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協商民主概念確立具里程碑意義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確立具里

程碑意義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這一制度下，將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

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確認了“協商民主”概念，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被各界賦予多重積極意義的“協商民主”有什么特點？十八大報告寫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有何重大意義？

11月13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會長鄭萬通在談到協商民主制度寫入十八大報告時，直言感到十分振奮，他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必將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報告一大亮點

記者：十八大報告中專門開辟段落論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請問將協商民主制度寫入黨代會報告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鄭萬通：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這是報告中的一大亮點。確認“協商民主”概念，并在此基礎上確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最新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協商民主，是對毛澤東協商建國思想與實踐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偉大歷程中的一大創造，將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探索和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

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寫進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彰顯了中共中央順應黨心、民心，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和信心。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必將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有助于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有助于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勢。

協商民主具有許多優越性

記者：與西方民主形式相比較，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有什么優越性？

鄭萬通：同西方競爭式的民主相比，協商民主具有許多優越性。協商民主既關注決策的結果，又關注決策的過程，從而拓寬了民主的深度；協商民主既關注多數人的意見，又關注少數人的意見，從而拓寬了民主的廣度。

在當今人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中，團結與民主是兩大不可或缺的要素，穩中求進地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妥善處理團結與民主的關系。一些國家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往往致力于彰顯民主的價值和意義，忽略了民主對團結的需求，造成推進民主進程中的團結危機（族群分裂、階層分裂：日本、臺灣的民主實踐，強化了這種分裂和利益沖突）。這種競爭式民主不注重對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的構建，甚至不斷引發社會動蕩和民族分裂。

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過程中將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創造性地結合，運用協商民主，注重求同存異，促進社會和諧，在保障人民行使投票權利的同時，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協調各方面關系，維護社會團結穩定。

記者：人大與政協之間關系又該如何界定？

鄭萬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是實行這一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在體現人民民主這一點上，人大和政協是一致的。正如周恩來所說，兩會只有權力之分，沒有高低之別，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多黨派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行廣泛的人民民主，就既需要有人大，也需要有政協。沒有政協這個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國是、參政議政的重要機構，我國的人民民主就缺了一塊，就是不完整的。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是走中國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是堅持和發揚我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它不會導致而只會有利于抵制西方兩院制的影響。人大與政協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充分體現了我國廣泛的人民民主。

專題協商是實踐協商民主制度的成功探索

記者：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倡導并實施的“專題協商”，成為政協發展歷程中的成功探索，請問您如何評價專題協商在實踐協商民主制度過程中取得的成績？

鄭萬通：中共十六大以來，人民政協工作具有開創意義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總結開展政治協商工作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專題協商會這一協商民主的新形式。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在賈慶林主席的親自指導和帶領下，倡導并實施“專題協商”，十年磨一劍，形成了政協工作新的品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這是人民政協完善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一個成功探索，一個重要實踐。

專題協商以會議為主要形式，其特點是：抓戰略性問題；黨政高層領導出席；形成對話和互動的機制；提出比較成熟的意見建議。十屆全國政協以來，已先后召開11次專題協商會。總體而言，這11次專題協商會選題得當，時機適宜，籌備充分，組織周密，集探討、交流、協商、議政于一體，既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又暢所欲言、集思廣益，體現了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平等議事的協商要旨，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專題協商這種形式生動地體現了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在人民政協進行協商的精神，較好發揮了人民政協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政治體制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魅力，已經成為人民政協立足自身特點和優勢，履行職能、發揮作用的重要形式。

界別協商是完善協商民主制度的新方向

記者：您曾在今年“兩會”上建議創建“界別協商”機制，請問界別協商的具體操作形式是什么？將對協商民主制度帶來什么影響？

鄭萬通：2010年，結合中發[2006]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頒布實施五周年的總結檢查活動，引發了我在深化專題協商的基礎上建立界別協商機制、打造政協“界別協商”品牌的想法。這個想法，我在今年“兩會”期間參加中共一組討論時與委員們進行了交流，得到了一些委員的呼應和認同。

