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我國民事訴訟審級制度

淺析我國民事訴訟審級制度

摘要：我國實行的民事訴訟審級制度是兩審終審制，這是建國初根據我國的國情建立的，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我國經濟的發展，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出現了許多弊端，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改革，進而制定適合我國現狀的民事訴訟制度。

關鍵詞：兩審終審一審終審三審終審

多年來，我國訴訟終審制度一直實行兩審終審制，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兩審終審制出現不少的弊端，已不能滿足現實需要，這不僅降低了結案效率，而且影響了法院判決的權威性。我們認為,司法公正的實現很大程度源于審級制度的保證。要想從制度上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最大限度地減少終局裁判出現差錯的必然性,完善和發展符合審判規律的訴訟制度,最終實現司法公正,現行的兩審終審制應進行改革。縱觀我國當前的兩審終審制,其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我國民事訴訟對當事人上訴的條件相當寬松，導致了訴訟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在我國，任何案件，不論訴訟標的額的大小，不論案情是否復雜，也不論當事人出于何種目的上訴，都可以因一方當事人遞交上訴狀而引起二審程序，由上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第二次審理。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一方面即使是訴訟標的額小、案情簡單的案件，只要當事人上訴，就可以進入二審程序，這使得一個很簡單的案件甚至是極簡單的案件，亦或是幾角錢的案件也不能及時審結;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當事人出于僥幸心理或故意拖延時間等非正當目的，而濫用上訴權的現象時有發生。

（2）案件請示制度使上下級法院聯系緊密，侵害了當事人的上訴權。案件請示制度也稱為內請制度，是指下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就案件的實體或程序的處理，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上級法院請示，上級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復的制度。[1]由于法院體制設置上的行政化，再加上案件請示制度使第一、二審法院的關系更加職權化，導致了二審法院在審理上訴案件前容易向一審法院傾斜，審理時會出現先入為主的現象，所以二審通常以維護原判決結果來結束訴訟，這嚴重地侵害了當事人的上訴權。其次，上級法院在對實體及程序問題裁決時，勢必會干擾下級法院的審判工作，使設立的兩審終審形同虛設，蛻變成為了“一審終審”。

（3）終審法院的級別過低影響了法律的統一適用，危及法律權威。根據級別管轄制度，絕大多數的案件由基層法院作一審，中級法院成為主要的終審法院，高級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進行二審的案件數量有限。終審法院的級別較低，受中級法院審判人員的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的限制，以及對法律的認識程度不同的限制，其管轄范圍又較小，難免各級法院在理解和適用法律上有出入，不利于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2]同時，由于審判級別過低，與地方利益存在較多牽連，因而難以有效抵制司法運行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3]

（4）再審程序無限擴張，審判監督程序的頻繁啟動，導致“終審不終”，已經影響了正常的審級制度。審判監督程序，是指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當事人、法院和檢察院認為確有錯誤的，提起再次進行審理的程序。審判監督程序作為兩審終審制的補充，在糾正已生效的錯誤裁判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再審程序的啟動方式多樣、啟動條件過于簡單等種種不足，審判監督程序也存在明顯的弊端。而且，再審制度也嚴重削弱了終審判決和裁定的嚴肅性與權威性，對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和司法穩定性帶來了嚴重的挑戰，使人民群眾對法院判決和裁定的法律效力產生懷疑。

由此可見,我國二審終審的審級制度,無論從其內在結構和制度特征,還是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情況來看,都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因此進行適度的改革是必要的。具體有以下幾條建議：

（1）建立上訴許可制度來實現一審案件的分流，對部分民事案件實行有條件的一審終審制。某些經過一審法院審理并獲得裁判的案件，只要在法律規定的限制上訴的范圍之列就不得提起上訴，裁判一經作出即產生效力。其基本法理在于：對于小額訴訟，當事人和國家都不愿支付與訴訟收益不相稱的訴訟成本，繁復的程序雖然以確保公正為目的，卻可能違背當事人的本意；同時從司法資源配置來看，個案訴訟占用過多的司法資源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平。[4] 我國如果考慮劃定上訴最低爭議標的價額，也應當像德國民事上訴制度改革那樣，將排除小額案件獲得上訴救濟的金錢價值標準降低到足以保證司法效率的最小

限額之內。[5] 除此之外，還應考慮嚴格限制上訴審理中新證據的使用。在美國，上訴法院不會考慮新的證據，當事人在上訴中不得提出新的證據，不得傳召證人作證。上訴法院通常遵循一審法院作出的事實認定。

[6]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52條第2款規定：“對法院的事實認定，無論基于口頭或書面證據，除非有明顯錯誤，都不應被撤銷。應當重視給予初審法院判定證人可信度的機會。”[7]

（2）設立三審終審制，制定嚴格的適用條件。實行三審終審制，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案件都可以經過三級法院的審理才產生既判力，也不是當事人能以任何理由都可以上訴到第三審法院。除了將第三審審理的范圍限于法律審外，為了防止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濫用第三審程序，現代各國均對提起第三審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制。[8] 這些限制總的說來包括上訴金額的限制與上訴理由的限制兩個方面。關于上訴金額的限制，以德國民事上告制度為代表，要求上訴人提起第三審的案件價額須超過一定的金額標準始得為之。關于上訴理由之限制，具體而言，我國可以考慮借鑒德國民訴法的規定，對許可當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的理由作如下規定：（1）案件的性質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如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集團訴訟的案件、判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案件等。（2）第二審判決違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決。[9]（3）第二審判決涉及法的續造，需要第三審法院作出判決。

