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農民增收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出路

當前我國農民增收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出路

黃 宇王 薇張 敏孫斌趙峰峰呂學哲

農民收入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農村經濟的晴雨表，在近幾年的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民收入又成了一個十分引人關注的問題。1998年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指導方針，這反映出黨和政府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不僅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綜合反映和落腳點，而且是關系到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緩慢增長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改變。到1997年時人均純收入增長

4.6%，較1996年下降了4.4個百分點。199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62元，扣除物價因素，比1997年實際增長4%，增幅比1997年回落0.6個百分點。1998年農民收入增長主要是來自工資性勞動報酬的增加，而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卻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負增長。199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10.34元，較1998年增長2.23%，增幅回落了1.77個百分點。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42元，較1999年增長了1.82%，回落了0.41個百分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改革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問題遇到了相當嚴峻的局面，農民的收入連續4年增長幅度下降，相當部分糧棉主產區和以農產品為主要收入的農戶家庭收入絕對額減少。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速大幅度回落，從短期看是三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農業，由于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及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農民通過出售農產品增加收入的空間日趨狹小。其次是農村非農產業，受亞洲金融危機等環境變化影響，加上自身結構調整的滯后，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虧損面從上年的7%擴大到15%，從業人員凈減少458萬人，因而也不能對農民收入增長做出更多貢獻。第三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隨著國企改革的大力推進，城市下崗職工增多，農村勞動力的城市就業的競爭加劇，就業機會減少，再加上城市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排擠限制，農民在農村以外尋求就業增加收入的道路愈來愈窄。除上述短期因素外，當前農民收入增長趨勢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改革以來支持農民收入增長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途徑，刺激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二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非農產業，促進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20世紀80年代初期，前者作用較突出；80年代中期以后，后者效果特別明顯；90年代以來 1

兩種手段并用，但農民收入經過一段時期增長后，增幅突然回落，這就使得當前農民收入問題變得非常復雜，若不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必將積重難返。

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若干思路

一、關于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農業仍是大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提高農民收入，首先要把農業搞好。在計劃經濟時代，在產品短缺的情況下，關于農業質量問題對農民并不重要。當時消費者“饑不擇食”對產品質量并不講究。因此，那時農民搞“產量農業”，增產就能增收。現在農產品普遍供過于求，在這種形式下抓農業，就不能像過去那種一般意義上多種點什么、少種點什么的適應性調整或邊際性調整，而是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性調整，是在農產品供給有余的格局下，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使農業生產的質量和效益有一個新的飛躍。

第一，大力提高農產品質量，推動農業從過去只注重產量的增加向穩量提質的方向轉變。現在來自市場的信號清楚的告訴我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消費水平的提高，買方的挑剔性選擇增強，對農產品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現在一些地方出現賣難，難就難在產量雖高，但品種質量不對路，不是市場無情，是品種質量對市場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靠產出能力的擴張，已很難讓農民的錢袋鼓起來，所以要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積極推進結構升級，發展富有競爭力的優質農業、特色農業，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大力研究推廣以提高質量為目的增效技術。必須清醒的看到，現在農民增收主要是依賴整體性的產業提升。因此要下決心壓縮低質品種，擴大優質品種，盡快扭轉品種單

一、產量型為主的格局。這同時就要求大力推廣科技興農，在思路上創新，大力提高科技對農業增收、農民增收貢獻水平，把研究推廣既能增產又能增質、增效的先進技術作為“重頭戲”。農業科研部門要更新思路，把解決農業生產中的效益型技術問題和培育優質品種作為首要任務，解決農產品品位低、質量不高的問題。同時，要對傳統老品種進行技術改造，用新技藝、新工藝進行嫁接，加速農產品的更新換代。

第二，調整農業生產布局發展特色農業，把各地的優勢發揮出來。要向特色農業挖潛力、要效益。作為一個地區來說，不可能作到所有農產品都達到自給自足，通常選擇最具本地優勢的農產品加以重點發展，使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并通過市場競爭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一個地區在某些農產品的生產方面有所不為，才能在另外一些具有優勢的農產品生產方面大有作為，有所不為是為了大有作為，兩者互為條件。國家提倡的多種經營并不是各個地區樣樣經營。我們不能看到市場上某種或某些農產品價高好銷，就不顧當地具體條件地一哄而上。這種跟著市場后面轉的做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比較穩妥的選擇是，將當地條件與市場需求連接起來，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和社會化服務，維護和提高產品的信譽，形成相對穩定的消費群體和銷售區域，并不斷增強產品競爭能力，努力開拓新的市場，使區域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逐步擴大。根據產品品質特征與地域的專一性和生產的季節互補性，因地、因品種、因時選擇市場空檔，并根據市場多樣化需求，發展不同檔次農產品，形成高、中、低檔并舉的格局，有效保持特色、特質和特價。

第三，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增值也好，拓寬市場也好，還是靠加工。加工度越深，附加值就越大，市場也就越廣闊。所以要下工夫改進農產品的采收、包裝和貯藏保鮮技術，如分級精選、果實套袋、上蠟、印字等，改善農產品外觀形象，提高檔次，提高其附加值。

以上所談提高農產品質量、調整農業生產布局和擴大農產品加工是搞好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主要途徑。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大的主要調整以外，還有許多實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有些地方出現產品銷售困難，不完全是品質問題，也不完全是市場不需要，而是市場開拓不力，產品在市場上沒有站住腳。所以，要求農村的經濟組織者，增強市場意識，向市場低頭，把市場的研究和開拓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起點和歸宿，摒棄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思維。還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產地批發市場建設滯后，功能單一，設施簡陋，根本不能滿足農民進入市場的需要，這是農產品市場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要把星羅棋布的“田頭市場”升級為規范的批發市場，使農民便于銷售，并直接感受市場供求價格信息。還有我認為農民普遍感到缺乏市場信息，各地應加快農村經濟信息網建設，在各縣市涉農部門和大型產品批發市場普遍建立農業信息終端和服務網，實施網上運營。

二、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

農民增收困難，難就難在農民太多，不轉移農業人口，農民增收就沒有希望。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核心是向哪里轉：

首先，鄉鎮企業仍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渠道。

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于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做出巨大貢獻。鄉鎮企業由于資本密集度較低，其就業生成能力比城市國有企業要高得多，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現在，鄉鎮企業發展出現困難，面臨的制度環境和市場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新的環境下，鄉鎮企業不可能在所有的行業都與城市企業展

