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官—論瑞典司法體制中的重要角色

檢察官—論瑞典司法體制中的重要角色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程曉璐 張紫千編輯：studa121

1論文摘要 瑞典的檢察官在他們的司法體制中扮演著十分有力的角色。檢察官主導刑事案件的調查，決定采取何種強制措施，提起訴訟并出席開庭。不論是在案件調查階段還是法院審理階段檢察官都推動著刑事訴訟程序的進展。

論文關鍵詞 刑事政策 組織機構 檢察官

一、舉足輕重的起訴工作

即便從國際視野來看，瑞典的檢察官也在他們的司法體制中扮演著十分有力的角色。隨著檢察官地位的提高，對于檢察官的培訓也有所改進，檢察官的工作能力得以發展。這一職業的地位逐漸提升，因此今天成為一名檢察官對于年輕的法律工作者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檢察官主導刑事案件的調查，決定采取何種強制措施，提起訴訟并出席開庭。不論是在案件調查階段還是法院審理階段檢察官都推動著刑事訴訟程序的進展。

今天的檢察機關是現代的檢察機關，它以發展為導向，致力于通過讓犯罪分子以合法有效的方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來減少犯罪。

二、刑事政策面臨的挑戰

社會始終在發展，犯罪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同樣也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近些年來，瑞典的檢察官在刑事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重大挑戰。以下將介紹其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被害人通常毫無防備、或處于易受攻擊的情況之下，主要包括婦女兒童。這些犯罪很難進行調查，因為犯罪的證據常常缺失或有瑕疵。在被害人為兒童的性侵犯案件中，采用何種訊問方式也會成為檢察官面臨的難題。

在檢察官看來，容易受到該類犯罪侵害的人們必須認識到揭發該類犯罪的意義所在。這類犯罪必須被調查，并且最大可能地提起訴訟。

（二）嚴重有組織犯罪

嚴重有組織犯罪正變得日益廣泛、錯綜復雜。國際性犯罪和體制危害性犯罪的發展尤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長遠穩定。此類犯罪能帶來巨大的金錢利潤。我們應當有策略地開展應對有組織犯罪的行動，并且與警方和其它部門聯手合作。

（三）日常犯罪

日常犯罪（volumecrime），又稱平時犯罪(everydaycrime)，占全部犯罪中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機動車犯罪、盜竊、入室盜竊和毀壞公物等行為。換句話說，也就是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并造成社會不安全的犯罪。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既擁有穩定的機構、又掌握適當的方法，以此來高效地處理大量的日常犯罪。

（四）犯罪的經濟利益

金錢被看做是大量犯罪背后最強有力的驅動力。因此減少犯罪的經濟利潤在打擊犯罪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努力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要預防青少年犯罪，并將再犯最小化。因為越早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預防青少年犯罪就能預防未來發生的嚴重有組織犯罪。處理青少年犯罪長期以來一直是瑞典國家檢察機關的優先工作。對此，檢察機關已經出臺一系列計劃和對策，旨在減少處理青少年犯罪的時間同時增加相應的法律規則。

三、法律程序

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完善的法律保障意味著個人必須能夠信任法律、權力機關和中立的法院。法律必須與時俱進，同時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刑事政策的總體目標是要減少犯罪、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檢察機關必須要確保犯罪者通過合法、有效的方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借此為實現上述目標做出自己的貢獻。法律程序涉及警察局、檢察院、法院和罪犯監管機構，而檢察官是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環。檢察官在法律范圍內決定是否采取提起訴訟，主導初步調查并在法庭上代表國家支持公訴。在法律程序中，上述各部門獨立開展各自工作，因此各方之間的緊密合作至關重要。

四、檢察官如何工作

（一）初步調查

警察在注意到犯罪行為之后，就會開展初步調查。當有理由懷疑某人犯罪時，檢察官由此開始主導案件調查工作。對于不十分嚴重的犯罪，警察則負責從頭到尾的初步調查。作為初步調查的主導方，檢察官負責盡可能用最佳方式調查案件。警察根據檢察官的指示開展調查。檢察官對案件調查進展進行動態跟蹤，同時決定需要采取何種調查措施和做出決定。當調查工作涉及嚴重或復雜犯罪時，檢察官常常直接參與調查，比如參與偵查實驗還原犯罪現場或重要的審訊工作。案件初步調查階段中檢察官的職責包括決定強制措施，即涉及逮捕、搜查和沒收之類的問題。是否需要延長羈押時間取決于審前羈押階段的聽審程序。在這個程序中，檢察官充分闡述對嫌疑人進行羈押的理由。

檢察官還必須同時確保適當地體現犯罪被害人的利益。瑞典檢察機關每年辦理大約60萬個刑事案件，這些刑事案件都是向警方報案的，而且都有確定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每年大約有3萬人被逮捕，12000多人被關押候審。

（二）起訴

初步調查一旦結束，檢察官就要決定是否向法院起訴。如果檢察官認為案件符合起訴條件，有足夠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則檢察官必須對嫌疑人提起公訴。這就稱作絕對起訴主義。但是，根據某些法律規定，在一些個別案件中檢察官也可以決定不起訴。如果某一犯罪的通常結果不是監禁，那么檢察官可以施以罰款或緩刑，稱為簡易處分。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示同意，那么可以不必開庭審理其案件，簡易處分的法令即等同于法庭裁決。

總體而言，每年共有大約13萬個刑事案件，要么直接起訴，要么被檢察機關通過簡易處分的方式結案。每年起訴的數量高達20萬件（同一人可以因數起犯罪被起訴），而被檢察機關簡易處分的數量大約為5萬件。

（三）出庭

檢察官工作中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準備起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檢察官通過決定起訴、描述案情，搭建刑事訴訟程序的框架并推動案件進展。

（四）訴訟程序

一旦地區法院做出裁決，檢察官或被告人可以向上訴法院就該裁決提出上訴。對上訴法院的裁決不服，也可以繼續向最高法院上訴。在最高法院，只有檢察總長特別任命的檢察官才能受理申訴案件。

五、組織機構與職責

（一）檢察業務工作

瑞典國家檢察機關共有約1200名工作人員，850名左右是檢察官，其余為輔助人員。瑞典全國有39個檢察辦公室負責檢察業務工作，其中32個地區的辦公室分散在各個區域，大致相當于郡縣級。在城市地區則每個地區有一個以上的地方公訴辦公室。

