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刑事審判工作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

蘇高法[2007]364號

關于刑事審判工作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

蘇高法[2007]364號

為貫徹落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人民檢察院第八次工作會談精神，進一步規范刑事審判工作，加強刑事審判中法、檢溝通和協調，提高刑事審判質量和效率，增強刑事審判效果，“兩院”有關部門和主管領導多次召開座談會，分析當前刑事審判工作形勢，研究、探討刑事審判中容易產生分歧的指定管轄、二審庭審規范、裁判文書送達等問題，就有關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現紀要如下：

一、關于指定管轄問題．

對于上級檢察院指定下級檢察院管轄的案件，在提起公訴前，上級檢察院應當書面商請有指定管轄權的法院指定相關法院管轄，并提供指定管轄的理由和依據。上級法院自行指定下級法院管轄案件的，應當在指定管轄前書面商請同級檢察院，并提出指定管轄的理由和依據。

二、關于檢察院閱卷后建議發回重審問題

對于上訴案件，檢察院閱卷后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發現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有新的犯罪事實或漏罪，應當及時與法院溝通，建議發回重審，法院視情況決定是否開庭審理。法院采納檢察院建議的，可以不經庭審直接決定發回重審；法院不采納檢察院建議的，應當及時與檢察院溝通。對于決定發回重審的案件，法院、檢察院應當各自與下級院做好溝通、協調工作，督促下級院做好案件發回重審后的相關工作。

省法院、省檢察院進一步加大對下級法院、檢察院的業務指導，使發回重審案件依法妥善處理。

三、關于刑事案件二審庭審規范問題

1、關于開庭時間的擬定與變更。省法院的案件承辦人在通知省檢察院閱卷時，應當確定一個月后的第十日為擬定開庭時間。若需變更擬定的開庭時間，法、檢承辦人應當分別向所在部門負責人報告，以便雙方進一步溝通、協調。

2、關于重要證人、鑒定人出庭。應當出庭的證人、鑒定人的范圍，依照省公檢法司《關于保障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對應當出庭的證人、鑒定人，檢察院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二審案件申請出庭證人名單”申請，法院以最高法院制訂的《出庭通知書》通知。

3、關于當事人身份的核對。對當事人的身份核對，均在庭審過翟中進行，不再采取庭前核對的方式。

4、關于二審上訴案件法庭調查順序。在二審上訴案件法庭調查階段，上訴人或者辯護人宣讀上訴狀或者陳述上訴理由后，按照先辯護人、后檢察員的順序，對上訴人進行發問、訊問。

5、關于舉證內容和質證方式。舉證內容的詳略根據案件的疑難復雜程度確定。對于事實清楚，檢辯雙方對案件事實、證據沒有爭議或者爭議不大的，進行概括舉證；對于事實不清，或者檢辯雙方對案件事實、證據有重大分歧的，應當詳細舉證。質證方式因案而異，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采取分別質證或者綜合質證的方式。

6、關于盡量避免重啟庭審程序。對于有重大影響或者證據存在疑問的案件，法、檢承辦人及其所在部門，應當在庭審前加強溝通，協商確定庭審重點，充分做好庭審準備，確保庭審效果，盡量避免因庭審不到位而重啟庭審程序。

7、關于二審出庭證人的證言采信。證人在一審過程中未出庭作證，一審法院采信其庭前證言，二審審理過程中，證人到庭作證并改變其庭前證言的，應當要求證人確認其證言的內容，并就其證言中出現的矛盾作出合理解釋。

8、關于二審期間的證據調查主體。庭審前，案件證據存在疑問需要調查核實或者補強的，由檢察院進行；庭審后，對案件證據需要進一步調查核實的，一般由法院進行，檢察院予以配合。

四、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結論的表述問題

為規范、統一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結論的表述，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結論，應當根據被鑒定人刑事責任能力的不同情形，分別表述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限定刑事責任能力”或者“無刑事責任能力”。該表述由省法院擬文通知省內相關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部門。

五、關于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配合和重大敏感案件的溝通問題

法院、檢察院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進一步加強配合，對定性有爭議的案件積極溝通協調。下級法院對于擬改變檢察院指控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定性，檢察院有異議的案件，應當在判決前向上級法院報告。對于重大敏感案件，法院、檢察院及時互相通報相關信息，積極穩妥處理，切實提高案件辦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下級檢察院在起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和重大敏感案件時，應當向省檢察院報告。

六、關于裁判文書的送達問題

省法院審理二審和復核案件，應當在案件審結后三日內，將二審、復核裁判文書送達省檢察院。對于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的，省法院應當在向下級法院交付死刑命令時,將核準死刑裁定書送達省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不核準死刑的，省法院應當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后三日內，將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送達省檢察院。

對于刑事審判工作中_其他需要協商、統一的若干問題。“兩院”將進一步進行深入研討，逐步加以解決。

2007年10月25日

第二篇：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法〔１９９９〕２１７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 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望認真貫徹執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了貫徹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落實１９９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 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以下簡稱“上海會議”）關于推進人民法院改革、切實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點放在基層的精神，進一步探索和開拓刑事審判為農村穩 定和農業發展服務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山 東省濟南市召開了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解 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也派代表參加會 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家琛在座談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與會同志總結交流了近年來自地法院審理農村中刑事案件的情況和經驗，分析 了當前農村治安形勢和農村中刑事案件及農民犯罪的特點，認真討論了當前審理農 村幾類主要刑事案件和農民犯罪案件應當注意的若干問題；對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 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維護農村穩定提出了明確要求，現紀要如下：

一

會議認為，農村穩定是鞏固工農聯盟的政權、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農村社會治安穩定、農業發展，是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犯罪中農民占大 多數的狀況的社會條件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政治穩定、農業穩步 發展、農村治安形勢總的是平穩的，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影響治安 穩定的不容忽視的突出問題。其主要特點表現為：

