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農民增收是擴大內需的關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陳錫文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２００３年會上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我國過去五年的ＧＤＰ年均增長了７．７％，其主要的動因是在于國內投資需求增長和對外貿易量增長這兩個方面，而人們所期盼的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農

民的收入增長緩慢，使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撐。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增長的緩慢對于擴大內需已經構成了實際上的嚴重制約。

作為農業問題專家，陳錫文對農業和農村的“數字”簡直是“信手拈來”。陳錫文說，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持續了６年，１９９７年，全國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純收入是１２６７．６９元錢，而２００１年則僅為１１６５．１７元錢，減少了８．１％，而我國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總量，２００１年與１９９６年相比，卻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約２００萬人。從收入的角度去看，２００１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比１９９７年人均增加了２０２０元錢，５年之內，用于食品的開支，２００１年人均只比１９９７年增加１０９元錢，顯然非常不成比例，僅糧、油、肉、菜這四個大的方面，城鎮居民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７年減少了１３１．２元錢，統計去年年底的城鎮人口已經超過了５億人，如果人均減少１３０元錢的開支的話，就相當于整個開支減少了６５０億。毫無疑問，城鎮居民用于農產品的開支減少，就必然導致了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減少。我國人均ＧＤＰ不足１０００美元，出現如此嚴重的農產品過剩、價格下跌，最主要的是中國的城鎮化明顯的滯后，城鄉之間的人口分布極為不合理，購買商品農產品的城鎮消費群體占總人口的比重過低，所以才導致了農產品市場比較早的出現了這種嚴重的過剩局面?？梢哉f，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城鎮化進程的緩慢，是當前農民增收難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目前的約８億農村人口當中，有３０００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還有約６０００萬人沒能穩定地超越溫飽水平，２００１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農戶還占農戶總數的１０．７１％，而人均純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農戶只占總農戶的１５．０７％。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在進一步擴大。２００１年城鎮居民的人均純收入達到了６８６０元，增長率是８．５％，而農民的人均收入是２３６６元，增長率是４．２％，兩者的差距為２．９：１。２００２年更為明顯，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７７０３元，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２７４６元，他們之間的比值擴大到了３．１：１。２００２年農民的收入增長率是４．８％，而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是１３．４％。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１９７８年，只有２．５７：１，但是去年已經達到了３．１：１，可能今后兩三年當中，這個差距仍將擴大。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及消費水平上的明顯差距，既表明了我國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也反映出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之所在。不難看出，如果我國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達到目前城鎮居民的水平，我國的國內市場至少將再擴大數倍，但眼前的實際情況卻是由于農民購買力水平低、提高慢，致使國內市場的擴大受到了嚴重的制約。

陳錫文說，在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進入了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新階段后，主要依靠農產品增產和提價的辦法已經不足以使農民增收，而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結構調整期，在一般加工、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以及在必須更加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安全生產的社會要求下，鄉鎮企業已經不可能再靠低水平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增長。實際上，自１９９７年以來，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數量就始終未能達到自己的歷史最高水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人口出現了大規模自發向城鎮流動的趨勢，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收入，已經成為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最主要來源。這表明，中國加速推進城鎮化的階段已經到來，自覺順應這個潮流，就可以降低農民在轉移過程中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摩擦，使農業剩余勞動力較順利地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進一步拓寬農產品的市場容量，同時也使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得以擴大耕地的經營規模，在優化品種、提高質量、擴大初級農產品轉化和深加工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增加來自農業的收入。因此，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結構調整，必須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舞臺，這樣才能逐步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為真正形成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國內市場奠定堅實的基礎。“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二篇：提高農民專業技術素質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提高農民專業技術素質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西湖成人學校：陳華光

農民增收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而農民增收的關鍵是提高農民的專業技術素質，它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民的素質和應用新技術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技能培訓是提高農民專業技術素質的首要措施。

我村的“三農”問題其核心是如何解決農民增收問題，而農民的增收與農民個人的素質是分不開的，改進我村的成人教育是提高農民的專業技術素質已成為我村現階段穩定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措施。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的素質改善（經由正規教育、成人教育、在職培訓、健康及營養增進）是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目前，我村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其中有文盲或半文盲勞動力。初中文化程度占45%，高中文化程度占35%，中專文化程度占10%，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5%。受過專門技能訓練的僅占30%。農村形成了人力資源豐富而人力資本卻嚴重短缺的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民的增收，只有提高農民的專業技術素質，才是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源泉。

（一）農村專業技術投資與農民增收的實證論據

我村農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農民收入水平有密切的關系，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勞動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學文化水平勞動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農村高文化從業者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力較大，主要作用有：對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從業者具有更強的獲取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他

們能夠發現機會并抓住機會，從而拓展經營領域；對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資本附著、沉淀于人身，人力資本擁有主體流動能力的高低和流動空間的大小，決定了專業技術與產業資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機會的多少；對改進經營、就業觀念的作用。

