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機統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法治動力和發展方向。如何進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識，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需要我們積極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盡管我們的法治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們工作中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提高。

促進民主法治的幾個因素

宏斌云

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更加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目前，社會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顯的就有以下幾個。

律師的促進作用。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格局改變中，律師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重大的標志。律師制度作為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師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進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發展和完善。由于律師的職業功用的內在要求，作為訴訟當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務的對象是當事人，其收入來源是當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訴求，由此決定了要求更加完備的訴訟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師是現代訴訟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律師的存在也反過來更好地促進了現代訴訟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師制度的建立，推動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種力量的產生和發展，這大大推動了民主法治的建設。現在不能設想，如果律師制度取消，將會是怎樣的后果。可以說，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是第一位的。沒有律師制度，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訴訟制度、法律制度。

信訪的促進作用。由于法律體制還不完善，也由于法律體制解決問題的有限性，還由于社情的狀況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來解決各種社會民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信訪也就順勢產生了。并且，在一定歷史時期，信訪還將繼續存在。其實，如果一個社會完全杜絕了信訪現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訪現象被完全杜絕了，這個社會就是不正常的。雖然信訪讓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機關感到壓力巨大，難于處理、化解，但是這種社會力量的客觀作用是十分明顯的。正是在當今社會有了這些信訪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不能為所欲為，而在許多事項上有所克制，規范自身行為，更加注重民生問題的解決，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訪已經成了促進社會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網絡微博的促進作用。一般意義上的網絡，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已經是明顯的了。由于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使得社會的意思表達方便快捷，民意表達，民意上傳，只是用秒秒來計算的問題。而微薄的出現，更使得這一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表現得更加充分明顯。看近期的高鐵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種社會力量！網絡問政，網絡參政，網絡議政，已成為社會的一個現實。并且，目前的微博問政，微博參政，微博議政，更是成了民眾的一種常態。網絡微博促進民主法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愈來愈明顯。

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訪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社會上的客觀存在，網絡微博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技術上的結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經濟建設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時，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也迎頭跟上。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徐顯明 謝暉

建立一個和諧有序的法治國家，是我國既定的目標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中國百年法制變革的歷程表明，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對良法情有獨鐘。從清末立法始、中經民國立法再到共和國八屆人大期間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達著法學家和政治家關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識。然而，法律運行的邏輯卻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設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沒有給中國帶來法治的現實，而且整個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人治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這必然啟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這是一個既需求諸實踐亦需求諸理論的問題。就實踐而吉，除前述中國20世紀之大量立法并未帶來法治實效外，相關例證在國外也屢見不鮮。例如當今亞洲各國，幾乎毫無例外地標榜立憲主義，并以此為基制定了各式各樣的憲法。但真正奉行憲政者寥寥，從而使憲法帶有明顯的“未來政治計劃”的特征。憲法作為法治的規范母體并未帶來法治的制度母體——憲政，不正說明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毆違嗎?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導向法治?這需從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結合的角度探討。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單面性、靜態性、機械性、獨在性；而法治之制則具有立體性、動態性、應變性、同構性。這必致兩者的實踐對接一旦失當，則法治之法無以呈現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單面性與法治之制的立體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法治之法的單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體現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對規則的要求，但規則的具備對于法治可能有兩種結果：其一是規則導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表現為實有的法治；其二是規則未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從而在法律與法治間出現錯位。這種錯位，又有兩種形成機制，要么法律違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與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種立體性的存在，所謂立體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結構而成，法律僅是這諳要素中的一種，雖然法律對其它諸要素——觀念、組織(主體)、行為、監督等具有至上的調節功能，但當其它要素與法治之法間出現整體性錯位時，法治之法則徒喚奈何。

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間的這一矛盾，說明良法的制定只為法治的實現創造了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亞里士多德強調良法之外，守法對法治的重要性，其啟示是深遠的。今天的法治論者可能對法治持有更多的見解，但良法與該法必須被遵守永遠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當然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問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異、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相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響兩者配套的因素。但無論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轉化為法治之制，所謂良法也只是提供給人們止渴的畫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靜態性與法治之制的動態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良法也罷，惡法也罷，作為規則，均是靜態的。只有使靜態的法律轉化為動態的法制，才能實現法律的應有效果，這對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現實中，兩者的錯位時有發生，以致當代法學在社會法學的深刻影響之下，把“活的法”視為真正的法，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與傳統良法法治觀，“硬法”(嚴格規則)法治觀相對應的“軟法”法治觀。尤其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價值的多樣和規則的多元更為突出，究竟以國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還是以社會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便日顯重要。如果秉承國家主義，則正式法律至上，不論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會”實用主義，則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規則，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論其是否為國家確認。問題在于現代科技和信息的發展在為社會主體提供更好的自治條件的同時，也為國家權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預條件。論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對后者重視不足，以致“軟法治”觀念只是一種理論設想，而不是工業化時代及后現代社會的現實。即使社會規范的應用，也與正式法律的寬容與否、寬容程度等息息相關。因此，現代國家對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還有賴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靜態性與法制動態性的固有矛盾使得無論按嚴格規則設制，還是按“活法”設制，兩者錯位的可能性總是存在，這更要求人們在注重法治之法時，同時注重它與法治之制的調適。