我建議創建界別協商機制，這將是政協政治協商的又一大創新，也是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一大探索。人民政協各路人才薈萃，有智力優勢；人民政協按界別組成，有組織優勢；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載體和平臺，有制度優勢。界別協商，正是人民政協智力優勢、組織優勢與制度優勢的結合點和交匯點，能夠形成新的疊加優勢，這是對政治協商實現形式的又一次豐富和拓展。通過界別協商，匯集各界別的智力資源，對一些領域當中最基本、宏觀和長遠的問題進行協商，有利于形成一些重大的決策參考意見，特別是行業性、領域性的決策參考意見，破解長期困擾我們的發揮界別優勢和開展界別活動的難題，也有利于專委會建設朝著更加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同時對政協機關建設也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一定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我也考慮過界別協商與專題協商的關系問題，我認為二者各有優勢、互有側重。專題協商可延續其高層次、寬領域、全局性的特點，界別協商則側重于界別代表性、領域深度性、行業專業性。專題協商是議題在先，求賢問政；界別協商則是聚賢在先，咨政建言。通過兩者的相互配合、相輔相成，有可能打造一個永不閉幕、全方位、多層次、有序、民主的協商平臺。

記者：我們注意到，十八大報告在闡述“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時特別提到了要深入進行界別協商。對于開展界別協商，您的具體建議是什么？

鄭萬通：全國政協“專題協商”從提出到成熟運轉前后經歷十年。“界別協商”也要有個長遠規劃，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實行“循序漸進、先易后難、注重實效”的原則。可以先從組織化程度較高、活動比較規范的界別做起，也可以從哪個界別有比較成熟的選題就先做起，不必過分強調整齊劃一和同步推進。

我設想了界別協商的啟動可以采取三種形式。一是界別內協商。各界別就事關本界別長遠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或本界別普遍性的利益訴求，進行協商議政，提出本界別意見建議。二是界別間協商。在各自表達“界別意見”基礎上進行溝通、交流和交鋒，形成界別間的共識和妥協。三是組織政協界別與黨政領導和職能部門協商。既可以應黨政要求開展單界別、多界別參與的協商，也可邀請黨政領導來政協協商。

協商議題是界別協商啟動的關鍵。先行啟動的題目不求多，甚至不必定期開展，成熟一個做一個，每一個都做出成果，就是很大的成績。協商題目要有啟示性、方向性。有的題目可出自某一領域，有的題目不一定局限于某一領域，可以更宏觀一些，比如發展完善具有我國特點的慈善事業的議題，不僅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可以搞，也可組織相關的其他界別包括醫藥衛生界、經濟界等同時搞。（據南方都市報）

第二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論斷。這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得以提出，標志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正式確立。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協商民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我國協商民主政治實踐的理論升華和偉大創造，對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協商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指協商主體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參與決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除了具備協商民主的一般含義外，還具有不同于其他協商民主的特殊規定性，也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社會各個政黨、階層、團體、群眾等，就共同關心或利益相關的問題，以適當方式進行協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決策或決定，以實現整體的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確立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又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實踐證明，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符合我國國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要求，對于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加快發展、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更需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更好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一是要建立健全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協商民主形式和渠道豐富多樣，從渠道上講，黨內民主有協商，人民代表大會有協商，政協會議有協商，基層民主也有協商；從形式上講，有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基層民主協商，等等。要建立健全體制機制，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要發揮多渠道多形式的作用，使各方面特別是基層群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得到充分反映。要推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化，使協商民主按照規定的程序、渠道、形式開展。

二是要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協具有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涵蓋了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和海內外同胞；具有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堅持求同存異，只要認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這兩面旗幟，都能夠凝聚到一起，實現最廣泛的大團結大聯合；具有黨派之間合作的真誠性，中國共產黨堅持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不存在對抗和競爭，與西方多黨制、輪流執政有本質的區別。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更好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

三是要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民主協商的要義不在于協商本身，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使決策更加民主、更加完善、更加科學，使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和愿望在決策過程和執行過程中得到更好體現和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就是要把推進民主協商與健全科學決策機制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政治協商、聽證會、論證會、評估會、民主懇談會、社區事務會等形式，把協商民主融入決策的全過程，使協商民主落到實處，增強民主協商的實效性。

