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旅游與環保從矛盾轉向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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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來，假日經濟的興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將旅游產業破天荒地推到了經濟發展的中心位置。我們崇安區也把旅游業作為我區服務業的主要產業。譬如說，開發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東林書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業能促進我區經濟發展。旅游業對我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很多同學都談了，下面我就講講旅游與環保的關系。

按理說，旅游業由于基本沒有生產活動，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資源，與傳統產業相比，旅游業應該是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沖突最小的產業之一，二者本質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因而能夠達成一個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然而，這些年來發生的不少事件，卻說明了這種互利互惠只是一種理論。在現實中，恰恰發現，旅游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后，與環保之間的沖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顧當前利益對旅游胡亂開發;旅游者盲目跟風,旅游時旅游景點人滿為患，對環境造成很大損害。旅游業也要產生廢水、廢氣、廢渣。“廢水”，就是生活污水；“廢氣”，就是人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這對一些洞穴型景區和文物景區也會造成損害；“廢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隨意丟棄的雜物。有些旅游企業，違法經營，污水、油煙未按標準排放，對旅游景區造成很大損害。例如，古運河里流淌著臟物、菜葉、破布，散發著臭氣；草坪被踐踏；古跡被毀壞。那么如何在發展我區旅游業的同時，作好環境保護，使之達到雙贏,使我們為子孫后代留下的是遺產而不是遺憾。我講下面七點：

（一）正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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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旅游與環保--從矛盾轉向和諧

2000年以來，假日經濟的興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將旅游產業破天荒地推到了經濟發展的中心位置。我們崇安區也把旅游業作為我區服務業的主要產業。譬如說，開發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東林書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業能促進我區經濟發展。旅游業對我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很多同學都談了，下面我就講講旅游與環保的關系。

按理說，旅游業由于基本沒有生產活動，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資源，與傳統產業相比，旅游業應該是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沖突最小的產業之一，二者本質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因而能夠達成一個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然而，這些年來發生的不少事件，卻說明了這種互利互惠只是一種理論。在現實中，恰恰發現，旅游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后，與環保之間的沖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顧當前利益對旅游胡亂開發;旅游者盲目跟風,旅游時旅游景點人滿為患，對環境造成很大損害。旅游業也要產生廢水、廢氣、廢渣。“廢水”，就是生活污水；“廢氣”，就是人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這對一些洞穴型景區和文物景區也會造成損害；“廢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隨意丟棄的雜物。有些旅游企業，違法經營，污水、油煙未按標準排放，對旅游景區造成很大損害。例如，古運河里流淌著臟物、菜葉、破布，散發著臭氣；草坪被踐踏；古跡被毀壞。那么如何在發展我區旅游業的同時，作好環境保護，使之達到雙贏,使我們為子孫后代留下的是遺產而不是遺憾。我講下面七點：

（一）正確的行

第三篇：旅游與環保

2000年以來，假日經濟的興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將旅游產業破天荒地推到了經濟發展的中心位置。我們崇安區也把旅游業作為我區服務業的主要產業。譬如說，開發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東林書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業能促進我區經濟發展。旅游業對我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很多同學都談了，下面我就講講旅游與環保的關系。按理說，旅游業由于基本沒

有生產活動，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資源，與傳統產業相比，旅游業應該是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沖突最小的產業之一，二者本質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因而能夠達成一個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然而，這些年來發生的不少事件，卻說明了這種互利互惠只是一種理論。在現實中，恰恰發現，旅游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后，與環保之間的沖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顧當前利益對旅游胡亂開發;旅游者盲目跟風,旅游時旅游景點人滿為患，對環境造成很大損害。旅游業也要產生廢水、廢氣、廢渣。“廢水”，就是生活污水；“廢氣”，就是人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這對一些洞穴型景區和文物景區也會造成損害；“廢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隨意丟棄的雜物。有些旅游企業，違法經營，污水、油煙未按標準排放，對旅游景區造成很大損害。例如，古運河里流淌著臟物、菜葉、破布，散發著臭氣；草坪被踐踏；古跡被毀壞。那么如何在發展我區旅游業的同時，作好環境保護，使之達到雙贏,使我們為子孫后代留下的是遺產而不是遺憾。我講下面七點：

（一）正確的行動來源于正確的認識。我區領導要加強對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相關政策、法規、標準、制度的學習，環境保護部門要第一時間將最新的環保政策報給領導,使領導能了解最新的政策,做到熟練掌握、自覺執行、主動運用。為我區開發新的旅游項目提供政策指導，使開發的旅游項目與環境保護的要求相適應。

（二）要從源頭和主要工作環節抓起，對旅游景點開發和建設時,應在環保主管部門的指導、參與和支持下進行，并受其管理和監督。國內外旅游環保工作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規劃上的失誤是造成建設性破壞的禍首，規劃上的低水平是造成旅游景點、旅游城市生態環境質量上不去的首要原因。有鑒于此，在組織各種旅游規劃論證會時，要邀請環保部門派人參加；對于其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規劃部分，如不到位，不科學，缺少指導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責令其修改完善；對于缺少這方面規劃內容的，則不予評審。

