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

大力轉變執法理念，深入進行檢察體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紀、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需要，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檢察院的刑事檢察部門，作為檢察院開展各項業務工作的基石，在檢察院各職能部門的改革中始終處于前列。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多媒體技術在庭審中的運用、庭前證據開示制度、普通程序簡易審的試行、偵查監督部門的成立，都打破了舊有的辦案模式，體現了新的辦案理念。與此同時，一些反映現行刑事訴訟體制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影響著改革的深入進行，因此，轉變執法理念，對檢察體制進行宏觀規劃，加快改革的進程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擬從刑檢部門的一些現象入手，對刑檢部門的進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討。

一、現行刑檢工作機制的不足之處

1、捕訴分設 辦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檢部門普遍分設為批捕和起訴二個業務職能機構，實踐證明這種設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則。（1）、工作重復，人力資源浪費，司法成本增大。刑檢部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請逮捕時，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證據都已到位，到提請起訴時只不過將這些證據材料整理有序、裝訂成冊。由起訴階段的承辦人重復批捕時的閱卷審查、提審復核等工作，延長了辦案時間，對司法資源的浪費顯而易見。（2）、捕后偵查階段，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脫節。捕訴分設后，在對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到審查起訴之間形成一個空檔，無人對這一階段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對證據的變化負責督察。（3）、捕訴分設后，在批捕部門和起訴部門之間為“捕后不能訴”產生矛盾。因批捕、起訴對證據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導致“捕后不能訴”時，起訴部門往往責怪批捕部門對案件證據不夠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門則埋怨起訴部門過于謹小慎微，不會運用證據大膽起訴。

2、檢警關系模糊 法律監督不能落到實處我國傳統的訴訟結構將檢警兩家關系定位為“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種沒有具體制度保障的設計導致現實中檢警兩家關系常處于尷尬境地，隨著刑事政策的變化在配合與監督之間搖擺不定。（1）、在“強調打擊、輕視人權”司法理念指導下，懲治犯罪，保護社會是首要任務，公安機關往往把懲治犯罪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頭數作為考核斗爭成效的首要標準。檢察機關承受著懲治犯罪專政職能的巨大壓力，在辦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對批捕標準的把握，結果許多輕微觸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進看守所，社會治安則未見好轉。（2）、法律監督阻礙重重。隨著批捕部門向偵查監督部門職能的轉變，法律監督工作成為考核刑檢部門工作的重要指標，而辦案中法律監督則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渠道不暢，案件來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實際操作舉步維艱；追責乏力，案件監督難以落實；關系不順，掣肘行為時有發生等。刑檢部門投入大量的精力四處挖掘線索，多方調查取證，上下協調關系，公安機關則指責檢察機關抓著小錯上綱上線，兩家陷入監督越多，檢警關系越緊張，監督越難開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為政，刑事案件訴訟質量下降。公安機關辦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實、捕獲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檢部門則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證據。移送刑檢部門的案件出現證據收集不夠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時，因檢警兩家互不隸屬沒有制度規范，刑檢部門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公安機關不配合導致訴訟效益低下。案件勉強移送法院后，律師抓住這些證據上的問題展開辯護，案件質量無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訴檢察官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是刑檢部門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檢部門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檢部門無疑在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改革，但現行制度與以公正、高效為標志的主訴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距離，需要進一步完善。（1）、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與以往差距不大。主訴檢察官以獨立的辦案權為基本標志，而現階段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僅限于事實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訴權，對于重大疑難案件、增減罪名罪行的案件、擬作不起訴處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領導層層請示匯報，占用了大量辦案時間，行政干預獨立辦案的現象時有發生。（2）、對主訴檢察官的工作評估不科學。近年來對主訴檢察官都是采用崗位目標管理考核法進行工作考評，它將主訴檢察官的各項工作劃分為辦案數量、辦案質量、法律監督、調研信息、綜合治理等子項確定分值綜合打分，作為年終評先的依據。這種參照公務員管理辦法確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辦案實際，辦案質量、難易程度等主要指標沒有優劣區分標準，調研信息、綜合治理反有明確的加減分項目。這一模式誘使主訴檢察官對所辦案件得過且過，出庭公訴成為走過場，主要精力則放在了寫調研文章、上法制課、編工作經驗上，一年到頭看似忙忙碌碌，實則本末倒置。（3）、主訴檢察官管理機制嚴重滯后。主訴檢察官屬于高度專業化的司法官員，現行的檢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顯。刑檢工作要求主訴檢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論性、實踐性和專業性，一個公訴人沒有長達十年的出庭實踐是無法成為專家型稱職的主訴檢察官的。現行體制根本沒有為檢察官提供一個終身從事刑檢工作的激勵機制，檢察官的進步只有行政職務晉升一條路，行政職務晉升成為衡量檢察官進步與否的唯一標準。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優秀的檢察官被提拔后都離開了主訴檢察官的行列，專業化的主訴檢察官隊伍無從建立。

二、刑檢部門轉變執法理念的理論思考現階段刑檢部門工作機制上產生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是刑檢改革中種種理論困惑的反映。要找出解決辦法，必須首先從理論上明確檢察改革的方向。

1、刑檢部門的準確定位刑事訴訟法賦予刑檢部門法律監督職責，同時刑訴法確立了以法官為主導，控辯對抗的刑事訴訟模式，這一模式要求刑檢部門的全部工作應圍繞出庭公訴展開，一些人據此質疑刑檢部門的法律監督權，認為監督權妨害了公訴權的獨立行使。理論上的爭論導致刑檢部門的法律監督權缺乏制度保障，監督工作難以展開，因此刑檢部門的深化改革，首先需要解決刑檢部門的定位問題。（1）、公訴職能是刑檢部門最基本的職能。公訴權作為一種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國家權力，具有主動性，強制性和專門性，只能通過享有國家追訴權的刑檢部門行使。刑檢部門代表國家對特定嫌疑人觸犯刑律的行為進行控告，要求法院通過審判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罰處罰，是刑事訴訟中上承偵查、下啟審判的重要環節。（2）、公訴職能與監督職能是一致的。公訴與監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并不對立。刑檢部門在盡最大力量實現公訴目標的同時負有監督偵查活動和審判活動的責任，監督責任保證了刑事訴訟活動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法行使，對偵查權和審判權產生制約，從而在權力制衡的基礎上形成公正的司法體系，防止權力濫用。（3）、監督職能只能在公訴活動中行使，調查報告《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刑檢部門的監督權并不能單獨存在，它貫穿于公訴活動的始終。批捕權和起訴權是為了監督偵查活動與審判活動的合法性、適當性而設立的，具有程序性、參與性、及時性的特點，刑檢部門的整個辦案程序就是履行監督權的過程，不需要再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單獨行使監督權。綜上所述，可將刑檢部門定位為執行公訴職能和監督職能的檢察院內部職能機構，法律監督職能體現在公訴職能的良性運行上。

