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民事訴訟調解制度

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根據(jù)雙方當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則，促使當事人雙方達成協(xié)議協(xié)商解決的制度。它不是對抗性的，也不是權威壓制或者違背 法律 意識的“和稀泥”式，而應當是當事人意識自治的，尊重當事人的意識自治應當是 現(xiàn)代 調解制度的核心理念。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及時化解矛盾，促進 社會 交易的正常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jù)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這說明法律賦予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對案件進行調解，爭取用最和平的、不激化矛盾的方式解決糾紛，為創(chuàng)造和諧社會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起源和 發(fā)展 中國 的調解文化源遠流長，運用調解來解決民事糾紛，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在西周和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便記載了不少調解。發(fā)展至明清時期，調解已成為常用的基本手段。調解在解決民事糾紛方面發(fā)揮著其他爭議解決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的緊密聯(lián)系，古代 經(jīng)濟 發(fā)展程度的局限，由于古代訴訟制度的局限，古代訴訟制度所造成的官僚化傾向和訴訟給當事人帶來的不便，民眾對調解具有相當程度的親和力。專制國家的民事糾紛的解決也逐漸借鑒民間解決糾紛的方式，使調解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化的解決 問題 的 方法。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更是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在 政治 上，從高度集權型走向民主化，在經(jīng)濟上，從計劃型走向市場經(jīng)濟化，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分散化和社會關系的契約化，不僅有限的司法資源已不堪日益膨脹的糾紛所帶來的重負，更由于當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使現(xiàn)行調解制度已無法面對社會對于糾紛解決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這必然要求調整和重構我國法院的調解制度。在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過程中，針對以前調解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整清思路，沿著方向進行改革，有些學者提出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 理論，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調解制度。但是，從國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況來看，當今世界各國紛紛擴張調解機制，謀求糾紛解決的多元化，積極促進和解，這已成為不少國家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蘇力先生指出“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的本土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tǒng)和實際”。因此，我國在尋找現(xiàn)代法律制度時不應放棄自己的遺產(chǎn)，不應當拋棄調解制度，而應當對傳統(tǒng)調解制度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改革，充分發(fā)揮調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價值地位。而在重構調解制度的同時，先了解一下我國調解制度，研究 調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經(jīng)濟基礎，并 分析 現(xiàn)行調解制度的弊端，借鑒國外的相關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現(xiàn)代法律文明之精華，不斷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

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優(yōu)越性

1、訴訟調解制度的價值利益訴訟調解制度的價值利益體現(xiàn)在訴訟當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訴訟程序，可以簡化流轉環(huán)節(jié)，降低訴訟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優(yōu)勢，使得案件的審結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點，能夠相對低廉和簡便地解決糾紛，當事人能以較低的代價獲得較大的利益。它適合于特定的社會關系、特定主體和特定糾紛的解決，能以常識化的運作程序消除訴訟程序給當事人帶來的理解困難，以通情達理的對話和非對抗的斡旋緩和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既著眼于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現(xiàn)實糾紛，又放眼其未來的合作與和睦相處；它不局限于當事人現(xiàn)有的訴訟請求，可以就請求之外的 內容 進行調解，當事人能達成一個比訴訟請求更為廣泛的調解協(xié)議，尤其是在處理 農村 各類糾紛時更是如此，這是判決所無法比擬的。在某中程度上，調解所達到的社會效果好于審判達到的效果。訴訟調解還能充分體現(xiàn)了當事人對自己民事權利的自主、自由的處分。在調解協(xié)議達成的過程中，法官不能將自己認為正確的解決方案強加給當事人，當事人有同意或拒絕這種解決方案的權利。訴訟調解還能彌補法律適用中的不足，使當事人根據(jù)自主和自律原則選擇適用的規(guī)范，如交易習慣、地方慣例、行業(yè)習慣等解決糾紛，在“法律的陰影下”協(xié)商和妥協(xié)，并可能實現(xiàn)雙贏的結果，體現(xiàn)了自認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價值取向。

2、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對日益增多案件的審判壓力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化解壓力，充分運用訴訟調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優(yōu)勢就成為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手段。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強了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制定了《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指導各級人民法院按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不斷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各類民事案件中，訴訟調解結案的案件占大多數(shù)，特別是基層法院。訴訟調解制度正在發(fā)揮巨大的作用，彌補了判決所無法實現(xiàn)的功能優(yōu)勢，降低了訴訟成本，緩和了社會矛盾，很好的實現(xiàn)了人民法院辦案所體現(xiàn)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也大大的減輕了人民法院的審判壓力。

三、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弊端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xiàn)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xiàn)其諸多弊端，嚴重制約了我國法制現(xiàn)代化的進程。其中，作為指導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根本，調解立法原則與調解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沖突是其弊端的根源。

1、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程序上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要求；實體性合法是指在調解協(xié)議的內容上必須符合實體法的規(guī)定。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法院調解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并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chǎn)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法官的雙重身份，使其具有潛在的強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關系案，甚至可能侵犯當事人權利；調解的生效以當事人最后簽收調解書為要件，因此只要在簽收調解書前一方當事人反悔，調解協(xié)議就歸于失效。而調解在本質上是屬于一種契約，既然達成調解協(xié)議，契約生效，就沒有理由反悔，否則就構成違約。所以，這種做法也與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規(guī)定所沖突。另一方面，實體上的合法，更是與民事訴訟調解具有的合意解決糾紛的性質不相適應。因為“民事訴訟調解所解決的合理性，并非來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決方案，而是來源于當事人雙方對調解方案的認同”。如果在法院調解過程中同判決一樣堅持同樣的實體合法標準。那么有可能會在相當多的場合上，恐怕當事人之間是無法達成協(xié)議的。合意的形成過程，是雙方當事人在自愿對自己實體權利處分的基礎上而通過協(xié)商達成的，屬于私法行為。只要是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為合法。

