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白銀資本》、《大分流》看東亞發展理論的新思維

從《白銀資本》、《大分流》看東亞發展理論的新思維

摘要：先后獲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的《白銀資本》與《大分流》，都認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歐洲并沒有什么明顯的社會經濟文化優勢，亞洲或東亞（尤其是中國）超越或者至少不亞于歐洲的各個主要方面。二書的作者弗蘭克與彭慕蘭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彌漫的“歐洲中

心史觀”都進行了解構。他們不贊成以“歐洲”或“現代民族國家”為歷史的分析單位，弗蘭克主張以“世界體系”為分析單位，彭慕蘭主張以“核心區域”為分析單位。他們并不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認作為歷史事實的“歐洲崛起”，他們否認的是只看到“現代性”在時間上的斷裂性與空間上的地域性，而認為“現代性”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聯系性。他們反對“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但也并不主張“亞洲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強調對“現代性”探索的全球視野和整體史觀。雙方對“現代性”和“歐洲中心論”雖然猛烈地開火，但其解構并沒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論上的極端化、簡單化和史料上的偏狹性、曖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嚴重缺陷。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審視，二著實際上是從“一元現代性”到“多元現代性”的經濟視野的探索和理論突破。

關鍵詞：現代性；連續性；聯系性；《白銀資本》；《大分流》

一、《白銀資本》的發展理論體系考察

安德列·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銀資本》獲1999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頭獎。

第一，《白銀資本》的全球發展理論

弗蘭克自承：“我在寫作本書時，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證明，早先就有一個不斷發展的世界經濟，然后歐洲人才能在這里面大顯身手和頤指氣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兩個推論。第一個推論是，直到1800年前后，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以及東南亞和西亞比歐洲更活躍，前三個國家和地區比歐洲對這個世界經濟的作用更重要。第二個推論是，那種宣稱‘歷史學家已經知道歐洲是以自己為中心而組建一個世界’的說法是完全反事實和反歷史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歐洲是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買了一張搭乘亞洲列車的車票。但是，不論對于歷史還是對于基于歷史理解的社會理論，這個歷史事實還有更深遠的意義。”世界體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體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從航海大發現到工業革命，處在這個世界體系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特別是中國。歐洲和亞洲存在著商品和貴金屬的反方向運動：歐洲從亞洲進口大量商品，卻不能出口同等數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銀結算貿易的逆差；18世紀，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產的白銀，有一半流向了中國。歐洲利用征服美洲獲得的貴金屬，取得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并最終成為新的經濟中心。長期流行著一種看法：西方對東方的征服，是先進的工業文明戰勝了落后的農業文明。弗蘭克認為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因為中國和印度的衰落發生在前，西方的興起出現在后。在他看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在西方的興衰一個以500年為時段的長周期，當東方收縮到最低點時，正是西方擴張階段的最高點。強勝弱敗是一時的，并沒有內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紀之交的現在，人們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與東方的強盛正以另一個周期的方式出現。

第二，《白銀資本》的東亞發展理論

弗蘭克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具有世界規模的勞動分工和多邊貿易的單一全球經濟就己經存在了。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處于經濟權力的中心，而西歐和后來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這一中心?，F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將結束，以前的亞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蘭克分析的觀察點是消費品、白銀和黃金。當時，金銀起到雙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貨幣。弗蘭克指出，中國和印度是全球貿易的中心，多數美洲白銀途經歐洲和菲律賓流向中國，這樣才使得歐洲的初始擴張成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增長比西歐快得多，亞洲人也要長壽得多。亞洲有很高的生產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爭力。亞洲內部貿易比任何歐洲商業活動都大得多。歐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銀才能擠進繁榮的亞洲貿易體系。歐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間人的作用。弗蘭克解釋了為什么歐洲贏得了勝利。19世紀時亞洲經濟長時期擴張最終走到盡頭，這主要是內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長，生產和貿易開始衰退；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對資源施加了壓力，約束了底層的有效需求，亞洲廉價勞動力大量增加。歐洲和美洲利用這一形勢進行工業化，成為全球主要的生產者和貿易者。

第三，《白銀資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蘭克在撰寫《白銀資本》的時候，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既十分宏大，又極其有限”的任務："向眾多被公認為‘經典的’和‘現代的’社會理