2、刑檢部門的活動原則在解決了刑檢部門的定位后，其次應明確其活動原則，保證公訴與監督職能的依法履行。在法律規定的共性原則下，應特別強調下列原則。（1）、獨立行使公訴權的原則。這是確保刑檢部門不受干擾地順利完成公訴任務的重要保證。在法官主導的庭審模式下，要求刑檢部門承擔指控犯罪責任的同時，也應給予其獨立調查取證、決定起訴與否的全部權力，不受案外因素的干擾，以保證全面履行職責。（2）、引導偵查的原則。刑檢部門在法庭審判中處于控方地位，負有對犯罪的證明責任，要保證職能的發揮，前提條件就是公安機關取得符合公訴要求的全面的證據，因此應當確立刑檢部門在偵訴關系中的主導作用。刑檢部門與公安機關對案件中的犯罪事實、證據及適用法律等方面的認識不一致時，刑檢部門的決定應具有優于公安機關決定的法律效力。規定偵查工作必須對刑檢部門開放，刑檢部門可以視情況對偵查工作提前介入以審查證據，提出對證據的意見和取證方向的建議，公安機關必須予以配合、支持，并采納刑檢部門的意見。（3）、依法監督的原則。由于刑檢部門和公安機關工作重心不同，因此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引導并不是將刑事警察部門劃歸刑檢部門管理，警檢一體化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將帶來一系列問題。刑檢部門在對公安機關引導偵查時，對其違法偵查行為不僅有權事后監督，而且有權進行事前指導。在庭審活動中，刑檢部門通過對違反訴訟程序的審理行為提出意見，對認為確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向上級法院提出抗訴，保障了庭審活動的合法性，刑事審判監督不會動搖法官的中立地位。

3、刑檢部門檢察官的性質解決刑檢部門檢察官的定位是深化刑檢部門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檢察官的定位從屬于刑檢職能的定位，應當屬于司法官員。（1）、檢察官的公訴活動集中反映了檢察官的司法屬性。其一，這種活動是為了維護法制，具有維護法制的目的這一特征。其二，公訴活動以直接性和親歷性為基礎，要求檢察官親身經歷程序，直接審查事實，從而建立內心確信。這一活動必然是個體化的，這種個體操作特征突出體現于法庭訴訟活動。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舉證，質證和辯論，包括在庭上采取公訴權范圍內的各種訴訟行為，都只能是一種個體性操作，其他人想幫忙也幫不上。其三，由于直接性和親歷性以及個體操作特性，檢察官行使其職權應當獨立，有權抵制不法干涉。（2）、應圍繞公訴活動設立職能機構。捕訴分立的機構設置根源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檢察院組織法》，在當時權力缺乏外部制約的條件下有其積極意義。但權力是不可能通過內部監督實現公正運行的，在控辯對等的訴訟模式下，繼續保留這種設置弊大于利，理應遵循公訴活動規律，在現階段批捕權歸于檢察院的前提下，用主訴檢察官制度加以替代。（3）、主訴檢察官制度，是對檢察權的重新配置，實施關鍵是“還權于檢察官”。由于捕訴分設、三級辦案的司法體制具有“審而不定，定而不審”的特點，因而與司法的一般規律不符，同時也難以充分調動檢察官的積極性與責任感。在目前迫切要求加強公訴職能的形勢下，這種辦案制度已顯得不適應。對此進行改革，就要求使檢察官從缺乏自主性和獨立性的案件承辦人員成為有職有權的檢察權行使主體。如果使檢察官完全成為聽命于上司指令而沒有獨立權限因而在業務活動中謹小慎微的公務員，就違背了司法活動的規律。

三、刑檢部門轉變執法理念的具體措施通過對刑檢部門轉變執法理念的理論分析，可以得出的結論就是：刑檢部門的改革必須遵循刑事訴訟的客觀規律，走主訴檢察官制度的必由之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應圍繞深化主訴檢察官制度這一主題展開。

1、確立主訴檢察官的基本辦案模式是轉變執法理念的出發點按照刑檢部門的職責要求，應建立主訴檢察官辦案小組，分為主訴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和檢察書記官，由此建立刑事檢控制度，設置一種以庭審公訴為中心，以起訴制約偵查的合理系統，從而理順偵訴關系，使之在庭審中與辯護對等。主訴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訴檢察官主要面對法庭，在庭審中形成與辯方的強有力對抗，檢察事務官主要面對偵查，對偵查起到強有力的制約。近期，主訴檢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權力：調查取證權、追回補充偵查權、要求公安機關提供證據材料權、建議延期審理權、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權、起訴權、追加起訴權、追訴漏犯權等，遠期應當擁有：采取、變更強制措施權、補充偵查中的搜查、財產查封、扣押權、終止審查案件權、不起訴權、撤回起訴權、變更起訴權等。在實體方面的權力近期主要為：增加認定罪名、犯罪事實權、對公安機關或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口頭糾正權、對庭審中影響實體的違法現象口頭糾正權。遠期上應有：減少認定罪名、犯罪事實權、撤回起訴權、向有關單位依法發出書面糾正違法權等。檢察事務官接受主訴檢察官的領導，在刑事訴訟中擔負著以下職責：

1、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偵查活動，審查批捕權。

2、動態地監督批捕后的偵查取證工作，掌握捕后偵查案件的訴訟證據材料。

3、接受主訴檢察官的指派具體處理辦案過程中的有關事項，負責提訊犯罪嫌疑人，閱讀預審卷宗并制作閱卷筆錄、案件審結報告以及處理其它與審查起訴有關的輔助性工作。檢察書記官在主訴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的具體要求下，做好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全部記錄工作和有關事務性工作。包括做好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筆錄和出庭筆錄及各種工作記錄，制作閱卷筆錄、案件卷宗及時整理歸檔，做好介入偵查工作的各種文字記錄等。

2、理順檢警關系是轉變執法理念的重要環節為保證主訴檢察官獲得確實、充分的證據，在對抗制的庭審中取得成功，必須賦予主訴檢察官和檢察事務官引導、監督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權力。我國現行檢警關系應予改進：一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的知悉權，要規定公安機關一經受理案件就須向刑檢部門報送材料備案，無論是立案與否、提請逮捕與否、移送起訴與否、都應書面通知；二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的參與權，即規定刑檢部門認為有必要，隨時可以參與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三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證據的審查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對公安機關收集證據的過程和方法進行審查，可以制止公安機關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證據；四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調卷、閱卷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隨時調閱公安機關的偵查案卷，以審查偵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五是明確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建議意見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方向、偵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證據方式提出建議和意見，公安機關應當采納；六是明確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中處于刑檢部門的輔助地位，規定公安機關收集證據是為刑檢部門公訴做準備，刑檢部門可以隨時要求公安機關收集或固定新的證據，必要時，還可要求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接受詢問和控辯雙方的質證；七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監督處分權，即對執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徑收集證據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評、警告、停止偵查、建議公安機關給予行政處分的權力。同時，要賦予人民檢察院《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的法律強制力。規定公安機關接到《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后，必須限期做出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人民檢察院。形成一種公安機關、刑檢部門聯合、協作，以刑檢部門為主導地位的辦案機制和檢警關系。