檢察官的大量工作就是處理日常犯罪。這些犯罪包括商店行竊、人身傷害案件。大部分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都有一名檢察官專門負責協調全部門打擊日常犯罪的工作。另外還有檢察官專門負責處理其它罪行，如環境違法行為、性質嚴重的暴力犯罪以及家庭暴力。

全瑞典設有3個國際檢察辦公室，專門負責打擊有組織、跨境犯罪，并負責檢察官之間的國際合作。另外還有4個國內檢察官機構：其一負責反腐工作；其二負責處理警察涉嫌犯罪案件；其三負責處理環境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四負責國家安全。

3個城市郡縣及一些周邊郡縣涉及經濟犯罪的案件由瑞典國家經濟犯罪署辦理，該署在法律上對檢察長負責，但是在行政上是一個獨立的部門。

（二）發展與監察工作

瑞典全國設有三個檢察工作發展中心，其任務是承擔不同犯罪領域的法律研究工作。這些中心還開展后續的法律行動和監察工作。舉例來說，所有對檢察決定提出的申訴都由該發展中心處理。發展中心的職責是在其責任區域內保持檢察工作的總體水平。

（三）檢察總長和檢察長辦公室

檢察總長是全國最高級別的檢察官，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公訴人。最高法院是所有法院中的終審法院，也是純粹的記錄法院。檢察總長將合適的案件遞交最高法院，以此來確保與法律實際執行相關的重要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

檢察總長每年就大約10-20個高級法院的裁決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訴。被指控犯罪的人也有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兩種情況都必須申請重審許可（areviewpermit），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訴，則檢察長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須以所謂“回函”的形式做出申明。即使最高法院未批準重審許可，檢察長寫的回函也可以引起對重要法律問題的重視。

檢察總長辦公室除了有負責人事、財務、信息和信息技術等的部門外，還有1個負責法律指導、重要國際問題控制以及協調聯系最高法院相關工作的法律部門，另有還有4個負責協調地方公訴辦公室業務工作的公訴部門負責人和一個負責特別救濟的公訴部門負責人。

六、國際行動

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加深，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跨境合作越來越有必要。近些年來，犯罪也越來越呈現出跨境的特點，一系列國際協議的簽署以及辦事程序的變更使得國際合作變得更加有效。實際工作中，國際合作包括協助外國檢察官開展跨境的犯罪調查，訊問瑞典境內的犯罪嫌疑人、入室搜查和引渡通緝犯。其它國家也常常要求我們提供類似的犯罪調查協助。國際行動還包括加入各種國際行動網絡和業務類檢察官的組織協調機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歐洲刑事司法組織（Eurojust），該組織由來自歐盟所有成員國的檢察官組成。瑞典檢察官還參加了東歐和其它地區的各種發展項目。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http:///·（中發【2004】16號）【Z】2004年8月26日.[2]周靜.大學生自我教育的內容與方法解析[J].黨史文苑，2010，（04）.[3]王成，朱倫，孫裔德.大學生自我教育的現實意義及能力培養策略[J].教育探索http:///，2009，（05）.參考文獻：

[4]胡德海.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胡德海.教育學原理[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http:///1998.[6]葉瀾.教育概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第二篇：檢察官—論瑞典司法體制中的重要角色

檢察官—論瑞典司法體制中的重要角色

一、舉足輕重的起訴工作

即便從國際視野來看，瑞典的檢察官也在他們的司法體制中扮演著十分有力的角色。隨著檢察官地位的提高，對于檢察官的培訓也有所改進，檢察官的工作能力得以發展。這一職業的地位逐漸提升，因此今天成為一名檢察官對于年輕的法律工作者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檢察官主導刑事案件的調查，決定采取何種強制措施，提起訴訟并出席開庭。不論是在案件調查階段還是法院審理階段檢察官都推動著刑事訴訟程序的進展。

今天的檢察機關是現代的檢察機關，它以發展為導向，致力于通過讓犯罪分子以合法有效的方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來減少犯罪。

二、刑事政策面臨的挑戰

社會始終在發展，犯罪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制度同樣也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近些年來，瑞典的檢察官在刑事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重大挑戰。以下將介紹其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被害人通常毫無防備、或處于易受攻擊的情況之下，主要包括婦女兒童。這些犯罪很難進行調查，因為犯罪的證據常常缺失或有瑕疵。在被害人為兒童的性侵犯案件中，采用何種訊問方式也會成為檢察官面臨的難題。

在檢察官看來，容易受到該類犯罪侵害的人們必須認識到揭發該類犯罪的意義所在。這類犯罪必須被調查，并且最大可能地提起訴訟。

（二）嚴重有組織犯罪

嚴重有組織犯罪正變得日益廣泛、錯綜復雜。國際性犯罪和體制危害性犯罪的發展尤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長遠穩定。此類犯罪能帶來巨大的金錢利潤。我們應當有策略地開展應對有組織犯罪的行動，并且與警方和其它部門聯手合作。

（三）日常犯罪

日常犯罪（volumecrime），又稱平時犯罪(everydaycrime)，占全部犯罪中的一大部分。它包括機動車犯罪、盜竊、入室盜竊和毀壞公物等行為。換句話說，也就是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并造成社會不安全的犯罪。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既擁有穩定的機構、又掌握適當的方法，以此來高效地處理大量的日常犯罪。

（四）犯罪的經濟利益

金錢被看做是大量犯罪背后最強有力的驅動力。因此減少犯罪的經濟利潤在打擊犯罪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努力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要預防青少年犯罪，并將再犯最小化。因為越早采取合法有效的手段預防青少年犯罪就能預防未來發生的嚴重有組織犯罪。處理青少年犯罪長期以來一直是瑞典國家檢察機關的優先工作。對此，檢察機關已經出臺一系列計劃和對策，旨在減少處理青少年犯罪的時間同時增加相應的法律規則。

三、法律程序

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之一。完善的法律保障意味著個人必須能夠信任法律、權力機關和中立的法院。法律必須與時俱進，同時保障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刑事政策的總體目標是要減少犯罪、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檢察機關必須要確保犯罪者通過合法、有效的方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借此為實現上述目標做出自己的貢獻。法律程序涉及警察局、檢察院、法院和罪犯監管機構，而檢察官是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環。檢察官在法律范圍內決定是否采取提起訴訟，主導初步調查并在法庭上代表國家支持公訴。在法律程序中，上述各部門獨立開展各自工作，因此各方之間的緊密合作至關重要。