一是農村社會矛盾復雜化，有的導致群體性械斗和上訪事件，有的激化為嚴重 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組織在一些農村鄉鎮有重新抬頭之勢；三是農 村金融和市場管理秩序混亂，損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嚴重影響農村穩定和農業發 展；四是農民間因生產生活、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等內部矛盾激化為刑事犯罪的情 況比較突出。這一狀況，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長期下去，將導致黨和政府在農村依 靠的基本隊伍結構發生變化，不利用于基層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現 的“村霸”、“鄉霸”等惡勢力及封建宗族勢力橫行鄉里，有的犯罪團伙帶有明顯的黑社會組織性質，成為威脅農村治安穩定的一大禍端；六是賣淫嫖娼、販賣、吸 食毒品，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在一些農村地區發展蔓延，誘發了多種犯罪。以上問 題，在廣大農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還很突出，不僅影響農村的穩定、改革和農

業的發展，也與整個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尤其值得重視是，農村中刑事犯罪案件 和農民犯罪案件在我國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別是在殺 人、搶劫、盜竊、傷害案件中，農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連年上升。在判處 死刑的罪犯中，農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來也呈上升趨勢。

上述情況表明，農村中農民犯罪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治安穩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治安形勢的走向。解決好這一問題實際上也就找到了 我國解決犯罪問題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認真分析研究這些問題，提出具體對策意見。對于解決農村穩定、全國社會治安問題具有重大意義。

會議認為，涉及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直接關系到黨在 農村工作中的方針、政策能否得到貫徹落實。正確處理好這類案件，不僅僅是審判 工作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此，加強對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 罪案件的審判工作，維護農村和整個社會穩定，應當始終是人民法院面臨的一項重 要而緊迫的政治任務。

二

會議在認真學習《決定》和“上海會議”文件的基礎上，結合執行刑法、刑事

訴訟法的審判實踐，對審理農村中犯罪案件、農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 了研究、討論。一致認為，對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危 害農村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一定要繼續堅持從重 從快嚴厲打擊的方針。要根據當地社會治安的特點，將經常性“嚴打”和集中打擊、專項斗爭結合起來，始終保持“嚴打”的高壓態勢，有效地遏制嚴重刑事犯罪活 動蔓延的勢頭，盡一切努力維護好農村社會治安的穩定。同時，對正確適用法律，處理好農村常見多發案件，全面、正確掌握黨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見： @@

（一）關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

要準確把握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的標準。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 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因婚姻家 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 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別。對于被 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 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要注意嚴格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殺人與間接故意 殺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是不同的，在處刑上也應有所區別。間接故意 殺人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雖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為人故意的性質和內容是 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區分犯罪的性質和故意的內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處死刑的 做法是錯誤的，這在今后的工作中，應當予以糾正。對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手段 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的，才可以判處死刑。

要準確把握故意傷害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標準。參照１９９６年國家

技術監督局頒布的《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以下簡稱“工傷標準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嚴重殘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

身體器官大部缺損、器官明顯畸形、身體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礙、造成嚴重并發癥等。殘疾程序可以分為一般殘疾（十至七級）、嚴重殘疾（六至三級）、特別嚴重殘 疾（二至一級），六級以上視為“嚴重殘疾”。在有關司法解釋出臺前，可統一參 照“工傷標準”確定殘疾等級。實踐中，并不是只要達到“嚴重殘疾”就判處死刑，還要根據傷害致人“嚴重殘疾”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犯罪情節和危害后果來決 定刑罰。故意傷害致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的，才能考慮適用死刑（包括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

（二）關于盜竊案件

要重點打擊的是：盜竊農業生產資料和承包經營的山林、果林、漁塘產品等嚴 重影響和破壞農村經濟發展的犯罪；盜竊農民生活資料，嚴重影響農民生活和社會 穩定的犯罪；結伙盜竊、盜竊集團和盜、運、銷一條龍的犯罪；盜竊鐵路、油田、重點工程物資的犯罪等。

對盜竊集團的首要分子、盜竊慣犯、累犯，盜竊活動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要 依法從嚴懲處。對于盜竊牛、馬、騾、拖拉機等生產經營工具或者生產資料的，應 當依法從重處罰。對盜竊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確因生活困難而實施盜竊犯 罪，或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的，應當注意體現政策，酌情從輕處罰。其中，具備判 處管制、單處罰金或者宣告緩刑條件的，應區分不同情況盡可能適用管制、罰金或 者緩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中“ 入戶盜竊”的“戶”，是指家庭及其成員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生活場所，包括封閉的 院落、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帳蓬以及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等。集生活、經營于一體的處所，在經營時間內一般不視為“戶”。

@@

（三）關于農村惡勢力犯罪案件

修訂后的刑法將原“流氓罪”分解為若干罪名，分別規定了相應的刑罰，更有

利于打擊此類犯罪，也便于實踐中操作。對實施多種原刑法規定的“流氓”行為，構成犯罪的，應按照修訂后刑法的罪名分別定罪量刑，按數罪并罰原則處理。對于 團伙成員相對固定，以暴力、威脅手段稱霸一方，欺壓百姓，采取收取“保護費”、代人強行收債、違規強行承包等手段，公然與政府對抗的，應按照黑社會性質組 織犯罪處理；其中，又有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犯罪行為的，按數罪并罰的規定處 罰。

@@

（四）關于破壞農業生產坑農害農案件

對于起訴到法院的坑農害農案件，要及時依法處理。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時，要注意盡最大可能挽回農民群眾的損失。被告人積極賠償損失的，可以考慮適當從輕處罰。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訴的，要分別不同情況處理：受害群眾較多的，應依靠 當地黨委，并與有關政法部門協調，盡量通過公訴程序處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 訴并符合自訴案件立案規定的，應當立案并依法審理。對于生產、銷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罪所造成的損失數額標準，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前，各高級 法院可結合本地具體情況制定參照執行的標準。

@@

（五）關于村民群體械斗案件

處理此類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經審理并提出處理意見后，要征求當 地黨委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既要嚴格依法辦事，又要做好耐心細致的解釋工作，把 處理案件與根治械斗發生的原因結合起來，防止發生意外和出現新的矛盾沖突。要查清事實，分清責任，正確適用刑罰。處理的重點應是械斗的組織者、策劃 者和實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來說，械斗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應對組織、策劃的 犯罪承擔全部責任；直接實施犯罪行為的，應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負責。要注意縮 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對積極參與犯罪的從犯，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 中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適用緩刑；對被煽動、欺騙、裹挾而參與械斗，情節較輕，經教育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不按犯罪處理。

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對因參與械斗而受傷的被害人，也應指出其行為的 違法性質；對因受害造成生產、生活上困難的，要協助有關部門解決好，努力依法 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對立情緒，根除伺機再度報復的潛在隱患。