3、規范主訴檢察官選任考評制度是轉變執法理念的保障主訴檢察官制度的推行和發展，意味著強化檢察官應有的司法屬性，實現檢察官的相對獨立，因此應當在刑檢部門重新進行檢察官的定編工作。確定檢察官的編制，通過嚴格篩選，將具有較高素質，真正符合檢察官條件的主訴檢察官確定為檢察官，對不符合主訴檢察官條件，只能做其他工作的人員，確定為檢察事務官或檢察書記官，免除其檢察官的職務。針對轄區的情況，合理確定檢察官的職數，最終樹立主訴檢察官的權威，從而演變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檢察官，實現檢察官的終身制。建立合理的案件質量考評標準，對每個辦案人員的業績進行評估和考核，獎勵先進，促進后進。對案件質量好壞的評判，應從是否做到在法律范圍內實現了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的角度來評判。包括：一是實體標準。具體包括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證據的搜集審查，法律法規的適用等內容，介入偵查、批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和抗訴等階段應達到的標準。二是形式標準。具體包括辦案過程中工作程序的遵守，工作方式的選擇，工作紀律、作風如何等方面。如嚴格遵守辦案周期，正確運用偵查手段，評定法律文書優良等級，追繳贓款贓物情況。規定檢察官除辦案外，不增加任何額外的職能，使他們集中精力把案件辦好，最終形成以工作實績為主要條件的檢察官等級晉升制度。在刑檢部門轉變執法思想，深化改革意義重大，涉及到人事管理、工作方式、利益取舍、權力分配等多層次的問題。只要各級檢察機關更新觀念，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解決好主要矛盾，刑檢部門必將更好地發揮其職能作用。

第二篇：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

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

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2007-12-12 16:34:3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2)大力轉變執法理念，深入進行檢察體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紀、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需要。檢察院的刑事檢察部門，作為檢察院開展各項業務工作的基石，在檢察院各職能部門的改革中始終處于前列。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多媒體技術在庭審中的運用、庭前證據開示制度、普通程序簡易審的試行、偵查監督部門的成立，都打破了舊有的辦案模式，體現了新的辦案理念。與此同時，一些反映現行刑事訴訟體制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影響著改革的深入進行，因此，轉變執法理念，對檢

察體制進行宏觀規劃，加快改革的進程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擬從刑檢部門的一些現象入手，對刑檢部門的進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討。

一、現行刑檢工作機制的不足之處

1、捕訴分設辦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檢部門普遍分設為批捕和起訴二個業務職能機構，實踐證明這種設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則。（1）、工作重復，人力資源浪費，司法成本增大。刑檢部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請逮捕時，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證據都已到位，到提請起訴時只不過將這些證據材料整理有序、裝訂成冊。由起訴階段的承辦人重復批捕時的閱卷審查、提審復核等工作，延長了辦案時間，對司法資源的浪費顯而易見。（2）、捕后偵查階段，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脫節。捕訴分設后，在對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到審查起訴之間形成一個空檔，無人對這一階段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對證據的變化負責督察。（3）、捕訴分設后，在批捕部門和起訴

部門之間為“捕后不能訴”產生矛盾。因批捕、起訴對證據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導致“捕后不能訴”時，起訴部門往往責怪批捕部門對案件證據不夠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門則埋怨起訴部門過于謹小慎微，不會運用證據大膽起訴。

2、檢警關系模糊法律監督不能落到實處我國傳統的訴訟結構將檢警兩家關系定位為“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種沒有具體制度保障的設計導致現實中檢警兩家關系常處于尷尬境地，隨著刑事政策的變化在配合與監督之間搖擺不定。（1）、在“強調打擊、輕視人權”司法理念指導下，懲治犯罪，保護社會是首要任務，公安機關往往把懲治犯罪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頭數作為考核斗爭成效的首要標準。檢察機關承受著懲治犯罪專政職能的巨大壓力，在辦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對批捕標準的把握，結果許多輕微觸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進看守所，社會治安則未

見好轉。（2）、法律監督阻礙重重。隨著批捕部門向偵查監督部門職能的轉變，法律監督工作成為考核刑檢部門工作的重要指標，而辦案中法律監督則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渠道不暢，案件來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實際操作舉步維艱；追責乏力，案件監督難以落實；關系不順，掣肘行為時有發生等。刑檢部門投入大量的精力四處挖掘線索，多方調查取證，上下協調關系，公安機關則指責檢察機關抓著小錯上綱上線，兩家陷入監督越多，檢警關系越緊張，監督越難開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為政，刑事案件訴訟質量下降。公安機關辦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實、捕獲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檢部門則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證據。移送刑檢部門的案件出現證據收集不夠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時，因檢警兩家互不隸屬沒有制度規范，刑檢部門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公安機關不配合導致訴訟效益低下。案件勉強移送

法院后，律師抓住這些證據上的問題展開辯護，案件質量無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訴檢察官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是刑檢部門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檢部門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檢部門無疑在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改革，但現行制度與以公正、高效為標志的主訴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距離，需要進一步完善。（1）、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與以往差距不大。主訴檢察官以獨立的辦案權為基本標志，而現階段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僅限于事實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訴權，對于重大疑難案件、增減罪名罪行的案件、擬作不起訴處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領導層層請示匯報，占用了大量辦案時間，行政干預獨立辦案的現象時有發生。（2）、對主訴檢察官的工作評估不科學。近年來對主訴檢察官都是采用崗位目標管理考核法進行工作考評，它將主訴檢察官的各項工作劃分為辦案數量、辦案質量、法律監督、調研信息、綜合治理等子項確定分

值綜合打分，作為年終評先的依據。這種參照公務員管理辦法確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辦案實際，辦案質量、難易程度等主要指標沒有優劣區分標準，調研信息、綜合治理反有明確的加減分項目。這一模式誘使主訴檢察官對所辦案件得過且過，出庭公訴成為走過場，主要精力則放在了寫調研文章、上法制課、編工作經驗上，一年到頭看似忙忙碌碌，實則本末倒置。（3）、主訴檢察官管理機制嚴重滯后。主訴檢察官屬于高度專業化的司法官員，現行的檢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顯。刑檢工作要求主訴檢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論性、實踐性和專業性，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