（三）旅游景點的開發建設，必須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技術規定的要求，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這是從源頭和主要工作環節上抓起的又一項重點工作。

（四）要從基層旅游企業抓起，開展創建“綠色飯店”、“綠色餐館”的活動。如果我區的旅游經營單位，都能牢固樹立環境保護基本國策，都能自覺遵守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標準，都能積極主動地為改善和提高生態環境質量而獻計出力，我區的旅游環保工作就能向廣度和深度不斷進軍。環保部門可以對旅游企業進行培訓，定期評出“綠色飯店”、“綠色餐館”，并授予旌旗。旅游部門要和環保部門一起，幫助這些單位總結經驗，并采取共同表彰、共同推廣的辦法，促進這些新生事物向更高的水平和更廣闊的范圍發展。

（五）要與環保部門的同志們一起，進一步抓好宣傳教育，促進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識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旅游者缺乏文明旅游的教育，踐踏花草、亂刻亂畫、亂丟亂棄、亂叫亂嚷甚至隨地吐痰等不良習慣，是造成旅游點生態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方面。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消除這方面的污染，光靠旅游部門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教育、環保等各個相關部門共同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教育部門在對中小學生的德育教育中增加這方面的內容，讓孩子們從小就養成文明旅游的習慣。我環保部門在進行環保宣傳教育時，也能增加這方面的內容。如果有可能的話，旅游部門也可以和環保部門一起聯合舉辦一些宣傳教育活動，以促進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識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

（六）要積極引導消費者的旅游消費方式和旅游價值觀，充分挖掘旅游的文化內涵，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要注意的是，從最近兩年的“五·一”和“十·一”黃金周旅游的教訓來看，在了解景區的旅游荷載量以后，要控制一個接待上限，不要竭澤而漁。否則，即便有再好的保護措施和管理，也會不堪重負。

（七）旅游是一個利用資源的產業，不過，除了自然資源，伴生的文化資源也是產生旅游需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單純的利用自然資源，除了容易造成資源破壞或者不好保護外，也難以刺激旅客多層次多角度長時間高強度消費，難以提高整個旅游產業的產出。所以，為了保護，也為了產業的效益，挖掘文化資源是旅游業及待著手解決的問題。像云南的迪慶，本來資源優勢并不明顯，就是巧妙利用了香格里拉的概念，將資源重新包裝，在沒有多少人為改造的情況下大大發展了

2000年以來，假日經濟的興起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將旅游產業破天荒地推到了經濟發展的中心位置。我們崇安區也把旅游業作為我區服務業的主要產業。譬如說，開發了崇安寺，薛福成故居,東林書院等一系列旅游品牌，希望旅游業能促進我區經濟發展。旅游業對我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很多同學都談了，下面我就講講旅游與環保的關系。按理說，旅游業由于基本沒有生產活動，主要是直接再生性地利用自然及人文資源，與傳統產業相比，旅游業應該是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沖突最小的產業之一，二者本質上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因而能夠達成一個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環。然而，這些年來發生的不少事件，卻說明了這種互利互惠只是一種理論。在現實中，恰恰發現，旅游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后，與環保之間的沖突也是很深的。地方政府只顧當前利益對旅游胡亂開發;旅游者盲目跟風,旅游時旅游景點人滿為患，對環境造成很大損害。旅游業也要產生廢水、廢氣、廢渣。“廢水”，就是生活污水；“廢氣”，就是人們所呼出的二氧化碳，這對一些洞穴型景區和文物景區也會造成損害；“廢渣”，就是生活垃圾，包括食品垃圾、用品垃圾以及一些不文明旅游者隨意丟棄的雜物。有些旅游企業，違法經營，污水、油煙未按標準排放，對旅游景區造成很大損害。例如，古運河里流淌著臟物、菜葉、破布，散發著臭氣；草坪被踐踏；古跡被毀壞。那么如何在發展我區旅游業的同時，作好環境保護，使之達到雙贏,使我們為子孫后代留下的是遺產而不是遺憾。我講下面七點：

（一）正確的行動來源于正確的認識。我區領導要加強對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和相關政策、法規、標準、制度的學習，環境保護部門要第一時間將最新的環保政策報給領導,使領導能了解最新的政策,做到熟練掌握、自覺執行、主動運用。為我區開發新的旅游項目提供政策指導，使開發的旅游項目與環境保護的要求相適應。

（二）要從源頭和主要工作環節抓起，對旅游景點開發和建設時,應在環保主管部門的指導、參與和支持下進行，并受其管理和監督。國內外旅游環保工作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規劃上的失誤是造成建設性破壞的禍首，規劃上的低水平是造成旅游景點、旅游城市生態環境質量上不去的首要原因。有鑒于此，在組織各種旅游規劃論證會時，要邀請環保部門派人參加；對于其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規劃部分，如不到位，不科學，缺少指導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責令其修改完善；對于缺少這方面規劃內容的，則不予評審。