第二篇：從拉美和東亞的發展模式看政治與經濟的關系

從拉美和東亞的發展模式看政治與經濟的關

系

江時學

【作者簡介】江時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北京 郵編：100007）

【內容提要】 本文力圖從分析“官僚威權主義”理論入手，簡要闡述拉美和東亞地區的“官僚威權主義”在其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探討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本文的結論是：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不是一個惟一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核心，一是如何確立政府的權威性，二是如何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娟P 鍵 詞】政治與經濟/拉美和東亞/“官僚威權主義”

在比較拉美和東亞的發展模式時，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一些拉美和東亞國家（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軍政權或文人政府的高壓政治下取得的。如何認識這一現象？如何評價曾在拉美和東亞發展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官僚威權主義”政權？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及其核心是什么？筆者將就此問題略陳管見。

何謂“官僚威權主義”

在拉美歷史上，尤其在19世紀初的獨立戰爭后，名謂“考迪羅”的軍人獨裁在拉美司空見慣。20世紀60年代，軍人當政再次風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學家奧唐奈發現，60年代上臺的拉美軍人與歷史上的“考迪羅”大不相同：(1)歷史上的“考迪羅”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個人至上的行為，而新的軍人政權則是由整個軍人體系控制。(2)“考迪羅”大權獨攬，盡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經濟，但新的軍人政權在經濟管理上則大力依靠技術專家，以彌補軍人在這方面的經驗的欠缺。因此，軍政權的專業化和知識化程度較高。(3)“考迪羅”關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權欲和財產欲，新的軍政權雖然在政治上也為了提高政府決策的權威性而實行高壓統治，但它非常注重發展經濟，以增強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20世紀60年代后出現的軍政權不同于歷史上的“考迪羅”統治，奧唐奈將前者稱之為“官僚威權主義”政權。（注：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又譯“官僚權威主義”，國外學術界常簡稱之為B-A。）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對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書中，對60年代處于軍政權統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了理論和實證分析。（注：Guillermo A.O' 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3.）在奧唐奈研究的基礎上，其他學者對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論證，從而使“官僚威權主義”理論變得更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權主義”政權領導人的眼中，傳統的政治格局是導致國家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這些手中握有實權的軍人以一種敵視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認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無能、腐敗和自私，政黨政治則使整個社會進一步分化?！肮倭磐嘀髁x”政權的當權者還認為，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國內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發展壯大則是由于國家缺乏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全面發展。因此，在文人技術專家的幫助下，軍人對整個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并為自己的統治作出長期的安排。與此同時，這些有權有勢的軍人還抑制政治活動，取締民眾政治組織，以消除他們眼中的那種所謂國內政局**的根源。

可見，一般而言，“官僚威權主義”政權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將政府部門的職位交給具有技術專長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眾。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動。第四，積極謀求與國際經濟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歐美的銀行和跨國公司改善關系，以振興國民經濟，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注：T.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fourth edi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p.57.）

拉美和東亞的“官僚威權主義”政權

巴西曾經是最為典型的“官僚威權主義”國家。正如斯基德莫爾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1964～1985年期間，統治巴西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專制政權，其領導人都是四星將軍。盡管各個政權的結構和人員不同，但它都是由軍官、有一技之長的行政管理人員和老資格政治家組成的聯盟構成?！保ㄗⅲ篢.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80～181.）一方面，巴西的軍政權強調政治穩定，用高壓手段壓制民主；另一方面，軍政權把穩定經濟、控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國際收支視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并為此而啟用了一些文人擔任經濟部門的要職。例如，在布蘭科將軍當政時期，經濟學家和外交家羅伯特·坎波斯被任命為計劃部長，成為巴西政府經濟決策中的關鍵人物。他上臺后對銀行體系進行了改組，修改了勞工法，簡化了出口貿易的有關規則，并使股票市場和政府債券市場變得進一步體制化。

皮諾切特統治時期的智利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另一個具有“官僚威權主義”特點的拉美國家。1973年9月皮諾切特上臺后，“立即在智利強制推行官僚威權主義政體”。（注：T.E.斯基德莫爾等著：《現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頁。）皮諾切特解散了國會，廢除了憲法，并實施“黨禁”和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甚至還命令軍人接管大學。軍政權“在使用鎮壓手段方面從不猶豫不決，對發生勞工**和民眾抗議的任何苗頭尤其如此。”（注：T.E.斯基德莫爾等著：《現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由于智利軍政權嚴重違反人權，鎮壓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國警方應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請求，將正在英國治病的皮諾切特拘留。這一“引渡”**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決。）

