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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推薦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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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

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

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作者: 鐵人 一九六七年

周恩來對上訪人員發表重要演講

一月四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接見文藝、教育、新聞、體育工作者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會上講話時,對下鄉青年說:“你們的崗位是在農村中,你們應和農民一起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農村中為農民服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產。你們的困難,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將找你們的代表座談,幫助你們解決”。

1966年下半年興起的紅衛兵串連、“橫掃”、“炮轟”、“砸爛”的狂飚,導致無政府主義妖風刮遍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也多被卷了進去,不少人回城上訪、“造反”。

在北京串連、逗留的達40多萬人。中央安置領導小組辦公室被抄、被砸,工作人員兩次搬家,轉入地下辦公,編印簡訊《下鄉上山戰線》,同各地安置辦公室交流情況,推動工作。在最艱難的時候,曾受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表揚和鼓勵。

《人民日報》號召逗留城鎮的下鄉知青返鄉春耕

二月十一日 《人民日報》在發表的“抓革命、促生產,打響春耕生產第一炮”的社論中指出: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近幾年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和貧下中農結合上,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面,做出很大成績。現在春耕在即,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應當把自己上訪的意見留下來,立即返回本地,和當地革命群眾一起鬧革命,積極參加備耕和春耕生產工作。

中央、國務院就知青外出串連問題發出通知

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處理下鄉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愿、上訪的通知》。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進行串連、請愿、上訪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應立即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所設聯絡站,一律撤銷。

安置工作中的問題,應由各級黨委負責,逐步加以解決。通知還指出,前幾年下放農村已參加農業生產的群眾、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應當安心參加農業生產。前幾年精簡下放,現居城鎮的人員,也按上述精神執行,不得回原工、交企業和事業單位強復工。

2月20日,《人民日報》就貫徹執行中央“二.一七”通知,發表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的編者按語。

下鄉知識青年大量進京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報告:5月以來,下鄉知青又大量進城,估計已達40萬人以上。北方掛鋤期近,有大批進京趨勢。據來訪青年反映,現住中央各機關所設接待站的下鄉人員,以新疆的為首串連700人,將于7月3日到中南海門口靜坐,要求解決具體問題。

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鄉青年正在省內串連,成立了幾十個組織準備7月份大批來北京,廣西的下鄉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組織,并要求來京造譚震林的反。

《人民日報》發表“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

七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社論。這篇社論是從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闡述堅持上山下鄉正確方向的必要性。其目的是說服城鄉群眾支持或歡迎逗留城鎮的下鄉青年迅速返回,參加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戰斗,搞好農業生產。

中央權威性報刊首次使用“上山下鄉”一詞。從此,陸續成為全國通用的提法。

周恩來支持首都一批中學生去云南務農的請求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北京市東城區中學紅代會的一批紅衛兵,決定乘這個機會直接向周總理提交去云南的申請,他們的代表火急趕到現場,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下了下鄉的誓言。

在總理休息時,他們擁了上去說:“周總理,我們要求到云南邊疆去!”總理親切地問道:“你們是哪里的?”他們一致回答:“我們是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為了發展祖國的橡膠事業,自愿到云南邊疆做一名普通的農墾戰士”。

周總理接過他們的申請書,在手中揚了揚,高興地連聲說:“好哇!支持啊!”隨后,看過申請報告,并立刻寫了批示:請有關主管部門幫助辦理。

其時,云南一些地方還處于**之中,無法前往。延至翌年2月8日,55名中學畢業生告別首都,奔赴云南省的西雙版納,從事橡膠生產事業。一九六八年

中央再次號召下鄉知青返回農村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重申要堅決貫徹執行1967年發出的包括《關于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抓革命促生產的緊急通知》在內的一系列指示和通告。集中力量反對各種形式的經濟主義。“上山下鄉支邊的青年,不要回城要求落戶”。

濟南市首批知識青年赴沂蒙山區落戶

二月十九日, 濟南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全體成員,在踏上新的征途前夕上書毛主席報喜。濟南市首批200多名高初中畢業生到沂蒙山區莒南、臨沂等縣插隊落戶。行前,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歡送大會,省革命委員會全體常委到會祝賀、送行。

