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后期,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國共產黨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上山下鄉提高實踐作用的政治運動。所有適齡青年除了當兵以外,基本上都屬于
征召范圍。上山下鄉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么多人而引發混亂。相反,由于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鄧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對知青返城的一種反應。編輯本段
背景
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后,中國各個領域一片大亂,政府機構癱瘓了,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領導成了敵人,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槍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實彈。文化大革命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
文革的工具后,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當權者必須盡快對紅衛兵做出處理。文革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工廠處于停頓狀態,城市已經無法安置連續三屆2000來萬畢業生就業。如果讓他們仍然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后果肯定是嚴重的。
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上山下鄉在客觀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破壞力;上山下鄉雖然國家要給與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于“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試想學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讓農村青年去屯墾戍邊,即有利于解放農村勞動力,也有利于農墾事業。上山下鄉的動機就是為了解決2000萬學生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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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起源
蘇聯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里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此舉既解
決了糧食短缺,又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而在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到了蘇聯的城市青年移民墾荒運動,回來后就向黨中央匯報了蘇聯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后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愿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于 8 月30 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愿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在黑龍江省蘿北縣開墾出1200畝荒地,第二年生產了13.5萬公斤糧食、30萬公斤蔬菜,還蓋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隨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墾荒隊以及河北、山東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墾荒隊員的身份來到蘿
上山下鄉
北縣。上海青年則要求去淮北開荒種糧。
上山下鄉在北京、上海的影響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開發新疆、廣州青年去開發海南、江蘇和四川的青年去開發青海,從而奏響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
高潮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后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毛主席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后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
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系在一起。
回城
進入70年代以后,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愿、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后,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
據統計由于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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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山下鄉
毛澤東政府對場運動的解釋是:為了防止“修正主義”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上山下鄉另一種解釋是:
毛澤東政府把“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作口號,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失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沒有失業問題。可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工業和農業在大躍進和文革后完全停滯,糧食總產量逐漸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無法給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動機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出于戰略考慮的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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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 “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
1968年底,中蘇關系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于備戰的指示。城市里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
