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協商民主促進科學

完善協商民主 促進科學、民主決策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提出：“人民政協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這是“協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

從5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看，兩種民主形式是與我國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相適應的。在體現人民民主這一點上，人大所代表的選舉民主和政協所代表的協商民主，都屬于社會主義民主的范疇，是保障我國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協在發揮協商民主中起著重要作用，它所代表的協商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

人民政協協商民主有待發揮

就目前來看，人民政協政治協商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要求，仍然有一定距離。主要表現在：

1.對政治協商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一些黨政領導對政治協商的重視大都停留在文件上、講話中，致使政治協商隨黨政領導的個人喜好而變，黨政領導開明者主動實行協商，否則協商就流于形式，存在很大的隨意性；還有一些黨政部門領導認為政協的協商是沒事找事，對政協召開的協商座談會要么不參加，要么參加了也是應付一下。

2.一些重大問題仍未納入協商范疇。政協章程及中央和省級的有關文件雖然對協商的內容提出了原則性要求，如重要方針政策及重要部署、政府工作報告、財政預算、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重要法律法規草案、人事安排、行政區劃變動、群眾生活的重大問題等都屬于協商內容。但實際情況是：一些重要方針政策及重要部署、重要法規草案、人事安排、行政區劃變動、重大工程建設和招投標等很少由黨政部門提交到政協來協商。目前，能夠在政協協商的內容僅限于一些比較具體、微觀的問題，如環境污染、計劃生育、文物保護等。

3.協商的程序仍然不夠規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指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國家和地方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進行協商，是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但現實情況是，對很多重大問題，決策部門以提高效率和保守秘密為由，在決策之前一般都沒有拿到政協來協商，現在的協商一般都是決策執行過程中的協商。由于協商的缺失，導致“拍腦袋決策”的現象屢見不鮮，用人腐敗和重大工程建設領域腐敗現象時有發生。

在實際操作中，由政協提出與政府部門的協商比較多，而黨委、政府主動提出議題與政協開展協商比較少。對一些重要問題的協商，一些部門往往是臨時通知，政協準備時間不充分，難以提出高質量的意見、建議，于是協商會上“臨時表態多，事前準備少，黨內領導講話多，黨外同志發言少；正面建議多，尖銳批評少”的情況非常普遍，使協商會變成了情況通報會。此外，政協協商成果的報送、反饋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往往是協商成果上報很多，采納落實情況則無從得知。

4.協商水平有待提高。由于一些政協組織、政協參加單位和政協委員在協商過程中，或者知情不夠，或者調研不深入，或者選題不準確，致使一些協商意見有隔靴撓癢之感，議政不能議到關鍵處；由于一些協商座談會組織工作粗放，參加協商的各方不能充分發表意見，或是一些好的意見得不到充分吸納。這些都直接影響到協商的效果，也會影響參加協商各方的積極性。

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如何發揮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多樣、多元和多變的特征更加凸顯，人們政治參與的意識不斷提高，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愿望日益增強，這些都需要我們堅持和完善協商民主這種民主形式，進一步擴大有序的政治參與。人民政協的性質、職能和作用決定了它在完善協商民主方面所肩負的義不容辭的職責。

1.提高對人民政協協商民主重要性的認識，營造協商民主良好氛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要從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認識發展協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精神，切實把完善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切入點，擺上重要議事日程，抓緊抓好抓實。各級黨委組織部門要把是否重視人民政協工作，是否善于聽取人民政協的意見，作為檢驗黨政領導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標準，作為考察各級干部的必備條件之一。各級黨委宣傳部門要把宣傳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加大宣傳力度，擴大宣傳效果，努力形成各級黨政領導重視、各相關部門支持、全社會廣泛關注的良好氛圍。

2.真正把一些重大事項納入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范疇，推動協商民主落到實處。各級黨政部門要進一步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精神和《中共中央關于印發〈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的通知》精神，自覺主動地把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如財政預算、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行政區劃變動、重要法律草案、重大項目投資決策以及群眾生活的重大問題，提交政協協商；要切實搞好決策前的協商，真正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

3.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協商民主機制。雖然中央文件和政協章程，對政協的政治協商作了原則性規定，但對于到底什么應該協商、由誰提起協商、什么時候協商等沒有具體的規定，因此，必須盡快制定出臺有關人民政協開展政治協商的規定，對協商內容的確定（到底哪些重大事項要協商）、協商議題的提出（哪些協商內容由黨委、人大、政府提出，哪些由黨派、團體提出，哪些由政協提出）、協商單位和個人的組成（由哪幾方面參加）、協商時間的確定，協商成果的報送渠道、協商意見采納后的反饋（采納了多少，不采納的理由等在一定時間內反饋給參加協商的各方）等作出具體規定；另外，黨委、人大、政府、黨派、人民團體等機關要設立專門機構或指定專人，負責制定一年的協商計劃、處理人民政協的協商意見等。