第三，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可變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機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與其動態性相適應，必須有應變性。倘若法治之制與法律一樣機械，則社會因此而僵化，實踐因此而停滯。但是，法治之制的應變性究竟至何種程度，才既能維護法律至上這一法治的基本原則，又能確保在嚴謹乃至機械規則調節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這不但涉及理論的設定，更是一個實用性的制度技巧。在這方面，英美法系國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創法)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范例，法官作為機械法律與應變法治的聯系者，可以較好地解決兩者之間的錯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決這一錯位，仍然是一種理想。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實踐中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急劇擴大，采取了堅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變革，即以正當程序和嚴格規則相結合的方式調控行政自由裁量，從而把急劇變革的行政行為規范于法治的框架內。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應變性是一對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實踐中如何保障兩者的對位也是一個常新的話題。如果不能較好地解決兩者的對位問題，則必然使良法與法治間出現錯位，從而使法治之法難以達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與法治之制的同構性可能造成兩者問的錯位。對于法治而言，與其相關的法律可以是一個獨在的系統，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須以法律規范為前提并與之保持同構，否則，便出現兩者的錯位。雖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傳統的國家，規則與其它制度的同構一般不存在問題，但事實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對法律的沖擊在任何國家都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權曾對嚴格規則模式的沖擊，無過錯責任方式的客觀實存曾對過錯責任原則的沖擊，等等。如果說法治發達國家法律和法治問的這種錯位往往為其更好的同構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話，那么，在法治后進型國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對法律形成沖擊，則每每形成法治系統的緊張，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間的反向對立，其結果是活動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們探討和迫思的獨在的法治之法。孫中山先生及其“臨時約法”給我們的就是這種啟示；當代中國法律規范的繁榮和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體制、主體觀念一行為模式、社會一政治組織架構的嚴重匱乏亦很能說明問題。因此，在法治后進型國家，如何解決法治之法和相關制度的同構問題，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變成法治之制的同構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時必須特別關注的問題。

綜上所述，實踐中法治之法無以導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然而，人類的智慧在于發現矛盾并解決它。針對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決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雖然在現代社會里，與國家或政府相關的制度總是與法律緊密相聯的，以致在宏觀層面，法律與制度間到了難以分解的程度，然而，這絕不是說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礎要素、前提要素和導向要素，但有了基礎、前提和導向，并不意味著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圖紙，并不意味著房子已經建立一樣。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筆者認為，這些要素有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四個方面。

第一，法治觀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劃分為軟件和硬件兩方面的話，那么，法治觀念屬于軟件部分，其特點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誕生過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說來，超前存在的法治觀念常為社會精英階層所擁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礎上推廣的法治觀念則為大眾法治觀念。

對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觀念不僅是其催助劑、而且是其營養液。說其是催助劑，在于倘無超前的法治觀念，則法治之法難以產生，如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啟蒙，就沒有近現代資本主義法治；沒有近20年來中國法學界對法治的熱切呼喚，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將更加困難。說其是營養液，則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沒有法治觀念的支持，則必是“死法”，而無法變成“活法”。這在目前我國雖制定了大量良法，但從因法治觀

念的弱化而難以實現的困惑中可得明鑒。

法治觀念可分為法治的價值觀念和技術觀念兩個方面，其中價值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質態方面，而技術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量態方面。雖然法治之法有其統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質，但這并不意味著法治國家的法律無質的區別，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國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則是困難重重的。同樣，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標準，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各國在法治之量態標準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運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進行著各自的法治建設。這種法治觀念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也正是這些國家法治的特點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觀念在一個國家相匹配，則該國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組織(主體)。主體是人類一切活動的主導，也是其目的，法治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模式，既離不開主體推動，也必須以主體為目的。與法治觀念相對，法治組織(主體)是法治之法的硬件。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體，必須是法律化的主體。所謂法律化的主體，是指社會上實存的組織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資格，即取得法人資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資格。在現代社會，法治主體實際上存在著組織化的主體和非組織化的主體兩個方面，其中組織化主體更具有主導性，雖然不少學者認為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網絡技術的日趨發達，未來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更趨個體化，從而使組織化主體的地位下降。但筆者認為，這只是組織化主體的一種模式變遷，而不是組織化主體功能的弱化。事實上，現代科技的發展，更加強化了組織化主體的功能，即個體對組織化主體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網絡化社會中，一旦網絡出錯、信息失靈，則個人的行為將無所適從。

但是，組織化主體的主導作用并不意味著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導地位的個體主體，從來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組織化主體最終不能實現個體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離法治之價值宗旨的組織，就不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組織。

從原生意義上講，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組織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組織，倘未得到該法律的認可，就是法律取締的對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構體；而作為個人的非組織化的主體，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認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締的對象。造成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組織化主體的工具性和個體主體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為。主體行為是法律調節的最基本的對象，依法律行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轉化為法治之制，其關鍵環節就在于依法行為。

法治行為雖然也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動性，使它成為連接法治之法與法治主體、表現法治觀念與法治監督的關鍵所在。如果人們的行為與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設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則為徒然。

從應然性講，法治行為必須合法，才能與法治之法相對應，然而，在法律運行的實踐中，往往是違法行為與合法行為并在，這就需要法律的適時和恰當調節。如果法律不能導引合法行為，則無法治之制；同樣，如果法律不能制裁違法行為，亦無法治之制。主體行為與法律的相契性，是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動力。但這種境界的實現，既有賴于法律觀念與法律之間的調適，更有賴于主體對依法行為之道德感的增強。

