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各區法治考核存在的問題及亮點

白堿灘區存在的問題：

1、領導班子在述職報告中無專門法治內容，僅提到治理非法宗教活動等（該項工作是作為綜合治理進行考核的），甚至白堿灘區作為法治城區建設先進上報情況都未體現，把學法考試成績作為機關干部年度考核、任職、晉升晉級的重要依據，每年組織法律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法制文藝演出不少于2場次；加強學法陣地建設，機關有法律圖書室、學習園地、宣傳專欄；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學法有做法、有成效，按時參加普法骨干培訓班，認真完成市依法治市辦交辦的各項工作任務，工作有先進典型經驗，信息報送及時有效

獨山子區：領導班子述職報告中提到了法制講座209次，法治城區建設不僅包括法制講座，政府法律顧問團、公證處成立等重要內容均未提及。每年召開1-2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會議，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列入黨委（黨組）重要議事日程，單位目標責任考核有普法依法治理內容，建立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法制度，中心組集體學法每年不少于2次，堅持學法筆記制度，領導干部每年記讀書筆記不少于5000字，其他人員不少于3000字，加強學法陣地建設，機關有法律圖書室、學習園地、宣傳專欄；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學法有做法、有成效；創新法制宣傳形式，豐富普法內容，繁榮機關法治文化

克拉瑪依區：未落實把學法考試成績作為機關干部年度考核、任職、晉升晉級的重要依據，但在機關干部晉升晉級時考試內容中有法治內容；每年組織法律知識競賽、演講比賽、法制文藝演出不少于2場次；學法陣地建設情況薄弱，自治區五個一、四個一、三個一完成情況不好；法治文化陣地建設還很薄弱。部分單位法治文化建設氛圍不濃，對法治文化建設工作重視不到位，缺少文化廣場、文化長廊等硬件設施，一些單位法治文化圖書角及法治園地無專人管理。部分單位雖能按照法治文化陣地建設的要求，利用現有宣傳資源或陣地，通過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種方法抓好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基本建起了固定的法治宣傳欄、法律圖書角等宣傳陣地，但離自治區要求還有一定距離。（自治區要求：各縣（市、區）至少有1個法治主題公園或1個法治文化廣場（不少于30個法治宣傳欄或法治宣傳燈箱），1個法治宣傳教育電子大屏幕，1條法治文化街（不少于40個法治宣傳欄或法治燈箱），1個法治文化園地或畫廊、法治文化景觀，在本地報刊、廣播電臺或電視臺至少開設1個法制專欄（節目），有條件的縣（市、區）還要積極建立專門的普法網站。）

烏爾禾區：法治文化陣地建設還很薄弱。部分單位法治文化建設氛圍不濃，對法治文化建設工作重視不到位，缺少文化廣場、文化長廊等硬件設施，一些單位法治文化圖書角及法治園地無專人管理。部分單位雖能按照法治文化陣地建設的要求，利用現有宣傳資源或陣地，通過修建、改建或增加法治元素等多種方法抓好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基本建起了固定的法治宣傳欄、法律圖書角等宣傳陣地，但離自治區要求還有一定距離。（自治區要求：各縣（市、區）至少有1個法治主題公園或1個法治文化廣場（不少于30個法治宣傳欄或法治宣傳燈箱），1個法治宣傳教育電子大屏幕，1條法治文化街（不少于40個法治宣傳欄或法治燈箱），1個法治文化園地或畫廊、法治文化景觀，在本地報刊、廣播電臺或電視臺至少開設1個法制專欄（節目），有條件的縣（市、區）還要積極建立專門的普法網站。）部分單位對法治建設認識不夠。少數單位把法治考核等同于一般考核,還停留在普法考核層面,思想上重視不夠,認識不清,沒有認真準備，有臨時報佛腳的應付現象。部分法治建設牽頭部門沒有成立相應機構、沒有確定工作人員；有的單位存在“拖、等、靠”等錯誤思想，在面對法治建設工作時一味依賴上級部門分配任務，不能針對自身實際情況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和主動性，沒有安排活動內容、沒有年度工作重點、沒有組織自查；有的單位領導干部學法制度還沒有落實，對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存在應付現象，大部分單位做不到公務員學法時間不少于40學時,領導干部每年學法筆記不少于5000字,其他人員不少于3000字的要求,存在“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錯誤思想。