（3）實行飛躍上訴制度。未來改造我國的民事上訴制度時，應當允許當事人在對第一審的事實認定沒有爭議，只是對法律的適用存在異議的情況下，達成不經過第二審程序而直接向第三審法院上訴的書面協議，當事人直接進行三審上訴，由第三審法院進行審查，作出是否許可的決定。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566條之1規定：“對于州法院所為的第一審終局判決，可以依照本條規定，越過控訴審，直接提起上告。越過控訴審，須經對方當事人同意。表明同意的書面陳述，應附于上告狀中；這種陳述也可以由第一審的訴訟代理人為之……提起上告和表明同意，視為舍棄控訴審的上訴。”

（4）改革再審程序。變無限再審為有限再審，有的學者提出，應當對再審作如下的必要限制：第一，對一審判決，當事人未提起上訴的，一審判決生效后，不得申請再審。第二，再審后發現新證據的，不得申請再審。第三，已經經過再審程序的，不得申請再審，即同一案件只能再審一次。第四，最高人民法院終審的案件不得申請再審。第五，對無糾正可能的判決、裁定不得申請再審。第六，無糾正必要的不予再審。[10] 取消法院自行再審制度，限制檢察機關抗訴范圍

總之，審級制度是為保證法院裁判公正服務的，隨著我國實際情況的發展變化，對審級制度加以調整是十分必要的。當然，這種調整需要立法上的變更。我們相信，對我國現行審級制度進行認真的法律思考，并適當地加以調整，必將對提高審判質量，更好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發揮重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常怡。《比較民事訴訟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335.[2] 張璇.對建立多元化民事審級制度的理性思考[J].學術交流，2004，(4).[3]劉作翔.中國司法地方保護主義之批判——兼論“司法權國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J].法學研究，2003，(1).[4]參見傅郁林：《知識經濟與程序法》，載劉劍文主編：《知識經濟與法律變革》，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5]參見齊樹潔、黃斌：《德國民事上訴制度的改革》，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6]參見湯維建主編：《美國民事訴訟規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頁。

[7]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Rule52（a）：Findings of fact，whether based on oral ordocumentary evidence，shall not be set asid eunless clearly erroneous，and due regards shall be given to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rial court tojudge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 ewitnesses.[8]參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編：《限制上訴第三審范圍之研究》，臺北1996年版，第115至208頁。

[9]《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指出：“2000年起，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適用法律問題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級法院審判類似案件時參考。”在全面推行判例制度尚有一定難度的情況下，似可通過把“二審判決違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先前判決”作為當事人對提起第三審具有上訴利益的一個理由，從而進行該制度的局部嘗試。

[10]參見景漢朝、盧子娟：《論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之重構》，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

第二篇：淺析我國民事審級制度

淺析我國民事審級制度

審級制度是一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法律規定的審判機關在組織體系上設置的等級，當事人可以上訴或檢察機關可以抗訴幾次，一個案件經過多少級法院審判后，判決、裁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的一種訴訟法律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兩審終審制”。但是兩審終審制也存在例外，人民法院依照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所審理的案件，實行一審終結。

我國兩審終審制是從實際國情出發而確立的，確立這一制度對便于民眾訴訟，便于人民法院在其轄區內行使管轄權，及時保護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等都起到了積極地作用。相對于現代西方大多數國家采用的三審終審制而言，我國的兩審終審制也能保證審判質量，因為我國二審程序實行的是全面審查，同時我國的審判監督程序具有強大的糾錯能力，而且當事人在判決生效后如果不服還可以進行申訴。

兩審終審制度在現階段是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但是在其運行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弊端，一方面體現在結合其他法律制度時其自身顯現出來的缺陷，例如我國的級別管轄制度使得可能出現終審法院級別較低的狀況，由此又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終審法官水平較低、出現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兩審程序流于形式等等。另一方面體現在我國國民整體法律素質偏低所造成的兩審終審制的運行現狀，法院方面，上級對下級的監督變為行政化管理的現象很嚴重，民眾方面，由于對上訴條件的不加限制，民眾往往在二審中拿出在一審前就掌握的有利于自己的證據以期待終審勝訴，而且濫用本來是為了糾正審判錯誤而制定的再審程序所賦予的申請再審的權利，使得審判效率反而變得低下，違背了我國確立兩審終審制的初衷。

總體看來，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制度基本上是適應我國現狀的，要解決現實中兩審終審制實行時存在的弊端需要從提高我國國民的整體法律素質做起，另外，培養合格的法官也是當務之急。等到我國國民整體的法律素質提高起來，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的水平也提高起來，審判監督程序能良好的運行起來的時候，我想兩審終審制將更好的體現出它的優勢，現階段存在的弊端亦將不復存在。

第三篇：試論我國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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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我國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的改革