四、檢察官如何工作

（一）初步調查

警察在注意到犯罪行為之后，就會開展初步調查。當有理由懷疑某人犯罪時，檢察官由此開始主導案件調查工作。對于不十分嚴重的犯罪，警察則負責從頭到尾的初步調查。作為初步調查的主導方，檢察官負責盡可能用最佳方式調查案件。警察根據檢察官的指示開展調查。檢察官對案件調查進展進行動態跟蹤，同時決定需要采取何種調查措施和做出決定。

當調查工作涉及嚴重或復雜犯罪時，檢察官常常直接參與調查，比如參與偵查實驗還原犯罪現場或重要的審訊工作。案件初步調查階段中檢察官的職責包括決定強制措施，即涉及逮捕、搜查和沒收之類的問題。是否需要延長羈押時間取決于審前羈押階段的聽審程序。在這個程序中，檢察官充分闡述對嫌疑人進行羈押的理由。

檢察官還必須同時確保適當地體現犯罪被害人的利益。瑞典檢察機關每年辦理大約60萬個刑事案件，這些刑事案件都是向警方報案的，而且都有確定的犯罪嫌疑人。其中，每年大約有3萬人被逮捕，12000多人被關押候審。

（二）起訴

初步調查一旦結束，檢察官就要決定是否向法院起訴。如果檢察官認為案件符合起訴條件，有足夠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則檢察官必須對嫌疑人提起公訴。這就稱作絕對起訴主義。但是，根據某些法律規定，在一些個別案件中檢察官也可以決定不起訴。如果某一犯罪的通常結果不是監禁，那么檢察官可以施以罰款或緩刑，稱為簡易處分。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示同意，那么可以不必開庭審理其案件，簡易處分的法令即等同于法庭裁決。

總體而言，每年共有大約13萬個刑事案件，要么直接起訴，要么被檢察機關通過簡易處分的方式結案。每年起訴的數量高達20萬件（同一人可以因數起犯罪被起訴），而被檢察機關簡易處分的數量大約為5萬件。

（三）出庭

檢察官工作中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準備起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檢察官通過決定起訴、描述案情，搭建刑事訴訟程序的框架并推動案件進展。

（四）訴訟程序

一旦地區法院做出裁決，檢察官或被告人可以向上訴法院就該裁決提出上訴。對上訴法院的裁決不服，也可以繼續向最高法院上訴。在最高法院，只有檢察總長特別任命的檢察官才能受理申訴案件。

五、組織機構與職責

（一）檢察業務工作

瑞典國家檢察機關共有約1200名工作人員，850名左右是檢察官，其余為輔助人員。瑞典全國有39個檢察辦公室負責檢察業務工作，其中32個地區的辦公室分散在各個區域，大致相當于郡縣級。在城市地區則每個地區有一個以上的地方公訴辦公室。

檢察官的大量工作就是處理日常犯罪。這些犯罪包括商店行竊、人身傷害案件。大部分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都有一名檢察官專門負責協調全部門打擊日常犯罪的工作。另外還有檢察官專門負責處理其它罪行，如環境違法行為、性質嚴重的暴力犯罪以及家庭暴力。

全瑞典設有3個國際檢察辦公室，專門負責打擊有組織、跨境犯罪，并負責檢察官之間的國際合作。另外還有4個國內檢察官機構：其一負責反腐工作；其二負責處理警察涉嫌犯罪案件；其三負責處理環境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四負責國家安全。

3個城市郡縣及一些周邊郡縣涉及經濟犯罪的案件由瑞典國家經濟犯罪署辦理，該署在法律上對檢察長負責，但是在行政上是一個獨立的部門。

（二）發展與監察工作

瑞典全國設有三個檢察工作發展中心，其任務是承擔不同犯罪領域的法律研究工作。這些中心還開展后續的法律行動和監察工作。舉例來說，所有對檢察決定提出的申訴都由該發展中心處理。發展中心的職責是在其責任區域內保持檢察工作的總體水平。

（三）檢察總長和檢察長辦公室

檢察總長是全國最高級別的檢察官，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公訴人。最高

法院是所有法院中的終審法院，也是純粹的記錄法院。檢察總長將合適的案件遞交最高法院，以此來確保與法律實際執行相關的重要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

檢察總長每年就大約10-20個高級法院的裁決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訴。被指控犯罪的人也有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兩種情況都必須申請重審許可（areviewpermit），如果被告人提起上訴，則檢察長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須以所謂“回函”的形式做出申明。即使最高法院未批準重審許可，檢察長寫的回函也可以引起對重要法律問題的重視。

檢察總長辦公室除了有負責人事、財務、信息和信息技術等的部門外，還有1個負責法律指導、重要國際問題控制以及協調聯系最高法院相關工作的法律部門，另有還有4個負責協調地方公訴辦公室業務工作的公訴部門負責人和一個負責特別救濟的公訴部門負責人。

六、國際行動

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加深，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跨境合作越來越有必要。近些年來，犯罪也越來越呈現出跨境的特點，一系列國際協議的簽署以及辦事程序的變更使得國際合作變得更加有效。實際工作中，國際合作包括協助外國檢察官開展跨境的犯罪調查，訊問瑞典境內的犯罪嫌疑人、入室搜查和引渡通緝犯。其它國家也常常要求我們提供類似的犯罪調查協助。

國際行動還包括加入各種國際行動網絡和業務類檢察官的組織協調機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歐洲刑事司法組織（Eurojust），該組織由來自歐盟所有成員國的檢察官組成。瑞典檢察官還參加了東歐和其它地區的各種發展項目。

第三篇：試析制度角色中我國檢察官的薪金制度

試析制度角色中我國檢察官的薪金制度

無論從辨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來看，還是從國家法治建設的長遠目標看來，待遇保障，尤其是薪金保障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話題。“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作為單個個體，某些地方的檢察官似乎不需嚴肅對待此問題，但將眼光放寬，從地域乃至行業進行袪除“本我”的比較，便會發現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給檢察官的從業造成了某些危機。

一、制度角色中的薪金：一個無解的結局

檢察官在任何國家都屬于特殊的職業群體。檢察人員擔負的國家職責及社會職責對國家信心提升、社會形象塑造具有比一般公務員乃至法院更為重大。相比于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司法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更為重要。如果法官能發揮“法律由精神王國進入現實王國控制社會關系的大門，法律借助法官而降臨塵世”的作用，那檢察官對法官及一般行政官員的法律監督，則是防止國家解體、社會崩潰的無形大壩。