第二篇：信訪工作亮點及存在問題

千斤鄉信訪工作亮點及存在問題

一年來，鄉黨委、政府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創建平安千斤,構建和諧社會為主題。貫穿“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這一主線，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積極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確保全鄉社會安定、人民安居。2010年全鄉共發生信訪問題*起，其中屬鄉內自排查信訪**起，已全部調處結案。

亮點：

一、抓組織網絡，構建“大調解”陣地。

一是成立組織機構。為了加強對信訪工作的組織領導，鄉黨委、政府成立了以專職副書記為組長，綜治辦專職副主任為副組長，派出所、司法所、民政、國土、等部門負責人為成員信訪工作領導小組，具體負責全鄉的信訪工作工作。以鄉群眾工作站為平臺，形成各類信訪案件統一由群眾工作站受理、分流、調處、督辦、報結、回訪的調處機制。使組織網絡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二是明確職責分工，配齊配強人員。為便于工作開展，將信訪辦與綜治辦、司法所的力量進行整合，在綜治中心合署辦公，共同負責日常工作。同時按照工作的實際需要和各部門的職能，整合內部資源，發揮綜合優勢，每天安排一名素質高、業務精的職能部門同志在辦公室值班，實行聯合辦公，聯動聯調，專兼職結合，保證了每起信訪案件有人問、有人管、有結果。三是加強群眾工作站硬件設施建設。投入近成元添置了辦公用品，并配備電腦，做到了各項制度、標牌上墻。四是健全信訪網絡。以鄉群眾工作站為龍頭，以村調委會和矛盾調解員、信息員、法制宣傳員為基礎，其他調解組織形式為補充，在每個村委會都設立了群眾工作室，明確村委會主任為村群眾工作室主任，形成上下貫通、左右銜接、配合聯動的基層信訪工作網絡體系。

二、抓責任落實，構建“第一責任人”格局

一是狠抓責任落實。堅持鄉、村、組三級矛盾糾紛排查制度。

鄉里每半個月排查一次，村每旬排查一次，村民組隨時排查。鄉、村、組三級，層層簽訂責任狀，對工作實行目標管理，形成了“層層有事管，事事有人管”的綜治工作格局。二是堅持領導親自抓。領導親自參與、親自抓是工作上臺階的關鍵。按照“一個案件、一個領導、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個一”要求，落實信訪責任制度，強化責任落實，實行“誰家孩子誰家抱”。把信訪問題解決在鄉、村一級，化解在萌芽狀態。2009年12月23日楊**等4名群眾來到鄉政府辦公室，請求解決群眾因機構改革后辦事難的問題。收到信訪件后鄉黨委書記要求2009年12月24日組織相關人員進行走訪調查，并于12月30日鄉黨委書記組織財政、計生、國土、派出所、民政、信用社、沙石中學、沙石衛生院及相關村的村干部、部分群眾、老干部代表召開座談會，研究解決沙石群眾辦事難的問題。對群眾反映的辦事難的問題逐一進行辦理，同時也得到了群眾的支持，避免了一次集體上訪。三是堅持會議交辦信訪案件制度。不定期召開會議交辦信訪案件和定期召開會議研究處理矛盾糾紛問題。特別是在一些敏感期集中處理矛盾糾紛，比如春耕大忙前著重處理水利、田土權屬糾紛，清明節前著重處理墳山糾紛。

