如廣州啟智志愿服務總隊注冊為“廣州市啟智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由志愿者組織轉型為民辦非企業單位；三是駐粵團工委實體化創建組織。如河南駐珠海團工委注冊成為“珠海市新豫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以鄉情為紐帶凝聚異地務工青年，提供互助性質服務；四是發動青年企業家創建組織。如順德青年企業家協會會員佘永亮聯合其他會員自籌經費注冊成立容桂青少年成長促進會，通過承接公辦幼兒園等形式推動社會組織可持續發展。在各級共青團積極推動下，青年社會組織主動參與競爭政府購買服務、扎根社區提供各類公共服務。

互動“聯網”，搭建大平臺，強化協作凝聚力量。一是陣地供給吸引。依托青少年宮、青年活動中心、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等陣地建立社會組織培育孵化基地，吸引社會組織入駐；二是資金項目扶持。籌集青年社會組織培育發展基金，通過公益項目申報等形式支持社會組織；三是骨干培訓凝聚。舉辦親青匯訓練營、南方志愿服務公益大講堂，吸引青年社會組織骨干參與學習培訓、展示公益項目；四是活動交流聚合。舉辦親青議事、親青匯嘉年華、親青創造微公益、親青創意行動等，搭建青年社會組織開展對話交流、公益展示的平臺。通過發揮共青團的品牌效應，有力地聯系和聚合了一大批社會組織，提升了共青團在社會組織中的影響力。

目前，全省建立了212家“親青家園”青少年服務陣地，其中孵化基地有25家，孵化創建了147家青年社會組織，培訓了2500多名青年社會組織骨干，聯系凝聚了4838個青年社會組織，累計建立社會組織團組織3419個，成功推動青年社會組織參與政府購買服務總額超過6000萬元。

廣東共青團建設樞紐型組織的幾點思考

廣東共青團開展樞紐型組織建設工作，是在廣東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大社會、好社會”過程中探索中國特色樞紐型組織新路子的積極作為，也是順應廣東乃至全國加快社會管理創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新形勢下的有益實踐。

通過建設樞紐型組織，深化拓展共青團的屬性。一是強化政治屬性。黨章明確規定，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不論在革命戰爭年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時代，在聯系青年群眾方面，共青團始終發揮而且仍將繼續發揮著重要的樞紐性功能，共青團的政治屬性應不斷強化。二是延伸群眾屬性。作為黨聯系青年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密切聯系青年、與青年群眾緊密在一起是共青團最大的優勢，共青團要通過打造“樞紐”進一步凸顯群眾屬性。三是拓展社會屬性。共青團組織要積極參與社會建設，走在服務青少年群體和群眾的第一線，提升服務技能和專業化水平，培育青年社會組織成為社會建設的自治主體，以充滿活力的組織動員聚合社會組織，深化拓展自身社會屬性。

通過建設樞紐型組織，推動共青團自身轉型發展。一是團建上的“再組織化”。要深入貫徹落實好胡錦濤同志提出的“組織覆蓋全體青年、活動影響全體青年”的要求，就必須實現共青團組織從傳統的層級化向非層級化拓展和延伸。通過開展樞紐型組織建設，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在社會組織中建立團組織，強化聯系與協作，實現對社會領域青年的“再組織化”覆蓋。二是隊伍能力上的“升級換代”。開展樞紐型組織建設，就是要求各級共青團干部要主動掌握同基層青年群眾打交道的本領，扎根基層、社區，提升服務群眾的基本技能和專業能力。三是干部作風上的“下接地氣”。在全省各地鄉鎮、街道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設立團干部“親青接力站”，要求每季度開展5天或40小時的志愿服務，傾聽青少年心聲“接地氣”，讓更多的團干部更加緊密地與青年、與群眾在一起，幫助社會組織對接項目和資源，建立伙伴關系。四是工作方式上的“自我超越”。逐步淡化行政動員的工作方式，敢于以前沿視野和世界眼光來創新理念和思維，注重與國際接軌且符合本土實際的專業化操作手法，如項目運作、公益營銷和品牌管理等，推動共青團工作方式方法的“轉型升級”。

通過建設樞紐型社會組織，初步形成聯結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協同治理”模式。這一模式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訴求導向。由于社會建設尚處起步階段，社會群眾的發展訴求呈現累積性增長，共青團以發現和解決群眾性、社會性和公益性問題為目標，緊密聯系青年和群眾，培育青年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治理的行動主體，積極回應社會訴求和暢通訴求表達通道。二是功能分工。發揮共青團整合社會

資源、形成政策方案、疏導政策通道和推動政策倡導的優勢，發揮社會組織貼近基層社區、發現社會問題、設計解決方案的具體優勢，以準確的功能定位凸顯二者專業化分工，進而提升參與社會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應。三是常態聯動。共青團與社會組織建立日常聯絡和監督反饋機制，保證共青團對于社會問題的前瞻把握，對于青年社會組織的動向和趨勢及時了解和關注。與社會組織建立議事和評估機制，保證共青團對于社會組織突發性情況的主動介入協調，有效應對危機化解風險，切實發揮共青團的橋梁紐帶作用。

簡言之，廣東共青團正以“邊打邊像”的實踐來推進樞紐型組織建設，朝著社會化、功能化和專業化的方向推動共青團組織的自身轉型，初步探尋了一條共青團參與社會建設的新路徑，為構建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助力幸福廣東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篇：戶籍制度改革路徑探尋

戶籍制度改革路徑探尋

戶籍制度在我國自古有之。我國古代的戶籍制度，確立于西周時期，廢止于乾隆三十七年。近代，戶籍制度的職能向單純的統計人口為目的轉變。

一、新中國戶籍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五十多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發生，發展的歷程，大致分為形成、強化和改革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戶籍制度的形成階段（1949－1957 年）。1949 年，按照“先城市后農村”的順序，新中國逐步建立了戶口登記制度。第二階段戶籍制度的強化階段（1958－1980 年）。這一時期是戶籍制度發展期，也是嚴格控制期。戶籍制度主要發揮了控制人口遷移，特別是向大中城市遷移。第三個階段戶籍制度的改革階段（1980－）。80 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為了適應形勢和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中央政府對戶口政策進行了必要的改革。