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于老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

五月二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呈送《關于1968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全國66——68年三屆城鎮初、高中畢業生近400萬人,其中勢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鄉這條路。下去要以插隊為主,安置方式可多種多樣。京、津、滬、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請國務院召開協作會議給予落實。

《報告》說: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受磨煉最大,最能體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結合的光輝思想。但是阻力甚大,問題較多,工作確實艱巨。但不能動搖插隊為主的方針。1968年安置經費2.5億元,擬根據各地計劃分配下去,沒有完成計劃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費上繳中央,不再留給地方結轉使用,各省、市、自治區應盡早制定計劃。

創辦“五.七”干校

五月七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經歷數月辦校實踐,柳河“五.七”干校總結出一套經驗。

10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并在編者按語中傳達了毛主席關于干部下放勞動的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此后,全國各地相繼辦起了“五.七”干校,也成為干部子女下鄉勞動的場所。經中央確認,到“五.七”干校的知識青年按上山下鄉待遇。

高等教育制度的兩項重大“改革”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分別發出《關于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問題的通知》、《關于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關于1967年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學校畢業生分配的通知》。

關于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分配,通知說,必須堅持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方針。通知規定,1966年、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虛心向工農群眾學習,使“知識分子勞動化”。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安排他們到解放軍、地方和中央部門舉辦的國營農場去。

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

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席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的批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中央發出68屆大專和中專畢業生分配的通知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決定,1968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從1968年11月中旬開始分配,并發出通知。通知繼續強調要使他們堅定地走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除了安排到解放軍農場、國營農場外,還可以組織他們參加改造鹽堿地、興修水庫等改造大自然的斗爭,進行建立人民公社生產隊的試點等。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知各地和有關部門,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農)半讀學校1968年的畢業生,于11月開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工礦去,到基層去,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

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為題,報道了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

《人民日報》在編者按語中發表毛澤東的指示(又稱“一二.二二”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女子,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當日,北京、上海幾十萬人上街游行,歡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表。

全國上山下鄉出現高潮

年末,由于“文化大革命”,1968年整個國民經濟處于衰退狀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4.2%,絕大多數工礦和企業無法招收新工人。同時,招生考試制度又被廢除,造成66—68屆初高中畢業生(俗稱“老三屆”)大量積壓在城鎮,成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農村去。

4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畢業生分配,實行“四個面向”方針以后,各地陸續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表后,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上山下鄉高潮。全年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199.68萬人(不含大專畢業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隊的165.96萬人,到國營農、林場的33.72萬人。此外,還有60萬城鎮居民下鄉。全國城鎮非農業人口再次呈下降趨勢。一九六九年

北京市制定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辦法

一月二十八日,國務院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于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要求國務院各部門參照執行。

《通知》規定:

一、干部下放勞動,無論去“五.七”干校,或去農村、農場、邊疆地區,都應允許他們攜帶家屬子女一起去。解放軍駐京部隊和中央在京部門,要求組織自己的職工家屬子女到本部門舉辦的農場、林場、馬場安家落戶,應當給予支持。

二、知識青年和初、高中畢業生,凡農村有直系親屬的,應動員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愿意回去安家落戶的應予支持。回鄉的旅運費按國家規定標準,由市財政局撥款。

三、半工半讀和中專學校畢業生中,自愿要求上山下鄉到農村落戶的,應予支持。

四、干部和職工要求到農村、農場安家落戶的,由主管部門審批。

五、城市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應動員他們攜帶女子一起回原籍。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針對執行中提出的幾個具體問題,又于4月8日下發了補充通知。

中央發出中專、技校畢業生分配的通知

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1969、1970年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學校畢業生分配的通知》。通知指出:“畢業生應當堅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服從革命需要,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工礦去,到基層去,去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斗爭中鍛煉成長。” 一九七○年

中央批準首都兩所高校招收工農兵學員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并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所謂“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

《人民日報》發表抓好知青工作的社論

七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抓好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的社論。社論指出,各級黨組織和革委會在深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下鄉知識青年的工作抓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全國近3年中有573萬名知青到農村落戶, 本年度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幅度也很大。職工人數 是1960年以來增加最多的一年。