2、自愿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我國民事訴訟將自愿原則處于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fā)展，能否真正有效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愿原則在實踐中體現(xiàn)為程序上的自愿和實體上的自愿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愿原則體現(xiàn)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然而，在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法官擔任著調解人和裁決者的雙重角色，且 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著追求結案率的現(xiàn)象，對錯案追究責任等因素，這樣，法官為了追求結案率和避免追究錯案的責任等多方面的考慮，便會選擇結案快、風險小、可規(guī)避法律問題又省時省力的調解訴訟模式。而當事人即使不愿進行調解，一般最終還是會接受，畢竟，現(xiàn)在的調解者就是將來的裁判者，若不選擇調解，可能會得到比調解更不利的判決結果。其次，在自愿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chǎn)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 影響。在實體上，這種自愿原則應該體現(xiàn)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愿協(xié)商的結果。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經(jīng)常會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當事人施加壓力，促使調解成功。這樣就容易產(chǎn)生強制合意，在這種因素下達成的協(xié)議雖然也是當事人同意的，但并非是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體現(xiàn)，無法真實的反映當事人的自愿原則。

第二篇：民事訴訟調解制度調研材料

民事訴訟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自愿協(xié)商，達成協(xié)議，解決糾紛的活動。它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有中國特色的民事訴訟制度之一，也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經(jīng)驗總結。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化解糾紛、鈍化矛盾、促進穩(wěn)定，最終實現(xiàn)司法公正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由于強調直接開庭，當庭宣判，少數(shù)法官不愿意在調解上花氣力、下功夫，加上部分當事人對訴訟調解工作不理解、不認同，存在著信判不信調、寧愿接受判決不愿配合調解的心理，使得法院民事審判的調解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在民事審判任務日益繁重的新形勢下，要正確、及時、公正地審理民事案件，必須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從法理上正確把握、從方法上靈活掌握民事調解工作。

一、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概念

民事訴訟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做好民事訴訟調解工作，對于及時化解矛盾，促進社會交易的正常流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在我國，民事調解制度分為訴訟調解和訴訟外的調解。《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jù)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

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價值地位及其發(fā)展方向

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是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更是被視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在政治上，從高度集權型走向民主化，在經(jīng)濟上，從計劃型走向市場經(jīng)濟化，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分散化和社會關系的契約化，不僅有限的司法資源已不堪日益膨脹的糾紛所帶來的重負，更由于當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使現(xiàn)行調解制度已無法面對社會對于糾紛解決的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這必然要求調整和重構我國法院的調解制度.在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過程中，針對以前調解制度中存在的問題，整清思路，沿著方向進行改革，有些學者提出了“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理論，更有甚者提出取消法院調解制度。但是，從國外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情況來看，當今世界各國紛紛擴張調解機制，謀求糾紛解決的多元化，積極促進和解，這已成為不少國家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蘇力先生指出“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的本土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tǒng)和實際”.因此，我國在尋找現(xiàn)代法律制度時不應放棄自己的遺產(chǎn)，不應當拋棄調解制度，而應當對傳統(tǒng)調解制度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改革，充分發(fā)揮調解制度的自由和效率的價值地位。而在重構調解制度的同時，我們首先了解一下我國調解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調解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經(jīng)濟基礎，并分析現(xiàn)行調解制度的弊端，借鑒國外的相關制度，剔除制度之糟粕，吸收西方現(xiàn)代法律文明之精華，不斷完善這國民事訴訟的調解制度。

三、目前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缺陷

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xiàn)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xiàn)其諸多弊端，嚴重制約了我國法制現(xiàn)代化的進程。其中，作為指導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根本，調解立法原則與調解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沖突是其弊端的根源。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調解必須遵循合法、自愿、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這三項基本指導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在司法實踐中不斷產(chǎn)生沖突。

1、在實踐中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

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要求；實體性合法是指在調解協(xié)議的內容上必須符合實體法的規(guī)定。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法院調解貫穿于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并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chǎn)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法官的雙重身份，使其具有潛在的強制力，容易造成人情案、關系案，甚至可能侵犯當事人權利；調解的生效以當事人最后簽收調解書為要件，因此只要在簽收調解書前一方當事人反悔，調解協(xié)議就歸于失效。而調解在本質上是屬于一種契約，既然達成調解協(xié)議，契約生效，就沒有理由反悔，否則就構成違約。所以，這種做法也與我國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規(guī)定所沖突。

另一方面，實體上的合法，更是與民事訴訟調解具有的合意解決糾紛的性質不相適應。因為“民事訴訟調解所解決的合理性，并非來源于用法律而形成的解決方案，而是來源于當事人雙方對調解方案的認同”。如果在法院調解過程中同判決一樣堅持同樣的實體合法標準。那么有可能會在相當多的場合上，恐怕當事人之間是無法達成協(xié)議的。合意的形成過程，是雙方當事人在自愿對自己實體權利處分的基礎上而通過協(xié)商達成的，屬