陳繼蘭

民事訴訟中的和解，是指民事案件在立案后、判決前的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平等協商，達成協議，以解決民事爭議，終結訴訟活動。與“當事人對抗型”的判決結案方式不同，和解及調解均為“當事人合作型”的結案方式。在歐美國家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和解特別是庭前達成和解的比率較高，成為終結訴訟的主要方式。而我國的狀況是，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比率相當低，而經法官調解達成協議的比率較高，與此相聯系的是對改革完善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進行探討的文章較多，而對和解制度進行研究的文章少見。審判實踐中，由于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調解率，出現了法官以判壓調、“和稀泥”無原則調解甚至久調不決等現象，使得理論界和實務界開始對調解制度的不足進行探討。筆者認為，對訴訟中的和解及調解這兩種制度應當同樣給予重視，而不應厚此薄彼，在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制度之外，應當完善和解制度作為補充。本文在借鑒其他國家相關法制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分析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的缺陷，就如何對其進行改造提出若干建議。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的缺陷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91年頒布的、2007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該法第51條規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上述規定過于簡單，存在以下缺陷：

1、關于和解的合意與合法之間的關系沒有明確規定。如民訴法第13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但又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當事人通過和解終止訴訟，是否必須符合“以事實為根據”和“以法律為準繩”的要求，特別是在遵循實體法和程序法方面必須達到什么程度方為合法，沒有明確的規定。這給一些當事人鉆法律空子留下了“余地”，司法實踐中難以避免當事人可能利用“和解——撤訴”這一形式來達到規避甚至違背法律，或者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合法權益的非法意圖。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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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關于法院對當事人撤訴享有審查權的規定也相當地原則，具體到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的問題，法院如何審查，不好掌握，造成實踐中的操作隨意性較大。

2、關于證據調查和交換的規定不充分，對法官在和解中的作用未作規定。考察其他國家的法律，對庭前準備程序中的證據調查和交換以及法官在訴訟和解中的作用均有較為具體的規定。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庭前準備程序中關于證據調查和交換的規定很不充分，造成當事人在審判前無法得到足夠的訴訟信息，對雙方的爭點及各自的權利并不明確，也就無法真正恰當地處分自己的權利。借用博弈論的一個確證無疑的結論是，談判者的權利愈明確，他們之間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就愈大;而談判者的權利愈模糊，他們之間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就愈小。再有，我國民訴法對法官在當事人和解中起何作用更是未作規定，實踐中法官一般是以積極調解甚至強行調解的形象出現的，而對促成、引導當事人和解基本上是消極的，有的法官還強迫或誘使當事人將和解協議轉化為法院調解書的內容，違背了自愿的原則。

3、對和解協議的效力規定不合理。我國民訴法規定了調解筆錄和調解書具有法律效力，而未規定和解協議具有法律效力。導致實踐中，一些被告在訴訟中故意以欺詐方式與原告達成和解協議，在原告撤訴后被告又反悔不履行和解協議。由于和解協議不能作為執行的法律依據，對原告方的權利保護不夠充分，使得當事人之間權利的配置不合理，積極參加和解的一方權利得不到保護和相應的司法救助，隨意反悔的一方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法律制裁，無法體現法律維護公平、正義的原則。

4、缺乏對和解的監督和補救措施。實踐中，有的案件雙方當事人借“和解—撤訴”的途徑達到了規避法律的目的，或者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與法制原則相悖，理應撤銷和解協議，否定其效力。但法律沒有關于對和解進行事后監督的規定，出現上述情形，依靠何種途徑補救，不是很明確，實踐中也不好操作。

改革建議

針對上述缺陷，借鑒國外有關和解制度的法制經驗，筆者對改造我國民事訴訟和解制度有如下一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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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定和解適用的案件范圍。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適用和解，首先，對于特別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蹤或者死亡以及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由于沒有明確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因而不適用和解。其次，對嚴重違反國家法律的民事案件，不適用和解，否則無法對這些案件的當事人進行必要制裁，違背了立法意圖。如對確認違法合同無效的案件，就必須作出判決。適用和解的案件范圍應排除以下幾種：〈1〉適用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2〉適用公示催告程序審理的案件;〈3〉嚴重違反法律，侵害國家、集體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案件。、確立中止訴訟的和解期制度。為鼓勵當事人合作，盡可能利用和解這一非對抗方式解決糾紛，可以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規定法院可以依雙方當事人的申請，也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比如針對婚姻家庭或者相鄰關系的案件)依職權決定中止訴訟一段時間，以便當事人冷靜下來進行協商，達成和解。當然，為了避免訴訟遲延，和解期不宜過長，如果是雙方當事人申請和解期的，簡易程序中應限制為十日，普通程序中應限制為1個月;如果是法院依職權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決定和解期的，簡易程序中應限制為五日，普通程序中應限制為十五日。

3、設立證據調查和交換程序(或稱為庭前會議制度)。證據調查和交換程序或稱為庭前會議，是國外法院比較通行的做法，就是在庭審前由法院召集雙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開會，對于雙方即將在開庭時出示的證據預先展示、交換，以便對對方的證據及案件事實有基本了解，同時尋求以非訴訟方式解決爭議的可能性，法官可以進行調解，或者引導、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證據調查和交換程序(庭前會議)被視為雙方基于事實和法律之上的一個有理有據的談判過程，為當事人提供了和平解決爭端的良好氛圍。當然，為了避免審判權對當事人訴訟活動的干涉和施壓，主持庭前會議的法官不得參與該案件的審理，即所謂準備法官與庭審法官的分離。

4、確認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法律應當確認和解具有終止訴訟的效力及強制執行力，可以作為向法院申請執行的依據。具體做法可以是將雙方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內容寫入準許撤訴的裁定書，并敘明“上述協議經本院審查，予以認可，并具有法律效力。”在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況下，另一方當事人可以據此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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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規范達成和解的方式。我國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未規定達成和解應采用的方式。實踐中常見的有和解筆錄和和解協議書兩種形式。一般而言，婚姻家庭類和能夠即時履行的小額債務案件可以制作和解筆錄，除此以外，應當由雙方當事人共同簽署和解協議書，提交法院審查確認。和解協議書必須是雙方當事人或特別授權的代理人簽署方為有效。這樣有助于法院確認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為將來申請執行提供確鑿依據。