但城鎮個體勞動者又比上年繼續減少5萬人,下降到96萬人。這一年,全國共動員371.4萬人上山下鄉,其中知識青年106.4萬人,城鎮居民160萬人,其他人員105萬人。從1968年以來的3年中,總共有1225萬城鎮人口到農村安家落戶,其中知識青年573.4萬人。一九七一年

規定下鄉兩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為招工對象

二月十九日,全國計劃會議結束。會議確定1971年計劃招收固定工144—155萬人。招工資源包括經過勞動鍛煉兩年以上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由貧下中農推薦招收一部分。

據國家計委勞動局《上山下鄉簡報》反映:1971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多數省、市擬在春、秋掀起兩次大的下鄉熱潮。已有24個省、市、自治區報來計劃,安排下鄉274萬人,其中知識青年140萬人;津、滬、川、浙4省市有25萬人左右跨省區下鄉。1971年的任務是艱巨的,不僅要動員和組織幾百萬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更重要的是要繼續加強對上千萬下鄉人員的教育鞏固工作。

全國教育會議提出的“兩個估計”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議通過并經毛澤東主席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

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17年培養出來的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兩個估計”長時期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精神枷鎖。

“兩個估計”也為正在進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多添了一層思想基礎,助燃必須接受“再教育”的火勢。

外國記者采訪延安地區插隊知青

六月十七日,阿爾巴尼亞、越南、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蘇聯、美國等10幾個國家的駐首都記者及其夫人,在外交部和省、地革命委員會的同志陪同下,參觀訪問延安城區柳林大隊時,訪問了北京去的插隊知識青年,并就他們的學習、勞動、生活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座談。外國記者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種新鮮事,感到非常驚奇,記錄了插隊青年的生活、學習和勞動片斷,敬佩城市學生下鄉當農民的勇氣和精神。

北京赴延安插隊干部駐延安城區革委會代表,詳細地記述了這次參觀訪問活動。一九七二年

“三個突破”繼續發展,全年知青下鄉67萬人

年末,今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有所增長,基本建設戰線有所收縮。但“三個突破”的情況還在繼續發展。全民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比上年下降5.4%,是連續第二年下降。由于城市招工量大,許多青年等待招工,下鄉人數繼續減少,全年下鄉67.4萬人,而返回城鎮長期不歸的下鄉青年不少于10萬人。一九七三年

國務院科教組對下鄉知青參加高考的意見

四月三日,國務院科教組下發了《關于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回鄉知識青年要一樣看待。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比較集中的地方,可適當多分配名額”。

全國中專、技校恢復招生

七月三日,國務院決定全國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開始招生。招生對象是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0歲以內的青年職工、退伍軍人、民辦教師、赤腳醫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以及應屆初中畢業生。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停辦中專、技校后的第一次正式招生。

《遼寧日報》、《人民日報》登載“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

七月十九日 《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識青年、生產隊長張鐵生的一封信。

張鐵生參加遼寧省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時,在物理化學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作為生產隊長,領導社員夏鋤,沒有時間復習的理由,并譴責了一些知青在生產大忙季節扔下鋤頭回家的行為。他希望領導在這次入學考試中能對他加以照顧,以實現他上大學的“自幼理想”。《遼寧日報》在報道此事所加的編者按語中卻說:張鐵生“雖然在文化考試上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路線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的編者按語和張鐵生的一封信。此后,張鐵生便成為風云一時的“反潮流”新聞人物。

全年動員89萬知青上山下鄉

年末,1973年,經過“批林整風”,加強了經濟管理,國民經濟各項指標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了任務。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9.4%。這一年動員了89.6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中插隊的80.6萬人,到國營農場的9萬人。這樣,從1962年以來,累計動員城鎮知識青年934萬人下鄉,其中因招生、征兵、招工、提干及其它原因轉回城鎮的401萬人,留在農村的533萬人。一九七四年