然而，就在皮諾切特軍政權不斷強化專制統治的時候，一批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的技術專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經濟領域中實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們為智利經濟開出的處方是：減少國家干預，擴大對外開放。皮諾切特曾說過：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使智利“不成為一個無產者的國家，而是成為一個企業家的國家。”（注：T.E.斯基德莫爾等著：《現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頁。）

應該指出，盡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過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總的說來，在皮諾切特當政期間，智利的經濟增長是令人矚目的。智利甚至還被認為是拉美經濟改革的“先鋒”。

在東亞，韓國的樸正熙政權也具有“官僚威權主義”的特點。一般說來，樸正熙政權從70年代初起開始向“官僚威權主義”過渡。樸正熙對民眾的民主化要求進行了有力的鎮壓。尤其是在1972年推行“維新體制”后，樸正熙政府限制工會活動，禁止政黨活動，禁止罷工、罷市、罷課和游行，并加強對新聞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經濟領域，韓國的歷屆軍政權都把加速經濟增長作為其追求的首要目標。為了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和調控，樸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經濟企劃院(EconomicPlanning Board)，由副總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這個近百人的機構中，20%的成員是經濟學家，其他成員則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專家。正如樸正熙本人所言：“資本主義方式下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錢和物的巨大投資，而且還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為了實現穩定，軍事革命政府暫時中止了大學生、工會和其他社會、政治組織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在民主黨統治時期曾引起政治危機和社會不安。同時，我們組織了一個由教授和專家組成的經濟委員會，動員大量專家參加政府管理和決策。我們有意約束軍官們的主觀和草率?！保ㄗⅲ篜ark Chung-Hee: To Build A Nation, Acropolis Books, 1971, pp.102～107.轉引自尹保云：《韓國的現代化》，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

除韓國以外，其他一些東亞國家（地區）也曾經出現過軍政權。世界銀行的《東亞奇跡》一書所確定的7個發展中“奇跡”經濟體，都在其二戰后的歷史中表現出專制(authoritarian)或“半專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點。例如，泰國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開放”以前曾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軍人統治。80年代出現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發了軍事政變，盡管不久以后就還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亞的一黨制統治下，軍人政治已演變為制度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名義上是民主國家，但自獨立以來，其政治權力一直被壟斷在一個政黨（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或由一些黨派構成的聯合陣線（如馬來西亞的國民陣線）的手中。（注：Tun-jen Cheng, Stephan Haggard and David Kang:Institutions, 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UNCTAD.1996,p.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東亞國家（地區）當權者的統治方式卻被許多人貼上了“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標簽，他們奉行的民主被人們說成是“亞洲特色的民主”(Asian-Style Democracy)。

“軟威權主義”或“亞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東亞擁有自己的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因此，西方社會信奉的那種民主不適合東亞。第二，不能以犧牲整個團體(community)的利益來換取個人的所謂“自由”。第三，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比個人的權利和民主更為重要，而且民主必須為維系整個社會的秩序和改善經濟福利服務。第四，民主必須以政治家之間達成的共識為基礎。這一共識就是建立一個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和鞏固政治穩定。第五，盡管“軟威權主義”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樣認為，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經濟發展。（注：關于“軟威權主義”或“亞洲特色的民主”的含義，見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政治與經濟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是其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總體變化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亦即政治領域的變化會影響經濟領域的變化，反之亦然?！肮倭磐嘀髁x”和“軟威權主義”可以被看做是威權主義的不同形式。威權主義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它從不放棄民主，但想方設法地限制民主的發展。（注：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第91頁。）

無論是“官僚威權主義”還是“軟威權主義”，都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于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如何反作用于經濟發展？

對于這些問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進步的國家，才能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注：國外學術界在探討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時也使用“政治體制”(political regimes)這一概念。這里所說的“體制”(regimes)主要是指政治家用來獲取和控制國家權力的“方法”(methods)。(見J.Benson Durham:“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9,p.81.）換言之，政治上實行專制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的，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聲望，因而不利于保護私人財產，也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例如，格迪斯認為，由于民主政權能更好地贏得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權同樣能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也能加快經濟發展。亨廷頓認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是阻礙民主的障礙。（注：轉引自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而利普塞特則從另一角度指出，“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機會就愈多。”（注：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與上述論點不同的是，也有人認為，威權主義政權有利于經濟發展。例如，薩克斯指出，與民主政權相比，威權主義政權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更為成功，因為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去選民的支持，盡管有些選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極影響的打擊，如失業和收入水平降低。（注：Jeffrey D.Sachs: 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9.）庫爾斯認為，威權主義領導人在推行各種政策時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不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掣肘”。政治上專制的政府能壓制工會活動和降低工資水平，甚至還能控制消費者的需求，因而能促進投資和推動經濟的增長，盡管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與此相反，民主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在位的時間，常常千方百計地滿足選民提出的各種要求，其中包括經濟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開支和擴大消費，等等。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積累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就難以成為現實。