二、當期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面臨的困境我國的戶籍制度自建立以來，對于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制度本身的弊端也就顯現，我國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改革并沒有完全解決矛盾。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面臨的困境如下：

（一）我國戶籍改革缺乏法制保障早在 1992 年，國家成立了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并于1993 年 6 月草擬出戶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農業、非農業二元戶口性質，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實行居住地登記戶口原則。1998 年底，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問題的意見》，旨在改革二元結構戶籍體制的新的戶口管理政策。但是，上述諸多文件都是以《意見》、《通知》等形式發布，從本質上說不具有法律效力。到目前為止，沒有一部權威性的戶籍法律指導戶改工作。

（二）戶籍制度改革缺乏系統性和徹底性在戶籍改革 20 多年的實踐當中，政府一直未能對戶籍管理制度進行系統的、徹底的改革。各項改革措施也多是在戶籍制度與社會經濟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迫于社會發展壓力出臺的。戶籍改革缺乏系統性。目前我們對潛在遷移人口的遷移意向、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約束遷移政策調整的障礙因素以及如何對遷移政策進行調整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沒有對戶籍改革的配套政策進行專門研究，因而對怎么修正戶籍制度，怎樣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的戶籍制度等問題，沒有成熟的意見。

（三）過分強調城市化作為戶籍改革的價值取向我國戶籍改革一開始就與城市化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改革過程中人們總希望戶籍改革能夠給城市化帶來些什么，但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體現在原來城市戶口中的“特殊利益”逐步喪失，同時在現代化過程中，城鄉空間距離縮短以及城鄉差距縮小等，都使城市對人們的吸引力減弱，以城市化作為戶籍改革的價值取向，不能涵蓋人口遷徙的內容，城市化只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預期。

三、戶籍制度改革的對策建議雖然戶籍制度改革關系社會的方方面面，改革措施也是見人見智，但是總體而言，戶籍制度改革應該通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技術手段來實現。

（一）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戶籍法律體系首先，應該在憲法上肯定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的基本權利。隨著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人、財、物大量流動，回復遷徙自由已成為社會發展和時代要求現實必然。其次，制定《戶籍法》，規范戶籍管理制度。我國戶籍立法滯后，現行戶籍管理仍在沿用五十多年前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一條例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應該借鑒各國通行的做法，對戶籍的管理以立法加以調整，用戶籍法來規范戶籍管理。

最后，修改和完善相關的行政法規。要適時調整和完善社會保障法、義務教育法、勞動法和選舉法。

（二）完善戶口登記制度，大力改革戶口遷移制度加強和完善戶口登記制度，就要打破原有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登記辦法，建立以居住地位標準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以戶籍所在地為主的登記，這樣有利于流動人口的統計和上報，不易出現人戶分離而產生的信息不準和信息漏報。借鑒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戶籍負責人口登記，管理、稽查以及了解人口數量與分布情況的功能。

（三）進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證制度加強身份證與戶口登記緊密結合；通過新技術的引進，加強身份證智能化建設。首先，通過身份證建設的途徑，進一步健全戶籍管理網絡系統。其次，發揮身份證對流動人口的信息掌握情況，逐步實現以人為主的動態管理系統。

第三篇：淺論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社會治理

一、當前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現狀

在第三次全國人民法庭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強調，要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為契機，不斷加強和改進人民法庭工作，進一步發揮人民法庭便民的獨特優勢，當好司法為民排頭兵，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作出積極貢獻。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強調，要深入分析新形勢下做好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深刻闡釋人民法庭的制度優勢和功能發揮。針對廣大農村“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的特點，人民法庭要在堅持合法自愿的基礎上，著力加強調解工作，妥善處理民間糾紛，積極修復鄰里關系，讓大量矛盾糾紛通過調解等方式得以化解，充分認識人民法庭在基層政權建設和基層治理中的重要意義。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也不斷復雜化、多樣化，給社會治理帶來很大難度，如果能夠積極發揮基層法庭的一線“作戰能力”（調解作用），有力配合鄉鎮機構、基層調解組織平息家庭糾紛，對于維護家庭團結和基層安定具有重大意義。

二、當前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

實踐證明，人民法庭尤其是地處農村的人民法庭有力配合地方鄉鎮機關，在維護轄區穩定，促進轄區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當前一些人民法庭在參與基層社會治理中仍存在自我定位不夠明確，審判職能不能得以延伸，維穩作用難以發揮等問題，筆者認為這是認識不夠清晰、措施不夠深入所致。

（一）參與治理意識不強

目前基層人民法庭個別干警將審判工作與綜合治理割裂開，二者之間沒有交集，從而導致參與社會治理工作意識不強，不能自覺地將審判工作與社會治理有機結合。沒有大局觀，養成了就案辦案的習慣，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基層矛盾和糾紛。集中體現在在審理案件時思想工作未做到位，特別是對一些離婚損害賠償糾紛、土地權屬糾紛等易于引起民眾矛盾激化的民事案件，沒有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不能及時消除雙方之間對立情緒，使糾紛未能及時得到化解，從而為社會治理工作留下隱患。

（二）司法為民意識不強

人民法庭承擔大量的民商事案件的審判任務，便民訴訟是基層人民法庭一如既往堅持的優良傳統。但個別基層法庭不結合農村仍停留在以往等案上門，坐堂審案現狀，忽略巡回審判、“假日便民法庭”帶來的便民實效，忽視了基層人民法庭和農村的特殊情況。一方面增加了群眾訴累，影響其正常生產生活。另一方面延長審判周期，村民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障。

（三）調解組織作用不顯著

有的轄區調解組織成立存瑕疵，甚至有的與村委會是一套班子，調解流于形式。大部分基層特別是農村調解組織處于“啞火”狀態，調解組織的作用未能得到應有發揮，人民法庭在其業務上的指導也不及時、不到位。

