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農業現代化

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農業現代化

多年來，政府和社會各界一直在關心農民收入增長。經過多方努力，農民平均收入的確也有了明顯提高；這兩年的收入增長速度還超過城市居民。今后如何保持目前收入增長的勢頭，很多人提出了一些辦法，其中包括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的辦法。提出這個意見的有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也有像袁隆平先生這樣的農業科學家。筆者以為這種意見值得商榷。農產品價格當然對農民收入有影響，但農民收入增長需要在價格相對穩定（大體和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價格增長率）的條件下主要依靠勞動生產率提來實現，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要靠農業現代化。

現在統計農民收入主要考慮四個部分，分別是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大略用經濟學知識分析就可知道，不會發生后兩項收入成為大部分農民的主要收入的情形。目前工資性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在一半左右，這種情形與我國經濟結構有關，也與統計方法的某種不足有關。如果一戶農村人家的主要勞動力用大部分時間從事非農產業，只用零星時間種了幾畝糧食，他們還能算農民？從長期的專業化發展趨勢看，農民收入將只計算以農業為主業的真正農戶的收入，脫離農業的勞動者所得到的收入將不會再算成農民收入。按以上分析，考慮農民收入增長這樣一個長期問題，應主要分析農戶的家庭經營收入，而且是與農業有關的家庭經營收入。

如果做一個一般性調查，就會發現農民的單個工作日報酬其實并不低，但因為大部分農戶每年的實際工作日很少，他們每年的總收入也就很少。在我國糧食主產區，如果一戶農民種8畝大田作物，實際工作日大約是60個，按這幾年的各種條件，大約會得到純收入6000元，折算成日工資是100元。如果家里有4口人，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自然是很窮的。如果兩個勞動力在城里總共工作700個標準工作日（考慮加班等因素），每個工作日80元，總收入就可觀了。不難理解，如果農戶不是種8畝大田，而是100畝（現有技術條件下毫無問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要實現這個目標并非天方夜譚。通過城市化，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村土地通過流轉，集中到專業農戶手里，而專業農戶通過采用現代化手段，形成規模經營，這個目標就實現了。農民收入增長就要靠這個辦法。

如果不靠上面講的辦法，靠農產品漲價來提高農民收入行不行？我看很有局限性。第一，農產品價格受國際競爭影響很大，我們的價格漲起來了，國際上別人的成本低、價格低，農產品加工企業就不采購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價格也漲不了。第二，財政受不了。現在的支農資金如果算大口徑，已經占到農業增加值約25%以上了。第三，從國民福利水平提高來說，一個國家國民的吃飯綜合成本應該不斷地有所降低才好；價格下不來，吃飯成本就高，建立一個創新型國家就是空話。創新通常發生在吃飯成本低的國家。第四，如果換個思路，由政府高價購糧，低價補貼消費者者行不行？當然更不行。這樣做意味著國家要大規模介入農產品流通，甚至要恢復計劃經濟體制，后果將不僅導致效率降低，還會帶來不公平，因為窮人和富人一起補，窮人相對吃虧。第五，如果一味漲價，農民在其有效工作日低于城里人有效工作日的情況下就富裕起來，其實也是另一種不公平。

解決所謂“三農”問題，還是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并借助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讓農民變為專業農戶，在莊稼地上、在牲畜圈里忙起來。這個話丑，但道理正確。

第二篇：農民增收難的原因與出路

農民增收難的原因與出路

趙君、劉濤

在農村發展這個問題上，國家一直在強調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從“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再到《決定》中以“增加農民收入為主”的指導思想，國家一直在關注農民增收問題。但是從現實來看，農民增收依然困難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稅費改革帶來的增收難題