（三）旅游景點的開發建設，必須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技術規定的要求，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這是從源頭和主要工作環節上抓起的又一項重點工作。

（四）要從基層旅游企業抓起，開展創建“綠色飯店”、“綠色餐館”的活動。如果我區的旅游經營單位，都能牢固樹立環境保護基本國策，都能自覺遵守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標準，都能積極主動地為改善和提高生態環境質量而獻計出力，我區的旅游環保工作就能向廣度和深度不斷進軍。環保部門可以對旅游企業進行培訓，定期評出“綠色飯店”、“綠色餐館”，并授予旌旗。旅游部門要和環保部門一起，幫助這些單位總結經驗，并采取共同表彰、共同推廣的辦法，促進這些新生事物向更高的水平和更廣闊的范圍發展。

（五）要與環保部門的同志們一起，進一步抓好宣傳教育，促進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識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旅游者缺乏文明旅游的教育，踐踏花草、亂刻亂畫、亂丟亂棄、亂叫亂嚷甚至隨地吐痰等不良習慣，是造成旅游點生態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方面。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消除這方面的污染，光靠旅游部門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教育、環保等各個相關部門共同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教育部門在對中小學生的德育教育中增加這方面的內容，讓孩子們從小就養成文明旅游的習慣。我環保部門在進行環保宣傳教育時，也能增加這方面的內容。如果有可能的話，旅游部門也可以和環保部門一起聯合舉辦一些宣傳教育活動，以促進全民族文明旅游意識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

（六）要積極引導消費者的旅游消費方式和旅游價值觀，充分挖掘旅游的文化內涵，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要注意的是，從最近兩年的“五·一”和“十·一”黃金周旅游的教訓來看，在了解景區的旅游荷載量以后，要控制一個接待上限，不要竭澤而漁。否則，即便有再好的保護措施和管理，也會不堪重負。

（七）旅游是一個利用資源的產業，不過，除了自然資源，伴生的文化資源也是產生旅游需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單純的利用自然資源，除了容易造成資源破壞或者不好保護外，也難以刺激旅客多層次多角度長時間高強度消費，難以提高整個旅游產業的產出。所以，為了保護，也為了產業的效益，挖掘文化資源是旅游業及待著手解決的問題。像云南的迪慶，本來資源優勢并不明顯，就是巧妙利用了香格里拉的概念，將資源重新包裝，在沒有多少人為改造的情況下大大發展了[page_break]旅游事業，并用旅游收益進一步改善了自然環境，真正做到了旅游與環保的雙贏。

總之，盡管旅游最終可能與環保發展成為利益共同體，但在現階段，旅游與環保的關系處理不好，甚至可能演化為——生存還是死亡？只有各種制度建設到位，才可能將旅游與環保間的關系從矛盾轉向和諧，才可能使旅游業長盛不衰。

第四篇：從“矛盾”到“和諧”──《荷塘月色》的文本解讀

從“矛盾”到“和諧”──《荷塘月色》的文本解讀

山東淄博市博山經濟開發區萬杰朝陽學校 張傳海

關鍵詞：矛盾、和諧、受用、無福消受、回歸文本、個性解讀

看了很多關于《荷塘月色》一文的分析、賞析、教學設計以及教案，受益多多，但又感覺有些不盡人意。所以不揣淺陋，將自己的一知半解于此獻丑，實為拋磚引玉，為語文教學盡綿薄之力。開篇之前，先說一些看似游離于題外的東西，故本文的入題要從第三小節開始。但前兩節又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一些觀念性的東西一直限制著我們的視野，影響著我們的思考，進而制約了我們的解讀能力，所謂南轅北轍。這對語文教學是一種戕害。所以先嚕蘇一番。

一、回歸文本和知人論世

不可否認，知人論世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解讀手段。所以很多論者在面對《荷塘月色》一文時，都敏銳地聯系到了1927年的政局變幻，想到了國家的暗淡前途和知識分子的苦悶心境，也有論者聯想到了作者因子女眾多而引起的生活困難和家庭齷齪。應該說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但當我們過分寄重于知人論世，而忽略了對文本本身的閱讀和感悟時，往往會落入庸俗的窠臼，變而為索引派或考據派，這又是語文教學的大忌，會限制學生的智力開發和個性閱讀的開展。筆者一直以為文本是閱讀的第一手資料，知人論世只．．．．．．．．．．．．．．．．．是文學鑒賞和批評的輔助手段。文學作品具有她獨特的表達方式，特別是一些不朽之作，它們在表達上的．．．．．．．．．．．．．．隱蔽性和多義性，帶來了解讀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這使多角度的立體研究和全方位的精密分析成為必要。但是，不管何時，文本都是第一位的，因此，在這里我不想再“知人論世”，只想就文論文。知人論世一旦走向極端，要么很可笑，因為很無聊；要么很可悲，因為很機械。它和“成分論”一樣，必須關在專門的籠子里。中學語文的教學，因為擔負著學生文本感悟能力的培養任務，尤其是在提倡個性解讀的今天，這種對文本的回歸就更加重要。基于以上不成熟的認識，本文所要展開的，就是通過對文本的閱讀、分析和感悟，走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走進朱自清的內心世界。