于私法行為。只要是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為合法。

2、在司法實踐中自愿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異化

我國民事訴訟將自愿原則處于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fā)展，能否真正有效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愿原則在實踐中體現(xiàn)為程序上的自愿和實體上的自愿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愿原則體現(xiàn)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然而，在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法官擔任著調解人和裁決者的雙重角色，且目前，一些法院仍存在著追求結案率的現(xiàn)象，對錯案追究責任等因素，這樣，法官為了追求結案率和避免追究錯案的責任等多方面的考慮，便會選擇結案快、風險小、可規(guī)避法律問題又省時省力的調解訴訟模式。而當事人即使不愿進行調解，一般最終還是會接受，畢竟，現(xiàn)在的調解者就是將來的裁判者，若不選擇調解，可能會得到比調解更不利的判決結果。其次，在自愿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chǎn)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在實體上，這種自愿原則應該體現(xiàn)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愿協(xié)商的結果。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經(jīng)常會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當事人施壓，促使調解成功。這樣就容易產(chǎn)生強制合意，在這種因素下達成的協(xié)議雖然也是當事人同意的，但也并非在意思表示真實的情況下來體現(xiàn)自愿原則。

3、在實踐中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的沖突

民事訴訟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雙方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的方式，并非一定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只要當事人之間的合意既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guī)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應允許該調解協(xié)議內容有效。而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卻明顯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并且過于絕對，這與法院判決沒多大的差別，若強調事實清楚而進行嚴格調查，則既耗時又耗資、犧牲了程序利益，這樣，就忽視了民事訴訟調解本身具有的省時、省力、節(jié)省司法資源、靈活、高效的特點。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相對于判決本身所具有的優(yōu)勢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實現(xiàn)。

4、訴訟調解制度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人民法院主持的訴訟調解制度在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審判實務中大量的民商事糾紛通過調解結案。另一方面，訴訟調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曾受到立法者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建設的不斷發(fā)展，現(xiàn)行的訴訟調解制度在理論上存在以下缺陷：

（1）訴訟調解軟化了程序的嚴格性，會造成審判人員行為失范和審判活動無序。

（2）訴訟調解軟化了實體法的約束，導致調解結果的隱性違法和案件處理結果的不統(tǒng)一。

（3）訴訟調解本身隱含著強制，與現(xiàn)代權利觀念存在一定沖突。“權利至上”、“合法權利不容侵犯”的觀念極受現(xiàn)代人們推崇。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民事訴訟法確定的基本原則，也是民事審判的主要任務。但從審判實踐中看，調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權利人被迫放棄部分權利甚至大部分權利為代價的。

（4）當事人有權反悔調解協(xié)議與民法通則以及合同法有沖突。

在司法實踐中訴訟調解制度也存在以下問題：

（1）片面理解審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審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審判，忽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層。法官除了應做好與案件直接相關的調查取證、核實證據(jù)外，鄉(xiāng)土社情、民風習俗也應了解，更要掌握當事人的思想情緒，采取果斷措施甚至動員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維護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穩(wěn)定，是基層法院審理民間糾紛案件的首要任務，也是最令基層法院法官們擔心和頭痛的事。一旦在訴訟階段中出現(xiàn)命案或引發(fā)沖突，就難向社會民眾交代。坐堂審判如何提高法官駕馭庭審的能力，當然是審判方式改革的重點，但善于調處民間矛盾糾紛也是基層法官的必備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綜合素質的表現(xiàn)。基層法院、人民法庭面對的當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識，許多人沒有聘請代理律師，如不做細心的疏導調解工作，盡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決影響的當事人也總怪法官亂判，心理上難以承受而與法官對立和纏訟。

（2）片面強調直接開庭，該做當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開庭率作為考核法官審判方式改革的一個指標，并規(guī)定調解只能在開庭審理中進行；有的法院規(guī)定法官開庭前不準與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見面；也有的法院規(guī)定由立案庭將所有案件一律排期開庭，并規(guī)定在開庭前三天才能將案卷移送審判法官。這些新舉措的目的是防止審判法官偏聽一方、先入為主及不廉潔、辦人情案等，本無可厚非，但這些禁令的負面影響是阻止了法官的調查研究，削弱了調解功能的發(fā)揮。

（3）片面追求當庭宣判率和當庭結案率，庭審調解流于形式。審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與效率，就辦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過法定審限就應當認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當庭宣判率、當庭結案率作為考核審判方式改革的指標，層層下達到對辦案法官的獎懲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內部規(guī)定了比法律規(guī)定更嚴的審限，這些做法無形中又把訴訟調解鎖定在開庭審理中。

四、完善我國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措施

改革我國的法院調解制度勢在必行。在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程序規(guī)定下，結合法院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法院內部機構的重新調整和職能的重新劃分，特別是大立案制度科學建立和有效運轉之后，將法院調解獨立出審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設專門調解機構，由其專行調解。其運轉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當事人意見是否同意調解，當事人同意調解的，案件交由調解機構在規(guī)定的期間內調解。在規(guī)定期間內調解不成的，案件轉審判庭審理判決，審判庭不再主持調解。如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訴的外，當事人可以申請“合意判決”。此方案一方面隔離了審判人員與調解人員身份上與對案件處理意見上的溝通與聯(lián)系；另一方面，減輕了審判庭的案件壓力，避免案件久調不決，也使審判庭名符其實。當事人一旦達成調解協(xié)議，即對雙方有法律約束力，不容反悔。調解書送達適用判決書送達的有關規(guī)定。如有無效或可撤銷的情形，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在規(guī)定的期間內提出確認無效或撤銷之訴。

（一）把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改革納入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整體框架中