近年來，隨著國家工業化體系的完善，國家開始采取“以工補農”的政策：實行糧食直補、降低和取消農業稅費，使得農民的處境得到較大的改善，農村出現了近年來少有的好局面。時過境遷，幾年后我們發現農民增收的空間是仍非常有限，“谷賤傷農”的局面屢次出現，甚至出現了“農田丟荒嚴重，政府須予重視”的呼吁[2]。諸多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制度變革忽視了農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話說：興一利必生一弊，取消農業費稅通過減負來增收，雖然既可以減輕了農民負擔，又能夠增強了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產生諸多弊端，其致使基層政府資源短缺，被迫精簡機構。導致地方基層組織難以有效運轉，不能提供必要的農村公共服務，公共品供給不足，農民的生產成本提高，農民負擔重新反彈。取消農業稅使得在農民增收和減負空間都十分有限，這種情形下，國家再考慮增加農民收入就落實到資源投入上。

取消農業稅后，國家開始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其實用于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轉移支付，首先由于轉移經費漏洞太大，“瞄準率”太低，效果并不明顯；其次，最為關鍵的是公共品供給方與需求方的錯位，部門就可能在提供農村公共品時，從自己的偏好出發，比如優先建設政績工程，面子工程。通過糧食直補、農資補貼等方式投入雖可以直接解決農民的貨幣需求，增加農民的收益。但是這種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決農民為孩子的結婚、教育以及自己養老的巨大開支。此外，農民的村莊共同體意識也在弱化，農民將更加“原子化”，村莊的人情味越來越淡。這極大降低農民在公共品供給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體現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設施盛行，農民不僅增加了生產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們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中國鄉村雖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縛的鄉村”，但是畢竟中國還有9億農民，有無數的村莊，在這種情況下推行積極的發展戰略、快速的制度變革必會破壞其已然形成的結構。

二、農民話語權的缺失

在現代國家建設的道路上，體制的變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變革又在混亂的轉型期，各種利益團體必然會有意無意的抑制處于底層農民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的缺失是一直影響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最重要原因。這里所說的話語權，主要是指農民在政策的知情權、發展的決策權、管理的參與權、利益分配的監督權和公平的訴求權等五個方面，充分、真實、公開地表達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權利。農民話語權作為一種公民權利，應該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但由于壓力型體制中主要以政績為主的評價機制嚴重壓制了農民的話語權。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不以農民需求為本位，而是以政績取得的多少為意志。如對大棚蔬菜、煙草種植、果園擴建等“誘民致富”的政策實施中多強行攤派任務，根本不考慮農民的實際需求，致使政策變形走樣，實施的結果就是資源的嚴重浪費。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農民的意見，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訴求，使得新農村建設偏離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過非法圈占土地搞開發，濫建示范園區，結果不僅浪費了寶貴的資源資金，造成不少農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農民不滿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問題，但是由于農民話語權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體為維護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壓縮農民參與空間，使得下情上達存在嚴重的阻塞，問題嚴重的地方甚至引發了諸多群體性事件。

除了變革對農民話語權的制約外，市場機制也在侵蝕農民的話語權，無論是作為弱勢的農民還是符號化的農民工，都沒有足夠的可以與市場上其他階層談判的能力。最為明顯的就是對糧食價格的擔憂，糧價的微小波動都會對農民造成極大負擔，從今年的經驗來看，一旦市場控制了糧價，就很容易下跌。而農資價格卻在不斷攀升，這使得農民苦不堪言。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各級政府也很重視穩定農資價格，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農資價格上漲過快，根本原因在于農民在市場中話語權過弱。農民話語權很大的國家，幾乎很少存在農資價格上漲過快的情況。如日本，就是靠農協來增加農民的話語權。日本農協組合作為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龍頭企業”，不僅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一系列服務，還為社員銷售農產品、購買生產資料、倉儲和加工服務、進行質量管理和市場談判等。日本農民組織化程度高，農協掌握了70％的農資銷售渠道，因此農資的價格由農協決定，這對中國農業的發展、農民話語權的增強都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三、農民增收的出路