第三篇：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

通化一中 滕孝花

協商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指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通過普通的公民參與就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其核心要素是協商與共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除了具備協商民主的一般含義外，還具有不同于其他協商民主的特殊規定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協商民主與選舉（票決）民主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始終要體現“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這一現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內容，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共同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和實踐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歷史發展過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當時的國情曾經提進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權”嘗試，這是協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雛形。第一屆政協的成功召開是協商的結果，標志著協商民主這種新型民主形式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宣告成立的。其后，經全國政協協商建議，召開第一屆全國人大。一屆人大召開后，政協作為黨派性協商機關繼續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利益格局的多樣化的社會，在新的時期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述確認了“協商民主”概念，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概念。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最新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是對毛澤東協商建國思想與實踐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追求民主偉大歷程中的一大創造，將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探索和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膽探索和豐碩成果，彰顯了中共中央順應黨心、民心，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決心和信心。

那么，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呢？

（一）加大協商民主的宣傳力度，增強社會各界的協商民主意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第一次在黨代會報告中出現，有必要對其內涵要義進行深入解讀、廣泛宣傳，充分認識其重要意義，要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加大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宣傳力度，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必要讓社會各界充分認識協商民主的廣泛性和適用性，把握各種類型、各個層次協商的要求，形成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工作聯動，各方面工作相互銜接，增強各界別人士在政治參與中的積極性，增強全社會民主協商的合力，讓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其他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都知道如何去實踐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同時要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協商的目的在于以平等對話、自由交流的方式從而形成廣泛的共識，營造平等、自由、公正、寬松的良好社會氛圍，才能使協商各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協商才能取得最大成效。

（二）保障協商民主的平等。提高協商民主的協商能力。

我們不僅要保證民主黨派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還要保證各階層、各利益群體在協商中的平等地位，這樣才能保證政黨間、利益群體間協商民主功能的有效發揮。協商民主的落實最終由其參與者：中共黨員、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各民主黨派成員來進行，因此，他們必須具備集體理性與責任性，掌握協商方法，具備良好的協商能力。我們要積極引導參與協商的各方面加強與其所代表群體的溝通，努力收集和反映他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協商中對公共決策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要努力培養他們理性分析問題的能力，樹立大局觀念，理性地表達訴求，負責任地提出建議。既要反映本界別群眾的意見，也要尊重關切其他界別的愿望；既要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也要認真傾聽了解黨委、政府部門的意見，加強互動交流，促進彼此溝通理解。

（三）深入拓展協商民主的各種形式，提高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廣度和深度。

首先、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協是我國最早協商民主組織，現在已經建立了全國、省級、副省級、地級、縣級政協的五級組織體系，應該在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我們要積極發揮人民政協的優勢和特點，廣泛吸收各民族、各黨派、各團體、各階層、各界別人士通過政協組織參與政事，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主要通過全體會議、常委會議等形式。還有定期不定期舉辦專題報告會、讀書會、情況通報會，邀請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通報有關情況，有針對性地到有關單位上門走訪、咨詢問政，有計劃、有重點組織開展調研、視察和服務群眾活動，進鄉村、社區、企業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等等，除此之外，在政協中國共產黨還與各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開展協商。主要通過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和開展提案等形式，從而豐富了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形式。

其次、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體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各方面的代表人士，還要進一步擴大普通群眾參與協商的范圍。可以通過完善黨的代表會議、人大會議、政協會議的旁聽制度，改進群眾大會、民主懇談會、民主評議會以及群眾來信來訪、領導接待日、人民調解等方式，并逐步發展成為制度化安排。通過這些渠道和形式使各方面特別是基層群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不同層面的渠道得到充分反映，使協商渠道更為多樣和豐富。

第三、健全互聯網協商民主的制度。互聯網的開放性、互動性、多樣性等特點與協商民主理論所倡導的公共協商精神有著天然的耦合之處。目前，中國網民以網絡論壇、網絡社區、網絡社團等為載體，將互聯網技術運用到政治參與中，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家應進一步擴大互聯網的硬件設施建設，擴大互聯網絡的覆蓋面，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保障公民利用網絡資源進行政治參與的各項權利，建立公共信息的及時客觀發布制度，建立政府和網民的對話協商制度和引導網民理性討論制度等，促進網絡協商民主的健康發展。