庫爾斯還從更深的層面上分析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生產簡單的非耐用消費品；(2)生產資本貨；(3)生產耐用消費品。在第一階段，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議會制，第二階段則出現了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十分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注：J.Kurth:“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David Collier: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這似乎說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軌跡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階段性的反復。然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來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注：陳曉律：《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及其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載《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5期，第81頁。）阿爾蒙德則認為，政治經濟的增長、發展、現代化和進步，無論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4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這4個因素是2個P和2個W。2個P是政治變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權力(power)以及人民的參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2個W是經濟變量，即財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個變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進步？能否同時增強政府的能力和權力，同時提高人民的參政程度，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同時改善福利？阿爾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注：G.阿爾蒙德：《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載塞繆爾·亨廷頓等著：《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3頁。）

五六十年代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更為明確地指出，經濟增長與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政局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從歷史上看，除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化則基本上都是在專制政權下進行的。（注：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必須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滯不前的一段時間內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佳績，然而，同樣不容否認，許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卻從來沒有取得經濟奇跡?？梢?，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不是一個惟一的決定性因素。至少可以這樣說：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關系并非永遠存在，它僅僅適合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如政權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量，如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外部機遇，等等。不過，拉美和東亞的發展進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種發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發展模式），都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之匹配。如果這種政治制度有助于經濟發展，那么它就應該被視為是合理的。此外，政治體制（或政權形式）的有效性似乎也取決于包括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在內的特定條件和具體情況。

盡管威權主義政府確實能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定的條件下，利用手中的權力人為地創造出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穩定，但是這種統治也會使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因此，從表面上看，社會是穩定的，但這種穩定是脆弱的。事實上，韓國在二十多年的威權主義政府統治下，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并沒有停止，有時甚至使整個社會動蕩不安?！肮庵菝癖娍範帯本褪且粋€例證。（注：姜萬吉：《韓國現代史》（中文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

此外，威權主義政治容易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變質，產生嚴重的腐敗。20世紀90年代后期曝光的韓國一些財閥企業的丑聞，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的核心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核心是：(1)如何確立政府的權威性；(2)如何維系政治穩定，為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條件。

早在1955年，劉易斯就指出：“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保ㄗⅲ篧.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516頁。）如果政府的政策調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反對而無法付諸實施時，政府采用一些強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樸永澤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韓國的決策者是無法實施那些困難的經濟政策的（如降低工資水平）。確實，如果韓國政府建立的是一個非干預的、自由的經濟體制，在這個體制中由價格決定市場的供求和由市場配置資源，那么，很難相信韓國會取得其經濟上的成功，也不會實現經濟調整。”（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4.）他還認為，韓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權”的性質(the centralized nature)。韓國政府用一種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難以行得通的方式來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和推行其政策調整。它使勞工組織軟弱無力，從而使工資處于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儲蓄和外部儲蓄（兩者均由政府決定）每年為國內投資提供了60%的資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國民經濟中幾乎2/3的投資資金。除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此外，政府還對金融部門的信貸分配實行管制。當然，從理論上說，政府決定資源的配置并非總是高效率的。但韓國政府在動員內部和外部資金并將這些資金用來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方面，卻是成功的。（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40.）