二、從作家回歸到人── 一個有痛苦有思想的生命個體

從各種現存文字看，朱自清應該是一個溫文爾雅、天真率直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學浸淫的人，因此他的散文并不難懂。只是作于1927年7月的這篇散文有著太多的巧合，那是一個多事之秋，更是一個腥風血雨的時代。任何一個稍懂中國現代史的人，都會條件反射似地想到蔣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和汪精衛在武漢的“七.一五”。這些事件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現代史的記憶中是那么觸目驚心，以致它們成為了1927的代名詞。當此內憂外患關頭，朱自清，能不有感乎？在文學評論和語文教學中，“知人論

世”都已成為一條重要原則，既然，朱自清是一位愛國人士，既然，1927年的時代背景有這些不得不說的故事，你回避得了嗎？

朱自清是一代散文大師，這在文學史上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人格也是毋庸置疑的，“你同他談話處事或讀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誠懇、謙虛、溫存、樸素”（楊振聲《朱自清先生和現代散文》），是我們景仰的教授、作家、有氣節的中國人代表。但是，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我們每一人在社會中都承擔著多重角色，朱自清也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他除了是作家、教授、有氣節的中國人，還是一個男人、丈夫、父親和兒子，換言之：一個凡夫俗子。他必然的也要經歷人生的尷尬，會有他的煩惱和痛苦，會有他的嘆息和歌哭。只是，作為一代文章大師，其嘆息和歌哭也會成為經典，正如屈原的憤激和呼喊會成為《離騷》，李白的失路和困境會成為《將進酒》和《行路難》，朱自清的一次散步也造就了現代散文的一篇扛鼎力作。

通常，我們對大師和經典的解讀，存在著仰視心理，這沒有什么，但問題是不能因此簡單化和概念化。李白代表著盛唐的豪邁和進取精神，魯迅代表著近現代國人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一定沒有例外嗎？推而論之，朱自清的1927年的文章一定只能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綁在一起嗎？共性之中有個性，必然之中有偶然，這是個很大的命題，涉及到創作和欣賞的一些基本原則，我們在此不再討論。

我們只談文本。不要任何文章外的東西參與進來，不要任何外來內容的干擾。為了拉近欣賞的距離，我們要求學生把朱自清想象成一個普通人，像作品所表露的：一個有妻子的丈夫，有孩子的爸爸，“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 的有些小小煩惱的人。．．．．．．．．．．．．．．．．．．

從文本來看，作者也不想提那些煩心事，他顯然不想再糾纏下去，只想擺脫它們。因此，雖然開篇就說“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但接下來呢？他就散步去了，再接下來，他到了荷塘，還想到了采蓮的艷裝少女，最后就回到家了。所謂的“不寧靜”已成過去，來無影去無蹤，我們一些毫不相干的局外人，耿耿于懷作者為什么“頗不寧靜”，豈非多此一舉？

此為題外話，下面進入正題。

三、矛盾與和諧

《荷塘月色》一開篇就說，“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論者皆以為這是文眼，筆者深表贊同，而且還要細細品味：“不平靜”而至于“頗”，可見事情有些嚴重，或很棘手。是“這幾天”的事情，那么因時間短暫，又年代久遠，原因就不宜深究；又因為只是在“心里”，連發妻都渾然未覺，這次不寧靜，就無人知曉，或因難以啟齒，或因知音難覓。在院子里乘涼而“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里，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因月而想起荷塘，這頗讓人想起蘇東坡《記承天寺夜游》：“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只是，東坡居士是因“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而朱自清卻是“悄悄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孤獨之感，隱隱欲現，這又頗似岳飛的“起來獨自繞階行”。但朱先生卻又接著說了一段話，直抒胸臆，吐露了自己的內心矛盾和困擾：

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試析，“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則我沒有自己獨立的天地；“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則我在這一世界里不太得意；而且“一個人”在蒼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到這里，“不．．．．．．．．．．．．寧靜”的原因似乎出來了：孤獨、不自由。但作者又說“這是獨處的妙處”，“獨處”沒有感到孤獨，卻感到自由，稱為“妙處”，則作者所謂“路上知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就不是被動的逼迫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了。他對自由的向往與渴望，已經點出。作者“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就揭示了這一生存矛盾。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愛熱鬧”、“愛群居”，但這也給我們帶來了煩惱，帶來了傷害，個人的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都失去了自由。因此不得不“也愛冷靜”、“也愛獨處”，蘇軾所謂“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就是說這種生存的兩難境地。（至此，回扣開頭作者的“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不寧靜，就是心里很亂，很煩，不安寧，不肅靜。）