開競爭。在經濟發展制度結構調整，大部分行業生產能力出現相對過剩的情況下，鄉鎮企業要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這是保證鄉鎮企業持續增長和就業容量不斷提高的關鍵。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中國農產品加工業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農產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鄉鎮企業應抓住機遇，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再次創業的突破口。中西部地區既是農產品的主要產區，也是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最具潛力的地方。今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加工業，不僅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而且可以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壓力。二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發展的規模和要求而言，農村第三產業總量不足，發展相對滯后。1997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全國為26.4%，農村僅為14.8%，第三產業占三次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全國為32.1%，農村僅為12.4%。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的滯后難以適應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要求，須加快其發展：一是，重點建設好農產品批發市場，積極開拓農村資金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二是，把交通、通訊、保險、金融、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積極推動這些行業在農村的發展；三是，要開發農村房地產和旅游等新興產業。

其次，加快城市化進程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的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現象，從一個側面表明，主要靠“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就地吸納模式，已無法解決數3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我們必須面對重新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道路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我們認為，加快城鎮化進程應成為今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所以必須引導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相結合。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農民就近轉入小城鎮就業，與土地的關系維持一段時間，既可以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本和就業風險，又可有效的避免農民大量涌入城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應在統一的規劃下，以現有的縣城為骨干，同時選擇部分條件好的建制鎮重點加以發展。小城鎮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應主要通過自籌資金來解決，廣開資金籌集渠道。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應本著共同享用，共同負擔的原則來籌集，應鼓勵農民自帶資金進城辦企業，發揮農民自己建城的積極性。此外，應搞活小城鎮房地產市場，以地聚財，把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的收入作為小城鎮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實現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結合，必須通過深化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發育要素市場，來逐步打破鄉鎮企業的社區封閉性，為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創造條件。

三、關于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問題

農業投資不足，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緩慢，從投資主體上看，包括國家，集體，個人投資不足；從投資形式上看，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投入不足，收入水平低，農業生產成本高而比較利益低，增產不增收甚至減收，是農民近年來對農業投資積極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國家對農業政策的傾斜不夠，加之政策落實不到位，使得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雖然逐年增加，但農業支出與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為了加大對農業的支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要好好解決：

（一）現在農村有很多建設需要政府投入而政府未能投入，比如鄉村道路，過去是地方財政拿錢，民辦公助，現在地方財政困難無力投入。農村基礎設施不改善，經濟發展就受到制約。類似這樣的問題今后怎么辦，必須拿出一些實際的具體措施出來，國家基本建設只搞大項目，不管農村，這個做法應有所改變。

（二）有些該由政府支持的事，運做過程中又與財政原則相抵觸。比如，產業化經營必須對龍頭企業給予支持，一方面，它處于平均利潤較低的行業；另一方面，它與大量的農戶相連接，扶持它，等于間接地扶持了農戶，但這些龍頭企業是多種所有制形式，不應由財政拿錢去形成他們的資產。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必須好好進行研究。

（三）金融信貸怎么提供對農業的服務支持。目前，各類國家銀行從農村吸收存款多，放款少，還有郵政儲蓄，在農村也是只儲不貸，農村資金正在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城市。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體系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來。支持農業，對農民來說，當前最亟待解決的就是金融信貸服務問題。必須盡快建立起對農業提供支持保障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沒有最初的資本投入，農民即便看準的致富項目也上不了，收入就很難得到較快的提高。

四、關于減輕農民負擔

目前農民負擔仍在高位運行，加大了農民征收的難度，1978--1988年農民收入增速最快，實際達到年平均增長11.8%，農民負擔運行平穩，但1989--1991年農民收入增長停滯，但負擔性支出卻連年增長，1992--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波動加劇，農民負擔增幅高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的12.6個百分點。

切實減輕負擔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農民負擔沉重是在農業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農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壓力和向農民收費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雙重作用的結果。從當前來看，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實把農民負擔減下來，的確對農民增收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從長遠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就必須著手進行組織創新與制度創新，即首先應大力精簡基層行政機構，壓縮縣鄉和村級干部編制，切實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其次，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將農民必須承擔的合理的負擔用制度形式規定下來，實行農村的稅費改革，使農民負擔收費有章可尋，增強透明度。農民負擔問題解決的好就為農業增

效和農民增收營造了寬松的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農民增收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中央對這個問題很重視，提出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以上各種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但作用大小是有區別的，我們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認為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最有效辦法。因為農民增收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靠農民自己，國家的投入和減負雖然都很重要，但畢竟屬于外在因素，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集中于純農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這兩項，只有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過剩的農業人口從源頭上增加農民收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

主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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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開華，“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途徑探索”，《農業經濟問題》 2000年第7期

3.馬成文，“關于農民收入問題的系統分析”，《農業經濟問題》 1998年第6期

4.段應碧等，“收入增長·就業轉移·城鎮化推進 ”，《農業經濟》 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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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7.李炳坤，“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農業經濟問題》 2001年第3期

第二篇：淺談我國當前財稅體制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出路

淺談我國當前財稅體制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出路

劉華光

（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0）

LiuHuaGuang

（GuangDongpolytechniccollege, Guangdongguangzhou, 510520）

作者簡介：

劉華光（1976—），男，漢族，廣東廣州人，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高級會計師，研究方向：會計稅務

摘要：

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初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財稅體制框架，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了財政稅收的穩定增長。然而，由于現行財稅體制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致使其在執行過程中面臨一些矛盾和問題，難以滿足日益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利于我國財稅體制的科學發展。為此，進一步深化我國當前財稅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我國當前財稅體制面臨問題的基礎上，對財稅體制深化改革的出路進行探析。關鍵詞：財稅體制；分稅制；稅制改革

一、我國當前財稅體制面臨的問題

（一）分稅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分稅制改革的目標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然而其在執行的過程仍然存在以下問題：其一，上下級政府之間呈現出事權模糊不清的現狀，導致財政與事權不相匹配。雖然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原則上明確了中央與地方地府的事權和財權，但是在執行中兩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尚未規范劃分財政收入預算級次，國地稅的收征管不協調，同時在地方稅收方面，其稅收權利被嚴重弱化，財政收入空間一再被積壓；其三，稅收立法滯后，中央政府沒有賦予地方政府足夠的稅權，并且其自身的稅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轉移支付制度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二）宏觀稅負不合理

這里的宏觀代表的是一個國家，而宏觀稅負則可通過國家一定時期政府獲得收入總量占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政府獲得收入總量的表示方法有以下幾種：

稅收收入、財政收入、政府總收入等等。收入表示方法的不同，會使判斷宏觀稅負高低的結論存在較大差異，以2010年為例，通過計算得出的宏觀稅負比重如下：18.03%、20.4%、30.51%。從這一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在2010年宏觀稅負的總體水平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并與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非常接近，但是，這與我國的現狀卻極為不符。現階段我國的經濟還并未達到先進國家的水平，社會發展程度也并不是很高，而宏觀稅負偏高，會造成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加重，這極其不利于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企業的長遠發展，若是宏觀稅負始終保持這種偏高不下的情況，勢必會對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擴大內需戰略方針的實施帶來影響。