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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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至于上山下鄉給知青帶來的傷害,給農村帶來的后果,給知青家長帶來的怨氣,在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里,不只發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帶給老百姓的共同災難。對于上山下鄉,大多數人是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被敲鑼打鼓趕到農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間,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實施。所以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惡果之一。
現在,當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齡。人是生活在社會里的,除了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鄉是當年的知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運,有太多的共同語言。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許多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最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懷念。編輯本段
意義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借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于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后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后繼乏人的現象。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了解僅僅局限于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運動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生活后,意識到自己被人所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曾經堅信不疑的馬列主義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后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沖,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這場運動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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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經濟后果
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知青是農民的一個負擔。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礎教育的地方,極少數能夠從事這種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農村的發展。但這些有限的貢獻遠不能抵消知青給農村社區造成的損失。而且它們為時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樣培訓當地青年承擔這些工作,從長期來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況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給農村的發展帶來多少好處。知青離開后實行的大刀闊斧的農村改革,才為農村帶來了實質性的改進。
政治和意識形態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運動的目標雖然沒有明說,顯然是為了結束紅衛兵運動,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從長期來看,它的后果確實是消極的。下鄉政策導致的不滿、林彪事件之后出現的幻滅感,以及農村地區社會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對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傾向。
至于根據革命品質而不是專業成績選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實現一個平等社會的目標,也沒有取得什么積極成果。除了在戰爭或革命時期,以道德作為提拔精英的社會制度難免導致偽善和因循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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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關于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正面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為加強工農聯盟基礎、教育青年、消滅城鄉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
同時知青下鄉對于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鄉鎮企業的建立(鄉鎮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改變農民面貌。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運動過去幾十年后,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他們通常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后悔。”
反面
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第二篇:上山下鄉流程。
“上山下鄉 ”ZZTV愛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動流程
聯系組:楊智文董曉鵬
宣傳組:付忠
招商組:張謙
愛心支教
聯系組:
一、五縣市摸底,看那些學校缺乏什么類型的教師。那些學校適合成立ZZTV愛心基地。11月20日前需統計出
二、與株洲各大學院校聯系,招募大學生支教加入。
三、與各相關單位聯系,保證公益活動暢通無阻。
宣傳組:
一、制作“ZZTV愛心支教”招募宣傳片。11月18日需出臺播放
二、《直播株洲》欄目開設“ZZTV愛心支教”專欄,對本活動進行全程跟蹤報道,18日同宣傳片一并出臺。
三、定于2012年月日,開展啟動儀式。做好儀式布置,與領導的邀請。
招商組:
一、與株洲各企業單位聯系,招募愛心企業組建一對一幫扶對子,幫組支教點設立愛心圖書室,健全教育基礎設施等。
二、與各愛心企業確定“ZZTV愛心支教”路費與食宿補助的問題。
愛心團圓
聯系組:
一、與各縣市鄉村小學聯系,摸底,獲取符合條件的學生資料,并進行溝通。
二、確定愛心團員名單
三、與教育局及相關部門取得聯系,確保活動暢通無阻
四、負責孩子接送
宣傳組:
一、制作愛心大巴車身條幅。
二、《直播株洲》全程跟蹤報道
三、2012年1月16日舉行啟動儀式,做好儀式布置,領導邀請。
四、與廣州本地媒體溝通,邀請對方進行報道。
招商組:
一、與湘運公司等相關部門取得聯系,確保活動愛心大巴的提供。