首先，作為人民法院處理民事案件的兩種方式，調解與判決均是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的組成部分，民事審判制度應是一個有著合理的內在結構、和諧統(tǒng)一的制度體系。經(jīng)過改革與完善，調解制度同經(jīng)過庭審做出判決的制度不應有任何相互抵觸的地方。其次，在我國運行了幾十年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受制于訴訟結構，調解中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反映的是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國家與經(jīng)濟主體的關系，國家干預色彩濃厚；而在當前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而由于我國采取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因而訴權與審判權兩者關系是不協(xié)調的，表現(xiàn)為審判權過于擴張，而訴權不充分并且缺乏保障。具體到調解領域，如果審判權凌駕于訴權之上，勢必損害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形成合意。因此，有必要從調整訴權與審判權的關系入手，擺正當事人與法院在合意解決爭議過程中的位置。必須要改變當前法院在調解中的主導地位，法院只是為當事人間達成協(xié)議提供條件和保障，決定權在于當事人，法院不得強制或者變相強制調解。

（二）根據(jù)合意解決糾紛機制的特點及規(guī)律確定調解原則

我國現(xiàn)行的法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確立的三項原則中正如前文所論述的，唯有自愿原則是適當?shù)模聦嵡宄⒎智迨欠窃瓌t與合法原則的規(guī)定是不恰當?shù)模涓驹蚴瞧湮捶从澈弦饨鉀Q糾紛的本質特征及客觀要求，相反卻與這種訴訟機制不相協(xié)調甚至矛盾。

確立調解原則，關鍵在于抓住調解的合意本質，體現(xiàn)出公正與效率，使自愿原則真正落到實處。當事人間達成的合意，法官不得以所謂協(xié)議內容不合法為由，拒絕認可雙方經(jīng)自愿協(xié)商達成的協(xié)議，改變過去法官過于寬泛的自由裁量權。至于諸如欺騙、脅迫等情況下達成的協(xié)議不得生效，法律也應明確做出規(guī)定，以增強法院判斷標準的客觀性，避免主觀臆斷。

（三）建立法院調解制度的完備體系

期限。在一個案件中只規(guī)定一個調解階段。在此期間內調解達成合意的，調解結案；調解不成的，轉入下一程序，移交審判庭及時判決。

調解的啟動。要賦予當事人以程序選擇權。對于一審普通程序而言，進入訴訟程序后，選擇合意解決糾紛還是審判，由雙方當事人自由決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遞交書面的申請為條件。法院及法官只作為一個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議，可以為雙方調解創(chuàng)造條件。但是否達成協(xié)議，應完全由當事人自主決定。一旦當事人不愿以此種方式解決糾紛，即轉入審判程序。

調解模式。應采取當事人主義的模式，完全保障當事人雙方享有平等的訴訟地位。在調解過程中，調解法官處于中立、公正和消極地位，法官僅可擁有以下職權：提供機會，提出建議，提供必要援助。在當事人達成協(xié)議后，予以筆錄承認其效力，該協(xié)議一經(jīng)法院法定程序認可即產(chǎn)生與判決相同的效力。

生效的認定。雙方簽字，形成筆錄即生效，與判決有同等效力。改變過去必須要最后一方簽收調解書才為生效的做法。

調解的受案范圍。對于涉及婚姻家庭關系的民事糾紛，如婚姻、撫養(yǎng)、贍養(yǎng)、收養(yǎng)、監(jiān)護等，即使當事人雙方不要求調解，法院也應主動進行調解；而對于涉及社會公益的民事沖突，如人事訴訟、公害等訴訟則不適用調解。

調解的救濟。調解一經(jīng)成立，當事人不得對已調解部分事項再生爭執(zhí)，既不得上訴，也不得對已調解部分的訴訟標的再提起民事訴訟。但是，在調解出現(xiàn)無效或可撤銷的原因時，法律也應當予以救濟。

為了更好的節(jié)省有限的司法資源，實現(xiàn)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價值地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wěn)定，不能因現(xiàn)在有調解制度的諸多弊端而“因噎廢食”，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fā)揮獨特作用，總結經(jīng)驗教訓，考慮我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jīng)濟基礎，積極轉變工作理念，創(chuàng)新調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進程，大膽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專業(yè)化、社會化以及其建設之路，充分發(fā)揮民事訴訟調解在這新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

第三篇：論法院調解制度

論法院調解制度

發(fā)布時間: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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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西市雞冠區(qū)人民法院民一庭 譚寶昌

內容提要 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xié)商，達成協(xié)議，解決民事爭議的活動和結案方式。我國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自愿、平等原則很好地體現(xiàn)了法院調解的本質，但由于我國采取的調審結合、交互運行的調解模式往往會造成調解與審判的混同，不利于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xiàn)。因此本文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經(jīng)驗，重點分析我國調解制度的存在問題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并就如何對其進行制度完善和改革提出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 法院調解 制度 完善 改革 建議

一、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特點

（一）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歷史

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指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權益的爭議，平等地進行協(xié)商，達成協(xié)議，解決糾紛所進行的活動。在我國調解制度可謂源遠流長，原始社會紛爭的解決基本上都采用民間調解的方式，到了階級社會，調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調解制度在中國古代之所以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貴在持中、貴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響。中國作為一個“禮儀之邦”，儒家的綱常倫理深深的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普通性的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行為的價值標準，這種文化傳統(tǒng)使調解的作用經(jīng)久不衰。同時也正由于調解的盛行，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形成了整套的制度，為以后西方國家把調解作為“東方經(jīng)驗”而加以借鑒提供了依據(jù)。當然，這種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糾紛對于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狀態(tài)，對于維護社會生活秩序的穩(wěn)定發(fā)展確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為調解是建立在自然經(jīng)濟及宗法關系的基礎上的，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秩序為目的，忽視了個人的權利，所以又具有明顯的落后性。它要求通過勸和的辦法折中妥協(xié)的解決雙方的紛爭，追求息事寧人的效果，這不利于維護當事人正當?shù)臋嗬屠妫焕谏鐣?jīng)濟的進步和發(fā)展，從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與現(xiàn)實的市場經(jīng)濟所追求的法權要求明顯相悖。