@@

（六）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

要從嚴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團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賣婦女、兒童為常業的 “人販子”。

要嚴格把握此類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于買賣至親的案件，要區別對待：以 販賣牟利為目的“收養”子女的，應以拐賣兒童罪處理；對那些迫于生活困難、受 重男輕女思想影響而出賣親生子女或收養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出賣子 女確屬情節惡劣的，可按遺棄罪處罰；對于那些確屬介紹婚姻，且被介紹的男女雙 方相互了解對方的基本情況，或者確屬介紹收養，并經被收養人父母同意的，盡管 介紹的人數較多，從中收取財物較多，也不應作犯罪處理。

三

會議在認真分析了農村中犯罪、農民犯罪的原因和特點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農 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和現狀，對處理農村中犯罪案件和農民犯罪案件應當把握的政策 界限進行了研究；對正確處理以下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

@@

（一）關于正確處理干群關系矛盾引發的刑事案件問題

開庭審理此類案件，一般要深入發案地，認真查清事實，了解案件發生真實原 因，分清雙方責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處理。

對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欺壓百姓、胡作非為，嚴重損害群眾和集體利益，構成 犯罪的，要依法嚴懲；對只是因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構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 群眾諒解后，酌情予以處理。

對抗拒基層組織正常管理，純屬打擊報復農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嚴 懲；對事出有因而構成犯罪的農民被告人，則要體現從寬政策。群體事件中，處罰 的應只是構成犯罪的極少數為首者和組織者；對于其他一般參與的群眾，要以教育 為主，不作犯罪處理。

要充分依靠當地黨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關部門對此類案件判決的意見。對當 地政府強烈要求判處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關背景。對于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不 能因為擔心被告方人多勢眾會鬧事而不判處死刑；相反，對不應當判處死刑的，也 不能因為被害方鬧事就判處死刑。要依靠黨政部門努力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在 未做好群眾思想工作的情況下，不要急于下判。

@@

（二）關于對農民被告人依法判處緩刑、管制、免予刑事處罰問題

對農民被告人適用刑罰，既要嚴格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又要充分考慮到農 民犯罪主體的特殊性。要依靠當地黨委做好相關部門的工作，依法適當多適用非監 禁刑罰。對于已經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或者法律規定有管制刑的，應 當依法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管制刑。對于罪行較輕且認罪態度好，符合宣告緩刑條 件的，應當依法適用緩刑。

要努力配合有關部門落實非監禁刑的監管措施。在監管措施落實問題上可以探 索多種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應加強與適用緩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層組織聯 系落實幫教措施；在農村應通過基層組織和被告人親屬、家屬、好友做好幫教工作 等等。

@@

（三）關于村委會和村黨支部成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集體財產犯罪的定性問題

為了保證案件的及時審理，在沒有司法解釋規定之前，對于已起訴到法院的這 類案件，原則上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

（四）關于財產刑問題

凡法律規定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均應當依法并處，被告人的執行能力不 能作為是否判處財產刑的依據。確實無法執行或不能執行的，可以依法執行終結或 者減免。對法律規定主刑有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時并處沒收財產或罰金 的，如決定判處死刑，只能并處沒收財產；判處無期徒刑的，可以并處沒收財產，也可以并處罰金；判處有期徒刑的，只能并處罰金。

對于法律規定有罰金刑的犯罪，罰金的具體數額應根據犯罪的情節確定。刑法 和司法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按規定判處；沒有規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規定的原則 和具體情況，在總結審判經驗的基礎上統一規定參照執行的數額標準。

對自由刑與罰金刑均可選擇適用的案件，如盜竊罪，在決定刑罰時，既要避免 以罰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機械執法只判處自由刑的傾向。對于可執行財產刑 且罪行又不嚴重的初犯、偶犯、從犯等，可單處罰金刑。對于應當并處罰金刑的犯 罪，如被告人能積極繳納罰金，認罪態度較好，且判處的罰金數量較大，自由刑可 適當從輕，或考慮宣告緩刑。這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因為罰金刑也是刑罰。被告人犯數罪的，應避免判處罰金刑的同時，判處沒收部分財產。對于判處沒 收全部財產，同時判處罰金刑的，應決定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再執行罰金刑。@@

（五）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應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 犯罪行為侵犯和財物被犯罪行為損毀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 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對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 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通過追繳 贓款贓物、責令退賠的途徑解決。如贓款贓物尚在的，應一律追繳；已被用掉、毀 壞或揮霍的，應責令退賠。無法退贓的，在決定刑罰時，應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 節予以考慮。

關于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在沒有司法解釋規定之前，應注意把握以下原 則：一是要充分運用現有法律規定，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補償被害人因 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物質損失應包括已造成的損失，也包括將來 必然遭受的損失。二是賠償只限于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 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三是要適當考慮被告人的賠償能力。被告人的賠償能力包 括現在的賠償能力和將來的賠償能力，對未成年被告人還應考慮到其監護人的賠償 能力，以避免數額過大的空判引起的負面效應，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量刑 的酌定情節。四是要切實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附帶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訴的，對 于沒有構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賠償責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應列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 告人。關于賠償責任的分擔：共同致害人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學校等單位內 部發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損失，在管理上有過錯責任的學校等單位有賠償責任，但不 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車輛所有人（單位）在犯罪分子無賠償能力的 情況下，承擔代為賠償或者墊付的責任。

@@

（六）關于刑事自訴案件問題

要把自訴案件的立案關。有的地方為了便于具體操作，制定了具體立案標準，也有的地方實行“立案聽證”，讓合議庭聽取有關方面的意見，審查證據材料，決 定是否立案。這些做法可以進一步總結，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廣。

要注重指導和協助雙方當事人自行取證舉證。由于廣大農民群眾法律水平尚不 高，個人取證有相當難度，一般情況下很難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據要求。如果因證據 不足而簡單、輕率地決定對自訴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發新的刑 事案件。因此，對于當事人所舉證據不充分的，在指導自訴人取證的基礎上，對于 確有困難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調查取證。