北京市計委安排從下鄉青年中招工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計委部署從下鄉知青中招工4.5萬人,條件是1973年6月以前下鄉的。此外,還決定從下鄉青年中招1萬民工搞基建。這一決定受到京郊下鄉知青的歡迎,但帶來了許多矛盾:

一、1973年以前到京郊插隊的有5.4萬人,招回4.5萬人,留下的9000人不安心。

二、到外省插隊知青不能回京,表示不滿。

三、在城里的基本不招,應屆畢業生有意見。說北京市在搞“下鄉鍍金”。一九七五年

國家計委印發城鄉統籌招工的規定

二月四日,國家計委印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在通知的附件“勞動工資計劃”中規定,從社會上招收職工時,首先招收按照中央[1973]30號文件規定留在城鎮符合條件的中學畢業生,也可以招收經過勞動鍛煉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一九七六年

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確定城鄉統籌招工

一月二十三日,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確定的1976年勞動工資計劃,規定各單位按計劃增加職工,必須從社會上招收時,可以招收按政策留城的中學畢業生和經過鍛煉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有的地區也可以招收城鎮應屆中學畢業生。具體招工對象由省、市、自治區根據本地區的情況確定。

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正式成立

五月七日,國務院發出通知,宣布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陳永貴任組長,侯雋、顧秀蓮、沙風任副組長。8月11日,國務院任命侯雋同志為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享受副軍級待遇。

關于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

八月二十七日,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向國務院報送《關于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和《關于知識青年問題的調查報告》及7個附件。

《請示報告》里指出,貫徹中央[1973]30號文件以來,形勢越來越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對知識青年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一代新人在農村三大革命運動中茁壯成長。

當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斗爭仍很激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洪流正在扎根與“拔根”的斗爭中勝利前進。突出的表現在,是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鼓勵知識青年扎根農村,大有作為;還是扭偏方向,搞“拔根”復辟、“下鄉鍍金”。

去年在“右傾翻案風”的影響下,通過招工和其它途徑,許多地方下鄉兩年以上的知識青年,基本上走光了,出現了一股“拔根回城風”。同時,干部“走后門”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風相當嚴重;一些地方迫害下鄉青年,特別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區對下鄉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養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偉大戰略部署的繼續貫徹落實,急需“開一次會,給以解決”。

可以看出,《請示報告》和調查材料的主調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把在下鄉知青中招工的一些做法說成是“拔根回城風”,并肯定和接受了《向“拔根”復辟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猛烈開火》一信的錯誤觀點。提出以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召開下半年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實際上會議推遲召開了。

在農村的下鄉青年有809萬人

年末,1976年,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生死搏斗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也是生產建設遭到最嚴重破壞的一年。這一年,由于大搞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加上唐山地震災害的重大影響,使整個國民經濟瀕于崩潰,工農業總產值只增長1.7%。全民所有制職工比上年增加434萬人,工業企業職工人數膨脹,全員勞動生產率比上年下降8.6%。財政收入比上年減少39億元,赤字29.6億元。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3.7%。城鎮個體勞動者僅有19萬人,比上年又減少5萬人。這一年,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88萬人,通過招工、招生、征兵等返回城鎮的下鄉知識青年有135萬人。年底在農村的下鄉知青還有809萬人。一九七七年

社會各界開始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轉折點

四月十日 鄧小平同志給黨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發表了重要意見。5月3日,黨中央轉發了此信,肯定了鄧小平同志的正確意見。從此,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戰線,在深入學習,總結歷史經驗的進程中,本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得與失,經驗與教訓,也在不斷地思索,敢于發表不同的見解。從此,隨著思想解放,如何從根本上解決知青問題,成為社會輿論的一個焦點

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在京召開

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高校招生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考試的做法,采取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方法。

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同志對教育工作的談話,決定對高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實行自愿報名、統一考試、全面衡量、擇優錄取。因此,1977年高校的新生質量有了較大的提高。

全年又有171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年末,今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全民所有制職工比上年增加336萬人,達到7196萬人;集體所有制職工增加103萬人,達到1916萬人。而城鎮個體勞動者只剩下15萬人,比上年又減少4萬人。這一年,各地繼續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71.6萬人;同期因招工、招生、征兵、病退等回城103萬人。年末在鄉的下鄉知識青年還有863.8萬人。

