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我國農民增收的新思維

關于我國農民增收的新思維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其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推動理論創新是重要前提，加快制度創新是根本保證，促進科技創新是基本途徑。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三農”問題中最突出、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以創新的思維、多維的視角深入研討農民增收的新思路與新對策，以綜合的措施推動農民收入的有效增加，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于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推動農民增收的理論創新

（一）科學把握資源配置兩種機制的辯證關系，優化宏觀調控，克服“市場失靈”。在資源配置上有兩種機制，一是市場機制即“看不見的手”，二是宏觀調控機制即“看得見的手”。聯系“三農”問題來考察這兩種機制的作用，我認為目前農民增收緩慢等諸多問題形成，說到底是由于在資源配置上出現偏差。市場機制傾向于把資源配置到非農產業和城市是必然的，但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也有失靈的時候。針對市場失靈，宏觀調控應起到彌補其不足的作用。但我國目前宏觀調控方向也同市場機制一樣，傾向于把資源配置到非農產業和城市，這樣就放大了“市場失靈”的負面效應，導致農村經濟總量太小，在農村人口總數大大超過城市人口的社會條件下，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必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針對這一現象，當我們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作出上述判斷之后，改變這一現象的基本思路也就已經明確了，即轉變放大“市場失靈”負面效應的宏觀調控方式，轉而變為對“市場失靈”進行彌補，亦即宏觀調控要把資源有效配置到農村。但我國很多主流經濟學家還認識不到這一點，其理論根源在于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不同功能。在城鄉關系上，他們以為同樣的資源配置到城市效率會更高，是在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但是他們忘記了，市場失靈本身就會造成資源配置方面的損失，如果宏觀調控再將市場失靈的負面效應放大，效率損失就會更大。如果宏觀調控也按市場機制思路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只有宏觀調控之名，而行越俎代庖之實了。

（二）深刻認識農村與城市經濟的雙向互動性，擴展農村市場需求。

宏觀調控在資源配置方面，正確的方針應當是：給農村以資金，給城市以市場，二位一體。計劃經濟理論先工后農、先城后鄉、反哺農業的基本思路，實踐已經證明行不通。其最大缺陷在于沒有考慮現代工業迫切需要市場的產業特點，未能深刻認識到城鄉經濟的雙向互動性，看不到給農村以資金就是給城市以市場的辯證關系，阻抑了市場需求。日本與韓國發

展農業成功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在實現工業化或者說經濟起飛階段，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大規模向農業和農村投資。這一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二、加快農民增收的制度創新

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切實消除阻抑農民增收致富的體制性因素，推進制度、體制創新，是農民增收的根本保證。

（一）建立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制度渠道，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決策代表和反映8億農民的利益。

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們充分享有公共事務信息知情權、經濟利益表達權、政治民主參與權、財政分配決策投票權，以及享有國家憲法規定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公民權。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城市統治農村、政府忽視農業、市民歧視農民的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基本格局。這些權利的實現是激發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力量源泉，是改變農民命運、提高農民適應市場經濟能力的重要保障。

（二）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大力推進城鎮化戰略。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矛盾狀態下，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太低，制約了農民收入的提高。提高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減少農民數量，而減少農民數量的有效途徑是提高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通過推動城鎮化來增加農民收入，這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長期根本措施。

加速推進城鎮化，讓更多的農民不再是農民，首先必須從宏觀上徹底摒棄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城鄉隔離政策以及城市傾斜政策，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和城鄉平等發展的制度及政策體系。其次要重點建立城鄉開放統一的要素大市場，尤其是城鄉開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全面拆除限制農民進城務工的種種政策性樊籬，消除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功能性分割。特別要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把現有的以居民身份為主的管理轉變為國際通行的以居民居住地為主的管理，徹底消除與農民聯系在一起的種種身份歧視。

（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向農業和農村投入傾斜以增加農民收入。

首先，要建立國家財政收入增量直接惠顧農民的經常性、制度性管道，為農民增收提供穩定的財政基礎；其次，在具體的財政資金使用中，應逐步凸現對農民的傾斜，主要通過啟動農村公共工程政策，增加對農村的投資，并讓農民主要以“以工代賑”的形式物化這些投資，大力改善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基礎環境，建設一批有利于農民直接增收的項目，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