6、建立對和解協議的監督機制。如果法律確認和解是終結訴訟的一種方式，且和解協議具有等同于法院判決的效力，那么就有必要建立對和解協議的監督機制，以防止當事人通過和解規避法律，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合法權益。具體做法是：和解協議必須經過法院審查確認方能生效;即使是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法院準許撤訴后，檢察機關、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可以通過抗訴或申訴，請求法院確認和解協議無效，法院也可以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依職權確認和解協議無效，對案件重新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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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民事代理權制度

喬鐵軍

民法作為一個傳統的法律部門，各項主要制度大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古老的淵源，一般都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始終沒有出現關于代理方面的法律規定，盡管到后期出現了“海商法”、“企業訴”、“特有財產所得利益訴”等法律形式但都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代理制度。究其原因，古羅馬法中未能形成現代意義的代理制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羅馬沒有形成發達的社會商品經濟。到187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關于隱名代理的法律規定出現了。在近代民法產生以前，作為中世紀商法重要部分的委托代理制度即已出現。在近代各國民商法中，委托代理較之法定代理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前者與商品經濟交換關系的相互關系更為密切。

代理權的概念，可以從我國的民法通則規定的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從代理的內部關系來考察，代理權與當事人的行為具有密切的關系，代理的內部關系包括委托授以關系和監護關系。前者，首先被代理人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才能授予代理人代理權;其次，受委托的代理人，也應當有相當的行為能力;再次，被代理人授出代理權，是充分的利用自己民事行為能力，借助他人的行為，廣泛的參加民事法律關系，以實現一定的權利。可見，就代理的內部關系而言，代理權或是使被代理人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民事行為能力，或是法律用于補救無民事行為能力或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法律觀念;從代理權的外部關系考慮，代理權只是一種資格或地位，這種資格或是地位，是指代理人得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向第三人為意思表示或接受第三人的意思表示的資格或地位。代理權是意味著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義與第三人進行民事活動，后辦直接歸被代理人。這是一種資格。在這種資格下代理人為實現被代理人的權利而行為。具有代理權，并不意味著有什么權利和利益，即使在代理中獲得報酬，也不是依據代理權，而是依據委托合同而已。

代理權的性質，在法學界眾說紛紜，在此簡列以下兩種：其一，非權利、非義務說。代理權者，代理人得為代理行為之資格也。乃代理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效力，得直接歸屬于本人之要件。代理人雖有代理權，但對于本人不能取得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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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權利，亦不負任何義務，本人與代理人間基于代理權所授予法律顧問關系而發生權利義務，系另一問題。故學者通說認為代理權為類似行為能力之一種法律上的地位，即非權利，亦非義務;其二，資格說。資格說又稱能力說，此說認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為民事法律行為或資格或地位，是代理人實施代理行為的行為能力。臺灣法學者鄭玉波也說過：“代理權者乃基于法律規定或本人授予，而生之一種資格也。代理權雖亦名為權，但與其他權利不同，蓋其他權利皆依利益為依歸而代理權對于代理人并無利益而言，故代理人只是一種資格或地位。”此說內容前面代理權概念中已論述過，此不在贅述。筆者認為代理權歸于資格說中的行為能力說較為確切。法律上的資格包括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前者是民事主體取得權利承擔義務的資格，而代理行為引起的權利義務直接歸被代理人。顯然，代理權不屬于權利能力范疇。后者是依自己的行為實施法律行為的資格。代理行為屬于法律行為，代理人依自己的行為實施這種法律行為，說其先進事跡行為能力，邏輯上應該沒有錯。

代理權的發生：我國民法將代理分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法定代理權是指定代理人根據法律直接規定而進行代理時的代理權，代理人和被代理人間往往有特殊的關系(如血緣、婚姻、隸屬關系)。委托代理的代理權指代理人根據被代理人的委托而進行代理時的權利。委托可以是口頭委托、書面委托或其他方法委托成立便形成委托代理權。但法律規定書面的，代理權的發生應當依書面材料為依據。指定代理是指人民法院或有關單位的指定而進行的代理。這種代理發生人民法院或有關單位的指定，但前提是沒有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

代理權的行使：代理權的實質是代理人為實現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行為。因此，代理制度關于代理權行使的最基本準則就是保證被代理人利益最大化。代理權的行使，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民事法律行為，是一行為法律事實的發生過程。因此代理權的行使不僅要遵守代理制制度的規定，而且還要遵守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規定。要正確行使代理權就需要遵循以下幾點原則：首先，必須在代理的權限內行使代理權。代理人只有在這個限度內實施代理行為方可產生代理的后果，如果超這個限度，就形成了超權代理。其次，應當維護被代理人的利益，認真負責地履行代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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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再次，委托代理人應當親自履行職責，不得擅自轉托他人.最后，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代理權，不得進行違法行為。