與政府權威性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認識“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發展型政府的特點是：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一種前后一致的構想，以發展為首要目標，具有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傾向，擁有足夠的相對獨立性，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或有能力調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從而達到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于有能力加快資本積累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注：James L.Dietz:“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James L.Dietz(ed.):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ronting Cri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5, p.192;M.Castells:“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Henderson and J.Applebaum(eds):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Sage Publications, 1992.）約翰遜為“發展型政府”總結的特點是：(1)經濟發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有時甚至是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2)崇尚私人財產和市場規則，但政府的決策者常常為了加快發展而制定帶有干預性的產業政策。(3)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通常有一個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部門。該部門的大多數工作人員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而且工作效率高。（注：Chalmers Johnson: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C.Deyo(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許多學者認為，許多東亞國家（地區）的政府是典型的“發展型政府”。這些政府與傳統的中央集權制政府有所不同。實踐證明，發展型政府創造了遠遠高于早期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速度，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與發展型政府類似的另一個概念是所謂“強政府”(strong state)和“軟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強政府”具有以下特點：高層領導人通常采用專制的統治手段，將工業化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經濟計劃和實施經濟政策等方面向技術專家授予較多的權力。而技術專家則有能力使私人部門和國內各地區的壓力屈從于國家的長期發展規劃，也能使政府的科層變成一個守紀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注：David Felix:“Import Substitution and Large Industrializatio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Compared”, World Development No.9,1989,p.1459.）簡而言之，能夠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呼聲中制定并實施有利于全社會長期發展計劃的政府，就是“強政府”。（注：Ted C.Lewellen: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 Bergin & Garvey, 1995,p.135.）毫無疑問，缺乏上述特點的政府則是“軟政府”。按照繆爾達爾的定義，“軟政府”既無行政管理能力，又無實施發展政策的政治意愿。（注：G.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Pantheon, 1968.）瓊斯等人認為，韓國之所以能獲得經濟“起飛”，主要是因為韓國實現了從李承晚的“軟政府”向樸正熙的“強政府”轉變的過渡。（注：Leroy Jones and Sakong I1: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自80年代起，無論在拉美還是在東亞，一些國家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討論或實施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以強化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適應經濟改革（調整）的需要。這些國家的經驗表明，正確把握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之間的先后順序是十分重要的。墨西哥前總統薩利納斯曾指出，在完成經濟自由化這個任務以前，他不會在政治上放松。他還說過，他決不會犯戈爾巴喬夫所犯的那種錯誤。（注：轉引自Economist, August 26, 1995,p.19.）在與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談話時，薩利納斯明確地表示：“在一些國家，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經濟變化失敗了，盼望已久的民主變革沒有成為現實。??這與兩種改革的不同節奏有關，但經濟是當務之急?！保ㄗⅲ篍sther Wilson Hannon:“The Politics of Mexican Free Trade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Lowell S.Gustafson: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Praeger,1994,pp.162～163.）但是，1995年8月出版的一期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則認為，“政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政治改革和體制性改革沒有伴隨著經濟改革，那么經濟改革在目前來說只能意味著微不足道，對今后來說則將永遠處于脆弱的地步。這僅僅是因為民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等等本身是好東西?！薄半m然總的說來墨西哥的痛苦過去和現在都是經濟上的痛苦，但事實上這種痛苦的根源是政治上的問題。??塞迪略的黨（即革命制度黨）統治墨西哥已經66年了。只有在它愿意不再統治墨西哥的時候，這個國家才沒有必要去用迷信的方法來求得好運氣?！保ㄗⅲ篍conomist, August 26,1995,p.12.）

毋庸置疑，薩利納斯的那種輕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足取的，而《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種只有革命制度黨交出權力才算進行政治改革的論調則更加荒謬。此外，還應該指出，就墨西哥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為經濟改革創造出適宜的政治環境，才是政府在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關系時必須要回答的首要問題。墨西哥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過度利用投機性較強的短期外國資本，但這些流動性極大的外資之所以逃離墨西哥，就是因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勢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動蕩：繼恰巴斯州農民于是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連發生兩位革命制度黨要員被害、總檢察長辭職和一位銀行家被綁架等事件。動蕩的政局與一些不良經濟因素交織在一起，終于促使大量外國資本逃離墨西哥，從而爆發了震驚全球的比索危機。

在探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時必須要回答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維系加快經濟建設所必需的政治穩定。如前所述，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位70多年，較為成功地保持了國內的政治穩定，盡管60年代末和1994年曾分別爆發過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之所以能維系國內政治穩定，主要是因為：第一，革命制度黨具有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第二，國家的權力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第三，政府能進行靈活的宏觀政治調控。（注：曾昭耀：《政治穩定與現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歷史考察》，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通過比較拉美和東亞發展模式中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還可以發現以下兩個重要的現象：第一，在一些拉美和東亞國家，軍隊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败婈牭淖饔貌恢皇窍抻谟脧娭剖侄巫屓嗣窠邮芡鈦矶亲约旱默F代化生產和生活方式。軍隊很可能在全面的集中制、尤其是協調和控制問題上成為極為關鍵的力量?！保ㄗⅲ蝴溊病ち芯S：《現代化的后來者與幸存者》（中文版），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轉引自陳明明：《“軍事化社會”：軍事管理方式的內在矛盾》，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頁。）“軍隊的效率、劃