與此相對應的（按：這里可以知人論世一下，以自圓其說）是，朱自清1916年即與武仲謙女士結婚，1927年就有了五六個子女。武女士是1929年病逝的，那么1927年健康應該已出現問題，家務繁重、兒女嘈雜、經濟困窘、家庭齷齪、確實使人煩不勝煩；如果工作上再有些不順，心里不寧靜就很正常了。．．．

這種矛盾心情，在中國的文人傳統中是有先例的，他們的做法也很相似，如李商隱是“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李白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朱自清呢？他選擇的是離開家，離開小院，離開妻子兒女，一個人在幽僻的荷塘邊，沿小路一圈圈兒走下去。他看到了什么呢？

一般說來，課文的四、五、六段被認為是最精華、最成功的部分，因為在作者筆下，荷塘和月色都具有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美，但這種說法有他的片面性，理解未免失之膚淺，好像作者面對美景忘了一切，“我

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作者都這樣說了嘛。但這樣看的話，就有些“為寫景而寫景”之嫌了。一代宗師，難道只為賣弄華詞麗句和巧奪天工的修辭而搖唇鼓舌嗎？果真如此，這就是一篇內容空洞的六朝文了，豈非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乎？

來一起讀第五段。作者看到了什么呢？思之再三，令人恍然。本段共六句話，原來前三句寫了月光以．．．．．．．．及月光下的葉子與花，第四、五兩句寫淡云遮月和樹影，最后一句總寫。原來這一段是個“先分后總”的．．．．．．．．．．．．．．．．．．．．．．．．．結構，那么最后一句就要重視：“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勻”，因為“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或得月（前三句）或有一層淡淡的云（第四句）或否（第五句），“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

天何言哉？大自然又何言哉？但朱自清已經感悟到了：那真諦就是“和諧”二字。至此，就可以明白第四段的內在深意了：前三句寫葉子和花，靜態；后四句寫微風吹過來，動態。風乍起，會帶來什么后果呢？是“送來縷縷清香”，“ 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把四、五兩段合在一起，可以看出這是兩段充滿了哲理意味和人生感悟的文字，作者由于某種原因，感到心里頗不寧靜，但他沒有向外人表露，更沒有搞得家里雞犬不寧，而是在夜深無人時到外面走走。在散步中，他領悟到了大自然的和諧美，不管是風止還是風起，荷塘都是美的；不管有月無月，荷塘也都是美的。所謂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喜怒哀樂從來難免，而能夠保持一種內心的和諧最重要。但作者寫來卻又含蓄蘊藉，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將議論蘊涵于美輪美奐的描寫之中，頗得唐人意趣，當然不同于那些一眼見底的所謂哲理小品。

四、“受用”與“無福消受”

同樣的含蓄蘊藉之筆還有另外兩處文字。一是“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作者大大方方笑納的，是無邊的荷香月色，這是雅事，當然可以大書特書，作者欣賞了，也領悟了，可謂字字珠璣，文質兼美了。還有一處是“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由荷塘想到采蓮是很正常的，可是，這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又是唱著艷歌去的，這就有些意思了。“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作者說“我愛熱鬧”，那么他敢說“我也愛風流”嗎？當然不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因為孔圣人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思”，還因為朱先生是教授，是作家，他要為人師表，還要立德立言。但他還是說：“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好一個“無福消受”！而且還“可惜”！而且還“真是有趣的事”！而且還記起了《西洲曲》里的句子：蓮子清如水。中學老師曾經告訴我們：“蓮子清如水”就是“憐子情如水”。朱先生知道嗎？朱先生懂得“諧音”和“雙關”嗎？

當然知道。而且他說：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記得曾經有一個時期，《荷塘月色》在編入中學課本時，“采蓮”的這一部分被編者刪掉了，原因不詳。或許在那個“只許革命”的年代，這種不健康的情調不夠冠冕堂皇、不夠偉大純潔吧？

朱先生前妻早逝，后來（一直過了好幾年），才有有了第二任妻子，從來沒有聽說中間和以后移情別戀或者搞婚外情，朱先生絕對自律很嚴。但是，這“采蓮”一段卻含蓄地流露出了一種強烈的個人欲望：對青春的向往，對愛情的頌揚，對快樂的留戀。生活是那樣殘酷，那樣不遂人愿，理想和現實總是有很大的差距。朱自清一面是學有所成的教授、著作等身的作家，是為人妻為人父為人子的家庭支柱，另一方面，他還是感情豐富、正當盛年的的“人”，他的欲求和理想都遇到了很大的矛盾，而且必須壓抑在內心深處。

我們還是從課文中來找答案。這些矛盾，通過一次散步，也已被作者化解。那就是對于“荷香月色”且“受用”，對于“采蓮”就只是在心里說“可惜我們已無福消受了”。孔子之“發乎情，止乎禮”，適可而止，不亦君子乎？作者的矛盾的內心世界又“和諧”了。

這樣，作者就由“不寧靜”進入了“和諧”，他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諦。蘇軾《赤壁賦》中說：