第三篇：對檢察院刑檢部門深化改革的思考

大力轉變執法理念，深入進行檢察體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紀、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需要。檢察院的刑事檢察部門，作為檢察院開展各項業務工作的基石，在檢察院各職能部門的改革中始終處于前列。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多媒體技術在庭審中的運用、庭前證據開示制度、普通程序簡易審的試行、偵查監督部門的成立，都打破了舊有的辦案模式，體現了新的辦案理念。與此同時，一些反映現行刑事訴訟體制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仍然存在，影響著改革的深入進行，因此，轉變執法理念，對檢察體制進行宏觀規劃，加快改革的進程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擬從刑檢部門的一些現象入手，對刑檢部門的進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討。

一、現行刑檢工作機制的不足之處

1、捕訴分設 辦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檢部門普遍分設為批捕和起訴二個業務職能機構，實踐證明這種設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則。（1）、工作重復，人力資源浪費，司法成本增大。刑檢部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請逮捕時，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證據都已到位，到提請起訴時只不過將這些證據材料整理有序、裝訂成冊。由起訴階段的承辦人重復批捕時的閱卷審查、提審復核等工作，延長了辦案時間，對司法資源的浪費顯而易見。（2）、捕后偵查階段，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脫節。捕訴分設后，在對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到審查起訴之間形成一個空檔，無人對這一階段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對證據的變化負責督察。（3）、捕訴分設后，在批捕部門和起訴部門之間為“捕后不能訴”產生矛盾。因批捕、起訴對證據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導致“捕后不能訴”時，起訴部門往往責怪批捕部門對案件證據不夠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門則埋怨起訴部門過于謹小慎微，不會運用證據大膽起訴。

2、檢警關系模糊 法律監督不能落到實處我國傳統的訴訟結構將檢警兩家關系定位為“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種沒有具體制度保障的設計導致現實中檢警兩家關系常處于尷尬境地，隨著刑事政策的變化在配合與監督之間搖擺不定。（1）、在“強調打擊、輕視人權”司法理念指導下，懲治犯罪，保護社會是首要任務，公安機關往往把懲治犯罪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頭數作為考核斗爭成效的首要標準。檢察機關承受著懲治犯罪專政職能的巨大壓力，在辦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對批捕標準的把握，結果許多輕微觸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進看守所，社會治安則未見好轉。（2）、法律監督阻礙重重。隨著批捕部門向偵查監督部門職能的轉變，法律監督工作成為考核刑檢部門工作的重要指標，而辦案中法律監督則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渠道不暢，案件來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實際操作舉步維艱；追責乏力，案件監督難以落實；關系不順，掣肘行為時有發生等。刑檢部門投入大量的精力四處挖掘線索，多方調查取證，上下協調關系，公安機關則指責檢察機關抓著小錯上綱上線，兩家陷入監督越多，檢警關系越緊張，監督越難開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為政，刑事案件訴訟質量下降。公安機關辦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實、捕獲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檢部門則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證據。移送刑檢部門的案件出現證據收集不夠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時，因檢警兩家互不隸屬沒有制度規范，刑檢部門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公安機關不配合導致訴訟效益低下。案件勉強移送法院后，律師抓住這些證據上的問題展開辯護，案件質量無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訴檢察官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主訴檢察官制度的確立是刑檢部門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檢部門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檢部門無疑在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改革，但現行制度與以公正、高效為標志的主訴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距離，需要進一步完善。（1）、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與以往差距不大。主訴檢察官以獨立的辦案權為基本標志，而現階段主訴檢察官的辦案權僅限于事實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訴權，對于重大疑難案件、增減罪名罪行的案件、擬作不起訴處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領導層層請示匯報，占用了大量辦案時間，行政干預獨立辦案的現象時有發生。（2）、對主訴檢察官的工作評估不科學。近年來對主訴檢察官都是采用崗位目標管理考核法進行工作考評，它將主訴檢察官的各項工作劃分為辦案數量、辦案質量、法律監督、調研信息、綜合治理等子項確定分值綜合打分，作為年終評先的依據。這種參照公務員管理辦法確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辦案實際，辦案質量、難易程度等主要指標沒有優劣區分標準，調研信息、綜合治理反有明確的加減分項目。這一模式誘使主訴檢察官對所辦案件得過且過，出庭公訴成為走過場，主要精力則放在了寫調研文章、上法制課、編工作經驗上，一年到頭看似忙忙碌碌，實則本末倒置。（3）、主訴檢察官管理機制嚴重滯后。主訴檢察官屬于高度專業化的司法官員，現行的檢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顯。刑檢工作要求主訴檢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論性、實踐性和專業性，一個公訴人沒有長達十年的出庭實踐是無法成為專家型稱職的主訴檢察官的。現行體制根本沒有為檢察官提供一個終身從事刑檢工作的激勵機制，檢察官的進步只有行政職務晉升一條路，行政職務晉升成為衡量檢察官進步與否的唯一標準。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優秀的檢察官被提拔后都離開了主訴檢察官的行列，專業化的主訴檢察官隊伍無從建立。

二、刑檢部門轉變執法理念的理論思考&nbs

此建立刑事檢控制度，設置一種以庭審公訴為中心，以起訴制約偵查的合理系統，從而理順偵訴關系，使之在庭審中與辯護對等。主訴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訴檢察官主要面對法庭，在庭審中形成與辯方的強有力對抗，檢察事務官主要面對偵查，對偵查起到強有力的制約。近期，主訴檢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權力：調查取證權、追回補充偵查權、要求公安機關提供證據材料權、建議延期審理權、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權、起訴權、追加起訴權、追訴漏犯權等，遠期應當擁有：采取、變更強制措施權、補充偵查中的搜查、財產查封、扣押權、終止審查案件權、不起訴權、撤回起訴權、變更起訴權等。在實體方面的權力近期主要為：增加認定罪名、犯罪事實權、對公安機關或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口頭糾正權、對庭審中影響實體的違法現象口頭糾正權。遠期上應有：減少認定罪名、犯罪事實權、撤回起訴權、向有關單位依法發出書面糾正違法權等。檢察事務官接受主訴檢察官的領導，在刑事訴訟中擔負著以下職責：

1、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偵查活動，審查批捕權。

2、動態地監督批捕后的偵查取證工作，掌握捕后偵查案件的訴訟證據材料。

3、接受主訴檢察官的指派具體處理辦案過程中的有關事項，負責提訊犯罪嫌疑人，閱讀預審卷宗并制作閱卷筆錄、案件審結報告以及處理其它與審查起訴有關的輔助性工作。檢察書記官在主訴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的具體要求下，做好案件審理過程中的全部記錄工作和有關事務性工作。包括做好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筆錄和出庭筆錄及各種工作記錄，制作閱卷筆錄、案件卷宗及時整理歸檔，做好介入偵查工作的各種文字記錄等。