依《公務員法》第二條，檢察官屬于公務員序列。依《公務員法》第三條，法官、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另有規定，應當按照特殊規定。此條，其指向顯然是考慮到法官、檢察官的特殊性，因此要求對于檢察官法官這一特殊群體按特殊法處理。但結合《檢察官法》第三十九條“檢察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檢察工作特點，由國家規定”。但縱觀中國法律，除公務員法之外，并無所謂的其它國家規定對檢察官工資做出明示。所以，關于我國檢察官薪金待遇的兩部重要法律，相互之間在“互踢皮球”。所以，在法律本就有沖突的情況下，現實中也就采取擱置不議的態度，對于檢察官薪金直接按一般公務員待遇處理。所以，制度角色下的檢察官，在薪金一塊上形成了無解的結局。有時，不得不承認，檢察官從某種意義而言屬于能力上的強者，但卻是制度上的弱者。

二、薪金錯位下制度角色的現實危機

薪金不僅僅是薪金。在任何社會，薪金都要承擔著比薪金本身更豐富的價值。在中國講求權、錢、勢的環境下，薪金也代表著社會構造能力的大小。薪金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檢察的職業現狀。

一是法律監督權弱化。馬克思早有論言，“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權力同樣如此。在檢察機關依賴地方財政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如官方報道所言，能善于監督、敢于監督。在現實中，檢察機關開展法律監督一般都是通過對話、討論、溝通等方式。恰恰這些方式，大大削弱了檢察機關的法律形象。

二是權力尋租的不良傾向。任何一種制度性安排都不能確切地保證每一名檢察官都能理想地履行自己職責，即便是僅從“人”這個角度看，檢察官也不可能完全擺脫“經濟人”這樣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的屬性，“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在自利與權力結合的情形下，一些檢察院為了改變檢察官在經濟人格上的弱勢形象，通常會走權力尋租道路，利用法律監督權為自己謀利。如曾有地方檢察院以動用刑事偵查權由向地方財政局乃至政府其它部門人進行施壓以換取一定薪金上的優先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偶爾也會利用人事任免、財政撥款權向檢察機關施圧，要求其弱化自己的監督嚴厲性。行政與檢察在法律意義上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在生活意義上卻是利益博弈者。

三是人才流失。檢察官在入職門檻比一般公務員有更高要求，但其所獲利的薪金卻未能與此響應。目前乃至以后的很長時間，中國的法治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令人不安甚至惡性循環的畫面：檢察官薪金低，優秀人才不愿從事檢察職業；檢察行業的素質無法得以穩步提高；檢察官素質不高，法律監督能力有限，公平正義將會受到質疑，人們更有理由拒絕提高檢察官待遇。從經驗觀察來看，一些資深檢察官提前退休、高素質的檢察官改行做律師，優秀檢察官不愿精心法律鉆研而疲于辦理瑣碎案件、中西部及其它欠發達地區檢察官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優秀檢察官到行政機關做官或下海經商等等，雖然這些現象屬于少數，但作為人才流失的表征其直觀性則是相當明顯的。

也許，檢察官的評價是多位的、立體的。如“君子喻于義”，檢察官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道德楷模，增強民族的吃苦忍耐精神，樹立“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精神。但是，我們也很難設想一個名不符實的職業對民眾會有多

少吸引，會有多少的價值認同。在整個社會推行市場化的環境下，資源主要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的，馬克思的資本配置理論也許更能駁斥當前的道德自慰。如果要切實維護法律監督者的能力，提高國家法治的純凈度，就必須保障憲法權力架構下的檢察權，讓其擁有抵制外部侵犯的必要能力。

三、檢察官薪金制度構建

（一）檢察官薪金單列化

如前文分析，對于檢察官工作的特殊性，《檢察官法》已經有所意識，并作出專門，但短短三條的特殊規定，并未將《公務員法》中將檢察官單列的精神貫徹到底。所以檢察官薪金構建第一步就是對檢察官薪金待遇，崗位補貼等檢察官法已有的原則性規定內容，由全國人大常委制定專門的實施辦法，建立檢察官單獨的工資序列，對各個等級檢察官待遇進行詳細規定。解決目前“檢察官職業素質要求高，保障條件低的困境，必須打破將檢察官視為一般國家工作人員的傳統看法，對檢察官的薪金予以單列。

（二）檢察官薪金預算國家化，去地方化

檢察官、法官薪金由地方財政撥款形成了諸如司法地方化、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擾司法等弊病，無論是高層而是基層人員已早有共識。在改革層面，中央似乎已經認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在2008年底出臺《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確立的60項任務中，曾明確將包括檢察院、法院在內的司法機關財政將納入中央財政預算，由中央財政予以保證。

可以說，將檢察官的薪金預算中央化的初衷是好的。但將檢察官薪金全國統一化，似乎又有矯枉過正之嫌。我國地區經濟、文化、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區域工資差異較大的供給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是全面推行市場化浪潮下，各區域內的檢察官生存成本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將檢察官的薪金全國統一化是很不現實的。即使是域外的美國，檢察官、法官的工資也具有一定的地區差異。筆者看來，在長期財政分級的背景下，根據檢察官生活區域內的當時國家公布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準，乘以一定系數（如1-3倍），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比例承擔，是較為不錯的選擇。雖然此種情形下，對地方財政仍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可以進一步考慮將“地方”概念提升到省級，由省級財政按照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供給不同的區域補貼。

（三）檢察官薪金制度去行政化

長期以來，我國檢察官、法官在薪金發放上適用的行政公務員的工資標準。對于檢察官的管理也采用行政管理體制，在考核上，檢察官與一般公務員考核沒有太大區別。這不但與職業特點不相適應，而且使今后的檢察改革障礙日益固化。從日常檢察官事務處理來看，檢察官代表國家獨立行使檢察權，尤其是辦案一線檢察官所行使的業務與他們的行政職級沒有任何的內在聯系。在沒有聯系的情況下，仍然適用一般公務員職務職級的分配方式，“這種做法強化了法官、檢察官的行政色彩，變化了司法屬性，不僅不符合司法規律，對行政級別低的廣大基層檢察官來說顯得很不公平，”檢察官群體是一個追求公平與正義的職業，如果其薪金在分配上就存在不公平，很難想象在不公平的壓抑下其執法的效果能是公平的。也正如有的代表委員評價：“目前的工資標準，同一性質、同一職務的檢察官，拿到手的工資，往往取決于行政職級的高低，無形中造成工作職責與享受待遇‘兩張皮'的局面，這種以行政職級論報酬高低的機制，必然會使法官、檢察官的注意力偏離發行法官、檢察官職責的本位目標，強化‘官本位'觀念”。而這種觀念對于更新目前的檢察理念、檢察道德觀非常不利。要保障檢察官的職業特殊，就必須改革檢察官的薪金。改革檢察官的薪金，就必須實現待遇上的去行政化，按照檢察工作需求，按照各崗位工作內容、工作量大小、能力要求等指標設崗，設編，實行不同的薪金制度。