4.加強人民政協自身建設，提高協商民主水平。政協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要加強對政協委員政策理論水平、分析歸納能力以及口頭表達能力的培訓，使他們成為負責任、有能力、能言善辯的黨政決策高參；要加強政協領導班子建設和機關干部隊伍建設，政協領導班子要年輕化，各級組織部門要讓一些年富力強、水平高、有事業心、經驗豐富的干部擔任政協領導；要加強政協機關干部的交流、培養和使用力度，以使機關干部得到更多鍛煉，增強政協機關干部的組織協調能力、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進一步提高為開展政治協商服務的水平；要加強政協界別建設，建立界別召集人制度，開展界別調研、界別提案、界別視察、界別座談等，以增強協商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要進一步改進政協協商會議的組織形式，要提前給有關各方發出協商座談會通知，確保與會各方的發言質量，要根據會議的時間來確定參加會議的人數，保證參加會議各方都能夠充分發表意見，會議要認真吸納各方意見，并使這些意見在最后形成的協商成果里得到反映。

第二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論斷。這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得以提出，標志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正式確立。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協商民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我國協商民主政治實踐的理論升華和偉大創造，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協商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指協商主體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參與決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除了具備協商民主的一般含義外，還具有不同于其他協商民主的特殊規定性，也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社會各個政黨、階層、團體、群眾等，就共同關心或利益相關的問題，以適當方式進行協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決策或決定，以實現整體的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又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實踐證明，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符合我國國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要求，對于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加快發展、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更需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更好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一是要建立健全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協商民主形式和渠道豐富多樣，從渠道上講，黨內民主有協商，人民代表大會有協商，政協會議有協商，基層民主也有協商；從形式上講，有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基層民主協商，等等。要建立健全體制機制，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要發揮多渠道多形式的作用，使各方面特別是基層群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得到充分反映。要推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化，使協商民主按照規定的程序、渠道、形式開展。

二是要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協具有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涵蓋了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和海內外同胞；具有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堅持求同存異，只要認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這兩面旗幟，都能夠凝聚到一起，實現最廣泛的大團結大聯合；具有黨派之間合作的真誠性，中國共產黨堅持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不存在對抗和競爭，與西方多黨制、輪流執政有本質的區別。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更好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

三是要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民主協商的要義不在于協商本身，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使決策更加民主、更加完善、更加科學，使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和愿望在決策過程和執行過程中得到更好體現和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就是要把推進民主協商與健全科學決策機制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政治協商、聽證會、論證會、評估會、民主懇談會、社區事務會等形式，把協商民主融入決策的全過程，使協商民主落到實處，增強民主協商的實效性。

第三篇：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

通化一中 滕孝花

協商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指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通過普通的公民參與就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其核心要素是協商與共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除了具備協商民主的一般含義外，還具有不同于其他協商民主的特殊規定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協商民主與選舉（票決）民主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始終要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這一現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內容，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共同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和實踐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歷史發展過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當時的國情曾經提進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權”嘗試，這是協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雛形。第一屆政協的成功召開是協商的結果，標志著協商民主這種新型民主形式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宣告成立的。其后，經全國政協協商建議，召開第一屆全國人大。一屆人大召開后，政協作為黨派性協商機關繼續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利益格局的多樣化的社會，在新的時期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確認了“協商民主”概念，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最新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是對毛澤東協商建國思想與實踐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偉大歷程中的一大創造，將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探索和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膽探索和豐碩成果，彰顯了中共中央順應黨心、民心，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決心和信心。

那么，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呢？

（一）加大協商民主的宣傳力度，增強社會各界的協商民主意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第一次在黨代會報告中出現，有必要對其內涵要義進行深入解讀、廣泛宣傳，充分認識其重要意義，要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加大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宣傳力度，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必要讓社會各界充分認識協商民主的廣泛性和適用性，把握各種類型、各個層次協商的要求，形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工作聯動，各方面工作相互銜接，增強各界別人士在政治參與中的積極性，增強全社會民主協商的合力，讓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其他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都知道如何去實踐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同時要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協商的目的在于以平等對話、自由交流的方式從而形成廣泛的共識，營造平等、自由、公正、寬松的良好社會氛圍，才能使協商各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協商才能取得最大成效。