三、抓糾紛調解，牢筑“第一道”穩定防線

信訪問題是中國客觀存在的，關鍵在調處和化解，及時、妥善地排查和化解矛盾糾紛，是保持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今年，我鄉按照上級提出“矛盾糾紛化解年”的工作要求，在調處和化解上狠下功夫，確保社會穩定。一是及時介入，積極穩控。對我鄉兩起涉法涉訴信訪問題2007年7月26日王店村楊**在新縣城關京九路被董**駕駛無號牌二輪摩托車撞成重傷，導致楊母親徐**多次上訪。2008年以來鄉主要領導多次對徐**進行約訪，并盡力幫助楊**治病，2008年以來鄉主要領導共為其籌措救助資金**萬余元，并從生活上給予幫助。2010年經鄉政府多次協調法院與**達成協議給予徐**萬元為楊**治病，徐**就此事息訪。2007年6月20日上午，年僅5歲的張**在橫過公路時被胡**駕

駛的輕型貨車撞傷，此事也引發張**父親張**多次上訪。知道情況后鄉信訪辦及時介入，從民政部門、慈善機構等地方多方為張*治療籌措資金，并從生活上給予照顧。2010年5月經多方協調，張**與胡**達成賠償協議，由胡**每年給予張*醫療費5萬元，分5年付清。雖然兩起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很特殊，當事人多次揚言要到北京上訪，由于我鄉對信訪工作重視，兩起涉法涉訴信訪的案件沒有一人到市以上上訪。二是制度健全，責任到位。對信訪工作，我鄉嚴格實行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將信訪工作納入年終考核內容，作為獎懲的主要依據之一,將信訪工作擺在第一位。

四、抓制度建設，健全四個長效機制

一是建立領導接待日和主要領導閱批制度。每個工作日安排一名科級領導干部接訪，雙休日或節假日由值班帶班領導負責接訪，并有接訪記錄；主要領導定期不定期到信訪辦閱批信訪案件，切實提高結案率。二是堅持定期約訪和帶案下訪制度。對一時解決不了的信訪案件，對信訪人定期約談，了解信訪人動態，做好穩控工作；對掌握而未引發上訪的矛盾糾紛及時介入調解，消除信訪隱患。三要實行包案調處制度。按照“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將每起糾紛具體落實到每個包案責任人身上，做到“四定”、“三包”，即定包案領導、定責任單位、定責任人、定辦結時限，包調處、包跟蹤、包反饋。四是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將人民調解工作納入年終設考核和干部政績考核內容，獎優罰劣。對出現“民轉刑”事件，要追究包村領導、駐村干部和村干部的責任。

存在問題：

1、學習不夠，基層信訪工作人員業務知識有所欠缺；

2、案卷整理不夠規范。

第三篇：2014考核存在的問題

2014考核存在的問題

1、居民健康檔案需跟換位2011版

2、孕產婦管理：早孕不達標，管理率不達標

3、艾滋病工作推進緩慢

4、中醫藥工作推進緩慢

5、鄉村兩級資料不完整，辦工作混亂，不整潔；需加強個人業務知識學習

6、消毒隔離不規范

7、醫療廢物處置不規范

8、毒麻藥品管理不規范

9、需建立清創消毒換藥室

10、平安醫院：文件資料不規范，消防安全不達標

11、食品安全：領導機制不健全，無整治內容

12、節能減排：無目標責任書，宣傳培訓不到位

13、安全生產：無工作經費，開展工作務會議記錄

14、消防安全：消防安全無會議記錄，消防設施無保養及檢修記錄，無消防檔案

15、綜治維穩和長安杯：無經費安排，無會議記錄圖片，無責任書

16、老干部：無開展工作情況

17、精神文明建設：無經費安排，文體活動少

18、衛生監督協管：開展活動無圖片，學校，公共場所衛生監督協管

力度不夠，辦公場所未配置電腦，上報數據與實際檢查數據不符，使用非衛生技術人員

19、慢病，老年人管理：檔案無編號，檔案完整欠缺，慢病控制率未達標，輔助檢查不夠完善

20、基本公衛宣傳不到位，慢病有效指導不夠，死因漏報未達標

21、收入明顯減少：醫務人員態度冷漠，不端正，醫院凝聚力不夠，無大局意識，上班未穿工作服，每個人負責的項目未盡到自己的責任，業務知識不夠，需加強自身業務學習

第四篇：考核存在問題臺賬

喀什市東城第二初級中學在2018年7月27日學期考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整改措施