（三）健全協商民主制度，確保實效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國的協商民主制度還不夠完善，功能也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比如協商民主的執行完全由共產黨來主導，沒有嚴格的執行程序，沒有具體的法律保障措施；有的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前，不給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充分的準備時間即召開協商會或座談會，有的在協商前已基本形成決議，協商只是走走形式，名為協商，實質只是通報情況；有的部分黨政機關領導在提出協商的問題時，常常讓與會或座談人員統一思想認識，從講政治的大局思考問題，用一些“高調”的語言暗示大家盡量多發表贊同意見，少提反對意見等等。總之，現階段的中國協商民主制度沒有彰顯出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所以要加強協商民主的實效性和有效性。

首先、把協商民主過程制度化法律化。要按照“協商在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原則，細化協商活動的安排和準備包括明確協商應遵循的原則以及在協商過程中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政協、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各自應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承擔的職責；明確協商議題的提出和確立包括確定需要進行協商的“大政方針、重要問題、重要事務、其它問題”等的具體內容，哪些事項必須協商，由誰提請協商，在什么時間和什么范圍內協商；確定協商民主的程序包括安排協商活動的程序、通報情況和聽取意見的程序、參與協商的程序，及時整理并報送協商成果的程序，落實協商民主的成果包括意見建議處理及反饋的程序、監督和檢查落實情況的程序等，把協商民主形成規程或條例，使之制度化、規范化、法律化，重點要建立協商議題確定機制、知情明政機制、協商反饋機制和監督落實機制。

其次、把協商作為一項基本制度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決策程序。重要立法及法律修訂、經濟發展戰略制定、社會政策出臺、重要人事任免等問題都應進入協商領域，努力做到重大問題不協商不決策，重大決策不協商不實施；針對不同問題，可以采取先調研觀察后協商的方式，或先協商然后再督促協商結果運用的方式，對于一些重要問題，可以采取二次協商、多次協商或分步協商的方式；對于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需要同民主黨派協商的重要問題、需要通報的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況等，應出臺相對明晰的標準，或允許地方按照相關程序出臺細則；下大力氣解決協商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要擴大民主黨派、社會各界和廣大公民的知情權，構建各種信息公開渠道，要向參與協商的委員提供議題材料，讓他們掌握信息、充分討論、形成決議，再逐步實施，不能滿足于召開會議、簡單通報；各級部門應在規定時間內向委員們反饋各類議案的實施情況，未能實施的應說明理由，對違反協商民主的決策效力問題、責任追究問題也應該有明確的規定。以增強協商民主的針對性和權威性。

第三、健全協商民主的評價監督體系。協商民主要健康發展、提高實效，必須在建立健全評價監督體系上下功夫。中央層面應制定一套全面系統、具有指導意義的評價監督制度。在此基礎上，各地各部門可以結合自身實際，出臺更加詳細、更加具體、更具操作性的評價監督細則，強化對議案、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的跟蹤反饋；協商意見得到處理和反饋以后，積極開展事后協商，在督促落實中體現民主監督，進一步提升協商民主的實效性。

目前，協商民主已經廣泛滲透到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而且在不斷豐富和發展，那么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重大意義。

有助于改進黨的領導和推進決策民主化。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必須與時俱進地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協商民主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社會組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推動公民個體、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對話和交往，擴大并促進公共利益，不僅有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而且公民通過一定的組織和程序，通過各自所聯系的代表人物來進行協商民主，能夠充分發揮社會主體各自的角色，有效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資源，能夠充分表達意愿，釋放公民的政治訴求，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升政治意識、增強參與能力，有利于使決策更加科學、民主、有效。

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促進社會和諧。協商民主可以架起政府與公民之間信息溝通的橋梁，構建一個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進行有效對話的制度平臺。對政府而言，協商民主的運用可以幫助其了解公民和社會組織提供的信息，摸清公民對公共事務關心的熱點，吸納制定政策有效的方案與意見。對公民而言，協商民主的運用可以幫助其反映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為政府解決處理公共事務提供選擇的方案，擴大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知情度，增加廣大人民群眾在決策中的發言權，提高其參與熱情和民主意識。以“對話、協商”為特征的協商民主的治理模式，在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各方、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必將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有助于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助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有助于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勢。不斷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不僅能夠有力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而且對人類的政治文明也是一大貢獻。