（三）稅制結構缺乏合理性

目前，我國稅制結構存在十分嚴重的不合理現象，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上：其一，稅收的整體覆蓋范圍較窄且稅收的種類也不夠完善。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尚未建立與不動產保有環節相關的財產性稅種，并且與提供公共服務相關的稅種也比較缺乏，如社保稅、教育稅等等，除此之外，一些可以對社會分配功能起到調節作用的稅種也尚未納入到稅種體制當中。由此可見，對我國當前的稅種進行健全和完善已經勢在必行；其二，主體稅種的結構十分不合理。我國雖然已經實行了雙主體稅制，即流轉稅與所得稅并重，然而，真正意義上的雙主體稅制結構卻并未形成，稅制基本上仍是以流轉稅為主。若是不能盡快改變這一現狀，會對主體稅種間的配合以及收入的再分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三，資源稅的計稅依據彈性不足。一直以來，我國的資源稅采取的都是從量定額征收的方式，這種征收方式很難對資源過度開采起到抑制作用，極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

（四）預算管理體制不完善

我國預算管理體制存在以下問題：其一，預算的覆蓋面積較小。現行的財政預算沒有全面覆蓋到政府財政收支活動，存在龐大的預算外資金收支情況，尚未將其納入到政府預算體制和財政監管的范圍內；其二，預算體系不健全。我國沒有對社會保障預算，以及覆蓋政府資產經營活動的獨立資本預算進行單獨編列；其三，預算管理體制存在缺陷。預算編制與預算執行的職責沒有切實劃分開來，使兩者集于一身，在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機制的前提下，沒有充分披露財政收支

信息，導致預算資金的分配不完善、不透明。預算在執行時，隨意調整預算的情況頻頻發生，嚴重影響到財政預算的嚴肅性、規范性和執行效果。此外，財政預算與國家計劃、中長期發展規劃缺乏必要銜接，使得財政預算與國家發展規劃呈現出脫節的狀態；其四，我國現行預算編制方法有待于改進，存在準確性和科學性不足的問題。

（五）轉移支付制度的規范性和透明性不足

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現行轉移支付項目設置過多，且實際操作不規范，難以與國際接軌；其二，“稅收返還”仍然在中央對地方財政補助中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其三，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較小，不足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比例的十分之一，而相比之下，專項轉移支出規模過大，同時存在使用不規范、種類設置不科學的問題；其四，我國轉移支付標準一直沿用“基數法”的方法進行確定和分配，導致中央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情況不合理

二、我國當前財稅體制的改革出路

（一）建立健全分級分權財政體制

現階段，我國稅制新一輪的改革內容大體上可歸納為以下幾項：出口退稅制度改革；對各類企業的稅收制度進行統一；對消費稅進行完善，并合理擴大稅基；增值稅由傳統的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并將設備的投資歸入到增值稅抵扣的范圍當中；對個人所得稅進行改進，實施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行城鎮建設稅費改革，并在具備一定條件時對不動產征收統一的物業稅，同時取消一部分相應的收費；在對稅政進行統一的基礎上，賦予地方一定的稅政管理權；為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的統一創造良好的條件。為了適應新一輪稅制改革的要求，應當建立健全分級分權財政體制。該體制應當符合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和稅制改革的需要。可在合理設定政府層級的條件下，對各級政府的事權及支出責任進行明確劃分，并對收入權利和能力進行合理劃分。一方面應當持續不斷地提高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并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進行合理劃分；另一方面應當強化中央與省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合理適當地減少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和支出責任，并對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支出比例進行合理劃分。

（二）建立高效的財政管理體制

加快建立并進一步完善財政管理體制。首先，應當逐步實行一體化的稅收征管機構；其次，應建立以省、市為基礎對縣級財政進行管理的新型體制；再次，應對現有的鄉鎮財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最后，應建立地方公共債務管理制度，借此來對縣鄉政府的歷史遺留債務問題加以解決。為此，應當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債務融資權利，并為其創造一些正常的融資渠道，同時還應加大對地方債務的管理力度，可在對現有債務進行分類和分類處理的基礎上，制定符合地方債務管理的新方法，有目標、有步驟、有計劃地允許地方政府以收入債券的方式為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進行融資，隨后按照實際情況，逐步擴展為一般責任的債券融資，進而形成規范、完整的地方公共機構債券融資制度。

（三）建立健全稅收制度，構建公平合理的稅負結構

我國應當建立健全稅負結構公平合理、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稅收制度。首先，為了確定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應當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稅外負擔，強化政府性收入的規范性，逐步取消體制外收入，在完善預算管理體制的基礎上，穩步提升宏觀稅負水平；其二，提高國家稅收收入中直接稅的比例，使其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接近，推動以直接稅為重逐步向以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的稅收體系和稅收結構轉換，并對間接稅和直接稅進行優化配置；其三，促進增值稅轉型，完善各級政府的主體稅種。我國可適當借鑒國際經驗，將增值稅和所得稅全部納入到中央財政主體稅種的征收范圍內，而將營業稅作為省級政府的主體稅種進行征收。同時，將新增加的物業稅納入到市、縣鄉政府的主體稅種結構中，并建立健全環境稅收，完善資源、環境稅收的相關制度規范。

（四）建立健全預算管理體制

我國要根據國情需要，建立預算編制和執行相分離、國家中長期預算與中長期發展規劃相協調的新型預算體系，并制定與此相應的預算管理制度。國家要不斷擴大預算覆蓋范圍，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新型預算體系，使預算體系涵蓋資本性預算、經常性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等，盡最大能力將政府所涉及的財政性收支活動均納入到預算管理體系中。

（五）建立合理搭配的轉移支付體系

該體系應當以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專項支付合理搭配為前提。首先，應當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整體比例，并對其結構比例進行合理安排；其次，應對增值稅

分享以及稅收返還制度進行改革，借此來穩定轉移支付資金的來源；再次，應對現有的轉移支付分配方法進行改革，建立公開、透明、科學、合理的公式化資金分配制度。應對現有的以基數法為基礎來確定轉移支付數額和支付水平的作法進行改變，并積極探索采用包含以土地面積、區域人口、人均財政收支狀況、社會事業發展水平以及公共服務成本等因素在內的因素法對轉移支付數額和支付水平進行測算，這樣可以使計算的結果更加科學合理、詳實具體。

結論：

總而言之，在當前的新形勢下，為了解決我國財稅體制面臨的諸多問題，對其進行改革已經勢在必行。通過財稅體制的改革不但能夠對社會資源配置進行合理優化，而且還能夠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這既有利于維持我國當前經濟秩序的穩定，確保科學發現觀的貫徹落實，同時，還有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此可見，財稅體制改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1]王恩胡.鐵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J].宏觀經濟管理.2009(02).[2]劉曉萍.目前我國財稅體制改革進展及主要問題分析[J].中國經貿導刊.2010(04).[3]余海波.論現行財稅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東方企業文化.2010(08).[4]王恩胡.鐵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對策[J].宏觀經濟管理.2009(02).[5]劉曉萍.目前我國財稅體制改革進展及主要問題分析[J].中國經貿導刊.2010(04).[6]張海霞.李力科.對我國地方稅制改革問題的探討[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12).[7]陳華.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思路分析[J].國際商務財會.2009(12).

