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關系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淺析
中日關系變化及影響因素淺析
蘭州油氣資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對日外交體現了堅持原則、靈活調整、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特點,中日關系經歷了“民間外交”先行的關系恢復階段;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戰略互惠關系三個階段。本文對中日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變化過程進行了概略回顧,并從歷史、文化、經濟、能源等方面對中日關系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淺析。
關鍵詞:中日關系;對日外交;中日經濟聯系;中日文化差異
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經過三代領導核心的不斷努力,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這種大背景下,中日外交關系也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到現在的戰略互惠關系。60余年來,中國對日外交策略依據外交總方針、總政策和總原則, 又不斷根據國際形勢、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進行調整,可以概括為: 堅持原則、靈活調整, 審時度勢、與時俱進。中日外交關系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階段,“民間外交”先行的關系恢復階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1972-1992);戰略互惠伙伴關系階段(1992至今)。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政府采取了主動,通過“民間外交”使兩國民間在各個領域特別是民間貿易方面進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國國際貿促會主席南漢宸向日本經濟界著名人士發出邀請,1952年5月日本參議員高良富、原參議員帆足計、眾議員宮腰喜助到達北京。這是新中國接待的第一批訪華日本政界人士,標志被封凍的中日交流堅冰被打破。帆足計等三位日本國會議員作為民間使者,于6月1日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簽訂了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為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開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來全面闡述了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在這兩項原則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達之助簽訂了《中日綜合貿易備忘錄》。1962年12月, 中日雙方又在北京簽訂了“中日友好貿易議定書”。“議定書”和“備忘錄”是1960年代中日貿易的兩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間,由于中國正確的對日政策,制訂并實行了民間外交方針,使中日關系以民間為主導進而發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進行了較為廣泛的人員交往、商貿往來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關系逐漸緩和,為即將到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日關系發展的第二階段可以稱為“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階段”,這一階段以1972年中日關系正常化為開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則標志著中日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訪華, 并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 實現了中美關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聯大26屆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 中國正式恢復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等一切地位和權利,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日本國內要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熱潮也空前高漲。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適時地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復交三原則”:(1)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2)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經歸還中國;(3)“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 應予廢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訪華,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中日首腦會談,并最終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華,經過多次會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最終簽訂,對中日兩國睦鄰友好關系基本原則進行了確認和政治上的總結。在隨后的10余年中,兩國間政府高層進行了多次互訪,中日地方政府之間也都進行了頻繁的交流與廣泛的合作,民間或半官半民的各領域各方面也開展了廣泛、深入和頻繁的交流。在這個階段中,雖然有“靖國神社”事件、釣魚島燈塔事