教研室本次考核檔案存在問題扣分項目

扣分2.4 1.老師們組織學習課程標準，但是組織未測試。2.教師撰寫論文不達標。

3.未開展普通話比賽，公開課比賽，未開展學生科學知識競賽。

4、師徒之間聽評課節數每月不得不少于4節。5.教齡不滿三年進行的有針對性的考試未組織

6、組織教師開展國語學習，勝任國語教學教師逐年增加。整改措施：

1.在暑假補課期間組織老師們參加課程標準測試。2.7月31號之前組織全體老師撰寫教學論文。

3.在新學期積極開展普通話比賽，公開課比賽，開展學生科學知識競賽。4.對師徒之間聽評課節數不夠的老師在考核中扣除相應的分值。5.組織教齡不滿三年的老師進行有針對性的考試。

6、統計少數民族教師勝任國語教學教師逐年增加情況。

德育辦：

1.家長學校 扣1分

（5）通過QQ、微信、短信等方式，建立家校聯系平臺。

二、民族團結檔案扣分項 負責人：努爾阿米娜·買買提

扣分項：A1校務管理B3民族團結教育C9宣傳形式 1.樹立典型 扣2分

（2）

每學年開展一輪先進事跡報告會，積極開展學習活動，收集整理典型事跡及相關活動材料、記錄、圖片資料。

三、團隊工作 負責人：侯雙娜 C5團隊工作 扣0.1分 宣傳欄內容不豐富。

對于以上存在的問題，整改措施如下：

1.立即組織委員建立相關家校聯系平臺，如QQ群、微信群等。

2.跟相關部門聯系開展先進事跡報告會，積極開展學習活動，收集整理典型事跡，并積極收集相關活動材料、記錄、圖片資料存入檔案。3.將宣傳欄內容嚴格審核，互相協助，越設計月豐富。

教導處考核檔案存在問題:

1.備課組長聽課節數達標，扣除1分。

2.學校五年規劃當中沒有體現國語教學計劃，扣除1分。3.大班額，扣除0.1分。總共扣了2.1分。整改措施: 1.進一步加強對聽評課的監督指導力度，督促老師們多聽課，認真做好聽課筆記。2.和校辦聯系，協調各部門做出各部門五年發展規劃，具體到個規劃，再由校辦進行匯總做出學校總體發展規劃，突顯國語教學。3.關于大班額扣分項，因教師緊缺，暫時無法進行整改。

第五篇：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機統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法治動力和發展方向。如何進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識，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需要我們積極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盡管我們的法治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們工作中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提高。

促進民主法治的幾個因素

宏斌云

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更加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目前，社會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顯的就有以下幾個。

律師的促進作用。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格局改變中，律師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重大的標志。律師制度作為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師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進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發展和完善。由于律師的職業功用的內在要求，作為訴訟當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務的對象是當事人，其收入來源是當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訴求，由此決定了要求更加完備的訴訟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師是現代訴訟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律師的存在也反過來更好地促進了現代訴訟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師制度的建立，推動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種力量的產生和發展，這大大推動了民主法治的建設。現在不能設想，如果律師制度取消，將會是怎樣的后果。可以說，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是第一位的。沒有律師制度，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訴訟制度、法律制度。