現(xiàn)階段，在我國人民法院審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調解結案的比率 雖然呈下降趨勢，但與判決相比仍占絕對多數(shù)，這也與我國現(xiàn)存的民事審判方式有關，在我國的審判方式中，調解占據(jù)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調解型”的民事審判方式，這種模式雖然已暴露出許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調解制度本身的問題，調解作為處理和消弭糾紛的一種方式，確實具有自身獨特的價值和重要的作用，且與我國特定的文化歷史、法律傳統(tǒng)、心理定勢、經(jīng)濟基礎、基本國情等諸多背景因素緊密相連，在審判實務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實用價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們心平氣和的達成協(xié)議，以及對改革我國訴訟模式的超職權主義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調解的基本模式

根據(jù)調解和審判間的關系的不同，各國的法院調解制度大體上可分為以下3種模式：

1、調審結合式。即法院調解與審判沒有分開，沒有專門獨立的調解程序，調審互相結合、交互運行。德國、法國和我國均采用此種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國的法院調解是通過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方式進行的，通常使用“和解”來表述。但由于這種“訴訟上的和解”的達成是在訴訟中進行的，法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且和解協(xié)議具備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實質上的確定力，與我國民訴上的和解含義（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質上與我國的法院調解的含義是相同的。[2]

2、調審分立式。即單獨設立調解程序，同審判程序并立，一般將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程序。調解成立，調解協(xié)議書具有類似判決的法律效力；調解不成立，則轉入訴訟程序，進行審判。日本、丹麥、中國臺灣省的法院調解均屬于這種模式。[3]

3、調審分離，審前調解。即將調解程序從審判程序中分離，作為處理民事糾紛的另一種方式。放在審判之前進行，代表國家為美國。[4]

（三）我國法院調解的特點

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是從抗日根據(jù)地時期的司法工作沿襲而來。歷經(jīng)了六十多年的不斷發(fā)展和完善，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被譽為“東方經(jīng)驗”，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曾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曾經(jīng)長期實行計劃經(jīng)濟制度以及對法治的相對忽視，法院調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計劃經(jīng)濟的烙印，具有強烈的職權主義特點。從本質上來看，我國法院調解采取的是調審結合模式，但在具體操作上卻與其他實行調審結合模式的國家有諸多的不同。我國的法院調解制度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和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相結合的產(chǎn)物。當事人就爭議的實體權利和義務，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進行協(xié)商，達成協(xié)議則結束訴訟；未達成協(xié)議則進行下一訴訟程序，這種調審緊密結合、交互進行的方式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曾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經(jīng)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已經(jīng)越來越顯示出了它的滯后性。

二、我國法院調解制度存在問題及消極影響

(一)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

《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jù)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因此在事實未查清楚的情況下，即使當事人之間已經(jīng)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也不能結案。筆者認為該原則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決和調解的界限。“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5]。查清事實、分清是非是判決的前提條件，調解和判決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范圍不同，其前提條件也應有所區(qū)別。

2、不利于提高辦案效率，減少訴訟成本。當事人接受調解的目的就是為了縮短訴訟時間，減少訴訟成本，而如果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的話，則當事人被迫繼續(xù)舉證，法院被迫繼續(xù)組織質證、認證，從而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資源。

3、與民事訴訟法其它規(guī)定相矛盾，違反了民事權利合法自由處分（私法自治）原則。《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guī)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它肯定了當事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放棄自己的民事權利。而在沒有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情況下，當事人即達成調解協(xié)議，正是當事人行使自己處分權的一種表現(xiàn)。因此法院強令當事人不得放棄這一訴訟權利實際上是剝奪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同時也是對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一種侵害。

（二）審判的公開性與調解的不公開要求發(fā)生沖突。

審判公開是民事審判的一項基本原則,除了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應當公開審判,包括允許群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報道。調解與此不同,調解需要和諧氣氛,沒有必要在公開場合進行調解。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調解貫穿于審理活動的全過程,即使在庭審過程中,在公開的法庭上,也應當根據(jù)自愿合法原則進行調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個嚴肅的場所,再加上群眾的旁聽,當事人往往難以達成調解協(xié)議。

（三）調解的規(guī)定過于簡單，容易使調解形成強制合意。

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規(guī)定僅數(shù)百字，對調解中的許多具體做法并未作具體規(guī)定。在調解適用階段上，法律未具體規(guī)定，只是籠統(tǒng)地規(guī)定在判決或裁決之前的任何一個階段可適用調解。在調解的組織形式上，規(guī)定隨意。民訴法第86條規(guī)定調解既可以由審判者一人單獨主持，也可由“合議庭主持”，使當事人無法判定調解意見到底是法官個人意見還是合議庭意見。這些簡單的規(guī)定也大大促使了審判人員在調解適用上的隨意。在我國現(xiàn)行制度環(huán)境下,審判人員在調解時容易使調解形成強制合意。審判人員為了回避判決帶來的風險，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勸說甚至誘逼當事人接受調解。當事人迫于對可能產(chǎn)生的不利判決以及主審法官的畏懼，通常可能迫于壓力而被迫達成合意，這就形成了強制的合意，違背了合意的本質要求，使調解的正當性失去基礎，甚至是不平等的調解方案。另外，審判員在合意庭評議之前對當事人進行的“分清是非、說服教育”的工作，如果與合意庭意見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據(jù)。