第四篇：企業協商民主典型案例

企業協商民主典型案例

一、單位概況

浙江元成園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建于1999年，是一家集園林施工、景觀設計、綠地養護、苗木產銷、科技研發及信息服務于一體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公司致力于建設生態文明，重點服務于市政公共園林工程、高端休閑度假園林工程、大型生態濕地工程及高端地產景觀。通過現代企業管理，科學規范運作，集團積聚了雄厚的技術力量和良好的資信，擁有國家城市園林綠化一級資質，風景園林工程設計甲級資質，市政、古建、造林、土石方工程等多項資質。通過了ISO系列認證，連續8年被杭州企業信用評級委員會確認為“AAA”級企業，連續5年被浙江省工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單位，成為全國園林行業重點骨干企業、全國城市園林綠化50強企業。

二、協商背景

浙江元成園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職工（包括外地職工）的綜合素質普遍較高，具有較強的民主平等意識，對獲得公平的勞動就業權、社會保障權、教育發展權、參與表達權、民主監督權等，都具有較高的期待。同時，《浙江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規定，企業實行民主管理。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企業應當依據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以及廠務公開、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平等協商等制度。因此，綜合考慮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法律規定、集團公司的長遠發展、廣大職工的意愿等因素，2011年，集團公司工會向公司提議推進企業協商民主工作，召開首屆職工代表大會，暢通職工理性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有效整合職工的意見建議，促進企業專業管理與民主管理的有機結合，充分保障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公司領導、黨支部、工會等經過討論，決定召開首屆職工代表大會。

三、協商過程

在上級工會的指導幫助下，浙江元成園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有條不紊地推進首屆職工代表大會的各項工作。

1.成立籌備工作領導小組。以公司領導、黨支部書記、工會主席等為主要成員，制定職代會籌備方案和推進計劃，決定提交職工代表討論集團公司制定的《職員手冊》（試行）并實施工會換屆選舉等事宜。同時，下設材料、會務兩個工作小組，具體負責各項籌備工作。

2.廣泛宣傳并開展選舉。發布《職工代表選舉公告》，規定每個班組至少要有一名代表候選人，代表中要有一線生產人員、技術人員、管理干部、工會專兼職干部，一線生產人員的比例不得少于50%。職工代表中要有一定數量的女職工代表、青年職工代表、外地職工代表，確保職工代表組成的廣泛性。

3.審查職工代表資格。成立以工會主席為主任，公司工程事業管理中心、傳媒信息部等負責人為委員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職工代表的資格予以審查，并以公司職能部門為單位，成立職工代表團。

4.征集并處理建議、提案。成立提案審理委員會，下發提案征集表，共征集到建議11條、提案18項。建議主要針對《職員手冊》（試行），涉及細化綜合工時制度，進一步明確與細化職工的休假權，建立健全各類報銷、補貼制度，加強對職工的社會保障，完善職工的績效獎勵機制，豐富職工的業余文化體育生活等內容。為此，提案審理委員會將這些建議整理、篩選后，提交相關職能部門調查論證后，擬定《職員手冊》的修改、完善意見，報集團公司領導審核。提案主要針對公司的業務管理、職工的教育培訓等方面。工程事業管理中心、傳媒信息部、設計院等部門的職工代表從自身實際情況及業務專業出發，提出諸如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建立信息共享交流平臺；創新工程管理方式，節約工程成本；加強職工培訓，提升業務技能；解決外地職工的住房問題，提升差旅費水平并提供每月工資清單明細表；健全內部人才的激勵機制等提案。為此，提案審理委員認真審理這些提案，立案6項，涉及職工基本權益保障、職工發展權保障、公司規章制度完善等內容，提交職代會審議，其余12項作為意見、建議，提交相關部門研究落實，報公司領導審批并由工會跟蹤督辦。

5.召開首屆職工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選舉了首屆大會的執行主席，討論通過首屆職工代表大會的議程。