要正確適用調解。調解應查清事實、分清責任，在雙方自愿的基礎上依法進行，不能強迫調解，更不能違法調解。

要正確適用強制措施和刑罰。自訴案件經審查初步認定構成犯罪且較為嚴重的，對有可能逃避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時采取強制措施。對可能 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時到案，不致發生社會危險的被告人，不應當決定逮捕。在處刑上，對自訴案件被告人更應當注意盡量依法多適用非監 禁刑罰。

第三篇：2002年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

2002年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

2003年1月6日至8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龍灣區瑤溪山莊召開了二ＯＯ二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院刑二庭正副庭長、審判小組組長和綜合指導組成員、中院研究室副主任、審監庭副庭長、市檢察院起訴處處長、全市各縣（市、區）法院分管刑事審判的院長或副院長、各刑庭庭長、少年庭庭長、審監庭負責刑事審判的庭長或副庭長。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結2002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概況，交流審判經驗，分析研究審判實踐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和部署2003工作安排。會議中還舉行了全市“優秀刑事審判長”“優秀刑事裁判文書”獲獎人員的授獎儀式，中院副院長于偉到會并作了重要講話，現將會議有關情況紀要如下：

一、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罪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持械”聚眾斗毆中的“械”如何認定。“械”應當是具有一定殺傷力的工具，具體案件千差萬別，同一種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運用危害性也不同，所以無法進行列舉式的陳述，在處理時注意把握以下幾點：（1）槍械及管制刀具等應當認定為“械”；（2）某一團伙平時即收藏、保管為斗毆所用的工具，諸如鐵管子等也應認定為“械”；（3）為某一次斗毆就地取材的具有一定殺傷力的工具，如菜刀等可以認定為“械”；（4）為某一次斗毆而就地取材使用的生活用品，例如磚頭、扁擔、啤酒瓶等一般不認定為“械”，如果行為人使用這一工具確實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傷害后果（一般理解為造成了重傷以上后果），對行為人又無法定性為故意傷害的，可以認定為“械”。對于部分人“持械”，而部分人未“持械”參與斗毆的，各被告人只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來認定“持械”與否。這里要說明一點，如果系事先預謀后，由個別被告人負責運輸“械”，到達現場后由各被告人分別取用的，各被告人應對共同犯罪共同負責，對于未使用過“械”的可以認定為從犯。

（公號個人注釋：持械聚眾斗毆中的“械”的認定，目前沒有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但“械”應當是具有一定殺傷力，足以造成人身傷亡的工具，這種認定精神應該是不會變的。該條關于“械”的認定還是具有參照執行意義的。對于部分人“持械”的，如果事先預謀，當然共同負責，對于未事先預謀的，應結合2013年省高院《關于審理聚眾斗毆犯罪案件相關問題的紀要》理解，在斗毆時部分人員持械、部分人員未持械的，對持械者、持械者的糾集者及所在方首要分子均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二是聚眾斗毆罪中主、從犯的認定問題。本罪中原則上可以區分主、從犯，但要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聚眾斗毆中的首要分子，肯定是主犯，對于其他積極參加的人（如直接致害人等）也可以認定為主犯，但要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分不出主從犯的，可以不予區分。

三是聚眾斗毆罪的犯罪形態認定問題。雙方聚眾，約定斗毆，都有斗毆的故意，并約定地點準備斗毆，由于客觀原因斗毆并未發生，這種情況，應認定雙方已經著手實施犯罪，未發生斗毆結果，是由于雙方意志以外的客觀原因所造成的，屬聚眾斗毆未遂。此類情況，不能一概認定聚眾斗毆未遂而予追究，還要視案件具體情節而定，如果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認為不構成犯罪。

四是單方尋毆能否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有一段時期的認識混亂，今后在處理中一定要注意：構成聚眾斗毆罪，雙方不僅要有聚眾的行為，而且還必須要有斗毆的故意和行為，如果一方有斗毆的故意，另一方沒有斗毆的故意，就不能定聚眾斗毆罪；構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名定罪處罰。

（公號個人注釋；2001年省公檢法《關于辦理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聚眾斗毆是指一方或雙方糾集三人以上進行斗毆的行為。從此在全省范圍內導致了混亂，只要三人以上尋毆一個人都構成聚眾斗毆，沒有了共同故意傷害犯罪，導致了量刑不平衡。為此，省高院在2002年召開全省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時提出聚眾斗毆應該還要具有雙方斗毆的故意，但對規定不作修改，要求各中院自己把握，因此，中院2002年出臺了該條紀要。十年后2012年溫州市公檢法聯席會議不知出于何故又將2001年省公檢法的規定予以了翻版，開了歷史倒車。現2013年省高院《關于審理聚眾斗毆犯罪案件相關問題的紀要》又重新作出規定：“聚眾斗毆一般是指雙方各糾集三人以上進行斗毆的行為。雙方均只有二人以下的，不按聚眾斗毆處理。一方在三人以上，一方只有二人以下的，對三人以上一方可按聚眾斗毆處理，對二人以下一方可不以聚眾斗毆論處，構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處理。一方雖只有二人以下，但明確與對方約定斗毆的，應按聚眾斗毆處理“。2013年紀要刪除了2001年意見“一方糾集三人以上進行斗毆的行為”的表述，從規定的演變的過程來看，2013年的紀要應該理解為聚眾斗毆要有雙方各糾集人進行多人斗毆的故意，多人尋毆一人的行為不應構成聚眾斗毆，五是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與故意傷害罪的區別。行為人蔑視國家法紀或社會公德，為瑣事產生不滿毆打對方，或召集多人大規模尋毆對方的，屬于聚眾斗毆或尋釁滋事罪中的“泄憤報復”；對于確實存在糾紛前因，行為人具有明確的傷害對象和傷害故意的，應定故意傷害罪。對于被告人與被害人確有過隙，過了一年半載后，被告人碰到被害人，無事生非，挑起事端，毆打被害人致傷的，則要看被告人的犯罪動機，如果被告人出于報復動機，挑起事端，尋找借口，對被害人這一特定對象進行毆打，不管他們之間宿怨時間多長，被告人故意傷害的主觀目的明顯，對其行為應定故意傷害；如果被告人只是出于開心取樂，尋求精神刺激，填補精神空虛，逞強爭霸，顯示威風的話，則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