（四）法制宣傳力度不夠

第一，公開審判開庭旁聽人員不多，輻射范圍小，應有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受到限制。第二，深入鄉舍開展巡回審判、以案講法的工作不扎實，未能形成長效機制。第三，新聞媒體宣傳不夠。一方面，新聞媒體采稿質量要求高，采稿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基層人民法庭干警普遍偏少，而辦公條件又有限，不能安排專人負責法制宣傳工作，宣傳不及時、不到位，不能做到緊密圍繞當前農村社會治理較為突出的問題，結合典型案件進行廣泛宣傳與報道。

三、完善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功能

（一）深化參與農村治理意識

基層人民法院的地位和職能作用決定了其參與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層的審判組織，是典型的“到群眾中去”，它們更容易聽民聲、察民情、解民憂，非常有利于各類糾紛案件的順利解決。人民法庭參與社會基層治理中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它不僅充當人民法院參與社會治理的排頭兵，更是筑起整個社會治理工作的第一道防線。人民法庭通過依法審理大量民商事案件，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從源頭上解決關系社會治理問題，有力地防止人民內部矛盾的激化。因此，人民法庭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審判工作與農村治理有機結合

人民法庭參與社會治理必須立足于審判工作，高效優質的審判就是強有力的參與。審理易激起民眾矛盾的民事商案件時要格外關注社會輿論和影響。對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要妥善處置，避免涉訴信訪的發生。另外，要大力提倡巡回辦案、就地審理的做法，方便民眾參與訴訟，加快案件審結速度，減少民眾訴累，及時、有效維護民眾合法權益。

（三）強化基層調解組織作用

人民群眾之間產生糾紛往往首先反映到人民調解委員會（下稱調委會）。如果通過非訴調解，不再走訴訟途徑，不但可以避免矛盾沖突減輕法院辦案壓力，還更有利于解決“執行難”。同時，人民法庭調委會的支持與幫助下，有利于人民法庭提高辦案質量，加快辦案進度。《人民法院組織法》明確規定，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是人民法庭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人民法庭必須轉變以往“就案辦案”模式，從維護農村長遠穩定發展大局出發，擔當起對基層調解組織的業務指導重任。

（四）審判職能廣泛延伸

第一，舉辦公眾開放日活動。通過公開審判、巡回辦案、就地審理等方式方法，廣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培養群眾的法制觀念，減少和避免矛盾糾紛的產生。第二，強化司法建議工作。嚴格要求通過書面建議形式向有關單位發函，并及時對建議進行跟蹤反饋。創新開展具有農村特色的司法建議工作，充分發揮司法建議的重要作用。第三，完善定期回訪制度。開展定期回訪工作，及時對相關當事人進行跟蹤反饋，鞏固辦案效果，防止不和諧聲音的產生。

（五）加強人民法庭建設

一是加強人民法庭組織建設。領導重視、組織關懷是法庭發展的有力推手，同時，嚴格選拔德才兼備、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的干部選拔到基層法庭擔任領導崗位。二是加強人民法庭“軟件”建設。本著“政治強、業務精、作風硬”的標準鼓勵年輕干警到基層鍛煉，使法庭始終保持新鮮血液和新的活力。重視法庭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讓干警真正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三是加強人民法庭硬件建設。良好的物質裝備建設是彰顯法律權威、法官尊榮的標志，同時，實現人民法庭辦公區、審判區、生活區有效分離，切實保障法庭干警人身安全。

四、結語

總之，人民法庭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是深入推進司法為民的現實迫切需要。人民法庭積極參與基層社會管理就要把服務百姓、維護轄區一方安寧作為人民法庭工作的永恒主題，就要將助推社會管理創新作為人民法庭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就要以審判為核心，更為廣泛地延伸拓展審判職能，努力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重視化解農村社會矛盾，減少涉訴信訪案件，及時反映和協調民眾各方面利益訴求，切實解決好群眾最實際的困難。妥善處理好政府和群眾利益關系，從源頭上預防減少社會矛盾。整合資源力量，形成府院有效對接、綜合施策的化解矛盾新格局，確保基層各項事業健康有序發展，助推基層社會治理新體系的構建。

第四篇：國家審計參與國家治理的方式和路徑

國家審計參與國家治理的方式和路徑

摘要：從國家治理的高度來看，國家審計應走出傳統的財政財務收支審計，不僅僅考慮財政財務信息真實性的評價，更應看到具有較高層次的“受托責任”。未來的國家審計，應從財政財務責任評價，發展到對行政責任的評價。因此，國家審計監督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之一，完善國家治理機制是國家審計工作的目標和任務。

關鍵字：國家審計 國家治理 方式路徑

一、國家審計與國家治理的關系

國家審計與國家治理的關系可以表述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審計本身就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內生于國家治理的；二是國家審計為國家治理服務，通過特有的獨立監督對國家治理發揮作用。概括起來應該是國家審計來源于國家治理，同時反作用于國家治理，審計的國家治理作用是國家審計存在的基本前提。

從前一個方面看，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加強國家審計本身的治理也是很有意義的。審計署近年來不斷推動審計的法治化進程，健全和完善審計的體制機制，創新和改進審計的方式方法，逐步加大審計隊伍建設的力度，無不體現著對國家審計本身治理的極大重視。毫無疑問，搞好審計本身的治理既是完善國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審計發揮為國家治理服務的一個首要前提。

從第二個方面看，近年來，通過不斷加強審計監督，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作用，也都體現著審計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突出特征。

審計實質上是國家依法用權力監督制約權力的行為，其本質是國家治理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內生的具有預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統”，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織部分。可以從四個方面去理解：一是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國家審計始終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從政治制度設計看，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系統中的監督控制系統，既是內生的，又是獨立的。三是從審計運行機制來看，國家審計有效發揮“免疫系統”功能，對改善國家治理具有重要意義。四是從增強治理績效來看，國家審計通過發現并促進問題整改，保障各項治理措施落到實處。