（二）保障協商民主的平等。提高協商民主的協商能力。

我們不僅要保證民主黨派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還要保證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在協商中的平等地位，這樣才能保證政黨間、利益群體間協商民主功能的有效發揮。協商民主的落實最終由其參與者：中共黨員、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各民主黨派成員來進行，因此，他們必須具備集體理性與責任性，掌握協商方法，具備良好的協商能力。我們要積極引導參與協商的各方面加強與其所代表群體的溝通，努力收集和反映他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協商中對公共決策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要努力培養他們理性分析問題的能力，樹立大局觀念，理性地表達訴求，負責任地提出建議。既要反映本界別群眾的意見，也要尊重關切其他界別的愿望；既要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也要認真傾聽了解黨委、政府部門的意見，加強互動交流，促進彼此溝通理解。

（三）深入拓展協商民主的各種形式，提高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廣度和深度。

首先、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協是我國最早協商民主組織，現在已經建立了全國、省級、副省級、地級、縣級政協的五級組織體系，應該在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我們要積極發揮人民政協的優勢和特點，廣泛吸收各民族、各黨派、各團體、各階層、各界別人士通過政協組織參與政事，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主要通過全體會議、常委會議等形式。還有定期不定期舉辦專題報告會、讀書會、情況通報會，邀請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通報有關情況，有針對性地到有關單位上門走訪、咨詢問政，有計劃、有重點組織開展調研、視察和服務群眾活動，進鄉村、社區、企業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等等，除此之外，在政協中國共產黨還與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開展協商。主要通過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和開展提案等形式，從而豐富了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形式。

其次、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體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各方面的代表人士，還要進一步擴大普通群眾參與協商的范圍。可以通過完善黨的代表會議、人大會議、政協會議的旁聽制度，改進群眾大會、民主懇談會、民主評議會以及群眾來信來訪、領導接待日、人民調解等方式，并逐步發展成為制度化安排。通過這些渠道和形式使各方面特別是基層群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不同層面的渠道得到充分反映，使協商渠道更為多樣和豐富。

第三、健全互聯網協商民主的制度。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多樣性等特點與協商民主理論所倡導的公共協商精神有著天然的耦合之處。目前，中國網民以網絡論壇、網絡社區、網絡社團等為載體，將互聯網技術運用到政治參與中，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家應進一步擴大互聯網的硬件設施建設，擴大互聯網絡的覆蓋面，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保障公民利用網絡資源進行政治參與的各項權利，建立公共信息的及時客觀發布制度，建立政府和網民的對話協商制度和引導網民理性討論制度等，促進網絡協商民主的健康發展。

（三）健全協商民主制度，確保實效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國的協商民主制度還不夠完善，功能也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比如協商民主的執行完全由共產黨來主導，沒有嚴格的執行程序，沒有具體的法律保障措施；有的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前，不給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充分的準備時間即召開協商會或座談會，有的在協商前已基本形成決議，協商只是走走形式，名為協商，實質只是通報情況；有的部分黨政機關領導在提出協商的問題時，常常讓與會或座談人員統一思想認識，從講政治的大局思考問題，用一些“高調”的語言暗示大家盡量多發表贊同意見，少提反對意見等等。總之，現階段的中國協商民主制度沒有彰顯出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所以要加強協商民主的實效性和有效性。

首先、把協商民主過程制度化法律化。要按照“協商在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原則，細化協商活動的安排和準備包括明確協商應遵循的原則以及在協商過程中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政協、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各自應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承擔的職責；明確協商議題的提出和確立包括確定需要進行協商的“大政方針、重要問題、重要事務、其它問題”等的具體內容，哪些事項必須協商，由誰提請協商，在什么時間和什么范圍內協商；確定協商民主的程序包括安排協商活動的程序、通報情況和聽取意見的程序、參與協商的程序，及時整理并報送協商成果的程序，落實協商民主的成果包括意見建議處理及反饋的程序、監督和檢查落實情況的程序等，把協商民主形成規程或條例，使之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重點要建立協商議題確定機制、知情明政機制、協商反饋機制和監督落實機制。

其次、把協商作為一項基本制度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決策程序。重要立法及法律修訂、經濟發展戰略制定、社會政策出臺、重要人事任免等問題都應進入協商領域，努力做到重大問題不協商不決策，重大決策不協商不實施；針對不同問題，可以采取先調研觀察后協商的方式，或先協商然后再督促協商結果運用的方式，對于一些重要問題，可以采取二次協商、多次協商或分步協商的方式；對于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需要同民主黨派協商的重要問題、需要通報的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況等，應出臺相對明晰的標準，或允許地方按照相關程序出臺細則；下大力氣解決協商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要擴大民主黨派、社會各界和廣大公民的知情權，構建各種信息公開渠道，要向參與協商的委員提供議題材料，讓他們掌握信息、充分討論、形成決議，再逐步實施，不能滿足于召開會議、簡單通報；各級部門應在規定時間內向委員們反饋各類議案的實施情況，未能實施的應說明理由，對違反協商民主的決策效力問題、責任追究問題也應該有明確的規定。以增強協商民主的針對性和權威性。

