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權力濫用的表現

當前權力濫用的表現、危害及原因淺析

腐敗主要有兩種突出表現，以權謀私和官僚主義。以權謀私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取私利，如貪污受賄、敲詐勒索、中飽私囊、揮霍公款、玩忽職守、徇私枉法、賣官鬻爵等。官僚主義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做官當老爺。權力的官僚化，看似不是以權謀私，實際上使公共權力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正確有效的行使，仍然屬于一定意義上的權力濫用行為。當前，權力濫用的突出表現有以下幾種。

1、權力觀的扭曲。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把權力作為獲利的工具，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二是獨斷專行，破壞民主集中制原則；三是工作中不負責任，失職瀆職；四是利用職權講享受、擺闊氣。

2、權力的商品化。有些人把自己手中的權力當作一種商品，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物交易、權色交易，凸現商人本性，用公共權力撈取個人最大私利。

3、權力的特殊化。有些人為了獲取特殊利益，超越組織所賦予的職權，侵犯集體的或他人的權益，搞政治上的特殊化；或者利用職權為家屬親友在經商、就業、提干等方面，謀求制度規定以外的特殊利益，搞生活上的特殊化。

4、權力的官僚化。有些人手中握有人民的權力，但不履行或正確履行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他們既不為人民辦事，也不向人民負責，而是高高在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

權力濫用是嚴重的腐敗行為，其危害：一是嚴重敗壞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二是危害社會的穩定，制造不安定因素；三是破壞社會資源的優化配臵，導致國家資產的大量流失；四是導致公眾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會風氣、道德水準的降低。

二、權力濫用的原因透視

1、封建社會權力觀在人們意識中根深蒂固，是權力濫用的思想根源。我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治的國家，由于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封建官吏利用職權、貪污受賄、巧取毫奪、中飽私囊、賣官鬻爵的現象司空見慣。可以說，一部中國封建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濫用職權的腐敗歷史。封建社會許多濫用權力的腐朽思想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一朝權在握，便把私來謀”，在一些人的頭腦意識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封建主義特權觀念、“官本位”觀念、等級觀念、裙帶觀念等積習，在現實生活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以至直接成為一些黨政干部以權謀私腐化變質的思想病灶。

2、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監督工作中出現一些漏洞和薄弱環節，是權力濫用的客觀原因。在我國，經過二十余年的改革，經濟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政治體制改革也在逐步進行。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客觀上要經歷一個艱難的新舊體制轉換時期。在這一體制轉換過程中，一整套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制度、行為規范不可能一下子完善起來，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法律規章制度又不能沿用，這樣在對某些行為的約束和管理方面就有可能造成空檔和漏洞，從而被某些人用來“打擦邊球”，搞權錢交易等腐敗活動。新舊體制并存所產生的矛盾和碰撞，客觀上為某些以權謀私腐敗消極現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條件。

3、執紀不嚴、監督乏力，是權力的濫用的直接原因。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在監督和制約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權力的濫用就會在更大的范圍內衍生開去。近些年來的反腐敗斗爭表明，對權力監督的乏力仍是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一些黨員

干部對監督的認識比較淡薄。有的認為監督有損于領導威信和單位形象，不利于領導和單位開展工作；有的認為監督影響經濟的發展，是消極的東西；有的認為監督是找岔子，捅漏子，束縛人的思想和手腳。許多人對監督顧慮重重，下級對上級的監督，怕穿小鞋，不敢監督；同級之間的監督，怕傷和氣，不想監督；上級對下級的監督，怕丟選票，不愿監督。二是監督職能不明確，操作性不強。雖然黨內制定了一些準則和各種規定如《重大事項報告制度》、《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收受禮品登記制度》，但如何抓落實，責任由誰負，落實不了如何處臵，都缺乏明確的規定，具體執行起來很難。三是監督不力，懲處不嚴。有些地方、部門和單位的黨組織缺乏從嚴治黨、從嚴治政的意識，對所轄范圍內的違法違紀現象漠然視之，甚至姑息遷就、包庇縱容。上述現象的存在，使一些以權謀私者更加膽大妄為，肆無忌憚。

4、思想道德領域中的權力拜物教，是權力濫用的重要誘因。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有些黨員干部經受不住各種利益的誘惑，黨性觀念不強，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滋長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當正常的渠道難以得到所渴望得到的東西時，就把政治權力賦予像商品一樣的價值在社會上流通起來，產生濫用權力行為。

