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人民調解在基層

——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司法行政社會治理研究

常德市鼎城區司法局

胡澤瑜

眾所周知，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擁有者繁復多樣的文化內涵，自然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文化差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必定會有摩擦和矛盾，彼此之間的妥協退讓是化干戈為玉帛的最好途徑。我國自古就有“和事佬”，現在更是在法治領域實踐和完善著人民調解制度。

在我國法治建設的道路上，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法的運行是基本。但是，在傳統思想指揮下大多數人還是拒絕與“衙門”打交道，這往往阻礙了民眾對法律運行的監督，非常不利于在此過程中的法律普及和法治建設。龐德曾經說，“民眾對權利和審判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法律來說是一個壞兆頭”。

法律的價值從實踐中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群眾的智慧來源于勞動，勞動就是實踐，實踐中出真知。

任何人在實踐中所接觸和領悟的東西最容易被理解和深刻記憶。因此，法律既不應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應銘刻在銅表上，而是應銘刻在每一個公民的內心里。

而恰恰，最貼近人民生活的制度就是基層人民調解制度，最可能為廣大群眾廣泛參與的制度就是基層人民調解制度，最能將普法融于實踐的制度就是基層人民調解制度，最能被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接受和徑口相傳的就是在基層人民調解對法律進行實踐而產生的一個個真實的、在身邊的鮮活案例。故而，基層人民調解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層人民調解制度的作用力顯而易見，那么我們該如何將他們廣泛運用，利益最大化呢？

一、保證過程的合法和結果的情理法相融

在我國的法律發展史中，歷來承載著“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在中國引進和推廣程序正義的觀念，強調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就具有重要的意義。程序法治是實現和諧社會的主要途徑和重要表現，這不僅體現在司法中，還貫穿于社會治理的各方面，理所當然的也作用于人民調解制度當中，也應當貫穿基層人民調解的始終。

作為一名基層司法行政工作者，在平時的工作中，對此頗有不同的體會。在基層，許多的矛盾糾紛都是突發性的，偶然性的，甚至可以說是“雞毛蒜皮”的，一般不會上升到法律層面。如果說嚴格執行上級文件下達的文書程序，實然是不現實的。從群眾的角度來說，文書程序意味著一個簡單的矛盾糾紛案件中，群眾至少簽名四次，他們往往會覺得“我就一件很小的事情，幾句話的事情，為什么要簽字？你們拿我的簽名要干什么？”繁瑣的文字程序往往會導致群眾對基層調解的排斥甚至是不信任，如果不加以大量的溝通，長久之下是否會導致基層人民調解制度的舉步維艱？事與愿違呢？

程序的正當固然有利于保障糾紛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和最終的調解的效力。但是僵化的、不切實際的、繁瑣的程序是否真的一概而論呢？在我看來，大量的基層人民調解中，我們要約束和規范的是人民調解員的行為，而不是群眾。人民調解制度本就是從現實生活提煉出來的優秀經驗加以理論化，它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將矛盾大而化小、小而化無。將矛盾糾紛在群眾身邊解決，消滅在萌芽狀態。而現在上級對于人民調解工作的檢查多以書面材料為準，要求了一套非常完備的文書體系，這其實在基層人民調解實踐中是非常棘手甚至是攔路虎。群眾不理解，“雞毛蒜皮”的小事我說沒事了，為什么你們還要反復來找我。古語有云：家丑不可外揚。在大多數群眾還是傳統觀念，事情過去了就過去了，如同風過無痕，你非要留下痕跡加以證明，反倒留下了隔閡。

關于上述方面的考量，是否還值得我們深究和摸索探尋呢？

二、要靈活的運用多種方法和技巧

1、注重人民調解中的人文關懷

所謂人文關懷，通俗點說就是“暖人心”，通俗點做就是換位思考，站在矛盾糾紛當事人的角度理順事情的來龍去脈，從當事人的實際利益和根本目的出發化解矛盾，平息事件。許多的事情在生活中沒有是非對錯，更多的是情理溝通，求同存異。只要是在不違反法律法規和各項政策的大前提下，在人民群眾接受和自愿的原則下，各方面的妥協和利益平衡。

2、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矛盾調解

家長里短，鄉里鄉親，遠親不如近鄰居……在基層人民調解中，社會的力量是驚人的，群眾的作用是無窮的。我們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到人民調解中，特別是在鄉鎮基層地區范圍內，要充分的動員出各組各村里有名望有聲譽廣受群眾尊敬的老人、前輩和領頭人。“唯馬首是瞻”——我們是不是一直都有領袖情結？我們的骨子里是不是都是信服那個站在隊伍前面的人？在基層人民調解工作中，我認為一個很大的工作重點和精力重心應該是加強對這批人員的培養和法律知識的宣傳教育。在案件的具體解決過程中，有他們的參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們的法律水平和法制觀念的提升，就如同“允許一批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從我個人的思想觀念出發，我的崇拜者，我的榜樣就是我前進的動力，我仰望他，信服他，就會追隨他的步伐，提升自我的能力水平。我想這樣的思想感情應該是普遍的，我們要充分發揮好社會力量，樹立群眾榜樣，將普法工作日常化，擴大工作效能。

三、充分運用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幫扶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目前在我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是向西方社會管理制度的學習與模仿階段，第二階段是適應自身社會變化的改造與創新階段，近年來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也就是我在這里所指的第三階段：適合我國國情發展的規范與完善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體系和制度建設不斷推進，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樣化，政府購買服務，將社會力量納入到日常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實踐中，讓政府的服務職能更貼近群眾，形成社會分工各方面的良性互動，此項舉措其實在當下各種社會管理實踐中已經得到了足夠的認可。政府購買服務儼然已經成為我國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所采取的普遍而有效的一項重要舉措。

基層人民調解制度在長期實踐中一直有大量的社會力量參與其中，特別是在許多農村地區范圍內，“和事佬”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作用。在許多的基層調解中，當事人不一定信服調解委員會的成員，會認為他們是“坐在辦公室吹空調看報紙的官”，不了解群眾，不能站在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但是，對于他們熟悉的人，普遍會更容易接受，會帶著類似于“天然的”信任。在基層人民調解工作中，矛盾糾紛的解決更多的是在法律大框架下，情和理的博弈，情理之間的平衡。群眾在糾紛的解決中需求的不是長篇大論的法律依據，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人情觀念和鄉規民俗。恰恰，地方社會力量在這方面是具有先天優勢的。

實踐已經在許多方面予以證明，推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是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加快服務業發展、引導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徑。

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司法行政社會治理，特別是在人民調解制度的理論和實踐中都體現出了一種力量的積蓄，等待一個很好的時機迸發，我國法治建設的成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蟄伏，一定會在某個點實現井噴。對于深化社會法治領域的改革，推動普法工作的進行，整合利用社會資源，增強公眾法律意識，激發法治建設的活力，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提高政府服務水平和普法效率，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