（四）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規(guī)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3 條規(guī)定調解是“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對案件本身客觀真實的放棄。但第7條又規(guī)定了案件的審理“必須以事實為根據(jù)”，第85 條又規(guī)定了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進行。這樣，即使當事人之間已經(jīng)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事實未查清也不能結案。審判是強制性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就在本質上要求審判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規(guī)則,要給當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應當查清事實分清是非。調解與此不同,它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并非一定要嚴格遵守民事訴訟法所規(guī)定的審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決那樣查明事實。當事人接受調解的目的就是息訟，減少訴訟成本。結果為了查清事實，又不得不繼續(xù)審理。違背了調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優(yōu)勢，同時是對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一種損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對調解過程的有效監(jiān)督。

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地區(qū)法院都建立了錯案追究制，將主審法官的錯案率與工資待遇、職務升降等直接掛鉤。這就導致主審法官在審判時面臨著判決可能產(chǎn)生錯判的風險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法律依據(jù)比較含糊或不完備以及當事人雙方證據(jù)勢均力敵的情形下，為了規(guī)避風險，法官往往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進行調解勸說，甚至有可能進行威脅。因為主審法官在調解中得到的好處相對于判決而言，幾乎沒有多少風險可言。另外，律師也可能在調解過程中配合法官勸告當事人息訟。因為缺少監(jiān)督和法律風險的調解簡單而有效，對律師而言，不僅省時省力且可以與法院搞好關系。[6]這一切都導致了調解結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與民事訴訟的目的有悖。

綜上所述,自由與效率價值在現(xiàn)行的法院調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實現(xiàn)。

三、我國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完善

針對我國法院調解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國理論和實務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觀點有全盤否定說、審前調解說、全程調解說。

（一）全盤否定說

全盤否定說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應當完全取消法院調解,即取消現(xiàn)行立法意義上的法院調解,但這并不是說民事訴訟中不允許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依民法的自愿原則和民事訴訟法的處分原則,當事人在訴訟中具有和解的權利, 因而能夠依雙方當事人的合意達成和解解決糾紛。就訴訟上的和解而言,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xié)議之前,審判人員是無法主持、無法實際介入和干預,因而也難以將其意志和影響力滲入和解中,[7]訴前調解說主張像我國臺灣地區(qū)民事訴訟法那樣,把法院調解作為審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規(guī)定,設調解庭,專司調解工作。[8]

（二）審前調解說

審前調解說認為,無論是從調解結果的公正性,還是從訴訟成本的節(jié)約方面來看，審前調解比其他幾種調解模式更適合糾紛的解決的需要。它以當事人自由合意的運行方式來積極回答對“審判式效果”的社會心理,同我國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強化審判、弱化調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應成為我國法院調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審前調解僅適用于一審庭前準備階段。

（三）全程調解說

全程調解說認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調解原則和制度既有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在原理上也并不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原則,符合民事糾紛解決的特點和規(guī)律,并且與現(xiàn)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趨勢殊途同歸,無取消之必要。調解原則仍應作為基本原則貫徹于訴訟程序的始終,并應該強調法官的調解義務。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過確立審前準備程序,加強審前調解;同時,把審判中的試行調解時機調整到法官認證之后判決之前。[9]

筆者認為,在考慮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時,我們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圇吞棗,照搬照抄。要總結我國法院調解的經(jīng)驗教訓,又要借鑒國外的先進做法，在此，美國和德國的做法都值得我們借鑒。完善法院調解制度的基本目標是落實當事人在調解過程中的合意，保障當事人在調解或和解過程中的意志自由。為此,筆者總體上贊同全程調解說。對于一審普通程序而言,應當注重審前準備階段的調解,即調解主要在審前進行,隨著審前準備程序的改革,審前準備階段將成為一個獨立的階段,在此階段,當事人完成了起訴與答辯,甚至完成了證據(jù)交換,雙方各自對對方的觀點及雙方爭議的爭執(zhí)點有了基本的認識,此時,法院可以通過適當方式進行調解,如有的法院開預備庭進行調解,調解是基于當事人的自愿,審前準備階段的調解是不公開的。在開庭審理階段,如果當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調解的,法院也可以幫助當事人和解。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審判公開并不意味著調解也要公開,庭審中的調解原則上應當是不公開進行。在法官進行調解時,法官可以視情況命令所有的旁聽人員包括新聞記者都退出法庭。當然,調解需要案外人協(xié)助時,協(xié)助調解的人員不應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決定將法庭移到適宜調解的地方如法官的辦公室進行調解。當事人雙方愿意在公開的法庭上調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調解。調解或和解協(xié)議經(jīng)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并記入法院筆錄后,即產(chǎn)生與終局判決一樣的效力。

四、我國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改革

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發(fā)展改革，建立和完善與人民調解工作相銜接的簡捷、經(jīng)濟的訴訟程序近年來，人民調解委員會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趨勢，一方面人民調解沒有起到“第一道防線”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負擔。另一方面，人民調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fā)揮。這是因為我國現(xiàn)行法律對調解協(xié)議效力規(guī)定不明確，人民調解組織在實際工作范圍、組織形式、隊伍素質等方面與社會發(fā)展不符。對于一些不遵守調節(jié)的糾紛情況束手無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發(fā)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調解能解決的問題訴諸法院。此時人民法院也應該進一步加強訴訟調解工作，認真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通過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使當事人自愿作出調解協(xié)議，努力使法院調解起到重要的作用，無形中提高辦案效率和質量。

