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文章標題：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今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意見》第一次明確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

重要形式。”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刻認識和把握，對于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和優勢，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民主形式的偉大創造

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上層建筑，總是受該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各自的社會價值取向和政治發展道路，表現出不同的實現形式。西方國家普遍采取選舉民主的形式，體現在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表決等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選舉民主形式是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大進步，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志，但在西方的政治實踐中卻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最廣泛地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而往往成為少數有錢人的政治游戲以及少數利益集團維護其利益的工具。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吸收和借鑒人類民主政治發展有益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的選舉民主；一種是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的協商民主。特別是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的創立和實現，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創造，為人類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民主形式。

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豐富和發展的結晶。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民主從來都是少數人的特權，是奴隸主、封建主階級或資產階級享有的統治、壓迫勞動人民的權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過批判地繼承包括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總結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解放全人類”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等徹底民主的理想和主張，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從少數人的民主轉變為多數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最偉大的飛躍，是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精髓。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實踐中，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積極探索能夠使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事務的民主形式，創建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參議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等形式。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中，還積極探索社會各方面人士民主協商、共謀國是的民主新形式。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也標志著協商民主這種新型民主形式的實現。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人大的代表性當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協仍有存在的必要。”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得以保留，繼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從而正式形成了我國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形式相輔相成的格局，開辟了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新紀元。

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合”思想創造性繼承的產物。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形式。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始終倡導“和為貴”的價值理念，把“和合”視為政治的最高境界，作為國泰民安的基本特征。所謂“和”就是各種異質因素的和諧共處，“合”就是各種異質因素的相互融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辯證思想與和諧觀念。要達到“和合”，就要做到“和而不同”，既堅持原則又尊重差異，既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識，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以實現“和諧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中國共產黨批判性地繼承和發揚這種“和合”的政治文化傳統，并賦予這種“和合”思想以新的時代內涵，使協商民主既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又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始終存在多階層、多黨派、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其內部狀況正發生新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出現了多種經濟成分、分配方式、就業形式，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和社會組織，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趨于多樣。同時，香港、澳門回歸后，還形成了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的局面，等等。進入新世紀，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這種多樣性還將不斷發展。

社會存在差別，就必然會產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我們黨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在不斷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同時，通過協商民主這種新型民主形式，擴大社會各界的有序政治參與，拓寬利益表達渠道，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得以充分體現，從而確保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真正實現。

二、我國協商民主的四種基本實現途徑

我國協

商民主的實質是最廣泛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使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行使民主權利。這種民主形式主要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之中，貫穿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全過程，表現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體有四種實現途徑，即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合作共事。

協商民主體現在政治協商中，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就國家大政方針、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項、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等，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進行協商。這種協商有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民主協商會、小范圍談心會、座談會等形式。比如，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運用雙周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和協商座談會等形式，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協商。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每年都要舉行多次協商會，廣泛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建議。第二種是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主要采取政協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比如，每年一次的全國政協大會，中共中央主要負責同志都要與政協委員一起共商國是，政協委員都要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參與黨和國家重大問題的討論，并積極建言獻策。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協商更多地體現政黨之間的政治協商，具有高層次、高頻率、小范圍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體現在更大范圍內的政治協商，兩種方式各有特色，互為補充。

協商民主體現在參政議政中，主要是人民政協以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積極發揮作用。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基本職能，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另一方面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通過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參政議政是協商民主中經常的、普遍的、廣泛運用的一條途徑，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充分表達意見，獻計出力，同時有利于黨和政府的決策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各方面的合理要求，在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更加民主和科學。

協商民主體現在民主監督中，主要是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監督。民主監督是統一戰線、多黨合作和人民政協中一種獨特的監督形式，是我國監督體系的重要方面。具體表現為：人民政協、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過向黨委、政府提出建議案，通過開展調研、視察活動以及提交提案、舉報，通過參加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組織的調查和檢查活動，通過政協委員、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受聘擔任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特邀監察、督查、檢查人員，通過開展有組織的民主評議等各種方式，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情況，黨委依法執政及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況，切實開展民主監督。與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的“剛”性監督相比，民主監督屬于“柔”性監督，更能體現我國協商民主的特點，更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優勢。