法治行為也只能產生在法律之后，沒有法治之法，便無相關的法律行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為，并不是法律調節的當然對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頒布后的主體行為與它同構。如果在法律頒布后，主體行為未保持與法律的同構，則法治之法仍未轉化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實踐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包括運用權利和遵守義務)的程度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較低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的程度必低。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已從立法的嚴重不足轉向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這既包括公權主體——國家機關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則必須克服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監督。監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須要素。從廣義講，法律即監督，法治之法即為實施監督的標準和規則，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濟措施和導人向善的監督機制②。然而，狹義的的監督在法學上僅指對公權主體之行為的監督，作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監督也僅指后者。

法治監督的根據和標準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規定和

要求，其對象是權力運行，其目的是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何權力運行必須監督?對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來的思想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外，筆者認為，權力作為社會必備的要素及其在社會中的強勢地位是其受監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雖然自盧梭以來，主權在民觀念深入人心，但這并非權力和人民權利必然是統一的，相反，即使近現代的權力，其一產生就是人民權利的異己力量，并且人民實際表現形態的個體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權利具體表現也具有此種屬性；而國家表現形態的整體性和聚合性，則使其權力獲得了相應屬性，因此，權利與權力間從來是弱者對強者的關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設定對權力運行的監督要素，其目的就是為制約強者(國家及其權力)以救濟弱者(人民及其權利)，并最終使兩者在社會功用上實現動態平衡，在人類進步中實現功能互補。

沒有對權力監督和制約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對權力監督和制約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導致法治之制。可見，法治監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也必然嚴格。

綜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時與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相同構，才能從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否則，如果上述四方面與法治之法出現緊張甚至對立，則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難呈現。那么，如何實現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轉換呢?

通過上述三方面論證，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無法治，這有其內在必然性；第二，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須有相關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相同構的模式是多樣的，中國作為法治后進型國家，實現兩者同構的方式顯然具有多模式綜合性。

出處：《法學》1998年10期 17-21頁

第二篇：社區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社區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姜泳

（中原油田第九社區管理中心，河南 濮陽４５７０００）

摘要：社區法制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主要組成部分，加強社區法制文化建設，對構成和諧社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目前在社區法制文化建設中還存在法制文化相對缺失、隊伍素質參差不齊等問題，需要依托和諧社區建設、加強法制教育等舉措來解決，通過建立事務公示制度、樹立法律意識、設立民事法律調解崗、對違法行為高效處理等對策，行之有效的做好社區法制文化建設。

關鍵詞：社區；法制；文化建設；問題；對策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和細胞。社區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社區法治文化建設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講，法治文化是指滲透著法治精神和法治理想的制度、規范、意識、價值觀、心理等文明形態的總和，社區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在社區的一種體現，也是社區文化的一種具體形態，先進的社區法治文化是社區居民文明進步的成果，也是社區實現法治的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目前，社區法治文化建設水平與社區的發展要求不相匹配，亟待需要改進、加強。

一、社區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１．法治文化相對缺失

由于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一部分居民仍然存在法即是刑的觀念、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理法觀念、情大于法和權大于法的觀念，這些觀念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影響居民的行為方式的選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雖然已經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但現實中居民“法治思想”的觀念并不牢固，人們對法律還缺乏真誠的信仰，人們對“法治思想”的認識尚需系統化和理論化。

２．法治文化建設隊伍參差不齊

目前，社區法治文化建設隊伍，主要以社區工作者為主，年齡大多數在４０周歲以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且缺乏對法律知識的系統學習，懂法律知識的專業人才少之又少。大部分社區工作者處理問題只憑工作經驗和熱情，根本不能從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問題。這種現狀制約了社區法治化建設的進程。

３．法治文化宣傳手段落后、內容單一

大多社區的法治文化宣傳還是用傳統手段，缺乏全面系統的引導，聯系實際不夠密切深入。對居民的普法，鮮見生動活潑有效的新載體，只是流于形式，主要依靠法制宣傳、法律咨詢、法制講座、法制文藝匯演等方式，而且針對性不強，提不起廣大居民學法用法的興趣。法治文化宣傳內容單一，未形成系統性，只注重宣傳學習法律法規的條文，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

４．社區居民法治文化意識較差

絕大多數居民主人翁的參與意識不足，很多事情還習慣于“被動等待解決”；居民缺乏社區法律意識，認為自己的家不應受法律制約而理直氣壯地違法、違規，破壞小區規劃，且屢教不改；居民缺乏依法維權意識，或者說缺乏規則意識，表現為民主意識增強但法律意識和知識不足，導致采用的方式不當，甚至亂象重生，找組織糾纏、無理取鬧；少數居民積極運用法律方式維權，但執法部門怠于作為或選擇性執法，導致居民信心喪失，進而產生不滿甚至采用其他極端方式解決。