第三、健全協商民主的評價監督體系。協商民主要健康發展、提高實效，必須在建立健全評價監督體系上下功夫。中央層面應制定一套全面系統、具有指導意義的評價監督制度。在此基礎上，各地各部門可以結合自身實際，出臺更加詳細、更加具體、更具操作性的評價監督細則，強化對議案、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的跟蹤反饋；協商意見得到處理和反饋以后，積極開展事后協商，在督促落實中體現民主監督，進一步提升協商民主的實效性。

目前，協商民主已經廣泛滲透到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而且在不斷豐富和發展，那么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重大意義。

有助于改進黨的領導和推進決策民主化。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必須與時俱進地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協商民主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社會組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推動公民個體、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對話和交往，擴大并促進公共利益，不僅有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而且公民通過一定的組織和程序，通過各自所聯系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協商民主，能夠充分發揮社會主體各自的角色，有效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資源，能夠充分表達意愿，釋放公民的政治訴求，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升政治意識、增強參與能力，有利于使決策更加科學、民主、有效。

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促進社會和諧。協商民主可以架起政府與公民之間信息溝通的橋梁，構建一個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進行有效對話的制度平臺。對政府而言，協商民主的運用可以幫助其了解公民和社會組織提供的信息，摸清公民對公共事務關心的熱點，吸納制定政策有效的方案與意見。對公民而言，協商民主的運用可以幫助其反映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為政府解決處理公共事務提供選擇的方案，擴大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知情度，增加廣大人民群眾在決策中的發言權，提高其參與熱情和民主意識。以“對話、協商”為特征的協商民主的治理模式，在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各方、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必將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有助于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有助于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勢。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不僅能夠有力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而且對人類的政治文明也是一大貢獻。

第四篇：完善工資協商制度,促進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2011年工運理論調研論文

精衡傳動設備有限公司

完善工資協商制度，促進職工收入正常增長機制

精衡傳動設備有限公司

毛晨

胡錦濤主席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也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特別是現階段，不斷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對于提升城鄉居民的消費層次，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銷售利潤逐年增長，職工平均工資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加強對企業工資分配的宏觀調控，促進企業普通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一、一線職工收入現狀

一個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職工的無私奉獻，特別是長期在生產第一線從事生產的一線職工，他們工作條件差，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艱苦；在當前勞動力市場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其工資比高收入者差距很大，并且不論是青年職工還是中年職工均承載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為了深入了解到企業一線職工收入分配的狀況，在公司工人、技術、質量、后勤等崗位，對職工就收入分配現狀進行了調研。這次調查的樣本為：從崗位看，從事直接生產的一線職工占75%，輔助工占25%；從年齡看，50年代出生的占15%，60年代的占25%，70年代的占45%，80年代的占25%；從個人月收入看，1000元以下的占5%，1000-1500元的占15%，1500-2000元的占25%，2000-2500元的占35%，2500-3000元的占10%，3000-4000元的占5%。需要說明的是，調查基本反映了我公司一線職工的收入分配現狀。目前各個崗位職工工資水平均有增長，工資支付基本得到保障。勞動關系總體狀況良好，并呈以下幾個特點：

（1）企業職工工資逐年有所增長。2009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公司經濟出現了增速放緩的現象，特別是冶金行業和風電行業受國內外市場的影響，經濟效益有所下降，職工收入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即使如此，職工工資每年仍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反映出工資增長與企業的發展較為契合。

（2）在扣除五險一金后，大多數職工月工資水平都高于或與四川省最低工資標準即850元持平，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基本得到落實。

（3）工資增長共決機制正在形成。隨著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力度的加大，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正在形成。工資增長可由企業和職工協商決定，分配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職工都主動了解過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積極參與到企業的工資集體協商過程。

（4）職工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認識到工資增減與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是相關的。工會在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起到了宣傳和引導作用。這表明，工資增長的共決機制正在逐步形成。

（5）企業社會保障體系逐步趨于完善。伴隨著分配體制的改革以及企業的法規意識逐漸增強，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企業每年都為職工辦理了“五險一金”，還購買了職工企業年金。同時成立了互助基金會，幫助困難職工解決看病難的問題。在職工大病救助、互助等出人出力，為職工募捐，籌得的款項解了職工的燃眉之急。