（四）精簡鄉鎮機構，減輕農民負擔。

有資料表明，全國鄉級財政供養人員達870多萬，每鄉平均約200人，其龐大的支出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農村稅費改革要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盡早在全國農村推行，以切實減輕廣大農民的稅費負擔。同時，中央政府還應盡快把農村義務教育工作負擔起來，這對減輕農民負擔將會發揮立竿見影之效。

（五）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拓展就業空間。

農業經濟中產業結構水平低，二、三產業比重過小，就業空間窄，是制約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優化農村經濟結構的重點應放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上，基本思路是優化第一產業，拓展第二產業，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優化第一產業，關鍵在于緩解“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業戰略轉移。拓展第二產業，應以農副產品加工業為重要進入領域。第三產業在農村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應優先、重點發展。農村地區的第三產業雖有一定發展，但住宅、社區服務、旅游、非基本醫療服務和保健、廣告、法律、會計、咨詢、技術推廣、農產品經紀人等大量的第三產業則幾乎沒有起步。這些產業將為今后農村地區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空間，也可成為吸收農業過剩勞動力的主渠道之一，是農民增收的重要生長點。

（六）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體系，維護社會公平。

作為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目標應該是一元的，即讓每個公民都享有社會保障體系的保護。我們不能只把農村人口視為工業化、現代化的貢獻者和勞動者，而不是分享現代化成果的人群。社會保障政策的差異，只應體現在公民因從事職業的特點不同，保障的具體內容、具體項目可以有所差異。在社會保障、就業、受教育機會等方面，應給予農村人群更多的公平待遇。作為國家的社會政策，對農村人口不公平，實際上是違反我國憲法基本精神的。

三、促進農民增收的科技創新

加速農業科技進步和教育發展，把農業發展的總體思路真正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是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大力促進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一）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投資于農業及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技術。

由于國內外農產品市場的變化，我國的農業發展模式必須有重大轉變，即從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性增長，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和出口比例，增強農業的市場適應性和國際競爭力。根本性的戰略措施是提高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獲得全球農業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和廣大農民使用技術的能力，大力發展“三高”農業、特色農業。國際經驗和我國實踐證明，對農業研究開發的長期投資回報率相當高。由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任何農業科技創新

和技術擴散都有明顯的大國規模效應。袁隆平院士創造的“雜交水稻”和“超級雜交水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目前國家用于農業的支出包括三大項：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應增加第四大項：農業研究和農業技術開發、利用和普及專項支出，應不低于政府用于農業支出（2000年達745．8億元）的10％-15％。即使如此，我國這么大的國家，農業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足0．1％。

（二）以信息化為手段，加速全國農產品市場信息系統的建設，克服信息不對稱。由于我國農村幅員遼闊，信息化水平低，使得農民缺乏了解市場供求信息的渠道，增加了農產品的賣難，阻抑了農民的增收。市場分割，沒有形成全國性的農產品供求信息系統是導致信息閉塞、產生信息不對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國需要盡快建立、完善全國統一的農產品供求信息網，以幫助農民及時掌握全國各地的農產品供求信息和價格趨勢，使他們能夠按照市場需求安排農業生產，以保持農產品價格的基本穩定。

（三）以加強農村教育為先導，增強農民的發展能力。

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增強農民的發展能力，是推動農民增收長期性、根本性的舉措。我國農業勞動者整體素質偏低，8億多農村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文盲半文盲占23％；1億多鄉鎮企業職工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不到1％；鄉鎮農技推廣服務機構的技術人員，中專以上學歷僅占11．4％，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3．8％。農業勞動者的現狀，決定了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這就需要一方面加強農業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力度，大幅度提高農民接受技術的能力；另一方面，特別需要加強和改善農村基礎教育，使年輕一代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和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基本技能，具有城市文明的基本素質，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勞動力。

第二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可以考慮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促進我國農民增收的財政政策探討

促進我國農民增收的財政政策研究

所謂的財政由國家制定，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并受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相應的經濟關系制約。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同其他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財政包括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兩個部分。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財政政策就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財政政策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應。財政政策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就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