代理權的消滅：代理權的消滅，一些國家的民法中規定為兩種情形，即基于基礎關系和撤回。我國民法中將其分為三種情形，委托代理權消滅、法定代理權消滅和指定代理權消滅，分法雖然各異，但是實質大致相同。我國民法在委托代理中，“代理期間屆滿或者代理事務完成”、“代理人死亡”、“代理人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及“作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終止”與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權消滅中的“被代理人取得或恢復民事行為能力”、“代理人喪失民事行為能力”都應該歸置于基礎關系的消滅;“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辭去委托”和“指定代理的取消”應該歸置于撤回。

代理權的消滅的后果：代理權隨代理關系的消滅而消滅，代理人不得再以代理人的身份進行活動，否則即為無權代理;代理權消滅后，代理人在必要和可能的情況下，應向被代理人或其繼承人、遺囑執行人、清算人、新代理人等，就其代理事務及有關財產事宜何等出報告和移交的義務;委托代理人應向被代理人交回代理證書及其他證明代理權的憑證。代理人不得留置，以防止出現無權代理或表見代理，給社會造成不必要的糾紛。

代理權的權限：如果說對代理權概念的提示，解決的是其質的方面的規定，那么代理權限則是說明其量的規定性。代理人應如何及在何種程度內進行代理活動其依據就是代理權限。我國民法規定;授權代理就應當載明代理權限，超越代理權限的代理行為，被代理人追認后方可發生效力，否則，后果自己承擔。代理權可分為全權代理和非全權代理。代理人在為被代理人利益著想的情況下，能夠獨立自主的進行代理活動，且無須向被代理人匯報請示，此咱代理權為全權代理，如法定代理就屬此類;如果代理人不能自主解雇問題，對一些事務的處理須向被代理人匯報請示作出決定，此種代理為非全權代理，委托代理大部分屬于此類。全權代理權的范圍和被代理人的權利無所差別，而非全權代理的范圍就被限定在一定的權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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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權的超越：在代理中，往往會出現越權代理。它可以分為量的超越和質的超越。量的超越是按照被代理人的意圖行為，但又在意圖之外作了同樣行為的一種超越，譬如，代理買15頭牛，卻買了20頭;而質的超越是指完全在被代理人意圖之外作了另一行為的一種超越。就象讓代理買牛，卻買成了馬。質的變化也就使得權利的性質發生變化。筆者認為量的超越仍然屬有權代理，因為代理行為仍然部分是在被代理人的意圖之中的民事行為，仍有部分代理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質的超越卻是無權代理，這種代理完全不代表被代理人的利益;代理權是代理制度的重要內容，代理權會在代理制度的完善過程中逐漸得到遠東和明確，代理權的規范和明確，會養活民事活動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爭端;對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和促進作用。當初，經濟的發達與否，是代理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當前，代理制度的完善也是經濟發達的一個反映，因為代理制度勢必要解決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代理問題，因此我們在要完善代理制度的過程中，規范和明確代理問題，讓它更好的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

總體來說，代理權是代理制度的核心內容。在代理制度日臻完善的今天，代理在日常生活中也越發顯得平常，這種行為逐漸深入到民事活動的各個方面，但在代理權的性質、發生、行使等一系列的問題上，法學界中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各家觀點也會在不斷的講座和辯論中求同存異，這無疑會使代理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代理制度的發展是建立在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勢必要在經濟活動中更加明確代理權方面一些問題。

第四篇：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制度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制度

?摘要?：民事審判實踐中，幾乎每一案件的審理都涉及“證人證言”證據的運用，證人證言有著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證人證言有別于其他證據，是客觀現象經過人的感官、抽象思維、記憶，爾后用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人際關系，時間推移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如何準確地對此類證據予以審查、核實、認定，便成為左右審判質量，效率、效果的關鍵。在傳統審判方式中，證人證言的收集認證存有證人不愿作證、不愿出庭，作偽證，法庭包攬取證庭上無人證等諸多弊端，不僅易引起當事誤解，產生與法官的敵對情緒，而且影響了審判效率、質量，為了配合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對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予以完善。?關鍵詞?：民事訴訟 責任 舉證責任

所謂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于訴訟中所主張的案件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同時指在訴訟結束之間，如果案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應當由該當事人承擔敗訴或不利的訴訟后果的責任。

民事審判實踐中，幾乎每一案件的審理都涉及“證人證言”證據的運用，證人證言有著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證人證言有別于其他證據，是客觀現象經過人的感官、抽象思維、記憶，爾后用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人際關系，時間推移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如何準確地對此類證據予以審查、核實、認定，便成為左右審判質量，效率、效果的關鍵。在傳統審判方式中，證人證言的收集認證存有證人不愿作證、不愿出庭，作偽證，法庭包攬取證庭上無人證等諸多弊端，不僅易引起當事誤解，產生與法官的敵對情緒，而且影響了審判效率、質量，為了配合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對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予以完善。

一、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意見

（一）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民事訴訟法第70條明確規定，證人出庭作證是一項法律義務，而如何正確履行這一義務，以及不履行義務的后果，法律沒有規定。因此，改革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已是當務之急。

（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杜絕偽證。傳統審判方式中，由當事人提供證人，法庭調查和作調查筆錄，或者當事人直接提供某證人的證言，與其證人證言，不如說是“紙證人”。開庭時證人往往不到庭，由法官對“紙證人”進行審查。這樣為當事人提供偽證開了方便之門。法官由于對證言效力的懷疑，往往會重新調查證人，導致重復勞動，不利于貫徹效率和效益原則。

（三）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和國際慣例接軌。西方多數國家對證人出庭出證都有嚴格規定，甚至不承認“紙證言”的效力。因此，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世界各國審判方式發展的趨勢。