件、教科書事件等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事情發生,但中日交往主體呈友好化、多樣化, 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間并舉、多渠道、多領域、多層次、多形式的豐富多彩的中日交流與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國對日外交的第三階段, 以1992年江澤民訪日和日本天皇訪華為起點, 直至現今。1992年是中日復交20周年,兩國均組織了各種紀念活動,推動中日關系發展。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對日本進行了友好訪問,這是江澤民任總書記后的首次訪日。日本宮澤喜一首相與江澤民會談,發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關系”的講話,江澤民在日期間向日本明仁天皇發出訪華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1992年江澤民總書記訪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訪華,充分體現了兩國努力改善和加強中日關系的愿望,確立了發展面向21世紀的中日友好關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邀對日本進行了國事訪問。訪問中,在江澤民努力下,中日雙方達成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一系列原則共識。兩國于1998年11月26日發表了《中日聯合宣言》,這是繼《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后中日兩國規定兩國關系的第三個重要政治文件,使兩國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為21世紀中日關系發展確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則和行動指南。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關系滑入低谷,兩國政府的高層交往被迫中斷,這是中日關系的冰凍期。2006年9月小泉下臺,安倍晉三內閣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訪華,這是戰后60多年來日本首相對外訪問第一次將中國作為首訪國,得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安倍訪華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國媒體稱之為“破冰之旅”,從此中日關系進入又一個新時期。安倍訪華期間,中日雙方經過會晤發表了《新聞公報》,雙方同意“努力構筑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訪華。胡錦濤主席會見了福田,積極評價了當前中日關系改善和發展的良好勢頭。7日,胡主席與福田在首相官邸舉行正式首腦會談, 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這是中日兩國關于中日關系的第四個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錦濤訪日取得的重大成果。這一文件的發表,“體現了中日關系的新發展,凝聚了雙方的新共識,確定了發展雙邊關系的指導原則,規劃了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未來發展。說明中日關系在逐步發展的同時,正在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從全球意識出發,構建‘世界中的中日關系’,預示兩國關系將進入一個建立戰略互信、開展戰略合作的新階段”。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中日關系發展史,我們可以將其特點概括為:艱難曲折、波瀾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國與日本作為名副其實的“一衣帶水”的鄰國,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能源等多方面都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兩國的關系。以下將分別從以上幾方面對影響兩國外交關系的因素進行淺析。
第一,歷史方面。主要是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的歷史。二戰結束后,日本作為戰敗國被美國獨自占領,美國出于自身在亞洲利益的考慮,在對日本軍國主義問題的處理上,采取了消極妥協的態度,保留了后來引發中日關系不斷惡化的導火索——靖國神社,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戰后恢復階段,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地位較低,不能左右戰后的局面,這為日后日本右翼勢力的復蘇埋下了禍根。在日本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識里,日本不是被中國打敗的,而是美國。部分日本右翼勢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認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戰爭的侵略性以及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因此,在日本國內多次發生諸如日本政要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美化侵略戰爭、篡改教科書等事件。這些極大的阻礙中日關系的發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國與日本作為有著兩千多年交往歷史的近鄰,雖然兩國間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斷,但在其特有的國內普遍認同的歷史和價值觀上存在一定差異。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有著很明確的是非標準和原則,而且中國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譽分出好與壞。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駕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評價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誠于君主,都取決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國人看來,推翻一個“不仁”的君主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話,伸張正義、提倡善行與懲治邪惡、拒絕丑陋,是中國人