一、機動性、組織性、紀律性和現代性使它成為發展中國家最有可能進行社會整合和構建一體化政治體系的力量?！保ㄗⅲ宏惷髅鳎骸丁败娛禄鐣保很娛鹿芾矸绞降膬仍诿堋?，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頁。）此外，軍隊還能以國家利益的捍衛者自居，以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經濟為理由，在國家的政治舞臺上和經濟舞臺上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長期存在著一黨統治的局面，而這種局面是這些國家維系政治穩定的基本條件。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自1929年起連續執政迄今，已在位70多年，成為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注：革命制度黨的前身是成立于1929年的國民革命黨。1946年1月國民革命黨再次改組，易名為革命制度.黨）誠然，正如雅凱特所言，一黨制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兩國都是“十分有用”的。如在80年代的墨西哥，為了減輕經濟改革的代價，革命制度黨在工會組織的支持下，實施了針對窮人的扶貧計劃(PRONASOL)，并與私人部門一起，達成了對付經濟困難的“團結協定”。在印度尼西亞，盡管蘇哈托沒有面臨著民眾的強烈反抗，但他仍然利用一黨制來維系和調整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的關系。

轉自：《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000年11期第51～56頁

第三篇：從奧運會開幕式談舞美設計新思維的發展（推薦）

從奧運會開幕式談舞美設計新思維的發展

【摘要】藝術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才能不斷發展和繁榮，舞美設計也不例外。第29屆北京奧運會在中國的舉行是我國全國人民共同的努力，投入的不僅僅是巨大的物力和財力，更多的是眾多舞臺藝術工作者和舞美設計師們的智慧結晶。本文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舞美設計的經驗、特點和成功之處出發，探討新時期舞美設計新思維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奧運會；舞美；思維；發展

【中圖分類號】J7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346（2009）01-0048-02

一、引言

顧名思義，舞美是舞臺美術的簡稱，是當代舞臺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舞臺藝術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舞美設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各種舞臺藝術形式的高度綜合，既包括了布景、服裝、化妝、音效、音響、燈光等各要素，又融合了繪畫、雕塑、工藝美術、攝影、高科技等各種藝術與非藝術的元素為一體。歷屆奧運會開幕式的舞美設計則是極富歷史意義和創意的經典之作，體現了世界各國人民精心完美的舞美藝術設計。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撼人心魄的擊缶倒數、凝聚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四大發明、氣魄恢宏的太極表演、聲光影結合的星光和平鴿都展示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畫卷上，其夢幻般的舞美設計帶給了人們強烈的視覺、聽覺和心靈的藝術沖擊。

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舞美思維

1、質樸的中國舞美二維美學設計

北京奧運會舞美設計充分體現了中國哲學、中國美學和中國觀念，完美展現了東方二維美學的巨大魅力。奧運會開幕式的舞美總設計陳巖坦言曾在鳥巢場內“舞臺”出現之前的地面上做某些色彩和形式的設計，但是最終發現“純粹”才是最好的舞美設計。最終，在北京奧運會上，樸素的“灰色”場地承擔了上演紙卷軸古樸淡雅的演出重任。奧運會開幕式演出的古代部分中，舞美設計充分堅持了我國傳統的黑白理念，再現了中國古代古樸、質樸的黑白水墨畫的效果，就如同一幅打開的中國山水畫畫卷，太古遺音、四大發明、漢字和戲曲，中國燦爛的文化依次神奇地展示。同時，悠揚的傳統古琴樂曲配合中國山水畫畫卷，形成了具有濃郁中華民族文化風格的二維舞美設計效果。

2、展示東方舞美的傳統和想象力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舞美設計內容實現了傳統和創新的有機統一。為了貫穿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充分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整臺奧運會開幕式的主線圍繞漢唐盛世展開。舞美設計者決定將中國文化淡雅、從容的氣質和風格被融入到圖形設計中，安排演員模擬活字印刷術的字模，上下起舞，在古人箴言的吟誦聲中，一個醒目的“和”字逐漸凸顯出來，既展現了中國悠久的古代文明，又豐富和創新了舞美的表現形式。