在民事訴訟法中，舉證責任并非始終歸當事人一方承擔。相反，舉證責任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在普遍侵權案件中，受害人應就加害人有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以及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事實進行舉證，這是根據一般舉證原則所作的分配，然而在特殊侵權案件中，這種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對于按一般原則應由受害人負責舉證的一些事實，尤其是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事實及是否存在過錯的事實，直接由加害人承擔真偽不明時的敗訴風險及相應的首先舉證的責任。

二、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應當規范 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而對證人由誰確定和通知出庭，由誰對證人發問，質證人證言的證據效力的認定。等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并無詳盡的規定。傳統的做法是當事人提供證人線索，法官調查，視情況通知證人出庭并在庭審中向證人發問或只宣讀調查證人的筆錄，不免產生法官包攬舉證之嫌，不利于案件的公正處理。因此，對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進行規范，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訴訟過程中的舉證責任是有其客觀基礎和內在必要的，它是當事人之間合理分擔舉證責任的前提和理論基礎。當事人各方不僅要針對已方訴訟請求的依據的事實舉證，也要為自己所提出的其他抗辯主張舉證。此外，當原告提出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支持其訴訟請求的基本事實存在并合乎邏輯的，被告亦應舉證反駁。據此，我進而認為，誰主張誰舉證所言之“主張”并不是直接指對權利的主張或訴訟請求，而是指當事人各方對自己所提出的各種關系事實的積極主張否則舉證責任就偏向了原告一方，走向了不合理。當然，舉證責任的轉移也必須有一個基點，這就是上輪舉證方所舉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支持其訴訟請求的事實主張的存在。

三、強制證人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措施 審判實踐中“證人不愿出庭作證”“證人做偽證”的問題比較嚴重，應當認真加以解決。

（一）制定和完善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

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人不愿出庭的情況普遍存在。不少法官為此只能再向證人一一進行調查、審核，并且在證人無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情況下，亦聽之任之，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影響了法律的嚴肅性，而法律對如何保障證人到庭亦無明確規定，制約了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世界上許多國家訴訟立法及證據立法方面都十分重視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且制定了較為完備的證人到庭的法律責任條款，以約束證人履行出庭作證的義務。從理論上講，證人不出庭作證，是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因此根據其性質制定同強制當事人到庭的措施是較為可行的，完善制裁措施，以求得實效。還應當注意在各類訴訟活動中，強化這方面的法制宣傳，教育公民知法、守法、依法積極履行出庭作證義務。

（二）建立和完善偽證的防治和懲罰制度

一般說來，偽證行為是發生在民事訴訟法過程中的，且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故意，客觀上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正常審理，對偽證行為的結果可不要求必須造成實際損害，若造成實際損害，可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予以考慮，懲罰偽證行為也是重視證人不作為的情況，若有其他證據證實某人實際了解案件的某一事實而該人又詐稱不知，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證，既影響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也應當為“妨害司法”行為而承擔相應責任。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章規定了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其中第102條第一款規定，“偽造、毀滅主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的第三項規定，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立法部門或司法部門有必要對偽證行為的具體特點，表現情節進行總結，通過立法，司法解釋的方法，對懲罰偽證行為具體的措施予以固定，指導人民法院的操作，以有效地打偽證行為，維護正常的司法程序”。

四、建立證人權益保障制度

當前普遍存在的證人不愿出庭，不愿作證的問題除由于人們的法律意識和對證人義務制約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證人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民事訴訟法對證人的出庭義務雖有規定，但對證人的權利沒有具體規定，對打擊報復證人侵犯證人人身財產權利等違法行為打擊不力，證人出庭作證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得不到相應補償，致使權利義務不能對等。因此，要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必須建立完善證人權利保障制度，消除證人顧慮，調動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一）完善證人人身財產權利保障措施

證人人身財產權利同普通的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主要是指由于證人即將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證詞的作用，侵害人阻繞，破壞證人作證而對證人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打擊報復及侵害其財產的違法行為。保障證人人身、財產權利，首先應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力的漏洞。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二、四項對有關的情況作了規定，當事人或其雇用的人對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的侵害，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外，人民法院依照民訴法第102條有關規定處理自然沒有異議，但審判實踐中，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受到侵害往往發生在民事案件審理終結，執行終結之后，當事人片面地將自己敗訴的訴訟結果歸咎于證人的出庭作證，從而導致打擊報復證人的違法行為發生。因此，提高執法人員的認識和業務素質嚴肅執法，嚴懲此類違法犯罪行為也是當務之急。

（二）完善偽證的防治措施

首先，應建立具結宣誓制度。證人應當身法庭宣誓保證：“忠誠于法律，不作偽證”，否則，承擔法律后果，其次，應建立偽證懲罰制度。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故意，客觀上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正常裁判，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不必要求偽證行為必須造成實際損害。只要證人有偽證行為，就應予以罰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三）完善證人應得利益的補償制度

證人應得到利益補償是證人因在人民法院決定的日期內出庭作證而對其原先應得的物質利益及不應有的支出，給予經濟補償，使之不受損失的做法，證人應得的物質利益及支出一般主要包括：誤之損失，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等，證人的誤工損失與其職業收入密切相關，證人是承包經營戶或個體工商戶的其誤工損失可參照一定期限內平均收入的數額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誤工損失不應低于平日工作的實際收入和獎金，沒有工資收入的其誤工補償標準一般應略高于當地一般臨時工的工資標準；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也應不低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同類差旅，補助待遇。