其實各國的歷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經歷百般挫折才從傳統過渡到現代。只是中國由于工業化的積累，使得農村起步較晚。于是在工業體系完備后，國家開始全力發展農業，各種現代性因素也隨著鄉村社會的打開而進入，當前的鄉村社會正在發生快速變遷。農民的消費水平開始附著于全國性市場體系，消費開支和消費欲望都在增長。但是農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難以應對快速增高的消費水平。因此，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年增長率持續高漲的同時，使仍占64％的農業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這是個既現實又極有戰略性的問題。針對兩大制約農民增收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當前改革引發的農村發展困境需要極力改善，這種困境是轉型國家難以避免的，然而對于市場對農民的種種侵蝕，國家還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從治理結構上完善鄉鎮政府的治理能力。國家支持不要僅僅以資金補貼到戶或者轉移支付的形式實現。因為資金轉移到戶只是增加了農民個體的收入，而且這種收入對農民來說非常少。轉移支付雖然可以解決公共品供給問題，但是難以避免基層政府的截留。因此最為根本的還是需要考慮服務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變政府“守夜人”與“撞鐘者”的角色。這里，鄉鎮政府并不再僅僅扮演一個消極無為的消極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擔起新農村建設的規劃者、發動者、組織者和服務者的功能，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免稅地進入這些尚能產生利潤的領域，給農民提供一定分額的資金作為基金，循序漸進地開展各種自助活動，等等。

其次，需要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議等制度建設，在村民選舉和公共品供給上真正可以使農民自主表達意見。在農民意愿能夠充分表達的同時，使村莊干部可以代表農民的意愿，在各項政策的落實中以農民的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促進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傳力度，強化農民的法律意識，使農民的權利可以得到暢通表達。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開發、市場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最后，落實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農民具有話語權，要增強農民的這種表達權利僅靠制度完善還不夠。歷史證明，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才有真正的力量，農民組織起來也是讓農民擁有話語權的最有效辦法。組織農民就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樹立起“要發展就必須自己幫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種傳統的村社組織資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開辦鄉村老年人協會、加強文化建設等方式增強村民的連接性、合作性，以組織本身的努力來增進成員的利益，通過合作的規模經營生成規模效益。這樣，農民就可以在市場中爭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農民的話語權才可以切實的保證，農民增收的目標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間中實現。

作者簡介：

趙君，鄭州市社會科學院院長，副研究員。劉濤，鄭州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人員。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叭r”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四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鶎诱蛉嗽O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F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F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梢钥紤]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梢杂行П苊廪r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蜣r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企業轉型是發展的根本出路

7月15日，昝局長的報告圍繞企業轉型展開，我們認真學習和領會領導講話 從以下方面進行了學習和落實。

一． 對農村支局發展方式轉變的認識

轉變農村支局發展方式，探索農村郵政持續發展的新路子，市局把萬畝示范田創建作為轉變農村郵政經營模式的重要抓手，深入推進“以郵政萬畝示范田為基地，以合作社社員為紐帶，以自主開發郵政綜合信息管理系統為支撐，以產品作保證，以服務為手段，以活動做抓手”的農村郵政綜合經營新模式。對內改變了員工傳統的業務宣傳和營銷方式，有效凝聚了農村客戶資源，讓員工集中精力做好服務，進一步融合了郵政與農民的關系；對外幫助農民增產增收，郵政在政府和農民心目中的地位實現了明顯提升。萬畝示范田的創建，為全國郵政探索農村郵政新路子提供了借鑒，引起了集團公司市委市府的高度重視，萬畝實驗田創建初見成效。

二． 城區網點發展模式的轉變

城區網點形象和競爭力提升，并且對縣局主要營業網點進行裝修改造，在新建網點中設置大客戶室和理財室，增加自助設備布放。

三． 營銷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

全市營銷骨干規模不斷擴大，營銷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

四． 社會代理渠道建設穩步推進

全市三農服務站保持1700處以上，建設酒水代理渠道2000處以上，建設便民服務站2300處以上。全面啟動了與交通局的戰略合作，并就代理汽車票、報刊零售進車站等內容達成協議。積極開展與供電公司、公交公司、廣電局的合作談判，逐步疊加公交IC卡充值、代收有線電視費等便民服務功能。

轉型必須有實質性進展，才能開創郵政事業新局面；不能僅限于表面文章，而要突破性進展，這需要一代郵政人共同努力。否則，創員工幸福、企業和諧就是一句空話，只有大家心系一處、共同努力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

機要通信分局

201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