協商民主體現在合作共事中，主要是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在國家權力機關、政府、政協以及各種社團組織、社會基層單位和企業事業單位中的合作共事。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吸收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參加各級人民政權和政協組織，讓他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履行政協委員的職責，行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毛澤東同志說過，“國事是國家的大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共產黨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目前，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專門委員會委員中，黨外人士占有適當比例，各級人大領導班子成員中有適當數量的黨外干部。在各級政協中，黨外人士占有較大比例，其中政協委員不少于60％，政協常委不少于65％。在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在職權范圍內與共產黨員干部有同等的權力。他們按照分工，列席中共黨組會議，參加行政領導，參與有關方針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參與全局性事務和重大問題的討論決定，在其分管的工作中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揮權、處理問題的決定權和人事任免的建議權。中國共產黨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存在于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使我國的協商民主最經常、最大量、最普遍地體現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能夠廣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廣大黨外人士的聰明才智，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三、協商民主具有巨大的政治優勢

我國的協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國的土壤之中，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有利于實現最廣泛的政治參與。協商民主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其主體涵蓋了各黨派、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等社會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夠廣開言路、廣求良策、廣謀善舉，使社會各群體中的個別分散的意見、愿望和要求，通過協商渠道得到系統綜合地反映，確保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得到最大限度地實現。同時，協商民主的內容十分廣泛，從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到影響群眾具體利益的各項決策，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比如，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就三峽工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抗擊非典、宏觀調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問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及有關方面提出許多重大建議，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提出建議9萬多項，許多建議被黨和政府采納，產生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納各種利益訴求。協商民主堅持求同存異，蘊含著合作、參與、協商、包容的精神，只要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社會各界人士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并在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真誠的協商討論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決策。比如，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以來，人民政協各參加單位和政協委員共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12900多件，立案12300多件。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期間，人民政協各參加單位和政協委員共提交提案5030多件，立案4898件。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員提案4647件；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提案198件；人民團體提案1件；界別、小組提案52件。其中有關經濟建設方面的提案2213件，科教文衛體方面的提案1441件，政治法律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提案1244件，社會各界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議得到了充分地包涵和反映，有利于推動黨和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同時，協商民主堅持民主的多數與少數相統一，既反映多數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納少數人的合理主張，既聽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見，又聽取批評的、不同的聲音，能夠最充分地調動社會各方面人士的積極性、主動性，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各界智慧，形成強大合力。

有利于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真實性。協商民主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的作用，使得這一民主形式更加真實、有效。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5年來，無論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通過的各項決定，還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政府工作報告、憲法修改等，中共中央、國務院事先都廣泛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據統計，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達200多次，其中十六大以來就近60次，胡錦濤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的就有近20次，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已基本形成制度。比如，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在初稿形成前，中共中央就在征求黨內意見的同時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初稿形成后，胡錦濤同志又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的意見建議，其中有22條被采納。又比如，去年8月，胡錦濤同志親自主持召開協商會，征求黨外人士對“十一五”規劃的意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在此前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意見建議。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很多政協委員也圍繞編制“十一五”規劃的一些重大問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形成一批有價值、有分量的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又召開了十屆政協首次專題協商會，國務院領導同志和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分別參加了不同專題的協商討論，廣泛聽取和采納各界人士的意見。

四、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這一民主形式

任何民主形式都有一個不斷建設、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多樣、多元、多變的特征更加凸顯，各種思想觀念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激蕩，人們政治參與的意識不斷提高，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愿望日益增強，更加需要我們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這種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有序的政治參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使我國社會更加和諧有序、更加充滿活力。