第二篇:上山下鄉流程。

“上山下鄉 ”ZZTV愛心支教大型公益活動流程

聯系組:楊智文董曉鵬

宣傳組:付忠

招商組:張謙

愛心支教

聯系組:

一、五縣市摸底,看那些學校缺乏什么類型的教師。那些學校適合成立ZZTV愛心基地。11月20日前需統計出

二、與株洲各大學院校聯系,招募大學生支教加入。

三、與各相關單位聯系,保證公益活動暢通無阻。

宣傳組:

一、制作“ZZTV愛心支教”招募宣傳片。11月18日需出臺播放

二、《直播株洲》欄目開設“ZZTV愛心支教”專欄,對本活動進行全程跟蹤報道,18日同宣傳片一并出臺。

三、定于2012年月日,開展啟動儀式。做好儀式布置,與領導的邀請。

招商組:

一、與株洲各企業單位聯系,招募愛心企業組建一對一幫扶對子,幫組支教點設立愛心圖書室,健全教育基礎設施等。

二、與各愛心企業確定“ZZTV愛心支教”路費與食宿補助的問題。

愛心團圓

聯系組:

一、與各縣市鄉村小學聯系,摸底,獲取符合條件的學生資料,并進行溝通。

二、確定愛心團員名單

三、與教育局及相關部門取得聯系,確保活動暢通無阻

四、負責孩子接送

宣傳組:

一、制作愛心大巴車身條幅。

二、《直播株洲》全程跟蹤報道

三、2012年1月16日舉行啟動儀式,做好儀式布置,領導邀請。

四、與廣州本地媒體溝通,邀請對方進行報道。

招商組:

一、與湘運公司等相關部門取得聯系,確保活動愛心大巴的提供。

第三篇: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指的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后期,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國共產黨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上山下鄉提高實踐作用的政治運動。所有適齡青年除了當兵以外,基本上都屬于

征召范圍。上山下鄉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么多人而引發混亂。相反,由于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鄧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對知青返城的一種反應。編輯本段

背景

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后,中國各個領域一片大亂,政府機構癱瘓了,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領導成了敵人,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槍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實彈。文化大革命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

文革的工具后,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當權者必須盡快對紅衛兵做出處理。文革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工廠處于停頓狀態,城市已經無法安置連續三屆2000來萬畢業生就業。如果讓他們仍然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后果肯定是嚴重的。

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上山下鄉在客觀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破壞力;上山下鄉雖然國家要給與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于“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試想學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讓農村青年去屯墾戍邊,即有利于解放農村勞動力,也有利于農墾事業。上山下鄉的動機就是為了解決2000萬學生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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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起源

蘇聯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里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此舉既解

決了糧食短缺,又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而在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到了蘇聯的城市青年移民墾荒運動,回來后就向黨中央匯報了蘇聯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后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起始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愿墾荒隊,遠赴黑龍江省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于 8 月30 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愿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在黑龍江省蘿北縣開墾出1200畝荒地,第二年生產了13.5萬公斤糧食、30萬公斤蔬菜,還蓋起了宿舍和食堂。

序幕

隨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墾荒隊以及河北、山東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墾荒隊員的身份來到蘿

上山下鄉

北縣。上海青年則要求去淮北開荒種糧。

上山下鄉在北京、上海的影響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開發新疆、廣州青年去開發海南、江蘇和四川的青年去開發青海,從而奏響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

高潮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后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毛主席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后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

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

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系在一起。

回城

進入70年代以后,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愿、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后,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

據統計由于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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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上山下鄉

毛澤東政府對場運動的解釋是:為了防止“修正主義”和讓年輕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上山下鄉另一種解釋是:

毛澤東政府把“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作口號,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失業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沒有失業問題。可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工業和農業在大躍進和文革后完全停滯,糧食總產量逐漸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無法給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他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對政治高度熱衷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農業勞動,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種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動機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出于戰略考慮的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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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份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份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 “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

1968年底,中蘇關系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于備戰的指示。城市里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