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文人似的心理調適歷程，個人的內心矛盾，終于歸于和諧；個人的欲望痛苦，最終被明月清風所替代。從此，又天下太平了。

所以，對這篇文章，一位語文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一是情緒的宣泄和消解方式；二是欲望的轉移和替代形式；三是篇章結構的內在邏輯；四是描寫手段的多姿多彩。

第五篇：從社會管制轉向社會權利

從社會管制轉向社會權利

2013年08月30日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年第02期作者：潘加軍 蔡小慎 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結構高度分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問題和矛盾顯現，要求政府社會管理必須不斷適應新形勢新要求新挑戰，對社會管理體制進行變革和創新。理念引導行動，社會管理創新的前提則是更新主導理念和明確價值導向。受傳統控制思維的限制，目前中國社會管理仍處于以維穩為主的社會管制階段，這一價值取向在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迫切地需要向滿足民生需求、維護并增進公民社會權利方向轉變。

一、傳統管制思維下社會管理的困境

通過對中國現有的社會管理模式進行審視和研究，不難發現目前的社會管理目標和手段，主要體現為旨在壓制公共利益表達的維穩控制理念和主導價值取向。盡管從中央到地方對創新社會管理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但價值理念滯后仍然是制約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瓶頸”。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深層次全面轉型，傳統控制思維下社會管理思路與新形勢下價值體系訴求日趨相背離，甚至陷入難以逾越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集權式的內在邏輯與分權化的民主趨勢相矛盾。以維穩為主的社會管制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政治行政一體化基礎上的。這種社會管制的邏輯進路，就是強化行政控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進行監督制約，以集權方式實現社會剛性穩定。其路徑是在相對封閉的政治生態環境下，構建自上而下縱向“金字塔”式管理機構，通過命令、指示、政策、懲罰以及資源分配等方式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全面直線型管理和控制。在這種命令—服從的單向管制模式下，社會管理體制僵化，社會成員處于絕對服從或壓制狀態，公民大多被要求履行維護穩定的義務卻忽視享有自由和權利。改革開放后，社會領域相對分離，原有管制體制所依賴的社會基礎發生變化，民主與分權成為現代市場經濟和政治改革發展的基本要求。市場和社會領域要求自治、平等、自由等分權趨勢與傳統管理體制內在集權邏輯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社會結構變遷、利益結構異質性增強、公民權利意識普遍成長更是激發了這種矛盾。社會成員對原體制的反抗由隱性向顯性轉化，由體制內向體制外轉化，由個體向群體轉化，社會秩序失重、混亂現象頻現。

2.行政權力擴張與私人權利維護相沖突。當前社會矛盾凸顯，利益碰撞與博弈日益復雜化，政府社會管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基于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穩定幾乎成為這個社會治理系統最堅實的基礎和最敏感的神經。”[1]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思維和諸多壓力挑戰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將社會管理片面地理解為一種消極的、防御性的手段，將加強社會管理理解為加強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控制”[2]，由此社會強制成為常性管理手段。管理者傾向于按照政治統治邏輯，不斷強化行政權力，用運動式的方法消除“不穩定因素”。在社會管制過程中，權力運行因制度約束欠缺和民主監督不足而不斷擴張超出“權力邊

界”，進入私人領域，擠壓私人權利空間，面對“控制優先”還是“權利優先”的二難抉擇時，前者往往成為了最終選擇。與此相對應，民眾權利意識覺醒促使他們不斷進行抗爭、進行體制內或體制外維權，但又不得不面對權利制衡權力仍處于弱勢地位的現實。于是，政府社會管理職能“越位”、行政控制過度和社會自主不足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行政權力與私人權利的沖突加劇，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社會公平和正義難得保證。

3.維穩高成本與管制低成效相偏離。雖然現代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為政府社會管理提供了較強的技術基礎和財政基礎，但是持續上漲的維穩經費和各地頻發的沖突事件對比反映出一個基本現實，即“越維越亂的惡性循環”[3]。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舊式“維穩”思維和以堵代疏的管制模式。近年來，為了應對各種公共安全事件，政府不斷通過增派人員、增設機構和增加經費等來提高維穩效率。投入增加對于維持社會短期穩定是有成效的，但維穩模式的偏差卻使投入增效大打折扣。這集中體現在我國各地政府在社會管理中滅火式的管理策略和后果導向的反應式治標思路。具體而言，在強大的行政壓力下，政府解決社會問題不是以維護公共利益和增進社會福利為基礎，從源頭尋找誘發矛盾的原因，解決沖突產生的根源，而是著眼于對社會風險進行消極防御或事后補救，偏重于“末節處理”，不僅無法破除僵化維穩模式中“治標不治本”問題，而且這種事后管理的反饋控制過程必然以較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為代價。除了耗費大量的顯性成本或有形成本外，政府管制形象下降、公信力流失、信任危機加劇等社會成本或道德成本增加也使得維穩成本與收益進一步拉大。