第三篇：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面臨的問題

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面臨的問題、趨勢與政策建議 摘 要］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面臨著技術(融資、稅收、監管、運營)、制度(外部、內部)、文化(定位、評價、宣傳)三個層面的問題，呈現出從戶間合作向社際聯合邁進、從單一功能向多種功能拓展、從橫向合作向縱向合作深化、從傳統合作向新型合作演變、從百花齊放向產業分化過渡、從弱外部性向強外部性延伸的趨勢。基于此，應采取以下對策: 因地制宜發展，產業分類指導，內生成長驅動，利用社會資本，上下系統支持。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問題;趨勢;政策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下簡稱《合作社法》)頒布實施后，寬松的法律與政策環境使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全國迅猛發展。國家工商總局數據顯示，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全國實有農民專業合作社 44.6萬個，比上年增長 17.66%，是各類市場主體中增長最快的(內資企業增長 5%，外資企業增長 0.15%，個體工商戶增長 4.29%);農民專業合作社出資總額達0.57 萬億元，比上年增長 26.12%。今年上半年，全國新登記農民專業合作社 6.44 萬個，比上年同期增長0.36%，出資總額為 0.11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95%。我國目前實有入社農戶數量為 3750 萬左右，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 14.3%。合作社廣泛分布在種植、畜牧、農機、漁業、林業等農村各個產業領域，在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維護農民基本權利、增強農業競爭力、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進一步健康發展。本文擬以近期調研數據為基礎，力圖歸納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指出其進一步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合作社發展面臨的問題很多，有來自外部的，也有合作社內生的。我們可以嘗試從三個層面來透視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依次是技術層面(現實問題)、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

(一)技術層面

1.融資問題。當前，合作社融資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資金短缺問題一直束縛著合作社進一步成長壯大。其實，在銀根緊縮的宏觀經濟大背景下，所有的市場主體幾乎都面臨著融資難問題。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合作社的融資問題具有其特殊性。按融資渠道來分，合作社融資問題又可以細分為外部融資問題和內部融資問題。外部融資問題主要是因為銀行、信用社等信貸機構還不太認可農民專業合作社這類市場主體，這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較為寬松的成立條件和運行機制有關，所以很多合作社理事長一般都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去貸款。另外，由于《合作社法》對持股比例的限制，合作社的內部股權融資渠道也受限;如果無視股權設置，則往往出現一股獨大現象，有違合作社的“人合”本質。

2.稅收問題。一是地方執行問題。“上有免稅政策，下有收稅對策”，這是一些合作社普遍反映的現象，特別是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合作社的稅負更重一些。因為在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業一般是當地主導產業，如果大家都成立合作社，而地方政府又不能對合作社收稅，則地方財政就會受到較大影響。所以，在調研中我們也發現，一些地方的國稅系統對合作社不收稅，而地稅系統還是在收。此外，有些企業利用合作社稅收減免政策偷稅漏稅，這也是地方稅收機關對合作社照常收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二是對合作社的認識問題。一些人認為合作社扮演的其實是銷售農資、收購農產品的中間商角色，其高價賣出農產品和低價買進生產資料的對象是市場與資本，而低價買進農產品和高價賣出生產資料的對象是小農，這和一般的小企業、個體戶、經紀人沒有本質區別，理應收稅;而且，一些合作社在運營過程中，把農資賣給農戶需要稅票，收購農產品后賣出又需要稅票，這更增強了地方政府收稅的合理性和便利性。有的合作社通過適當的方法來進行合理避稅，如采購農產品時采用社員需求登記制，農資一起買進后分配給社員，用“分配”代替“賣”。三是稅務設計問題。很多地方在稅務設計上存在缺陷，沒有農民專業合作社代碼，這使得合作社在與其他市場經營主體交易時不得不使用企業稅票，繳稅也成必然。

3.監管問題。雖然《合作社法》明確規定地方農業主管部門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日常管理部門，但是發改委、財政、稅收、土地管理、供銷、科協、經貿、銀監等部門都或多或少地在影響著合作社的發展，這些部門職能的“缺位”、“錯位”和“撞車”現象也經常發生，合作社管理體制還不夠順暢，“操好心，辦壞事”的事情時有發生。雖然有了地方法規或者政府文件，但如何正確、恰當地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引導其健康發展，仍然處于探索之中。此外，一些地方的基層政府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存在著過度干預現象，比如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有些地方的監察部門還對合作社進行“小金庫”檢查，一些地方的殘聯等機構到合作社收取“殘疾人就業基金”等。

4.運營問題。當前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服務內容單一，并缺乏嚴格的制度規范，有的甚至出現管理混亂現象，有和沒有一個樣，這就使其難以抵抗較大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無法開展實質性經營活動。此外，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發起時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草根性特征，很多就是當地能人或村干部發的，依靠的是家族或村落之間的親緣和地緣關系;有的發起人既是理事長又是經理，一人或少數人控制農民專業合作社，廣大農戶的參與度低，造成了相當一部分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成立時根本沒有章程，或者只有簡單的章程，各方面的責、權、利關系不明確，沒有形成符合合作經濟規則的決策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沒有規則、規則不規范、有規則不能真正執行的現象普遍存在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

(二)制度層面

1.外部制度問題。外部制度問題歸根結底是政府部門和合作社的關系問題。焦點之一是在當前我國合作經濟的發展中，政府究竟應該起什么作用，是起到簡單的“守夜人”作用，還是“拐杖”作用? 事實上，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只要政府插手，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會“變味”，最后自行消亡，因此，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政府千萬不要插手。這涉及在實踐中地方政府機構如何操作的問題，尤其是《合作社法》出臺后，地方政府在法律規范下如何把握操作的“度”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焦點之二是各部門間的協調問題。合作社管理千頭萬緒，不是一個部門出臺一個辦法就可以解決的，如農業主管部門也知道要解決合作社的融資難問題、稅收負擔問題，但其根本就無力解決，有時連找相關部門協商的力量都沒有。說到底，各部門對合作社的管理逐漸演變為各部門間的力量博弈，一些地方要制定合作社發展規劃，必須由當地的人大或者發改委來牽頭協調。

2.內部制度問題。農民專業合作社有著企業和社團雙重性質，既不同于農業龍頭企業，也不同于專業協會，其制度安排有特殊性。因為合作社既發揮了家庭經營的優越性，又能實現一定程度上的規模經營，所以，它們在世界各地的農業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合作制也存在著激勵不足、產權不清、協作困難、存在“搭便車”問題和決策效率低下等制度缺陷，這是合作制被經濟學家廣泛質疑的原因，也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文化層面