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形式，要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無論是選舉民主還是協商民主，都只有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才能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鮮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機。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協商民主形式，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同時，要尊重民主黨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善于通過廣泛深入的協商和討論，使黨的主張和意愿成為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社會各界的共識。要學習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始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形式，要保持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協商民主最大的特點在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方面的民主協商、平等議事、同謀共識。只有在民主、和諧、寬松、活躍的良好氛圍中，協商民主才能充分發揮獨特的優勢和作用，真正成為反映民情、吸納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徑。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協商民主形式，必須大力發揚民主的作風，營造寬松的環境，倡導務實的態度，使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講實話、說真話、道心里話，特別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見，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形式，要充分發揮其他民主形式的作用。在我國，選舉民主、協商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共同保障了人民民主權利的行使。只有把各種民主形式有機結合起來，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的形式，必須進一步堅持和完善選舉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不斷鞏固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使之統一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過程中，確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地反映和表達，社會各方面的正當要求得到最大限度地落實和滿足。

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形式，要不斷推進制度化和規范化建設。與選舉民主本身往往有一套較為完善的制度規則和運作程序相比，協商民主相對缺乏“剛性”的規范和要求，“柔性”的特征比較明顯。堅持和完善我國的協商民主形式，要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與《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精神要求，不斷推進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把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好經驗好做法上升為制度規范，并結合形勢的發展不斷建立和健全相關制度和機制，努力使協商民主這一形式更加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序可循，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發展人民民主，服務于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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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界別協商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

界別協商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

政協界別不是一種固定的組織形態，它是政協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是政協履行職能、開展活動的基本單元。

政治協商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黨和政府廣納民言、廣集民智、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而界別協商是政協進行政治協商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把某個或多個界別的委員作為協商主體參與政治協商的一種民主協商形式。根據協商主體的不同，界別協商可分為界別內部的協商、界別之間的協商以及政協界別與黨政部門之間的協商。

“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協商是人民政協的一項重要職能，界別是人民政協的重要特色，開展界別協商是政協進行民主協商的一種重要形式。政協的協商民主與界別優勢結合，使界別協商在政協履職過程中尤其是在對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協商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政協工作的一種創新。探索并創建界別協商機制，積極發揮界別協商的作用，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促進政協政治協商創新、推動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什么是界別協商

協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共識。協商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形態和民主決策機制，具有協商、平等、合法等重要特征，具有對話、磋商、交流、聽證、溝通等多種形式。民主協商已經成為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尋求共識、協調行為的一條重要途徑，成為人類社會處理政治問題和社會矛盾的一種基本方法。

界別協商就是以界別為單位組織政協委員開展的各類協商建言、協調關系的履職活動。界別協商作為一種正在實踐、探索中的民主協商形式，明確其內涵十分重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規定，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進行協

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可根據中國共產黨、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提議，舉行有各黨派、團體的負責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參加的會議，進行協商，亦可提議上列單位將有關重要問題提交協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指出，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各黨派參加人民政協工作的共同性事務，政協內部的重要事務以及有關愛國統一戰線的其他重要問題。

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體制中唯一由界別組成的政治機構。政協的界別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各個黨派、人民團體、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協組織中的具體劃分形式，也是政協會議的基本組織形式。政協界別不是一種固定的組織形態，它是政協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是政協履行職能、開展活動的基本單元。

政治協商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黨和政府廣納民言、廣集民智、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而界別協商是政協進行政治協商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把某個或多個界別的委員作為協商主體參與政治協商的一種民主協商形式。從一些單位的實踐來看，根據協商主體的不同，界別協商可分為界別內部的協商、界別之間的協商以及政協界別與黨政部門之間的協商。

二、界別協商的特點和優勢

界別協商是人民政協界別的智力優勢和組織優勢與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的結合點和交匯點，這些優勢的疊加可以使界別協商在政治協商中發揮更獨特的作用。

1.制度優勢。界別協商是有其制度依據的。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2

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協商民主以平等對話、協商交流的方式去化解分歧、解決問題，既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又照顧少數人的意愿，成為選舉民主的有益補充，在我國已經成為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協商是政協委員政治參與的一種途徑和手段，界別協商作為民主協商的一種重要形式，是這種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擴大了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進一步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圍，為廣大人民群眾實現當家作主權利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平臺和形式。