當然，要理順檢察官薪金制度構建中的各種難題，除需要處理好檢察機關與外部機關之間的關系外，同樣還要處理好檢察隊伍內部的人員分類管理問題。當然，提出檢察官薪金改革的論題，或許會遇到中國問題特殊性的說法而被輕易化解；或許提出這個話題，本就是類似于堂吉訶德大戰風車般的臆想。但在將法治被納入憲法、被通過政治文件向外界宣示時，就必須要對現實中的種種問題提出富有想象力甚至說是不切實際的解決方案。檢察官薪金改革或許就是如此。

第四篇：論民事司法中的“執行難”

論民事司法中的“執行難”

內容提要：多年來，民事、經濟案件中 “執行難”問題成為一個老大難問題，“執行難”是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和機制問題的綜合體現，需要運用現代司法理念，來正確認識和看待“執行難”。本文通過分析“執行難”問題的發展過程、形成的原因、難以執行的案件類型，來澄清對“執行難”的一些模糊認識，形成一個客觀、全面的“執行難”問題的景象，找到治理“執行難”的方法。

關鍵詞：執行難 司法地方化 司法權威 法律缺陷

多年來，民事、經濟案件中 “執行難”問題成為執行機關工作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給執行機關造成很大的壓力。隨著我國法制建設步伐的推進，執行機關的執行案件數量激增，這對原本就已堆積的大量的得不到實際執行的執行案件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執行是指執行機關依照法定程序，運用國家強制力依法采取執行措施，強制義務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給付內容的一種司法行為。“執行難”是指由于多種原因的影響，義務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的給付內容，致使執行不能，權利人合法權益不能實現、社會信用關系和商品交易安全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壞、國家法律和人民執行機關的權威遭到踐踏的情況。

我國“執行難”問題的發展階段

在我國，“執行難”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比較突出地顯現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執行機關執行工作中，十多年來，大體經歷了“無序執行期”、“粗放執行期”和“理性執行期”三個階段。

“無序執行期”。“無序執行期”突出發生在90年代中期之前，最典型的行為是違法采取強制執行措施，“以抓人促執行”，即用違法拘留被執行人的辦法來逼迫被執行人償還債務。這里，首先應當明確，對被執行人依法采取拘留等強制執行措施，是《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執行機關的權利，是確保生效法律文書得已執行的必要手段和保障措施，必須依法堅決實施，并且要用足、用好。但，采取強制措施的前提是必須依法，被執行人得有拒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依法應受制裁的行為，而不能違法采取。由于大量案件積壓，社會反響強烈，執行機關壓力很大，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曾有一段時間，有的執行機關為提高執行率，采取過違反法律規定的“以抓人促執行”的辦法。相信這里許多人也許還記得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曝過光的某省的一位基層執行機關院長，這個執行機關為執行案件競為被執行人辦“培訓班”，把不執行執行機關判決裁定的被執行人傳喚到執行機關“集中辦班學習培訓”，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講什么“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這種辦法對于執行案件確實收到過一些實際效果，但卻是無序執行的作法，是違法的，以至造成了無序執行局面。

“粗放執行期”。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無所不用其及，常將一些企業列為重點保護對象，出臺一套土政策，限制執行機關執行，規定什么“執行機關執行案件首先得報告當地黨委和政府領導，經允許后才能執行”，引起一些執行機關特別是外地執行機關的的粗放對抗。有的執行機關為回避當地黨政機關，在執行案件時，采取異地查封扣押的辦法，常在半路查封車輛或拘留被執行人，而當地領導就派公安圍追堵截，有的甚至按“搶劫”立案，公法兩家常常上演“全武行”，一方“粗放執行”，一方“粗暴保護”。為此事，有的執行機關執行人員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某省有的法官就被推下了黃河。

“理智執行期”。針對”執行難”及其相應帶來的無序執行、粗暴執行的嚴峻情況，最高執行機關向黨中央專題報告了”執行難”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專門聽取了匯報，引起黨中央高度重視。1999年7月，黨中央下發了11號文件，明確提出必須反對地方、部門保護主義，嚴肅批抨一些地方和部門領導法制觀念淡薄，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濫用職權干預執行機關執行工作的錯誤作法，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站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高度，支持執行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執行權，依法治理和解決“執行難”問題。中央文件下發以后，形勢迅速改觀。執行工作從此進入“理性執行狀態”，有力地推動了“執行難”和無序執行、粗暴執行問題的解決。

“執行難”的案件類型

（一）農村經濟糾紛案件、侵權糾紛案件和被執行主體被撤銷的案件“執行難”。主要原因是由于被執行人經濟困難，無履行能力。這方面特別表現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城市中被執行人財產枯竭的企業。很多刑事犯罪者本身就沒有什么財產，為財產而犯罪，判處罰金或判決賠償，往往等于空判。某地有一起爆炸案，刑事附帶民事原告人涉及七八個人，宣判后，被告在監獄，家里沒有什么財產，媳婦、孩子跟人走了，不知道在哪兒，根本沒法執行。可以說，經濟困難，沒有執行能力，是造成“執行難”的根本原因。

（二）涉及勞保職工的案件上訪多、難執行，形成原因多是計劃經濟遺留問題。目前，涉及企業勞保職工的執行案件較多，勞保職工往往聚眾上訪，使案件難以執行，起因多是計劃經濟遺留問題。某一大型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受政府指令上馬了農藥“8.5”項目，由政府協調向銀行貸款500萬元，政府對所生產的農藥包銷，企業享受政府補貼。經濟體制改革之后，企業的效益下降，而銀行也因走向市場，追求效益，向企業追收貸款本息，不得不提起訴訟，判決后即申請執行，當執行機關執行人員到該企業執行時，執行機關一執行，該廠工人便到執行機關集體上訪，至今尚未執行。類似這種情況的執行案件占整個執行案件相當大的幅度，計劃經濟遺留問題，是造成“執行難”的歷史原因。