二、社會權利價值取向的現實基礎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管理思維方式、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的變化根源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情況。以維權為中心的社會權利價值取向正是來自于轉型期不斷變革發展的中國實際，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創新社會管理實踐的結果。這個價值取向旨在以滿足公共利益需求、維護并增進公民各項權利和福利為核心，通過不斷提供公共產品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構建多元合作治理機制來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具體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理由：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為社會權利的實現提供了物質保障。“社會權利的實現是需要物質條件的，因為諸多的社會權利在表現形式上就是社會福利的提供，這必須依靠經濟的發展。”[4]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經濟一直保持了持續穩定高速增長的良好勢頭，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例如，從2003年到2011年我國GDP年均實際增長10.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

8.1%。[5]經濟穩定增長為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參與權等社會權利的實現提供了穩固的基礎和可靠的保證，人們在醫療保健、公共教育、勞動就業、社會分配、養老福利等方面的服務從以往的低水平保障向較高水平的供給推進。與此同時，原有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論支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隨之轉型，公平優先、權利優先逐步進入政府公共管理的視野。

2.社會利益結構發生根本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體分化和分配機制變遷，改變了傳統社會管制的基礎。“個體利益已由個人完全服從整體基礎上的絕對依賴，轉向以實現個人利益為前提的依賴，整體已被要求為個體利益服務，幫助和保證個體利益得以實現。”[6]公民權利、利益需求的快速增長與國家公共服務保障供給不足成為社會矛盾沖突的焦點。例如，教育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和社保問題等都是其供求矛盾的典型體現。這些問題的實質，在于社會大眾對平等分享社會發展成果和文明生活條件的權利訴求與現有分配機制的沖突。因此，社會管理必須適應利益結構變遷和社會階層分化的生態環境要求，以構建服務型政府為導向，通過改進和完善民生為重點的公共服務，營造協調利益關系、解決利益沖突的良好氛圍，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權利、促進社會和諧奠定基礎。

3.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和執政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胡錦濤同志指出，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切實貫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本質和要求的高度概括，也是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根本要求。以人為本的實質是以人的價值為核心和社會本位，把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最高價值目標，不斷地維護和實現人的社會權利，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自從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了“以人為本，統籌兼顧，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以來,人本思想作為核心執政理念和主導價值訴求，已經成為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特別是政府管理創新的邏輯起點和根本導向。在人本主義理念指導下，政府開始從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思想觀念中解放出來，逐步轉向以尊重公民權利、維護公共利益、提高生活質量的社會發展目標上。通觀社會管理領域，從體制設計、政策制定、服務目的和發展動力等各個層次，無不突顯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地位。

4.權利維護是當前社會管理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現代社會沖突是“一種應得的權利和供給、政治與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8]。傳統社會管理體制解體后，人民群眾從單位制下的依賴關系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契約關系轉變，公民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民主觀念迅速增長，個體或集體維權行動趨向自覺。分析近年來發生的利益沖突現象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可以看出維權仍是當前社會管理的關鍵，例如因征地拆遷、勞工權益、環境污染侵害等引發的沖突事件大多是由于權利之爭引發的。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和有效的利益維護機制,民眾往往選擇“非體制化行動”[9]進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抗爭”，導致沖突事件頻發高發。國家作為維護公民權利的主導主體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應將保障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參與權作為當前社會管理的主導性價值取向，并為權利救濟提供物質基礎、技術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動社會權利普及化目標的實現。

三、基于社會權利導向下的社會管理創新思路

中國特殊的改革生態環境決定了社會管理創新的復雜性、系統性和艱巨性。縱觀轉型時期社會管理領域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可以歸納集中于“一位三體”四個方面：核心導向模

糊、價值觀念碰撞、制度安排短缺和組織行動沖突。因此，科學系統的社會管理創新設計必然是以實現和維護公民社會權利為基礎，從理念、制度和行動三個維度展開，其中價值認同是前提，制度安排是保障，組織協調是基礎。三者之間是相互銜接、緊密聯系的整體。

1.以培育公共精神為主線重塑價值理念。價值理念是社會管理的精神內核和靈魂。重塑價值理念就是在多元意識文化條件下通過對價值觀的定位、共享與傳播將政府與社會納入同一價值體系中，并發展成一種集體行動意識，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合作，完成協同治理和推動社會發展的目標。社會結構分化形成的多元價值觀催生了價值混亂和理念沖突，公共精神的缺失成了引發社會矛盾的深層次原因。因此，以培育公共精神為主線重塑價值理念是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首要任務。所謂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現代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以全體公民和社會整體的生存和發展為依歸的一種價值取向，它包含著對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責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價值目標的認肯與追求”[10]。從公共精神的內涵來看，它強調社會整體利益至上原則，關注社會共同體中每個人的權利和尊嚴，致力于維護社會整體秩序，營造人類社會生活與發展的基本原則和道德倫理規范，與人本服務理念存在本質一致性。因此，構建服務型政府和重塑公務員現代公共行政精神是政府公共精神培育的現實選擇。從宏觀層面看，政府須以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作為一切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屬點，將社會管理創新作為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有效工具和基本途徑，強化公務員的服務意識、責任意識和法治意識，強調公民本位、社會本位和權利本位的觀念，增強公共行政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提供優質公共產品，回應日益增長的公民需求。除此之外，社會管理創新需要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社會大眾“公民意識”的建構也是培育公共精神的內在要求。“公共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能力。作為一種理念，公共意味著所有人們，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出于個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來（公民的精神）”首先，應通過引導公民有序參與公共事務和拓寬公共空間交流平臺，使人們獲得社會共同體的認同感，增強人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主體意識和彼此合作精神，提升公民的社會互信度。其次，借助于國民教育、大眾傳媒等途徑營造良好的民主政治文化環境，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激發公民的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確立符合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和社會行為規范。