二、社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１．依托和諧社區建設推進社區法治文化建設

首先，社區法治文化是和諧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任何社會建設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同樣，和諧社區建設離不開它必要的文化基礎，社區法治文化建設是和諧社區建設的基礎之一。因為社區法治文化與和諧社區的目標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諧社區的追求就是化解矛盾、解決沖突，使社區穩定、平安。其次，社區法治文化體現著和諧社區的總體要求。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管理有序，必須以法治文化作為思想基礎。而服務完善，文明祥和是法治謀求的最高理想。法律在維護社區管理、服務秩序上有著它不同于道德、傳統、習慣的獨特的作用。社區法治文化在推動和諧社區的建設發展上，不僅能為和諧社會提供制度藍圖，而且能為居民提供重要的觀念。法治就是給居民觀念上的引導，應用法律程序解決糾紛。此外，社區法治文化還能為社區和諧消除矛盾糾紛，促進居民自覺守法。和諧社區并不是沒有矛盾糾紛的，要達到矛盾少、解決好，就必須要依法，唯有依法處臵，才能使矛盾糾紛徹底化解，才能使社區處于祥和、安定之中。同時，社區居民的守法意識是極為重要的，居民需要守法，居民家庭需要守法，甚至社區內的每一個組織也需要守法。居民、家庭、社區乃至其他一切的社會組織，他們對于法律的遵守，是和諧社區構建的前提和要求。這種法治意識的構建，這種法律文化的建設，它對于和諧社區來說，具有基礎、普遍而廣泛的意義。

２．依靠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推進社區法治文化建設

法制宣傳教育是依法治國的一項基礎性工程。一個國家全民法律素質的提高，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更能彰顯新型法治國家新形象。做好這項工作，關鍵要在深入上下功夫，拓展思路，創新手段，靈活運用多種形式和方法，讓法治觀念更加深入人心。要實現由單一的法律法規學習、宣傳向系統性學習、宣傳轉變，讓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要以社區領導干部、員工、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外來流動人口學法為重點，促進社區學法守法用法風尚的形成；要以文化墻、顯示屏、露天電影、社會法庭等社區陣地建設為基礎，全面促進社區法治文化建設；要以制度建設為根本，推進社區法制宣傳教育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與此同時，推進社區法治文化與社區文化有機融合，著力構建“法治、民本、廉潔、陽光”的社區法治文化。推進社區法治文化與校園、幼兒園文化有機融合，著力構建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區法治文化環境。推進社區法治文化與企業文化有機融合，著力構建誠信守法經營的企業法治文化。從而努力提高居民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營造濃厚的社區法治文化氛圍，提升社區的法治化水平。

３．優化法治文化建設隊伍提升社區法治文化建設

推進社區法治化建設進程，首當其沖，要優化社區法治建設隊伍，夯實法治建設基礎。首先，要培育法律專職人員，引導鼓勵社區干部通過參加自學考試、遠程教育等方式，促使他們系統學習法律知識，最終成為既有工作經驗和責任心，又具有較高法律素質的優秀人才。其次，建立健全學法培訓制度，要加強對社區工作者，尤其是班子成員、民事調解員的素質教育和法律知識培訓，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切實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提高他們依法管理社區事務、領導社區居民依法自治的能力。

４．加強網絡法治文化建設創新法治文化宣傳舉措

隨著網絡高速發展，人們對網絡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推廣網絡法治文化勢在必行。社區可以建立法制網站，通過網絡普法，實現民主管理，把社區網站打造成居民依法自治的重要陣地，通過論壇說法、道德模擬法庭等形式引導居民參與決策、進行監督，實現民主法治理念在網絡世界的蓬勃發展。另外，社區還可以通過網上法律工作室，對網民提出的 普遍性的、疑難的問題，進行重點研究，形成社區居民管理站議題，并制定實施辦法加以解決，把社區民主自治建設推進法治化軌道。

三、社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對策

１．建立事務公示制度，增強社區居民主人翁意識，推廣 社區事務共治現在有宣傳欄的小區大多以科普、健康內容為主，反觀香港等地區的居民樓，即使是破舊的小樓，入門處也可見居民自治內容的公告欄，上面詳細地記錄各類小區事務，居民自治管理人員等，潛移默化地增強居民的主人意識，關心社區事務，遏止了少數人脫離于社區規則和法律，做出違法行為。培養出居民的主人意識，從而影響居民的社會責任感。有社區責任的居民往往有社會責任，二者具思維共性。

２．普法內容由“法律知識”向“法律意識”轉化 將規則意識注入社區文化，通過各種方式落實在社區行為中，建立居民的法治意識。現在，社區的普法活動主要以公布法律規定為主，這種宣傳方式存在一個誤區，使民眾感覺“為了解法律而學法律”，知道規定卻未必會遵守規定，運用規定，效果非常有限。應當反其道而行之，推廣“法治意識”，意識重于知識，只有建立法治意識，才能達到“有法治意識，遇到問題必然會去了解相關法律知識并本能地采用法律手段解決”。換言之，居民可以不必擁有過細的法律知識，但必須具有充足的法律意識，即規則意識。有社區規則意識的人，在社會上的行為往往也受法治意識影響，維護秩序。筆者所在社區的居民維權活動就充分地表現出居民的法治意識，居民通過向律師咨詢、自行了解相關規定，以及法律專業居民參與等，以合法的方式進行監督維權活動，避免了激化矛盾，使某商戶違規開餐飲店和某居民違規搭建的問題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決。