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基礎。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識中,是非原則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樣:“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日本學者森島通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中國的儒教是以‘仁’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為中心的儒教。”他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儒教與中國的儒教本來出自相同的經典教義,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結果在日本形成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民氣質。”名譽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譽更主要的是指對主君的忠誠。日本人很重視“保全名譽”,把名譽看得比正義、善行更為重要。無論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恥的事,只要“體面一死”,就不僅可以不再受到譴責,而且還會“成名”或成“神”。兩國這種在“名”與“恥”方面的文化差異,反映到中日外交關系中就是:兩國對侵略戰爭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國人認為,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是徹頭徹尾的非正義戰爭,日本必須就此作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卻不認為那是一場非正義之戰,認為它只是一項失敗了的“事業”。這種態度上的差異也嚴重阻礙的中日關系的持續發展。
第三,經濟方面。當前,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貿伙伴,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看,經濟相互依存關系日益密切。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日經貿關系迅速發展,從1980年的只有94億美元發展到2004年的1687.9億美元,增長了近17倍,占雙方各自外貿總額的15%左右。從2004年開始,中國(含香港)開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日本從1993年到2003年連續11年的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被歐盟和美國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雖仍在不斷增長,但是增速有所減緩。2004年日本對華實際投資累計達468億美元,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資來源地之一;日本對華ODA總額累計達33335億日元,其中日元貸款31331億日元,持續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援助國。中日建交之前,中日關系緩解的第一步就是經貿交流,可以說經濟上的來往是中日關系持續發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礦產資源貧乏,除煤、鋅有少量儲藏外,絕大部分依賴進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氣96.4%,鐵礦石100%,銅99.8%,鋁礬土100%,鉛礦石94.9%,鎳礦石100%,磷礦石100%,鋅礦石85.2%須從他國進口。這種先天性的缺陷,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日本除了不遠萬里從中東、非洲、南美、大洋洲進口所需資源之外,更多的將目光投向了周邊的國家以及本國周邊的經濟海洋區域。中國雖然自然資源的蘊藏量遠遠高于日本,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們對于一些基礎性資源的需求量逐漸加大,本國的儲量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能源消費的增長使日本感到極為不安,日本認為自己的能源補給線因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而面臨波動。因此,日本通過各種途徑加強了與中國在能源上的爭奪。釣魚島問題在中日建交時就曾提起,但當時達成的協議是暫時擱置。隨著國際能源日益緊張,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圍繞這一問題而產生的矛盾也成為阻礙中日關系發展的一大因素。
總之,中日兩國在經濟方面相互依存的關系使得中日關系和諧發展這一主題不會改變,但中日兩國在歷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關系的發展會有很多曲折。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堅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諧發展的前提下,圍繞歷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兩國將展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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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金融機構流動性變化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金融機構流動性變化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將極大的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特別作為一家地方性的城商行,流動性的變化嚴重影響到機構的穩健發展,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好壞可以直接影響到地方金融市場的穩定。鑒于銀行的行業特點,防范流動性風險是法人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中的永遠課題。流動性是指金融機構為滿足日常經營活動順利進行所需要儲備的現金以及可隨時變現的資產,是金融機構以合理成本來滿足其現金支取和債務償付的能力。自從貸款利率管制在2013年年中取消之后,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成為完成利率市場化的最后關鍵一跳,而利率市場化這個大環境對于金融機構流動性變化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本文將影響銀行流動性的因素來源大致劃分為內部因素、貨幣政策因素以及宏觀經濟因素三類。下面讓我們具體來分析這三類影響因素各自的特點。