信訪的促進作用。由于法律體制還不完善，也由于法律體制解決問題的有限性，還由于社情的狀況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來解決各種社會民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信訪也就順勢產生了。并且，在一定歷史時期，信訪還將繼續存在。其實，如果一個社會完全杜絕了信訪現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訪現象被完全杜絕了，這個社會就是不正常的。雖然信訪讓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機關感到壓力巨大，難于處理、化解，但是這種社會力量的客觀作用是十分明顯的。正是在當今社會有了這些信訪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不能為所欲為，而在許多事項上有所克制，規范自身行為，更加注重民生問題的解決，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訪已經成了促進社會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網絡微博的促進作用。一般意義上的網絡，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已經是明顯的了。由于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使得社會的意思表達方便快捷，民意表達，民意上傳，只是用秒秒來計算的問題。而微薄的出現，更使得這一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表現得更加充分明顯。看近期的高鐵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種社會力量！網絡問政，網絡參政，網絡議政，已成為社會的一個現實。并且，目前的微博問政，微博參政，微博議政，更是成了民眾的一種常態。網絡微博促進民主法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愈來愈明顯。

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訪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社會上的客觀存在，網絡微博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技術上的結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經濟建設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時，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也迎頭跟上。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徐顯明 謝暉

建立一個和諧有序的法治國家，是我國既定的目標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中國百年法制變革的歷程表明，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對良法情有獨鐘。從清末立法始、中經民國立法再到共和國八屆人大期間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達著法學家和政治家關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識。然而，法律運行的邏輯卻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設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沒有給中國帶來法治的現實，而且整個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人治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這必然啟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這是一個既需求諸實踐亦需求諸理論的問題。就實踐而吉，除前述中國20世紀之大量立法并未帶來法治實效外，相關例證在國外也屢見不鮮。例如當今亞洲各國，幾乎毫無例外地標榜立憲主義，并以此為基制定了各式各樣的憲法。但真正奉行憲政者寥寥，從而使憲法帶有明顯的“未來政治計劃”的特征。憲法作為法治的規范母體并未帶來法治的制度母體——憲政，不正說明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毆違嗎?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導向法治?這需從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結合的角度探討。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單面性、靜態性、機械性、獨在性；而法治之制則具有立體性、動態性、應變性、同構性。這必致兩者的實踐對接一旦失當，則法治之法無以呈現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單面性與法治之制的立體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法治之法的單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體現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對規則的要求，但規則的具備對于法治可能有兩種結果：其一是規則導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表現為實有的法治；其二是規則未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從而在法律與法治間出現錯位。這種錯位，又有兩種形成機制，要么法律違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與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種立體性的存在，所謂立體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結構而成，法律僅是這諳要素中的一種，雖然法律對其它諸要素——觀念、組織(主體)、行為、監督等具有至上的調節功能，但當其它要素與法治之法間出現整體性錯位時，法治之法則徒喚奈何。

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間的這一矛盾，說明良法的制定只為法治的實現創造了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亞里士多德強調良法之外，守法對法治的重要性，其啟示是深遠的。今天的法治論者可能對法治持有更多的見解，但良法與該法必須被遵守永遠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當然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問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異、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相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響兩者配套的因素。但無論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轉化為法治之制，所謂良法也只是提供給人們止渴的畫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靜態性與法治之制的動態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良法也罷，惡法也罷，作為規則，均是靜態的。只有使靜態的法律轉化為動態的法制，才能實現法律的應有效果，這對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現實中，兩者的錯位時有發生，以致當代法學在社會法學的深刻影響之下，把“活的法”視為真正的法，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與傳統良法法治觀，“硬法”(嚴格規則)法治觀相對應的“軟法”法治觀。尤其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價值的多樣和規則的多元更為突出，究竟以國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還是以社會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便日顯重要。如果秉承國家主義，則正式法律至上，不論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會”實用主義，則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規則，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論其是否為國家確認。問題在于現代科技和信息的發展在為社會主體提供更好的自治條件的同時，也為國家權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預條件。論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對后者重視不足，以致“軟法治”觀念只是一種理論設想，而不是工業化時代及后現代社會的現實。即使社會規范的應用，也與正式法律的寬容與否、寬容程度等息息相關。因此，現代國家對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還有賴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靜態性與法制動態性的固有矛盾使得無論按嚴格規則設制，還是按“活法”設制，兩者錯位的可能性總是存在，這更要求人們在注重法治之法時，同時注重它與法治之制的調適。