國家審計與國家治理的關系其實并不是一個新問題。2004年12月原審計長李金華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律系主辦的“中國財經法律論壇”上就發表過《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工具——為問責導航》的演講，明確提出了“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工具，要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命題，同時指出“完善治理是中國長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需要社會各種力量共同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時下大家討論的“國家審計與國家治理”問題，不僅是對“審計免疫系統”論的深化，更是我國審計理論和審計基本經驗的總結，也是隨著我國審計實踐的不斷發展，對進一步提高境界、提升層次，更好地履行審計監督職責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國家審計與國家治理這一命題的提出對把握審計發展的規律、一般與特殊的統一，推動中國特色的審計理論、審計制度的創新，促進中國審計工作的全面科學發展，都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工具的意義

在我國當代民主框架下，將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的有效工具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一)拓展了國家審計的作用范圍：從單純審查財務、財政收支到關注體制與制度的改革 在我國，從國家審計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我國國家審計的監督范圍，不斷地在拓展。自我國各級審計機關成立以來，在改革開放之初，計劃體制的特色還是十分明顯的，國有經濟的大統一格局下，財政審計在“上審下”的制度下，維持了很小的規模，而國家審計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方面；此后，財政審計在《審計法》的強力推進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而隨著中央“國退民進”的政策實施，企業審計的規模發生了較大的萎縮。在財政審計方面，增加了“績效審計”的力度，使傳統財政審計向深層次延伸。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國家審計增加了社會保障基金的審計，環境保護審計和駐外機構審計等等內容，國家審計的范圍在結構上與內涵上均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應當看到，那種“出了西家走東家”式的微觀式的審計的確解決了被審計單位的某些問題，改進了相關的工作，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國家和地方在管理體制與制度層面上的問題，使國家審計實際發揮的作用很有局限性。國家審計如何在我國轉軌時期這個許多方面無序的狀態下，以很少的資源消耗，通過解決“點”上的問題，再深入到解決“面”上的問題，顯然是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體制與制度問題解決了，也就達到了國家治理的效果。(二)強化對官員個人權力的制衡：經濟責任審計的深化

一開始對企業負責人的經濟責任審計，到后來對縣級以下領導人進行經濟責任審計，再到現在的對廳局級、省部級領導干部進行經濟責任審計，我國的國家審計已經將傳統的財務、財政收支審計，延伸到了對領導人職務責任的審計，使國家審計成為制約公共機構個人權力的有力工具。經濟責任審計被認為是中國國家審計的一大特色。仍然可以斷定：“經濟責任審計將成為未來國家審計的亮點”。在最近十年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幾乎沒有重大突破，新的經濟基礎與落后的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重重，其中，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官員腐敗；而目 前，在所有的腐敗中最突出的是“用人”腐敗。這是當前干群關系緊張的根本原因。解決對領導干部的權力約束問題，自然是離不開經濟責任審計。在我國政治體制沒有根本性改變的狀況下，經濟責任審計將一直是解決干部腐敗的有力工具，并且可能發揮越來越顯著的效果。在未來，經濟責任審計將成為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突破口。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入了“瓶頸”，由于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掣肘，政治改革舉步維艱；在政治改革中，核心問題是干部任用問題，這導致“吏治”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經濟領域的問題是所有問題的集中體現，而所有的腐敗都與獲得不正當經濟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在反腐敗方面，賦予國家審計以重任，國家審計不應當缺席。國家審計成為國家“反腐倡廉”的重要工具，是我國特殊時期國家治理的一項重大要求。在目前，黨組織的經濟控制權力邊界并不明晰，在這種情況下，部分黨的基層領導人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將不可避免；在我國現行的***的政治制度下，對權力的制衡本來就存在著某些缺陷，在黨的部分基層領導人借黨的名義濫用權力時，對這些領導人的約束就十分必要；而對國家治理，也應當考慮“治黨”的問題：后一個問題解決了，前一個問題就容易多了。國家審計將經濟責任審計擴展到黨組織層面，是經濟責任審計發展中獲得的重大突破。(三)增加對執法機構的約束：國家審計立法功能的突起

從建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角度看，政府的“管理”職能應當向“服務”職能轉變，這意味著需要將本來市場調節的權力歸還給市場，即政府的權力應當縮小。但是，在社會轉軌時期，政府的經濟控制權力不是在變小，而是在事實上表現為一種無序擴展的態勢；堅持“中國特色”已經成為某些政府官員強化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正當借口，為了維護市場化改革的成果，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必不可少。國家審計需要通過提出有關的立法建議，使政府“依法行政”，達到治理政府的目的。

三、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實現途徑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各方面對審計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廣。各級黨委、政府希望審計工作在推動制度創新、機制轉變、政令暢通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客觀上要求審計必須更加緊密地圍繞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開展工作，提供更加有價值的信息和建議，更好地為黨委、政府決策服務；社會公眾希望審計敢于揭露違法違規事實，嚴肅查處大案要案，及時把審計結果和整改情況向社會公告，客觀上要求審計必須狠抓質量，提升水平，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即使是審計對象對審計的要求也在提高，希望審計公平、公正和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被審計單位更好發展，這就要求審計機關要在關注真實、合規的基礎上，更加關注效益情況，并提出切實有效的審計建議，促進科學發展。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的實現途徑主要有：

（一）政策和體制層面：

1、促進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貫徹落實。

這些年來，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黨和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規定、辦法和措施，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些政策措施是否得到認真貫徹落實，是關系改革發展成敗與否的大問題。由于種種原因，有的地區、部門和單位在貫徹落實國家宏觀政策方面還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如：有的不會或不善于利用政策，有的打政策擦邊球，有的自立章法違背政策的精神實質，這些問題如果不很好地加以解決，就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國家治理的順利運轉要求確保黨和國家重大方針和決策部署的政令暢通，國家審計通過經常性地檢查監督，可以及時掌握、積累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且對各種經濟信息進行驗證鑒別和篩選，以判明經濟信息的可靠程度，最終為宏觀決策、公民參政議政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