6.召開首屆職工代表大會的正式會議。代表們認真聽取并審議了2011年公司行政工作報告，認為報告對公司目前狀況進行了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總結，對2012年的工作任務安排，做到了目標明確，措施具體，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代表們一致表示，要以“報告”精神為動力，動員和帶領廣大職工，為實現公司的工作目標，促進公司的全面發展而努力奮斗。大會認真審議、通過了修訂版的《職員手冊》（試行）。代表們認為，修改后的《職員手冊》為廣大職工闡明了公司的“以人為本、民主管理、誠信經營”的價值觀，兼顧公司利益與職工利益，介紹了公司最基本的規章制度，在強調職工責任與義務的同時，豐富并擴大了職工享有的合法權益，是職工走向成功和職業化的方向標，也是完善公司管理制度的重要一環。大會認真審議了職工基本權益保障的提案、職工發展權保障的提案、公司規章制度完善的提案等，認為提案提出的問題、建議、措施具有針對性、可行性、操作性，要求集團公司予以研究落實。大會還進行了工會換屆選舉，民主選舉了新一屆工會委員，為集團公司的工會提供了組織保障。

四、協商成效

浙江元成園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屆職工代表大會深入貫徹落實了企業協商民主的精神，取得了成效。

1.職工代表的利益訴求獲得了滿足。修訂版《職工手冊》（試行）吸收了職工代表的合理化建議，細化了綜合工時制，進一步明確、細化了職工的休假權，進一步規范了職工外地、外省出差報銷、補貼制度，增設了職工文化體育活動室。同時，完善了職工的社保制度，開展職工社保專項清查工作，做到漏繳的補繳，應保的盡保。公司還研究擬定《公司職工獎懲辦法》，設立優秀管理者獎、優秀員工獎、特殊貢獻獎等，完善獎懲制度。

2.職工代表的提案內容得到了落實。針對職工代表的提案內容，集團公司高層十分重視，決定進一步建立健全工程管理制度、人才培養制度等，加強公司的信息網絡建設、工程管理優化建設、人才梯隊建設等，開展職工的教育培訓工作，適度提高差旅費水平，解決外地職工的住宿問題，進一步深化廠務公開，設臵職工建議箱，廣泛聽取職工的意見建議。這些舉措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增強了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激發了他們干事的熱情，也幫助集團公司進一步確立了“向科技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人才要效益、向制度要效益”的戰略目標。

五、案例啟示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加強社會組織民主機制建設，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權利。浙江元成園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形式推進企業協商民主工作，扎實穩健、亮點紛呈。

1.通過協商民主凝聚共識，塑造了企業的核心價值觀。《職工手冊》通過公司領導的倡導、制定及職工代表的討論、建言，凝聚了集團公司決策層與廣大職工代表的共識，充分尊重并保障了職工的合法權益，塑造了“民主、和諧、平等、公正、敬業、誠信”的企業核心價值觀。

2.通過協商民主集聚智慧，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集團公司開展職工代表選舉，注重基層，以一線普通職工為主體，注重職工代表組成的廣泛性，規定了一定比例的外地職工代表，使外地職工更好、更快地融入企業，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才觀。同時，利用職工代表大會充分發揮職工代表的聰明才智，積極謀劃公司的長遠規劃與戰略，幫助公司進一步確立“民主企業、智慧企業”的總體戰略，從而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通過協商民主實現“雙贏”，健全了企業的民主管理機制。通過職代會，集團公司推進企業民主管理工作，依靠職工制定、宣傳、貫徹企業的各項規章制度，提高企業經營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增強管理的透明度，促進了企業健康協調發展。通過職代會，廣大職工參與民主管理，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知識才能，增強了職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履職盡責的自覺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潛能，主動積極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企業的改革、發展、穩定貢獻智慧和力量，從而實現企業與職工的“雙贏”，健全了企業的民主管理機制。

第五篇：突出協商民主 注重協商成效

突出協商民主 注重協商成效

--襄陽市襄州區政協探求新形勢下基層政協工作新作為

鄭國元

近年來，襄陽市襄州區政協緊扣政協職能，切實探索創新，始終堅持把協商民主貫穿于政協履職的各個方面，圍繞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廣泛協商議政、實施民主監督，取得新的成效。