2.組織優勢。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發揮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由界別組成是人民政協組織最顯著的特色，是人民政協區別于我國其他政治組織的顯著特征。它幾乎涵蓋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和組織，不受地域和人口比例的限制，充分體現了“大團結、大聯合”的方針和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政協的每個界別，都廣泛聯系和代表著各自界別的群眾，代言本界別的利益，以界別的形式把群眾中分散的、個別的意見和呼聲匯成系統的意見，提出共同的意志和主張。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為社會各界充分表達其利益，就重大政治問題進行協商提供了組織保障。政協委員不僅來自界別，也常常以界別為單位開展活動，界別是委員履職的重要載體和平臺。這也使得界別協商在積極反映所聯系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協調各方關系上具有重要而有效的渠道作用。

3.智力優勢。人民政協人才薈萃、智力密集，匯集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各界別中的委員一般都是在某一領域中擁有較大影響力、較高專業素養和道德修養，具有一定參政能力并能代表本界別大多數群眾利益的代表人士。而一些由社會分工和職業形成的界別，如文藝界、經濟界、科技界、農林界、教育界、體育界等，其委員更是熟悉本專業領域情況的專家，因此觀察問題比較準、分析問題比較深、協商建言的針對性也比較強。這使得界別協商在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時，擁有強大的智力優勢和專業優勢，特別是能對一些事關長遠的根本性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提出重要的意見建議。

界別是政協最顯著的特色，政協有著界別的天然稟賦和界別協商的獨特優勢，界別協商是政協智力優勢、組織優勢和制度優勢的結合點、交匯點，理應成為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立足點。應著力突出界別特色，組織帶有界別特點的履職協商活動，全面提升政協的履職水平。

一、認識到位，有力營造界別協商的氛圍

在黨政領導層面，各級地方黨委政府應從本地大局出發，將界別協商工作納入黨委政府的相關議事規則，納入黨政職能部門有關工作規則，明確開展界別協商的內容，積極支持、主動參與界別協商，敢于、勤于和善于通過界別協商，傾聽界別聲音，重視界別協商成果的運用，切實匯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以促進科學決策。黨政職能部門應主動加強與政協及界別的溝通聯系，建立制度化聯系，開展經常性協商，為界別協商活動提供更寬廣的空間、更便利的條件。

在政協組織層面，應注重加強界別建設，適時調整界別設置和委員構成，把新的社會階層吸納進來，增強界別的代表性。注重發揮政協專委會和機關協調、組織和服務功能，有的放矢組織引導開展界別活動，強化界別協商的基礎性作用。新一屆常州市政協每年都組織一次“委員界別月”活動，積極鼓勵和支持各界別加強調查研究，以便把委員個體智慧提升為集體智慧，進一步提高提案的質量。在今年初市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上，經濟、民進等6個界別聯合提出《關于完善住房保障體系，推進“三改”工程步伐進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條件的建議》的“一號提案”，建言推進危舊房、城中村、低洼地改造工作，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改善居民居住條件。此提案引起了各方面高度關注，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先后作出批示，市政府還將政協“一號提案”作為今年辦理工作的重中之重。7月初，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常州市市區三改工作實施意見》，吸納了界別委員的意見建議。

在政協委員層面，要增強委員由界別推薦、代表界別群眾的意識，切實解決好“不能代表”、“不會代表”、“不敢代表”問題，從而把界別的潛在優勢轉化為界別協商的現實優勢。去年換屆后，常州市政協以界別及委員為主要服務對象，相繼建立了8個“委員之家”，鼓勵委員利用“委員之家”平臺，加強與所代表的界別群眾的溝通聯系，力爭形成常態化、長效性的工作機制。還與轄市區 4

政協聯合互動，在鄉鎮、街道建立“委員工作室”，在社區及相關場所建立“社情民意工作室”，探索建立“界別+社區”的界別活動模式，也取得了較好效果。

二、規范到位，有序探索界別協商的方法

要有頂層設計。今年來，常州市政協圍繞推進地方政協協商民主工作進行了廣泛深入調研。調研中，不少轄市區政協主席、政協委員、專家學者都談到，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嶄新內容，一方面需要地方基層政協的探索實踐，但更需要有頂層設計，需要對界別協商與政治協商及其他民主協商方式的概念、內容、形式和方法作出統一規定。特別是應在國家層面，出臺相關的意見或制度，盡快推動政協章程的修訂完善工作，用以指導地方的實踐活動。