第五篇：解析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管轄異議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管轄異議制度的若干思考

王靜

提要：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管轄異議制度必須遵從民事訴訟法及管轄權制度的基本原則和規律，借鑒國外民事訴訟立法的優秀成果，從其附帶之訴的本質出發，摒棄現有的行政化的處理模式，將其納入民事訴訟程序，實現管轄權異議解決的司法化。

民事訴訟管轄是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院通過具體的管轄規則獲得案件的管轄權，是具體審判權的落實;對當事人而言其意味更為深長，其涉及的不僅僅是在哪里的法院進行訴訟的問題，更涉及到不同程序法和實體法的適用，進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實現及程度。正因為此，當某個法院決定受理某個案件時，賦予當事人向受訴法院提出不服其管轄的意見或主張即管轄異議權來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是十分必要的。

管轄權異議之訴，是一種抗辯管轄權的訴訟，是一種與本訴相連的附帶訴訟，它存在于本訴中，但不能獨立存在，它先于本訴而得到解決，即在本訴審理中當事人提出管轄異議，本訴即從實體審理轉入抗辯管轄權的程序審理。程序審理結束后，再開始本訴的實體審理，這可能是在原受訴法院也可能是在受移送的其他法院。

各國民事訴訟法都有管轄異議制度的法律規定。我國關于管轄異議的法律規定主要體現在《民事訴訟法》第3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訴法意見》)第36、66條以及最高法院的一些批復復函之中。相對而言，法律規定比較簡單、分散，管轄權異議行政化解決的色彩濃厚，當事人的訴權缺乏程序制度保障。因而在實踐運作中存在許多弊端，主要表現為在管轄權爭議的解決過程中，當事人訴訟權利的缺失及當事人不能富有成效地參與這一程序問題的解決。筆者認為用訴

訟的方法救濟權利是保障的最公正、最權威的形式，因此應運用民事訴訟程序方式解決管轄異議，把管轄異議作為一種與本訴相連的附帶訴訟納入司法化的解決模式。欲實現這一轉變，必須從宏觀理念的樹立及微觀制度的完善二方面著手。

宏觀方面，實現民事管轄權爭議解決方式的司法化，就是以附帶訴訟模式取代行政化模式，使那些決定司法化程序的基本原則貫穿管轄權爭議解決的規范之中，這些原則主要包括公平、參與和及時的原則。公平意味著解決管轄權爭議的程序在運作中能夠達到在程序上平等對待當事人，對當事人實現機會均等的效果;參與，法院在作出管轄權爭議的裁定之前，要在法庭上聽取當事人的意見，讓他們擁有發言權;及時原則則要求管轄權爭議的解決程序在適用中既不草率，也不拖拉，在期限上不得妨礙本訴的審理，即解決管轄權爭議的程序和其他民事訴訟程序具有同樣的屬性，程序應當提供及時的判決。

在微觀方面，則要從既存的弊端入手，進行改革與完善。

一、賦予當事人在管轄權沖突解決過程中的程序選擇權

為發揮當事人參預程序的主動性和積極意義，變法院主導為當事人主導，應賦予當事人在管轄權沖突解決過程中的程序選擇權。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38條的規定，管轄異議成立的，受訴法院應當裁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筆者認為這種不考慮當事人意愿逕行裁定移送的法律規定是不妥當的。對于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究竟向哪個法院起訴，選擇權在于原告，同樣，在管轄異議成立需移送其他有管轄權的法院時，也應尊重原告的意見，賦予其程序選擇權，依其申請或得其同意后再移送指定法院。這方面德國的民事訴立法值得借鑒，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1條規定，州法院因管轄錯誤而移送管轄時，如受移送的有管轄權的法院有數個時，則移送于原告所選定的法院。

另外，我國的司法解釋雖然確立了解決管轄權沖突的兩個規則，一、占先原則，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關法院立案的情況后，應當將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二、自動移送原則，后立案的法院得知有關法院立案的情況后，應當在一定期限內裁定將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審理①。但是可以看出法院在

此程序問題的解決中起主導作用，而當事人的作用和地位可有可無，不利于當事人程序權利的保障。為此，法律應當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以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作出的選擇結果作為決定管轄權的因素。

二、提起管轄權異議程序主體范圍之拓寬

從平等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角度出發，對我國民事訴訟中管轄異議主體應作擴大性解釋。對于被告可以提出管轄異議，并無疑義，對于原告是否可以成為管轄異議主體，學術界實務界的意見也漸為統一，在原告起訴有誤;原告不服法院的移送管轄;共同原告參訴時原告也可以提出管轄異議。

關于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是否可以成為異議主體，意見分歧比較大。根據最高法院《民訴法意見》第66條的規定，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沒有提管轄異議的權利。筆者認為，這種規定是不合適的。從法理上講，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訴后，可能形成二個訴，一是本訴，二是參加之訴。當被告敗訴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時，參加之訴就會發生，此時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訴訟地位相當于被告，因此應當允許其提出管轄異議。另外，這樣也有利于防范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審判實踐中一些地方法院受利益驅動，通過追加與被告存在法律關系的外地當事人參加訴訟，并判決該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規避管轄規則，擴張自己的管轄權。賦予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以管轄異議權無疑是遏制這種現象的有有效措施。更為有對力的對策是修改完善《民事訴訟法》第56條的規定，把受訴人民法院對被告與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之間的參加之訴有管轄權作為判決該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