國家審計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發揮促進作用，首先要為國家有關部門進行科學決策提供及時、客觀、可靠的信息，審計機關在審計工作中要注重分析和反映國家相關政策措施和重大工程項目的執行和管理情況，以及政策和項目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為國家科學決策和完善宏觀調控政策，加強公共投資項目管理提供支持；其次要在審計工作中發現和查處違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問題，保障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落到實處。

2、揭示體制、機制和制度性問題，推動深化改革。

溫家寶總理曾指出，審計機關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充分發揮審計監督的建設性作用。劉家義審計長也指出“建設性決定著審計的生命力，決定著審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國家利益，決定著審計能夠在多大范圍內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國家審計在揭露問題的同時，充分發揮建設性作用，通過揭示反映體制性障礙、制度性缺陷和重大管理漏洞，開展從現象到本質、從個別到一般、從局部到全局、從苗頭到趨勢、從微觀到宏觀的深層次分析，提出改革體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規范機制、強化管理、防范風險的建議，促進完善體制制度、深化改革，促進提高經濟社會運行質量和績效，才是審計工作最大的成果，才能充分發揮“免疫系統”功能，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審計工作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十一五”期間，全國各級審計機關審計和調查72萬多個單位，注重揭示和反映經濟運行中的普遍性、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和新情況，深入分析原因，并從制度、體制層面提出意見和建議，為黨和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決策和管理提供了真實的信息和依據，為推動政策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運用國家審計治理功能優化公共政策評估機制。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往往直接關系到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如果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學性，那么決策失誤帶來的負面效應則會顯現出來。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公共政策的實踐中，存在著重政策制定、執行，輕政策評估的現象，一旦出現決策失誤，最終買單的將是社會公眾。前任審計長李金華在多次指出，我國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的決策失誤以及由此帶來的損失浪費比貪污腐敗現象更嚴重。我國目前還沒有構建公共政策評估機制，使得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沒有法律依據，甚至可能服務于少部分人的個人私利，這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法治水平。陳振明（1998）認為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策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方面的信息，作為決定政策變化、政策改進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據。也就是說公共政策評估是一種事后評估，是對公共政策執行過程的評估，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評估政策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之間的差別的過程。因此，根據該定義，國家審計無論是從評估主體、評估方法，還是信息獲取的角度，都是能夠勝任公共政策評估的角色之一。國家審計署每年會依照公共財政流向的重點，以及涉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領域，對一些財政專項資金進行審計。政府應構建公共政策評估制度，充分利用審計結果服務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避免過去國家審計發現的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因為阻止錯誤的發生要遠比發現和糾正錯誤更有效和經濟。同時審計工作報告應注重在進行歸納分析的基礎上，全面評價政策執行情況和效果，集中反映帶有普遍性和傾向性的問題，這有利于引起重視，更能有效地為加強宏觀管理提供決策依據，促進更好地研究和解決這些共性問題，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4、促進政府責任法制化，建立健全問責機制。

根據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政府應是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政府行使行政權力必須明白權力源于人民。在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上，政府為人民存在，人民政府應始終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實現者和維護者。為實現政府權力本位向責任本位的轉變，國家審計應相應發展其權力制衡功能，從現在聚焦于經濟活動層面的審查監督深入落實到人員責任層面。也就是說，國家審計不僅對各個政府部門和各項具體經濟活動的真實、合法和有效性進行審計，查錯防弊，還要對發現的問題進一步追溯到個人責任。對存在問題者，無論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公職人員，國家審計都須依法查處；對依法行政者，國家審計則應解脫其對民眾的責任。這種追究制度，能使政府重視其在各項公共服務中對民眾所承擔的經濟責任，并為解脫責任將任務細化層層分解落實到個人，形成責權對等的體制，實現責任政府的蛻變。首先，國家審計監督要關注政府在預算執行過程中的責任。因為審批預算的權力來自人民，這種權力的最終實現必須依托于預算的有效執行，否則，人民的權力就會旁落。其次，國家審計監督要關注政府部門履行責任的有效性，積極開展效益審計。因為取之于民的資源，只有用之于民，并用出成效，才能滿足納稅人的要求，這才是政府責任的最終歸宿。再次，國家審計監督要關注一切受托經營者的責任，促使這些受托經營者在使用人民賦予的權力時，時刻不忘對人民承諾的責任。

5、深化政府預算審計制度推動政府預算改革。

政府預算是公共財政的主要載體和核心內容，涉及國計民生，關系到最廣泛的公共利益。作為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國家審計，應對政府使用公共財政資源的合法性、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進行審計。要實現國家審計的治理功能，應對我國現行的政府預算審計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首先，應建立政府預算編制審計制度。新《審計法》第十六條規定，審計機關應當在每一預算終了后，對預算執行情況和其他財政收支情況進行審計。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的預算審計機制主要以事后審計即預算執行情況進行審計為主，沒有建立起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后檢查相結合的全面預算審計機制。因此，應建立政府預算編制審計制度，以確保預算執行審計的客觀、公正和有效。其次，應建立全部政府性資金審計制度。我國預算執行審計的重點是預算內資金，大量有利于預算管理體系外的其他政府資金未納入審計范疇。實際上所有的政府資金，無論是預算內還是預算外，都屬于公共資源，因此國家審計對象的范圍應擴大到對全部政府性資金，建立全部政府性資金審計制度。最后，對政府預算執行績效審計制度化標準化提高政府效能。我國的績效審計還處在起步階段，對績效審計僅僅還停留在關注和認知的層面上，沒有形成制度化規范化，缺乏對實務的指導。在面對不同審計對象時，其的特殊性給績效審計造成了困難。因此現階段應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制定適合我國制度背景的績效審計機制。通過深化政府預算審計制度改革，實施政府預算審計，能夠揭示政府預算制度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推動政府預算制度改革和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今年的審計工作報告在最后一部分，針對審計中發現的問題，提出了改進預算編制、加強預算執行管理、改革財政體制、完善中央政府投資管理、以及明確金融國有資產的收益分配和預算管理制度等五個方面提出了改進的建議。由此可見，國家審計有助于提高整個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二）經濟安全層面：