首先,內部因素側重銀行自身業務的發展和管理, 是相對微觀的視角。從這個角度看, 銀行流動性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資產與負債結構、表外業務發展以及流動性管理水平等因素。通常說來, 不同的業務模式下, 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特征往往會有很大的差異。此外, 從微觀角度考察銀行流動性, 還應關注其他風險的轉化問題。在實踐中, 多數流動性危機都是由其他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或聲譽風險等)引發的, 是銀行綜合經營管理失敗在流動性上的反映。其次,貨幣政策因素側重的是基礎貨幣供給機制以及貨幣政策操作對銀行流動性的影響, 是相對宏觀的視角。對銀行間的交易來說, 可用于清償和使用的資金, 并非一般社會意義上的貨幣(如或M2), 而僅限于中央銀行的負債(即基礎貨幣)。在這個意義上, 如果把銀行業看作一個整體, 影響其流動性松緊狀況最重要和直接的因素, 無疑就是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及其貨幣政策操作。最后,除以上兩大方面外, 宏觀經濟狀況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比如, 經濟增長速度會直接影響對銀行信貸資金的需求, 通貨膨脹預期可能會影響銀行儲蓄資金來源和穩定性等, 因而都可能對銀行的流動性產生間接的影響。
分析上述影響因素之后,讓我們談談金融創新和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同業業務、貨幣基金等對于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的影響。對于2013年6月這個特殊的時期,各位金融機構的同仁一定是記憶猶新,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錢荒”是對各金融機構流動性的嚴峻考驗。從2013 年5 月份以來,金融市場的資金利率全線攀升,5 月7 日,三個月國債到期利率為2.59%,6 月19 日升至3.39%,升幅高達30%;6 月20 日,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高達7.66%,比5 月7 日的2.36% 暴漲了2.24 倍;同期固定利率企業債券到期收益率也從2.35% 陡升到6.97%,漲了近2 倍。資金市場幾乎失控而停盤。
我們作為一家資產規模不過千億的城商行,在“錢荒”這個時期安然度過,主要得益于對于流動性管理的重視,2014年3月1日施行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對各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起到了權威的指導性作用。現階段,金融運行中與流動性管理密切相關的值得注意的幾個特點,如:金融脫媒趨勢進一步顯現、同業交易規模不斷放大、表外業務快速發展等,都時刻提醒各金融機構,防范流動性風險的重要性。
我國金融業遵循了高杠桿化的發展思路。由于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和貸款投向受到監管約束,比如房地產行業及融資平臺貸款都受到嚴格限制。相比較之下,同業業務則相對靈活,投向范圍和受到的監管都相對寬松,尤其是在投資擴張的推動下,對資金有饑渴癥的地方政府會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領域,導致負債過高、表外資產過大。具體表現包括銀行理財、信托計劃、委托貸款等在內的影子銀行和表外融資超常規發展。根據統計,2012 年年末,上市銀行同業資產規模10.5 萬億元,同業負債12.1 萬億元,分別較2010 年年末增長100% 和72%,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同期貸款增速。
很多學者認為造成2013年6月“錢荒”的原因主要是: 金融同業業務期限錯配問題、資金體外循環問題、實體經濟資金結構性錯配問題、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形成的惡性循環問題。具體表現為,依托銀行業務迅速發展起來的同業業務,較少地受到監管,這至少會引發三個方面問題。第一,理財產品期限錯配導致兌付壓力。大量短期的理財產品投入到長期項目上,理財產品到期再籌措后續資金的時候,會給銀行帶來兌付壓力,這是期限錯配造成的流動性緊張。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銀行信貸渠道不暢時,金融同業通過各種渠道發放理財產品,一旦融資平臺風險累積加速,由理財產品的期限錯配導致的兌付壓力,也會造成流動性緊張。第二,影子銀行形成不穩定的利益鏈條。由于相應監管不到位,依托銀行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影子銀行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此次流動性緊張發生,與影子銀行業務密切相關的券商、信托、小貸、擔保等率先告急,暴露了金融業資金鏈條的不穩定性,加劇了流動性緊張時的市場恐慌。第三,金融體系內部的資金空轉。由于同業業務運作不透明,大量資金在各個金融機構間循環往復獲利,左手倒右手,在金融體系內部形成空轉現象,或者繞道各種金融產品進入非生產性投機領域,也制約了金融機構的資金供給。但是,對于金融機構來說,相對于貸款這項傳統資產業務,金融創新和表外業務又能更好的盤活資產,有利于商業銀行的發展,只要各金融機構控制好流動性風險,同業業務、貨幣基金等業務也可以適時完善市場的多樣性,在穩定中豐富遼陽的金融市場。
一方面,資產證券化和同業存單等金融創新豐富了銀行流動性管理的手段。一是資產證券化提升銀行資產流動性。未來預計資產證券化試點進一步擴大,并逐漸進入常態化發展。資產證券化的主要意義在于把流動性差的資產轉化為流動性較好的債券,從而起到盤活存量資產的作用,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進而提高流動性管理能力。二是同業存單增強了銀行主動負債能力。作為一種新型貨幣市場工具,同業存單的出現豐富了金融機構市場化的負債產品,有助于改善銀行流動性管理。對整個銀行間市場來說,它也增加了一種市場自我調節資金余缺、避免貨幣市場利率大起大落的手段,將促進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平穩運行。此外,長期來看,隨著利率互換、利率期權、利率遠期等工具的進一步普及,銀行可以使用這些表外工具進行資產負債管理,對沖和轉移市場風險。