（三）涉及企業改制的案件“執行難”，造成這方面案件“執行難”的原因有些是鉆政策空子。前些年，為搞活企業，有的地方提出了所謂“大船擱淺，舢板逃生”的政策，在企業轉制中，搞“假破產，真逃債”、“假分立，真逃債”、“假租賃，真逃債”。某企業欠下巨額債務，但亦有財產，就采取先分立的措施，將有效資產變價等投資到新廠，卻將老債留在所謂的“留守處”，不予償還。這樣的情況在一些地方甚至可以說較為嚴重。而由于中間有政府部門行為，并有行政領導參與、干預，執行機關執行中困難重重，致使有些案子久執不果，曠日持久。

（四）涉及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案件“執行難”，深層原因是由于司法權力地方化。從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上看，執行機關受各級地方黨委領導，由同級人大產生并對其負責，人、財、物權全在地方，上下級執行機關之間僅為審判監督關系，相當一部分案件由于受地方保護和行政干預的影響，應依法及時執行，執行機關及辦案法官卻不能及時有效的執行。司法權力地方化，是造成“執行難”的一個癥結所在。

（五）涉及維護社會穩定的案件“執行難”，形成原因包含不能依法辯證處理和解決維護穩定與嚴肅執法的關系。如上所述，一些案件被執行人有執行能力，申請執行人向執行機關申請執行其固定資產如廠房、土地等財產時，被執行人往往聚集職工上訪 或直接對抗，一些領導干部和執行機關以及辦案法官，對此不能辯證分析，依法處理，不愿碰硬，而是以扶持企業，維護穩定為由，置申請人合法權益而不顧，順水推舟，簡單地不予執行，致使案件不能執行。不善于依法辯證處理和解決維護穩定與嚴肅執法的關系，不敢碰硬，是造成“執行難”工作方面的原因。

（六）被執行人故意欠債不還、轉移隱匿財產甚至暴力抗法的案件難執行，形成原因是由于當事人法律意識淡泊。由于各種原因影響，目前，許多人的法律意識不強，法治觀念淡薄，不執行審判機關判決，轉移隱匿財產，因此而引發的暴力抗拒執行事件也時有發生。當事人法律意識淡泊，隱匿財產甚至暴力抗法，是造成“執行難”法律意識方面的原因。

“執行難”問題產生的原因

(一)現行法律的缺陷。社會處于轉軌時期所呈現的法律空白與無序狀態，造成了許多當事人在經濟大潮之后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履行能力。當社會處于軌轉或變革時期，由于舊的章程、制度、法律被淘汰或否定，新的章程、制度、法律卻未建立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及人們的經濟活動往往是聽命于上層的指示、領導人的講話及政黨或國家政策的引導與左右。于是，無章可循、無法可依、政策迭出、行為超前、法律滯后就成為了轉軌時期社會狀態的顯著特征。由于缺乏法律來約束、調整，因此，人們的經濟行為不僅是超前的，而且在經濟與金錢利益的驅動下，包括公民、法人在內的很多人不計社會后果與法律責任鋌而走險、投機鉆營，唯利是圖。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社會狀態就明顯地出現了這種法律空白和人們的經濟行為無序的混亂情形。出現了銀行到期收不回貸款；工廠、企業、效益低下，三角債、連環債層層叢生；皮包公司應運而起，許多人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侵吞國有財產，肆意揮霍、揮空公款等不正常現象。當其債權人、請求人訴諸于執行機關，求助以司法手段收回貸款，理順各自的債權債務關系時，那些業已破產倒閉或資不抵債，癱瘓關門或揮霍公款一空的當事人自然就沒有任何償還能力了。如民事訴訟法對權利人申請執行規定的期限較短，短的六個月，長的也只有一年。因此，當事人為避免超過申請執行期限，即使明知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執行，也不得不向執行機關申請執行。

(二)執行機關獨立執行的法律問題未解決，執行工作受到各種非法干擾。我國憲法規定，執行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但對于執行機關的執行工作，是否也應獨立執行一一包括執行法官的獨立執行?對于這個問題，憲法和法律似乎都沒有正面與直接的回答。致使司法實踐中，獨立審判做到了，可是執行工作卻受到各種非法干擾，執行機關獨立執行的法律問題遠未解決。執行工作作為司法權行使的最關鍵環節，如果它是不獨立行使的話，則審判機關依法獨立作出的生效的判決、裁定就會在執行階段因受到各種非法干擾或左右而發生變形變質，從而最終導致司法權獨立行使的憲法原則受到損害。目前執行機關的執行工作缺少一部統一的強有力的執行法律來規范及操作。現行的有關執行工作方面的法律規定，既籠統、抽象、不夠具體與不易掌握，又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和系統性，如執行工作的地位、責職、程序、救濟、責任等等，法律均未有明確與具體的規定，執行立法滯后。

(三)司法權威不夠，司法價值在社會中不占主導地位。司法權威是國家的基本權威之一，它是以憲法確立的原則為基本，專門以執行與適用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法規所確立的意志與規范為內容的權力行使形式。在現代國家，司法權威是不依賴于任何行政權威而出的并為行政權尊重與服從的一種規范性的國家權威。司法權威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應是一種絕對和不可替代的權威。然而，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司法權威不受尊重和被瀆犯的情況卻普遍存在與出現。這些現象的出現有深刻的社會與歷史根源的，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中國人服從和崇尚的都是人治權威和價值，人們習慣的是政府的號令、政策、領導者個人的指示、指令等，產生了只直接聽命于強人指令才能服從與奏效的直悟性的民族心理；另外，幾千年來中國，司法權素來都是從屬和依附于行政權，人們對司法權的價值知之甚少。于是，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領導者個人的權威高于一切。在這種小農心理的影響下，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即人們懼權而不懼法，畏長官命令而不畏國家法律。