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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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至于上山下鄉給知青帶來的傷害,給農村帶來的后果,給知青家長帶來的怨氣,在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里,不只發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帶給老百姓的共同災難。對于上山下鄉,大多數人是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被敲鑼打鼓趕到農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間,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實施。所以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的惡果之一。

現在,當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齡。人是生活在社會里的,除了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鄉是當年的知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運,有太多的共同語言。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許多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最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懷念。編輯本段

意義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毛澤東借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于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后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后繼乏人的現象。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了解僅僅局限于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運動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生活后,意識到自己被人所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曾經堅信不疑的馬列主義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后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沖,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這場運動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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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經濟后果

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知青是農民的一個負擔。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礎教育的地方,極少數能夠從事這種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農村的發展。但這些有限的貢獻遠不能抵消知青給農村社區造成的損失。而且它們為時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樣培訓當地青年承擔這些工作,從長期來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況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給農村的發展帶來多少好處。知青離開后實行的大刀闊斧的農村改革,才為農村帶來了實質性的改進。

政治和意識形態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運動的目標雖然沒有明說,顯然是為了結束紅衛兵運動,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從長期來看,它的后果確實是消極的。下鄉政策導致的不滿、林彪事件之后出現的幻滅感,以及農村地區社會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對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傾向。

至于根據革命品質而不是專業成績選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實現一個平等社會的目標,也沒有取得什么積極成果。除了在戰爭或革命時期,以道德作為提拔精英的社會制度難免導致偽善和因循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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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關于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正面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為加強工農聯盟基礎、教育青年、消滅城鄉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

同時知青下鄉對于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鄉鎮企業的建立(鄉鎮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改變農民面貌。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運動過去幾十年后,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他們通常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后悔。”

反面

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對毛澤東的綱領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第四篇:1990--2001年黨史大事記

黨史大事記(1990年—2001年)

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接受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的決定,選舉江澤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90年4月18日,李鵬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

1990年12月1日,江澤民在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向部隊提出“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委嚴明,保障有力”五句話的總要求。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闡述了有關改革開放的一些重要問題。

1991年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和《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

1991年7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談話。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中央1992年第二號文件下發,并發出通知,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干部。

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

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改革,擴大開放,力爭經濟更好更快地上一個新臺階的意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了中央新的領導機構。同日下午,鄧小平同新當選的黨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與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體代表見面并合影留念。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經過半年多的醞釀和準備,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1993年11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十四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4年11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第二版出版。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在迎新茶話會上,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講話,就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看法和主張。

1995年9月3日,首都各界舉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在全會閉幕時講話,強調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系,并且系統闡述了十二大關系。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7年1月17日,江澤民同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成員作第二次談話,著重講了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十個問題。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追悼大會。

1997年5月26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在北京成立。

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闡述了四個問題:關于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于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關于黨的建設。

1997年6月30日,國家主席江澤民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香港,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當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典上發表講話。當日下午,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盛大招待會,當日晚,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首都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大會”。

1997年8月29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決定,開除中央政治局原委員,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的黨籍。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案進行公開宣判。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97年11月8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實現大江截流。江澤民在截流儀式上講話。

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1998年2月25日至26日,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8年4月3日,中央軍委作出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的決定。

1998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

1998年7月4日至9日,朱镕基、溫家寶先后視察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防汛抗洪工作。1998年7月9日,中共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成立。

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打電話給溫家寶,要求長江沿線各省市特別是武漢市作好迎戰洪峰的準備,抓緊加固堤防,排除內澇,嚴防死守,做到三個確保,即:確保長江大堤安全,確保武漢等重要城市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1998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于長江抗洪搶險工作的決定。1998年8月13日,江澤民赴湖北長江抗洪搶險第一線,看望、慰問、鼓勵廣大軍民,指導抗洪搶險斗爭。8月14日,江澤民在武漢發表重要講話,就決戰階段的長江抗洪搶險工作作總動員。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深入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的意見》。

1999年5月8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用導彈襲擊我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全國人民以各種形式強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暴行。9日,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就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發表電視講話。

1999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1999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增補胡錦濤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9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江澤民檢閱部隊并發表重要講話。