2.以維護社會權利為重點全面推進制度創新。社會發展的過程也是制度創新、制度體系逐步完善的過程。作為調節、規范與整合社會利益關系的重要工具，制度是社會管理改革的基礎，也是激發社會活力、滿足公眾社會權利需求的保障。一方面，政府應該在人口服務、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社會治安、互聯網等各個層面管理上進行整體的制度設計，變革與時代價值體系不符合的法律法規，健全人民群眾的權益保護機制，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另一方面，公民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工具和渠道，厘清與其他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廣泛參與社會管理，激發社會活力。社會管理制度創新就是在公平正義框架下，通過新的制度安排完善社會管理運行機制、操作程序、政策體系和法律法規等。重點落實到社會權利上，則是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基礎，切實保障人們的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權以及對社會管理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例如，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行公共產品均等供給；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維護群眾權

益機制、公共決策公民參與機制等。除了正式制度建設以外，主流意識形態教育、傳統文化習俗引導、誠信意識與和諧理念建構、道德約束運用等非正式制度創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從制度創新的方式來看，目前社會管理創新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下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是制度變遷的初級行為主體，通過設定改革原則和方向、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變革來實現制度供給。這種制度變遷模式的選擇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并且有利于降低組織成本和實施成本，但是也存在容易忽視與制度需求主體之間的互動、甚至制度或政策被私人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團俘虜的風險。因此，為了防止權力變異引發社會秩序的混亂，同時也為了有效地實現制度供給均衡，政府在改革中應充分重視企業、社區等組織單元參與社會管理體制創新行動，廣泛推進社區自治和社區服務工作，挖掘企業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的動力機制，從而激發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能量，由此彌補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的不足而增強持續創新的動力。

3.以分權為核心構建多元主體合作的集體行動機制。社會管理的本質是多元參與和互動合作，意味著從社會管制走向社會治理將是創新社會管理的必然趨勢。“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推動社會治理依賴于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企業以及公民之間積極而有效的合作，這種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是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力。公民擁有足夠的權力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執行和監督，將自己的社會權利訴求轉化為公共政策的表達，才能使各個主體通力合作來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因此，分權或賦權將是維護和加強社會權利的基本途徑。政府在培育和引導社會自治過程中，行政權力要逐步從“越位”領域退出來，釋放社會自主管理權力空間，并運用制度化手段確定行政權力、市場權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點”和“有效邊界”。需要指出的是，權力“邊界點”是暫時的，具有動態性。理由是政府賦予社會的空間或權力是以社會組織和公民自主能力發育為前提，“邊界點”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自我治理能力。鑒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特別是目前我國社會組織整體基礎還較為薄弱、市場不發達、傳統管制因素等影響，政府主導型改革的“路徑依賴”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改變，政府分權或放權尚不能達到理論上設想的市民社會或善治狀態。進一步說，如果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和公民缺乏足夠的自主能力，即使賦予其空間或權力也很難實現整體“合力”。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深化、政府改革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深入、社會組織崛起、公民自治能力增強等一系列基礎條件的變化，政府將賦予市場和社會更多的空間和權力，三者的“邊界”將趨于更加合理，將真正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網絡化良性互動、分工合理、各負其責。

原文標題：從社會管制轉向社會權利：新時期社會管理創新的價值走向

注釋：

[1]蔡志強《危機治理的價值重構——基于社會良序分析》，載于《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0期。

[2]孫立平《走向積極的社會管理》，載于《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

[3]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長治久安》，載于《領導者》2010年第4期。

[4]楊雪冬《走向社會權利導向的社會管理體制》，載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5]國家統計局《我國2003年—2011年GDP年均實際增長10.7%》，參見2012年8月15日國家統計局網站。

[6]李景鵬《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研究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頁。

[7]胡錦濤《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載于2011年2月20日《人民日報》。

[8]［德］拉爾夫·達仁道夫《現代社會沖突》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9]王錫鋅《通過參與式治理促進根本政治制度的生活化》，載于2012年2月1日《法制日報》。

[10]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當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論維度》，載于《北京師范大學》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