3、現代國際化燈光、色彩和場景設計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使用的燈光設備是舞美設計的一大特色，不管是從絕對數量還是科技含量上來看，都已經超過歷屆奧運會的燈光設備。舞美設計和創作中色彩能帶給人強烈的情感。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舞美設計者充分使用了紅色的燈光、色彩和場景布置。奧運會火炬紅色擎天巨柱，伴隨著紅色的高蹺、紅燈籠、京劇服裝等讓開幕式的氣氛達到了高潮。同時，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用“科技奧運”的理念為全世界觀眾帶來了全新的震撼，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詮釋得淋漓盡致。劉歡和莎拉?布萊曼演唱奧運主題歌時，燈光效果發揮到了極致，如詩如畫的場景讓觀眾如癡如醉。

三、舞美設計新思維的發展趨勢

1、舞美設計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發展

在多元化的21世紀，舞美設計也越來越呈現明顯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發展趨勢，逐漸形成了舞美設計交叉、交融、交匯的新趨勢。在許多大型晚會上，西方現實主義的“寫實風格”和我國傳統的“寫意風格”將充分互補，互相補充。在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如何使我們的舞美設計做到多元化和本土化完美結合，是值得舞美設計人員深思的問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人文以及風土人情。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使我們終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情趣。今后，我們的舞美設計需要從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藝術源流出發，在充分保持傳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賦予當代舞美設計“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并借鑒各國舞美設計的新思路、新元素，從而在舞美設計中找到新的藝術靈感，激發新的藝術火花。

2、舞美設計的綜合化和科技化發展

今后，我國舞美設計將會呈現風格多樣、異彩紛呈的綜合化大格局。目前文化藝術活動的多姿多彩，由于各種舞美設計手段的豐富，許多大型晚會立足于意境與氛圍的營造。藝術表現手法的變化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舞美設計正在以視覺為主的藝術向綜合藝術的轉變。無論是舞美設計、道具使用，還是在聲、光、電等手段的運用，都力爭使晚會主題的表達呈現綜合化的立體效果。由于文藝晚會的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因些舞美設計風格的綜合化發展決定了舞美設計的綜合化，舞美設計者需要適應不同的晚會風格和效果要求，設計出合適的舞美作品。同時，綜觀世界舞美設計發展趨勢，呈現出明顯的科技化發展趨勢。舞臺布景中的電腦三維動畫設計、激光布景、投影技術、影色噴涂技術等；燈光中的激光燈、頻閃燈、聲控燈等技術；道具中的新材料、化妝中的新材料以及效果中的聲、光、化、電技術的運用等都使整個舞臺美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能使觀眾在觀看演出的時候留下深刻記憶，產生豐富聯想。

3、舞美設計的人性化和時代化發展

在人性化的21世紀，我國舞美呈現人性化的“以人為本”發展趨勢。隨著和諧社會中人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于文化與藝術的追求也日益強烈，大型廣場演出和晚會等成為人們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方面，因此舞美設計需要時刻貼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習慣和文化需要。同時，一切藝術都要與時俱進，反映出時代的本質特征。舞臺美術是演員的外包裝，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如今大型舞美設計對燈光的設備和規模要求很高，已逐步從傳統燈、電腦燈發展到了數碼燈時代，令燈光有了影像功能，從而在燈光和影響的配合下，演員在舞臺上能夠依托這些燈光、布景、氣氛烘托等各種手段表現出各種情感使演員的舞臺表演也更能錦上添花。

四、結語

總而言之，21世紀我國舞美設計發展新趨勢是全方位、系列化、深層次、高水準的長期發展過程，需要舞美設計人員認真鉆研、勇于開拓、勇于創新。只有如此，才能打造出舞臺美術的新天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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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從政府工作報告看文化產業發展

從政府工作報告看文化產業發展

日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開幕，溫家寶總理在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文化產業被重點提及，其發展也備受關注。中投顧問文化行業研究員蔡靈指出，從政府工作報告看，文化產業依然是未來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且文化產業將在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及經濟硬實力的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從政府工作報告所涉及到的文化產業的具體內容看，文化產業將繼續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體制改革作為發展重點。在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方面，國家將繼續加大政府對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提高文化服務水平，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等；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國家將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場，培育骨干文化企業，創造文化品牌，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等。政府工作報告不但在宏觀上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指導，還在具體地提及了重點發展的文化行業子行業。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及體育產業等文化子產業被具體提及。從09年年末開始，文化產業相繼出臺了扶持新聞出版產業、電影產業及體育產業發展的政策，三方面的政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對這三個產業的發展已經有所側重，而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及這三個產業，可以說是對這三個產業被作為重點產業進行發展的肯定。此外，09年新聞出版產業總產值超萬億，在GDP中的占比達到近3%，電影票房收入達到62億，同比增長43%，從產業的規模和增速上看，重點發展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及體育等產業，契合實際。