（一）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

1、在適用訴訟階段上，我國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十分廣泛，無論是庭前、一審、二審還是再審階段都可適用。

2、在適用可調解案件范圍上，除一些非訴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權益的案件和經(jīng)濟糾紛的案件都可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應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中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訴訟調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合伙協(xié)議糾紛、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10]

筆者認為，在訴訟階段上，法院調解僅適用于一審庭前準備階段，在訴訟的其他階段，不再適用調解程序，同時完善訴訟中和解制度作為補充。在適用案件范圍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適用調解。首先，適用調解的民事案件必須是涉及民事權益糾紛的案件。而對于特別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蹤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為理論基礎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無明確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因此，無法適用法院調解。其次，對一些嚴重違反國家法律的民事經(jīng)濟案件，不適用調解。否則無法對這些案件進行經(jīng)濟制裁，違背了立法意圖。如對于確認違法的經(jīng)濟合同無效的訴訟案件中就必須以判決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調解案件范圍應排除以下幾種：（1）適用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2）嚴重違反法律，侵犯國家、集體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案件；（3）涉及確認民事行為無效的案件。

（二）規(guī)范法院調解的方式

我國民訴法及相關解釋并未規(guī)定法院調解應采用的方式。實踐中最為流行的則是所謂“背對背”的調解方式，即法官與當事人各自協(xié)商，在雙方之間穿針引線，最終促成雙方達成一致的意見。實際上采用這種調解方式達成的協(xié)議大多數(shù)是在雙方都不曾知道對方的真實意思下形成的，與調解的自愿合法原則背道而馳。筆者認為，應該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立法經(jīng)驗，對調解的方式應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原則性的規(guī)范，即從調解開始，進行到達成協(xié)議必須是雙方當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場的情況下方有效。這樣有利于杜絕調解人員的暗箱操作，有助于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自由協(xié)商達成協(xié)議。

（三）關于調解效力問題

對調解協(xié)議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別規(guī)定，當事人雙方達成調解協(xié)議，經(jīng)審判人員審核后，雙方簽字或捺印即生效，該調解協(xié)議自雙方簽字或者捺印之日起發(fā)生法律效力。民訴法規(guī)定調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決效力。但卻規(guī)定不得就調解協(xié)議提出上訴，筆者認為這與兩審終審的原則相悖，其限制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即使調解是在當事人合意的基礎上達成的，但卻不能否認調解協(xié)議有可能存在錯誤，或者一方當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應該允許當事對有缺陷的調解協(xié)議申請再審予以補救。

（四）關于調解無效的認定標準

關于調解無效的認定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2條規(guī)定：“調解協(xié)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確認：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利益的；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禁止性規(guī)定的”。第13條規(guī)定：“當事人各方同意在調解協(xié)議上簽名或者蓋章后生效，經(jīng)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后，應當記入筆錄或者將協(xié)議附卷，并由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拒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協(xié)議的效力。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協(xié)議，另一方當事人可持民事調解書申請強制執(zhí)行。”即調解協(xié)議達成后，一方反悔也不能確定調解協(xié)議無效。

在這個不僅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而且人們思想行為也尤為變化無常的社會，如果要保證社會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就必須要做好如何對待糾紛的對策，在這些對策的發(fā)展中調解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各個階段的調解工作做好，才能使案件得到有力的解決，對方便人民群眾訴訟，提高辦案效率起著積極的作用，使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更加權威，實效地化解民間糾紛，促進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發(fā)展。

五、結束語

由于知識的有限和視野的局限，筆者針對我國現(xiàn)有的民事糾紛中的法院調解原則的具體運用所產(chǎn)生的弊端提出以上問題，并想借此引發(fā)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國的法制建設能夠日臻完善，也希望國人能夠更多的、更加善于運用訴訟來尋求法律的救濟。

第四篇：民事訴訟調解中心工作方案

調審分離 多元主體 構建專門化調解體系

——三明中院民事訴訟調解中心工作方案

為創(chuàng)新民事訴訟調解機制，構建“程序獨立、多元主體、強化自主”的調審分離體系，理順調解和審判的關系，促進調解工作合法有效地開展，充分發(fā)揮調解在簡化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的價值，規(guī)范民事訴訟調解中心的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導思想

緊緊圍繞“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公正廉潔執(zhí)法”三項重點工作，以創(chuàng)新民事訴訟調解機制為依托，構建“程序獨立、多元主體、強化自主”的調審分離體系，不斷完善調解機制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促進社會和諧的宗旨目標。

二、工作職責

1、調解民事案件。堅持依靠群眾，聯(lián)動相關部門，發(fā)揮多元調解主體的作用，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促進案件調解。

2、完善調解機制。積極探索調審分離的調解體系，建立程序規(guī)范、運行高效、群眾滿意的調解機制。

3、創(chuàng)新調解方法。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有效的調解方式方法，不斷提高調解藝術，提高調解成功率。

4、化解矛盾糾紛。引導群眾理性地對待糾紛和訴訟，營造“互諒互讓、誠信和諧”的氛圍，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

三、人員組成1、民事訴訟調解中心設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負責日常工作的統(tǒng)籌運作；調解法官若干，負責民事案件的調解工作；書記員若干，負責內勤、記錄、送達、裝卷、歸檔等相關輔助工作。

2、返聘經(jīng)驗豐富的退休法官參與案件調解，充分發(fā)揮退休法官

具有豐富審判經(jīng)驗和調解經(jīng)驗的優(yōu)勢。

3、構建多元調解主體，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jīng)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等有利于促成調解的個人擔任特邀調解員，參與調解工作。