３．設立社區民事法律調解崗，促進社區法治

社區居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第一步往往是投訴，包括向基層組織反映情況，若基層組織處理得當，往往能夠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基層組織必須有相應人員能夠在第一時間，以法律思維和手段分析和解決問題，包括調解、指導、準確定位執法部門等。

４．社區法治宣傳應常態化、連續化

將法治宣傳制度性地安排在各種社區活動之中，包括定期邀請律師到社區宣講法治和法律、指點社區事務，組織法律人員向居民和物業人員進行社區法律常識指導。

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行為規范

適當設臵公益性的法治社區廣告，例如“兩個人在下棋”的畫面配上“下棋需要規則，社區生活同樣需要規則”的文字等，將幽默易懂的內容揉入宣傳之中，社區事務引用法規作為依據，讓民眾領悟社區、社會行為都需要規則規范，才能有和諧公平的環境。６．對社區違法行為應規范高效處理

若執法部門對違法行為，特別是居民積極反映的社區違法行為怠于作為或選擇性執法，將產生嚴重的后果，即民眾對執法不信任，對法治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法律無用論的心理，容易使民眾傾向于用“私力”解決問題，造成社區不安定，繼而產生社會不安定因素。執法的時效性對法治影響相當大，必須重視社區執法，理順和規范執法流程，提高執法效率。這些年社區的違法糾紛越來越多，隨著地方性法規的出臺，具體執法工作應當跟進和加強。

第三篇：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農村文化建設是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為了摸清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創建與農民群眾需求相適應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為制定繁榮農民文化生活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據，莫旗相關部門對農村文化建設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表明：莫旗農村文化建設有較大的發展，農民的文化生活狀況得到進一步改善，傳遞農村文化的載體發生重大變化，農村健康文化陣地得到鞏固和發展。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也非常嚴峻，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文化更加繁榮的要求，農村文化建設任重道遠。

一、農村文化設施建設現狀

（一）農民文化生活日益豐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全旗農村經濟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農民增收，農業增效。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大，農民文化生活得到顯著改善。富裕起來的農民文化生活日益豐富。文化活動形式以廣播電視為主，報刊雜志、網絡傳播為補充，形成日益現代化、多樣化的趨勢。

（二）農村文化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目前莫旗共有17個鄉鎮都有文化站，文化專職干部46人，全額財政撥款，有專門辦公場所，藏書6550余冊。2004，全旗鄉鎮文化站所累計組織各類文藝活動53次，舉辦訓練班、文化展覽20余次，下基層服務66次。全旗220個行政村大部分都有村級文化活動室，絕大部分行政村設立了宣傳欄、政務公開欄和閱報欄。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在不斷改善。尤其是從2002年開始，中央文明辦“百縣千鄉宣傳文化工程”的實施，對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援助，上級財政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

（三）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不斷提高。從解放初期的掃盲、普及小學教育到現在的莫旗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不斷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新一輪土地承包制度的實施，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外出務工掙錢，吸取城市的先進文化，對農民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了農民文化生活的進一步發展。

（四）農民文化生活消費逐年增長。隨著農村各項改革的深入，農村經濟日益發展壯大，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不斷提高，農民用于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長，精神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

二、農村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鄉鎮文化站是農村文化服務機構的主體，擔負著服務農村文化的職能。目前，鄉鎮文化站發展困難，鞏固率不高，辦公環境差，部分文化站已經名存實亡，成了無人員、無陣地、無經費、無活動的“四無”文化站。其主要原因：一是部分鄉鎮領導思想意識存在偏差，重經濟發展，輕文化建設；重物質利益，輕社會效益。二是取消農業稅后，財政困難，對文化建設無力投入。

（二）農村文化建設投入欠缺，先進文化難以普及。每年旗財政只負責撥人頭經費488460元，沒有額外經費。因此，資金困難是制約莫旗農村文化設施建設的瓶頸，農村文化建設的速度與人民群眾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不少農村文化設施因建筑年代早、長年失修、設施陳舊，存在安全隱患，不能正常使用。農村圖書室、閱覽室因缺乏購書經費，不能滿足科教興農的需求。目前的各類文化活動大部分僅限于城鎮，邊遠地區的農民群眾很難享受到文化服務，出現了“重城鎮陣地、輕邊遠山區，重大型慶典、輕日常活動，重精美培養、輕大眾普及”的現象。雖然90%的村通了廣播，但目前相當多的村廣播已完全停止播出，還有的村廣播雖然存在，但很少利用其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講解農業知識。大多數偏遠農村沒有安裝有線電視，目前有線電視初裝費是450元/戶計算，并且月繳費10元，每年每戶需繳120元，許多貧困農民家庭無力承受。有關部門又由于對[偏遠山村因戶數少而分散不愿安裝，部分農民群眾自行購買小型衛星接受設備觀看電視節目，豐富了群眾的部分文化需求，但是，沒有有線電視網很難系統、全面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決議和播放農業實用科技知識講座等。村級書刊報紙每年訂得較少，并且投遞后，或無人管理流失，或被村干部獨占，一般村民很難看到，大多失去了意義。

（三）專業人才缺乏，人員素質偏低，農村文化干部隊伍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近年來，基層文化部門因條件差、待遇低、難以營造招攬人才的良好氛圍，導致人才外流，專業文化人才出現人才斷層和年齡老化現象。文化站正式人員偏少，人員不到位的問題仍然突出，個別文化站至今還沒有正式專業干部，加之近年來各項培訓經費短缺、培訓渠道過窄等問題，形成了農村文化工作內容貧乏，方法簡單，缺乏新意，難于產生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對農村文化建設的對策建議