而針對上文提到的三方面流動性影響因素,結合遼陽本地市場的特點,作為遼陽本地城商行如何加強自身的流動性管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首先,要綜合研究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要求,加強對金融機構流動性影響因素的預判,從而能夠正確估計流動性形勢,沉著冷靜應對流動性波動,避免非理性行為,保持日常流動性的合理水平。其次,在日常流動性風險管理中要統籌兼顧流動性與盈利性等目標,按宏觀審慎要求,合理安排資產負債總量和期限結構,合理把握一般貸款、票據融資等的配置結構和投放進度,謹慎控制信貸等資產擴張過快可能導致的流動性風險,加強同業業務期限錯配風險防范。最后,要在保持信貸平穩適度增長的同時,調整優化信貸結構,發展我行優勢,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以及的支持力度,從嚴控制產能過剩的行業貸款。
2014,我行的發展目標從規模優先轉變為兼顧效益和流動性,并按照宏觀審慎政策要求對資產進行合理配置,保持充足的備付率,謹慎控制信貸資產擴張偏快可能導致的流動性風險,合理配置融入資金期限,保證資金頭寸充足,有效控制期限錯配風險。同時合理把握一般貸款、票據融資等的配置結構和投放進度,注重通過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各支行存款“沖時點”等行為明顯減少,并保持了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而對于存在流動性風險的金融機構,一是建議其暫停或收縮貼現業務和貸款發放業務,減少資金支付;二是加緊營銷同業資金和各項存款,加大資金回流力度;三是實施嚴格的資金匯出報備制度,同時做好相關協調解釋工作,力爭減少資金流出;四是減持債券、應收賬款類投資等。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利率市場化的本質是一個利用市場力量篩選淘汰經濟主體和有效配置金融資源的過程。在這種背景下,對于金融機構流動性的變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對于每一家商業銀行來說,惟有提高自主定價能力和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才是不斷穩定壯大的法寶和不二之選。
第三篇:影響價格變化的因素教學設計
《影響價格變化的因素》教學設計 教材分析
教材內容共分為兩目,第一目,供求影響價格;第二目,價值決定價格。第一目主要把握三個層面的問題:①市場上的商品的價格會受很多因素的影響;②各種因素對商品價格的影響都是通過改變該商品的供給或需求來實現的;③供過于求,商品價格就升高;供不應求,商品價格就降低。第二目主要從四方面來理解:①價格由價值決定,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②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③社會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的關系;④價格受供求關系影響,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教學目標
1、知識目標:識記: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含義;影響價格的因素;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勞動生產率的含義;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理解:供求關系對價格變動的影響;商品價值與價格的關系;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
2、能力目標:解釋生活中導致某中商品價格變動的原因,增強學生解釋經濟現象的能力;由生活中不斷變動的價格深入到價值理論,增強學生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
3、情感、態度與價值目標:通過學習,使學生懂得何時何地購買商品比較經濟劃算,提高學生參與經濟生活的能力;學習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讓學生樹立競爭意識。教學重點 供求影響價格,價值決定價格 教學難點
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 教學手段 多媒體教學 教學方法
理論與生活相結合,引導、自主探究相結合,講授法 教學過程 一 供求影響價格
多媒體顯示1菜販騎著三輪車叫賣大蒜的情景15斤一袋17元錢。菜場買肉的情景。排骨每斤17元。
學生回顧去年大蒜“蒜你很”每斤買到8元多。今年5月肉是每斤12元,到現在每斤17元。問題思考 為什么大蒜和豬肉的價格會變化多端? 2影響價格的因素是什么?是如何影響的? 3你還能舉出生活中價格變化的例子嗎? 4大蒜的價格會不會低過蘿卜呀? 5商品的價格到底是由什么決定的? 學生閱讀書本11到13頁內容 分組討論這些問題 分組交流 教師點評 我們生活中也存在不少這樣的情況,那我們應該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購買商品會比較經濟劃算呢,這就需要我們了解影響價格的因素有哪些,它們是如何影響商品的價格的。我們先來看下面四組鏡頭:
鏡頭一:下雨天,露天菜場菜價下降; 蘋果遭雹災減產,價格大幅上漲;
鏡頭二:秋冬換季時,皮衣賣上好價錢,夏天卻不得不打折出售;同一種西瓜,剛上市時每斤賣到幾元錢,大量上市后每斤只賣幾角錢。
鏡頭三:羽絨服在東北賣得火爆,在海南降價也少有人問津;沿海地區水產品價格便宜,內陸地區吃海鮮就得付高價。鏡頭四:石油輸出國組織宣布減產原油,油價上漲; 教師:這四組鏡頭中,分別是什么因素導致價格的變化? 學生討論回答:略
教師總結:上述因素實際上都是通過改變商品的需求量或供給量來影響商品的價格的。雹災中的蘋果,價格大幅度上漲,體現的是氣候因素對價格的影響,而實際上,雹災中的蘋果是由于氣候變化,造成蘋果產量大幅減少,從而影響蘋果的供給量,使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蘋果的價格
教師:請同學們閱讀課本,再次體會供求關系變化對商品價格的影響,并找出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含義、特點。教師總結:圖一:商品短缺,供不應求,買者競相購買,賣者趁機提價,物以稀為貴,賣方在交易中處于有利地位,價格上漲,這種特點的市場稱為賣方市場。圖二:商品過剩,供過于求,賣者競相出售,買者持幣待購,貨多不值錢,買方在交易中處于有利,價格下降,這種特點的市場稱為買方市場。多媒體顯示結論 略 二 價值決定價格 回憶 價格和價值的關系 學生回答 略
多媒體顯示 想一想:生產同樣的自行車,甲耗費勞動時間10小時,乙耗費勞動時間8小時,丙耗費的勞動時間6小時,請問哪個人生產的自行車的價值量大?