蔡靈還指出，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政府工作報告做到了宏觀與重點的結合，即要求文化產業的全面發展和整體實力的提升，也要求突出重點子產業的發展，有條件、有實力的產業應充分地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步伐，并使文化產業的發展在整體上處于平衡狀態。

中投顧問發布的《2010-2015年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分析及前景預測報告》顯示，09年新聞出版產業總產值超萬億，GDP占比達到近3%，新聞出版產業對文化產業總產值在GDP中占比的進一步提高有顯著貢獻。

2010-03-09來源： 和訊網

第五篇：從經濟形勢看工行發展

從經濟形勢看工行發展

——支行“我的工行我的夢”演講發言稿

中國夢，是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過程中，總書記發表的重要講話之一，“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作為一名工行人，我的中國夢就是在為工行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努力的過程中展現自我價值。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夢想是航燈、是前進的動力，而要想實現夢想就必須探索實現夢想的方法和增長實現夢想的本領。兵家打仗講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而商家闖市場同樣需要洞悉國內外經濟形勢、外部營商環境、行業發展趨勢以及自身優劣勢。從宏觀層面上看，而今世界經濟仍將延續低速增長態勢；全球金融形勢有所好轉，但出現動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動力略顯不足，出口額因主要貿易市場購買力下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反傾銷案頻頻而有所回落；內需提振因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收入水平低、貧富差距大、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而效果不佳；投資依然大部分集中在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大、回報率低、期限長的項目之中，雖然今年中央旨在調整經濟結構，有意控制GDP增長速度，而把穩增長、控通脹放在第一位，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要達到預期目標，相信也是壓力重重。從微觀層面上看，制造業營商環境持續惡化、中小微企業融資困難、人力資源成本持續上升、轉型升級壓力重大，大量資金去實向虛，今年經理人采購指數為50.46，同期為51.23，增長速度在放緩。這說明銀行的外部經營環境并不好，同時我們也得面對改革所帶來的挑戰。7月，國務院發布金融改革國十條暨《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其中第九條，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這無疑將加大行業競爭。央行出臺“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控制總量”的信貸新政、銀監會八號文件控制理財比例、貸款利率解禁等金融新政，均在撼動銀行傳統盈利模式。經營困境擺在這里，我行提出經營轉型恰逢其時，那我們的轉型突破口在哪里？我們怎么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怎么在改革浪潮中依然能夠引領市場，不被淘汰?依我拙見，突破口就是以優質服務留住客戶、以產品營銷固化資金，實現銀行與客戶間的雙贏。所以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切實轉變本位觀念，一切從客戶角度出發，規范服務標準，優化服務流程，加強大堂管理、壓降可分流率、提高自助機具使用率；加強員工業務素質培訓，提高業務素養、壓降業務辦理差錯率，使進出我行客戶能夠得到安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務。二是，想方設法讓客戶認同我們的產品，認可我們的思想，讓客戶自愿放心地把資金交給我們去打理，做客戶的財富管家，從而增加中間業務收入。這就要求我們在日常工作中要不厭其煩地向客戶宣導我們的價值理念、營銷我們的各種產品，做好不同風險偏好、不同等級客戶的資金配置，最大化地將客戶資金通過產品固化在我行。三是，要緊盯市場需求，創新銀行產品，提供差異化服務。2013年6月17日，阿里巴巴在支付寶的基礎上推出余額寶，用戶在支付寶網站內就可以直接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獲得相對較高的收益，同時余額寶內的資金還能隨時用于網上購物、支付寶轉賬等支付功能。累計轉入資金規模66.01億元，余額寶只用了18天就將合作伙伴天弘基金的增利寶貨幣基金推上了中國用戶數最大的貨幣基金寶座。這讓銀行業震驚、倍感危機與挑戰的同時更要有所啟發，憑借我行強大的后臺研發團隊、一線營銷人員和廣大客戶群，是完全有能力制造下一個“余額寶奇跡”的。

數以幾十萬計工行人的夢想匯聚在一起形成了工行夢，數以幾十萬計的工行人為了實現夢想而努力奮斗才能實現工行夢，我的夢和工行夢不分彼此、緊密相連，我必將努力工作、好好學習，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工行的轉型跨越式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