2、理順檢警關系是轉變執法理念的重要環節為保證主訴檢察官獲得確實、充分的證據，在對抗制的庭審中取得成功，必須賦予主訴檢察官和檢察事務官引導、監督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權力。我國現行檢警關系應予改進：一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的知悉權，要規定公安機關一經受理案件就須向刑檢部門報送材料備案，無論是立案與否、提請逮捕與否、移送起訴與否、都應書面通知；二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的參與權，即規定刑檢部門認為有必要，隨時可以參與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三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偵查證據的審查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對公安機關收集證據的過程和方法進行審查，可以制止公安機關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證據；四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調卷、閱卷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隨時調閱公安機關的偵查案卷，以審查偵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五是明確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建議意見權，規定刑檢部門可以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方向、偵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證據方式提出建議和意見，公安機關應當采納；六是明確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中處于刑檢部門的輔助地位，規定公安機關收集證據是為刑檢部門公訴做準備，刑檢部門可以隨時要求公安機關收集或固定新的證據，必要時，還可要求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接受詢問和控辯雙方的質證；七是確立刑檢部門對公安機關的偵查監督處分權，即對執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徑收集證據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評、警告、停止偵查、建議公安機關給予行政處分的權力。同時，要賦予人民檢察院《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的法律強制力。規定公安機關接到《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后，必須限期做出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人民檢察院。形成一種公安機關、刑檢部門聯合、協作，以刑檢部門為主導地位的辦案機制和檢警關系。

3、規范主訴檢察官選任考評制度是轉變執法理念的保障主訴檢察官制度的推行和發展，意味著強化檢察官應有的司法屬性，實現檢察官的相對獨立，因此應當在刑檢部門重新進行檢察官的定編工作。確定檢察官的編制，通過嚴格篩選，將具有較高素質，真正符合檢察官條件的主訴檢察官確定為檢察官，對不符合主訴檢察官條件，只能做其他工作的人員，確定為檢察事務官或檢察書記官，免除其檢察官的職務。針對轄區的情況，合理確定檢察官的職數，最終樹立主訴檢察官的權威，從而演變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檢察官，實現檢察官的終身制。建立合理的案件質量考評標準，對每個辦案人員的業績進行評估和考核，獎勵先進，促進后進。對案件質量好壞的評判，應從是否做到在法律范圍內實現了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的角度來評判。包括：一是實體標準。具體包括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證據的搜集審查，法律法規的適用等內容，介入偵查、批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和抗訴等階段應達到的標準。二是形式標準。具體包括辦案過程中工作程序的遵守，工作方式的選擇，工作紀律、作風如何等方面。如嚴格遵守辦案周期，正確運用偵查手段，評定法律文書優良等級，追繳贓款贓物情況。規定檢察官除辦案外，不增加任何額外的職能，使他們集中精力把案件辦好，最終形成以工作實績為主要條件的檢察官等級晉升制度。在刑檢部門轉變執法思想，深化改革意義重大，涉及到人事管理、工作方式、利益取舍、權力分配等多層次的問題。只要各級檢察機關更新觀念，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解決好主要矛盾，刑檢部門必將更好地發揮其職能作用。

第四篇：對醉駕入刑的思考

巴州廣播電視大學實用法律基礎課程論文

論文題目：對“醉駕入刑”的幾點思考

姓名__ ___ _

學號__

專業________ __

指導教師 _______

成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醉駕入刑”的幾點思考

摘要: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1年3月25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將飆車、醉駕列入犯罪行為, “醉駕”首次入罪。修正案明確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了交通肇事罪，但必須是造成嚴重后果的才追究刑事責任。而“醉駕”入罪則是行為犯，無論后果如何，有“醉駕”行為即入罪。本文將對其應不應入刑及入刑的刑法分析進行思考。

關鍵字:醉駕；合理合法；寬嚴相濟；刑罰構成；刑罰的作用

“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機動車又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迅猛增長，卻因幾例極端的惡性事故而罔顧必要性與可行性，在民意的挾持下草率修法，增設罪名，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立法現實。假如這樣的趨勢得不到遏止，刑法分則的罪名就不是兩三百個，而會是兩三千個，甚至兩三萬個。到那個時候，社會上不必再區分好人壞人，全都是潛在的罪犯。” 張培鴻律師這樣認為。

一、對“醉駕”入刑的合理性的思考

我認為：我國的飲酒習俗歷來已久，在對“醉駕”入刑時應當加強禁酒，加強酒的危害宣傳教育，比如出臺法令禁止公務會餐禁止飲酒，只有這樣才能為“醉駕”入刑做好輿論宣傳；其次，我們不能僅憑人民所謂的“民意”進行決策，姑且不論這種“公意”是基于道德還是個人私利，必須保證司法的獨立性。

二、對“醉駕”入刑的刑法思考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1年3月25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已經盡其納入刑法并與2011年5月1日開始實行，我們討論的焦點將是對“醉駕”入刑的刑法分析。

毫無疑問，醉駕是一種危險行為，因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性而被刑法規定為犯罪。有專家將其罪名歸納為“危險駕駛罪”，我們姑且以此名展開討論。

1、本罪屬于故意犯

根據刑法立法及理論，主觀心理態度有故意（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與過失（疏忽大意的過失與過于自信的過失）之分就醉駕行為而言，行為人在主觀心理狀態

上，不可能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惡性交通事故的結果而希望該結果發生，也不會是預見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惡性交通事故的結果而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到，應只涉及在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惡性交通事故結果的情況下，是放任該結果的發生，還是輕信能夠避免層面來討論。在當前理論和實踐中，許多人認為是前者，表現在醉駕者飲酒時明知自己的醉酒行為會導致惡性交通事故的結果，仍飲酒致醉以放任導致結果的發生。依罪刑法定原則關于“行為時”的要求，醉駕者在飲酒時的主觀心理狀態，不是罪犯主觀方面的內容；醉駕行為的主觀方面內容，應是醉駕者在醉酒駕駛機動車輛時，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可能導致惡性交通事故的主觀心理狀態。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過失的區別，前者在意志因素上表現為“放任”，即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某種危險社會的結果，但對該結果的發生持“容忍”的、聽之任之的、既不積極追求也不設法避免的心理態度；后者是輕信能夠避免即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但根據相信自己能夠避免該結果的發生，過高地估計了避免結果發生的根據的作用。據此，過于自信過失的成立，需以“根據”的客觀存在為前提，若該賴以輕信的“根據”不是客觀的，而是行為人臆想的，則此時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因素就不是“輕信能夠避免”，而是“放任”。