（公號個人注釋：尋釁滋事與故意傷害罪，在理論上看似區別很大，但實踐中卻難以區分，該條規定雖然還不是講得很透，但還是相對具體地做了些區分，有利于大家理解。）

六是如何理解2001年省公檢法三家聯合下發的《關于辦理尋釁滋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的規定。（1）這一條規定并沒有窮盡尋釁滋事“情節惡劣”或“情節嚴重”的情況。（2）對同時實施這一條規定第（2）、（3）、（4）項行為的，且分別未達到該項規定的情節，但每項行為又接近該項規定的情節，可視為“情節惡劣”或“情節嚴重”，以尋釁滋事罪論處。（3）在兩年內實施三次尋釁滋事行為的，要看具體情節，不能機械地死扣三次次數。

（公號個人注釋：該條規定也是根據2002年省里會議精神作出的規定，2012年省高院《關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節及數額標準的意見》對以前的尋釁滋事罪定罪標準作了小調整，但本條規定的精神仍沒有變化，仍可以參照執行。）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存在的問題

主要還是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問題。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只限于犯罪行為侵犯人身權利以及毀壞財物時所造成的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失和間接物質損失不在賠償的范圍之內。在上級法院新的司法解釋或精神下達之前，死亡補償費和傷殘補助費作為間接損失的一種，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不予考慮。配合這一精神，法醫室除對嚴重傷情鑒定是否達到“嚴重殘疾”外，其他情況均不再作傷殘評定。至于賠償標準問題，對一般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賠償額的計算，仍可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省公安廳交警總隊每年發布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項目參照標準》執行。具體依照公安部門99年頒布的道路交通案件賠償項目及公安部門每年制定的賠償標準來辦理。

（公號個人注釋：該條已時過境遷，失去參照執行的意義）

三、共同犯罪中存在的問題

主要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中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問題。對于同一筆虛開的犯罪事實，無論是要求他人為自己虛開的被告人，還是應人之請而為他人虛開的被告人，都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有了相互連結的客觀行為，所以從《刑法》總則的理論上來講，應當屬于共同犯罪。這一類犯罪中各被告人往往犯罪數額不盡相同，犯罪數額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可能各自的非法所得相差也較大，但各被告人作為虛開及偷稅行為的各個環節，難以區分所起的作用大還是小，所以一般情況下不宜區分主、從犯。只有針對較為特殊的個案，如果罪刑明顯不相適應，可以有意識地區分主、從犯并分別量刑。

2003年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

2004年2月25日至27日，全市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在平陽縣南雁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院刑二庭正副庭長、審判長和綜合指導組成員及各基層法院主管院長、刑庭和少年庭庭長。市檢察院公訴處鄭英鐸處長應邀與會。與會同志討論了中院刑二庭起草的《刑事簡易程序集中審操作規則》（討論稿），并就近年來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研究，最終對有關問題達成了共識。中院于偉副院長到會并作了重要講話，現將會議有關情況紀要如下：

一、自首問題

1、報案能否視為自動投案？

雖然報案和投案不同，它只是向司法機關報告案件的發生，但犯罪嫌疑人在完全可以逃跑的情況下報案，并等待司法機關的處理，應該說是基于其本人的意志主動歸案，自愿置于公安機關的控制之下，符合自動投案的特征。而且，將這種情況認定為自首對幫助司法機關迅速偵破案件有著積極意義。因此，犯罪嫌人在報案后能夠如實地陳述有關事實經過，并自愿置于公安機關控制之下的，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當然對于讓他人代為報案，本人留守現場的，同樣也可以認定為自動投案。

（公號個人注釋：本條規定在溫州當時是首創，后被司法解釋所吸收。）

2、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采取哄騙、捆綁、灌醉等方式送犯罪嫌疑人去投案，能否視為自動投案？

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親友“陪投”及“送投”亦屬于自動投案，對于“陪投”及“送投”的具體方式，并沒有明確規定。但為鼓勵親友配合司法機關及時偵破案件，在上述情況下，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應視為自首。同樣,如果親屬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點，積極協助或帶領公安人員前往抓獲，犯罪嫌疑人不拒捕，從而投案的，也認定為自動投案。

（公號個人注釋：已與司法解釋沖突失效）

3、犯罪嫌疑人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而被取保候審，在取保候審期間又犯新罪的，能否認定前罪有自首情節？

有的同志認為，自首應是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和裁判，在取保候審期間又故意犯罪，說明其沒有悔改之意，不符合自首的立法原意，對前罪不應定為自首。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主動投案后如實交待犯罪事實的，應認定為自首，雖取保候審期間又犯罪說明其尚未真正悔改，但并不影響對其前罪投案自首的認定。這種情況下認定的自首，量刑時從輕幅度可體現少些，甚至可以不體現。

4、“雙規”期間交代犯罪事實，是否屬自首？

“雙規”是紀檢監察部門根據群眾的舉報，或者發現后，責令黨員或被調查人，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如實交代自己違法亂紀問題的一種措施。一般情況下，在展開調查之前對被調查者違法犯罪的情況已經有所了解掌握，即便如此，此類案件還是可以存在自首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1）被調查者主動交代紀委掌握了解的犯罪事實以外且不屬于同種犯罪的犯罪事實；（2）被調查者僅以證人身份被調查取證時，因心虛而主動向紀委交代犯罪事實的；（3）雖紀委掌握了被調查者的一定違法事實，但被掌握的事實尚未構成犯罪，或者未能查證屬實的，被調查者主動交代了其他同種類違法事實而構成犯罪的。對這種情況應如何處理存在的爭議較大，但被調查人如不交代就不可能構成犯罪，如不認定自首，就會出現交代越多判得越重的情況，顯然不公平。經與市檢察院協商認為，對于貪污、受賄案件，可以5000元為標準，如紀委掌握5000元以下，交待情況在5000元以上的可以認定為自首。

（公號個人注釋：本條其他規定沒有問題，僅第（3）項規定與2009年公檢法聯席會議紀要第一條規定精神不符，但個人認為第（3）項規定更符合2009年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第四款規定。）

二、如何理解違法發放貸款罪的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及損失如何認定及發放貸款經過調查、審核、審批、發放等程序,是否認定單位犯罪的問題