第二篇：警察權力濫用的預防以及避免

論警察權力濫用的預防和避免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人民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之一，與軍隊共同構成保衛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人民警察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它在國家政權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警察一方面承擔著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大量而艱巨的任務；另一方面又是國家其它權力得以順利行使的后盾。也就是說，國家法律賦予警察機關和人民警察相當大的行政權力和刑事司法權力，其中許多權力直接關系到公民的基本權益和自由。由此可見，警察權力是一把雙刃劍，警察權力運行與公民權益保障密切相關。警察權力依法運行，則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權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權思想突出和濫用權力，則使公民的權利受到侵害，警察機關的形象受到損害，國家政權和人==專政的根基受到動搖。因此，如何有效地預防和避免警察權力的濫用歷來就是各國統治者和廣大公眾普遍關心和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尤其是在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障全社會實現公平與正義已成為時代主流的新的歷史時期，十分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細致地探討和研究，以便防微杜漸、標本兼治，確保警察權力的健康和良性運行。

一、警察權力的內涵、外延及法律淵源

（一）警察權力的內涵 所謂警察權力，通常是指警察的職責和權限，具體就是國家通過法律規定的人民警察的職務責任和為履行職務責任所享有的相關權力，簡稱為警察職權。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人卻自然不自然、有意無意地將警察職權混同甚至等同于警察權。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因為兩者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和外延的兩個概念。一般的說，警察權是一種國家權力，包括國家制定警察法規、規定警察職責權限、領導和使用警察力量的權力。在我國，警察權屬于人民，屬于國家。而警察權力（又稱警察職權）則是國家通過立法賦予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的，是與警察職務密切相聯的責任和權力。因此，警察權力與警察權既不能混同，更不能亂用。

（二）警察權力的法律淵源 由于警察權力的相對特殊性，世界上許多國家均通過法律形式予以確定。對此，我國也不例外。關于警察權力問題，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法規則稱其為警察職權，并作出明確規定，從而使警察職權具有法律的規定性。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簡稱《人民警察法》，下同）的規定較為詳盡具體，而憲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則相對原則和籠統。《人民警察法》不僅明確規定了人民警察的具體范圍，而且還專章規定了人民警察的職責和權限，從而使==機關的人民警察和其他機關的人民警察在履行各自的職責，行使各自權力方面進一步明晰和細化，具有很強的的可操作性。

（三）警察職權的特征 當今世界的警察，從其階級屬性上來劃分，主要有兩大類：社會主義國家的警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警察。我國是人==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決定了我國的警察屬于社會主義的人民警察，其權力來自于人民，反過來又服務于人民。總的來看，我國人民警察的職權大致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主體的特定性。警察職權是國家通過立法賦予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的，是與警察職務密切相聯的責任和權力。因此，警察職權的行使主體只能是人民警察，只能是國家依法設立的人民警察機關和通過法定程序獲得警察職務的人員。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組織和個人都不得行使警察職權。在此，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雖然==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以及監獄、勞動教養管理機關的警察和檢法系統的司法警察機構都可統稱為警察機關（構），他們所屬的警察人員也可統稱為人民警察，但由于各自的工作分工和崗位職責不同，相互之間只要未經法定程序授權，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行使法律賦予該部門的職權。即是在同一警察機關內部的不同警種之間，也應嚴格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行使權力，否則一律視為越權和濫用權力。二是內容的法定性。也就是說人民警察職權的內容是上法律確定的，具有法律的規定性。具體表現在：（1）人民警察的任何職權都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授予的。人民警察行時職權作為一種法律行為，只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圍（即法律所提供的行為模式、標準、條件或方向）行使。否則要承擔相應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2）未經法律許可，人民警察無權擅自變更、轉讓或放棄權力。（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職權的行為，一經作出，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改變或撤銷。三是權責的統一性。人民警察的職責與權限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職責，就有多大權限；職責是權力的前提和基礎，權力是履行職責的保證；二者在實施的過程中達成統一，職責的履行伴隨著權力的行使，權力的行使過程就是履行職責的過程。如果放棄權力就意味著放棄職責，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四）警察職權的界定 《人民警察法》在第二章專章規定了人民警察的權限。根據該法規定，作為警察主體的==機關的人民警察被賦予了十四項職責，而且在第七條至第十七條還專門規定==機關人民警察的具體權限，而其他警察機關的人民警察則依據《人民警察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分別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履行職權。由于《人民警察法》對==機關的人民警察的職責權相對詳細具體，而對其他機關人民警察的職權規定較為原則性。因此，筆者僅就==機關人民警察的職權作如下重點闡述。