一、謀大局，出實招，精心組織專題協商。政協常委會議什么、怎樣議，關系到協商民主的質量和成效，對此，襄州區政協認真選題、精心組織，著力抓好專題協商。一是圍繞培植經濟發展的堅實后勁深入協商。“四大園區”是我區的重要增長極，承載著跨越發展的厚望，針對制約“四大園區”建設和發展的深層次問題，2014年一季度，我們組織了50多名政協常委、委員，集中一個多月時間，對雙溝農產品加工產業園、伙牌紡織服裝產業園、洪山頭機電加工產業園和朱莊國際物流園進行深入調研和廣泛討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完善體制機制、改善發展環境等22條意見建議，形成的《關于園區建設與發展的建議案》被區委《領導參閱》轉發，協商意見促進了區委、區政府及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助推了“四大園區”建設在宏觀經濟形勢趨緊的大環境下獲得了超出預料的新發展。二是圍繞區委重大決策的貫徹落實深度協商。2013年底，區委三屆四次全會出臺《關于創新機制、優化環境，進一步加快鎮域經濟發展的意見》 后，區政協高度關注，及時跟進。2014年6月，區政協組織了60多名政協委員，由主席會議成員帶隊，兵分三路，分別對“一主”“兩翼”“三重六特”進行了全方位的調研視察，深入分析改革利弊，研究論證實施路徑，提出了統籌協調分類強力推進，強化監管規范“兩權”運行等14條意見建議，在二季度的常委會議上與區委專題協商。視察報告得到了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評價，區委隨后召開了鎮域經濟發展專題推進會，圍繞鎮域經濟發展的7大支持政策相繼出臺，集鎮建設管理基金和鎮域經濟發展專項資金落實到位，考評激勵機制初步建立，釋放和激發了鎮域經濟發展活力，“一主兩翼三重六特”正在發生積極變化。三是圍繞涉及群眾利益的民生工程深切協商。為了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2014年初，區政府向全區人民鄭重承諾承辦的“十件實事”，涉及醫療、教育、交通路網、飲水安全等工程。在前三個季度即將過去的時間節點，十件實事的進度如何、質量怎樣，人民群眾十分關注。為此，襄州區政協把十件實事細化分解為22個具體項目，組成6個調研視察小組，逐一深入建設現場，了解情況、分析問題、研究對策、提出建議，在三季度的常委會議上與區政府專題協商。區政府針對我們提出的宣傳不夠、主體不明、投入不足等問題，責成政府督查室、治庸辦、電子政務中心和廣播電視臺組成兩個督查小組，加大督辦和推進力度，22項任務除兩項因體制變化因素外，其他20項都能如期完成。