第三篇:上山下鄉活動流程
上山下鄉為孩子愛心支教我報名
“ZZTV愛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動流程
愛心支教
一、對五縣進行摸底,看那些學校缺乏什么類型的師職力量。那些學
校適合成立ZZTV愛心支教基地。(楊智文 董小鵬 鄧曉明)
二、制作“ZZTV愛心支教”招募宣傳片。(楊智文 張謙)
(宣傳語:一群樸實的老師,幾十年如一日,支撐著孩子們未來的夢
想;漫漫求學路上,他們堅強勤奮,渴望大山之外不一樣的精彩。如果你愿意上山下鄉,請與我們聯系。ZZTV愛心支教報名熱線:***)
三、2011年11月20日在株洲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株洲傳媒網發布招募令。開通“愛心招募熱線”向市面征集愛心企業、音體美教師、愛心人士加入“ZZTV愛心支教”團隊。(楊智文 張謙)
四、定2011年12月為“愛心支教月”,“ZZTV愛心支教”大型公
益活動啟動儀式。開始對五縣的愛心支教基地派送各類支教人士。(楊智文 張謙)
五、2011年12月26—12月30號五天為“愛心支教周”,“ZZTV愛心
支教”團隊分赴各學校支教。(楊智文 張謙)
六、《直播株洲》欄目開設“ZZTV愛心支教”專欄,對本活動進行全
程跟蹤報道。(付忠 董小鵬)
愛心團圓
一、對五縣各學校進行摸底,對象為8歲至14周歲的其父母在廣州
或深圳務工且不回家過年的留守兒童。每縣各五個名額,共25位留守兒童。(楊智文 張謙)
二、與學校、學生家長進行溝通,明了活動內容。(楊智文 張謙)
三、與各單位、各媒體銜接活動流程,各盡職責。(董小鵬)
四、2011年1月16日掛有活動條幅的大巴接選定的25名留守兒童
到株洲。并在華天大酒店舉行“愛心團圓”啟動儀式。邀請領導出席。(付忠 楊智文 董小鵬 張謙)
五、午宴后,“愛心團圓”大巴啟程。通知各家長及地方媒體到達時
間。預訂17日下午把留守兒童送到各家長身邊。
(付忠 楊智文 董小鵬 張謙)
六、《直播株洲》欄目做特別節目,全程跟蹤報道。
第四篇:如何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如何看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7月1日,一位47年前在黑龍江插隊下鄉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柜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張影。紫色的秋衣洗得發白,但還能清晰看見胸前巨大的“獎”字和沈建平當時所在的兵團番號。瀏覽著三個展廳的展品,沈建平認出了當年戰友們的物品——軍大衣、醫學教材。
這是在北京鳥巢的知青博物館,門票120元,知青免費。
在全國巡展兩年之后,遠在東北邊陲小鎮的黑河知青博物館在京城鳥巢落了戶,正如它的負責人潘忠林所說,“等于黑河館在北京鳥巢開了分館”。
然而在引發一代人青春記憶的同時,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評和輿論爭議,北大教授賀衛方甚至指責它“將罪惡變成了偉業”。
這家占地1600平方米,耗資超過400萬的知青博物館鳥巢展,被港媒稱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雖然潘忠林不太認可這個說法,但他還是覺得,比之十八大之后蜂擁而出的知青博物館,自家的可以“理直氣壯”地稱為“客觀”,因為“無論從內容、形式設計上,還是國家、省市層層審批上,都是立得住的”。自1955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1962年被納入了國民計劃,直到1978年宣告結束,這場延續20多年的運動永遠改寫了將近2000萬名年輕人的命運,他們中斷了學業,進入農村。學界流傳最廣的觀點是,上山下鄉是為了解決城市糧食短缺和就業問題,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知識青年下鄉“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傳之詞。
由于期間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人們在對待知青歷史時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7月2日的微博中,賀衛方說:“不久前我曾參觀預展,有關人士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參與策劃,無怪乎展覽強烈的文革歌德派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難一點都不提。”
在6日的微博中,他又給知青博物館提出建議,認為:“知青展應通過解說和各種實物展現:1)作為文革組成部分的知青運動;2)反智主義與知青下鄉;3)對下鄉的擁護與抵制,事例如李慶霖事件;4)廣闊天地中的苦難。書信歌謠圖畫及文學作品;5)那些真實和虛假的英雄人物;6)風起云涌的返城抗爭;7)傷痕文學里的知青。”
認證為前《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對賀衛方提出反駁,直指其是“雞永遠理解不了鷹”,并贊揚知青運動的優點:“知青運動的本質,是防止工業化進程變成對農村的單方面榨取,也是為了防止中國從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社會。”
人大教授張鳴與賀衛方有著類似的觀點:“把人人為地投入到災難之中,然后拼命強調這個災難對個中人的鍛煉。現在說知青下鄉運動好的人,都是這樣干的。別客氣,請你們把你的子女,孫子孫女也行,放到最艱苦西北農村,干上8年。”
老知青們的觀點也出現了對立,他們在微博上“現身說法”,以自己的經歷或支持或駁斥賀衛方。@曉日xiaori說:“在我的知青戰友圈兒里也有很多“青春無悔”的人。我們之間也經常辯論。贊同無悔的人認為自己的成功來源于知青時代意志的磨練,這一點我并不否認,但對大多數知青來講只是災難,既然有人無悔,既然贊同下鄉運動,那又為何要返城,為何不去當一輩子農民?”
作為“親身體驗知青一代”歷史的潘忠林,認為賀衛方的觀點“太過偏頗”。他覺得知青博物館與文革“沒有一點關系”,他不否認當年有不好的事發生,但他不斷強調著,辦此館是為了“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這與他的同事、黑河館館長劉樹新頗為一致。在2013年接受采訪時,劉樹新說:“在展覽里永遠也不要提,也沒有必要提。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體現一代人的風采。寫它,是把我們大家對國家的責任感奉獻,抹黑了。”
鳳凰網:
鳥巢這個知青展覽館是如何建起來的? 潘忠林:
我們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館,這個建的比較早,是2009年開的館,那個時候全國各地沒有知青館。我們這個館開得也很艱難,當時寫完了大綱之后,無論是當地政府還是上一級的,比如省文化廳,都不大敢批。
后來趕上有一個機會,我們遇到了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龔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結很深,于是我們就把這個大綱給了他,他找了一些專家給審,黑龍江省文化廳又組織專家給了論證,這樣這個館才能夠得到上級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線,之后,我就帶著知青博物館開始在全國巡展。因為黑河館比較偏僻,全國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來我們就考慮在全國巡展,但巡展費用比較高,也還是滿足不了知青需要。我們在北京的地質博物館展了一個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來萬觀眾,我們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萬多觀眾,根本就不能夠知青的要求,所以我們才決定在北京建館。2013年在北京展覽期間,我接觸到了中國萬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就開始和他們談合作的事。他們在鳥巢有兩萬平米的場地,給我們提供了三個廳,我們建了這個館。
鳳凰網:
這次展覽首次展出一張李克強在田間得知大學錄取時與朋友的合影,這也是知青捐贈的?