1、行政強制措施權。《人民警察法》第七條規定，==機關的人民警察對違反治安管理或者按==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的個人或者組織，依法可以實施對人身、財產等行政強制措施，包括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養、強制傳喚、強制治療、強制遣送以及時沒收、查封、扣押、凍結、劃撥、扣繳和責令停產、限期消除隱患等。

2、行政處罰權。《人民警察法》第七條規定，==機關人民警察對違反治安管理或其它==行政管理的個人或組織，可以依法實施行政處罰，包括警告、罰款、拘留、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物、限期出境和驅出逐境等。

3、人身強制權。《人民警察法》第八條規定，==機關的人民警察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或危害==全的人員，可以強行帶離現場，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規定的其它措施（如《集會==示威法》所規定的“對非法舉行集會、==示威的人員，可以命令解散、強行驅散”等）。

4、當場盤問權、當場檢查權和留置盤問權。《人民警察法》第九條規定，==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的人員，可以在嫌疑發現地當場盤問、檢查或者將其帶至==機關繼續盤問。

5、使用武器權。《人民警察法》第十條規定，遇有拒捕、**、越獄、搶奪槍支或者其它暴力行為的緊急情況，==機關的人民警察依照國家有關規定（主要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可以使用武器。

6、使用警械權。《人民警察法》第十一條規定，為制止嚴重違法犯罪活動的需要，==機關的人民警察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國家規定，可以使用警棍、催淚彈、高壓水槍、特種防暴槍、手銬、腳鐐、警繩等警用器械。

7、執行刑事強制措施權和搜查權。《人民警察法》第十二條規定，為偵查犯罪活動的需要，==機關人民警察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執行拘留、逮捕或其它刑事強制措施（如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羈押看守等）和搜查。

8、優先乘坐權、優先通行權和優先使用權。《人民警察法》第十三條規定，==機關人民警察因履行職責的緊急需要，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優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礙時優先通行。與此同時，該條還規定，==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必要時，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優先使用機關、團體、企事業組織和個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場地和建筑物。

9、約束權和強制監護權（看管權）。《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條規定：==機關的人民警察對嚴重危害==全或其它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護性的約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單位、場所加以監護的，應當報請縣級以上人民====機關批準，并及時通知其監護人。

10、限制通行權、限制停留權和交通管制權。《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機關，為預防和制止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可以在一定的區域和時間，限制人員、車輛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時可以實行交通管制。

11、技術偵察權。《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條規定：==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

12、現場管制權。《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機關，經上級==機關和同級人民==批準，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突發事件，可以根據情況實行現場管制。==機關的人民警察對于管制的現場，有權采取必要的手段強行驅散，并對拒不服從的人員強行帶離現場或者立即予以拘留（指刑事拘留）。由此可見，==機關人民警察在行使法定職權時，既要符合法定要件，又要經過相應的法定程序。而且某些特定職權只能由特定主體行使，如限制通行權、限制停留權、交通管制權和現場管制權等特定權力只能由縣級以上人民====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行使，其它==機關（如鐵道、民航、森林等專門==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非經授權或委托，則無權行使。否則，一律視為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

二、警察權力濫用的概念、具體表現及其危害

（一）警察權力濫用的概念 雖然有關法律、法規對警察權力濫用未做出明確解釋和界定，但透過《人民警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對警察權力的概念及特征闡述的綜合分析，就不難看出，所謂警察權力濫用，主要是指警察權關或其警察人員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偏離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職權范圍，未能嚴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為模式、標準、條件或方向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以及未經法律許可擅自變更、轉讓或放棄權力的行為。