二、建平臺，求實效，創新推進監督協商。一是創新提 2 案辦理機制，推進協商民主。一年來，共收到提案260件，立案163件。2014年的提案辦理創新舉措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領辦包案上層次。重點提案由上年的8件增加到20件。重點提案的辦理方式，由過去的主席會議成員包案，擴大到區委書記、區長，區委常委、副區長，政協主席、副主席共同包案。其次是督辦機制重聯動。由過去單純依靠政協一家督辦，強化為區委督查室、政府法制辦、政協提案委三家聯合督辦。再次是辦理過程全公開。由過去的“文來文往”改進為“三見面”“三協商”。通過創新機制、改進方法，全年提案辦理的見面率、辦結率都達到100%，滿意率達98%。提升了辦理效果，體現了協商價值。二是組建民主監督團，推進協商民主。2014年，襄州區政協學習借鑒浙江仙居縣的經驗，挑選了25名政協委員，組建民主監督團，圍繞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群眾反映的難點問題，開展專項監督。8月份，召開了“城區物業管理民主監督專題協商會”，促進了小區居民與房管、物價等管理部門交流溝通、現場解決了一些久拖未決的問題，進而還把小區物業管理提升到小區社會管理的綜合層面。初步嘗試證明，組建民主監督團，聚集了監督資源，匯集了多方智慧，提升了監督效果，省政協網站、《襄陽日報》以“民主監督團為民辦實事”為題進行了專題報道。三是堅持常規視察和特約監督相結合，推進協商民主。發揮政協監督政治性強、包容性強的優勢，搭建規范的協商平臺，推動協商民主的廣泛深入。2014年共組織12次常委和委員視察活動，圍繞食品藥品監管、《人防法》 3 貫徹落實、糧食儲備、圖書管理等問題進行視察，與被視察單位當面交換意見，推動部門工作。同時，先后選派100多名政協委員擔任了特約監督員、政風行風督查員、作風建設監督員，對推進黨委政府科學決策和相關部門改進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講分寸，重時機，靈活開展多層協商。在會議協商、提案協商的基礎上，襄州區政協不斷拓展協商方式，注重廣泛性，增強實效性。一是對部門重點工作開展對口協商。一年來，各專門委員會圍繞全民健身活動、城鄉低保工作、農業氣象服務、畜牧重點項目建設、加強傳統文化保護、義務教育高位均衡等議題，開展對口協商10多次，形成各類調研考察報告36篇、社情民意信息20篇、建議案5篇。一批調研報告、建議案和社情民意得到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的簽批。二是對政協重要工作實行書面協商。協商議題的選取、調研視察的建議、常委會協商的意見，都與區委、區政府進行書面協商。2014年全會的協商議題，從各政協聯絡處、各民主黨派及各專門委員會征集了53個選題，經主席會議討論，篩選出10個選題，與區委、區政府書面協商后，最終確定了6個課題。形成的調研視察報告，在2014年12月下旬召開的政協全會上進行了大會建言。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在大會上充分肯定了6大課題建議的價值，并明確強調區委區政府及政府相關部門要抓好意見建議的轉化與落實。三是對事關全區發展穩定的緊要事項進行高層協商。在解決招商引資的核心要素、排解項目建設的重大障礙、消除影響穩定 的苗頭問題上，政協主席及時地、適時地與區委書記、區長直接進行協商，建立了高層對接溝通機制。

四、暢渠道，提質量，廣泛開展民意協商。2014年以來，圍繞民意協商，全面加強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取得了地市以上采用數量多、省市領導簽批多、解決實際問題多的好成績。一是強化力量，挖掘潛力。在發揮政協機關傳統渠道作用的基礎上，著重調動了政協聯絡處、委員活動組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廣辟民意資源，拓寬信息渠道，為開展民意協商提供了寬厚基礎。一年來，共征集信息線索300多條，既有對國家立法、香港普選、反恐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的看法，也有截斷“地溝油”、規范紙巾市場、完善交通標志牌、調整公交車票價、銀行卡免費換芯等諸多生活問題的呼吁。全年編發《襄州政協信息》《社情民意》《政協委員建言》98篇，比上年增加43篇。二是注重質量，提升層次。通過信息筆會集體點評、邀請專家專題輔導、骨干信息員集中研討等方式，打造了一批質量高、針對性強的社情民意精品。2014年市委辦《襄陽信息》第一期刊發的《進一步擴權強鎮，促進鎮域經濟快速發展》《加快推進城鄉養老服務工作的建議》全是襄州區政協編報的社情民意信息。《關于加快我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立法工作的建議》上報后，得到省領導簽批，專報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李春明同志，省人大已初步安排列入湖北省2015年立法計劃。2014年區政協上報的98篇信息被省市采用95篇次（含多次采用），比上年增加18篇；領導簽批19篇，比上年增加7篇。三是領導帶頭，萃取民意。區政協主席會議成員在專題視察、提案督辦、調研座談工作中，注重捕捉民意線索，匯集升華民情民意，提升民意協商價值。2014年，各位主席會議成員撰寫的社情民意信息均在市級以上采用或被領導簽批。通過社情民意協商通道，反映了一些諸如唐河跨省大橋、羅崗溢洪道繞庫區公路及太山廟大型泵站機電配套等重大而長期困擾群眾生產生活的歷史遺留問題，引起了省市領導的高度重視，都得到了相應的安排和較好的解決。

（作者： 襄陽市襄州區政協主席）聯系：楊起平（區政協副秘書長）電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