潘忠林:
整個展覽的照片有三部分來源:
第一,是我們逐個走訪知青得到的,我們了解到一些知青事跡,就去和他一對一走訪,然后核實他提供的照片,文字。
第二,人民日報社黨史辦出了一本知青畫冊,這個畫冊的圖片都是當年《人民日報》刊發的一些照片。
第三,就是隨著展覽開放,知青源源不斷地給我們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我們又跟蹤采訪核實清楚之后,再上版面。比方說像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照片,都是我們在國家的黨報黨刊上找到的,或者是當年跟他們一塊下鄉的知青給我們提供的。李克強那張田間照片應該是知青提供的,因為那張照片在網上也能搜到。
1973年上山下鄉時期,習近平(左二)在陜西延川縣。新華社發
20多歲在鳳陽縣插隊時的李克強。資料來自李誠故居。
鳳凰網:
有港媒稱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館,是這樣嗎? 潘忠林:
現在還不好這么說。十八大之后全國各地知青館蜂擁而上,習近平、李克強他們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結,所以這個時候口子就開了。我們在春節前統計過,全國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館,截止到現在可能是有百十來家了,但是目前這些博物館,實實在在地說,展覽內容就不一定能夠很客觀地反映知青這一代的歷史。
而我們這個館,為什么我敢理直氣壯的說呢? 第一個,這個展覽是經過龔心瀚組織專家論證的。第二是經過黑龍江省文化廳專家組論證審批的。第三,我進京展覽之前,又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王偉光親自給把的關,包括這個主題“與共和國同命運”都是他給幫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現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館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館是隸屬于國家文物局系統管理的館,而且是國家四部委批準的免費開放的博物館,它是黑龍江省級愛國主義基地。鳥巢館實際上就等于是黑河館的分館,所以說這個展覽無論從內容、形式設計方面,還是從國家、省級層層審批這個環節上說,都是立得住的。
鳳凰網:
強調黑河館和鳥巢館是“客觀”的,為什么? 潘忠林:我們這個館之所以辦得好,就是我們和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性,我們弘揚的是正能量,是在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心聲。知青心聲是一種什么心聲呢?在建國初期,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新中國的長子長女們,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承擔起了一個老大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他們從學校畢業之后,國家沒辦法安排他們的工作,散落到社會,那不是個辦法,所以怎么辦呢?農村又需要文化,這個時候他們從繁華的都市來到了祖國需要的地方,這是與共產黨同命運,也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題。國家有困難了,你作為祖**親的大兒子、大女兒,你就得要承擔這個困難,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擔當、是奉獻、是拼搏、是創業。我們要弘揚知青精神,就是我們這個館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樣。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覺得它和紅軍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大慶精神、載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災救險精神一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要傳承它,要弘揚它,這就是我們現在辦館的目的。我們不想在學術上去糾結什么,至于知青那個年代,有沒有一些知青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難道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沒有了嗎?何況70年前。我覺得有些人,起碼我覺得他們不是弘揚正能量,和黨中央、國務院沒有保持一致。
鳳凰網:
你如何回應北大教授賀衛方的質疑? 潘忠林:
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偏頗的,不是實事求是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從1955年開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關系嗎?沒有關系。1955年時任團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墾荒隊,60人,隊長是楊華。到了1962年的時候,國家已經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上山下鄉,納入到了國民計劃。到了1968年的時候,全國進入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所以我說這個賀教授,我不能說別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對黨有什么不滿,對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點,當時毛澤東同志組織青年上山下鄉這件事,其實與文革沒有任何關系,這其實源自于他對青年運動方向的一種思考。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就曾和那些進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農調查的報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開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大會,在那個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有一個講話,叫作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標準?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夠和工農群眾相結合。1946年,毛澤東就把他的兒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去補上農村這一大課。緊接著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關系?所以我說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說我不針對某一個人,我認為有的同志他不客觀就在這。
賀教授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很多知青都在聯系我,都希望我能夠從正面去回應他,但是都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和他們講,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觀點,人家要說,你也不能夠非得要針尖對麥芒,各抒己見去爭執,沒什么意義。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從正面來介紹知青這一段歷史,來反映再現這一段歷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傳承知青文化,弘揚知青精神,我們只要從正面去做,慢慢的這些人的觀點或許會淡化。
我覺得有一些不健康的,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性的觀點,讓我挺痛心的,因為我本身有知青的情結。
第五篇:上山下鄉運動概況
上山下鄉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后期,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國共產黨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文革時期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中去,屏棄傳統教學,提高實踐作用的政治運動。所有適齡青年除了當兵以外,基本上都屬于征召范圍。上山下鄉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么多人而引發混亂。相反,由于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鄧小平領導的新一屆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對知青返城的一種反應。
背景
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后,中國各個領域一片大亂,政府機構癱瘓了,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領導成了敵人,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槍實彈。文化大革命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文革的工具后,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當權者必須盡快對紅衛兵做出處理。文革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工廠處于停頓狀態,城市已經無法安置連續三屆2000來萬畢業生就業。如果讓他們仍然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后果肯定是嚴重的。
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上山下鄉在客觀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破壞力;上山下鄉雖然國家要給與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于“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試想學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讓農村青年去屯墾戍邊,即有利于解放農村勞動力,也有利于農墾事業。上山下鄉的動機就是為了解決2000萬學生的就業。