（二）警察權力濫用的具體表現 盡管警察權力濫用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從具體司法實踐來看，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非法定主體越權行事。眾所周知，警察職權的行使主體只能是法定警察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警察的任何職權都具有法律授權屬性，只要未經授權或法律許可，即使法定的警察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該項權力。然而，在現實生活和工作實踐中，卻有那么一些警察機關或其警察人員無視上述“剛性規定”，悖道而行。有的超越本機關、本部門、本警種的職權范圍行事，濫用管轄權；有的隨意參與諸如催糧派款、扒房拆屋、刮宮引產等非警務活動，濫用警察職權；有的擅自變更、轉讓法定職權，動用非警察人員從事警務活動。二是無視法定要件行使職權。根據《人民警察法》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任何警察職權的行使都必須以法定要件的存在為前提。而有的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卻根本不考慮法定要件是否具備這一事實，任經驗和感情辦事，動輒采取嚴厲手段，隨意使用武器警械，濫用人身和財產強制措施，既侵犯了群眾利益，又褻瀆了法律的尊嚴。三是消極不作為，弄權瀆職。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受特權思想和“法律虛無主義”觀念左右，在執法辦案和曰常管理過程中，工作作風簡單粗暴，耍特權，抖威風，動輒以“管人者”自居，對待群眾“冷硬橫推”，漠視群眾疾苦和公民合法權益。有的對群眾的報案求助翟積當要求敷衍塞責，消極應付，能推則推，能拖則拖，給群眾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甚至導致嚴重后果；有的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吃請索賄，弄權瀆職，袒護、包庇、放縱不法行為，使一些理應受到法律追究的違法犯罪嫌疑人逍遙法外，繼續危害社會；有的與不法分子稱兄道弟、拉拉扯扯，對違法犯罪行為漠然置之，充當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后臺和“保護傘”，甚至與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魚肉百姓”。四是違反程序行使職權。根據《人民警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處罰法》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人民警察在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嚴格履行相應程序。而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由于程序意識缺乏，重實體輕程序，在行使職權時，視程序規定為“兒戲”，該請示的不請示，該履行審批手續的不履行審批手續，該告知權利的不告知權利，憑個人主觀意志行事，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動搖了警察權力行使工作的嚴肅性。五是注重行使職權忽視人權保障。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由于思維方式陳舊落后，在行使職權過程中，過分強調專政和打擊職能，忽視服務和人權保障職能，甚至將用權與服務、執法與維權對立起來，不尊重人權，不注意維權，采取粗暴野蠻的行為，隨意剝奪或限制公民的合法權益，尤其是當事人和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六是執法處罰權力異化。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受利益驅動，把市場經濟中商品交換的原則滲透到行使權力和執法辦案活動中，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當作是一種“特殊商品”，視權力為“搖錢樹”和“聚寶盆”，把執法用權與經濟利益掛鉤，以解決辦案經費為由違規收費，亂罰濫罰，把查處賭博、賣淫嫖娼等罰款數額較高的案件，當成創收的“法寶”，甚至將減刑、假釋、解教、取保等行為當成“斂財”的渠道，嚴重偏離和違背了法律精神。七是自由裁量權濫用亂用。由于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性不盡相同，法律、法規在規定各種處罰手段、年限、數額等方面給執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間。然而，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在行使法律賦予的裁量權時，不是依據違法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以及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個人情況，選擇處罰種類和幅度，而是依據關系的親疏、人情的厚薄以及金錢的多寡作出裁量，致使以罰代刑、以罰代處、因情廢法、因錢廢法等降格處理現象時有發生。

（三）警察權力濫用現象的危害 人民警察是人==專政國家意志的忠實執行者和捍衛者。如果一旦放任法律賦予的權力的濫用，就勢必會脫離群眾，失去人民的信任，進而動搖人==專政政權的根基。其負面影響和作用不可小視！一是褻瀆了法律的尊嚴。由于從警察權力的授予到各種權力的行使都具有嚴格的法律屬性。因此，警察機關及警察人員在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過程中，必經嚴格依法辦事。只要不是依法行使職權，不論是超越法定范圍用權，還是濫施權力處分權，擅自轉讓和放棄法定權力，消極不作為，都屬于濫用警察權力。這種濫用權限力現象的最終惡果，就會使法律的權威性失落，法律的尊嚴受到褻瀆。二是人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由于“以人為本”觀念的缺失，在行使職權和執法辦案活動中，過分強調專政和懲罰職能，而忽視了服務和維權職能，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重懲罰輕保護、重管理輕服務、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輕義務、重維護輕救濟”的誤區和泥潭，人治思想、特權思想惡性膨脹，沒有切實將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憑主觀臆斷干工作，憑個人好惡用權力，對群眾的正當權益和要求熟視無睹，對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漠不關心，甚至隨意剝奪和限制，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致使刑訊逼供、超期羈押、濫用警械以及強制措施等現象時有發生，不僅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嚴重損害了警察機關和人民警察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影響的黨和==的聲譽，甚至危及了社會穩定。三是成為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任何權力的濫用都極易導致腐敗，警察權力的濫用都不例外。從以往查處和披露的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嚴重違法違紀案件情況來看，無一例外的存在著權力濫用的問題。比如，權錢交易、權情交易、權色交易的必然惡果，就是最終導致徇情枉法、徇權枉法、腐化墮落；消極應付、執法不作為，必然導致玩忽職守、包庇和縱容違法犯罪活動；濫用自由裁量權、管轄權、處罰處置權，必然導致執法不公、執法不嚴，甚至是執法犯法。由此可見，警察權力的濫用，不僅不利于人==專政的鞏固，而且還可能導致既害人又害己的嚴重后果。