（6）人力資源開發受到普遍重視。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企業更加注重人才培養。一線職工都參加過企業組織的崗前、崗位培訓，還有一部分職工參加過社會其他部門組織的培訓，并取得相應的技術等級證書，其中，有的職工被企業聘為初級技工、中級技工、高級技工、技師、高級技師，工資待遇也隨之得到提高。并且有突出貢獻的還能享受總經理津貼。二、一線職工收入分配中的主要問題

盡管公司一線職工工資逐年有所增加，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在企業初次分配中，體現出職工勞動報酬與企業管理層收入相比普遍較低。具體表現為：

一是如果扣除加班加點的收入后，一線職工實際8小時工作內與非加班工作人員所得相比偏低，加班工資基本占工資總額的60%，而非加班人員（即普通管理者）正常工資占工資總額的80%。一線職工工資結構多是以勞動工時為主，且勞動定額標準的確定多由企業自定。在此背景下，企業從利潤最大化出發，定額標準往往較高。盡管多數職工回答能夠完成勞動定額，只有少數職工回答基本不能完成、或完全不能完成，但在回答8 小時內能夠完成勞動定額的職工中，亦有相當多的職工不得不靠加班加點，才能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因為工時總數超過定額標準越多，獎金的收入就越多。因此大多數一線職工都會選擇加班工作。有1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小時，有5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4小時，有30%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4小時以上。即是說，超過半數以上的職工需要加班數個小時才能完成勞動定額。另外，不僅是低收入職工存在經常加班加點問題，就是月工資收入較高的職工加班時間也較多，說明獲取較高收入者，更多的是靠加班得到的。雖然對于加班工資的支付，企業具有比較規范的制度，但是問題較多的是加班工資基點較低，不能符合一線職工的心理期望。大多數職工希望加班工資能夠進行合理調整，并且納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內。二是與最低工資標準相比，企業職工實際所得偏低。調查發現，月工資收入扣除加班加點工資，中班（夜班）工資，以及高溫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福利待遇之后，與當地最低工資相比，略高于（50元以下）的占5%，高于（50-100元）的占35 %，大大高于（100元以上）的占60%。另外，低于1500元的職工達49.4%，幾乎占一半數量，表明企業低收入群體數量較大；進一步的調查顯示，低于1500元的職工中，扣除加班加點工資、以及其他津貼后與最低工資標準相比較，有20%的職工工資所得低于或僅僅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說明企業職工實際所得確實偏低。

三是扣除應繳納的社會保險，職工實際所得偏低。因公司運營業績不佳使工資下降，但是部分職工上工資結算較高，所以扣除該社會保險和公積金后，尤其是補扣數額較多造成實際領取的工資偏低，對生活造成影響。四是企業內部差異懸殊，經營管理層與普通職工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資本、管理要素報酬過高、勞動報酬過低。職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5%，1000-1500元的占35%，也就是說，一半職工月收入在1500 元以下，而且在低收入者中，多數是勞務派遣工，其工資水平僅為同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而中高層管理人員普遍實行年薪制，中層管理人員年薪一般在10-12萬元左右，高層管理人員年薪一般在20萬元以上。三、一線職工工資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一是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差距擴大，“強資本、弱勞動”的現象更加突出。在企業收入分配中，過多地強調資本、技術、管理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而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體現。突出表現為，企業內部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工資增長較快，而一線職工增資較慢。以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平均工資增長在30％以上，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平均工資增長在35％以上，普通職工年平均工資增長僅為10％左右。企業管理、技術人員與普通職工平均工資差距呈逐步擴大趨勢。一些企業管理層年工資收入是普通職工平均年工資收入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者不在少數。這也是“平均工資年年長、普通職工沒感覺”的原因之一。二是制定勞動定額隨意性過大。企業為了降低勞動成本，單方面決定勞動定額。將工件定額工時隨意降低或將工資考核標準一味升高，造成大多數職工在8小時內不能完成勞動定額。不同工種的工人考核標準未根據實際工作情況調整，導致一些職工工時極高，而另一些沒活加工的崗位少工時甚至沒有工時。同一工種的工人也存在明顯的差別，一些人際關系好的工人能夠分到既好加工，工時又高的工件，拉高了考核標準造成另一些工人長期不能完成考核。三是一線職工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實踐中，這種工資機制雖然對發揮職工積極性，促進企業生產經營和經濟效益提高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對崗位標準認定的科學性難以把握，導致一線職工的崗位工資起點和封頂線偏低，呈現工資固化狀態。并且一線職工工資中可變部分占比大，存在很大變數，在企業遇到市場競爭壓力時，首當其沖的是職工效益工資的下滑或停滯。如2011年受市場環境影響，不少職工盡管崗位工資沒變，但效益工資大幅縮減，由于崗位工資本來就低，扣除保險繳納額后，職工實際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也影響到職工繳納社會保險金的個人賬戶基數，進而影響職工退休金收入。四是一線職工技能素質低，影響了勞動力價格偏低。在調查的一線職工中，沒有技術職稱的占20%，初級技工占32%，中級技工占35%，高級技工占13%。人力資本積累的匱乏，造成了勞動力價格偏低。一線職工職業發展通道與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橫向發展通道相比缺失或過窄，工人向管理或技術崗位發展，幾乎不可能。一方面，企業對職工培訓投入不足，存在培訓時間少、培訓層次低，只需簡單操作就行。另一方面，盡管有些職工通過培訓或其他方式提高技能等級，但由于企業采用“一崗一薪”、“易崗易薪”制度，職工即使提高了技能或拿到相關技能等級證書，崗位不變，薪酬也不會提高，從而制約了職工參加培訓提高技能等級的積極性。