199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澳門,出席澳門政權交接儀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踏上澳門的土地。同日,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進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命令》。

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當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當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當日下午,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盛大招待會。當晚,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首都體育館舉行“首都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大會”,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

2000年1月14日,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

2000年2月19日至25日,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期間,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2000年3月5日至15日,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2000年5月8日至15日,江澤民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時強調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加強黨的建設。

2000年10月9日至11日,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2000年12月16日至17日,全國“三講”教育工作總結會議在北京召開,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2001年1月10日,江澤民與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同志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

2001年2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中南海主持座談會,征求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對即將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從2000年起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以國家名義對為科學技術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給予最高榮譽獎勵。

2001年3月24日,中央軍委頒布施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條例》。

2001年3月28日,全國農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匯報會在北京舉行。

2001年4月1日,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飛抵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并撞毀中方對其跟蹤的一架軍用飛機,機上飛行員王偉失蹤。中方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

2001年4月28日,國務院發布《農業科技發展綱要(2001—2010年)》,確定農業科技工作“十五”重點和2010年目標。

200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印發<2001年—2005年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的通知》。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2001年9月24日至26日,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

第五篇:2000-2013年大事記學校[范文]

2000年 大事與概貌 1、2000年3月12日,經中牟縣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同意,改選了中共河南電力學校支部委員會。張書鼎同志任中共河南電力學校支部委員會書記。2、2000年7月19日,河南省教育廳教職成【2000】490號文件批準成立鄭州電力學院成立。我院校名由“河南電力學校”規范為“鄭州電力學院”。3、2000年3月29日,河南農村報刊登我院辦學事跡《電力人才的搖籃——記前進中的鄭州電力學院》。4、2000年4月13日,河南日報刊登我院辦學事跡《特色辦學、桃李芬芳——鄭州電力學院院長肖彥君矢志不渝辦學記》。5、2000年7月26日,中國教育報刊登學院辦學事跡《手握“雙證” 就業無憂》。6、2000年8月10日,河南商報頭版頭條刊發《貧困女生李小段,風雨兼程單騎五百余里不誤報到,昏倒大學門口》,報道了我院2000級商丘級新生李小段,為省下幾十元路費,只身騎著自行車,冒雨行程500里趕到學校報到,因過度勞累昏倒在學校門口。李小段事跡簡介:

李小段,女,15歲,商丘柘城崗五鄉人,初中畢業后被我院中專部錄取,在新生報到之日,李小段為省下幾十元路費,只身騎著自行車,冒雨行程500里趕到學校報到,因過度勞累昏倒在學校門口。學院在得知李小段家境貧寒,無力支付學費后,免去三年學費,并提供勤工助學崗位,以資助她順利完成學業。7、2000年8月11日,河南商報持續報道李小段求學事跡,刊發《李小段求學故事感動大家,陳先生幫困濟貧特心誠》,報道了在鄭州經商的陳先生在看到李小段的求學事跡后,每月資助李小段同學100元直至其大學畢業。8、2000年8月10日,鄭州晚報刊發李小段求學事跡。

2001年: 大事與概貌

2001年9月16日,成立鄭州電力學院衛生健康安全領導小組。組長:肖彥君;副組長:郝續乾;成員:孫淑芹、連銀嶺、張彥亭、張桂婷。

2002年: 大事與概貌 1、2002年,與“希望月報”雜志社聯合成立了校園小記者——方舟文學社。

2、舉辦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事跡展覽圖片。

3、向伊川張溝小學捐物、捐款達萬元。

2003年:

大事與概貌 1、2003年7月9日,官渡晚報報道我院辦學事跡《迅猛崛起的鄭州電力學院》。2、2003年12月10日,鄭州晚報報道我院辦學事跡《中專生科技下鄉為民服務》。

3、建立了“國家職業技能鑒定站”。4、2003年12月,我院學生處被評為中牟縣“青年文明號”。

5、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命名我院為“五愛”教育先進單位。2004年:

大事與概貌 1、2004年5月28日,成立“中共鄭州電力學院委員會”,6月10日,中共中牟縣委為我院舉行了黨委成立揭牌儀式。我院成為中牟縣非公有制企業第一個建立黨委的單位。2、2004年6月10日,鄭州市教育局惠軍書記在慶祝中共鄭州電力學院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講話。3、2004年11月,舉辦2004屆冬季教職工運動會。

2005年:

大事與概貌 1、2005年1月28日,開展了歷時五個月的鄭州電力學院第一批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2、2005年3月7日,開展向馬化禮同志學習的決定。

3、增補張禮蘭為黨委委員、副書記,由黨委委員肖明濤任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張云鶴任院黨委秘書。4、2005年9月27日,消費日報頭版頭條刊發我院辦學事跡《一顆耀眼的職教新星》。

2006年:

大事與概貌 1、2006年12月8日,成立共青團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委員會,連銀嶺任團委書記。

2、成立新一屆工會領導班子。楊松林任工會主席,張彥亭任副主席。3、2006年7月4日,《山西日報》刊發我院辦學事跡,《電力明珠耀中原——前進中的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4、成立大專黨支部,顧長江同志任大專黨支部書記。5、2006年3月起,學習胡錦濤書記“八榮八恥”為主要的社會主義榮辱價值觀。6、2006年11月15日,舉辦第三屆秋季田徑運動會。7、2006年5月15日——5月30日,舉辦第二屆校園藝術節。8、2006年3月5日,經董事會討論通過《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章程》。9、2006年3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建立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的批復》(豫政文[2006]40號),同意在鄭州電力專修學院基礎上,建立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10、2006年5月22日,啟用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印章。11、2006年5月11日,我院經教育部備案。(教發【2006】11號)。2007年:

大事與概貌 1、2007年12月,新增電力工程系黨總支、機電工程系黨總支、信息工程系黨總支、升學部黨支部,對電力系黨支部、電子系黨支部和電氣信息系黨支部進行了調整,撤銷大專支部委員會。2、2007年12月25日,設立了黨委辦事機構——黨委辦公室。3、2007年4月26日,鄭州晚報刊發我院辦學事跡《就業的基石 成功的搖籃——記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4、2007年12月19日,我院獲得鄭州市“安康杯”競賽優勝單位。5、2007年1月30日,我院文工團獲得第三屆河南省高校“優秀學生社團”稱號。

2008年:

大事與概貌 1、2008年1月24日,申請新校區建設,擬在鄭汴產業帶職教園區申請500畝用于新校區建設。2、2008年11月5日,成立督查辦公室。3、2008年5月19日,建立評建工作領導小組。

2009年:

大事與概貌 1、2009年4月15日,改選李金鎖為機關支部委員會書記;張應桂任教務支部書記;付金舫任總務支部書記,李建芳任經濟管理系書記;牛春發任中專部書記。2、2009年4月17日,增補李紀軒、顧長江為黨委委員,張存才委員去世,沈陽委員不在我院工作。

3、成立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玉振;副組長:張禮蘭,楊松林成員:張云鶴、汪國強、李金鎖、吳海軍、連銀嶺、付金舫、張應桂、肖彥梅、汪梅妞、達少克。

4、從2009年3月開始,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5、2009年10月30日,開展向孫晨同志學習的活動。6、2009年10月21日,制定《鄭州電力職業技術學院校務公開實施辦法》,這對進一步加強我院民主政治建設,推進依法治校,促進校務公開工作順利開展有重大意義。7、2009年9月8日,開展慶祝黨的60周年愛國歌曲演唱會活動的通知。

2010年:

大事與概貌

2011年:

大事與概貌 順利通過教育部評估

2012年: 1、2012年4月,鄭州市教育局頒發“鄭州市職業迎五一文藝匯演一等獎”。2、2012年9月,鄭州市教育局頒發“民辦職業院校實驗室建設先進單位”。3、2012年9月,鄭州市教育局頒發“2012鄭州市民辦教育十佳單位.4、2012年12月,河南省教育廳頒發“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2013年:

大事與概貌 1、2013年9月,鄭州市教育局頒發“教育系統平安校園建設先進單位”。2、2013年10月,鄭州市教育局頒發“2013民辦教育十佳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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