三、導致警察權力濫用的主客觀因素 之所以發生警察權力濫用的現象，原因多種多樣，主要還在于少數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權力觀念、法律意識、權力監督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適應新形勢發展要求的偏差和誤區。

（一）權力思想錯位。受社會上一些消極和負面因素的影響，一些警察機關尤其是基層一線執法所隊思想政治工作弱化，重業務輕教育，重使用輕管理，致使部分警務人員在繁重的工作面前放松了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是非觀念顛倒，理想信念錯位，精神支柱傾斜，價值觀念扭曲，特權思想、人治思想惡性膨脹，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私利和撈取“好處”的工具，對待群眾態度冷漠粗暴，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甚至動輒“以管人者自居”，耍特權、抖威風，隨意指責訓斥、打罵體罰群眾，人為造成對立情緒，導致人民群眾對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缺乏起碼的信任和支持。

（二）法律意識淡薄。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受“法律虛無主義”意識左右，過分強調自己的“執法者”身份，卻淡忘了“執法的前提是守法”這一基本常識，錯誤的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片面要求老百姓守法，只要能讓老百姓守法，即使在執法中打點兒“擦邊球”甚至犯規逾矩也無大礙。正是在這種錯誤執法思想和觀念的支配和驅使下，無視法律對職權行使的相關規定，想當然辦事，隨意執法，濫用權力，導致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嚴重受損，最終走上了“執法者犯法”的歧途。

（三）人權觀念缺失。警察機關及其警察人員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的授予。警察權力行使的目的，在于代表人民群眾意識行使國家權力、為人民群眾謀取利益，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利。這里所說的“人民群眾”，理所當然包括那些因違法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人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警察機關和警察人員卻錯誤地認為違法犯罪人員是打擊和專政對象，而不屬于人民群眾之列，無端地將他們列入“另類”，對他們的缺乏必要的人文關懷，不聞不問違法人員或犯罪嫌疑人的合理需求，甚至隨意限制和剝奪他們的應有權利，使他們的人格尊嚴得不到尊重，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最終損害了這些人員對法律的期望值和客觀評價。

（四）權力監督不力。關于加強對警察權力監督的問題，近年來已經引起了各級黨委、==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從中央到地方，圍繞立法監督、執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以及內部監督的方面做出出不懈努力和嘗試，而且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監督體系和監督運行機制。但由于監督體制不夠順暢、監督力量量少質弱、監督措施不盡到位，特別是缺乏必要的監督保障機制，而且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中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出現了權限力監督工作中的漏洞和“盲區”，致使實際監督效果被弱化，給權力濫用現象提供了可乘之機和可鉆之空。

四、預防和避免警察權力濫用的方法和途徑 上述種種警察權力濫用現象，雖然僅發生和存在于個別警察機關和少數警察人員身上，但其危害和后果卻不容忽視。如果一旦聽任這些問題的繼續發展蔓延，最終結果必然是要詆毀廣大警察用巨大的犧牲和奉獻所贏得的成績和榮譽，降低黨和==的威信，損害了警察機關的聲譽和警察隊伍的形象，更為嚴重的是影響了警民關系，腐蝕和消解了警察隊伍的整體戰斗力，動搖了警務工作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群眾基礎，進而影響和制約警察隊伍的健康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進程。因此，必須下大決心、花大功夫加以預防和避免。依筆者之見，具體方法和途徑大致如下：

（一）法律至上和以人為本觀念的確立是防止權力濫用的前提和基礎。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在新世紀、新階段，人民警察作為國家重要的執法機關和執法主體，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才能從根本上清除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法律虛無主義、人治思想等傳統權欲觀和傳統執法理念中不合時宜的成分，才能牢固樹立“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思想和公平正義的執法理念。為此，各級黨委、==和警察機關都要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采取過硬的措施和手段，切實重視和加強對警察隊伍的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工作，千方百計地教育和引導廣大民警切實端正執法思想，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決抵制和反對“尚權廢法”和“用權擾民”等不良行為，努力提高“人民警察為人民”的自覺性，始終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憂為民所解，事為民所辦”的工作導向，進一步明確“為誰掌權，為誰執法，為誰服務”的問題，真正在思想上打牢固“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根基，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多些愛心，少點私心，多份責任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好警察權力濫用方面的問題。