由此觀之，“醉駕”既不是過于自信的過失，也不是疏忽大意的過失，而應定性為故意犯罪。

2、本罪屬于危險犯、行為犯

本罪的客觀方面是：醉駕行為對公共交通安全的危險性。如果醉駕行為不是發生在道路等公共場所上，則可以排除本罪。

本罪屬于行為犯：只要酒后經檢測身體酒精含量到達某一標準而駕車即構成既遂。駕駛車輛應當解釋為控制車輛并使車輛發生空間移動的行為。根據我們的理解：在行為人已經啟動車輛而未發生車輛移動情況下被人制止的不構成本罪，因此亦不成立本罪的未遂。

對于醉駕的判斷應堅持客觀標準：即經過檢測，行為人身體酒精含量達到一定客觀標準，即使行為人十分清醒，亦應成立“醉”駕。

3、“醉駕”與“情節顯著輕微”的思考

我國刑法第十三條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犯罪”。

我國刑法總則還有其他排除犯罪的事由規定，如緊急避險、正當防衛等等。前述規定是刑法總則的規定，危險駕駛罪是刑法分則的規定。根據刑法理論和刑法本身的結構安排，總則是關于犯罪與刑罰的共通規定，分組原則上是關于犯罪與刑罰的具體或特別規定，總則指導分則。故，這些規定同樣適用于醉駕的犯罪問題。

“醉駕”是否一律入刑？我們假設了如下可供討論的情況：

如果一個人在空無一人的荒島或者沙漠上的道路上醉駕是否構成本罪？某一警察假日飲酒后突遇犯罪行為，斷然決定駕車阻止的，是否構成本罪？我認為：醉駕是否一律入刑（定罪）應根據刑法總則的規定，從具體案件的特殊情況出發作出分析認定，而非一刀切。

三、“醉駕入刑”引發的對現行刑事審判制度的思考

目前現行刑事制度解決執行醉駕入刑問題勢必陷入窘境。

本罪屬于公訴案件。按照現行刑事訴訟程序，公訴案件必經過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和人民法院依法審判三道工序。我國采取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審前羈押的制度，如果醉駕者不具備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必須對其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如果出現司法力量不足或者大量醉駕案件涌入法院的情況，導則判決可能會遲延，有可能出現到判決下達時行為人實際被羈押的期限早已超過判處的刑期的尷尬局面。況且，考慮到司法資源的稀缺，對一般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無嚴重后果的醉駕，啟動公訴程序，無疑是拿大炮打蚊子。

酒后駕車危險并做出法律上的否定評價已為現代文明社會公認，但醉駕入刑在我國有點滯后，且對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制度提出了挑戰：現行刑事制度制度不經改革和重新構建，解決不了醉駕入刑的執行問題。

我們的擔心也許沒有必要，但即使不出現司法力量不足或者大量醉駕案件涌入法院的情形，依照現有簡易程序審理醉駕犯罪仍有諸多不便：如果當事人已經認罪，按照現有法律規定，即使適用簡易程序，公安機關仍然要向檢察機關提出《起訴意見書》將案卷移送檢察機關，檢察機關仍然要撰寫《起訴書》并向人民法院出具書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建議書》，在開庭前，人民法院仍然要按照??如果需要拘留、逮捕行為人，還要有相關呈請、批準手續。所以，適用現有簡易程序處理醉駕犯罪案件仍顯繁瑣。最好的做法是借鑒先進立法，進一步簡化刑事

處理程序。

根據學者的介紹，刑事簡易程序在世界各國呈現了多樣化的趨勢，在簡易程序的種類的數量上，有的國家只有一種，有的國家有兩種、三種，有的國家則多達七種。

四、應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醉駕”行為定罪處罰醉駕行為威脅到或危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財產安全，完全符合該罪的犯罪客體要件的要求。醉駕者實施刑法禁止的危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財產全的行為，該行為若尚未造成惡性重大交通事故，則完全符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關于該罪危險犯的犯罪客觀方面要件的要求；該行為若已造成惡性交通事故，則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款關于該罪實害犯得犯罪客觀方面要件的要求。醉駕者明知醉駕會造成惡性交通事故的危險而依然醉駕，從形式上看對危害結果持的是否定（輕信能夠避免）的心理態度，因該“輕信”缺乏客觀根據而實際上為“放任”，完全符合該罪的主觀方面要件（間接故意）的要求。醉駕者在刑法上被擬制為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的罪犯主體（醉酒人犯罪，應負刑事責任），完全符合該罪犯罪主體要件要求。既然醉駕行為完全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全部要件，并不符合其他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則在現有立法框架下，把醉駕行為認定為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完全合法的。把醉駕行為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能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也是合理的。一是在犯罪客體方面，醉駕行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飲酒駕車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的威脅要大得多。二是在犯罪客觀方面，醉駕行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飲酒駕車可能或實際造成的損害往往要大得多。三是在主觀方面，醉駕行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飲酒駕車的主觀惡性要大得多。四是在犯罪主體上，駕車者是具有高度注意義務的特殊身份者，醉駕并不能由此減小其刑事責任能力。綜合以上醉駕行為各方面情況，應當說醉駕行為具有與投放危險物質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大體相當的罪責刑。在現行刑法框架內，只能以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才能實現對醉駕行為的罪責刑相適應。

參考文獻：

[1]、劉憲權.處理高危駕車肇事案件的應然標注法學

[2]、高川.嚴刑峻法懲治酒后駕車[N]文匯報

[3]、于志剛.危險駕駛行為的刑罰評價——以“醉酒駕駛”交通肇事行為為視角[J]法學

[4]、徐偉，林艷.酒后駕車行為嚴重之下仍時有發生專家熱議是否增設危險駕駛罪[N].法制日報，2009—09—24

[5]、王清波、黃夏.“酒駕入刑”，時代的呼喚[N].人民公安報，2009—09—25

[6]、勞東燕：《刑事司法政治化的背后》，49~50頁

第五篇：檢察院對偽證罪問題思考認識

刑事司法活動的核心內容，就是準確地追訴、懲治犯罪，使刑事案件得到正確的認定和處理。其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收集并運用證據的過程：立案偵查、采取強制措施、提起公訴、審理判決等各項活動都離不開證據，并且要求其真實性得到確認。任何偽證都可能導致對案件的錯誤認定和處理，妨礙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從而使司法機關喪失威信，使法律喪失威力，其社會危害性是嚴重的。因此筆者認為，正確認識“偽證”并將偽證罪的主體及其目的進行適當擴大，完善刑法關于偽證罪的規定，對于司法實踐是不無裨益的。