一、我國農民收入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要比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的多，城鄉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呈現逐漸拉大的趨勢。201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703元，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32%;2002年至201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每年實際增長僅3.8%,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實際增長則達到8.6%, 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44% ①；2010年與2009年相比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4.8%, 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增長13.4%，前者僅相當于后者的35.8%。由此可見，農民不僅人均收入遠遠低于市民，而且其年平均增長率也遠遠低于市民。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而無良性轉變，那么農民的收入水平不僅永遠趕不上市民，而且還會進一步被遠遠拋在后面。此種局面，難道不值得人們認真思考、深入探索么？ 農民過低的消費市場份額，表明由于農產品產銷市場不暢，農產品價格明顯偏低，急需調整國家財政政策，增加農民收入。

二、制約我國農民收入增加的因素

（一）由于科技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主要農產品生產成本比較高，縱觀近年來中美加三國稻、小麥、玉米、大豆和油菜籽五種農產品生產成本看，我國只有稻谷生產成本低于美國，其他4種無論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成本，均高于美國和加拿大。

（二）農產品加工增值鏈條短。農業加工鏈條短，農產品加工增值少，嚴重制約了農業對農民收入的貢獻能力。

（三）農業融資能力差，資金流入少。（1）國家對農業資金支持水平低。據世貿組織資料，我國農業生產者補貼等值和國內綜合支持量（AMS）均為負數。

（2）農村金融體系不健全，缺乏向農村的“輸血”機制。（3）農戶新增投資中，用于農業的比重也明顯偏低，表現出強烈的非農化傾向。（4）通過財政和銀行系統，大量資金由農村流入城市。僅2008年就達2361億元。

（四）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高速發展經濟、高速發展工業等城市產業而忽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經濟戰略和相應的經濟政策，是農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政策性根源。其具體表現主要是：全面大力發展工業及為工業服務的的交通、建筑、采礦等等經濟部門，而相對地輕視農業部門；國家充分提供面向城市、市民的公

共產品，保障職工、市民基本生活、教育、醫療、養老等等方面的需要，而極少向農村、農民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使得農民基本上只能自力更生；長期以來，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手中提取了大量的純收入，用于支持城市和工業建設；從信貸資金上來看，本來缺乏資金的農村卻存在著資金流出，而資金富裕的城市卻存在著資金流入；在農民收入低、提高慢的情況下，國家卻依然堅持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等，無異于雪上加霜。

三、現在三農出現的問題

我國理論界把農村產生的這一系列問題概括為所謂的“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那么，“三農”出現了一些什么問題呢？

（一）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不足，支農支出比重逐年下降。公共物品供給也嚴重不足，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是貢獻最大的區域，農業是貢獻最大的產業，農民是貢獻最大的群體。中國“三農”積累受到盤剝。而對“三農”的反哺卻很小，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受到嚴重的影響。據測算，目前我國農業的綜合支持量只有2%，而許多發達國家對本國的農業支持水平很高。1978年我國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3.4%，2000年則降為7.75%。

（二）農業的發展面臨市場的巨大風險，大綜農產品的賣難普遍發生，由此而引起農業結構調整和品質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三）財政支農結構不合理，農民直接受益的支出減少。

我國財政農業支出用于人員供養及行政開支部分大體維持在60%，教育支出和農業科技支出較少。國家對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很少。在財政農業建設性資金中，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設比重較大，農民直接可以受益的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比重較小，況且水利，生態建設的受益對象不僅僅局限于農業，財政用于這些方面的投資一直全部統計在農業投入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并且政府對農業的投資多采用有償的方式，增加了還款的負擔。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農民素質提高滯后于科技發展速度，嚴重影響了現代農業對勞動力的需要，制約了農民向城市和非農業的轉移。

一個國家農業支持水平與支持力度，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有很大的關系，尤其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對通過財政預算支持農業規模的影響程度更大，但是，從農業支持來源或承擔者來說，可能是納稅人，也可能是消費者。因此，除了財政預算途徑支持農業外，還可以通過價格支持由消費者承擔的方式對農業的支持，即實施農業補貼。財政支農支出比重低并下降，投入結構不合理，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的投資不足，財政補貼方式不當，制約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的基礎，影響了農民的增收速度。