要有制度保障。各地黨委和政協可根據上級規定，提出本地的具體實施意見，重點要明確的是:界別協商的主體是哪些、界別協商有哪些形式、經過哪些程序，哪些內容可以納入界別協商，用制度的剛性來確定界別協商基本模式和方式，實現協商從隨機到常規、從政策性到制度性、從“可以協商”到“應當協商”的跨越。我們建議，圍繞政協的協商民主工作可在省及地市級層面形成規范性的制度文件，先試點再全面實施推進。

要有健全體系。界別協商與政協其他形式的協商工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需要有統一的規范以體現“共性”，又需要有符合自身特點來突出“個性”，就是要在制度建設中注重其系統性。從當前實踐來看，可采用“1+X”模式，來推進界別協商制度化建設。“1”即由各級黨委推出政協界別協商工作制度或辦法，“X”即由黨委或政協推出政協主席、副主席聯系界別，政協常委聯系界別委員、專委會聯系界別、界別對口聯系黨政部門、界別小組召集人等若干具體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制度體系。

三、把握到位，有效提升界別協商的水平

要突出計劃性。界別協商是政協履職工作的重要內容，應與其他協商民主工作統籌謀劃、計劃實施、各有側重。在年初確定全年工作要點時，在全面把握黨政工作中心和重點決策部署的基礎上，精選優選界別協商議題，并納入政協全年

重點協商計劃，明確界別協商的各項具體安排，積極有效地組織實施界別協商活動。

要注重開放性。界別協商應盡可能堅持公開化，做到協商議題公開、協商過程公開、協商結果公開、黨委政府采納情況公開，還可以吸收部分界別群眾代表參與協商。根據不同的議題確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運用座談協商會、工作交流會、政情通報會、專題咨詢會等多種形式，使得界別協商主體多方參與，各方意見建議能夠充分表達，實現交融交鋒，達成共識，擴大政協界別工作的影響。

要體現實效性。開展界別協商，可以有效匯聚各界別的智力資源，有利于形成一些重大的決策參考意見，特別是行業性、領域性的決策參考意見。在協商履職中，應注意把界別協商與政協其他形式的履職活動銜接起來，增強履職的針對性和時效性。今年，常州市政協著力圍繞創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古鎮老街古村落保護利用等重點議題開展調研協商，多次組織相關界別針對議題的特定內容進行協商建言，提出了許多有思想深度、可操作實踐的建設性建議，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評價，促進了相關重點工作。

第三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

? 熱點概述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9月21日上午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闡述了協商民主的內涵。他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他還指出，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上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應該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個方面的，應該是全國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級的。因此，必須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相關評論

新華網：總書記的講話深刻總結了人民政協65年來發展的寶貴經驗，精辟論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大戰略思想，對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和新形勢下做好人民政協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葉小文：人民政協由各政黨、各民族、各團體、各階層、各方面的代表性人士組成，能夠比較全面、系統、綜合地反映社會各方面的訴求，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協商民主有利于構建和完善結構合理、系統完備、科學規范、行之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有助于開啟民智、匯聚民意、凝聚民力，提高治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

中國政協新聞網：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像春風，也像是一面鏡子，在如何推動協商民主方面講得很細致，很實際。但是，在政治協商的實踐中，還存在著某些不足的地方，尤其是在基層表現明顯，亟需按照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積極推進協商民主。? 模擬題

協商民主，這個源自于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中國產生了其新的內涵。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但是協商民主在我國在發展還不是十分的完善。請問怎樣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建設？ ? 參考解析

協商民主，在中國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綱領性文件。因此政治協商會議對于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隨著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功能逐漸被淡化，其職能也主要表現為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如何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應從以下兩點做起。