教師:商品價值量的大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所以甲生產的自行車價值量是最大的,事實上價值量最大的是不是甲呢?如果是會造成怎樣的矛盾呢?請同學們閱讀課本,找出答案。學生閱讀 分組討論 略
教師總結:同學們回答得非常正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才能解決生產者越懶,工具越差,技能越低,價值量越大的矛盾。商品生產者只能提高個別勞動時間,使個別勞動時間等于或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獲利,否則,就得虧本。
計算自行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社會勞動生產率。想想 商品的價值量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如何?成反比
問題 價值決定價格,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價格和價值是不是完全一致呢?如果不是這又是怎么回事呢?請同學們閱讀課本,回答問題 多媒體顯示 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和表現形式 多媒體顯示 練一練 略
第四篇:影響茶葉品質變化的環境因素
影響茶葉品質變化的環境因素
茶葉變質陳華是茶葉中各種化學成分氧化、降解、轉化的結果,對它影響最大的環境因素主要是光線和濕度,其次是溫度、空氣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光線
光能促進植物色素或脂類物質的氧化,特別是葉綠素易受光的照射而褐變,其中紫外線又顯得更為明顯。由此產生一種不愉快的異味,或稱“日曬味”。試驗研究表妹,光線促使茶葉品質變化的作用不亞于水分因素,特別是綠茶。所以作為茶葉的包裝材料必須絕對避光。
二、濕度
茶葉含水量高于保管的安全水分量限(一般為6%左右)就會使品質變化加速,水分越多,品質變化越快,越容易陳化變質。茶葉的含水量又是茶葉霉變的主要條件,而外界的相對濕度直接影響茶葉的含水量。要保持茶葉的含水量在6%左右,外界的相對濕度要控制在40%以下,在大空間內要達到這種條件是相當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小空間內維持這種低濕條件。因此除了茶葉倉庫內盡量保持低濕外,茶葉商品絕對不應該散裝貯藏。必須包裝完好再入庫,并要求包裝材料防潮性良好,以免茶葉吸收外界空氣中的水分。
三、溫度
高溫會加快茶葉品質的變化。特別是在茶葉含水量較高情況下的高溫,不但茶葉的質變會加速,同事也為霉菌的著生繁殖創造了適宜的條件。低溫不僅會抑制微生物的繁殖,還能減慢茶葉的后熟作用,延遲陳化作用的到來,延長保持品質的時間。各種試驗表明,溫度每升高10℃,茶葉色澤褐變的速度要增加3-5倍。若茶葉在10℃一下條件儲藏,可以較好地抑制茶葉褐變進程。而在零下20℃條件中冷凍儲藏,幾乎能完全達到防止陳化變質。隨著科技的發展在常溫下的茶葉保險技術也能做到。
四、空氣
空氣中含21%左右的氧。一般認為茶葉儲存過程中的質變,有外界氧的參與,若斷絕供氧條件,質變就會受到抑制。根據這種設想,國內外茶葉科學工作者做了茶葉抽氣、脫氧充氧等實驗,其結果不盡相同,但一般實驗結果都表明除去氧可以使茶葉氧化作用明顯減弱。另外,空氣中含有一定量的水分,茶葉易吸收而提高含水量,促使茶葉變質;空氣中若含有異味物質,茶葉會吸收而帶有異味發生劣變;茶葉香氣物質會不斷地向空間會發,在空氣流通的情況下會造成茶香損失,茶葉品質“失風”或“走味”;空氣中含大量的各種微生物菌種和灰塵,會滯留在茶葉商,污染茶葉商品。
第五篇:甲午戰爭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劉穎041301018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古時,中國是日本學習的對象,但當時中國人自詡為天朝上國,對日本是瞧不起的。最早有唐朝,日本就向唐朝派遣唐使,日本向唐朝學習律令制、漢字等文化,學習到的這些知識促進了日本的急速發展。明末的中國雖已衰敗,在1592年至1599年還能派出10萬大軍跨過鴨綠江,聯合朝鮮取得抗倭援朝的勝利。這一勝利遏制了日本的侵華野心,贏得中國東鄰半島近300年的穩定。不得不承認日本是個很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向近代社會邁進的過程中,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使其國家實力極速強大,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它急需尋求國外市場,鄰近的中國成了它覬覦的對象,于是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