四、增加我國農民收入的財政政策選擇研究

(一)增加農民收入的財政分配政策

1.加大各級財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支出力度不夠大。農村公共品尤其要重視農村基礎設施的提供。現階段，如果政府完全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務職

能，必將有效化解城鄉間的不平衡性，從根本上改變農村落后的面貌，使農民把更多的資源用于結構調整，改善家庭經營條件，提高自身收入。

2.調整財政支農政策，增加農民收入

調整財政支農政策，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應該是今后黨和國家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戰略問題。各級財政應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補充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額外的財政補貼，從公平原則看，建議按農民種植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等類別，實行差別補助，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并改善農民生活條件。

3.提高土地利用投入產出效率；優化種養結構，拓展延伸農村生態、文化、旅游和休閑功能，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高效農業、休閑農業、鄉村旅游和農村服務業，使農民在農業功能拓展中獲得更多收益。主要通過4條措施。一是調整優化結構，提高農業比較效益。以市場為導向，促進高優農業向適宜生態區和具有競爭優勢的地區集中。加快建設一批現代農業示范園區。大力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業，做大做強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農民增收。二是發展設施農業，提高單位面積產出率。根據我省山海資源、生產方式、種植養殖傳統的差異，有重點地選擇蔬菜、花卉、畜牧、水產等優高品種作為設施農業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三是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引導農戶對承包土地進行合理、規范的流轉，促進土地相對連片集中。把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業規模經營結合起來，壯大經營主體規模，提高種養業的規模效益。四是培育農村第三產業，拓寬家庭經營渠道。以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為契機，支持農民為產業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提供各類服務。支持地方特色旅游資源開發，發揮農業的多種功能，讓農民真正從旅游經濟發展中獲益。

第五篇：促進農民增收

白水民間資本助推經濟發展澄城六大舉措促進農民增收

（記者 王小麗 通訊員 楊娟）作為全省首個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意見》的白水縣，今年民間資本呈現出活躍態勢，已有48億民間資本計劃投向71個建設項目。白水縣圣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這個占地15畝，由民間資本投資2800萬元的工程計劃建設18個冷庫、兩個儲藏庫和加工車間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貿加工，預計6月份就可以投入運營。白水康貿糧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項目也已開始試運營。這些注入白水民間資本的項目不僅涉足果業、糧食等基礎產業，同時也逐步進入白水的基礎設施、民生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近兩年，白水不斷放寬民間投資范圍，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縣內各階層自主創業、引導外出打工人員回鄉創業，吸引縣外人員來白水創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市政設施、公益性事業、旅游開發等領域。開展各類培訓活動，提高民營企業主管理水平和市場開拓能力。減免各類稅費，幫助企業減輕負擔。

據介紹，今年全縣民間資本共投向71個建設項目，總投資48.6億元。目前已有26個項目開工，投資1.97億元，全部項目有望在明年內完成。

本報澄城訊（通訊員 張建軍 記者馮戰武）今年以來，澄城縣委、縣政府結合縣情實際，圍繞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21%的目標，重點實施六大舉措，確保群眾增產增收。這六大舉措即：深入開展“水利建設年”活動，明確今年水利建設七大重點任務，為促進全縣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縣財政列出300萬元專項資金，加大對蘋果新建園苗木補貼力度。截至目前，全縣新建果園2.4萬畝，占全年任務的60%；對新建標準化圈舍每棟獎補1.8萬元，對新建600頭

種豬場獎補80萬元，進一步增強群眾發展生豬產業的積極性，力爭年內實現存欄70萬頭，出欄100萬頭目標。同時，狠抓生豬產業發展的飼料來源，全面擴大地膜玉米種植面積，積極落實農資補貼等，確保全縣18萬畝任務完成；嚴格按照“城鄉增綠、農民增收”的方針，堅持經濟林與生態綠化并舉，全縣新發展核桃經濟林1.2萬畝，綠化道路20公里，義務植樹35萬余株；抓住農民進城基礎在戶籍、核心在住房、關鍵在社保、重點在培訓、根本在就業五個關鍵問題，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各項相關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目前700余人已辦理落戶手續；積極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動，積極推行村、組（巷道）垃圾“戶清掃、村收集、鎮拉運、集中處理”模式，有效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