由于農村文化建設滯后，一些先進思想和主流意識傳播較難，農村社會風氣表現出一些不良傾向。一是賭博風氣比較嚴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找不到致富門路，無事可做，導致賭博之風比較嚴重。二是封建迷信有所抬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經商，剩下老弱婦幼留守家園，部分地方立碑、敬神等迷信活動十分突出。今后一段時期，建議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應抓好以下幾方面。

（一）提高認識，加強領導。

我們應從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觀念出發，促進農村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從優化農村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入手，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實現農村、城鎮協調發展；從適應新世紀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和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的高度，來認識農村文化事業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性。加強對農村文化建設的領導，是鞏固、健全、發展農村文化事業的關鍵。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和改進旗、鄉、村三級文化網絡以及業余文藝宣傳隊的建設，鼓勵農民大力興辦文化，要重視解決農村文化工作的困難和問題。

（二）進—步明確農村文化建設的方針和指導思想。

在具體工作實踐中，繼續堅持文化工作的重心在農村，以建設農村小康文化為目標，加強文化設施、文化隊伍建設為基礎，以農村三級文化網絡為依托，以農村文藝創作開展豐富的農村文化活動為內容，開發培育農村文化產業。全面推進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為農村社會經濟的整體推進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圍和智力支持。

（三）加大資金投入，拓寬投資渠道，建立具有莫旗特色的農村文化產業融資體制，加快農村文化設施建設步伐。

積極爭取上級財政部門的支持，進一步落實每年、每個鄉鎮文化站補助。并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農村文化建設投資體制，培植農村文化市場，吸納非文化企業向文化產業投資，吸引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界的各種捐資，并大力引進外資，形成具有莫旗特色的農村文化產業融資體制，為莫旗農村文化建設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撐。

（四）努力探索新形勢下農村文化建設的新方式、新途徑。

實施“民族文化大旗工程”，農村文化建設要以現有的機構、場所、設備等物質作為依托，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資源優勢、區位優勢發展文化產業，要用足、用活現有設施充分發揮作用，大力開發培育文化產業，增加必要的投入。挖掘、整理、加工農村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藝術產品，打造品牌走向市場，為農村文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力量。實踐證明，農村三級文化網絡，是發展農村文化事業的物質載體和根本保證。

（五）加強農村文化隊伍建設，大力傳播先進文化。

農村文化干部隊伍是農村文化的主力軍、先鋒隊，現階段主要應抓穩定和提高。依靠強有利的政策保證，采取有效途徑吸引專業人才充實到基層文化站、文化服務中心，著力幫助解決基層文化干部實際困難，讓他們穩定思想，安心工作，積極參與到農村文化建設中，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路線及決議。通過開展農民喜聞樂見的演出形式，如東北秧歌、二人轉、山東快板、相聲小品等，大力傳播先進文化，努力營造健康、向上、和諧、鄉土氣息濃郁的當代農村文化新氛圍。

（六）積極開展活動，繁榮農村文化。

各級政府和文化單位都要以提高廣大農村群眾的科技文化素質為目的，以自強不息、脫貧致富奔小康為內容，結合各地實際，用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活躍農村群眾文化生活。抓好節慶活動。組織群眾迫切需要，積極性高，參與面大，影響面廣，效果顯著的節慶活動，但要注意內容與形式的多樣化，吸引更多的群眾參與。要以文化站、農民自辦文化戶為基地，不斷鞏固、充實、提高農村業余文藝演出隊，積極開展季節性和階段性的文藝活動，以普遍性、經常性的群眾文化活動，促成節慶活動的更大規模與更高檔次。抓好特色活動。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資源，不斷提高活動質量，強化地方特色，充分發揮民族特色文化的特殊效應。

第四篇：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靈魂”和源泉，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具有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二是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與“普遍服從”。法治文化是指溶注在人們心底和行為方式中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法律行為及其價值追求，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來的文化內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表現出的涉及法治的行為方式。

一、法治文化的內涵

法治文化作為法治精神在文化層面的體現，無疑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基于法治文化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和作用，如何來正確定位法治文化和開展好文化建設顯得尤為迫切。法治文化是以法治理念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所以相對于社會其他的文化體系，法治文化的內涵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法律至上原則。法治所強調的是法律的權威和制度的保障。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質體現，是法治社會的基 本原則和根本特征。法律至上意味著法律是評判公民、法人和國家機關行為最基本的準則，是解決糾紛和社會沖突的首要選擇。

(二)法律普遍性和公開性。法律針對普遍的人與事，主張“類似情況類似處理”和“類似情況反復適用”，法律適用排除了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隨意性和任意性;公開性是指法律要為民眾所知曉，讓公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或者允許的，讓公民可以有意識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這樣的普遍性和公開性可以給人們的生活一種確定性、有序性。

(三)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行政是否依法進行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能否實現法治。而司法是保障人民權利、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要求司法主體的產生要公正、司法主體的行為方式要公正、司法程序要公正、司法的結果要公正。要保證司法公正就必須要保證司法的中立，而司法的中立的基礎就是要保證司法的獨立，因為只有司法機關自己能夠獨立地分析處理問題，才能不為其他的權力或者社會輿論所干涉。