(四).現行執行機關管理體制不完善。首先，執行機關的人、財、物等權力基本上掌握在地方手里，有的地方政府為保護當地經濟發展或其他原因，利用職權干預執行機關執法，甚至在嚴肅的執法活動中彌散著庸俗的社會關系學味道，致使執行機關難以真正地獨立行使執行權。現行的地方執行機關管理體制造成了地方各級執行機關服從與聽命于地方權力的管理與指揮，地方利益與地方執行機關利益的一致性，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國家法制的統一與貫徹。某些經濟主體對于同來自外地方的公司、企業或公民個人發生糾紛而被訴之于執行機關時，在利益的驅動下，往往利用自己同本地方黨委、政，府存在的固有關系，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或說情或指示或施壓，影響、干擾執行機關的審理和執行工作；而某些地方黨委、政府從本飛財政收入和地方利益出發，置國家法律不顧，阻礙執行機關依法辦案。這種現象在地方實行財政包干、企業、公司利潤同地方稅收等利益關系重大或密切時，來自地方黨委、政府的非法于擾更為突出。其次，民事執行之所以難，其根子并不在“難執行”，而在于“審執不分”。民事強制執行的體制障礙在于，執行權在本質上屬于行政權，而司法權的核心在乎中立的裁判。司法權以消極為美德，對于當事人的紛爭依“不告不理”的原則不主動介入，對于已作出的裁判亦多交由行政機關執行，執行機關也不應多加干涉。

（五）、市場主體信用觀念和信用制度的缺失。這一點很突出地表現在我國傳統的“賴帳逃債”不良文化上，例如，“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欠債的是爺爺，討債的是孫子”等民間俗語。同時，我國市場經濟的信用制度還不夠健全，對經濟交往中的種種欺詐行為制裁不力，對欠債不還者缺乏嚴厲的處罰措施，無形中縱容甚至助長了種種失衡觀念和行為的滋長、蔓延。比如，對欠債不還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缺乏有效的責任追究制度，欠債企業破產關閉后，對企業經營者沒有實行相應的“行業禁入”和“信用死亡”規則，使之有機會另辟財路。這種觀念上的落后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是：執行難”得以孳長的肥沃土壤。

（六）執行機關執行力量不足，執行人員素質不高，執行裝備落后等也是造成“執行難”的一個因素。我國自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以來，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生活空前活躍，經濟關系日益復雜，經濟糾紛日益增多。這樣，執行案件的數量、類型和難度也就相應的增加和提高，導致執行工作難度增大。

正確認識和對待“執行難”

“執行難”是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和機制問題的綜合體現，需要運用現代司法理念，來正確認識和看待“執行難”。

（一）執行風險是交易風險的繼續，也是交易成本的擴大。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都不例外。在國外，商事案件判決后執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夠執行也是少數。有糾紛才有訴訟，而產生了糾紛說明雙方在經濟往來或者經營活動中有了失誤或是其他不正常的情況，執行機關應一方的請求，受理案件并依法采取措施補救，這樣的法律補救是事后行為，其效果總有限度的。債權人就是參與經營的人，他們必須承擔自己經營上的失敗，這是商人經營風險的一部分。他們不應將自己經營上的失敗怪罪到執行機關頭上，而執行機關也承擔不了這種執行不了的指責。執行機關的執行不以執結率來衡量工作業績，而是以其承擔多少案件的執行任務來考察工作。至于案件最終能否執行得了或是最終能執行多少，受商人自己此前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影響，與執行機關和執行官沒有關系。因經營風險而形成的案件，執行不了是正常的，能夠順利執行的是少數。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問題。債權人債權的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如何，并不完全取決于執行機關的執行力度，而是取決于債務人的履行能力、債權人的取證情況等多種因素，申請執行不一定能使執行債權得到完全實現，這種在民事強制執行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并不是由于執行機關的民事強制執行行為所導致的，它是當事人在進行商業交易時，自然存在的一種風險，是交易風險的繼續。

（二）執行工作是一種公力救濟手段，不能包打天下。就象再高明的醫生也不能把死人治活一樣，對一些“殺無血、刮無油”的被執行人，執行機關有天大的能力也不能將案件執行。執行機關執行工作作為一種有限的司法救濟手段，不是萬能的，不是說“我的官司打贏了，執行機關就要給我執行到位”，案件能不能執行，關鍵還是要看被執行人的履行能力，經濟困難，沒有財產可供執行，是再高明的法官也無法解決的現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呀。

（三）程序公正是執行工作追求的終極目的，只要執行機關窮盡了一切司法手段，還不能執行，也應視為公正的執行。司法制度的中立性、被動性，決定了執行機關執行工作的司法價值取向應當是“程序公正在先，債權實現列后。”當事人到執行機關申請執行，要看執行效果，但更重要是要看執行程序，看法官是不是窮盡了一切司法手段來執行債權，如果沒有窮盡，就中止執行或不予執行，那是司法不公，如果窮盡一切法律手段還執行不了，則要全面分析原因。

（四）執行工作的成果是當事人的積極性行為和執行機關職權行為結合的結果。過去采取的執行模式是職權主義模式，在整個執行過程中都由執行機關依職權完成，由執行機關調查取證，執行機關尋找被執行人，尋找被執行財產，委托評估拍賣，然后將錢或財物交給申請執行人，整個過程忽視了當事人的參與權利和參與職責，要解決這些問題，提高執行公正性和效率，應采取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相結合的執行模式。啟動執行程序要由當事人申請，執行中要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當事人要積極承擔舉證責任。申請執行人應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及線索，被執行人應申報自己的財產狀況、經營情況及負債情況。當事人承擔自己的責任，參與到執行程序中，積極發揮作用，有利于提高執行效率，降低訴訟資源和成本。

（五）合法性是民事強制執行工作的思維基點。執行是一種公共決策，對于執行機關的行為社會有不同的評價，評價一件案件，有各種各樣的標準。具體說來，黨委、政府領導可能從政治思維的角度進行利與弊的權衡，一般學者可能從理論學術思維的角度進行是與非的分析，當事人可能從經濟思維的角度進行成本和收益的評斷，社會輿論可能從道德思維的角度進行善與惡的比較，但作為法律工作者必須從合法性的角度評判，從權利與義務的角度來進行評判。思考焦點是判斷這種行為、利益、主張、期待是不是合法。合法的給予肯定，不合法的給予否定。在一個法治社會處理事情，必須以法律思維作為基礎，其它的思維方式都應當納入法律思維的軌道。我們經常提四個效果的統一：即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但真正的效果統一是在合法的自由裁量的范圍內考慮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道德因素，不能超過法律的臨界點，超過了臨界點就不是幾個效果的統一，而是違法辦案。