五是企業工資集體協商作用難以發揮。究其原因，主要是企業勞資地位不對等，集體協商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首先，工會代表性不強，工會在工資集體協商中難以發揮作用。目前企業工會仍然局限于組織文體活動等傳統業務上，對協調解決職工與企業矛盾尤其是提高工資作用發揮得很不夠。究其原因，首先是工會制度改革滯后，工會的代表性與獨立性缺失。工會的代表性與獨立性，要求工會不僅應該充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而且應該只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但國有企業工會都是在政府干預下組建的，工會的合法性并不完全來自于勞動者的認可與授權，而且工會又是企業的一個組成部門，這使得工會除了要考慮勞動者的利益以外，還要考慮企業的利益，以及貫徹執行政府的政策，這就削弱了工會對勞動者利益的代表性與獨立性。其次，企業管理層缺乏民主意識，不尊重職工的利益，不是在完全平等基礎上的協商，集體協商缺乏民主和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職代會，現實中由于組成職代會的職工代表大部分是企業的高中層管理者，他們不僅因為在企業有較高的地位與話語權，更因為他們對本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狀況了如指掌，因而一些對普通職工不合理的、或是對管理人員有利的調資方案自然總會輕易獲得通過。而工人因處于弱勢地位，怕掉飯碗，只想保住崗位，許多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都聽任企業說了算，不敢提出集體協商問題。即使有員工提出增加工資、改善福利等的要求，只要企業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符合市場一般水平且不違背《勞動法》及相關法律政策，員工基本都會認同，維權意識不足。再次，即使開展了協商，也是走過場，集體協商流于形式。比如，企業召開職代會，提交給職工代表大會的分配方案，基本都是企業管理方直接提出，職工只有接受企業所提出的方案的義務，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開職代會只是一種形式。而真正涉及一線職工切身利益的勞動定額與標準問題，企業很難進行協商。在確定勞動定額的過程中，企業為獲取最大利潤，利用自己對本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狀況了如指掌的機會，壓縮人工成本、壓低計件單價，控制勞動定額的確定和變動，致使企業勞動定額不能與市場經濟和現代生產技術發展相適應，不合理的勞動定額使職工的工資水平常常受到抑制、勞動力價值不能公正體現；而工會缺乏企業經營和工資方面的專業人才，無法了解詳細的經營數據，難以拿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協商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不能有效代表職工利益。

四、完善工資協商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建議

第一，以工會牽頭，主動爭取企業管理層領導的支持，建立以管理層為主導，工會、職工代表、定額編制人員參加的勞動定額標準管理體系。制定企業《工資條例》，將工資集體協商、勞動定額管理納入《工資條例》，完善有關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規定。以工資分配共決機制、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和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切入，建全工資協商制度，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納入企業經濟的發展總體規劃。明確工會在集體談判中的地位和權利，保障經民主選舉產生的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收入水平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

第二，建立體現效率與公平、具有增長性的薪酬制度或體系。企業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的起點是企業的薪酬制度，它是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的基石。因此，企業基本薪酬制度的科學性、合理性、公平性直接影響著增長機制的科學性、公平性。企業應結合實際情況和生產經營特點，制定科學合理的工資分配制度，理順各類人員的分配關系，使企業各類人員的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差距。