一、對“偽證”的界定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對所謂“虛偽”的認識。國內外刑法理論對此有三種觀點：客觀說、主觀說和折衷說。客觀說認為，只有陳述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的，才是虛偽的。具體地講，客觀說以陳述的內容是否符合客觀真實性為標準，只要陳述內容與客觀事實有出入，那么陳述就是虛偽的；而即使陳述人主觀上故意作虛偽陳述，但只要不違反客觀真實性，沒有實際的危害結果，此陳述也被認為是真實的。主觀說則認為判斷陳述內容是否虛偽，并不決定于陳述內容是否符合客觀事實，而決定于陳述者主觀上是否將其所經歷的事實作準確無誤的陳述。如是，則陳述就是真實的，即使與客觀事實不符，也不影響其真實性；反之，如果陳述是違反其經歷事實的，即使陳述內容符合客觀真實，也是虛偽的。而折衷說則認為，既有主觀故意，又違背客觀事實的陳述才是虛偽的陳述；主觀上有故意，但陳述并未違背客觀事實的，應視為真實；主觀上沒有故意，但陳述違背客觀事實的，亦不在虛偽之列。

目前，國內較為通行的是折衷說。但此說的觀點頗值得商榷。行為人作偽證必須通過積極作為的方式來進行，如果不作為就是拒不作證，既然并未提供證據，就無所謂“真”、“偽”之分，且陳述違反證人記憶但符合客觀事實也只是巧合，而非其本意。所以只要其主觀上欲故意作偽，客觀上就必須積極地實施一定行為，那么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實施的就應該是“危害行為”。而依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規定，只要行為人有故意行為，且意圖陷害他人或隱匿罪證，即可構成本罪。可見，法律強調的是行為人歪曲事實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對是否造成實際危害則并不過問。因此，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偽證罪是行為犯而不是結果犯。折衷說顯然是以是否產生危害結果來認定偽證罪是否成立的，但實際上構成偽證罪的客觀要件是危害行為而非危害結果。折衷說雖然顧及了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但在對客觀因素的認定上發生了錯誤，從而偏離了刑法規定的本意，這正是折衷說的失誤所在。

而客觀說則有失偏頗。如果依其觀點，那么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何種心理狀態，只要其提供的證據與客觀事實不符，即成立偽證罪。換言之，過失亦可構成偽證罪，這無異于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有利于準確認定案件事實，較好地保障了司法活動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對證據提供者的約束過于嚴格，反而使其抵觸情緒增加，給司法活動的正常開展帶來諸多不便。權衡利弊，這種客觀歸罪的做法顯然有矯枉過正之虞，并沒有太大的實踐意義。

因此，相比較而言，主觀說就顯得更為合理了。只要行為人在刑事訴訟中為了陷害他人或隱匿罪證而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提供不實證據的，即犯有偽證罪，而不論是否造成了他所希望的危害結果。若因客觀條件限制而使證人的記憶發生錯誤，導致其所作證據與客觀事實不符，由于其不具備犯罪故意，故不構成偽證罪；如果證人故意作與記憶不符的假證明，即使此證據與客觀事實恰巧相符合，仍不能阻卻偽證罪的成立。只是由于未造成危害后果，因而可以認為情節比較輕微而已。

二、對其他主體偽證行為的認識及策略

在我國，法定的證據包括如下七種：（1）物證、書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供述和辯解；（5）鑒定結論；（6）勘驗、檢查筆錄；（7）視聽資料。因此證人、記錄人、鑒定人、翻譯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證據的重要來源，那么這些人就都有作偽證的可能。我國刑法已就前四種人的故意偽證行為規定了偽證罪及其處罰，而對于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幾個潛在的偽證行為主體，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偽造證據、隱匿罪證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都必須受法律追究，但刑法卻并沒有指出對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應當如何處理，這顯然不利于刑事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

1、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偽證行為進行處治的必要性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訊問，應當如實回答，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害人也有如實向司法機關陳述案件事實的義務。同時，依據刑事訴訟證據理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供述和被害人親歷犯罪行

為發生的證言或陳述都屬于直接證據，具有較強的證明力，能夠單獨直接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是公安司法機關認定案件事實，對案件進行處理的重要依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受外因影響的）被害人為對抗司法機關，隨時都有可能以各種手段來妨害正常的司法活動，故意作偽證就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因此，對其進行分析并尋求相應的司法對策是很有意義的。

2、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偽證行為的認識及策略

第一，從作用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公安司法機關立案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他對自己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以及如何實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為清楚。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交待、如實供認，就可以全面、詳盡地反映出作案的動機、目的以及作案的手段和過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經查證屬實，一般可以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辯解，則可以提供證實其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或證據線索。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實口供對辦案人員迅速了解案情，全面收集證據，正確認定事實和及時發現新情況等有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證據所難以比擬的。

雖然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擔證明責任，也就是沒有義務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因此而享有沉默權，而且由于其供述和辯解的重要性，所以法律上不能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回答問題或故意作虛偽陳述。后者一旦產生影響，其危害性與真實陳述的正面作用同樣重大，這正如物理學對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所作的描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第二，從內容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一般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供述，即向公安司法機關承認自己犯有罪行和關于犯罪具體過程、情節的敘述；（2）辯解，即否認自己犯有罪行，或者雖然承認有罪，但對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或應從輕、減輕處罰等情況所作的申辯和解釋；（3）對他人共同犯罪事實的檢舉和揭發。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檢舉揭發他人犯罪的情況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與其自己的犯罪行為有一定的聯系，可以作為本案的證據使用，因而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組成部分；另一種與其本人犯罪的事實無關，則不屬于口供而屬于證人證言。

第三，從司法對策上看。

眾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存在著很大的虛假可能性，并易有反復。在大多數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了逃避罪責，總是企圖否認和抵賴罪行。所以，虛假的辯解是比較常見的。由于司法機關本來就要對有關案件事實展開調查工作，因此這種虛假辯解并不會對司法活動造成新的影響，故對其另行追究并無太大意義。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有罪供述或檢舉揭發時故意作偽，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國刑法分別在第六十七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了對自首和立功的處理：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并可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分子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那么如果他們提供了虛假的新情況，又應如何處理呢？如前文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新情況應屬于案件的證據，其有關供述就應該是作證行為。對屬于證人證言性質的檢舉揭發，若有故意作偽，應當可以適用偽證罪進行處理；而對自證其罪的供述或不屬證人證言性質的檢舉揭發，如有故意作偽，刑法則沒有作出相應規定。而事實上對于新情況，司法機關總是寧信其有而不信其無的，并且還會據此展開調查，待發現情況不實，則已經使司法成本升高，司法資源遭到浪費。所以這種作偽行為對正常司法活動的妨害是相當大的。

例如，犯罪嫌疑人錢某(某國企負責人)因涉嫌受賄而被拘留，在羈押期間他為了逃避罪責、轉移視線，給偵查活動設置障礙，向司法機關作了虛偽供述，言明自己除本案以外還曾收受私企老板李某賄賂十多萬元。偵查人員以此為線索開始新一輪調查，在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之后，發現此情況純屬子虛烏有，而錢某則利用這段時間考慮對策，重新加固了思想防線。對此，司法機關一般只是在認定其罪責時，以認罪態度差進行評價，從而達到加重處罰的目的，這就是實踐中所謂的“態度刑”。但這種處理方法其實并不合理。在此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實際上侵害了兩種不同的客體：一是案件本身涉及的社會關系，二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所以處理起來應當區分清楚，不能一概而論。