1.定位問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幾組十分矛盾的雙重角色: 既要帶動農業相關產業的發展，又要維護散戶、小戶的農業經營權利;既要營利、保證效率，使合作社能正常運營，又需要體現公平、體現其益貧性;既要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又需要在實現農業社會化服務中發揮公益作用;既要讓農戶實現抱團闖市場，又要做好農業生產經營分工中農戶家庭生產與合作社規模經營的配合;既要有資本收益，又要照顧社區群眾福利。正因為一直以來對合作社的定位具有爭議，這使得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農戶都十分茫然。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糊涂”的境況中發展，合作社的外部制度也比較混亂，比如賦予合作社公益性質，但在批地、信貸和稅收上又不給予其實質性支持。在一些地方，合作社甚至還成為實現部門利益的工具，各種扶持項目和資金被相關部門和典型合作社瓜分，而“量典工程”(在合作社數量增加的同時，著力培育幾家典型合作社)還可以使地方政府在推動合作社發展方面政績斐然。可見，合作社發展問題是一個系統問題，而要使這個系統能正常運轉，首先必須解決合作社的定位問題。

2.評價問題。合作社的績效評價問題一直存在爭論，一些學者認為在沒有辨明合作社的真假之前來討論合作社的績效問題無任何意義，如果一個組織連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還搞不清楚，其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也必然是不恰當的。其實真假合作社之辨可能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各個合作社合作性的強弱可能有差異，但是這些合作社都能提高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戶增收，為新農村建設作出貢獻。如果保護農戶利益的目的達到了，其是否參與管理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許我們應該多強調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而非民主管理。普通農戶只關心三點: 一是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二是有加入和退出合作社的選擇自由，三是加入合作社要有實實在在的好處。而對于已經加入合作社的社員來說，他們最想要的是制定合作社章程時的權利，至于章程里的各種規定，只要大家達成共識，也就無所謂是否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農戶對合作社的滿意度、合作社提供服務的能力、合作社文化等，這表明對合作社進行評價的標準在發生變化，從“真假”逐步過渡到“好壞”。評價問題直接影響到合作社采取怎樣的內部制度安排，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定論，不可模糊。

3.宣傳問題。《合作社法》頒布實施后，全國各地都掀起了成立合作社的高潮。但是，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宣傳上還不是非常充分。在很多地方，有些農戶還是把農民專業合作社與人民公社混為一談，而把農民專業合作社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混為一談的更是常見。更有甚者，有的農戶連自己是不是合作社成員都不知道，有的農戶只知道公司，不知道合作社。雖然從數據上看，全國有 14.3%的農戶加入了農民專業合作社，但是其中真正了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并不多，甚至一些合作社主管部門也沒有準確把握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內涵。

二、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趨勢

基于中國基本國情和目前農業發展現狀，我們發展農民合作社主要學習的是歐美專業合作社的經驗，這從《合作社法》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定義中就可以發現: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同時，十七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指出，要使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從當前國內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趨勢來看，至少呈現出如下六個特征:

(一)從戶間合作向社際聯合邁進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是從以前單個農戶之間的合作向合作社與合作社之間的合作邁進。社際合作一般有兩種方式: 一是成立合作社聯合社，在一個區域內把涉及某個農業產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甚至包括當地該行業的農業技術協會、龍頭企業、農資供應商以及相關政府事業單位等)聯合起來，共同促進該產業的發展。雖然目前法律上還沒有認可合作社聯合社的市場主體地位，但是合作社聯合社的作用已經發揮出來了，如北京密云的奶牛合作聯合社、山西犇牛奶牛養殖聯合社等;一些省市還由相關部門牽頭成立省一級的合作社聯合社，如浙江省、天津市等。二是進行合作社之間的合并，把多個小合作社合并成大合作社，以提高市場談判力或實現規模經營、創立品牌。

(二)從單一功能向多種功能拓展

從最初農業技術協會到當前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其實就體現了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功能拓展的趨勢，原來只是提供農業技術服務和信息服務，現在的合作社一般把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環節都包含進來。具體地說，農戶可以專心于農業生產，而將其他農業經營活動(農資采購，新技術選擇，信息獲取，產品分級、包裝加工、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經營)分離出去，由農民專業合作社來統一經營與提供服務。如此，則可以實現農業生產與農業經營合理分工，形成“生產小規模，經營規模化”的格局，有利于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

同時，隨著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市場化進程的加速，農戶資金需求也日益增加，而當前的農村金融體系還無法滿足農戶的資金借貸需求，專業合作基礎上的資金互助模式在許多地方悄然興起，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金融服務功能與日俱增。與一般的農村資金互助社相比，在專業合作基礎上發展資金互助模式具有離金融需求更近、能克服信息不對稱、兩種合作互相促進、套用專業合作社扶持政策、范圍經濟等內部優勢，加之專業合作社已蓬勃發展、國家高層認可、信貸機構面向“三農”等外部機會，應進一步推動該模式的發展。但同時該發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要因地制宜，立足于服務內部社員，互助資金需封閉運作，有條件的地區可以嘗試建立兩級資金互助網絡。農民專業合作社除了可以發展社員資金互助外，還可以給社員提供貿易信貸，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社員生產資金短缺的問題，也能為合作社進一步發展提供周轉資金。

此外，隨著功能拓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始越來越多地承擔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功能，與村集體經濟與村集體土地流轉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如成立村里的林業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對農村發展的影響開始逐漸加強。除了經濟功能以外，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也在逐步顯現，如在合作社內成立工會，組織文體活動;成立黨支部、團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地區依托農民專業合作社還成立了消費合作社(為村里的紅白喜事提供煙酒服務)、物業合作社(抱團解決新農村物業問題，如村莊環衛等)、鄉村旅游合作社(在合作組織發展較為普遍的臺灣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大陸地區最近也開始出現，如山東省曲阜市雄鷹農業旅游合作社)等。此外，農民專業合作社功能拓展還體現在經營多元化上，比如一些養牛合作社開始兼營養豬、水稻種植合作社開始兼營養蟹等。這些現象都預示著農民專業合作社從單一功能向多種功能拓展的趨勢，出現了專業規模經濟與多元范圍經濟雙輪驅動的合作社發展模式。(三)從橫向合作向縱向合作深化