我對本村勞動力受教育及農村家庭戶主受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的關系進行了數據對比分析，農民的專業技術素質提高對促進勞動力就業、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顯著；農民戶主的教育程度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明顯，對家庭經濟收入和家庭人口計劃生育的影響比對子女受教育的影響更大、更直接一些。

以上分析都驗證了農民專業技術的提高與農民收入的增長有極大的相關性，是農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訓對農民專業技術提高的實證論據

我村專業技術收益率時，考慮了構成農民專業技術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經驗、工齡、外出前培訓、外出時間、健康狀況、外出前培訓費用等對農民增收的影響，農村外出勞動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職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勞動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訓的收益率，培訓對于收入的影響高于教育對收入的影響；教育對收益的影響遠遠低于外出對收入的影響，外出就業相對于其它形式的專業技術投資能夠有更高的收益；專業技能培訓對于收入的影響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資本投資；身體健康狀況是決定外出勞動力收入的關鍵因素；技能培訓對農民人力資本提高顯著，且對農民增收和勞動力轉移起關鍵作用。

我村人力資本投資與家庭收入有密切的關系，農村勞動力受教育

程度與家庭收入呈正比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培訓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農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

農民收入水平與農村專業技術教育的關系：接受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勞動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訓的勞動力數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勞動力的教育投資收入彈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勞動力中接受過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農戶其家庭平均純收入明顯高于沒有接受過培訓的農戶。

我村專業技術投資的形式過于單一，主要是基礎教育，成人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發展農村經濟。為進一步改善我村專業技術水平低的狀況，應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加強農村的基礎教育，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我村自辦專業技術培訓學校，通過請專家、學者來講學進行專業指導的方式提高農民專業水平，建立健全農村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提高農民的專業技術，增強農民的勞動技能和就業能力。根據農村生產需求和農民的意愿開設培訓班，提高農民學習技能的積極性。

為提高我村勞動力素質和就業技能，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我校按照中央制定《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按照“政府推動、學校主辦、部門監管、農民受益”和依托教育機構，就近方便農民，實現穩定就業，促進農民增收的原則，開展農民專業技術培訓，其目的就是技能培訓在增強農民專業技術中的重要性。為進一步改善農村教育環境，提高農民專業技術水平。通過發展農村成人將會提高農民整體的專業技術水平，這樣才有利于加快農業的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增收的潛力，更好地促進農村經濟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四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F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F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F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梢钥紤]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梢杂行П苊廪r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促進農民增收

白水民間資本助推經濟發展澄城六大舉措促進農民增收

（記者 王小麗 通訊員 楊娟）作為全省首個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意見》的白水縣，今年民間資本呈現出活躍態勢，已有48億民間資本計劃投向71個建設項目。白水縣圣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這個占地15畝，由民間資本投資2800萬元的工程計劃建設18個冷庫、兩個儲藏庫和加工車間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貿加工，預計6月份就可以投入運營。白水康貿糧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項目也已開始試運營。這些注入白水民間資本的項目不僅涉足果業、糧食等基礎產業，同時也逐步進入白水的基礎設施、民生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近兩年，白水不斷放寬民間投資范圍，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縣內各階層自主創業、引導外出打工人員回鄉創業，吸引縣外人員來白水創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市政設施、公益性事業、旅游開發等領域。開展各類培訓活動，提高民營企業主管理水平和市場開拓能力。減免各類稅費，幫助企業減輕負擔。

據介紹，今年全縣民間資本共投向71個建設項目，總投資48.6億元。目前已有26個項目開工，投資1.97億元，全部項目有望在明年內完成。

本報澄城訊（通訊員 張建軍 記者馮戰武）今年以來，澄城縣委、縣政府結合縣情實際，圍繞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21%的目標，重點實施六大舉措，確保群眾增產增收。這六大舉措即：深入開展“水利建設年”活動，明確今年水利建設七大重點任務，為促進全縣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縣財政列出300萬元專項資金，加大對蘋果新建園苗木補貼力度。截至目前，全縣新建果園2.4萬畝，占全年任務的60%；對新建標準化圈舍每棟獎補1.8萬元，對新建600頭

種豬場獎補80萬元，進一步增強群眾發展生豬產業的積極性，力爭年內實現存欄70萬頭，出欄100萬頭目標。同時，狠抓生豬產業發展的飼料來源，全面擴大地膜玉米種植面積，積極落實農資補貼等，確保全縣18萬畝任務完成；嚴格按照“城鄉增綠、農民增收”的方針，堅持經濟林與生態綠化并舉，全縣新發展核桃經濟林1.2萬畝，綠化道路20公里，義務植樹35萬余株；抓住農民進城基礎在戶籍、核心在住房、關鍵在社保、重點在培訓、根本在就業五個關鍵問題，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各項相關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目前700余人已辦理落戶手續；積極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動，積極推行村、組（巷道）垃圾“戶清掃、村收集、鎮拉運、集中處理”模式，有效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