基本的工資制度應具備四個特點：一是薪酬結構科學合理，薪酬序列規范全面，薪酬項目和標準簡化明晰，便于管理和考核；二是能體現效率與公平，既能使在企業生產中付出更多勞動職工的薪酬增長幅度和速度跟上企業發展，又能保證普通崗位或者與企業效益關聯度不緊密職工的薪酬得到提高，體現多勞多得和成果共享；三是具有靈活機動的特點。僵化的或者缺少調整空間的薪酬制度不利于建立增長機制。這就要求設計制度時體現它的增長性、競爭性和靈活性，使薪酬制度對于經營管理、專業技術、技能操作人員都有寬幅的調整空間，合理確定固定薪酬和浮動薪酬的比例；四是能合理地運用勞動力市場價位。企業薪酬優勢能體現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高于市場價位，既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又使職工工資增長空間受到限制；低于市場價位，不能穩定骨干，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合理地運用市場價位設計薪酬制度是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的一個關鍵。

第三，建立公正完善的績效考核制度，保證薪酬增長的內部公平和個人公平。建立便捷、公正的績效考核制度，是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一項重要內容。任何薪酬制度，無論制定得多完善，要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實施，考核是一個基本保障。尤其是在績效工資（或浮動工資）占據越來越大比例的情況下，嚴考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績效考核應該能夠全面地、客觀地評價每位職工對實現企業整體目標的貢獻，能夠不斷提高職工個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績效。建立績效考核制度，要建立關鍵績效指標（KPI）考核體系，針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崗位人員設計不同的考核指標，確定不同的考核周期和考核程序，如專業技術崗位人員可按基層隊技術員、工程技術人員、技術管理人員、科技研究人員、經濟技術人員等不同的類別，分別重點考核專業知識水平、解決問題能力、研究項目的完成情況、誠信道德等指標；管理人員可按基層管理人員、機關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等不同類別，分別側重考核指令性工作、重點工作計劃完成情況、上級安排工作完成的質量和及時性、參謀決策能力、組織協調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開拓創新能力、廉潔自律等指標；操作（服務）人員根據從事崗位不同，主要考核勞動技能水平、安全生產操作規程執行情況、完成工作任務的數量和質量、勞動態度、道德操行等。

第四，加強勞動定額的制定和管理工作。勞動定額是企業獲取利潤、職工獲得工資的依據，是研究勞動關系問題的基礎。隨著勞動條件、勞動技術的不斷提高，新技術的應用及新法律法規的出臺，應對勞動定額的依據、標準、制度等不斷定期進行修訂、調整，以保持企業勞動定額的科學性、合理性、先進性。對于存在爭議的勞動定額的，企業應通過工作分析、寫實記錄、調查研究、集體協商等方式合理核定并修正本企業的定額水平，并對執行定額的職工和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使量化職工勞動的標準尺度不斷趨向公平、公正。第五，建立職工工資增長的監督機制，促進民主制度建設。由于所處地位不同，企業和企業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企業和企業經營者考慮如何降低人工成本，還要增加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而勞動者只考慮自己的勞動所得。因此，建立工資增長機制，必須暢通信息溝通渠道，體現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既給職工一定的話語權，更要給他們充分的知情權。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無論是整體增長工資還是部分群體提高薪酬，都要履行相應的民主程序，及時向職工通報企業的經營狀況、盈利能力、在市場中所處的位置、企業薪酬的水平，職工所在單位（部門）完成考核指標情況等，依法保障職工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有條件的企業要積極試行協商或者談判工資制。這樣有助于在企業職工中形成一種內在動力，保證工資增長的合法性和相對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職工對薪酬的滿意度，增強對企業的信任。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職工對薪酬的滿意度，增強對企業的信任。

第六，加大宣傳，強化措施，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營造良好氛圍。不斷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在企業內倡導科學的價值觀和薪酬觀。引導職工樹立“大薪酬”的觀念，不能只盯著工資增長，要以培訓、福利、保險等各方面的待遇認識自己在企業中的地位。同時，企業要認真貫徹執行國家、地方政府的各項政策，全面落實工資分配政策，并大力宣傳貫徹《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規定》、《企業工資支付規定》等法律法規及配套規章制度，不但提高職工的依法維權意識，還要進一步增強各級管理者知法、守法的自覺性、誠信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創造良好的氛圍。

第七，處理好企業經營者與一般職工的工資增長關系。在保證企業效益增長的前提下，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向一線生產崗位和關鍵技術崗位傾斜。優先安排生產一線崗位、技能崗位、艱苦崗位和關鍵技術崗位增加工資。對勞動報酬明顯低于勞動力市場價位的崗位，在工資增長時要予以傾斜。企業要逐步理順各類人員收入分配關系，使企業各類人員的工資水平在保持合理差距的基礎上，引導職工流向生產崗位，利用工資增長機制建立起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機制。