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來看，一般是先有橫向合作，然后逐步向縱向合作深化。所謂橫向合作，就是相同生產類型或從事相同農業生產環節的農民之間的聯合，以增強其市場談判力，而且這也起到了加強農戶之間的互助和生產設施規模利用的作用。這是農民創辦合作社的最基本動因之一。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產業鏈的不斷延伸，農戶若只從事農業生產環節的勞動，則得不到產業鏈中其他環節的利潤。于是出現了以產業上下游主體間的合作為表現形式的縱向合作，這樣一方面可以降低縱向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獲取產后增值收益和爭取市場份額。實踐中這樣的縱向合作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形式: 一種形式是由農民專業合作社自己去創辦該產業的上下游實體，如生豬養殖合作社自己創辦飼料加工廠和肉制品深加工企業;另一種形式是與現有的生產資料供應商與營銷商合作，形成類似“農戶 + 合作社 + 龍頭企業”的模式。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我國大部分農民專業合作社都不具備縱向深化的條件。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建立示范小區、興辦加工廠、配套相關設備、增加農產品附加值、擴大生產規模等都列入了合作社未來幾年的發展規劃，但是要實現規劃中的目標，合作社還面臨著資金、土地、人才、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問題。與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相比，合作社在獲得這些硬件和軟件的支持方面并沒有優勢，甚至還有劣勢，所以一些社辦企業一般實行股份制，而并非合作制。一些地方的農戶曾有以下疑問: 合作社是不是公司的初級階段，合作社發展到一定程度是否應該向公司制靠攏，城里人能用公司制為什么我們農民不行? 農戶的樸素想法是，不管是合作制還是公司制，只要能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繁榮，哪個實用就用哪個。在這個問題上所有人都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四)從傳統合作向新型合作演變

與國外農業合作社發展趨勢一樣，在目前國內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中，類似于“新一代合作社”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也不少，特別是在一些需要較大資金投入與深加工設備配套的農業產業中更是如此。“新一代合作社”的主要特征是在合作社中引入了股權因素，體現“比例原則”;同時，“留股不留人”，使合作社內存在激勵機制。但是，與歐美的“新一代合作社”相比，國內的“新一代合作社”也有其不同之處。歐美的狀況是以農民合作為主、股份合作為輔，而國內目前的狀況是大戶或農業龍頭企業牽頭，合作成分較少。

對于這樣的合作社還算不算是合作社的問題，國內學界也有爭論。我們認為，從農業產業發展和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的角度來看，這種類型合作社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它是分散的農戶應對市場競爭的一種策略，而且是農戶自愿選擇的結果，對農戶增收、農業增效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其存在的價值;此外，由大戶和龍頭企業來領辦合作社也是當前中國合作社發展的現實選擇。但是，對這一類合作社的運作還要進行嚴格引導與規范，真正落實“民管、民辦、民受益”的辦社原則。

(五)從百花齊放向產業分化過渡

《合作社法》頒布后，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國內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產業涉及種植、養殖、農機、林業、植保、技術信息、手工編織、農家樂等農村各個產業，業務活動內容涉及農資供應、農技推廣、農產品加工、儲藏和銷售等各個環節。合作社的發展呈現出百花齊放之勢。但是，通過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和國外的農業合作社一樣，國內合作社的發展也有著明顯的產業特征，合作社發展的質量開始出現分化。一些以優勢產業和特色產品為辦社依托，緊緊圍繞特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而培育發展起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更能帶動當地農民調整農業結構，以優勢產業和特色產品來增強合作社參與市場競爭和提升營利能力。總的來說，像果蔬、林業、奶業、煙葉、水產、花木等相關產業的合作社成長比較迅速，逐步發展成促進農業相關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一些大宗農產品合作社的發展則比較緩慢。

除了發展速度和質量上的差異外，合作社的類型在產業間也出現了變化。如在林改推進較早的福建、浙江等地區，目前出現的林業合作社類型至少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專業合作社，也是較為普遍的，其運作模式和一般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類似，即農戶專心于農業(林業)生產，而將其他經營活動分離出去，由合作社統一經營與服務;另一種是股份合作社，即林改后，農戶將手中的林地、林木產權經資產評估折成現值后入股，成立林業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來負責一切林業生產與相關的經營活動，最后的合作社收益實行按股分紅。又如，很多奶業合作社是圍繞奶站成、成立的，而且是由相關政策制度所催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后，國家加強了對生鮮乳收購環節的監管，《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生鮮乳收購站應當由取得工商登記的乳制品生產企業、奶畜養殖場、奶農專業生產合作社開辦，也就是說，只有這三類主體可以申請生鮮乳收購許可證。對于分散的奶農來說，組建合作社是獲得生鮮乳收購許可證的最便捷途徑;許多奶站也不得不通過和奶農一起組建合作社來獲得收購許可證。

(六)從弱外部性向強外部性延伸

合作社原來是弱勢群體的聯合，其成立的本意是益貧，雖有價值尺度的功能，但與外部的聯系并不強。隨著合作社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其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在國內，農民專業合作社也顯示出愈加強烈的外部性，而且是正外部性。如通過組織信譽機制保障農產品食品安全，通過減少流通環節來穩定農產品價格，通過技術傳播實現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互助機制來滿足農村金融需求，通過合作社內的思想政治工作促進農村的和諧穩定，通過合作社的崗位來解決大學生基層就業問題等。總之，作為一個抓手或一個平臺，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然成為農業、農村工作的“香餑餑”，得到各相關部門的厚愛。

三、政策建議

(一)因地制宜發展

當前我國存在著農戶、合作社、龍頭企業、經紀人等多樣化的農業經營主體，其實，這些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現是在農業分工狀態下，各市場主體比較產品市場和不同類型勞動市場(生產勞動與經營勞動)的交易效率后選擇不同的剩余權利賴以實現的最優分工組織形式的結果。也就是說，每種農業經營主體都有各自存在的條件，沒有一個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最優的均衡結構，不必用一種方式去否定另一種方式，應該尊重市場主體的自愿選擇，允許農業經營主體多樣化，不能過多干預。

現階段，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在推廣、培育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時存在著較大的盲目性，各地生搬硬套、盲目注冊以完成任務指標的做法屢見不鮮。許多考察團隊到山東、浙江等合作社發展較好的地區調研后，都感到一切照搬是行不通的，無論是合作社類型選擇，還是合作社成長路徑把握，都需要自己摸索。總之，農民專業合作社需要根據當地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業發展情況以及資金、土地、人才的具體配套來因地制宜地發展。

(二)產業分類指導

產業分類指導中需要把握兩點: 一是要認識到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農業產業基礎。有農業產業基礎才能形成相關的產業集群，有產業集群才能做大做強農民專業合作社。現階段發展狀況比較好的合作社，一般都有當地的特色產業，如浙江的上盤西蘭花合作社，整個上盤鎮農民都是種西蘭花的;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的奶牛合作社也一樣，奶牛養殖是當地的主導產業。二是要按產業對合作社進行分類指導。果蔬、養殖、水產、林業、奶業、煙葉、茶業、花木、農機、油棉糧等產業的合作社都有自身發展的特點，有自己的合作社發展模式，如果一刀切地指導，往往會事倍功半。