（六）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軟環境建設問題。一個地區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必須要努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但什么是良好的軟環境呢？對被確立為“重點保護”的企業，別人欠它的錢，司法機關要幫助給追回來，而它欠別人的錢，卻不讓執行，這是良好的軟環境嗎？這樣做，開始企業可能受益，但久而久之，它就可能成為長不大的孩子。真正的經濟發展良好軟環境應該是“寬松、平等、有序、安全”，是讓大家公平競爭，健康發展。具體講，“寬松”是指在法律和政策范圍內鼓勵自由競爭，充分搞活經濟；“平等”，就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都要依法平等保護，當前更要注意依法保護私有財產和民營經濟；“有序”，是指執法部門要嚴格依法辦事，堅決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其中關鍵是有法必依；“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等。

治理“執行難”問題的對策。

“執行難”的形成多因一果，有內因也有外因，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要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綜合治理。

（一）發展經濟，富省裕民，是解決“執行難”的根本措施。說一千道一萬，貧窮落后是解決不了執行難問題，只會加劇執行難。吉林省白山有一個基層審判機關今年上半年收執行案件159件，總標的額僅115萬元，平均不到一萬元，最小的案件是20元；但卻為了這20元我們的執行法官跑了4、5趟，每次行車往返40多公里。遼源市東遼縣未結案件到2003年4月末結的471件案件中，申請執行標的額小于1000元的就有34件，有的人連幾百元的欠債都履行不能。執行標的額是一個地區經濟發達程度的分水嶺、睛雨表。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富裕了，執行難的解決才有了物質基礎。所以發展經濟，建設和諧社會，是解決“執行難”的根本。

（二）還執行權的本來面目。執行權不是審判權的延伸或組成部分，而是行政權的組成部分，把對判決的執行從審判機關中分離出去，劃歸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的性質就是法律執行機關）。執行案件由審判機關審查后，向行政機關發出執行指令，行政機關按照指令執行。目前世界上法治較發達的國家實行的就是這樣的體制，比如美國。這樣做的好處是維護了司法權威，使得審判機關能夠集中精力判案；同時又能有效地利用行政機關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不再關注審判結果的合法性只關注于執行，避免了案件的扯皮和反復。這樣就加大了執行力度和提高了執行效率。

（三）增強公民的司法權威意識。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不敬法等現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我國公民之中，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的權威不高。法律作為社會關系調節器的最高權威是通過全體社會成員的法律實踐而得到全面體現，然而在一些偏遠的地區有人抗法卻已成風。在推行普法教育的實踐中，必須轉變思想，更新觀念，拋棄那種法律工具主義的人治思想，弘揚平等、公平和正義的法治思想，將這種全新的思想灌輸到民眾意識中，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走一條上下結合的道路來推進法治的進程。從而使全民普遍養成法治觀念和守法習慣，理所當然地服從審判機關的裁判，認識到抗拒審判機關的有效判決是不可接受的行為。要強化當事人的訴訟風險意識，從而使公眾的社會心理有更強的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在訴訟機制的規律性和科學性指引下所能夠得到的結果。“執行難”的頑癥才可能真正、有效、徹底地消除。

（四）推進執行工作改革。要做好執行工作，提高執行效率，出路在改革。具體措施：（1）深化執行管理體制改革。這是執行工作改革的核心任務。在高級執行機關轄區內建立統一管理和協調的新體制，上級執行機關對下級執行機關的執行工作實行統一指揮、統一調動、統一協調、統一管理。（2）推進執行機構改革。為了適應執行工作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理順上下級執行機關執行工作的監督和領導關系，要有一個便于實施行政領導和司法監督權的機構載體。（3）加強執行權運行機制改革，建立執行權運行中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具體措施是執行命令權、執行實施權和執行裁判權應分離，分別由執行員和執行法官來行使，建成裁判人員與執行人員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機制。（4）探索執行方式改革。這是提高執行結案率的有力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利益分配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執行工作應適應這一變化，不斷探索新的執行方式，確保生效裁判文書的執行兌現。同時，要摒棄計劃經濟時期的執行思維，將債權的實現從現金的支付，所有權的變更擴展至經營權、使用權的轉移，債權轉股權，返租經營等方面，使執行機關的執行工作有更大的空間和廣度。

（五）破除“司法地方化”體制。我國的司法體制是一個地方化的司法體制，這是現實的體制，也是法律規定的，執行機關院長由當地人大選舉任命，執行機關的人、財、物都受制于地方，以權壓法的現象難以避免，這是造成“執行難”的主要因素。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進行司法體制改革，解決司法權地方化和“人緣”、“地緣”關系問題，切斷執行機關、執行人員和社會之間非必要的聯系，在二者之間建立一定的“屏障”，形成必要的距離。

（六）加快強制執行法的立法步伐。我國還沒有獨立的強制執行法，其他法律有關執行的規定不夠詳細，使被執行人有不少漏洞可鉆。在執行手段上，法律應賦予執行機關更強有力的手段。要制定易科執行制度，比如無財產可供執行時，可改為人身執行并強制勞動，通過勞動收入來償還債務，直至還清為止（事實上改為人身執行后不久，大多數案件能夠得到順利執行）。執行工作必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針對“執行難”的狀況，制訂獨立、系統、完整的強制執行法成為了勢在必行的任務。

（七）提高執行人員自身素質。執行是一門藝術，是群眾工作和技巧工作相結合的專門工作，而當前執行隊伍素質和執行水平不高卻限制執行工作進一步開展，建設一支堅強有力的執行隊伍是搞好執行工作的人力保證。執行機關自身要加強執行隊伍建設，培養一批政治素質、業務素質較高，具有一定組織、指揮、協調、判斷和獨立工作能力且身體素質較為良好的執行人員，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第五篇：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兼論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

——兼論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20余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和新矛盾，以致轉型期的中國面臨嚴峻的挑戰。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對此，從法學研究、法律發展及司法實踐而言，有必要進一步思考：和諧社會的價值定位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之間有何內在聯系？我國的司法實踐與這些價值目標的要求究竟相差多遠？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件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務于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于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于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準，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準：（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并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于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于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于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向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于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并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并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于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于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于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占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卷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于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系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于鼓勵司法者采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么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并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并沒有通過后天的培訓機制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象，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么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準，必要時中央可采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后，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準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并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并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并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后，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于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準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準。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準，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后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準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準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制，我們確定法官準入和退出的年齡標準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準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準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