總之，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提供虛假新情況屬于偽證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已足以構成犯罪，為維護法律尊嚴，保障正常的司法活動，應可以對其單獨立罪。具體來說，可以在我國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中增加一款內容，明確規定第二類偽證罪。本罪的主體方面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罪過方面為直接故意；客觀行為方面為作出了虛假的供述，即提供了虛假的新情況；而目的方面則可概括為妨礙司法公正，不必局限于陷害他人或隱匿罪證。

3、對被害人偽證行為的認識及策略

第一，對被害人虛偽陳述的認識

被害人陳述，是指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事實和所了解的犯罪分子的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刑事訴訟開始之前的被害人陳述，是公安司法機關立案的根據；在刑事訴訟過程之中的被害人陳述，則是重要的證據來源。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對象，因此一般對案件事實了解得比較詳細、具體，特別是在強奸、流氓、傷害、詐騙等案件中，被害人與犯罪分子大都有過直接的接觸。他們不僅了解犯罪的時間、地點、手段、過程、后果，而且還了解犯罪分子本人的許多具體情況，有時甚至可以明確告發或指認誰是犯罪人。因此，被害人陳述對于公安司法機關判斷案件性質、確定偵查方向和重點，收集核實其他證據，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而要認清被害人虛假陳述的性質，首先應該明確偽證罪與誣告陷害罪的區別：（1）侵害的客體不同。前者主要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后者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2）犯罪時間不同。偽證行為發生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誣告陷害行為則發生在立案偵查前，是引起案件立案偵查的原因。（3）作偽內容不同。前者是在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上作偽；后者則捏造整個的犯罪事實。（4）犯罪主體不同。前者是特殊主體，后者則為一般主體。（5）行為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后者的目的則只能是陷害他人。如果被害人故意捏造事實、意圖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刑事處分的，并且屬于刑事訴訟前的陳述，一經查出，可依法追究其誣告陷害罪之責；如果是在刑事訴訟中，受外因的影響，或被威逼利誘、或出于與犯罪分子的特殊關系、抑或是為了報復、泄憤等等，而有意將案件事實縮小或夸大，將情節減輕或加重，由于此時刑事訴訟已經啟動，所以此類行為應屬于故意作偽證。被害人的這些虛偽陳述都有可能導致案件性質發生改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發生錯誤等嚴重后果，這對于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有著相當大的妨害，而我國刑法對此也沒有加以規制。

第二，具體認定及司法對策

筆者認為，被害人偽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已足以構成犯罪，可以納入第二類偽證罪的范疇：其主觀罪過方面是直接故意；客觀行為方面是作虛偽陳述；行為目的是意圖妨礙司法公正（因為被害人也可能出于加重打擊犯罪者的目的而故意夸大事實，并不一定是為包庇罪犯）。應該看到的是，被害人由于受犯罪分子侵害，其正常法律權益已遭到損失，如果不是出于外因的影響，一般不會有意作偽證。因此，認定這類行為的關鍵在于對導致行為產生的外因的分析。

（1）因受暴力脅迫或與犯罪嫌疑人有特殊關系而作偽證。例如在一起故意傷害案中的受害人王某（退休干部），在犯罪嫌疑人陳某（無業青年）被拘留期間，因事有湊巧，得悉陳某竟為自己一位老戰友之獨子。考慮到老戰友年老體衰需人照顧，王某在法庭上改變證詞，將被陳某毆打致肋骨骨折的情況說成是自己不小心摔傷，而只承認其他一些輕微外傷是由于陳某的傷害造成，后經重新鑒定發現王某作了偽證。雖然王某的行為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動，但他也已為此付出代價，犧牲了受損權益得到完全救濟的機會。因此對于這種情況，可以考慮從輕處罰，受暴力脅迫而作偽證亦同此理。

（2）因被賄買而作偽證。如強奸案件中的受害者由于收受犯罪分子或其親友的財物而與其串通，在接受司法機關再次詢問時，將原先所作的被強奸的陳述改為是與其通奸，以致檢察機關將此案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最后因為種種原因而不了了之。屬于這種情況的不應得到從輕處罰：一方面，其受損權益已經得到對方錢物的對價性補償，從輕處罰的理由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其行為侵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動，從維護司法公正的角度出發，應予正常處治。

（3）為報復、泄憤而作偽證。例如，某公司采購員方某因在被欺騙的情況下與周某（自稱某公司供銷人員）簽訂了購銷合同并同時支付了首期款。不久，周某攜款潛逃，以致方某的公司損失數萬元。后周某雖被抓獲，但貨款已無法追回，方某因工作失誤而被解職。方某為報復周某，在向司法機關第二次陳述時，將涉案金額夸大為十萬元，希望以此使周某被從重處罰。這種偽證行為在妨害司法機關正常活動的同時又侵害了周某的正當權益，故不宜從輕處罰。

三、國內外關于偽證罪規定的不同點

當今世界各國刑法幾乎都有關于偽證罪的規定，與我國相比較，存在著諸多的不同點，并且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主體方面，泰國刑法、印度1953年刑法和法國1810年刑法對偽證罪的主體均不加限制，即為一般主體；在主觀方面，有些國家的刑法沒有寫明罪過形式是故意還是過失，如法國、西班牙、日本、朝鮮等，保加利亞1915年刑法甚至明文規定了過失偽證罪；在客觀方面，很多國家強調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在陳述之前或之后需要依法宣誓，保證真實陳述或保證所作陳述是真實的；關于偽證罪發生的訴訟階段的規定也不僅僅局限于在刑事訴訟中；另外，許多國家的刑法都未規定偽證須是對案件的重要情節，更有甚者，瑞士刑法第307條第三款規定：“虛偽陳述與法官判決之事無關者，處三個月以下輕懲役”；在量刑方面，各國都相對較重：日本、美國為10年以下，泰國為7年以下并有罰金刑，法國為5年以上10年以下，加拿大則為14年以下。總之，外國刑法對偽證罪的規定在適用范圍上、打擊面上和處罰程度上都超過了我國。

綜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都可以而且應當成為偽證罪的主體，而偽證罪的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作偽之故意并且是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為標準。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違法犯罪的形式、手段等具體情況也日趨復雜，立法機關也有必要根據具體情況進一步完善關于偽證罪的規定，將其內涵與外延均作適當擴大，以加強打擊的廣度和力度，從而更好地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保障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并促進國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和司法資源的優化使用，為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