1、維護經濟安全，保障國家根本利益。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復雜化的日益加深，國家經濟安全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從近年來審計情況看，當前影響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總體呈現出綜合交織、結構繁雜的態勢，既涉及財政、金融等宏觀經濟，也涉及具體產業、企業等微觀經濟；既有呈現出嚴重后果的問題，也有尚未暴露的潛在風險；既有整體問題，也有局部問題。國家審計是國家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家經濟安全預警機制的重要一環，注重發揮保障國家經濟社會健康運行的“免疫系統”功能，自覺將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作為審計工作的首要任務，把審計工作更好地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積極從財政安全、金融安全、國有資產安全、民生安全、資源與生態環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揭示和反映事關全局的、整體的、戰略性問題和關系到國家重大經濟利益、關系到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大經濟風險，從制度體制上深入剖析原因，向決策部門反饋信息、提出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對策建議，促進政策的調整與完善，促使有關部門強化管理和監督，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國家的根本利益。

2、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在新起點上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不同的利益主體，形成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逐步由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變為裁判員，政府的職能定位于調節、監督、管理和服務，需要國家審計機關對其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情況、對市場的監管情況及其服務社會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反映。國家審計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銳利武器，這是因為審計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市場經濟的法制性、自主性及自我調節性特征客觀上需要審計扮演經濟執法的重要職能；市場經濟自身存在缺陷，需要政府通過審計監督加以彌補和糾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需要運用審計監督手段揭示和處理；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出現的跨地區、跨國界的經濟結果，需要審計部門相應的監督措施。市場越發展，越要加強審計監督，通過加強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審計監督，促進良好市場競爭環境的形式，從而謀求市場主體間的利益和諧。

（三）社會公正層面：

1、推進法制、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法治以及法律的公正性對善治而言都很重要。法治指一個完善的法律框架，公正合理而且能夠被嚴格地執行。法治的內涵包括對個人和群體的權利同樣地保護，違法必究。法治保證所有公民人人平等，公民所服從的是法律，而不是當權者的想法，法律保護弱勢群體不受剝奪和壓迫。以依法執政、執政為民為核心的法治政府必定會制定法律和制度來約束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員的權力，防止權力的隨意擴張而損害社會公眾的合理訴求，維護社會公正。構建法治社會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國建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目前社會上以權代法、損害公眾利益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國家審計要利用其自身職能充分為推進法制、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服務，在日常審計工作中要堅決查處違法亂紀和破壞公平正義的行為，為構建法治社會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做出貢獻。

2、揭露和查處違法違規問題，加強反腐倡廉建設。

近年來，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均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反腐倡廉形勢也依然嚴峻，一些崗位腐敗案件多發，一些領域違法違紀問題突出，一些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屢禁不止，如決策失誤、違法亂紀、損失浪費、會計信息不真實等，違法違規和犯罪手段不斷翻新，也更加隱蔽和高智能化，查處的難度也越來越大。而這些情況僅僅是表象，實際上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權錢交易等腐敗問題，尤其是危害性巨大的集體性腐敗問題。從2010年情況看，審計通過上繳財政、減少浪費等促進增收節支2099億元，挽回或避免損失344億元；向有關部門移送案件線索和事項3092件，有2541人（次）受到處理，其中查出領導干部對違規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問題金額249億元，82名被審計的領導干部和465名相關人員的問題被移送司法、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最大程度地挽回損失，推動了反腐倡廉工作。因此，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揭露和查處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和經濟犯罪案件線索、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仍然是國家審計的工作重點。需要明確的是，揭露和查處重大違法違規問題不是審計的目的，而是一種途徑、一種手段或者一種方式，要通過查處問題促進反腐倡廉建設，進一步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國家審計要在反腐倡廉工作發揮重要作用，就必須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依照中國憲法、審計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中國的審計機關對所有管理和使用公共資金的單位、項目和事項進行審計和專項審計調查，并對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工作部門、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等單位的主要領導干部，以及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法定代表人進行經濟責任審計。國家審計要充分利用這一職能，通過審計的監督、揭示和評價，將政府和官員的權力約束在人民的授權范圍之內，并將政府和官員履行受托責任的程度和水平公開披露，接受人民的監督，促進權力與責任匹配，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度性約束。同時通過揭示和分析違法違紀行為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查找制度上和管理上的漏洞，更好地從機制上、源頭上懲治和預防腐敗。

（四）社會公眾層面：

1、國家審計應該為公眾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保障。

公眾參與國家治理是一個法制國家的重要特征，也是廣大民眾的愿望和訴求。國家審計加強與公眾參與治理的良性互動，是有效地化解和防范社會風險及隱患，加強社會風險管理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的授予，因此國家權力必須服務于社會和公眾的需要。國家權力并非無限，政府等管理部門執行國家權力必須合法、高效、廉潔、透明和負責任。因此我國人民民主和依法行政等憲政基本原則，決定了作為國家權力部門之一的國家審計機關，必須以滿足人民的利益的和需要作為工作的首要目標。國家審計保障公眾參與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實行審計信息公開，審計機關應認真貫徹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通過透明審計行為，公布審計結果，擴大公眾的知情權，為公眾參與國家公共領域治理活動提供正確的指引信息、客觀的評價標準等，充分發揮審計“免疫系統”功能。