由于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處于改革與探索之中，各項規定政策性較強，經常變動，故法律、法規規定的均較粗略，如一律以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為標準，實踐中將無法定罪。我們認為認定放貸行為的違法性除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外，還須結合金融主管機關的各項規章、各金融機構制定的具體業務規則進行判斷。但應當注意的是，藉以認定具體行為違法性的規章與業務規則必須不與法律、法規相抵觸。對于損失的認定，應遵循“救濟權利用盡原則”。對于未經單位集體決定，而以正常的方式經過調查、審核、審批、發放等程序的，不宜認定單位犯罪。

（公號個人注釋：此處的“救濟權利用盡原則“，是指計算損失時要考慮用救濟權利能否追回損失的情況，并不是指損失必須等銀行追討貸款的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認定，一般情況下損失計算在犯罪立案時，立案后追回的損失作為酌情從輕情節考慮。）

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是否同時具備“情節嚴重”、“造成嚴重損失”？

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條將“情節嚴重”及“造成嚴重損失”并列規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構罪條件，故該罪應同時具備情節嚴重”和“造成嚴重損失”。“情節嚴重”一般是指被擾亂、破壞時間長，人數多，社會影響惡劣等情形。“造成嚴重損失”不僅僅指物質損失，還包括非物質損失，如社會利益、政治利益等。

四、如何區分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

敲詐勒索與搶劫在威脅的內容，威脅的方式，取得財物的時間等存在一定的交叉關系，從而在具體個案的認定上出現了困難，尤其是在行為人使用威脅手段的情況下，二罪更容易混淆。我們認為，采用威脅手段的搶劫與敲詐勒索的區別主要看是否具有直接性、人身暴力性、當場性，即如果直接使用暴力對被害人的人身相威脅，要求當場取得財物的行為，應當認定搶劫罪，而非敲詐勒索罪。

五、強制撕毀婦女衣物示眾的行為定侮辱罪還是強制侮辱婦女罪

侮辱罪與強制侮辱婦女罪，在侵害對象均是婦女的情形下，容易發生混淆，司法實踐中處理起來確實比較困難。強制侮辱婦女罪，系從舊刑法流氓罪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罪名，該罪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是行為人出于滿足性刺激而為，其不僅侵害了他人名譽，同時也侵害了婦女的性羞恥心，而侮辱罪僅是侵害他人名譽，主觀上不具有滿足性刺激的目的。因此，行為人如果為了滿足性刺激，而實施上述行為，侮辱傷害了婦女性羞恥心的，應認定強制侮辱婦女罪，而非侮辱罪。

（公號個人注釋：根據《罪名補充規定六》，強制侮辱婦女罪已變更為強制侮辱罪）

六、遺棄罪與故意殺人罪的界限

二罪在客體、客觀行為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較容易區分。但在實踐中，行為人將毫無獨立生活能力的嬰兒或老人遺置在室外、偏遠地方、危險環境等情形時，就容易發生混淆。此時需要考察行為人的主觀狀態與心理的具體情況。遺棄罪與故意殺人罪一樣均屬故意，但是并非象故意殺人罪那樣，希望或放任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發生，僅僅是不愿意履行撫養義務。同時，遺棄罪的行為并不立即導致被害人死亡，而故意殺人罪則需要在短時間內置被害人于死地。因此必須同時考察行為人的遺置行為是否使被害人處于一個可能導致立即、直接發生死亡結果的危險狀態之中。這是一種綜合考慮，尤其必須考察行為人將被害人遺置的環境和場所。但是，在遺棄過程中也可能發生死亡的后果，由于本罪并沒有結果加重犯的規定，如果發生上述情形，能夠確定行為人對死亡結果具有過失的，可以認為屬于過失致人死亡罪和遺棄罪的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論處。

七、連續犯部分未遂是否減輕處罰的問題

對于連續犯罪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一貫的做法是不予減輕處罰，在判決書中也不能引用《刑法》第二十三條，全案仍按既遂處理，只能在法定刑范圍內酌情從輕處罰。因為如果全案按未遂處理的話，會將未遂部分的法律評價擴大到既遂部分，有重罪輕判之嫌。但在司法實踐中遇到一些未遂部分的法定刑過高，與既遂部分相差懸殊的案件，例如受賄案件中，被告人第一次收受賄賂的數額剛剛達到犯罪標準，第二次受賄10萬元未遂，如果全案按照犯罪既遂處理，罪刑明顯不相適應。因此，對于連續犯罪部分未遂的，一般情況下不影響對全案既遂的認定，仍然堅持以往的做法，但對于未遂部分的法定刑與既遂部分的法定刑相差懸殊，全案按照既遂處理明顯罪刑不相適應的，可作為特殊情況，予以減輕處罰，并在判決書中引用《刑法》第二十三條，但減輕的幅度不能過大。

（公號個人注釋：本條規定是在不承認既未遂共存的歷史背景下出臺的靈活處理辦法，部分未遂，認定全案既遂，但仍可以減輕處罰，對當時來說也是首創的，后來這種做法也被省高院采納。）

第四篇：刑事審判工作報告

關于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員：

現在，我代表縣法院向會議作關于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請予審議。

刑事審判事關公民權利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國家長治久安。近年來，我院在縣委的領導和人大的監督，在縣政府、政協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審判政策，全面推進量刑規范化工作，為構建和諧社會和保障社會穩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刑庭合議庭被評為全省法院“最佳合議庭”，刑庭相繼榮立省市法院集體二等功、三等功。

一、堅持從重從快方針，嚴厲打擊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刑事犯罪

我院牢固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積極參與平安創建活動，嚴懲嚴重暴力犯罪和“兩搶一盜”等多發性侵財犯罪。去年以來，共審結刑事案件273件，結案率達95.5%，判處犯罪分子398人，其中，依法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66人，占判處罪犯總人數的17%。如被告人楊某伙同李某自2009年4月至8月流竄瘋狂做案８起，并非法拘禁他人，我院數罪并罰，判處被告人楊某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有期徒刑十九年三個月。通過嚴懲嚴重刑事犯罪，使一批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嚴懲，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