一、構建和完善政治協商結構體系。政治協商做的不是表面的功夫，而是要實實在在起到政協在構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其一，要做到多元協商。協商不能是兩個人坐下來商討，而是要吸引最廣大的群眾，最好是各行各業的代表都能參加。這也是政協的優勢所在。其二，需要拓寬協商內容。對于有些政府在政治協商中不允許討論其不愿意提起的內容，這就大大的削弱了政治協商的實際意義。既然是協商，那么就要敢讓大家協商，要讓大家放開了講，大膽的提出意見與解決措施，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協商精神。其三，加大協商人與協商內容的利益攸關性。這也是實際工作中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有些政府部門只是在為了協商而協商，在他們眼里，只要召開了政協會議就可以。但是忽視政協會議商討問題的質量。而邀請利益相關人參與才能真正體現出協商的實際意義。如果只讓一群對協商內容漠不關心的人在那里夸夸其談，不僅不會起到政協參政議政的應有作用，還會損害政協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其四，要切實落實協商結果。協商不是茶話會，聊家常。而是為發展我國的民主政治，為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落實協商結果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實實在在的去做，社會各階層團體在參與政治協商的激情才會被激發出來，才能體現出政治協商的實際意義。

二、發展基層協商民主。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廣西宜州市率先建立起中國的第一個村民自治組織。這也表現出廣大農民在自我民主管理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接下來的幾年，基層民眾自我管理組織在農村和城市逐漸擴大。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廣大基層民眾參與政治的意愿越來越強烈。而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就該依托于基層的人民政協。在基層最有話語權的應該是新時代的“鄉紳”。所謂新時代的“鄉紳”主要指的是在廣大農村和城市小區中具有一定威望，為人正直厚道，深受鄰里愛戴的那部分人。要積極的把他們吸納到基層的人民政協，發揮其在廣大群眾的的帶頭作用，把他們培育為基層政治精英。在邀請基層政治精英的時候，還要邀請部分群眾代表參與協商，盡量擴大代表的廣泛性。這也體現出政治協商會議愿意接受人民的監督。接受人民的監督可以讓人民對政府信服，提高人民協商的意愿，形成良性循環。基層協商政治的發展對培養我國的協商文化會起到巨大的作用，這是一種重要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文化傳播方式。

因此，發展政治協商工作不僅要考慮周全，還要積極落實。不斷地拓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政治。

第四篇：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充分肯定了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且要求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所以，協商民主已成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

協商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能力在中國引起了政府與專家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原因在于推進協商民主與中國國情是相符合的。第一，民主的要義即是通過對話、磋商、討論、審議等各種協商的形式，實現公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以及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第二，作為近代民主的基本形式的選舉民主或代議制民主本身存在著內在的不足，這就促使協商民主成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重要形式。第三，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商議、討論、對話、咨詢元素與協商民主精神是契合的。第四，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堅定地推進民主政治協商是我國政治發展的緊迫任務，這也成為推進協商民主的動力之源。

中國的協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協商民主，它是中國特色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首先，中國的協商民主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是我國政策框架的一個前提。其次，對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言，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作為民主政治的兩個基本環節是一種互補的關系，而不是排斥關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在國家層面上實現選舉民主的重要場所，而各級政協是實現協商民主的主要場所。因而，應當從國家的層面上，從制度和法律的角度上，對政協承擔或推動協商民主的責任給予授權，充分發揮政協在我國協商民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中國特色協商民主也不同于咨詢民主。協商民主的主體是多元的，而咨詢民主主體只有掌權者;協商民主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而咨詢民主的主體之間是不平等的;協商民主的議程實際上是法律和制度來確定的，而咨詢民主的議程實際上只是由掌權人決定的。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五篇：自覺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自覺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時間:2010年06月01 來源:《求是》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探索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從而初步回答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中國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一方面要堅持從國情出發積極推進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劃清社會主義民主同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一