(四)實行權力制衡與監督。我們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權力來源于人民權利的讓渡。權力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又進行必要的約束和監督。這種在約束中行使權力，在 2 行使中又約束其它權力的機制，是法治社會運行較為理想的狀態。

(五)依法保障人權。現代法律已經從以前的“義務為本位”轉向“權利為本位”的法，而人權是作為基本的權利的一種，必然要成為現代法治的保障的核心。

二、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法治文化建設是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內容,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和諧有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有機組成部分。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實現法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良性互動、共同發展，有利于夯實法治國家建設的文化支撐，有利于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于創造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體現當代法治建設方向的社會主義文化。而中國現階段國情所面臨的法治文化現狀與人民對法治文化急劇需求之間的矛盾，迫切需要政府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二)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西部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我們強化法治文化建設，旨在形成一個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辦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治環境。政府依法行政，廉潔從政，用法制來引導、規范、保障、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平臺和執法司法環境，使市場經濟基礎穩固、秩序健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誠信守法，合法經營，并依法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

(三)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萬事皆規律，有法才和諧。法律文化建設為和諧提供守法意識，用法意識，依法處臵，消除各種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的秩序、公平和正義;依法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維護穩定;執法人員依法辦事，杜絕因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執法犯法等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努力消除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減少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依法協調各類民商法律糾紛，穩定社會秩序;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提高全民的法律素養，不僅要使人們信法、守法，在日常社會生活中自覺尊重法律秩序，更要使人們學會用法，在自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能夠自覺訴諸法律解決，從而在法治框架內維護自身權益，讓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在人們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圍中誕生。

(四)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全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法治文化不是抽象和懸空存在的，它取決于作為主體人的公民素質的程度，同時又需要內化并體現于公民素質之中，不斷提升公民素質。任何一種制度要想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推行，行之有效，就必須同公民的文化觀念之間形成一種相互配合和彼此協調的關系，否則，再完善的制度也會在一種不相適應的文化氛圍中發生扭曲甚至失去意義。在構建和培育法治文化時，就是把提升公民素質放在中心的位臵，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民不是對象而是目的。所以法治文化建設能夠提高全民崇尚法律的意識、遵守法律的意識、運用法律的意識、維護法律的意識。使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成為全民的公共精神和社會理想，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行動，達到有為而治，無為遵守。

三、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中央、國務院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與此相伴，西部地區的法治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若要給西部地區法治建設問題定一個位臵的話，那么在法治建設的橫向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地區的法治建設狀況與中部地區一樣，處于第三層次，港澳臺地區位居第一層次，東部地區則處于第二層次。[3]如何進一步 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識，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需要我們積極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盡管我們的法治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們工作中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提高。

(一)歷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傳統。在中國西部地區的歷史，應該說我們并沒有現代的法治文化，在傳統社會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質上是人治。古代統治者主張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義，實際上還是一個權大于法，法受制于權力的人治。中國缺少法治的文化傳統，這不僅無助于法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法治的障礙。

(二)民間傳統習俗與法治文化沖突。我國西部地區位于亞歐大陸的腹地，遠離海洋，地理位臵相對偏遠，與外界的文化交流不暢。這樣民間社會長期以來由共同的道德信仰形成的習俗做法，就會不斷促成鄉土秩序的衍生、鞏固和強化，成為社會的主要規范，這些土生土長的禮俗秩序逐漸成為了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一代代流傳下來，根深蒂固、極難改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如今我們的很多法律在很多方面己經西方化，但許多中國人并不習慣于這種法律，因此在許多地方出現了許多法律規避和違法現象。[4]曾幾何時，抱有“餓死不做賊，屈死不告狀”心態的人在民間為數 眾多，打過官司的人常被視為異類，“這人不好惹，這人品行可疑”通常成為評價他的標準。“中國人極不愿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親戚朋友一經訴訟，從此便不好見面”。[5] 盡管有些法律規定是科學的，也是符合我國現階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區某些情況下，仍然不能得到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支持，貫徹起來仍然存在障礙

(三)法治文化內容形式單一，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內涵涉及到法治的體制形態、法制體系、法治思想、社會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為規范等各個方面。現有的法治文化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來看，都較為陳舊，不能有效的吸引民眾。法律與文化的結合點也未能得到全面開發，與機關文化、校園文化、社區文化、企業文化、農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進一步加深，與傳統文化、廉政文化、行業文化、旅游文化、環境文化等有待進一步拓展。

(四)實踐開展不夠充分，法治惠民需要務實。法治文化建設是為了培育出民眾信仰法律的精神，培養出從內心認同法律，使法律內化為自己行為一部分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構建法治社會的目的，可以讓群眾享受到法治實實在在的成果。目前，法治文化實踐活動開展不夠全面，法治文化建設的“酵母效應”沒有充分發揮，導致民眾對法治帶來的安民、富民、惠民的效果感受不深，影響了法治建設的進程。

四、推進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對策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這為新時期如何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標，也為積極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增強公民的法治觀念，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用法的濃厚氛圍提出了新的課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西部地區的法治文化建設：