(三)內生成長驅動

在調研過程中，一些合作社理事長和基層相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告訴我們，“現在搞合作社研究，不能再去做要不要辦合作社的研究，而是應該去探討合作社的內部治理問題和成長問題，即如何使合作社做好做大做強”。的確，在合作社迅猛發展起來后，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合作社自身成長，關注合作社的內部治理。同樣是在合作社發展初級階段這個外部大背景下，有的合作社快速成長，有的合作社卻形同虛設，這是很值得研究的。是什么樣的內生原因使合作社成長出現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內部資源整合(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等)，核心能力培育(組織能力、經營能力、技術能力、制度設計、戰略創新等)，還是服務功能拓展(產前農資服務、產中技術信息服務、產后加工銷售服務等)? 在合作社發展的外部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外部支持力度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合作社的內生成長驅動機理需要進行好好總結與改進，而不是一味簡單地強調政府加大支持合作社的力度。

(四)利用社會資本

農民專業合作社被經濟學家質疑的原因之一是其制度設計激勵不足且交易成本過高，但是由于合作社扎根在農村，可以利用鄉土社會的一切社會資本。我們要充分利用農村社會資本來降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成本，增強合作社的穩定性。舉個例子，在理事長的選擇上，本來資本數量可以體現出持有人的經營能力，但是農民專業合作社里大家的資本額都差不多，怎樣才能選出有經營能力且有動力去搞好合作社的帶頭人呢?農村社會資本起著關鍵作用: 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每個孩子都是人家看著長大的，一個人經營能力的強弱村里人都心知肚明，連其品德與習性都了如指掌，廣大農戶很容易推選出一位出色的經營者，這里不需要資本來傳遞信息;此外，這位經營者也承受著壓力，他不敢亂來，若有能力，他會出來帶領大家致富，沒能力就讓賢;在農村，口碑與面子很重要，是一種約束，也是一種激勵，這從許多合作社理事長在談到自己的使命感中就可以感覺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激勵作用外，農村社會資本還可以保證社員對理事長的信任，增強理事長對合作社發展的信心等，所以我們在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要注意發揮農村社會資本的作用。

(五)上下系統支持

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面臨著技術(融資、稅收、監管、運營)、制度(外部、內部)、文化(定位、評價、宣傳)三個層面的問題，呈現出從戶間合作向社際聯合邁進、從單一功能向多種功能拓展、從橫向合作向縱向合作深化、從傳統合作向新型合作演變、從百花齊放向產業分化過渡、從弱外部性向強外部性延伸的趨勢。合作社復雜的發展局面需要我們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思考，合作社的發展也需要有一個系統工程的支持。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進行制度設計，協調各方利益，實現良好的博弈均衡態勢;另一方面，需要有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要盡量讓他們自己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設計上進行探索，而不應該給予基層條條框框。

第四篇：新時期農民增收面臨問題調研報告

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過程中，縣農村辦組織干部下基層，采取組織座談、查閱資料、問卷調查、實地了解等方法，認真剖析當前我縣農業增效、農民持續增收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措施和辦法，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縣農民增收現狀

多年來，**縣以強化農業基礎為重點、以改善民生為方向、以農民增收為核心，不

斷深化農村改革，為全縣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奠定了堅實基礎。2008年，全縣糧食總產45.9萬噸，同比增長6.6%；農業總產值達到51.4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98元，保持了持續增收的良好格局。

從農民收入來源看，農業、畜牧各占43%，林業占0.7%，漁業占9.6%，其它占3.7%。種養業收入已成全縣農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轉移就業成為農民增收亮點，全縣轉移就業達到14.5人次，轉移就業涉及餐飲、服務、旅游、加工、修理、建筑等行業。

農民增收存在的問題

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產業結構性矛盾依然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特色農產品規模小，產品質量不高，形不成足夠的市場競爭力；投入與收益形成反差，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不斷上漲，而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有限，難以抵消增幅更猛的農業生產成本，農業收益呈逐年下降趨勢；勞動者素質還需提高，現代農業加速發展，對農民的生產技能要求越來越高，給農民依靠科技實現增收增加了難度；富余勞動力轉移受阻，由于金融危機影響，沿海發達地區相繼出現大量工廠關閉或倒閉，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就業的機會大大減少,導致農民的增收渠道減少。

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對策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繼續抓好農民增收政策的落實，真正把扶持農業、支持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確保農民得實惠。

打造優勢產業。圍繞“建設國家級優質糧棉油豬漁生產基地縣”的目標，穩定發展糧棉油等傳統產業，每年優質水稻面積穩定在100萬畝以上，優質油菜65萬畝以上，優質棉35萬畝以上；年出欄生豬100萬頭以上，水產品起水總量穩定在6萬噸以上。重點培育柑橘、蔬菜、葡萄、食用菌、茶葉、楊樹、油茶、獺兔、蜂蜜、蛋雞等10大高效產業，壯大規模、提升品質。依托區域和資源優勢，在縣城郊區開發10萬畝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在207國道沿線建成3萬畝優質葡萄生產基地，在涔北丘崗地區建成10萬畝優質柑橘、20萬畝優質棉花、30萬羽土雞及土雞蛋生產基地，在道河、金羅等鄉鎮建成5萬畝油茶生產基地，在太青山建成萬畝有機茶生產基地。

突出加工轉化。依托龍頭企業形成“龍頭企業+基地+合作組織+農戶”生產經營體系，增強市場風險抗御能力。發展合作組織，重點扶持與發展葡萄、生豬、獺兔、蜂業、蛋雞、水產等10家專業合作組織。搞活產品流通，形成以集中采購、統一配送、分層集中外售的新型營銷網絡體系，減免農產品運銷環節收費，嚴格落實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政策。

強化科技支撐。鼓勵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專業大戶與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廣泛開展技術合作，培育一批農業科技示范基地、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和科技示范戶。全面實施科技入戶、測配方施肥、超級稻推廣、農業標準化等工程，逐步形成縣、鄉、村、戶四級聯動、齊抓共管、規范運作的新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技術推廣機制。

落實惠農政策。落實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生豬母豬補貼、家電下鄉補貼等農業補貼政策，落實退耕還林、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農政策，嚴格實行“一卡通”，確保各項惠農政策資金及時足額兌現到農民手中。加強農民負擔監管，防止農民負擔反彈。

第五篇：農民增收難的原因與出路

農民增收難的原因與出路

趙君、劉濤

在農村發展這個問題上，國家一直在強調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從“多予、少取、放活”到“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增收”，再到《決定》中以“增加農民收入為主”的指導思想，國家一直在關注農民增收問題。但是從現實來看，農民增收依然困難重重，原因何在？出路何在？