民主政治可以理解為一個社會在公民能夠自由平等地發表意見的基礎上，根據多數人的意愿進行決定的國家政治制度及實踐活動。在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多種形式的民主，盡管這些民主的階級實質、實現形式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比如，按照多數人意志進行決定的原則、程序化的原則、權力制約的原則、選舉的原則等。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都是同自己的國情實際相聯系的。中國國情的實際，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鮮明特點。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無論是發展民主還是實行法治，都不能離開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歷史告訴人們，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同中國國情緊密結合，建立了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等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奠定了基礎。同樣，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在深刻總結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經驗的基礎上，領導人民積極穩妥地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促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使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現實昭示人們，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內部各個階層的利益要求通過平等協商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達和集合的過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運行過程中，社會各個階層、團體都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協調各個方面、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在中間起著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民主就不可能健康順利地發展。在中國，這個政治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律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具有堅實保證。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鮮明特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優越性的體現。這樣一種民主具有獨特優勢。第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能夠動員和組織人民作為主人翁積極投身于國家建設、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的議會制有著根本不同。西方的議會主要是立法機構，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則是體現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國家權力機關。西方的議員是職業政客，我們的人民代表則是來自人民群眾的各個階層，能夠更好地代表和維護人民的利益。第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有利于發揚民主、活躍國家政治生活，又有利于增進人民團結、維護國家政局穩定，有利于加強、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作用，從而實現統一領導與廣泛民主、富有效率與充滿活力的有機統一。第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一個基本政治制度，對于加強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關系，維護國家統一，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發展，促進少數民族進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民族關系的和諧穩定和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第四，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又一個基本政治制度，能夠保證廣大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實現途徑。

二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就必須自覺劃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鄧小平早就說過：“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2卷第176頁）我們必須樹立這樣的觀念，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同樣，沒有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民主。

民主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在地要求實行人民民主。同時，我國的國體客觀地要求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的國家制度下，民主的性質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在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根據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意愿進行決定的國家制度和運行機制。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是絕大多數人對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少數敵對分子的專政，這就為實現人民民主提供了保障。與社會主義民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不管在形式上如何變化，它的實質仍然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少數人的民主，是以財產的多少來決定民主程度的民主。西方政治學家自己也承認：金錢是資本主義政治的母乳。所以，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實質和發展前途來說比資本主義民主優越得多，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也在這里。

劃清社會主義民主同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還必須弄清楚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國情。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并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3卷第307頁）西方某些國家的“三權分立”政體，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具體國家歷史文化的產物。“三權分立”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家孟德斯鳩針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皇權至上、不受約束而提出來的。鑒于在封建專制主義條件下封建皇權得不到制約、隨便濫用的教訓，孟德斯鳩提出建立一種立法、行政和司法互相平行、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制度架構。應當承認，相對于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三權分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定的先進性和合理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政體適用于所有國家、所有的社會制度。每個國家的政體一方面受國體所制約，另一方面又由各自的國情所決定。從實際情況看，也并不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采用了“三權分立”這種政體形式。同時，即使是采用“三權分立”的國家，由于國情不同，政體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同樣是代議制國家，英國就是君主立憲制，美國就是民主共和制；同樣是民主共和制，美國是總統制，法國是半總統半內閣制，瑞士是委員會制。可見，不同國家之間由于歷史傳統和文化的不同，在政體上是不能照抄照搬的。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不同，我國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制度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符合中國的國情，也是我們黨帶領人民在探索中歷史地形成的。這一制度充分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使人民的權利真正實現了高于一切。鄧小平曾經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進行過比較，認為我們的制度比西方更優越、更有效率。

第二，多黨制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鄧小平說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么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他黨，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我們全國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并在最后實現共產主義，所以我們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2卷第267頁）我們之所以不實行西方國家的多黨制，一方面是由于我國沒有西方多黨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筑。資本主義民主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既有各階級之間的對立，又有資產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的矛盾，這就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多黨制度。而我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決定了全體勞動人民和各個社會階層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沒有激烈的利益沖突，中國共產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夠集中和協調各階級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在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沒有實行西方多黨制度的階級基礎。由于我國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階級斗爭只是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有著共同的理想和要求，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沒有基本對立的階級，也就不需要人為地建立互相對立的多黨制。同時，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也證明，多黨制不符合中國國情。辛亥革命后，中國曾一度出現過多黨并存的局面，其結果是使社會政治狀況更加混亂。只有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巨大勝利，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及社會各階層和團體的一致擁護和認可。這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地形成的，也經受住了實踐的考驗，不容更改。

(執筆：李良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