2、健全審計結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透明度。

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政府正在向透明政府轉型。國家審計的監督職能要求其能夠對政府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督，并能夠向社會公眾提供政府的財務和績效信息真實合規性的報告，從而促進擁有信息的社會公眾質疑政府財政政策的制定和結果，使政府對財政政策的執行更加負責，同時增強社會公眾對宏觀政策選擇理解和信心。因此，審計結果公告制度是實現透明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審計結果公告制度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披露政府行為，通過多方監督和促進其他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和透明；另一方面披露國家審計的工作，告訴社會公眾審計機構做了什么，接受社會公眾、同行或相關部門的監督和評價。我國自1999年首次向社會公布審計結果以來，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和共鳴。我國關于審計結果公告制度的法律是2006年修訂的《審計法》，第36條規定“：審計機關可以向政府有關部門通報或者向社會公布審計結果。”其中“可以”一詞表明了是否選擇公告是審計機關的一種權力。同時《審計署審計結果公告試行辦法》（2002）第9條規定“未經批準擅自發布審計結果公告的，應當依法追究有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表明其中人為色彩依然濃厚，缺乏制度約束。因此應根據國家相關保密法規的規定，對涉及諸如國家安全的國家機密的內容予以保密，除此之外應一律公開。也就是說，應該將審計機關公告審計結果的“權利”改為“義務”，將審計結果公告的“批準制”改為“核準制”，逐步做到“以公告為原則，以不公告為例外”，通過制度約束保護了公民的知情權，同時也可以更好地保護審計機構，免于受到相關的打擊報復。這種審計公告制度，不應僅僅停留在最高審計機關的層面上，對于地方審計機關也應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此外，對于審計公告制度的法律化，還應注意完善事前告知和事后救濟等一系列法律程序。

第五篇：【共話地產】探尋轉型新路徑 新風向

【共話地產】探尋轉型新路徑

新風向

2016年8月13日.貴陽.主題為“互聯網+地產”的2016中國房企轉型高峰論壇在貴陽市國際生態會議中心順利召開，來自全國近百位房企高管和相關專家到會，分享探討房地產在當前變化的市場格局下，如何通過互聯網化引領企業未來發展路徑，實現新發展，共享這一場精彩的知識盛宴。

對于房地產企業在目前形勢下如何轉型？如何進行互聯網+？如何進行供給側改革？如何去庫存？如何尋找到適合企業自身的發展路徑，找到下一個風口，跟上互聯網+時代的步伐，房地產分論壇特別組織業界大咖進行了一場交互對話，探尋新路徑，新方向。話題涉及：結構化改革與房地產、互聯網+地產的新思考、數據的價值轉化、物業服務的升華。蘭州中和集團董事長洪濤先生、重慶大正物業CIO劉成剛先生、中電建馬易濤先生、戴德梁行胡國聯先生參與了此環節，并就如上話題發表了各自的獨特見解，并和現場提問的同仁進行了積極的互動交流，氛圍極佳。（如下還原對話真實場景）

主持人：2016年1-6月房地產市場回暖明顯，房地產是否已經探底走出了低谷？如果沒有，那么如何從供給側入手進行結構化的改革去庫存，釋放市場壓力。請問中和集團董事長洪濤先生我們開發商如何進行結構化的改革，如何從供給側切入營造適銷對路的產品，在房屋質量、綠色建設、精裝房上面如何考慮和推進改革去庫存？

洪濤：關于咱們房地產在新的形勢下，怎么樣開發一些對路的產品，怎么適應新的市場環境，我今天想分享兩點心得：

一、前年中和投了一個教育類的地產，取名為教育港，在原來開發的項目中有很多商業的辦學機構，都是做輔導。我們集中專門做了教育港，這個項目效果非常好，當年就全部投入運營。這個項目成功后接著就有兩個地方招商引資，我們再給建教育港的同時，當地政府就要給我們一些優惠政策，一些很好的商業土地。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項目，教育項目的運作期間都非常良好。另外我們和白云區政府還搞了一個美術館，就像產業園區的概念。實際上很劃算，因為教育類、文化類獲取的土地都屬于商業土地，資金成本低。

二、住宅開發，當時我們與白云區做教育美術館，政府給了一個住宅用地，我們最后和碧桂園合作做了一個高端勞斯萊斯產品，很多別墅，開盤當天就清盤，而從建設到清盤就用了3個半月時間，所以說真正的好產品還是有市場的，并不是過剩，謝謝大家！

主持人：從教育地產到高端勞斯萊斯的地產產品，獲得很高的收益，洪總開發了適銷對路的產品。其實在這個行業里面對于大數據的研究，以及國家政策和戰略到都已到了一個新高度，大數據最大的價值是通過數據提高社會生產力，將大數據作為未來新興增長點培育和挖掘，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變革和創新創業。請問中國電建地產集團公司馬易濤先生：如何將企業的結構/非結構的數據轉化為有效的價值，在戰略決策和經營管理方面進行應用？ 馬易濤：大數據的概念提了已有幾年，一些先進的理念都是從西方傳過來的，現在中國也在提大數據和互聯網+，但如何與實際的行業、產業結合，如何與國內實際情況結合，尤其如何與企業的業務結合是需要思考的。數據是龐大的，但是企業要解決有沒有的問題，要把相關的數據進行積累和整合，最遲可能只是小數據，經過一段發展即大數據，可以應用到企業的經營分析上。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中電建地產從14年1月開始至今應用了500多個管控流程，今年做半年的經營分析報告時，分析了500多個流程將近2000個員工產生的26萬條數據流，并得出一些結論。從出差差旅費和員工請假流程信息就可以分析出員工在崗和請假的時間；比如如果你是拓展部的高管，需要全國各地飛去拿地，每年的出差時間應該是2/3左右，如果外出只有2/5時間那工作量是不夠的。現在各個區域都想拿地，其實拿地是一個資源，會占用集團的資源，一方面是錢，一方面是人力物力。總部要判定你是不是適合拿地，就會對你進行評估，那就是項目運行情況，從歷史數據就可以分析出來。這個對比分析報告，分母是你當時拿地的可研，每年的動態執行很明顯的分析出來。包括企業經營分析數據，都會給企業決策帶來越來越高的效率提升。我想說一點：任何一個企業對數據的整理和整合是永遠不晚的，且只有大的樣本量可行性才比較高，我們總是在說大數據，從我個人的感受來講，數據一定要全，可能要有專門的人員對看似無關的數據進行挖掘，怎么樣分析清楚數據背后之間的邏輯關系，給企業的決策者提供有附加值的參考。