（二）嚴格依法履行職責是預防和避免權力濫用的有效途徑。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保護國家利益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既是法律賦予人民警察的基本職能，更是法律賦予人民警察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因為，一切違法犯罪活動都是違背人民群眾意志、危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對犯罪行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群眾的殘忍。只有堅決對其打擊，才能真正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才能真正鞏固==的執政地位，才能真正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在此，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法律賦予人民警察的各種權力屬于強制性規范，既可以依法行使，又必須依法行使，既不能轉讓又不能放棄，更不能濫用，否則就意味著失職和瀆職。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嚴格依法履行法定職責，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預防和避免權力濫用的現象發生。

（三）牢固樹立執法與服務相統一的觀念是預防和避免權力濫用現象的治本之策。人民警察肩負著大量的社會管理職能和刑事執法職能，而且每一項工作和權力的行使都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換而言之，人民警察的行政管理活動和執法活動，本質上就是一種特殊的服務，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和依法行使權力就是對人民警察服務質量的要求。因此，必須認識警察工作的本質，把握警察工作的規律，把“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作為警察工作的中心環節和基本建設來抓，不斷強化服務意識，寓管理于服務，寓用權于服務，并將各項管理活動作為為人民服務的具體實踐，不擺架子，不抖威風，甘當警察事業的“孺子牛”，甘當人民群眾的“貼心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立警為公、執法為民、服務社會、服務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才能有效地預防和避免警察權力的濫用。

（四）加強對警察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是預防和避免警察權力濫用的重要保障。黨的十六大把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當前，警察權力濫用現象發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監督不力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加強對警察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容易造成濫用職權，公民、法人和其它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很容易受到侵害。所以，按照十六大精神牢固樹立制約監督權力的觀念，加強警察法治建設，進一步鞏固和完善權責明晰、內外統一的制約監督體系，建立規范明確、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警察行政立法到行使權力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限力真正用來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只有這樣，警察權力濫用的預防和避免才不致成為一句空談。

第三篇：用嚴格的制度防止權力濫用

用嚴格的制度防止權力濫用

腐敗問題是當今社會各界議論的熱點，也是國人最為糾結的心病，近年反腐的舉措不可謂不多，懲治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令人感到吊詭的是腐敗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在一定層面上形成愈演愈烈的態勢，之所以出現這樣令人詫異的悖論，本人認為最關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能夠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有效制度。

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具有濫用權力的天性，越是掌握著巨大權力的人越是有可能濫用權力。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來為人類謀福祉，也可以成為反人類的武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滅頂之災，20世紀的歷史已經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此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就必須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建立起嚴格的制度將權力關進籠子。反觀我國目前反腐敗的現狀，所缺少的正是能夠將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體制、機制和舉措。中國傳統社會統治者提倡官德主要是靠自身的修養，即使有一些對官員的權力制約制度，也要視最高統治者的情緒而定，從未真正嚴格地執行過。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則靠發動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來解決權力濫用和腐敗問題，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效果，但并未從制度上解決權力的制約問題。改革開放后，在摒棄了傳統的群眾運動方式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將教育作為反腐敗的主要手段,我們認為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只要通過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再配置以刑法的震懾就能夠做到拒腐蝕、永不沾，就能遏制腐敗的蔓延。但事實卻證明這只能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將廉潔的希望寄托在官員的思想覺悟上是靠不住的，必須將制度建設放在首位，用嚴格的制度來將權力關進籠子。使人感到欣喜的是中央新一代領導集體近年來不斷地根據新形勢下腐敗的新特點及時調整反腐思路。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將反腐倡廉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對反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和嚴肅性作了充分的強調，并提出了：“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提出了“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的反腐思路和舉措。“三個更加”和“形成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權力運行監控機制”的三個機制、體系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我國的反腐倡廉建設由注重教育反腐向注重制度反腐，注重懲治向注重預防、注重治表向注重治本轉變的信號。但要將三大轉變落到實處、三大機制、體系得以真正建立，可謂任重道遠，路途艱辛。需要我們沖破重重阻力，不懈奮斗，需要有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精神和勇氣，需要有借鑒全人類政治文明的魄力和膽識，需要有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作風和毅力,在這當中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建立起嚴格的權力運行監控機制，這是治本之策，也是制度反腐，注重預防的路徑依賴。