第三，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可變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機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與其動態性相適應，必須有應變性。倘若法治之制與法律一樣機械，則社會因此而僵化，實踐因此而停滯。但是，法治之制的應變性究竟至何種程度，才既能維護法律至上這一法治的基本原則，又能確保在嚴謹乃至機械規則調節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這不但涉及理論的設定，更是一個實用性的制度技巧。在這方面，英美法系國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創法)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范例，法官作為機械法律與應變法治的聯系者，可以較好地解決兩者之間的錯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決這一錯位，仍然是一種理想。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實踐中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急劇擴大，采取了堅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變革，即以正當程序和嚴格規則相結合的方式調控行政自由裁量，從而把急劇變革的行政行為規范于法治的框架內。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應變性是一對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實踐中如何保障兩者的對位也是一個常新的話題。如果不能較好地解決兩者的對位問題，則必然使良法與法治間出現錯位，從而使法治之法難以達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與法治之制的同構性可能造成兩者問的錯位。對于法治而言，與其相關的法律可以是一個獨在的系統，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須以法律規范為前提并與之保持同構，否則，便出現兩者的錯位。雖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傳統的國家，規則與其它制度的同構一般不存在問題，但事實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對法律的沖擊在任何國家都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權曾對嚴格規則模式的沖擊，無過錯責任方式的客觀實存曾對過錯責任原則的沖擊，等等。如果說法治發達國家法律和法治問的這種錯位往往為其更好的同構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話，那么，在法治后進型國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對法律形成沖擊，則每每形成法治系統的緊張，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間的反向對立，其結果是活動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們探討和迫思的獨在的法治之法。孫中山先生及其“臨時約法”給我們的就是這種啟示；當代中國法律規范的繁榮和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體制、主體觀念一行為模式、社會一政治組織架構的嚴重匱乏亦很能說明問題。因此，在法治后進型國家，如何解決法治之法和相關制度的同構問題，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變成法治之制的同構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時必須特別關注的問題。

綜上所述，實踐中法治之法無以導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然而，人類的智慧在于發現矛盾并解決它。針對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決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雖然在現代社會里，與國家或政府相關的制度總是與法律緊密相聯的，以致在宏觀層面，法律與制度間到了難以分解的程度，然而，這絕不是說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礎要素、前提要素和導向要素，但有了基礎、前提和導向，并不意味著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圖紙，并不意味著房子已經建立一樣。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筆者認為，這些要素有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四個方面。

第一，法治觀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劃分為軟件和硬件兩方面的話，那么，法治觀念屬于軟件部分，其特點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誕生過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說來，超前存在的法治觀念常為社會精英階層所擁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礎上推廣的法治觀念則為大眾法治觀念。

對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觀念不僅是其催助劑、而且是其營養液。說其是催助劑，在于倘無超前的法治觀念，則法治之法難以產生，如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啟蒙，就沒有近現代資本主義法治；沒有近20年來中國法學界對法治的熱切呼喚，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將更加困難。說其是營養液，則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沒有法治觀念的支持，則必是“死法”，而無法變成“活法”。這在目前我國雖制定了大量良法，但從因法治觀