一、稅費改革帶來的增收難題

近年來，隨著國家工業化體系的完善，國家開始采取“以工補農”的政策：實行糧食直補、降低和取消農業稅費，使得農民的處境得到較大的改善，農村出現了近年來少有的好局面。時過境遷，幾年后我們發現農民增收的空間是仍非常有限，“谷賤傷農”的局面屢次出現，甚至出現了“農田丟荒嚴重，政府須予重視”的呼吁[2]。諸多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制度變革忽視了農民的需求及其造成的意外后果。俗話說：興一利必生一弊，取消農業費稅通過減負來增收，雖然既可以減輕了農民負擔，又能夠增強了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產生諸多弊端，其致使基層政府資源短缺，被迫精簡機構。導致地方基層組織難以有效運轉，不能提供必要的農村公共服務，公共品供給不足，農民的生產成本提高，農民負擔重新反彈。取消農業稅使得在農民增收和減負空間都十分有限，這種情形下，國家再考慮增加農民收入就落實到資源投入上。

取消農業稅后，國家開始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其實用于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轉移支付，首先由于轉移經費漏洞太大，“瞄準率”太低，效果并不明顯；其次，最為關鍵的是公共品供給方與需求方的錯位，部門就可能在提供農村公共品時，從自己的偏好出發，比如優先建設政績工程，面子工程。通過糧食直補、農資補貼等方式投入雖可以直接解決農民的貨幣需求，增加農民的收益。但是這種增收的比重是微弱的，根本不能解決農民為孩子的結婚、教育以及自己養老的巨大開支。此外，農民的村莊共同體意識也在弱化，農民將更加“原子化”，村莊的人情味越來越淡。這極大降低農民在公共品供給上的合作性，在北方尤其體現在高成本的小水利設施盛行，農民不僅增加了生產成本，而且直接降低了他們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中國鄉村雖然并不完全是“被土地束縛的鄉村”，但是畢竟中國還有9億農民，有無數的村莊，在這種情況下推行積極的發展戰略、快速的制度變革必會破壞其已然形成的結構。

二、農民話語權的缺失

在現代國家建設的道路上，體制的變革是不可或缺的，加之變革又在混亂的轉型期，各種利益團體必然會有意無意的抑制處于底層農民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的缺失是一直影響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最重要原因。這里所說的話語權，主要是指農民在政策的知情權、發展的決策權、管理的參與權、利益分配的監督權和公平的訴求權等五個方面，充分、真實、公開地表達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權利。農民話語權作為一種公民權利，應該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但由于壓力型體制中主要以政績為主的評價機制嚴重壓制了農民的話語權。尤其在一些富民政策中，地方政府不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政策，不以農民需求為本位，而是以政績取得的多少為意志。如對大棚蔬菜、煙草種植、果園擴建等“誘民致富”的政策實施中多強行攤派任務，根本不考慮農民的實際需求，致使政策變形走樣，實施的結果就是資源的嚴重浪費。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由于不注重征求農民的意見，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訴求，使得新農村建設偏離了中央要求，甚至有的地方通過非法圈占土地搞開發，濫建示范園區，結果不僅浪費了寶貴的資源資金，造成不少農民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很多農民不滿地方政府的做法去反映問題，但是由于農民話語權缺乏保障，改革中的既得利益群體為維護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壓縮農民參與空間，使得下情上達存在嚴重的阻塞，問題嚴重的地方甚至引發了諸多群體性事件。

除了變革對農民話語權的制約外，市場機制也在侵蝕農民的話語權，無論是作為弱勢的農民還是符號化的農民工，都沒有足夠的可以與市場上其他階層談判的能力。最為明顯的就是對糧食價格的擔憂，糧價的微小波動都會對農民造成極大負擔，從今年的經驗來看，一旦市場控制了糧價，就很容易下跌。而農資價格卻在不斷攀升，這使得農民苦不堪言。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各級政府也很重視穩定農資價格，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農資價格上漲過快，根本原因在于農民在市場中話語權過弱。農民話語權很大的國家，幾乎很少存在農資價格上漲過快的情況。如日本，就是靠農協來增加農民的話語權。日本農協組合作為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龍頭企業”，不僅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一系列服務，還為社員銷售農產品、購買生產資料、倉儲和加工服務、進行質量管理和市場談判等。日本農民組織化程度高，農協掌握了70％的農資銷售渠道，因此農資的價格由農協決定，這對中國農業的發展、農民話語權的增強都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三、農民增收的出路

其實各國的歷史都存在相似性，都經歷百般挫折才從傳統過渡到現代。只是中國由于工業化的積累，使得農村起步較晚。于是在工業體系完備后，國家開始全力發展農業，各種現代性因素也隨著鄉村社會的打開而進入，當前的鄉村社會正在發生快速變遷。農民的消費水平開始附著于全國性市場體系，消費開支和消費欲望都在增長。但是農民的收入依然薄弱，根本難以應對快速增高的消費水平。因此，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年增長率持續高漲的同時，使仍占64％的農業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這是個既現實又極有戰略性的問題。針對兩大制約農民增收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首先，當前改革引發的農村發展困境需要極力改善，這種困境是轉型國家難以避免的，然而對于市場對農民的種種侵蝕，國家還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從治理結構上完善鄉鎮政府的治理能力。國家支持不要僅僅以資金補貼到戶或者轉移支付的形式實現。因為資金轉移到戶只是增加了農民個體的收入，而且這種收入對農民來說非常少。轉移支付雖然可以解決公共品供給問題，但是難以避免基層政府的截留。因此最為根本的還是需要考慮服務型政府的建立，真正的改變政府“守夜人”與“撞鐘者”的角色。這里，鄉鎮政府并不再僅僅扮演一個消極無為的消極行政者的角色，而要承擔起新農村建設的規劃者、發動者、組織者和服務者的功能，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免稅地進入這些尚能產生利潤的領域，給農民提供一定分額的資金作為基金，循序漸進地開展各種自助活動，等等。

其次，需要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完善村民自治、一事一議等制度建設，在村民選舉和公共品供給上真正可以使農民自主表達意見。在農民意愿能夠充分表達的同時，使村莊干部可以代表農民的意愿，在各項政策的落實中以農民的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促進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此外，要加大法律的宣傳力度，強化農民的法律意識，使農民的權利可以得到暢通表達。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在土地開發、市場交易中受到的不必要侵害。最后，落實這些策略的根本就是要使農民具有話語權，要增強農民的這種表達權利僅靠制度完善還不夠。歷史證明，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才有真正的力量，農民組織起來也是讓農民擁有話語權的最有效辦法。組織農民就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樹立起“要發展就必須自己幫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種傳統的村社組織資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例如開辦鄉村老年人協會、加強文化建設等方式增強村民的連接性、合作性，以組織本身的努力來增進成員的利益，通過合作的規模經營生成規模效益。這樣，農民就可以在市場中爭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農民的話語權才可以切實的保證，農民增收的目標才可以在局促的空間中實現。

作者簡介：

趙君，鄭州市社會科學院院長，副研究員。劉濤，鄭州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