當前，我們應該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建立起嚴格的權力運行監控機制：

第一、盡快制定和出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讓全社會來監控官員的財產

陽光是腐敗的克星，世界各國反腐敗的成功經驗證明，公布官員的財產讓全社會來加以監督，是防止官員腐敗的有效手段。盡管各國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稱呼不盡相同，內容上也存在差異，但世界上清廉指數名列前茅的國家無一例外地都實行了嚴格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讓官員的財產收入和財務開支接受全社會的監督，而我國現行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雖然對官員起到了一定監督作用，但總體上仍是形式大于內容，與世界各國公認的財產申報制度仍存在著較大差距。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反腐的終端利劍，近年來，對于出臺與世界接軌的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要求在理論界和民間日益強烈，呼聲日趨高漲，但令人遺憾的現實卻是雷聲大、雨點小，財產申報制度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遲遲不見廬山真面目。如今，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時機與條件業已基本成熟，我們必須抓住機遇，因勢利導，以與時間賽跑的緊迫感和使命感來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這把反腐敗的終極利劍徹底剔除腐敗這顆毒瘤。

第二、必須改革現行的紀律檢查制度

我國現行的紀律檢查制度的權力運行體制是中央紀委受中央委員會領導，各級紀委在受上級紀委領導的同時受同級黨委的領導的雙重領導體制，監察局作為政府部門與紀委合署辦公，紀委實際上是一個黨政高度合一的部門。這樣的一種制度設計和工作機制其長處是能夠保證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對紀律檢查工作的領導權，便于整合黨政各類資源對案件進行高效快速地查處，但這種體制同時也蘊含著其重大的缺陷，這就是各級紀委缺少獨立自主的查處決定權，尤其在地方，查處官員必須得到地方黨委的同意和授權，紀委對同級地方黨政班子領導的腐敗問題的查處更是顯得力不從心，難以有所作為。正如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所坦言的那樣：在泰安，如果省委不來監督，是沒有其他人可以監督我的。這充分暴露了這種體制在對地方黨政班子領導，尤其是黨政一把手監督上軟弱無力的缺陷，為解決這一弱點，近年來中央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來強化紀委的職能，賦予紀委更多的獨立辦案的權力，如將中紀委派駐國務院各部委辦局的紀檢小組由雙重領導改為中紀委直接領導，但從總體上雙重領導的體制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變。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的俄共在領導體制上曾實行決策、監督、執行三權分工、相互制約的制度，現在看來列寧的思路和嘗試對我們今天仍有啟示作用。這樣說，并不是機誡地照搬列寧時期的模式，而是借鑒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來改革我國現行的紀律檢查體制，具體來說就是要由紀委受雙重領導改變為只受上級紀委垂直領導，只對上級紀委負責而不對地方黨委負責，從而克服現行紀律檢查體制的根本缺陷。

第三、必須盡快建立和健全全方位的對官員權力的監督體系

沒有制約的權力意味著腐敗，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這已是被人類政治文明實踐無數次證明的定律和名言。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先進的社會制度只是為反腐敗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但并不能解決官員對權力的濫用問題。關鍵是要有嚴密的、剛性、全覆蓋的監督制度才能做到將權力關進籠子。

必須將權力機關與非權力機關監督、上級監督與下級監督、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領導監督與群眾監督緊密結合起來，尤其應該充分重視和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加快制定和頒布實施《新聞輿論監督法》，保障新聞監督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第四篇：當前享樂主義的表現及危害

當前享樂主義的表現及危害

我的社論

克服享樂主義當破“懶政思維”

享樂主義，主要表現在：一是，安于現狀，滿足眼前的“一畝三分地”。對工作中的新情況、新挑戰，缺乏責任擔當，困難面前更是推諉扯皮、拈輕怕重；二是學習意識、進取心不強。工作之余，鮮見真正靜下心來看看書、讀讀報、思考思考問題。上級的方針政策略知一二，鉆研吃透、理論聯系實際的功夫不到位；三是將就應付、得過且過。有指標、定任務的工作集中優勢資源重點突破，上級抓得松，領導看不見的地方，要么長期擱置荒廢，要么“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