二、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審判政策，著力調處刑事附帶-1-

民事案件

2010年２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要求在刑事審判中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組織犯罪、黑惡勢力犯罪以及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強奸、綁架拐賣婦女兒童、搶劫、重大搶奪盜竊案件等，要從嚴懲處；對情節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對未成年人犯罪，因民間糾紛引發的犯罪，過失犯罪，應從寬處理，盡量依法適用緩刑、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在刑事審判工作中，我院積極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切實加大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力度，勸導被告人及其親屬積極賠償受害人的經濟損失，緩解對立情緒。去年以來，我院從輕判處了一批過失犯罪、民間糾紛引發的犯罪以及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判處緩刑168人，占罪犯總人數的42%，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調解率達到了96.8%，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三、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在對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我院堅持以案講法，庭上通過庭審對當事人、旁聽群眾進行教育和法制宣傳，庭下對當事人和旁聽群眾提出的問題和疑問進行解答和釋明，起到了審判一案，教育一片的社會效果。尤其是對未成年犯罪案件，堅持教育、感化和挽救原則，落實“幫教”措施，寓教

于審，積極引導被告人改過自新，重新做人。如被告人李某與被害人曹某在網上聊天時因言語不和而發生打斗，被告人李某用隨身攜帶的刀子將曹某腹部扎傷，釀成了曹某死亡的后果。為了做到案結事了，不留隱患，辦案法官做了大量的法律疏導和說服教育工作，最終使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我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五年二個月。宣判后，雙方均對判決結果表示滿意，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四、鞏固量刑規范化工作成果，推進刑事審判工作改革 量刑規范化是指人民法院在對被告人量刑時，應根據其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和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確定被告人的基準刑，然后，再根據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退贓、未成年等從輕情節或累犯、前科等從重情節對基準刑按照規定的比例進行調節，最后確定宣告刑。去年初，我院作為全市法院的四個試點法院之一，開始了量刑規范化工作。去年10月1日，量刑規范化工作在全國范圍推行。近兩年來，我院認真落實上級法院關于量刑規范化的有關規定，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使量刑活動在“陽光下”進行，有效規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量刑更加客觀、平衡，得到了被告人和社會的理解和認可。去年以來，共受理適用量刑規范化范圍內的案件233件，辦結225件。通過量刑規范化工作，被告人坦白認罪、積極退賠或賠償被害人損失的明顯增多，有效提高了案件的服判息訴率。

五、加強刑事審判隊伍建設，切實提高司法能力

我院始終把強化刑事審判隊伍建設放在突出位臵，組織主管刑事的副院長、刑庭庭長、少年法庭庭長等參加了最高法院、省市法院組織的刑事審判業務培訓；為刑事審判法官購買了價值兩千余元的書籍，著力提高他們的司法能力。在辦案過程中，始終強化合議庭職責，對每一起案件，合議庭都強化責任，反復審查認證相關證據，準確適用相關法律。去年以來，所辦結的刑事案件沒有出現一件涉訴上訪案件及錯案，沒有出現一件超審限案件和超期羈押問題。去年以來，我院還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在刑事審判中的參審作用，參加陪審案件152件，陪審率達86%。

刑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一是刑事審判任務繁重和力量不足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刑事辦案法官僅有4名，人均結案數超過全市法院刑事審判人均結案數的一倍以上。二是刑事審判隊伍的思想意識、司法能力和業務素質與人民群眾的要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三是存在就案辦案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案件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針對以上問題，下一步，我們將著力抓好以下四項工作：

1、加大工作力度，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繼續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加快辦案節奏，加大打擊力度，突出打擊重點，全力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慎重處理好過失刑事犯罪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及時調處矛盾，化解糾紛，力爭做到案結事了。

2、嚴格依法審判，確保案件質量。認真貫徹執行寬嚴

相濟的刑事政策，嚴把案件的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嚴格依法定罪量刑，確保所辦案件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3、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素質。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和“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法為民”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嚴格執行最高法院規定的“五個嚴禁”，全面提高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素養。

4、自覺接受監督，不斷改進工作。堅持定期向人大匯報刑事審判工作的開展情況，邀請人大代表旁聽案件審理，主動接受人大的工作監督。自覺接受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和社會各界的監督，推動刑事審判工作向前發展。

尊敬的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員，我們將繼續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題，認真貫徹本次常委會精神，振奮精神，扎實工作，不斷提高刑事審判質量和效率，全力促進我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第五篇：刑事審判提綱

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刑事審判實務

刑事審判提綱

(刑事審判實務課程作業)

指導老師：韋波 一、開庭前的準備工作由書記員完成：（宣布法庭紀律、核查當事人身份）

書記員李超的工作任務：（在宣布開庭前，依次做好如下工作）

1、查明公訴人、當事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是否到庭。

2、擬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應安排在庭外休息，等候傳喚。

3、宣讀法庭規則。

4、請公訴人、辯護人入庭。

5、全體人員起立。請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入庭。

6、（審判人員就座后）宣布全體人員坐下。當庭向審判長報告庭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

二、開庭階段

審判長趙蕾宣布開庭: 1.京華市人民法院對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包書波被控故意傷害一案，現予公開開庭審理。由法警提押本案被告人包書波到庭。（被告人到庭后，原則上不使用械具，但為保障安全秩序，確有必要的除外），此案中介于案情，對被告人包書波不適用械具。

2.查明被告人的下列情況（多個被告人的依次進行）

（1）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職業、住址。

（2）有無受到過法律處分及有關處分的種類、時間。

（3）何時被刑事拘留、逮捕。

（4）收到人民檢察院起訴書副本的日期。

3.被害人到庭的，亦應由審判長先查明其姓名、年齡、職業、住址。（本案被害人死亡，可以針對其相關事項詢問被害人家屬）。

審判長趙蕾：被告人包書波的代理人的名字、工作單位。如果有附帶民事訴訟，還應查明附帶民事訴訟各被告人和原告人的身份及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收到民事訴狀的日期。（本案有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田秀華、劉秀，應當查明其身份）。

審判長趙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的規定，本庭依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刑事審判實務

法公開（或不公開，對于不公開的，應說明理由）審理京華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包書波故意殺人及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田秀華、劉秀訴包書波民事賠償一案。現在宣布合議庭組成人員、書記員、公訴人名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規定，本庭由京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趙蕾擔任審判長，與審判員何春曉、審判員鐘偉筑成合議庭，書記員李超擔任本案的記錄。京華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院吳昊、周志勇出庭支持公訴。

審判長趙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第29條、第31條、第32條、第34條、第39條的規定，告知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及辯護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依法享有有如下主要訴訟權利：

（1）當事人有權對合議庭組成人員、書記員、公訴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申請回避。