蘇聯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 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里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此舉既解決了糧食短缺,又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而在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到了蘇聯的城市青年移民墾荒運動,回來后就向黨中央匯報了蘇聯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后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愿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于 8 月30 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愿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在黑龍江省蘿北縣開墾出1200畝荒地,第二年生產了13.5萬公斤糧食、30萬公斤蔬菜,還蓋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隨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墾荒隊以及河北、山東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墾荒隊員的身份來到蘿北縣。上海青年則要求去淮北開荒種糧。在北京、上海的影響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開發新疆、廣州青年去開發海南、江蘇和四川的青年去開發青海,從而奏響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高潮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后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毛主席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后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 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系在一起。回城
進入70年代以后,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愿、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后,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
據統計由于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毛澤東政府對場運動的解釋是:為了防止“修正主義”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另一種解釋是:毛澤東政府把“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作口號,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失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沒有失業問題。可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工業和農業在大躍進和文革后完全停滯,糧食總產量逐漸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無法給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動機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出于戰略考慮的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 “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1968年底,中蘇關系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于備戰的指示。城市里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影響
至于上山下鄉給知青帶來的傷害,給農村帶來的后果,給知青家長帶來的怨氣,在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里,不只發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帶給老百姓的共同災難。對于上山下鄉,大多數人是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被敲鑼打鼓趕到農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間,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實施。所以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惡果之一。
現在,當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齡。人是生活在社會里的,除了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鄉是當年的知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運,有太多的共同語言。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許多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最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懷念。
意義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借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于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后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后繼乏人的現象。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了解僅僅局限于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后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沖,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這場運動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
經濟后果
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知青是農民的一個負擔。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礎教育的地方,極少數能夠從事這種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農村的發展。但這些有限的貢獻遠不能抵消知青給農村社區造成的損失。而且它們為時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樣培訓當地青年承擔這些工作,從長期來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況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給農村的發展帶來多少好處。知青離開后實行的大刀闊斧的農村改革,才為農村帶來了實質性的改進。
政治和意識形態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運動的目標雖然沒有明說,顯然是為了結束紅衛兵運動,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從長期來看,它的后果確實是消極的。下鄉政策導致的不滿、林彪事件之后出現的幻滅感,以及農村地區社會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對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傾向。
至于根據革命品質而不是專業成績選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實現一個平等社會的目標,也沒有取得什么積極成果。除了在戰爭或革命時期,以道德作為提拔精英的社會制度難免導致偽善和因循守舊。評價
關于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正面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為加強工農聯盟基礎、教育青年、消滅城鄉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同時知青下鄉對于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鄉鎮企業的建立(鄉鎮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改變農民面貌。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運動過去幾十年后,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他們通常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后悔。”
反面
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小說
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雨》和長篇小說《雪城》及據此改編的這兩部同名電視劇反映了東北知青(北大荒兵團戰士)的生活。
梁曉聲的電視劇《年輪》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葉辛所寫的著名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孽債》,《知青心中的周恩來》
1990年代時,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插隊時所生的兒女,來到上海尋找親生父母的故事。早期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及其后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阿城:中篇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姜戎:長篇小說《狼圖騰》,以自己在內蒙古插隊時的見聞寫成。
史鐵生: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王小波:中篇小說《黃金時代》
作家老鬼: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電影舒淇和劉燁主演的電影《美人草》演繹了云南知青的一段愛情故事。導演張暖昕拍攝的知青電影《青春祭》,描寫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在西雙版納的知青生活。陳沖導演的電影《天浴》描寫了一位上山下鄉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慘命運。1983年出品的由謝飛導演的電影《我們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電影,描述了當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
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電視劇
《血色浪漫》是以這次上山下鄉為背景的一部電視劇,局部反映了當時的一個城市知識分子下鄉的背景,可以說是近年來下鄉運動描寫最真實的一部電視題材的作品。本劇的主演有劉燁和孫儷。北風那個吹。本劇的主演有夏雨和閆妮。
紀實
《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鄧鵬主編
鄧賢著有紀實作品《中國知青夢》,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爭故事。
歌曲
李春波:小芳,被認為是描寫知青在農村戀情的歌曲,曾流行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