享樂主義的存在，使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執政能力遠遠落后于時代和發展的需要，給黨的事業和各項工作開拓進步拖了后腿。而享樂主義的核心癥結無外乎一個“懶”字。在修身養性上不用心，在提升能力上不用功，在干事創業上不用腦。早在幾千年前，孔子就告誡為政者要勤勉，走在百姓前面，恪守職責，不要懈怠。懶惰習性一旦養成，便成為打造效率政府、責任政府的最大障礙，由此還會引發工作散漫、管理懈怠、治理方式簡單粗暴等問題，影響黨群干群和諧。

破除“懶政思維”，重塑黨員干部良好形象，一要加強作風建設，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權力觀和利益觀，提高“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自覺，切實增強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真正擺正位子、放下架子、挑起擔子，倡導雷厲風行、說辦就辦，吃苦耐勞的工作作風。二要強化監督約束，進一步嚴明紀律，嚴格管理，使黨員干部時刻繃緊勤政善政這根“弦”。要拓寬群眾監督舉報渠道，對失職、瀆職、不作為、亂作為，一經發現，堅決查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

第五篇：觀看《權力之刃濫用成殤》心得體會

11月30日，***召開第十二期支部主題黨日活動，為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員干部廉潔自律意識，支部會上組織集體觀看了警示教育片《權力之刃濫用成殤》。

看完警示視頻后，警示片中幾名嚴重違紀違法官員痛苦和悔恨的哭聲仍在耳邊久久回蕩。這5位湖北省原部門領導曾經也為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奮斗，也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績和貢獻。但是他們在黨紀國法面前對自己要求不夠嚴格，任由心中的貪念滋生漫延，最終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種下悔恨終生的苦果。看完這幾個典型而鮮活的反面案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在此我想談幾點看法和體會。

一、作為公職人員特別是黨員干部，必須要做到公私分明，公私的邊界意識一定要強。警示片中原武漢市委常委胡洪春小時候家境貧寒，一次在碼頭幫別人卸貨后別人給了他一個蘋果，他把蘋果拿回家后他媽責備他不該拿別人的東西而打了他。其實這個蘋果是可以拿的，他媽在這件事上有錯怪之嫌，因為這個蘋果可以看作是他勞動所得的報酬或是別人對他幫忙的感謝。但是在他在走上領導崗位后利用手中的權力幫別謀取利益，別人給他酬金，這種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作為領導的他使用的是公權力，利用公權力為他人違規操作就是重大錯誤，而以此來收受賄賂更是錯上加錯。公權力是工作職責所賦予的，是黨和人民給的，只能用來謀公，不能用來謀取私利。要認清公私的邊界，清晰地認識到這個權力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這個蘋果是堅決不能拿的。公權力是不屬于任何個人所有的，哪怕你身居高位只能有正確使用的權力，只能用于工作和以公正的態度服務于大眾。

二、黨員干部在廉潔自律問題上一定要警鐘長鳴，防微杜漸。冰凍三尺，非一日寒，從“好同志”到“階下囚”，無一不是從小節小事開始，“溫水煮青蛙”式地一步步腐化變質。這些案件告誡我們，任何一個腐敗分子的墮落，都是從一件一件的小事開始滑，一筆一筆的小錢開始貪，思想上警醒不夠，放縱有余。所謂防微杜漸，指的就是在壞事情壞思想萌芽的時候就加以制止，不讓它發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就要從小事抓起，從小失誤、小錯誤防起，做到防微杜漸，警鐘長鳴。當你身居高位時，一些商人會為了讓你給他“開綠燈”、“行方便”，會想方設法給你塞錢、謀好處。所以你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防止被“糖衣炮彈”和“溫柔陷阱”拉下水。

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我看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個街巷拐角處臨靠繁華的餐飲夜市，經常有吃宵夜的人跑到這個“偏僻”角落里小便。住在這個巷道的居民深受其害，于是對來此“方便”的人進行了各種“制裁”措施，甚至于發展到激烈沖突，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得到很好的解決。后來有個人在這個角落里安裝了一個很亮的燈泡，自此這個問題就得到了解決。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應當胸襟坦蕩、胸懷寬廣，應當給予自己的職工和廣大民眾以知情權，甚至是監督權，這樣也能讓自己少犯錯誤、不犯錯誤，能更加公正公開地行使權力。如果讓公權力在陽光透明的環境下行使，我相信很多的黑幕以及伴隨的腐敗應該可以被消滅在萌芽之中，而像警示片中令人震驚和痛惜的悲劇故事也可以大大減少。

202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