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際,日本國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們不理解為什么作為學生的日本,要對自己的老師大動刀戈,對于戰爭的結果,日本人也沒抱有期望會勝過中國。然而令世人震驚的是1894年的中日戰爭,竟然以中國戰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告終。戰爭從1894年7月25日持續到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兩國簽訂《馬關條約》,這是《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喪權辱國條約。
甲午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關系的轉折點,改變了中日兩方發展軌跡,甚至影響到今天的中日關系。日本打敗中國后,日本人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變化,從謙卑膨脹成傲慢自大。清末時日本對華稱“清國”,甲午戰后東洋三島上卻以“豬尾巴”作為稱呼中國人的綽號。華僑男子或中國留學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辮子,口中還喊:“清國奴”。在甲午戰前,在日華人相當地受歡迎,在橫濱賣衣服的來自中國的人,可比在橫濱賣藥的來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優待。”然而戰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戰爭劇目里,扮演中國士兵的日本舞臺劇演員一登場,就有觀眾向其扔花生殼和桔子皮,有的演員忍無可忍,甚至在舞臺上對著觀眾大喊,“我們也是滿懷愛國心的日本人。”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男人都剪去辮子,日本人不再稱“清國”,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戰后的日本社會充斥著“中國蔑視觀”,說中國人撒謊,中國人偷東西,中國人有無數個老婆,中國人是卑怯者,中國人是迷信家。
甲午戰后的中日兩國關系從老師學生變成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中日實力在甲午戰后進行了第一次換位。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的胃口越來越大,不斷發動對華的侵略,1900年,日本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后,日本借口對德國宣戰,出兵青島,提出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不久占領濟南和膠濟鐵路線,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中國發動局部戰爭,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叫嚷“三個月滅掉中國”。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日本竟然殲滅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土地。日本對中國造成了傷害,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后來取得的民族進步也包含著向日本學習的成果。甲午戰爭結束后,中國與日本的經濟交流,文化交往相當活躍。經濟方面是日本對華貿易量大幅度增加,在華投資辦廠,甲午戰前對華投資幾乎為零,戰后1897年,已有商社44個,在上海出現了日華合辦的紡織廠。當然,日本出于侵華的侵略目的,也大力扶植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經濟活動,間接刺探情報。在文化方面,中國人開始以日本作為自己崛起的目標,1896年,由于甲午戰敗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學生去了日本,至1905年突破萬名,規模為當時世界僅見。至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留學過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下10萬,若加上短期考察參觀者人數更要翻番。日本對中國留學生實行鼓勵政策,其主要政治目的是為了培養“親日派”,為自己的侵略擴張服務。
總的來說,甲午戰爭無論是對于當時的形勢,還是中日兩國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一些影響還延續至今,比如日本人在1895年1月,趁著甲午戰爭的勝利,通過內閣會議決定把釣魚島劃歸沖繩縣,這個決定造成了如今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種種爭端,所以每當談到中日關系,不可避免的就提及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中日關系重要的轉折點。