念的弱化而難以實現的困惑中可得明鑒。

法治觀念可分為法治的價值觀念和技術觀念兩個方面，其中價值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質態方面，而技術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量態方面。雖然法治之法有其統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質，但這并不意味著法治國家的法律無質的區別，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國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則是困難重重的。同樣，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標準，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各國在法治之量態標準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運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進行著各自的法治建設。這種法治觀念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也正是這些國家法治的特點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觀念在一個國家相匹配，則該國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組織(主體)。主體是人類一切活動的主導，也是其目的，法治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模式，既離不開主體推動，也必須以主體為目的。與法治觀念相對，法治組織(主體)是法治之法的硬件。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體，必須是法律化的主體。所謂法律化的主體，是指社會上實存的組織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資格，即取得法人資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資格。在現代社會，法治主體實際上存在著組織化的主體和非組織化的主體兩個方面，其中組織化主體更具有主導性，雖然不少學者認為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網絡技術的日趨發達，未來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更趨個體化，從而使組織化主體的地位下降。但筆者認為，這只是組織化主體的一種模式變遷，而不是組織化主體功能的弱化。事實上，現代科技的發展，更加強化了組織化主體的功能，即個體對組織化主體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網絡化社會中，一旦網絡出錯、信息失靈，則個人的行為將無所適從。

但是，組織化主體的主導作用并不意味著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導地位的個體主體，從來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組織化主體最終不能實現個體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離法治之價值宗旨的組織，就不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組織。

從原生意義上講，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組織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組織，倘未得到該法律的認可，就是法律取締的對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構體；而作為個人的非組織化的主體，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認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締的對象。造成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組織化主體的工具性和個體主體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為。主體行為是法律調節的最基本的對象，依法律行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轉化為法治之制，其關鍵環節就在于依法行為。

法治行為雖然也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動性，使它成為連接法治之法與法治主體、表現法治觀念與法治監督的關鍵所在。如果人們的行為與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設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則為徒然。

從應然性講，法治行為必須合法，才能與法治之法相對應，然而，在法律運行的實踐中，往往是違法行為與合法行為并在，這就需要法律的適時和恰當調節。如果法律不能導引合法行為，則無法治之制；同樣，如果法律不能制裁違法行為，亦無法治之制。主體行為與法律的相契性，是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動力。但這種境界的實現，既有賴于法律觀念與法律之間的調適，更有賴于主體對依法行為之道德感的增強。

法治行為也只能產生在法律之后，沒有法治之法，便無相關的法律行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為，并不是法律調節的當然對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頒布后的主體行為與它同構。如果在法律頒布后，主體行為未保持與法律的同構，則法治之法仍未轉化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實踐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包括運用權利和遵守義務)的程度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較低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的程度必低。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已從立法的嚴重不足轉向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這既包括公權主體——國家機關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則必須克服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監督。監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須要素。從廣義講，法律即監督，法治之法即為實施監督的標準和規則，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濟措施和導人向善的監督機制②。然而，狹義的的監督在法學上僅指對公權主體之行為的監督，作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監督也僅指后者。

法治監督的根據和標準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規定和

要求，其對象是權力運行，其目的是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何權力運行必須監督?對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來的思想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外，筆者認為，權力作為社會必備的要素及其在社會中的強勢地位是其受監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雖然自盧梭以來，主權在民觀念深入人心，但這并非權力和人民權利必然是統一的，相反，即使近現代的權力，其一產生就是人民權利的異己力量，并且人民實際表現形態的個體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權利具體表現也具有此種屬性；而國家表現形態的整體性和聚合性，則使其權力獲得了相應屬性，因此，權利與權力間從來是弱者對強者的關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設定對權力運行的監督要素，其目的就是為制約強者(國家及其權力)以救濟弱者(人民及其權利)，并最終使兩者在社會功用上實現動態平衡，在人類進步中實現功能互補。

沒有對權力監督和制約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對權力監督和制約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導致法治之制。可見，法治監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也必然嚴格。

綜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時與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相同構，才能從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否則，如果上述四方面與法治之法出現緊張甚至對立，則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難呈現。那么，如何實現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轉換呢?

通過上述三方面論證，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無法治，這有其內在必然性；第二，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須有相關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相同構的模式是多樣的，中國作為法治后進型國家，實現兩者同構的方式顯然具有多模式綜合性。

出處：《法學》1998年10期 17-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