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是一個全面系統的工程，涉及到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體制的變革，需要考慮企業效益、薪酬體系、各類用工需求、勞動力市場價位等多方面內容，必須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收入分配政策指導下，循序漸進、逐步深化，以不斷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

第五篇：2014縣政協推進協商民主工作總結

2014縣政協推進協商民主工作總結

縣政協辦公室（2015年1月）

2014年，縣政協在縣委的正確領導下，按照縣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各項要求，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的中心工作，積極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充分發揮政協組織在協商民主中的重要渠道作用，凝心聚力助發展，盡心盡力惠民生，同心協力促和諧，為全縣深化改革貢獻政協智慧和力量。

一、主要做法

一是提升認識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氛圍。縣政協按照縣委的統一部署和要求，深刻認識、準確把握我縣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努力做到懂得改革、知曉改革，自覺做改革的參與者和促進派，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團結起來，把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在深化改革上形成聚焦點，營造擁護改革、支持改革、建言改革、助推改革、促進改革的良好氛圍，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正能量。同時，從四個方面制定了《縣政協深化改革項目進度表》，進一步細化任務，落實責任，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二是資政建言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智慧。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2014年，縣政協積極探索縣級層面具有“時代特征、政協特色”的協商民主新路徑，組織開展了“民主評議五大保險、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助推社區養 老體系建設”等九項資政性調研活動，做到參政參到點子上，議政議到關鍵處；積極開展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開設委員網絡協商、網絡聽證、網絡問辦等活動，不斷拓展協商民主形式，增加協商密度，提高協商實效。同時，積極協助縣委、縣政府做好宣傳政策、釋疑解惑，協調關系、理順情緒，化解矛盾、增進共識，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等工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進消除疑慮、破除阻礙、增加助力、提供保障。一年內，形成委員提案240件、建議案7件，社情民意34期，為黨政決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建議。

固本強基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保障。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政協工作科學化水平是助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一年來，縣政協健全政協委員聯絡機構，完善聯絡委員、服務群眾制度，取得了明顯進步。機關建設取得新成效，研究出臺《縣政協委組工作考核辦法》和《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協宣傳工作的意見》。委員服務有了新進展，高質量完成《關于基層政協組織建設考察情況的報告及建議》，積極探索基層政協工委在組織聯系委員、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政協委員服務中心建設，定期開展“委員活動日”，“溫馨委員之家”活動。宣傳工作形成新格局，在報紙上中開設民主〃團結專版，做好宣傳工作。不斷加強專委會對聯系委組和界別活動組的指導，進一步做好聯系委員、服務群眾工作，充分調動委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年來，縣政協在助推全縣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時代不斷進步、縣情不斷變化，特別是對照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要求，許多工作剛剛破題，我們的工作仍有不足。比如，如何完善政協的 制度建設，使政協成果和委員意見建議更多更好地融匯到縣域經濟社會發展之中；如何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在和而不同的基礎上集聚各方力量；如何加強委員履職能力建設，讓委員在政協舞臺上盡顯才華；如何創造更多平臺，使政協工作更加活躍更為社會所了解，等等，都需要我們在新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

今年，縣政協將在縣委領導下，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推進民生幸福工程”三大任務，著眼“十三五”面臨的新課題，立足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努力搭建多維協商的新平臺，積極探索協商民主的新實踐，著力加強履職能力現代化建設，為當地實現“趕超爭先”發出政協好聲音，積聚社會正能量。

一是始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縣政協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把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和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政協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務，并與學習貫徹縣委十三屆七次全體（擴大）會議精神結合起來，與履行政協職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政協工作的新要求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加快當地跨越發展的總目標上來，不斷夯實廣大政協委員、政協參加單位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形成推動當地加快發展的強大合力。

二是深刻領會協商民主內涵。縣政協要認真落實黨中央對推進協商民主的重大部署，深刻領會“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的科學定位；深刻領會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全面闡述；深刻領會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重要論述。要積極探索縣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新路徑，推動我縣 政協協商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豐富和完善協商的制度體系、方式方法和工作網絡。

三是準確把握政協性質定位。政協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需要更多更好地搭建平臺、拓展民主形式、增加協商密度，讓委員愿講話、敢講話、講實話。縣政協要在縣委的領導下，與縣政府科學制定協商計劃；要充分運用全體會議、常委會議、主席會議、專題協商會等形式，使政協經常性、規范性協商平臺更好地發揮作用；不斷完善月度協商座談會等新的協商平臺，更加靈活經常的開展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監督協商和提案辦理協商，為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提供更多發表見解、溝通對話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