一是要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弘揚法治文化，重在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指針，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要通過普法活動，教育引導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和執法人員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圍繞“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內容，確立和實現以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的最具權威價值的取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的基本行為準則的觀念，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穿于法治建設的實踐，在全體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特別是在立法、執法、司法等部門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堅持社會主義法治 的正確方向，把推進法治建設的過程作為學習和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過程。

二是要加大宣傳教育，營造氛圍。應該在法制宣傳工作中加大法治文化的含量，通過倡導和組織各種法治文化活動，使人們在參加喜聞樂見的宣傳教育活動中，自覺地接受法律知識的傳播和法治思想的熏陶;通過“法律六進”全方位的傳播法治精神。并根據機關、鄉村、社區、學校、企業、單位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人員構成，從領導干部到普通市民，分專題有側重的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堅持集中宣傳與經常性宣傳相結合的方式，法律宣傳與法制實踐相結合。著力提高領導干部和廣大公務員依法辦事、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的能力，著力提高社會各方面人員依法維權、依法處臵矛盾糾紛的能力。政府各職能部門要擔起開展法制宣傳的責任和義務，大力開展司法和執法領域的依法治理，將司法、行政執法、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以及人民調解與法制宣傳有機結合起來，將群眾“要說法”解決自身涉法問題的過程，作為普及法律知識、傳播法治文化的過程，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互動性、針對性。擴大法制宣傳教育的覆蓋面，增強滲透力和感染力，促進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的提高，為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

三是推進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著力構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質，促進全社會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傳教育可以實現。但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文化觀的真正形成，從根本上講要通過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公正的舉動禍害尤烈，因為后者不過是弄臟了水流，前者卻破壞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實施中滿足了人們的安全、正義和秩序的需要，使損害得到救濟，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矯正，其威信才能樹立，其權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義法治價值體系形成的巨大潛在作用。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實施為目的、為保證、為重點。雖然說整個法律的實施，是包括著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執法司法和公民群眾的普遍守法兩個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權力的執法和司法者卻始終處在決定和影響法律實施的主導方面。因此，作為一個必須滿足法治要求的和諧社會，就必須要實現執法和司法的公正。因為只有執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維護社會公正，而這顯然是整個法治文明的基礎。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實踐中，必須進一步強化法治政府建設和抓緊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加強法治理論研究和法治文藝創作，著力營造全社會普遍關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圍。理論是實踐的指導，要把握法治建設的新特點和新規律，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法治文化理論，更好地指導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過程中，要注重繼承吸收傳統的法治元素，并大膽借鑒和移植“外來”的先進法治文化，同時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加強法治文化的培育，要鼓勵引導支持法治文藝創作，努力為廣大群眾提供豐富的法治文化產品。重視發揮執法機關和專業文化團體、業余文藝團體、各級文化館(站)的作用，貼近法治實踐，貼近群眾文化生活，積極開展法制題材文學藝術作品創作，讓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豐富生動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說服人，不斷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養，從而形成全社會普遍關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圍。

在新的歷史起點謀劃和推進法治建設，既是時代的緊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聲。相信只要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西部地區的法治文化建設一定會得到不斷的完善和提高，從而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五篇：法治文化建設

二）加強協調，把法治文化建設統籌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大格局之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文化建設必須統一于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這一大格局之中。把全面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作為更高的目標定位，在理念上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在內容上更加注重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傳播，在形式上更加注重不同群體的需求，不斷增強針對性、提升有效性，真正使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公民的自覺意識和主動追求。宣傳部門要主動與司法、教育等部門加強聯系與協調，定期檢查有關法治文化建設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督促有關部門做到科學規劃，整體推進，注重特色，開拓創新，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有措施地推進這項工作。

路徑四：立足現實、繼承傳統、借鑒先進、革新自我、注重建設。這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法治文化的路徑。所謂立足現實，我們法治文化建設，要從實情出發。離開現實，談法治文化建設，顯然是毫無益處的。繼承傳統，一個歷史深厚的具有數千年文明的國家，如果否定自己的傳統，我們很難想象，我們的民族的根在哪里，我們文化傳承的血脈又從哪里流動到我們今天。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到現在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轉型社會中，我們一定要認識，我們的傳統法律文化中，有精華，但是也有糟粕。所以要革新自我。注重建設，對于法治文化來說，破壞是次要的，建設是更重要的，我們不是為了破壞而破壞，所有對傳統文化的批評，除了血脈的傳承、文化的保存之外，我們還要

注意，這個民族將怎么走向未來，我們要建構什么樣的法治文化，才能使我們這個民族充滿生機與活力，而與世界的其他民族共存，一起為世界的發展作出這個偉大民族應有的貢獻。此刻，中國社會的未來是不確定的，這是一個開放的未來，我們必須自己去創造它，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自己去確定現代中國的含義。這就是所謂的制度建構，這就是所謂的文化重建。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我們不能夠確知最后的結果；不過有一點應當是確定的，那就是我們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和守法的國家，也需要一個健康而有活力的社會，更需要無數享有自由與尊嚴的個人。為此，我們既需要法治，也需要民主。法治與民主的有效結合，是實現中國統一和穩定的制度保障，也是文化重建的制度基礎；而通過推行法治、加強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力、在新的政治與社會實踐中積累新的生活經驗、使理性的精神融入整個社會、逐步建立起一個現代的、多元的和理性的社會，應當是社會轉型時期的重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