（2）被告人可以自行辯護和依法委托他人辯護。

（3）當事人和辯護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對證人、鑒定人發問。

（4）公訴人和辯護人可以相互辯論。

（5）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提出證明被告人有罪、無罪、罪重、罪輕的證據，可以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6）被告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后有最后陳述的權利。

審判長趙蕾：詢問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請回避，申請何人回避及理由。（如要申請審判人員、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人員回避，合議庭認為符合法定情形的，應宣布休庭，依照有關規定處理；認為不符合法定情形的，應當庭駁回，繼續法庭審理；如果申請回避人當庭申請復議，合議庭應當宣布休庭，待作出復議決定后，決定是否繼續法庭審理。注意，如果，有多名被告人及其他當事人的，應分別詢問）

審判長趙蕾：告知法庭審理的主要階段：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評議及宣判。

審判長趙蕾：公訴人對法庭準備工作有無意見，（公訴人無意見之后）

審判長趙蕾：請鑒定人退庭到休息室聽候通知。法庭準備工作結束。現在開始法庭調查。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有附帶民事訴訟的，再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宣讀民事訴狀）

三、法庭調查階段

法庭調查過程中，審判人員應注意如下內容： 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刑事審判實務

1、先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然后再由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宣讀民事訴狀。

2、審判長趙蕾要對案件相關事實進行調查，聽取被告人意見，3、公訴機關可以就案件相關事實及證據向被告人發問。（目的在于調查清楚案件的事實）

4、控辯雙方必須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需要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包括：（此舉是為了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客觀性）

（1）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否存在；

（2）被指控的行為是否為被告人所實施；

（3）被告人的身份（特殊情況下可按其自報認定）；

（4）實施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節；

（5）共同被告人的責任分擔及與其他同案人的關系；

（6）被告人有無罪過，行為的動機、目的；

（7）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無法定或者酌情從重、加重、從輕、減輕處罰以及免除處罰的情節；

（8）有附帶民事訴訟的，要證明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已經給被害人造成損害，被害人對造成的損害結果有無過錯以及被告人的賠償能力；

（9）其他有關罪與非罪以及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

5、審判人員應詢問被告人對指控犯罪的事實有無異議，公訴人可以就異議部分進行訊問被告人。被告人全部或者部分否認犯有指控的罪行的，應充分聽取其否認的根據和理由，但不能輕信，應著重于其他證據的證明。

6、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就具體事實、情節向被告人發問或互相發問。被告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就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陳述。但對控辯雙方訊問、發問、陳述的內容與本案無關或訊問發問方式不當的，審判長應當制止（包括誘導性的詢問）。對于控辯雙方認為對方訊問、發問內容無關或方式不當而提出異議的，審判長應當判明情況予以支持或者駁回。

7、審判人員如果認為有必要時，隨時可以向被告人訊問，也可以向公訴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發問。

8、經審判長允許可以宣證人、鑒定人員到庭作證、宣讀鑒定筆錄（證人到庭后，審判人員應當先核實證人的身份、證人與當事人以及本案的關系；告知證人應當如實地提供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的法律責任，并指令證人在如實作證的保證書上簽名。向證人發問，應先由提請傳喚的一方進行，另一方在對方發問完畢后經審判長準許也可以發問，鑒定人到庭后，審判人員應當先核實鑒定人的身份、與本案有無利害關系；告知鑒定人應當如實地提供鑒定意見和有意作虛假鑒定要負的法律責任。鑒定人宣讀鑒定結論后，要求傳喚方可以提出發問，另一方經審判長許可也可以發問）。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刑事審判實務

9、對于向證人、鑒定人發問的內容與本案無關或發問方式不當的，審判人員應當制止；對于控辯雙方認為對方發問不當而提出異議的，審判人員應當判明情況予以支持或者駁回（可以不說明理由）。（傳喚證人和鑒定人出庭作證應分別進行，發問、詢問完畢后，審判長應當告其退庭，不得旁聽對本案的審理）。

10、對于控辯雙方出示的證據可以進行辯論。

注意（突發情況的方法）

1、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和辯護人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檢查的，應當提供證人的姓名、通訊地址、證據的存放地點，說明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要求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檢查的理由。合議庭根據具體情況，認為可能影響案件事實認定的，應當同意申請，并宣布延期審理；不同意的，應當告知理由并繼續開庭。

2、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要求撤回起訴，或認為案件需要補充偵查，申請延期審理的，合議庭應當準許。但建議延期審理的次數不得超過兩次。人民檢察院在法定補充偵查期限內沒有提請恢復法庭審理的，法庭將以撤訴結案。

最后審判長趙蕾可以宣布：（合議庭認為案件事實已查清后）宣布法庭調查結束，開始就全案事實、證據、適用法律等問題進行法庭辯論。

四、法庭辯論階段

注意（法庭辯論應當在審判長的主持下，按照下列順序進行：公訴人發言；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發言；被告人自行辯護；辯護人辯護；控辯雙方進行辯論）。

1、辯論的順序應先控后辯，再互相辯論。多名被告人的，可逐個進行，但應允許其他被告人、辯護人穿插發言，多輪交鋒。發現新的事實和證據，合議庭認為有必要查清的，審判長可以宣布暫停辯論，恢復法庭調查，待事實查清后再繼續辯論。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辯論應當在刑事訴訟部分辯論結束后進行。在法庭辯論過程中，審判長對于控辯雙方與案件無關、重復意見或互相指責的發言應當制止。

審判長趙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60條的規定，在法庭辯論終結后，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現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陳述。被告人包書波：陳述。

審判長趙蕾：現在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鑒于本案案情重大，本合議庭將在認真評議后，擇日宣判。請控辯雙方將當庭質證的證據提交法庭。法警，講被告人帶下（敲法槌）。

五、評議、宣告判決階段 廣西大學行健文理學院

刑事審判實務

（合議庭修聽后對本案的事實、證據及適用法律驚醒評議，6天后京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內繼續開庭）

（書記員就位）

書記員李超：請公訴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辯護人入庭.(人員就位后宣布法庭紀律)。

審判長趙蕾入庭（敲法槌）宣布開庭，傳被告人包書波到庭，然后宣布判決。

最后告知被告人的權利。（上訴權）

0938120102

學生;徐鵬鵬

法學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