主持人：非常感謝馬總的精彩分享，馬總在企業做信息化經營工作很多年了，剛才講得非常實在，實際上基于數據的決策是可靠的、真實的。今年一批物業公司的上市，也導致新一輪資本市場對物業很看好，物業公司以前是不盈利，現在是創新了一種全新的模式，物業服務的領域還是有文章所做，來自重慶的大正物業公司也在利用互聯網工具進行轉型和重構商業模式讓物業服務企業更好的盈利層面上有自己的一番作為，請劉總分享一下，謝謝。劉成剛：首先我介紹一下重慶大正物業有限公司，它從成立到現在已經21年了，從最初一個簡單的商場管理到現在運作管理全國350個項目，在川西地區，政府機關的公共辦公樓，大型的公關事務局都在我們的囊中；整個重慶可能85%的份額都在接受我們的物業服務，商業地產除了朝天門以外，解放碑、觀音橋等等都是屬于大正物業服務的范疇；園區也是其中的一類；物業服務首先要提升服務品質，大正物業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起草了相關的高效的標準，在地方的高端寫字樓等等去運行。如果說利用互聯網工具提升盈利能力，我們做了工程巡查，比如說巡查保潔工程，采用掃地車去看有沒有掃干凈；用互聯網的方式去解決員工問題，我會知道在某個區域有多少員工上班，這些員工具體分布在哪幾個點，還有哪些可以做區域性的調度。在工程部分，我們還采用互聯網模式強化手機的運用，就是搶單。以前是工程維修點去維修，可沒有人怎么辦？每個地方的人力和技術不一樣，可能在維修的時間上也不一樣，通過互聯網去改造其中不同類型的維修點，就可以把勞動模式改變了。大一點的地方可以進駐人員，區域項目可以進行搶單，整個員工的工資結構也隨之調整，真正節約了企業資源。

在當前面臨市場挑戰的情況下，我們遵循一個根本性原則：活下來就是戰略，物業行業必須這樣做。我們在巡檢過程中每個人每天要發現10條問題，現在很多的項目經理覺得坐在辦公室非常舒服，但是必須要巡檢，信息化其實就是這么簡單。

主持人：非常感謝劉總，企業是有想法的，也是有辦法的。大正物業是物業百強企業的26位，相當厲害，我想在劉總的帶領下大正物業今后會走出更好的發展路徑。剛才我們看到戴德梁行的胡國聯博士就城市科技角度做了很多漂亮的展示，接下來請胡博士就房地產企業要智慧化轉型，做有智慧的地產方面再做一些分享。胡國聯：剛才我提到城市科技，其中有幾塊沒有在PPT里面講，怎么通過城市科技去打造智慧城市。比如很多傳感器可以知道商鋪里面的人流，經常去逛哪類商品，哪些租戶的分配是最合理化的，因為商鋪里面有不同的商家。比如說我們也提到不同的辦公樓資產，之前一直有說建設信息化模型。其實在海外是有一個基礎的，因為我們發現通過它會對整個建筑的建造、施工等等一層一層的相關數據進行累計，很多人一直在講，但實際應用是比較少的，一些好的企業利用它的數據模型是可以提高整體的資產維護水平的。比如住戶發現漏水，可以通過模型知道如何快速切入漏水點，并找到相關的配置來進行修護。還可以更好的進行管理設備的維護，比如我們一直在說在整個管理里面是希望提供預防性的維護，就是當這個設備還沒有發生問題的時候，就可以預測問題會何時發生且及時修復。通過科技應用，不僅僅讓房地產保值增值，更重要可以對業主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

主持人：感謝胡博士，也再次感謝嘉賓們的精彩分享，看看臺下的嘉賓有沒有需要交流的？

臺下提問：我是從青海來的，我們公司主營業務是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是一個綜合體，和一般的商業地產還不一樣，有自己的百盛集團和步行街，想把這些打造成為一個屬于自己的系統。商場的客戶和社區的業主在邏輯關系上有一些沖突，商場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借助今天這個機會，問問在座的嘉賓，看有沒有好的方法把這兩個不同的客戶群體融合到一個系統里？

胡國聯：我是從幾方面來考慮，首先你有一些特定的條件，你的用戶群有不同的人群可能對系統的需求、接入點都不一樣；第二在推廣過程中，你是想一攬子納入范圍里面還是逐步去推，是一套系統還是不同的系統。具體有幾點建議：

首先我個人認為你這個平臺要是云端平臺，可能是一個PC端、手機端； 第二、云端平臺可以是開放式的，也可以是半開放式的。根據不同的用戶群根據自身的需求，有些是封閉的，有些是公開的。

第三、人群可能是外部的人流進入到商場里面會接觸到某些信息，通過信息的交互來體現綜合體里面可以獲取到的信息，需要根據用戶群對信息的需求進行區別。

第四、這個平臺要很容易的接入系統，在整個綜合體里面有不同的子系統構成，每個子系統只能服務部分用戶群體的需求。在每個子系統的平臺上應該是一個很容易的接入點，這個接入點又可以有效控制數據共享的靈活度，因為有些數據不用跨平臺、跨子系統的共享，有些數據是可以進行BI的分析，所以在整個系統規劃中，我建議你全盤考慮，在全盤體系下針對不同的用戶對信息的需求打造子系統，子系統對數據的安全性和分享性進行詳細的規劃，將你的子系統既能封閉式的滿足要求，也能進行交互式的管理和實現價值。

結束語：各位嘉賓今天在一起能夠結合行業發展趨勢無論是地產+、互聯網+探討了未來的轉型路徑和經營模式，給更多的企業一個借鑒，我們相信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會在中央政府的調控下，各個企業主動轉型下會迎來一個高潮，因為我們感覺今天互聯網時代，各種通信技術把人們更加緊密地連接在同一個網絡世界——一個超越物理條件約束的虛擬空間里。網絡拓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和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