三、聽證程序之提供

管轄問題是程序法上的事實，須由當事人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對涉及管轄權異議的證據，法院亦須經質證、認證。因此應通過聽審使當事人在法官面前有一個開示證據、陳述已方見解和反駁對方意見的機會和場所。如《美國聯邦訴訟規則》第12條第三款規定“對管轄異議的申請對所有當事人都應當提供合理的機會”，第四款規定“(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進行聽證并作出決定。”但須注意的是被告出庭是僅就管轄問題進行爭執，其出庭并不自動表明接受法院的管轄權，此即美國法上的“特別出庭”。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38條僅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應當進行審查，并沒有為當事人開示證據陳明見解提供一種法律制度安排和保障，也沒有可以適用實體審理程序的法律規定。在審判實踐中，一般是被告在提出管轄異議后，法院并不專門組織當事人開庭對管轄異議問題進行審理，有的甚至并不將提出管轄異議的事實告知原告，就逕行下裁定，將案件移送或駁回管轄異議，這樣做的弊端是未公平聽取各方意見，使法院的裁定不是在一個當事人可以理解和認可的基礎上的決定。為此，民事訴訟法應當確立通過當事人參加的旨在解決管轄權爭議的庭審來達到確定落實管轄權的目的。

四、中止訴訟規則之引入

市場經濟中，由于利益的驅動，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反映到訴訟領域，爭管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法院在發生管轄權沖突時，搶先開庭搶先判決，造成既定事實，人為使糾紛解決復雜化，損害了法律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為此，借鑒各國民事訴訟法通例，引入中止訴訟規則是十分必要的。中止訴訟規則是指管轄異議期間法院及任何人不得實施旨在促進訴訟的措施或行為。任何法院在管轄權異議得以合法解決之前不得率先判決，當事人也不得實施任何使訴訟進一步發生的行為。如《法國民訴法》第81條規定：“如法院宣告其有管轄權，至可以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期限屆滿，訴訟中止;以及在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情況下，至上訴法院作出裁判，訴訟中止。”為此，我國的民事訴訟立法在發生管轄沖突時，應確立當事人可以向上級法院請求作出中止訴訟的裁定，凍結訴訟。對于搶先作出判決的，上級法院應當以程序違法為由，撤銷下級法院的判決，并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

五、級別管轄異議規定之檢討

近年來，級別管轄有增多的趨勢，一方面，當事人往往要求得到高級別法院的審理，而另一方面，由于法院內部行政化的管理，法院又有降低審級的偏好，以求案件在本地得到解決。而相關的民事訴訟立法存在缺陷，這些缺陷又成為加劇違法受理案件的制度性因素。例如《民事訴訟法》第39條關于管轄權下放型轉移的法律規定②，由于法律未明確上級法院把本院管轄的一審案件交由下級法院審理的條件，一些基層法院往往先受理超級別管轄權限的案件，然后再利用它向中級法院要管轄權，中級法院往往出于地方

利益的考慮或為減輕工作負擔，同意管轄權下放。綜觀國外民事訴訟立法，并未有上級法院可以將其管轄的一審案件交由下級法院審理的規定。下放型管轄權轉移損害了當事人接受高級法院審判的權利，并為規避級別管轄留下了可乘之機，應該予以摒棄。

關于當事人能否對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根據學理及最高法院《關于當事人就級別管轄提出異議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函》③，應該是允許的，但該函對級別管轄沖突的解決方式和程序的規定是不妥當的，如規定當事人提出管轄異議處理時并不作裁定。這里出現問題，法院如果不作裁定，當事人就不能通過對裁定上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只能通過向上級法院反映情況這種行政渠道來提異議，而上級法院也不能通過上訴審以終審裁定的形式來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只能通過決定這種行政處理方式來解決問題，這是典型的管轄權異議行政化的解決方式，不利于當事人訴權的保護，必須予以摒棄。

六、對管轄異議權之限制

賦予當事人以管轄異議權，并實現異議解決的司法化，固然與正當程序的機理相符合，但其也會產生一些弊端，當事人可能會違反民事訴訟法的誠實信用原則，濫用管轄異議權來拖延訴訟，損害對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社會的公序良俗。審判實踐中，被告經常是動輒提管轄異議，甚至根本不對原告的訴請進行答辯，而法律程序卻不得不繼續,一審、上訴、二審，中間再經歷送達、案卷的流轉,造成嚴重的訴訟遲延。訴訟遲延可能會使判決的精確性受到削弱，增加判決失誤的危險程度;可能損害判決的執行性，使司法救濟目標落空。另外，辦案時間的拖延也往往給當事人拉關系說情提供了方便。管轄異議，必須是基于對事實和管轄規則的不同認定和理解，而不能以根本不存在的事實和毫無根據的理由來提管轄異議。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并導致訴訟遲延，必須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方面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他們的做法有以下幾種：首先，交納訴訟費，如《法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書記室對提出的管轄異議要收取費用，只有在提出異議的人存交該項費用以且其遞交的異議始予接收”。其次，罰款，在審理針對管轄異議上訴案時，如果當事人的上訴無理由，而原審法院對該案有管轄權的，上訴法院將對提起管轄抗辯的當事人予以罰款。

最后賠償損失，如果一方當事人對法院無管轄權的抗辯有過失，并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損害的，上訴法院可以發出命令，要求其向對方當事人賠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