4、聯(lián)合各基層調解組織、仲裁組織、工會、婦聯(lián)、律師協(xié)會，建立綜合調解網(wǎng)絡。

5、抽調業(yè)務庭和有關綜合部門法官擔任調解中心調解法官，參與具體案件的調解工作。

四、調解原則

1、自愿原則。民事案件庭前調解程序的啟動必須是當事人自愿選擇或未明確拒絕的，調解達成協(xié)議，必須雙方自愿，不得強迫。

2、合法原則。調解程序必須合法，經(jīng)法院調解達成的協(xié)議內容必須合法，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禁止性規(guī)定，不得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利益。

3、有限原則。一審案件調解期限為30天，二審案件調解期限為15天，調解期限屆滿，除非當事人申請延長調解期限，均按照調解不成處理，案件由調解中心移交業(yè)務庭進行審理。

4、調判分離原則。調解和判決的程序獨立，參與調解的法官不得成為案件的審判法官。

5、不公開原則。為了營造更加和諧的調解氣氛，除當事人申請要求公開調解外，庭前調解原則上不公開進行。

6、不可反悔原則。除非調解協(xié)議內容違法，或有證據(jù)證明是調解法官強制調解，或當事人受欺詐、脅迫而簽訂調解協(xié)議，當事人必須按照調解協(xié)議內容履行，不得隨意反悔。

五、受理范圍

當事人自愿接受調解的，除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chǎn)還債程序的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外，本院受理的其他民事訴訟案件均應由調解中心進行調解。

六、調解主體

調解主體采取“1+2+N”的多元模式。先確定一名主持調解的法官，并告知當事人，若調解成功需要出具調解書時，由主持調解的法官負責召集另外兩名法官組成調解合議庭并告知當事人，當事人不申請調解合議庭成員回避的，由調解合議庭成員在調解書上共同署名。當事人可以在特邀調解員名單中選定相關人員參與調解，調解法官也可以根據(jù)案件調解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參與案件調解。

七、調解程序

1、案件受理。立案庭受理民事案件后將案件移送至相關業(yè)務庭，符合受理范圍的案件由業(yè)務庭確定合議庭成員，并將開庭傳票、告知審判庭組成人員通知書等訴訟材料準備完備后一并移交調解中心。一審案件開庭時間距離移交時間不得低于30日，二審案件不得低于15日。

2、選定人員。調解中心收到案件后3日內通知各方當事人從調解人員名單中自主協(xié)商選擇調解人員，協(xié)商不成由調解中心指定調解人員。

3、材料送達。確定調解人員2日內，調解中心將調解人員名單、調解時間、調解地點及業(yè)務庭移交的訴訟材料一并送達當事人。

4、調解開始。調解開始時，調解法官應當先核對當事人的身份，當事人有委托代理人的，應當核對代理人的身份，再告知當事人享有的權利，并聲明調解法官不擁有裁判權，如不能達成調解協(xié)議的，案

件將迅速轉入庭審程序。

5、調解過程。調解過程中，調解法官可以視案件調解需要比照庭審的法庭調查程序，進行必要的案件事實調查。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順序進行陳述，出示證據(jù)可以在陳述過程中穿插進行。調解法官對當事人之間無爭議的事實證據(jù)和有爭議的事實證據(jù)，應作好記錄，總結歸納爭議焦點，做好案件調查事實與是非責任的總結發(fā)表，并征詢當事人的意見。一審案件調解期限為30天，二審案件調解期限為15天，當事人可以申請延長調解期限，延長的調解期間不計入審限。

6、調解結束。如果當事人達成調解協(xié)議的，調解法官制作調解協(xié)議，并經(jīng)雙方當事人和調解法官、書記員簽字即發(fā)生法律效力。調解結束后，除不需要制作調解書的案件外，調解法官應當根據(jù)調解協(xié)議內容制作調解書，送達給當事人，并告知相關業(yè)務庭。未能達成調解協(xié)議的，調解法官應宣布不能達成調解協(xié)議，庭前調解程序終結，并將案件退回業(yè)務庭，由業(yè)務庭適用審判程序進行審理。

八、救濟程序

對于存在以下幾種情形的調解協(xié)議或民事調解書，當事人、當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有利害關系的案外人提出證據(jù)予以證明確有錯誤，可以在調解協(xié)議或調解書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內申請再審，但離婚糾紛案件中調解解除婚姻關系和子女撫養(yǎng)的內容除外：

1、實體法存在瑕疵的，具體表現(xiàn)為:(l)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禁止性規(guī)定的。

2、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的，具體表現(xiàn)為:(l)當事人發(fā)現(xiàn)就同一調解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者調解、和解的，或得適用該判決或調解、和解的;(2)審判人員在調解時詢私舞弊、受賄索賄并影響調解結果的。

3、其他存在瑕疵的情形。調解遺漏事項未調解或當事人認為調解書與調解協(xié)議不一致的，在調解書送達一定期限內，當事人可就該未盡事項自主選擇申請法院再調解或申請法院裁定補正，法院應當在收到申請之后的一定期限內予以再調解或審查補正。

第五篇：民事訴訟、調解被告方授權委托書

授權委托書

南京市鼓樓區(qū)中級人民法院：

委托人姓名：身份證號： 受托人姓名：身份證號： 受托人姓名：身份證號：

現(xiàn)委托上列受托人在我與民事糾紛一案中，作為我的被告代理人。

代理權限包括：代理起訴、出庭質證、辨認、進行和解，提起反訴等相關一切事宜。委托期限延續(xù)至該案有效訴訟終止。

委托人：受托人：

2013年3月10日201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